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25]清宫档案揭秘系列之清宫太监的命运
宫墙内的男人时空倒转，让我们回到二三百年前的北京城。当夜幕降临，浓浓的夜色笼罩着雄伟肃穆的紫禁城。皇宫内的朱门开始隆隆地层层关闭，一阵尖细而悠悠的喊声“下斤两！”在空中回荡，那是值宿的太监们在招呼关闭各宫宫门。然后，一切归于寂静。偌大的紫禁城，显得格外幽深、阴森。
在这高高的宫墙团团围起的宫殿中，除了皇帝和他未成年的儿子，惟一获准能在这里过夜的男人，只有太监。
太监，是指封建社会中那些被阉割而失去性能力后在帝王宫廷内侍奉帝王及其家庭其他成员生活的男###仆。在史书上，太监也叫寺人、阉人、宦官、中官、内官、内侍等等，叫太监则是封建社会晚期——明、清两个朝代的事情了。太监是封建社会的一个丑恶而畸形的产物，他是由封建社会的宫廷制度制造出来，而又寄生于封建宫廷的一个怪胎。
人和人命运是这样的不同，在封建制度下，皇帝可以拥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同时为了保证他对这群女人的独占，还必须让数千个男人变成残废，永远失去做男人的权利和尊严，失去家庭的温情和欢乐。这些男人一辈子将痛苦地生活在社会的阴影之中，得不到人们丝毫的怜悯和同情，而换来的则是整个社会的蔑视与轻贱。
这就是清宫太监悲惨而痛苦的命运。 撕心裂肺般的痛苦经历
鉴于明朝统治的黑暗腐败，清初的皇帝在宫廷制度上进行了一番鼎力改革，这其中也包括宫廷之中的太监。
在清朝，宫廷中一般使用太监两千名上下，最多时也不过二千八百多人，这个数目比起明朝的上万名就差得远了。这些太监除了少量被处以宫刑的战争俘虏或年幼罪犯以外，绝大部分是从民间招募而来的。
当时，直隶也就是今天河北省的青县、静海、河间、大城、南皮、任丘、涿县等地以及今天北京郊区的昌平、平谷、大兴、宛平等处都是集中出太监的地方。报名做太监的都是穷苦人家的孩子，他们的父母为生活所迫，便把他们的孩子送入宫中做了太监。特别当一个地方出了几个当太监的发了财，忽然间又置田产又盖房，这种现象不能不对那些走投无路的贫苦农民产生极大的诱惑力，他们彼此介绍、援引，终于把自己的亲生骨肉送上了这条断子绝孙的悲惨道路上来，甚至一些已经结婚生子的青年也自愿净身做了太监。
据《大清光绪会典》记载：清宫太监的招募工作通常由总管内务府下的会计司负责。会计司下设两个“牙行”，具体负责太监的招募和“净身”手术的实施。《晚清宫廷生活见闻》是新中国成立后由北京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组织编写的有关清宫生活的一本回忆录。在这本书中，有晚清宫中的老太监回忆说：光绪年间，在北京有专门干这种“净身”营生的，著名的如北长街会计司胡同“毕五”和地安门外方砖胡同的“小刀刘”。这两家的家主都是清朝总管内务府的七品官，他们每年按季给宫中选送四十名、全年共一百六十名新太监，净身一类的手续就全由他们两家包办了。
准备当太监的孩子在做“净身”手术前，先要由净身师和孩子的家长或代理人订立文书，写明系自愿净身，生死不论，免得手术出了麻烦，净身师跟着吃官司。生死文书签完后，孩子就被送上了手术台。
关于净身阉割的方法及实施手术的过程，一些资料、包括晚清宫廷太监的回忆录都有过记载，可惜都过于简略。民间传说中对此事说得灵龙活现，但其可信度却是极低的。我们不忍把这种人世间最凄惨，沾满血腥气的场面现于笔端，故在此略去不记。
这种所谓的“净身”手术，实际上与农村的劁猪骟马没什么两样。那些开牙行的人，就是一群毫无人性的“屠夫”，他们把成百上千的孩子当做猪马一样来任意阉割，也正是这些被残害的孩子的血和泪，凝聚成他们源源不绝的财富。可以说，进了牙行，就如同进了“鬼门关”，好端端的一个孩子，变得人不像人、鬼不成鬼的样子，除了少数人将来能够有升官发财的机会外，绝大多数人都将在痛苦和屈辱中渡过自己的一生。
牙行由于有一套专供净身用的设备，再加上专业的“净身师”积有丰富的手术及护理的经验，因此成功率是相当高的。但同时他们要收取一大笔费用，加起来大约需要近百两银子。这样一大笔钱，穷人家一般是拿不出的，于是还得立下“借据”，等孩子进宫做了太监，牙行再从他们当太监应领的“月份”银里扣回，这笔债弄不好十年都还不清。正是由于手术费高得吓人，许多穷人家付不起手术费，就铤而走险，由家长自己动手给孩子阉割。但是，在清初私自阉割则是违法的。按顺治三年（１６４６）所定律例，凡私自阉割者，本身及下手之人均予处斩，后来又补充规定连该管官员也一并治罪。一直到了乾隆四十八年（１７８３），直隶安肃县民人王二格由于家贫，把自己十一岁的儿子王成私自净身，事发后父子均被捕收监，后经乾隆皇帝弘历亲自审讯，了解到确因家贫实情，于是下令释放王二格父子，把王成安排到热河行宫当差，并传旨取消了严禁私自阉割这一条刑律。
尽管私自阉割不再违法了，但这仍然是十分危险的事。请想一想，那年头，没有麻药，没有消毒药、止血药之类的药品，硬把一个活蹦乱跳的孩子按在炕头上，把他要命的器官从身上生割下去，那该多么危险、多么疼痛啊！晚清太监马德清老先生回忆这难忘的酷刑时，痛苦地流下了眼泪，他说：“我九岁的那一年，有一天，我父亲哄着我，把我按在铺上，亲自下手给我净身，那可真把我疼坏了，也吓坏了，疼得我不知昏过多少次。……我不懂父亲为什么这样整治我，我也没有淘气，惹犯老人家啊！这件事，自己总不愿想，想起来，心就像挨针扎一样疼啊！”狠心的父亲，就这样亲手摧残了自己的孩子，不久，由于良心的自责，他也失踪了，从此石沉大海，杳无音讯。像这样的人间悲剧，在这种人吃人的社会制度下，又何止一桩两桩？
“净身”的经历，对每个太监来说，都是一个惨痛而且挥之不去的噩梦，然而，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这仅仅是噩梦的开始。 虫蚁一般之人
太监们入宫后，生活水平确实有了明显的改善和提高。
他们在入宫时，每个人都得到了一笔可观的安家费。入宫后，每月还可以按品级得到相应的“月薪”，按季领取一份“口粮”。根据《钦定宫中现行则例》规定：四品宫殿监督领侍、正侍，即敬事房大总管和总管太监，他们每月能得到银八两，米八斛（清制，一斛为五斗）。而刚刚入宫的小太监，每月也能得银二两，米一斛半。如果单从月薪这一点来比较的话，可以说清宫太监的生活水平已经不算很低了。拿一个月薪银三两的普通一等太监来比较，他折合年薪为三十六两，要比当时朝廷的九品文官的俸禄每年三十三两还要多一些。至于皇帝身边内殿、奏事处的太监，他们的年薪已达四十八两，竟然超过了七品知县。
除了按月领取月薪银米外，太监们每年还能得到名目繁多、数量不等的赏赐银两及各种物品，如果把太监一年中所得到赏赐粗略统计的话，有时甚至能远远超过他们的月薪和年薪。比如，遇到皇帝登基、亲政、大婚、万寿以及皇太后、皇后千秋寿辰、皇子公主诞生等喜庆日子，宫中都要大大庆贺一番，宫内上下包括妈妈女子及太监等，都能得到一份赏赐。但赏赐的多少，要由当时国家的经济形势的好坏以及皇帝和各宫主子的情绪好坏来决定。如果太监把自己的主子侍候得非常满意，那他随时都有可能得好处，包括升官（太监中的官）和发财。不过，宫中太监的升补有严格规定，普通太监要想升补首领太监一般得有在宫里服役三十年的资历，破格提拔的机会并不是人人可求的，除非像安得海、李连英那样有在慈禧太后身边又深受宠信的特别机会。因此，在宫里遇到的好处绝大多数是皇帝及后妃各宫主子的赏赐。赏赐的东西也不尽相同，小到几块点心、一个荷包，大到价值千八百两银子的皮袍或漂亮的住宅等等，全在皇帝或主子们的一点头、一摆手之间了。
从一无所有的乡下穷孩子，到现在的衣食锦贵，这生活简直是天上地下之分了。但是，在清朝皇室看来，太监不过是一群奴才，之所以给他们较高的生活待遇，是为了换取他们对皇室绝对忠诚、绝对听话的服务，因此对太监的管理必须严格，不容出现半点差错。在这个问题上，清朝的几个皇帝都有过明确的指示。康熙皇帝玄烨说，太监算什么，太监不过是“最为下贱，虫蚁一般之人”，把太监当成了虫子蚂蚁；乾隆皇帝也说，太监是“乡野愚民，至微极贱，得入宫闱，叨赐品秩，已属非分隆恩”，就是说太监这样卑贱的人，能够让他们进入宫中服务，还授给官职品级，已经是恩惠得很过分了。这些话，作为圣训，已经把太监是卑贱的奴才这个定位，列入了皇室的祖宗家法之中，子孙后代都要严格地遵循执行，这正是有清一朝太监管理最严格、宫廷秩序最稳定的重要原因吧。 数不尽的清规戒律(1)
鉴于明朝太监干预朝政的历史教训，清朝皇室从一开始就不能容忍太监有一丝一毫地干预朝政的行为。开国之初，顺治皇帝福临在顺治十年（１６５３）就颁布了一道上谕，对太监做出了六条严厉的规定：
一、非经差遣，不许擅出皇城；
二、职司之外，不许干涉一事；
三、不许招引外人；
四、不许交接外官；
五、不许使弟侄亲戚暗相交接；
六、不许假弟侄名色置买田产，因而把持官府，扰害民人。
两年后，顺治皇帝福临又命工部铸成一块高一百三十四厘米、宽七十厘米、厚六点五厘米的铁牌矗立在宫内交泰殿门前，上面镌刻着他的另一道严禁太监干政的上谕，其全文如下：
“皇帝敕曰：中官之设，虽自古不废，然任使失宜，遂贻祸乱。近如明朝王振、汪直、曹吉祥、刘瑾、魏忠贤等，专擅威权，干预朝政；开厂缉事，枉杀无辜；出镇典兵，流毒边境；甚至谋为不轨，陷害忠良，煽引党类，称功诵德。以至国事日非，覆败相寻，足为鉴戒。朕今裁定内官衙门及员数职掌，法制甚明。以后但有犯法干政，窃权纳贿，嘱托内外衙门，交接满、汉官员，越分擅奏外事，上言官吏贤否者，即行凌迟处死，定不姑贷。特立铁牌，世世遵守。
顺治十二年六月二十八日”
这道敕谕后来也成为清朝皇室的祖宗家法，但有触犯，多会被处以极刑。康熙元年被斩首的太监吴良辅，就是第一个被祭刀的太监。吴良辅是顺治皇帝身边的亲信太监，他的其他事迹档案及文献资料中均鲜有记载，但是顺治十五年（１６５８）时发生了一件震动朝野的外官贿结太监案，当事人涉及许多重要的官员包括一位被革职的大学士陈之璘，另一个主要当事人就是太监吴良辅。如果按顺治皇帝钦定的法律以及审实的案情，上述人员均应处以极刑。可是，顺治皇帝却以“若俱按迹穷究，犯罪株连甚多”为理由，免除了犯罪官员的死罪，只把他们分别革职罢官、抄家流放了事；而对此案的罪魁祸首之一的太监吴良辅，更是百般庇护，留在宫中。直到顺治十八年（１６６１）正月，顺治皇帝在临死前五天，并且自知已患绝症的情况下，依然抱病送吴良辅到悯忠寺落发出家，希冀能保全吴良辅的性命。但是，在他死后的第三天，朝廷就正式公布了据说已被纂改的遗诏。随后，就把那个已经成为皇帝“替身”的佛门弟子吴良辅绑赴刑场斩首示众，理由就是“变易祖宗制度，把持朝政”。
乾隆三十九年（１７７４），清宫内又发生奏事处太监高云从泄露职官任免档案的案件，为此乾隆皇帝异常震怒，凡牵涉此案的大学士于敏中、军机大臣舒赫德、尚书蔡新、总管内务府大臣英廉等高官都受到了严厉申斥，左都御史观保、侍郎蒋赐棨、吴坛受到了革职处分。随后又查出高云从交接外官、嘱托外官安排其亲戚案，当即将案犯粤海关监督李文照、参将王普等革职并解京严审，同时，两案并发，其主犯奏事处太监高云从立即被处斩。
可以说，由于清朝统治者严格遵循了严禁太监干政的制度，因此在其二百多年执政历史中，基本上没有出现太监干预朝政的现象。但是，史学界还有一种比较流行的传统看法，认为在慈禧太后垂帘听政时期，她大权独揽，实行独裁统治，并且重用包括太监在内的亲信，诸如十分有名的太监安得海、李连英等人，打击异己，这就使宫廷制度发生相应的变化，太监不许干政的祖宗家法也由此而废弛。这种传统说法并不十分准确。当时的实际情况是，虽然政治制度废弛，太监也确有结党营私之辈，公然敲诈勒索、贪污纳贿的现象比比皆是，慈禧太后对此也是一眼睁、一眼闭，听之任之。但是说到李连英、安得海之辈干预朝政，则多为传闻之言，并无实据。关于李连英的情况，在《总管太监李连英的宠辱一生》中将做详细的介绍，而关于太监安得海，则是在同治八年（１８６９）的时候，由于“捏称钦差织办龙衣”的罪名，并违反了“非经差遣，不许擅出皇城”的祖宗家法，在山东泰安地方被山东巡抚丁宝桢拿获并奉旨就地该关键字已经被屏蔽的。由于安得海也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比较有名的慈禧太后身边的宠监，因此这个案子在民间也留下了许多绘声绘色的传说。不过安得海被杀时才二十六岁，是宫中的六品蓝翎太监，并不是传说中的权威赫赫的敬事房大总管。从清宫档案中可以看到，在一段时间里，安得海确实以他的年轻伶俐，深得慈禧太后的宠爱，但由此就得出他能够干预朝政的结论，就显得过于牵强了。
倒是光绪朝发生的两桩案例，是比较典型涉及朝政的案例。光绪二十二年（１８９６年），储秀宫慈禧太后身边年仅二十岁的小太监寇连材因甲午战败，国势日危而上书慈禧太后，死谏国事，随即就被以“犯法干政”和“越分擅奏外事”等罪名，押赴菜市口斩首示众。维新派领袖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一文中曾为寇连材立传，称赞他是“烈宦”，把他的名字归到维新志士的行列之中。其实，寇连材光绪十九年（１８９３）入宫做太监，分配到奏事处做小太监，二十一年九月调到储秀宫慈禧太后身边当差，四个月后上书被杀，无论从时间还是从职掌上都不可能与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以及帝党、维新派之间的斗争有什么瓜葛，从寇连材上书的内容上也能看出，这纯属个人的行为。但是，寇连材确实是清宫太监中忧国爱民的第一人，他冒死上书的行为也给暗淡无光的晚清历史添抹了一笔亮色。 数不尽的清规戒律(2)
光绪二十四年（１８９８），戊戌变法失败后，光绪皇帝及珍妃分别被幽禁，他们身边的太监也都因为这场###受到株连，据清宫档案载，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九日敬事房就奉到慈禧太后的懿旨：
内殿太监杨瑞珍、杨昌恩，内殿司房太监张得明及珍妃下太监戴恩如，此四名干预国政，搅乱大内，往来串通是非，情节较重，实属胆大妄为，著交内务府大臣即日板责处死。
这就是奴才的命运，在复杂激烈、你死我活的###中，做主子的失败了，那么做奴才的当然不能幸免，而且许多时候是首当其冲的给主子当替死鬼。
当然，因干预朝政而遭到惩罚的毕竟是少数，太监们一般都深知这里的厉害，不会轻易地去触犯这一条。对于大多数太监来说，防不胜防的是宫内多如牛毛的清规戒律，稍不留神，就有危险。
乾隆皇帝弘历，曾是历史上有远见、有作为的封建君主，同时也是一个对太监“立法峻厉”的典范。乾隆十六年（１７５１）夏季，弘历在换穿夏衣时，由于太监未曾认真检查，被藏在袖口处的一根缝衣针划伤了手臂，于是龙颜大怒，立将太监张玉、蔡勋枷号一个月、鞭一百，刑满之后罚做苦役。乾隆四十三年（１７７８）的一个夜晚，弘历在睡梦中醒来询问时刻，发现在寝宫内值夜坐更的小太监常宁、霍集撒徕由于困倦正在打瞌睡，立即下令将他们拖出去重责四十板。类似的事例是不胜枚举的。到了晚清时期，慈禧太后垂帘听政，俨然是一个喜怒无常的女君主。高兴的时候，可以赏给太监成百上千两的银子，但是心烦的时候，太监们就成了她出气的对象。据太监们回忆，慈禧太后是一个心毒手辣的人。她责打太监几乎是家常便饭，有时一天内被她责罚的太监不下百人，而且一个太监犯错，全宫的太监都要连坐。光绪十二年（１８８６），江宁织造（内务府派驻南京负责为皇宫织办绸缎的机构）派驻北京的办事人员密报本主说：
“近闻皇太后驻跸南海，……闻节前忽奉懿旨将首领赵老爷、王掌案等五人全行摘去顶戴，带罪当差，并罚钱粮数目。且以刘总管等当差滑懒革去总管名目。昨日又将新派之海内总管高老爷连捷革去总管，送交慎刑司审讯，并因此事召见总管内务府大臣。传闻系细事致招佛爷生气，是以如此震怒。刻下海内外太监俱怀畏惧，逃走甚多，实为近来未有之事。”
清朝初期，宫廷典制并不完备，许多事情是按世代沿袭下来的祖宗家法和惯例办理的。直到乾隆时期，政局稳定，经济持续发展，宫廷内也已经积累了近百年的管理经验，在这个前提下，乾隆皇帝下令编纂了“宫廷法典”——《钦定宫中现行则例》和《国朝宫史》。在《则例》和《宫史》中，除了详细规定了太监的等级、职掌和待遇外，还对太监的管理及处分做了详细而严格的规定。
这个太监管理和处罚条例首先就明确了管理权限，其中凡太监在宫外犯法的，应由司法机关依国家法律审理治罪；凡太监在宫内犯法违纪、情节较重的交由总管内务府审理治罪，情节较轻的由敬事房自行审理处分。再者，属内务府管理权限下共规定了二十六条太监的行为规范，经过历朝增补最后达到了五十多条，太监但有违犯上述规定者，要分别受到“刑”与“罚”的处分。总管、首领等管理人员要被罚三个月到一年的月薪的处分，严重者还要受到革职降级的处分；一般的普通太监，违犯上述规定者，则要被重责二十到六十大板，重者还要受到枷号、罚做苦役、流放以至处以死刑的处分。
根据这个条例规定：太监口角斗殴、酗酒闹事、聚众赌博要被重责六十板；太监不慎火烛、大声喧哗、贪睡误班、失误损物则要被重责四十板；请假逾期、当班迟到则要被重责二十板。打板子，或者叫“杖责”，是清宫中对普通太监最常用的刑法。责打太监的刑杖、刑板，都是用竹子做的，其中刑杖是长五尺、圆五分的实心青竹，刑板是长五尺、宽五分的青毛竹板。行刑的规矩是：先将受刑太监按伏在地，臀部突起，然后一人按头，二人按手，二人按腿，一人行刑，一人报数，行刑的同时要报出数字来，受刑的太监，还要一面挨打一面求饶，否则还得加倍重打，刑毕，还要由刑监二人架起被打得血肉模糊的太监到主子那里去叩头谢恩，行刑才算完结。
罚做苦役，也是刑的一种补充。如果太监犯罪或过失较重，还要被罚做苦役，主要是发配到瓮山的马棚去铡草。瓮山也就是今天的颐和园万寿山，过去曾经是关押宫中太监的一个重要场所，从康熙三十年（１６９１）开始，犯罪太监多被发往这里铡草，期限少则一年，多则五年，甚至更长。由于这里的生活条件及待遇与皇宫内有天壤之别，对太监来说又是一种难以忍受的苦刑。从乾隆十二年（１７４７）总管内务府的一份报告中可以看到：当时瓮山关押着十四名罚做铡草苦役的太监，其中带有锁链刑具的太监就有七人之多。到了清朝中后期，更多的太监是关在景山或南苑的吴甸做铡草苦役。 漫漫长夜无尽头(1)
在清宫之中，太监的上层人物，如总管、首领太监，还是比较幸运的，他们不仅生活待遇较高，行动比较自由，而且在犯有错误过失之时，所受的处分相对来说也是比较轻的。至于那些普通太监就完全不同了，皇帝及其他主子从来就未曾拿他们当人看待，他们只有循规蹈矩，老老实实地侍候主子，在严厉的宫规家法面前，不能有半点的逾越和反抗。在这种长期的精神压抑和桎梏下，他们的思想渐渐变得麻木、空虚，甚至出现了种种的变态行为。这种悲惨的命运，并不为世人所知晓和理解，只有他们自己默默地吞咽这永无天日的痛苦。
一般来说，总管太监、首领太监及一部分御前有品级的小太监，可以算得上是清宫太监中的“贵族”阶层了。他们在皇帝等主子面前是奴才，而在其他一般太监面前则是“老爷”。他们有权有势，可以根据宫中的制度和条例管理和役使一般太监，同时他们的生活待遇也相当优厚，随时都可能得到皇帝等主子的恩宠赏赐，而且还经常能够得到生财进宝的机会。更重要的是，这些上层太监常常在皇帝的特许下，程度不同地获得了部分的人身自由。根据清宫档案记载，许多敬事房的总管太监在宫外都有自己的住宅，其中有些是皇上赏赐的，也有一些是自己攒钱购置的。尽管他们大部分时间要在宫中值宿，但是仍有一定的时间，可以回到自己的私宅并和家人团聚。这种情况到了晚期更为普遍，像储秀宫的总管太监李连英在北京内外城的宅院就有四所之多。
他们之所以能得到皇帝主子的格外恩宠眷顾，主要有以下原因：
第一，他们在长期为皇帝及其他主子服务的过程中，对其性格、脾气、爱好、习惯等等都已经揣摸得清清楚楚，主子交办的事情，无需多费口舌，都能办得妥妥贴贴。他们聪明而不失于稳重，机智中又夹杂着几分狡诈，是一些善解人意的奴才。因此他们已经成为皇帝及其他主子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
第二，根据祖制，为防止太监干政，清朝皇室并不要求他们有多高的文化程度。因此，宫中的太监许多都是文盲，其余的也仅仅是粗通文墨而已。但是，皇宫中藏有大量金银珠宝、服装衣饰、陈设家具、珍奇古玩、书籍字画等等，都属于皇帝一人所有，这就需要有一批安全可靠并且具有一定专门技艺和知识的太监来管理这笔巨额财富。实际上，皇帝的物质享受及精神文化生活的各种需求都要通过他们来体现和执行，这就使这批有技艺和知识的太监获得比较特殊的地位。
第三，他们在服役过程中，凡出现错误过失，也同样要遭到严厉处罚，但他们每每都能习惯地接受下来。从他们多年积累的经验得知，处罚只是蒙受一时的屈辱和痛苦，而忍耐却能给他们带来一生一世的好处。他们所遵奉的信条就是“忍耐”。在清宫历史上，由于忍受不了非人的痛苦折磨，每年都有许多太监逃跑，或因生活空虚而赌博、吸毒、偷盗、斗殴的现象层出不穷，甚至由于对生活彻底绝望而走上自残自尽之路。这些采取各种方式消极反抗的众生相之中，极少有上层太监迹身其间，据统计，这种现象连百分之一都不到。相反，他们始终能保持着心理上的稳定和平衡，在行为上循规蹈矩，绝对忠实于他们的主子，并且自觉地和不遗余力地帮助皇帝及其他主子们维持宫中的正常秩序，充当封建制度的忠实卫道者。因此，清宫内一般中下层太监对他们这些人，除了敬畏之外，就只有反感厌恶，甚至于痛恨了。以至于嘉庆年间天理教徒起义，在起义军攻入紫禁城后，带路的太监首先要杀死的人竟是敬事房大总管常永贵，由此看来，这也是毫不奇怪的。
尽管上层太监与一般普通太监之间有这样那样的区别，却无法回避一个事实，他们同样都是被阉割而丧失了做人的权利与尊严的男###仆。因此，上层太监纵然权势再大、待遇再优厚，他们也同样饱尝着人类难以忍受的生理上和精神上的痛苦折磨。一位晚清时期的宫女曾经回忆说：
可怜的老太监，已经过了五月节了，上身已经穿得很单薄了，可下身还是鼓鼓囊囊的。据说他们因为生理上缺陷，多有淋尿的病，腰里不论冬夏，都要围着大毛巾，越到年老越厉害。……最明显的是膝盖上的护膝，常年缝在裤筒里，到了夏天显露得最清楚了。他们随时随地都有跪在地下的可能，不论在什么地方，假山石上，沙岸旁边，该跪一定要跪，丝毫不能犹豫，所以裤筒里常年缝着护膝。阔太监秋冬的裤筒子要用最好的皮子，李连英就用金丝猴皮作裤里子，又柔软又轻松又治关节炎。
从上述回忆中可以看到这些上层太监的另一面，没有了往日飞扬跋扈的气势，而恢复了让人感到悲惨凄凉的一个普通太监的本来面目。
前面所说的上层太监，充其量不过占全部清宫太监的１０％左右。就拿晚清宫中最典型的慈禧太后身边的太监来说，据光绪三十四年（１９０８年）的统计表明，她身边总共有四百七十六名太监，其中有官职品级的总管、首领及小太监六十七名，也不过占１４％而已。那么，占清宫太监百分之八十几的一般太监呢？他们则始终处于被压迫、被奴役的悲惨地位，从被阉割入宫的那天起，他们就失去了做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在此后几十年的漫长岁月里，他们将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在严厉的宫规下毫无选择地从事着简单、枯燥的工作。稍有不慎，就可能遭到皇帝及其他主子的呵斥和打骂，重者就要受到刑罚惩处。 漫漫长夜无尽头(2)
这些太监绝大多数是穷人家的孩子，是出于生活所迫并且希冀通过这个途径改善自身及家庭的生活状况而进入宫廷的。他们文化素质极差，进宫后在师傅那里所学到的仅仅是宫中的礼仪、规矩和如何侍候好主子，除此之外，他们就没有什么可学的、可想的了。实际上，由于自身条件的限制，他们不仅不敢想，就是让他们去想也是无从想起。几位晚清时的清宫太监赵荣升、张修德、魏子卿都曾生动形象地介绍了自己当时的心理状态，他们回忆说：
旧社会，行行有行行的苦处，最要紧的是忍耐。我们在做徒弟的时候，什么都是逆来顺受，为了自己的前程，什么委屈只有压在心里。说一句不好听的话，就是别把自己当人看。可是千千万万干这一行的人，真的“出息”的有几个呢？真的“出息”了的人，回想自己当年的委屈，就要捞本，好好地享受一番，把当年自己受的，转给下一辈子。
由此可见，清宫太监的心理是有一个发展演变过程的，归纳起来，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太监初入宫阶段。作为贫穷人家的孩子，之所以卖身入宫，或是养家或是糊口，总是要有所图的。皇家宫廷，对于他们来说是十分神秘而又充满苦涩希望的地方。进宫伊始，富丽豪华的皇室生活的表面现象使这些穷孩子惶恐、惊叹、新奇，再加上内心原有的企盼，就构成了最初阶段比较稳定的心理状态，因此，他们情绪稳定，驯服听话，努力学习和掌握宫中的一切礼仪和规章制度。但是，这个阶段的时间非常短暂。 第二阶段，是清宫太监心理最不稳定的阶段。随着时间的推移，新太监逐步了解了皇家宫廷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也渐渐明白了自己的身份和地位。而对着无情的生活现实，最初稳定的心理状态迅即被打破了，并且分化为不同的心理状态。其中一部分人，由于比较聪明和灵巧，很快得到了皇帝及其他主子的赏识和提拔，这使他们对未来重新燃起了希望。但这仅仅是一小部分人。另外一部分人，在最初的希望完全破灭以后，并不甘心就这样了此一生。于是，他们以各种方式同命运进行抗争。其中逃亡是清宫太监最普遍的一种主动积极的抗争方式。但是，自清初以来在全国已经建立起十分完备的保甲户籍制度，对这些有着明显特征的太监来说，犹如天罗地网一般，没有内务府颁发的路引和执照，他们寸步难行，因此，许多逃出宫的太监东躲西藏，最终还是因为走投无路而自行投回领罪。可是在这种高压政策下，太监们依然不断地逃亡，一次被抓回，第二次照样还跑，有的太监逃跑竟达七次之多。再有就是造反，嘉庆十八年（１８１３年）九月十五日，林清、李文成领导的天理教起义，曾一度攻进了清王朝统治者的大本营——紫禁城，在这次起义斗争中，数十名太监参与了天理教组织，其中刘得财、刘金等五名太监做为内应，直接参与了攻打紫禁城的战斗。尽管在清宫档案中看到后来这些太监在被捕后表现都十分低劣，但这次事件在整个清代宫廷史中寥若晨星，是绝无仅有的一次。更多的太监是有意无意地采取了被动消极的抗争方式，如许多人参予赌博、斗殴、偷盗、吸毒甚至自残、自尽等违反宫规破坏宫内秩序的活动，虽然也表明了这些太监自身素质的低下，但同时更应该看到这是一般太监心理失衡的一种表现形式。这一部分敢于与命运抗争的太监人数不少，可是，在强大的皇权和根深蒂固的封建制度面前，太监无疑是太渺小了，命运已经注定他们永远是输家而无法取胜。实际上，多数太监在这种情况下，依然保持着消极的忍耐态度，正如前面几位晚清太监回忆中所说的那样逆来顺受，因为他们总是抱着一线希望，等待着命运中的奇迹出现。 第三阶段，是清宫太监的心理状态重新趋于稳定的阶段。在这个阶段，那些敢于抗争的太监经过多次失败后已感到筋疲力尽和麻木，而那些本来就安心忍耐的太监这时就更加习惯于命运的安排了，更何况他们已经“多年的媳妇熬成了婆”，完全把心理上的不平衡转嫁发泄到那些做徒弟的新太监身上了。
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爆发，绵延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根据民国的《优待皇室条例》，清朝的最后一个退位皇帝溥仪在紫禁城继续盘桓了十三年。１９２４年，北洋直系将领冯玉祥发动了北京政变，并把溥仪驱逐出宫，直到此时，伴随着封建的宫廷制度而产生的畸型怪胎——太监制度也最后寿终正寝了。
几千年来，帝王将相、文人骚客、才子佳人，无一不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自己的印迹与位置。但是作为太监这样一个身体被摧残、人格被侮辱、地位卑贱的奴仆群体，却无法享受到同等的待遇。根深蒂固的封建正统文化根本不屑于表现他们，给予他们更多的是轻蔑、嘲弄和厌弃。这就是太监的命运。 真的挺惨的那些人，不过有些也是非常可恨的。 文章太长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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