[05/03][综合]揭"三剑客"退役后轨迹 叶冲居家王海滨为击剑哭
共同的使命，曾经让叶冲、董兆致、王海滨拔剑站在一起；不同的命运，令三剑客告别战场，在三个城市落地生根。>>昔日的三剑客你最喜欢哪个？两名副校长、一名教练员，一帮“奔四”的男人，生活在三个不同的城市里。故事的三个主人公不仅相识多年，还有过一个共同的称呼——“三剑客”。
叶冲，上海虹口剑校副校长；董兆致，广州天河区体校副校长；王海滨，中国男子花剑队主教练。三人从国家队分手后，各司其职、各过各的日子已有四年，可是在《体育画报》的镜头前，他们仍然不失剑客的风度。
三剑客之叶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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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已经改变了太多，不再是剑客的叶冲发福了。拍照的时候经摄影师含蓄地提醒，他收收肚子，脸上没有一丝不好意思：“我老婆早就提醒我，照相的时候要收腹。”
2004年在雅典，他身穿银光闪闪的击剑服，持剑即使岿然不动，也足以让对手胆战心惊。
31岁拿下奥运银牌时，他长发飘飘，眉宇间的俊朗之气足以让日韩妹妹们尖叫不止。
他今年38岁了，有些细碎的皱纹终于无情地爬上了眼角，笑起来的时候，脸上全是满满的内容⋯⋯他随和得有些不近常理，却正是这种零距离，让你很难想像他曾经在剑场上，高举着剑，跨出马步，上演的那种“一剑封喉”的情景。
雅典奥运会前的冲刺阶段，叶冲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了一段话：“我12岁开始练剑，16岁获全国冠军，21岁获亚运会冠军，31岁获奥运会亚军，但是我心中始终存留着一个遗憾，那就是我还从未获得过奥运会冠军，只要一静下来，这种感觉就会袭上心头，让我坐立不安，这就是为什么我已经35岁了，还坚持训练，为什么我三次离开国家队，最终我又会回来。”
雅典一役是他最后的赌注，也是他在这个舞台最后的注脚。
“现在回过头去看，最留恋的时刻反而不是什么荣誉，而是那个时候年轻，前面有一个目标，为之而奋斗的感觉。”在击剑队时，由于进队时间早的缘故，王海滨、董兆致都称呼叶冲为“老大哥”。
“我觉得可能A型血的人比较适合练击剑，因为稳重些。”
叶冲的运动生涯是辉煌的，就算遇到雅典奥运会那么不利于自己的裁判，他也可以平静地跟对手握手结束比赛，对裁判也没有流露出任何愤怒或者怨恨的表情。有人形容中国的剑客太过于“绅士”了，而他的回答却是：“如果在比赛场上去和他们较劲，会输得更惨，他那样做就是希望你输，你要是去急，那就更中了他的圈套⋯⋯”
赛场外的叶冲，有一段时间迷上了电子游戏。那时他和王海滨同住一屋，迷上了坦克、俄罗斯方块，往往都是两个人在一块玩，后面还有两个人做替补——那是空白岁月中唯一的消遣，有一次两个人为了破纪录，忘我到把训练时间都抛在脑后，最后是教练敲门把他们拽到训练场上。“当时破了纪录后还得按暂停，让别人来看，让人认可⋯⋯好胜心之下，真的是把训练时间完全忘记了！”
这种好胜持续了整个职业生涯，“我在场上也是很激情的。”叶冲辩白道，只怪他那种给人以假象的稳重，让人们习以为常地把他的经典场面忘记。
叶冲打开电脑，MSN一直在闪烁，是年龄小他一轮的老婆在“查岗”——叶冲住的西郊宾馆位于北京的西北四环，吃喝玩乐十分方便，他却很满足于这种“足不出户”的生活。
他说，偶尔才会想起从前，早已经过了做梦的年龄，他再也不会做和击剑相关的梦了。
2004年雅典奥运会以后，叶冲选择退役，一心一意地在虹口剑校担任教练、副校长。每天早上七点半左右到学校，下午五六点下班；此外他还选择在上海体院硕博连读，“现在的生活和从前蛮不一样的。”
他的生活变得规律起来，“我现在的角色就是学生、教练、副校长，还有就是丈夫、父亲，我觉得生活也很重要，击剑只是你生活中的一部分。”
以叶冲的资历，担任国家队教练并非难事，只是他希望从基层开始做起来，更利于形成自己的风格和指导思维、模式，“可能一下子到国家队，有些东西会比较欠缺，那样子感性的东西多一点，理性的少一点。我现在学校读硕博连读，通过在体院学东西，以后执教就更有说服力。”就像当年在花剑队，他从来没有什么远大的抱负，只是一个脚印一个脚印地往前行走。
“我真的是那种脚踏实地的人，不过以前只知道一根筋往前走，现在通过进入社会的这些不同的角色，理解到击剑只是一部分，生活中还有许多东西去享受，去学习。”
现在的叶冲更像一个普通人，过着朝九晚五的生活。从前的生活比较单一，叶冲常常星期天只待在基地里面不出门，看看录像，现在他居然还会一周一次带女儿去幼前班，一堂课才45分钟，一个班12个人，“主要是让她感觉这个氛围，学习和别人打交道。”他在学习着，和女儿一起接触这个“新鲜的社会”。
“你这机器什么型号的？”
尽管手机里全都是女儿照片，叶冲还打算买个单反相机，给女儿拍更多更好的照片。“小时候家里条件的缘故，最小的照片只有幼儿园的，姐姐哥哥都有照片，唯独自己没有，不想女儿身上有这个遗憾。”
像每个热爱家庭的男人，聊起老婆和女儿时镜头里都盛不下他膨胀的笑容。
叶冲和妻子认识的时候，她还是一名实习的大学生，可他已经快35岁了，足足大了一轮⋯⋯因此他把妻子称作“大女儿”，把刚出生的女儿称作“小女儿”，因为两个女性都比他小很多，都需要他照顾⋯⋯问了他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是谁，叶冲脱口而出“女儿”，停顿一下又赶紧纠正：“老婆！”
这个排名进过世界前三，曾经一袭白衣、笑傲江湖的剑客坦承，他从未为击剑哭过，而一生当中唯一的一次落泪，却是在妻子剖腹产时。
聊起家常时健谈得近似絮叨，细心地为我们倒饮料，采访结束时，还像邻家大哥哥一样，执意送我们到停车场，再目送我们远走——现在的他太过于家常，也太过于真实了，许多侠客在退隐之后，应该会在某个风和日丽的下午品着茶，不无感伤地追忆着江湖的风云变幻。眼前的叶冲却只是一个家常的男人，一个随和得没有架子，会让你羡慕的那种好好先生似的上海男人。
和老大叶冲一样，老二董兆致同样没有回国家队做教练。满身的伤病是最大的障碍，董兆致的手腕肌肉已经萎缩，他还有严重的痔疮，以前备战奥运，哪怕脱肛了，也无法开刀，因为没有术后休养的时间。后来有一次他开了刀，结果手术后两天就走上了击剑台，因为奥运会。日积月累，现在大夫说他的病只能保守治疗，无法根治。
雅典奥运后，董兆致回到了他土生土长的广州天河区，出任天河区体校副校长。体校没有独立场地，只在区政府设有办公室，平日训练得借用普通中小学的场地。董兆致的主要工作就是布点、协调教育局管辖的各中小学。22个运动项目都要接触，以业余训练为主，主要是培养小孩的兴趣，如果孩子愿意练、也有前途，就送到广州伟伦体校参加训练，然后组队参加广州市的比赛。每天琐碎的事情很多，“击剑比现在简单多了。”他说。
早出晚归，朝九晚五，这就是曾经名震江湖的“三剑客”之一董兆致的现在生活。他和叶冲一样，也放下了手中的剑。
2004年雅典奥运会后，董兆致本来是有机会做教练的。
顺理成章的事情为何彻底改变？得追溯到2000年悉尼奥运会后。当时刚获得奥运银牌的董兆致分到了一套房子。“他（广东省击剑队相关领导）说省队给我解决了一套房子，我对媒体说：放屁，他最多只有1/3功劳，2/3以上是天河区（政府）解决的。”
包括办房产证，还有税，好几万，是董兆致一手一脚找人解决。尽管扫了省队领导的面子，但他不在乎。他说：“你不能将功劳全部揽到自己身上，功劳全是自己的，出问题就是别人背。
我宁愿不在那里干，也不愿忘记对我有恩的人。”
雅典奥运会过后，广东省击剑队邀请董兆致担任教练，条件是竞争上岗。三人竞争两个席位，另外两人是董兆致的师傅，是看着他长大、教他击剑的人。
董兆致不干了，“尊师重道是一个剑客基本的素质，特别是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传承尤其注意这一点。如果我抢了师傅饭碗，我何以成为一个所谓的剑客？”
“如果坐了那个位置，人家怎么看我？抢师傅饭碗的人，还怎么在江湖上混？”这是他的理由。
省队当初的任命文件董兆致还保留着，上面写着“广东花剑组教练”。“花剑有男花和女花，到底让我做什么？不明确。这不是毁我么？”据说在他走后，省队里传出了“董兆致不听话被炒鱿鱼”的说法。“真是搞笑，你说我董兆致会在乎那个位置吗？”他说。
从雅典回来后，妻子一度很担心董兆致的工作问题。后来，他回到土生土长的天河区，做了体校副校长，行代理校长的职责。他认为，人该知恩图报。而且他很自豪，“天河区的体育，我就是招牌。”
董兆致很爱惜自己这块招牌，他对自己的评价是：白手起家，没拿过一分昧心钱。带队时学生送烟酒、水果，他都退了；在体校掌握着批经费的权力，有人上门要经费，该给的给，至于不该给的，“我请你吃饭可以，但要钱没有，要命一条。”
退役之后，再也没有摸过剑的董兆致离击剑圈子并不远。这次来北京，便是做“好运北京”击剑测试赛的裁判。对于这位老剑客，击剑中心希望他时不时接触一些击剑的新东西，将来或许有用。至于北京奥运会自己会不会担任裁判，董兆致也说不准。没有击剑的日子里，董兆致还是很想念击剑的。1986年学击剑，2005年退役，正好20年。
20年，人生最美好的年华都献给了击剑。在徐徐散开的香烟烟雾里，董兆致的眼眶有点红了。
北京对董兆致来说，就是第二故乡。有时做节目重回国家队时，领导说“你们回家了，不在这儿吃饭怎么行”，这让董兆致觉得很暖心。
当年名动江湖的三剑客，一个在北京，一个在上海，一个在广州。分开了几年，联系也少了。但“只要一说起，仍然是兄弟”。这次三剑客又碰头了。王海滨是中国男花队的主教练，董兆致和叶冲同为裁判还同住一个房间。记者来到他们房间时，叶冲已经出门了。这次三兄弟本来准备聚一聚的，“昨天海滨要请我们过去吃饭，但他住得太远，后来就算了。我觉得我们三人之间不用讲太多的话，十几年形成了默契，互相一个眼神就够了。”董兆致说。各自的情况彼此清楚，这几天他和叶冲的交流就是聊聊家长里短。
相比王海滨和叶冲，很多人都以为董兆致混得不太如意。但董兆致不这么看，“人比人气死人，不能与别人比，只能和自己比。”他觉得自己花费了20年时间拼事业，现在是在事业和生活之间找到了平衡。
曾经有人找董兆致开击剑馆，他推辞了。主要是没时间，他想过那种安定的生活。“生活上我是很知足的了，还想怎么样呢？工作稳定，房子有几套，车子也有了，老婆贤惠、女儿孝顺。”他说，“有时老婆接孩子，我没去，女儿会问‘爸爸为什么没来？’她希望我们两人一起去接她时，老婆会打电话叫上我去接。”
四年前，记者曾到广州董兆致的家中采访。那时，他家位于广深铁路线旁，住在没有电梯的9楼，火车的声音时常呼啸而过。买那套房总共花了15万，买了房就没有装修的钱了，直到九运会后领了几万元奖金，才弄完了装修。现在，他家已经搬到位于广州最贵地段之一的珠江新城，新房是2005年贷款买的，当时房价是9000元/平方米。一年多后，董兆致卖掉以前的一套物业、还完了银行贷款，现在，房价已经涨到1.8万/平方米了。“不到150个平方，够用了。”董兆致淡淡地说。
此外，董兆致在石牌村（广州著名城中村）还有老房子，租金不菲。
他很满足现在的生活，两夫妻有几处房产，都有稳定的工作，工资加上租金收入，过日子够了。“不能老想着一天三顿鲍鱼、燕窝拿来漱口，这是不现实的，”他说，“最基本的平常生活需求已经满足了，干嘛还要开着宝马喝洋酒夜夜笙歌呢。”
老婆孩子热炕头，这就是董兆致想要的生活。饮食起居基本由妻子包了，董兆致穿的外套是体校发的国产运动服，棕色羊毛衫是妻子在服装市场淘的，虽然看不出牌子，但董兆致穿着很精神。对外的应酬他能推则推，晚饭尽量在家吃妻子做的饭。和妻子聊天，是他每天的功课之一。
乖巧的女儿是他的心尖肉。开车的时候，女儿会给她唱在幼儿园学的儿歌：“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有时候，黄灯亮了董兆致就开过去了，女儿会说：“爸爸停下来，警察叔叔会罚你的。”在家里，妻子很宠女儿。董兆致则不会。“有时她太刁蛮，我就不管她，比如她滚到地上撒娇，我不理她，她就慢慢爬到厨房，想引起她妈注意，她妈看到后，就会抱起来哄一哄，这算给个台阶下了。”
“妻子唱红脸，我唱黑脸。
女儿从小很懂事，跟我出去见过一些世面，现在出去很稳重的，我开会时带上她，她会像大人一样坐在那里一动不动。”说到这里，董兆致又点燃一支红双喜，脸上露出一丝不易觉察的微笑。
灭掉手中的广州红双喜牌香烟，董兆致和《体育画报》摄影师一起走出房间。西郊宾馆的空地有几排竹子，天下着小雨，董兆致置身竹林中，凝神望着前方一动不动，依稀让人看得出剑客的风采。
老大老二吃住在西郊宾馆的时候，在老山训练基地里，击剑馆五楼宽阔的场地里，一声声短促的“wie,a-li（法语“好的，开始”的发音）”格外突出。
从2006年2月开始，王海滨就这样日复一日站在这里，听到那些击剑鞋在剑道上的摩擦声，看到剑的不绝缘部分接触到导电背心时，裁判器所显示的黄色信号，之后再一遍遍地去纠正、指导着动作。
对于一名击剑运动员来说，剑条可以不停地换，但是手柄那套东西都是他自己的，也是他自己最贵重的东西。王海滨的“那枚手柄”和剑条留在了家乡南京，尘封了起来。
退役，就像更换一支磨损掉的剑头一样，是一种自然规律。
王海滨站在击剑馆，不再穿着击剑服，不再有胜利后的仰天长啸，微笑与眼泪也不再因为那电闪雷鸣般的一击——这两年来，他只是国家男子花剑队的主教练，一个站在舞台下观看表演的幕后人员。
1994年雅典世锦赛，中国男花打进决赛，年轻的王海滨担起最后一剑的重任，但第一次出剑很青涩，他们败了。
1999年马德里世锦赛决赛，王海滨的剑最先刺中对手，但当值的意大利裁判却把手指向法国人，裁决后者先有效刺中。
这记误判成为永远的痛。
2000年悉尼奥运会，又是男花决赛，又是老对手法国，又是王海滨最后一剑与对手立判生死。电光火石之间，两人几乎同时出剑，场下的专家和中国队员都认为是王海滨率先刺中对手，但裁判还是把手指向了对手⋯⋯“那个时候做梦，每回都是在梦里，用十几种不同的招式把对方解决掉。”他说。
大概是把激情留给了击剑，许多接触过王海滨的人都觉得他酷而且“冷”，直到现在，他依然不愿谈论自己的私生活，即使高兴也不会大笑，彬彬有礼也总是保持在某个尺度之中——就像一杯温水，最火热的部分已经被19年的剑道人生蒸发掉了。
现在的他并不愿意频频回首往事，因为“来来去去都是那些事，没什么可说的”。他曾经不止一次地说：“生命当中应该不仅仅有击剑，它只是一部分。”
但是过去的十几年当中，他唯一哭过的是为击剑，他曾经魂萦梦绕的也是击剑。
办公室、训练场、宿舍，在北京西郊这块方圆几公里的地方几乎就是他活动的全部范围——他完全不关心任何身外的事情，甚至不会观看其他任何项目的比赛，能让他滔滔不绝的，也仍然只有击剑。
他的喜，他的怒，他的仰天长啸，他的青春，他的所有隐私和秘密，全都在那一剑。
老山击剑馆有五层，花剑、重剑、佩剑都在各自的楼层训练。训练中，王海滨始终坚持用法语和队员交流。
悉尼奥运会后，王海滨去法国追溯击剑运动的起源地——两年多的留学生活在他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他训练时运用法语；得益于自己学的法语专业，王海滨有能力跟裁判合理交涉一些存在争议的问题；在他简单的业余生活中，看法语影碟是主项；心气高远的他没有任何偶像，风情万种的法国女星苏菲•玛索却是他的最爱。
有人说过，在法国那样的地方，随便一条街道都有着非同寻常的故事。可对于当年那个“贫穷”的中国留学生来说，生活却没有那么浪漫。
恰恰是那几年的煎熬，让王海滨意识到，这才是真正的生活——它包含着许多其他的事情，比如从前未体会过的孤独、无助，和真正对剑道的享受。
“真正高手的含义，就是到了一个全然陌生的地方，对大家微笑示意，然后用剑去解决掉所有人⋯⋯”
在国外，中国人很难融入主流社会的原因之一就是无法证明自己的价值，对于那些并不把他放在眼里的法国人，他在微笑之后拿了三个全法个人冠军。2003年波恩世界杯，王海滨又摘下世界冠军。
现在带领的这支花剑队平均年龄仅为二十四岁，正是带着新鲜看待世界的年龄，有人的头发染了颜色，还有人脚踝刺有前卫的图案⋯⋯王海滨的态度很开明：“如果可以，最好什么都不用管，只要他们能拿下好成绩，竞技体育就是这样的，一切都靠结果说话。”
作为一个少帅，两年来的执教生涯只能算是刚刚上路，要证明自己的能力，他依旧只想以微笑取代那些夸夸其谈。
站在那些发育得很好的大孩子们面前，1.85米的王海滨显得并不高大，他说话的时候从不高声嚷嚷，甚至不见皱眉头。
“王指导从不对我们凶，只是对我们很严，如果我们有什么细节做得不好就会一遍遍地做，”张亮亮说，“一个教练不见得要很凶才让我们服，我们这样尊敬他，是因为以前他做老队员时，我们亲眼看见他怎样对自己要求严格，怎样努力的，即使到2004年雅典奥运会之前都还是这样⋯⋯”
三楼办公室里有张日程安排表，几乎每天都安排得满满当当，除了正常的力量、基本技术训练之外，每天还会有个别的辅导，王海滨会穿上保护的衣服，戴上面罩，充当“活动靶人”，以各种姿态指导队员刺中自己。
每天仅此一项，就会持续几个小时，每每结束，王海滨都大汗淋漓。
“刚开始当教练的时候，看到队员们用剑，尤其是使出漂亮的招数时，手也会感觉痒痒的，还会有些不习惯。”从台前到幕后，王海滨用了一段时间适应。
从小就表现出很高的击剑天赋，17岁就在众人艳羡的目光下走入中国国家击剑队的大门，之后多次拿过国内和世界大赛的冠军⋯⋯那些荣誉和灯光渐行渐远，“我现在已经慢慢习惯这种生活了。”
王海滨把自己比喻成排戏的工作人员，“有一次一位法国教练和我讲，你知道真正最幸福的时刻是什么吗？那就是你看到队员拿到冠军，站在领奖台上的时候，这个时候尽管你知道所有的光芒和荣誉都应该归于他，你应该只站在角落看着，但你还是知道你多么幸福⋯⋯从前我无法理解，现在完全体会到了。”
几乎每个运动员都会希望江湖中留下自己的名字——王海滨却把这一切看得很淡。“就算拿下过一枚奥运金牌又能说明什么，又有谁会一直记住你，现在还有人记得2004年那些举重冠军的名字吗？就算记住了，2008年奥运会一有人拿了冠军，大家很快就忘记了2004年的那一拨，而到了2012年，很快会再把2008年的忘记了。”
现在走在路上，王海滨还会被轻易地认出来，索求签名，但他轻笑一声，“有名气又能怎样？打出租车能不要钱吗？吃饭能免单吗？还是因为被认出来有什么便利？”
他一如既往表现得低调：唯有从他无名指上的戒指能判断出他的婚姻状态，他没有许多运动员追求的名牌衣服，出入靠中心的一辆破旧捷达车代步，言语之间也不夹杂远大志向，甚至会对别人的赞扬有些不屑一顾。
“我本来就是这样的人，不会太去在乎别人说什么，一直都以自己的方式过着。”
十九年以来运动员生涯打造出来的“自我”，加上击剑运动所需要的那种贵族气质，最后的化学作用形成了他的这种 “不食人间烟火”。时至今日，在特定的场合，他还能大段地背诵出法国诗人阿波利奈尔的那首《米拉波桥》，吟唱一段心碎的恋情：
时光消逝了我没有移动
米拉波桥下塞纳河滚滚的流
我们的爱情一去不回头
哪堪再回首
为了欢乐我们总是吃尽苦头
⋯⋯
每座城市都保留着特定的记忆，巴黎用诗歌怀念着阿波利奈尔和那位姑娘——讲述诺言，感叹岁月。法语如此轻柔优雅，在法国的第一堂课上，王海滨就爱上了这首诗。从17岁开始的种种、悲情的最后一剑、法国流浪般的生活、命运的波折⋯⋯这些片断，如此急迅却又如此缓慢，唯有这名的剑客能诵读出《米拉波桥》的韵味悠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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