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20]崖山之后，已无中国
【崖山之战】宋蒙(元)战争从公元1235年全面爆发，至 1279年崖山之战宋室覆亡，延续近半个世纪，它是蒙古势力崛起以来所遇到的费时最长、耗力最大、最为棘手的一场战争。据史料记载，公元1279年2月，南宋残军与元军在新会崖门海域(今属江门市)展开了一场历时20多天的大海战，双方投入兵力50余万，动用战船2千余艘，最终宋军全军覆没，战船沉没，海上浮尸10万，并给南宋王朝划上了句号。
南宋的大臣陆秀夫在国家将要被蒙元灭亡的时候，背着年仅9岁的少帝投海而死。就这样，陆秀夫背着少帝，投海自尽，许多忠臣追随其后，据说达十万人之多。这就是南宋最后一战的崖山之战。南宋的陆秀夫死了，赵宋终结，古典意义上的中国也随之灭亡，中国第一次整体亡于游牧民族之手。这场战争的两个对手的来历都不平凡，赵宋的灭亡也不是中国历史上传统的改朝换代，所以下面介绍他们各自的前世今生。
【赵宋王朝】
若拿起一幅"清明上河图"细细揣摩，则不得不感叹，赵宋确实是一个适合居住的时代，汴梁固然是清平的花花世界，便是"暖风熏得游人醉"的杭州，也引来了强盗的觊觎。柳永的一曲小调夸夸杭州的"重湖叠崦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就让完颜亮立志"立马吴山第一峰"。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天水一朝"(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想必大家耳目能详，这是陈寅恪的话。
李约瑟：宋代是中国"自然科学的黄金时代。"
又是陈寅恪："宋文化是华夏民族文化的最高成就，宋文化是今后文化发展的指南，我国民族文化的更新，必将走上"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的道路。"
内藤虎次郎(1866-1934，日本"学"创始人之一)：宋代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日本学"唐和宋在文化性质上有显著差异：唐代是中世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
谢和耐(JacqueGernet)：宋代是"中国的文艺复兴。"
既然这是文艺复兴，那么这样的复兴为什么在后来终止了呢？为什么没有如欧洲发生的那样走上持续复兴道路并进而走向新兴资本主义道路？这个近世的开始是怎样被打断的？那个继承她的弓马娴熟的所谓元朝为什么没有继起这样的文艺复兴？我一直思量，如果不是那个只知残酷虐杀汉人，欲变青天下所有的农田为牧场的元朝来统治中国，我们会面对怎样的中国呢？历史在我眼前渐渐模糊，仿佛永远也看不清他的真正面目。一声叹息。
赵匡胤向后周的孤儿寡妇下手篡夺江山的时候，绝对想到了他的子孙也会面临这种局面的可能性，因而在制度上作出了种种安排，以防止体制内异己力量的崛起。中晚唐，五代时期，"武人跋扈，世局动荡"，因此抑止武人力量对赵匡胤而言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命题。赵匡胤采取了种种加强中央集权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措施，概括言之无非强干弱枝，崇文抑武。
在政治方面：
一，削宰相权，左右设枢密院和三司，分军权和财权，宰相权力则"远逊汉唐矣";
二，设御使台和谏院，合称"台谏"，只对皇帝负责，监督政府，隐有现代监督制度的雏形，但是在专制皇权下，不重取证，风闻言事，往往成党争，以及诬陷之源;
三，设四监司，加强了对地方政务的控制，在州以上设路，每路设经略安抚使，转运使，提刑安察使，提举常平使等四司，分管地方军，财，刑，粮，他们直接对中央负责。
军事方面：
一，不得不提的是杯酒释兵权，我朝太祖每不屑唐宗宋祖，以为稍逊风骚。然观太祖贬少奇及斥德怀事，其胸怀则远逊宋太祖。宋太祖对待功臣的态度是虽不愿共享天下，亦愿意让功臣们"多积金银，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以终其天年"。其宽仁自不必多言;
二，定制兵之法，简单言之，枢密院掌握募兵，训练，补给，屯戍，补充等，相当于我朝总后和总装以及总参。殿前都指挥使、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总号为三帅，握领军之权，不可逾越，则相当于我党中央军委和国家军委。其军事机构叠床架屋，一二年内驻外军队即换防，其领军将领亦定期更换，使"兵无长帅，帅无长师"，然而却生了另外一个弊端，即"将不知兵，兵不知将"，埋下日后抵抗北方游牧民族入侵迭遭失败之伏笔;
三，文官领军，文人固然少有倚兵自重之心，但是在周边群狼环伺的情况下，仍然不敢重用武将，则是自寻死路。有宋一代，作为武人，其境遇是比较凄惨的，上头猜忌不说，民间也渐生鄙视之心，"好男不当兵"的俗语大概就是那个时候流行起来的。可能是成熟文明的通病吧，社会精英都聚集到文人那边去了，从事文学，历史，科技或者官员的工作的人的待遇和前途要远远好过于做一个职业军人。
如果宋人了解今日的文宣手段，他们一定可以鼓起更大的声浪大肆宣传"十三年来的成就无与伦比，实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云云。宋代是中国古代经济、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光辉灿烂的时代，诸如天文学、数学、医药学、机械学、火药、指南针、活字印刷术、造船技术等方面成果累累。文学、史学、哲学和艺术也发展到新的高度。当时涌现出众多的科学家、发明家、史学家、哲学家、文学家、画家和诗人。四大发明中的指南针、火药、印刷术就产生于这一时期。《太平御览》和同时编纂的史学类书《册府元龟》，文学类书《文苑英华》和小说类书《太平广记》合称为"宋四大书"。1078─1085年，宋朝的《埤雅》中，对265种动植物作了解释(陆佃)。1163年，中国宋朝已开始金鱼家化的遗传研究。十三世纪，宋朝发表《洗冤录》，内容是尸体检验的各种方法，
是一部较早的法医著作(宋慈)。1270年，宋代的《尔雅翼》中，有生物界生存竞争的记载(罗顾)。
对于普通的城市小市民而言，宋朝是一个适合居住的时代。汴梁城里，州桥夜市煎茶斗浆，相国寺内品果博鱼，金明池畔填词吟诗，白矾楼头宴饮听琴，一座汴梁城中，处处皆是"情调"。当然，高坐于东京樊楼之上，与那心仪的姑娘，焚上一盘兽香，相对坐调笙，看伊轻持了如水并刀，在一盏钧瓷的莲花盘里，纤纤玉指破新橙，则是每一个罗曼蒂克少年的不二选择了。宋代几无宵禁，娱乐场所众多，据说还不杀读书人，崇尚"自由"的小资们大概最喜欢。就连来到这里的犹太人，也不觉化身而为中华子民。今天环顾全球，大概只有他们这批犹太人真正融入了本地的人堆儿里面，再也挑不出来了。(党人碑《落日余霞——大宋帝国的兴衰荣辱》，这一段描述很经典，所以就借用了，我们在《东京梦华录》亦可以看到相关文字)。
宋的商业和城市
南宋时，已有不少人改变了以前把手工业当作末业的看法，而认为"士农工商此四者皆百姓之本业"。并说这是自有人类以来就有的，不可以改变的事实。
据《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记载，北宋熙丰年间，岁入缗钱六千万，南宋淳熙末年为六千五百三十万缗，略高于北宋。
南宋都城临安是当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从浙江及其他州郡前来的货船，络绎不绝。此外，平江、建康、鄂州、江陵等沿江城市，手工业和商业都很发达。墟市则比北宋更加普遍，仅广东一路就有墟市八百个，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商业的繁荣。
南宋国内贸易比较发达。南宋政府在淮河沿岸及西部边地设立市场，称为榷场。除榷场外，民间私下交易的数量极多。在今吉林、内蒙古等地的墓葬中，均曾发现南宋湖州制造的铜镜。在内蒙古西部黑水城遗址中，也曾发现福州刻印的书籍。至于景德镇和龙泉的瓷器，更是遍及全国。
南宋的海外贸易也超过北宋。高宗末年，市舶收入岁达200万贯，超过北宋治平年间岁入63万贯的两倍多。由于商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货币铸造供不应求。在对外贸易中，铜钱又大量外流。纸币日益代替铜钱，成为主要的交换手段。宋人市民社会的发育亦已比较成熟，宋人虽然重视回归家族，敦亲睦邻，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结构的变化，势必带来社会空间的扩大，也造成个人进出家族内外的灵活转圜余地。人口大规模流动。自中唐已始兴起，宋代更是势如离弦之箭，欲罢不能，而且有若干新的措施在制度上助长了这种趋势。市民社会的生存空间，亦应运而生。中国自古有常言道"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宗族"社会和市民社会公共空间呈现出双向信道的形式，就正反映着这样的社会现实，至今亦然。在宗族社会和朝廷庙堂之间出现了一个颇具规模的公共社会空间，才有可能培育出新兴经济的萌芽。邓子琴言：
"尝考宗法时代与门阀时代皆为有形之社会组织，盖此两时代均有血族及经济关系，以为联系之资。至于士气时代，在经济为各个独立，互相等夷;在血族为人尽其道，不相限制。朝廷全以科举取士，苟士之有聪明才能者，咸能自奋一有所表焉。故此时代欲研社会风俗之中心，惟以士人之气节风格为重。"(《中国风俗史》(成都：巴蜀书社，1987年，175页)。这就道出了士族地位上升时代，晋身的阶梯已非依靠家族和血缘的助力，而是强调了个人奋斗的重要。
而宋朝的土地政策亦加速了这一进程，宋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不抑商的朝代，在土地上，他不抑兼并，一方面不抑兼并，使土地能够集约化的经营，并腾出大量剩余劳动力(据估算，当时不足1%的人口占有了全国土地的70%，而每年进入流通市场的土地占全国总面积的20%);另一方面成功的发展了工商业，不仅仅吸收了大量农村劳动力(仅信州铅山的一个铜铅矿就常雇有十余万矿工，日夜开采)，更重要的是促进了社会经济，生产力的飞速提高。他那发达的经济、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因发达的经济而产生的新阶层和新思想，都在预示着质变将要到来。中国将向一个新的高度跨越。但这个高度不是资本主义，但应该更合适中国。虽然，不如西欧那样因邦国林立的竞争带来的所谓的公民社会，以及罗马法的立法的精神，但是宋王朝的市民社会确实发展到了一个比较发达的阶段。
【宋的农业】
宋金并立时期，南方的水利事业大大超过北方。史载："南渡后，水田之利，富于中原，故水利大兴。"(《宋史·食货志》)除了修复久被堙废的水利之外，还修建了不少新的工程。南宋的圩田面积又有扩大。如太平州的当涂、芜湖、繁昌三县，圩田面积占全县农田的十分之八九。宣城县有圩田179所。另外，涂田、沙田、梯田等也大量开垦，农田面积不断增加。农业生产技术也以江浙一带最进步，四川次之。江浙农民深耕熟耨，使土细如面。大暑时节，决放田水，让太阳曝晒，使苗根坚固，称为"靠田";苗根坚固后，再车水入田，称为"还水"。此后，遇旱不枯，可保丰收。当时，上等田亩收五六石。"苏湖熟，天下足" 的谚语由此产生。
南宋时，植棉区已不限于两广和福建，逐渐推广到长江和淮河流域。由于经济作物的逐步推广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宋代特别是南宋，无论在官田上或私田上，采用货币折租的形式也有所增多。
【宋朝时对外贸易】
宋代政府不遗余力地发展对外贸易。最初指定以广州、明州、杭州为外国贸易港，并在这些港口设置"市舶司"，处理征税与管理对外贸易的一切事务。
后来，福建的泉州发展为繁荣的商港，对外贸易给国库带来极大的岁入。北宋时代，广州港的关税收入竟占全部关税的十分之九以上。到了南宋，财政困难，政府要增加收入，更倚重对外贸易，频频奖励与外蕃通商，这时候，泉州的地位足以与广州相颉颃。
据《岭外代答》与《诸蕃志》的记载，证实了自11世纪时中国与马来半岛各王国间贸易的频繁。从半岛输往中国的有：樟脑，保豆蔻，沉香，速香，檀香，象牙，犀角等。从中国输入半岛的有：金，银，铁，瓷器，米，盐，绢及酒等。
宋代对外贸易输出中，最大宗的是陶瓷器，宋代南方的青瓷，以浙江西南的龙泉窑烧制的最为有名。其开始烧制陶瓷器是在五代以后，到了南宋，龙泉青瓷器的烧制技术，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中国陶瓷史上是一个辉煌的时期。龙泉的青瓷大都在泉州出口，由中国或外国商船运输到海外去，据《朱或萍洲可谈》记载：船舶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储货，人得数尺许，下以储货，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
在吉打布秧河流域，曾有大量的宋瓷出土，这些青瓷，大都是浙江龙泉窑的产物。1936年，威尔斯博士在好几个不同的地方，发掘出大量的龙泉瓷碎片，上有各种不同的纹饰与图案。
然而以上种种在游牧的蒙元入侵后被完全毁坏，这个可怜的处于中国式封建文明的最高阶段的社会的发展嘎然而止。蒙古人的来到，杀死了一半的中国人，剩下的另一半为他们种地，做工，提供奢侈品。处于种族隔离的藩篱之下，成为蒙元帝国治下最下等的一类人，帝国的统治阶层虽然文化低落，然而依然极端鄙视和仇恨这些文明高于他们的人群，他们始终拒绝汉化，在九十五年的统治中，基本上没有接受汉文化，帝国上层的官方语言显然不是汉语，他们三心二意的短期恢复过中国人操练的很熟稔的科举考试，然而这种技巧复杂的运作对帝国而言还是太复杂了，而且帝国上层内部对于大量接受汉族中国人进入政府的前景显然是恐惧的，所以后来又取消了这种中国式的文官选拔制度。帝国对数量众多的中国人始终是持怀疑，排斥的态度，除了提供粮食和其它维持社会生活正常运转所必须的生活用品以及提供赋税。似乎蒙元帝国的蒙古统治者无法发现汉人的其它价值，而且热爱自由的中国人的反抗也是此起彼伏，所以蒙古人抑止不住喜欢杀人的野蛮本性，定期屠戮中国人。在海边，蒙元军队把一队队百姓定期扔到海里喂鱼，在内陆地区，蒙元在各个路口设卡，盘查百姓，发现所谓"赵，张，王，李"四大姓汉人就拖到一边杀了。这种酷政只是在担心激起更大民变的情况下才被取消。这方面的不良记录可以一直追溯到蒙元开国时，就有蒙古统治者提出杀光汉人的对策，只是在汉化的契丹人耶律楚才的委婉劝说下才停止这个动议。而耶律楚才只能使用这样的理由：试问杀光所有的中国人，谁来为我们种地？我们向谁收税？蒙古人两手空空来到中国，将中国人民作为他们的电池，寄生在中国土地，最后中国人复国成功，蒙古人最后两手空空回到草原故地。他们身入宝山而什么也没有得到，这也是一个绝妙的讽刺，只是因为处于游牧奴隶社会阶段的蒙古统治阶层文化太低落，加上他们建立的是世界性的帝国，治下不但有蒙元帝国，还有其它的如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等，他们的地域超出了中国的范畴，所以蒙古人不局限于中国一个地域，他们与草原故地的
联系特别紧密，他们定期回到草原，无法切断与草原的脐带，不可能化身为中国人，而他们对待中国人的残酷杀戮态度也使得他们和中国人始终对立，命中注定这个寄生的帝国无法长期骑在中国人头上。
【结语】
崖山之后，宋朝灭亡，中国可以说已不存在，当然，文化还是艰难的在民间存在着，游牧的蒙古人基本上不接受汉化，汉人却面临着胡化的危险。作为中国人，我们在反省历史上各汉族农耕王朝施政得失，政治制度清明或黑暗的时候，不应该斤斤计较各汉族农耕王朝的种种缺失，却忘记这是我们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之间你死我活的种族的战争，不然我们的祖先费那么大气力在文明的边疆地带修建长城干什么？是为了更好的压迫我们国内的人民吗？显然不是，是为了抵御年年南下掠夺人口和财产的骑马民族。这些骑马民族杀死成年男子，掠夺妇女儿童增加他们的人口，然后这些汉族的后代长大后再回来掠夺汉区。看看现代土耳其人，他们的血统和欧洲人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但是他们是中亚的突厥人，和现代的中亚人不应该有这么大差别的。为什么呢？还不是骑马民族掠夺他族人口增加自身实力造成的吗。土耳其突厥人滋扰了欧洲一千余年，把自己也完成了升级改造。当然，反省自身的制度也是必须的，汉族人内部的改朝换代是属于文明内部的自我升级改造，而游牧民族对汉区的入侵纯粹为了掠夺而已。
汉文明在宋朝时候，领先世界，富有人文精神，科技发达，抵抗也最强烈，最后一个亡于蒙古巨兽。此后汉文明再也没有振作起来，市民社会的发育，新型商业经济的发展，以及科学技术的创新都无从谈起，我们丧失了最好的发展机会。虽然一百年后汉人复国成功，继起的明王朝开始时还是受到蛮族很大影响，大开历史倒车，无视生命价值，大杀名臣，廷杖士大夫，夷人九族，无复宋王朝尊重生命价值，尊重言论自由，以及不抑制商业，重视对外贸易的传统，汉人在遭遇北方骑马民族的重创后，开始变得保守和并执行闭关锁国政策，其统治思想更趋保守。其统治阶级相比较宋朝统治者而言也更残忍好杀，视人命如草芥，恰是汉人复国与蒙古人残酷斫杀过程中，习得了对手的野蛮习气，敌我生死作战的大环境下，已没有了中间地带，非我即敌，因此对待不同意见的宽容已大不如没有遭遇整体性亡国的宋。朱元璋死后活人殉葬，恰是蒙古的野蛮作风的恢复。在百年沦亡的情形下，中国的精英尽丧蒙元之手，因为敢于抵抗的人都牺牲了。大屠杀使汉人精神麻木，丧失了固有的仁慈精神，使经历了大屠杀后剩下的人麻木苟且。以一个普通中国人的感觉而言，宋朝留下了灿若群星的文人，官员，名臣大将队伍，他们一个个面目丰满，个性独特，亦可以让我们感受到宋的独特性。杨家将，宗泽，岳飞，寇准，苏轼，秦观，周邦彦，欧阳修，晏殊，李清照，司马光，沈括，王安石，这些名字即使对今天的中国人而言，也是如雷贯耳。更不用说，水浒中的人物，好像都不是贫穷农民，大都是小市民，军官，流浪汉，地主或者是政府公务员等，宋的社会空间的扩大在小说中亦有间接反映。整个蒙元，恐怕只有《窦娥冤》了入选课本了。也许中国的命运正如窦娥那样吧，希望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 的确，蒙元对汉文明社会的打击是巨大的，到了明朝都未有起色，不过只有在层次较低的小说上另辟蹊径了。45～～ 正像文章里说得，改朝换代是文明内部的自我升级 如果真如楼主所说 ,那今天的中国又算是什么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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