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4】【华人移居非洲溯源 】

共相语

华人移居非洲溯源

梅显仁

    非洲与中国虽相隔重洋，但经济、文化上的关系和人民的友好往来，却是古已有之。早在2000多年前西汉张骞通西域时，我们的祖先就开辟了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将纺织品源源输往非洲。宋朝时，我国与非洲就开始有了正式的官方来往。明代著名航海家郑和七下西洋时，曾访问过木骨都束、卜喇哇、竹步和麻村，也就是现今非洲索马里的摩加迪沙、布拉瓦、朱巴和肯尼亚的马标迪等地。可以推测，在19世纪以前，就应当有因通商贸易需要而侨居非洲的中国移民，可惜缺乏史料根据，我们无法对华人移居非洲的最早时间予以断定。
    据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好望角的档案记载，1660年，有一个名叫万寿（Whacho）的华人被荷属东印度公司从巴塔维亚驱逐到好望角（[英]阿姆斯特朗：《荷兰东印度公司时期好望角华人》）。有人据此认为万寿即是移居非洲的第一个中国人，这个判断未免失于片面。但被流放和被驱逐，却确是非洲华侨形成的主要原因之一。当时，荷兰殖民者在印度尼西亚推行排华政策，勒令将印尼华侨中所谓“无业者”“一部分送还中国，一部分流放锡兰岛及好望角”（李长傅：《中国殖民者》第162页）。同时，一些无力偿还荷兰东印度公司债务的华人和一些因政治原因不受荷兰当局欢迎的华人，也被当作囚犯流放到非洲。1740年红溪大惨案后，被巴塔维亚当局驱逐到非洲的华人急剧增加。这些华人流放犯刑期长短不一，但无一例外都要服极沉重的苦役，与奴隶同吃同住，象奴隶一样干活，有的人还终日戴着镣铐，死亡率极高。但他们受到当地殖民统治者的欢迎，如1656年开普敦总督范·赖比克就多次索要囚禁在巴塔维亚监狱中的中国犯人，声称中国犯人都是精干的农民，对他用处极大。刑满释放或获得提前释放的犯人，有的获准重返印尼，有的则因各种原因（如缺乏路费）被迫留居当地，与当地女性通婚，成为侨居非洲的自由华人。
    华人移居非洲的第二个原因是被掳掠拐骗。15世纪末年以后，荷、葡、英、法等欧洲殖民主义者通过战争，侵占控制了非洲大片殖民地，残酷屠杀当地居民，造成非洲人烟稀少，劳动力奇缺。有些岛屿如毛里求斯、留尼汪、马达加斯加、塞舌尔等根本无人居住。殖民者们迫切需要大量移民来开发这些新得到的领土，那些能吃苦耐劳，掌握各种各样技能的华人引起了殖民当局的注意。1623年，荷兰一位殖民行政官柯安在给上级的信中写道：“世界上任何人也比不上中国人对我们帮助大，我们必须利用季风，派出船只到中国沿海去俘虏尽可能多的人：男的、女的、孩子，确定赎金为每人六十里亚尔。”荷兰东印度公司总督彼得逊曾向他的继任者交代道：“若与中国战争，必须着意多捕华人，妇女儿童更好。”1756年，英法在印度洋爆发战争。法国将军德斯坦伯爵攻占了英国人占据的本科埃仑，抢走了生活在那里的华人。他在向上级报告时写道：“我将返回法兰西岛，并尽量带走定居本科埃仑的华人及其家眷。但能否说服他们，我们尚无把握。把他们带去对贵岛十分有用，因为他们聪明灵巧，生活俭朴。”据资料记载，被德斯坦掳掠到法兰西岛（即毛里求斯）的华人多达300户。17世纪初，荷兰海盗经常袭扰我国的澎湖、台湾、闽浙等地，掠取人丁，运往南非作奴隶。当然，这种海盗式的掳掠政策和奴隶贸易未能使殖民者达到目的。因为被武力劫持的华人因离开家园、失去家眷而悲痛欲绝，拒绝服从分配，用消极方式进行反抗，强烈要求遣返回原地，从而使得殖民主义者的强盗计划遭到破产。
    这两类移居非洲的华人史称为强迫移民。非洲华人移民的第三个来源是契约华工，史称契约移民。19世纪初，英、法相继宣布禁止奴隶贸易，殖民主义者不得不转换方式，在“自由移民”的幌子下，大规模贩运契约华工到非洲，以满足殖民地的劳动力奇缺。19世纪60年代，南非发现金刚石矿，70年代又发现金矿，从而使华人大规模移民非洲达到了高潮。1904年5月13日，英国政府与清廷签订了《保工章程》。是年，南非在华招工二万余人，次年更达3．3万多人，1906年继续招募了1860人，三年总计在5．5万人左右（据《开滦档案》M一1159号资料）。此外，还有许多被欧洲殖民者招募到毛里求斯、留尼汪、马达加斯加、刚果、坦桑尼亚的契约华工。至20世纪30年代，先后到达非洲的华工累计约有10余万人。这些华工在非洲从事开矿、修筑公路、铁路、垦荒、发展农业和种殖业，为开发非洲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尽管契约期满后，大多数华工都返回祖国，但也有一部分人留居下来，与当地人民友好相处，谋生通婚，成为旅居非洲的华侨。
    非洲华人的第四个来源便是为了逃避国内连年战祸、灾荒、饥馑而被迫飘洋过海的中国劳动人民，史称自由移民。这类移民主要来自广东，多数原籍是南海、顺德与梅县，也有佛山、番禺、开平、新会、四会、宝安、东莞、丰顺、蕉岭、兴宁等县的贫苦劳动者。其次是来自福建的移民，此外还有来自上海、山东、江苏、河南、台湾和香港等地的。华人到达非洲之后，大多数从事小商小贩，在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商行和当地居民之间从事零售商业贸易，收购土特产，也有的为手工业者，或经营餐馆等，其谋生手段与早期移居世界各地的华侨的谋生手段基本一致。
    非洲华人形成的第五个因素是自然增殖。由于条件恶劣，移居到非洲的中国女性极少，有的地区甚至没有。因此，男性华人都想方设法从当地女性中寻求配偶，于是便出现了具有中国血统的混血儿。华侨由于希望孩子们能继承父业和财产，普遍十分关注教育问题，努力使子女受到真正的中国教育，尽量使后代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中华民族的生活方式、语言文字、风俗习惯以及谋生手段，从而使这些混血儿成为华裔，构成非洲华人移民的一部分。据莫次南1929年调查，这些自然增殖的孩子约占全非华侨人口的25．6％。而据毛里求斯学者皮耐欧统计：1901年时，生于毛里求斯的华人仅有19人。1931年时，这个数字增加到3346人。1962年时，生于毛里求斯的华人总数达18141人，1972年超过了二万人（转引自《西印度华侨史》）。
    非洲面积3020万平方公里，占地球陆地面积的20．2％，资源富饶，但由于经济不发达，居民贫困，华人在这个大陆谋生非常不容易。数百年来，虽陆陆续续有一批批华人到达非洲，但定居者始终不多。强迫移民和契约移民中，除无可奈何者外，其他全部归国。即是那些自由移民，大多也是挣一笔钱后就荣归故里，或是移居非洲之外。因此，非洲一直是海外华人人口最少的一个洲。据莫次南1929年统计，全非华侨人数为15692人，其中男子10194人，妇女1480人，儿童4018人。主要分布在毛里求斯（6747人）、马达加斯加（2403人）、留尼汪（1988人）、南非（2907人）。方积根、胡文英千1985年综合中外资料认为，非洲华侨华人总数约为7．6万人。其中毛里求斯约三万人，马达加斯加约一万人，留尼汪约为二万人，南非约一万人（引自《非洲华侨历史与现状概述》）。而李原、陈大璋于1991年出版的《海外华人及其居住地概况》一书则认为，非洲全部华人为九万人，其中毛里求斯约3．3万人，马达加斯加约1．2万人，留尼汪2．5万人，南非约一万余人。全部华人人口占非洲人口的0．016％。从地理上看，移居非洲的华人大多数分布在非洲东岸和南岸，以及西印度洋上的岛屿上，西非、北非较少，非洲内陆则几乎是空白区。非洲52个国家和地区中，  有40个左右的国家有华人居住。多者数万人，一般在几百人左右，有些国家则仅有华人几十人甚至三四户。
    华人移居非洲虽然人数不多，历史不长，但对非洲的垦拓、开发和发展所起的作用却是不容忽视的。1874年4月，塞舌尔群岛的英籍总督戈登曾指出；“中国人将完成一场真正的革命，并造福于后人。”刚果布拉柴维尔至黑角港铁路关键工程的繁重劳动是由华工担负的，坦桑尼亚中央铁路的主要劳动者全是中国筑路工。以稻米为主要农作物的比绍几内亚，其种稻先驱是中国澳门的移民。马达加斯加的华人为该国的香料种植和加工作出了很大贡献。毛里求斯和留尼汪华人的建树是在商业和小工业上。在南非、津巴布韦，华人为矿藏的开发付出了巨大的劳动。在尼日利亚、加纳、坦桑尼亚、科特迪瓦、塞内加尔等国家，都有华人开办工厂。不少华人进入当地中上层社会，在科教、工程技术和政府机关任职，有的人被拥戴为国会议员、市长、中央政府部长，非洲华人依靠自己的辛勤努力，逐渐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引起世界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