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初甲骑具装衰落与轻骑兵兴起之原因 】

夜叉丸

　　中国古代自十六国至隋代，一直以“甲骑具装”即人马都披铠甲的重骑兵为军队的主力，至唐初却一变为以人披铠甲，马不披甲的轻骑兵为主力，个中原因何在，一般认为，隋末农民大起义和随之而来的世族门阀的衰落是甲骑具装衰落的原因，笔者对此不敢苟同。笔者认为，这主要是由于随着战争实践的发展，逐渐发现了甲骑具装的一些重大缺陷——主要是机动性差，以及杀伤兵器的发展和北方少数民族尤其是突厥轻骑兵的影响。本文拟根据中外文献记载和石窟寺观壁画、岩画以及突厥文碑铭中的材料对此加以说明。

　　一

　　公元7世纪前后，从西亚、北非到东亚，重骑兵都面临轻骑兵的强劲挑战，形成了以轻骑兵压倒重骑兵的普遍趋势。在西亚、北非，阿拉伯轻骑兵击败了波斯和拜占庭的重骑兵，轻骑兵代替重骑兵成为战场上的王牌，在中亚，新兴的突厥王国以轻骑兵击败了柔然的重骑兵，突厥代替柔然成为草原霸主。而在中原，新兴的唐以轻骑兵击败了隋的甲骑具装，轻骑兵代替甲骑具装成为军队的主力。在西亚、北非和中亚，重装骑兵的衰落显然与农民大起义和世族门阀的衰落无关，而主要是与其机动性差有关。

　　在中原，甲骑具装的衰落也首先是由于其机动性差。沉重的具装铠甲虽然带来了防护力的增强，却减弱了机动性。据考古发现，一件完整的铁具装，约重40至50公斤，特制的重铠可达100公斤。又据《宋史》卷一九七《兵志十一》载，南宋初年，一领铁甲的重量是45至50斤(约26.86—29.84公斤)。可见，战马驮载的人甲和马具装的重量至少有60—80公斤，最重者可达130公斤。重铠增加了战马的负担，使其难以持久战斗，只有高大健壮而又稳重的马匹才能充当甲骑具装的坐骑，即使是这样的高头大马也只能以小跑、慢跑冲锋。

　　骑兵是进攻型的兵种，机动性是骑兵作战的基本特点，失去了快速机动能力，就等于改变了这一兵种的性质，就难以体现其优势。早在先秦时期，孙子就提出，“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认为作战时应以正面军队与敌交战，而以侧击、迂回、包围等取胜，很重视机动作战的作用。但由于当时的军队以车兵和步兵混合编成，车兵受道路的限制很大，步兵靠双脚步行，行动速度比较慢，二者的机动性都还很差，这一主张在实践中受到不少限制。只有到西汉时期，以轻骑兵组成的骑兵大集团出现后，这一主张才得到较充分的实践。骑兵大集团的出现使军队由注重力的对抗转变为注重寻找和创造机会，其实质是通过机动、速度来体现军队的战斗力。

　　魏晋南北朝以降，骑兵发展为人马都披铠甲的甲骑具装，防护力虽然提高了，机动性却降低了。美国军事史学家T。N。杜普伊指出，机动性、突然性、翼侧突击和冲锋的猛烈性这四项因素是古代骑兵战术的基础。而要真正发挥这些因素的潜在作用还需依仗马匹的高度机动性。英国军事史学家富勒也认为骑兵的“王牌为速度和时间而不是打击力”。随着战争实践的发展，甲骑具装的弱点逐渐暴露出来。甲骑具装机动性差，虽然适于正面突击，却不适于实施机动战术，不宜于穿插、迂回，出奇制胜沉重的具装使其战术简单、行动迟缓。

　　虽然甲骑具装在对付装备简陋的步兵时具有明显的优势，但在对付机动灵活的轻骑兵和装备精良的步兵时则往往力不从心，甚至处于不利地位。隋军在与突厥作战时“每虑胡骑奔突，皆以戎车步骑相参，舆鹿角为方阵，骑在其内。”这说明隋军的甲骑具装很难单独抵挡突厥轻骑兵机动灵活的进攻，需要与步兵配合作战，方能与之抗衡。这和十字军重骑兵与塞尔柱土耳其轻骑兵作战的情况十分相似。由于行动迅速的塞尔柱轻骑兵经常避开笨重的十字军重骑兵的正面进攻而迂回其侧翼和背后，十字军发展了一种步骑协同的战术，即以步兵弓箭手组成牢固的掩护屏障，骑兵在其后，当骑兵要发起冲锋时，步兵则让开通路，以二者的协同来与塞尔柱轻骑兵对抗。隋义宁元年(617年)，李渊在太原起兵，西取关中。九月，隋将”桑显和率骁果精骑数千人”，夜袭唐军，唐军初战不利，”诸军多已奔退”。此时，率部众随唐军出征的西突厥特勤史大柰”将数百骑出显和后，掩其不备，击大破之，诸军复振”。隋军骑兵是甲骑具装而史大柰所部却是轻骑兵。机动灵活的轻骑兵发挥速度优势绕到隋军阵后击败了防护力强但机动性差的甲骑具装。

　　随着战争实践的发展，尤其是与突厥等游牧民族的战争，人们逐渐认识到对骑兵来说，机动性比防护力更重要。隋唐之际，在军事思想方面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重视机动的思想代替了重视防护的思想。唐初名将李靖强调指出，用兵上神，战贵其速”。

　　新的军事思想又需要新的主力兵种来实施。十六国南北朝时期，军队中除甲骑具装外还有一定数量人披铠甲，马不披具装的轻骑兵，后者作为辅助力量，与前者分别担负不同的任务，如侦察、追击等。考古资料可以证实这一点。如麦积山石窟127窟西魏或作北魏，壁画《十善十恶》中既有持矛的具装骑士，又有人着甲胄，马不披甲，持弓箭做射击状的轻骑兵，麦积山135窟西魏壁画《涅变》中可以看清楚的战马均未披具装。由于战争实践重新需要轻骑兵充当战场上的主力，人们开始以轻骑兵代替甲骑具装作为军队的主力。起初是增加了军队中轻骑兵的比例，减少了具装骑兵后来逐渐以轻骑兵基本取代了具装骑兵。

　　在强调机动作战和进攻的突然性的军事思想指导下，唐初战争中经常使用行动迅速的轻骑兵进行出敌不意的远程奔袭。名将李靖就非常善于使用轻骑兵进行突然袭击常出敌不意，战而胜之。贞观四年(630年),他率军进攻东突厥，趁其不备，突然以三千骑兵”夜袭定襄”，大败突厥。不久，又趁唐俭等前往突厥牙帐慰抚时，”选精骑一万，赍二十日粮往袭之”，一举歼灭突厥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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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初不少杰出将帅都善于使用轻骑兵，在战场上实施高度机动战术，相机破敌。如唐太宗李世民在战斗中就非常注意寻找敌人的弱点，以己之强当敌之弱，不简单地以硬碰斗力与敌人决胜负，而是以机动、速度来寻找和创造战机。李世民曾说自己“每观敌阵，则知其强弱，常以吾弱当其强，强当其弱，彼乘吾弱，逐奔不过数十百步，吾乘其弱，必出其阵后反击之，无不溃败。”他往往先以轻骑兵实施敌前侦察，寻找敌人的弱点，然后适时加以攻击。如虎牢之战中。“世民命宇文士及将三百骑经建德阵西驰而南上，戒之曰，。贼若不动，尔宜引归，动则引兵东出。。士及至阵前，阵果动，世民曰，。可击矣。”遂率轻骑兵猛扑窦建德军的总指挥部。有时他以轻骑兵迂回敌军阵后，攻其侧背，配合正面形成夹攻，有时直接从敌军薄弱部分突入，贯穿敌阵，然后从其背后再次冲入，反复冲杀，把敌阵搅得大乱，使敌军指挥失灵，陷于崩溃，以局部胜利带动全局胜利。如在击败窦建德的虎牢之战中他就是亲率轻骑直冲敌阵。其部下李道玄“挺身陷阵，直出其后，复突阵而归，再入再出，飞矢集其身如猬毛”，李世民“给以副马，使从己”，并亲率史大柰、程知节、秦叔宝、宇文歆等，卷起旗帜贯穿敌阵，在窦军阵后”张唐旗帜，建德将士顾见之，大溃”，窦建德也因伤被俘。

　　由于甲骑具装的主要长处在于防护性和冲击力，不在于速度，其主要作用是充当正兵突击，不宜于出奇制胜，而轻骑兵才善于以速度表现战斗力，所以，随着战争实践的发展，在重视机动的军事思想占了主导地位之后，甲骑具装在与轻骑兵的竞争中便处于不利地位，它必须让位于轻骑兵。

　　二

　　其次，是由于杀伤兵器的发展。综观军事史，武器装备总是在对抗中发展的“盾”的发展必然会带来”矛”的进一步发展。自十六国时期，防护力很强的甲骑具装大量出现在中原战场之后，杀伤兵器也有了很大发展。弓弩、大斧、长枪等得到较大改进，隋唐之际还出现了由斩马剑发展而来的陌刀。这些都对甲骑具装产生了很大的威胁。

　　两晋南北朝时期，弓的发射力比前代有所增大，南北朝时的步弓可达10余石，马弓可达6石。西晋时期出现了威力强大的神弩，东晋南朝时期，又有进一步发展，号称”万钧神弩”，”所至莫不摧陷”。北朝也有用数头牛才能绞轴张弦的床弩，用于守城和防御游牧民族骑兵的冲击。唐代除一般的弩外，还有在晋代万钧神弩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车弩，一次可同时发射七支铁羽箭，射程达700步。车弩可装在兵车、战船上使用，具有一定的机动性，可用于攻坚、守城，也可用于抗击骑兵。唐代强弩的威力很大，具有相当的威慑力。唐德宗时，藩镇叛乱，叛将”李希烈既陷汴州，乘胜东侵连陷陈留、雍邱，顿军宁陵，期袭宋州。浙西节度使韩蟦命栖曜将强弩数千，夜入宁陵，希烈不之知。晨朝，弩矢及希烈坐幄，希烈惊。此江淮弩士入矣。遂不敢东去”。另外，唐代还有专用的射甲箭，而且是各种箭中装备最多的。北朝后期至隋唐军事上的重要对手突厥人使用的是射程、弓力和命中率都比古时完善的木、骨镶拼而成的M型复合弓。突厥箭的侵彻力比唐箭更强。

　　唐代，不仅弓弩的杀伤力增强，而且装备的数量也有所增加。唐军中装备弓的比例是10分，即平均每个战兵都装备有弓，装备弩的比例是2分，即20%，专职弓弩手的比例也比前代增多达战兵的30%。以骑射为本的突厥等北方少数民族军队更是人人都是弓箭手。大量强弓劲弩对甲骑具装造成了很大威胁。

　　隋唐之际还出现了由汉代的斩马剑发展而来的陌刀。陌刀两面有刃，全长一丈，重15斤，砍杀效能相当高。陌刀是当时的常备兵器之一，军中设有陌刀队。据李筌《太白阴经》载，唐代一军中战兵为12500人，配备陌刀2500口占了战兵人数的20%。

　　隋唐时代，斧有较大的改进，刃部加宽，柄却减短，依其式样分为长柯斧和凤头斧，砍杀效能都相当高。具装铠的防护面积虽大，马腿却难以防护，虽然弓弩难以射中马腿、陌刀、大斧却正可以砍。

　　从汉到唐，长矛也得到了较大改进。晋代，出现了矛头短而尖的改进型长矛，其头部比传统的矛头要短，整体轻锐，使用灵便，刺杀效果更好，而且比较节省金属，制作简便，容易大量装备，于是被广泛地使用。唐代一般称矛为枪，作为主要兵器，每个战兵都配备一杆。唐代的枪比前代的矛更容易洞穿铠甲，而突厥人使用的长矛，其棱上有一个专门用以刺穿铠甲的窄翼(30)。这些都使具装的防护力相对下降，其必要性也相对下降。

　　综上所述，隋唐之际杀伤兵器的威力显著增长，给行动迟缓的甲骑具装带来了很大威胁。在军事史上，当杀伤兵器的威力显著超过防护装备时，有两种可能的反应，一种是设法加强防护装备，另一种则是取消防护装备，以减轻负重，提高机动性。

　　14世纪的法国人采取了加强防护装备的作法，用更重的板片式铠甲代替锁子甲但实际效果并不好。重装骑兵在与英国长弓兵、瑞士长矛兵的战斗中连吃败仗。因为这种作法虽然提高了防护力，却牺牲了机动性，而只有机动性才能更有效地削弱对方杀伤兵器的威力。

　　隋唐之际，采取了部分取消防护装备，即取消马具装的作法，改甲骑具装为人披铠甲，马不披具装的轻骑兵，以高速机动来规避并进而压倒对方的杀伤兵器，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其实，早在南北朝时期，即已有人卸去具装，冲锋陷阵，只是还不普遍。

　　如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刘宋与北魏的陕之战中，宋将薛安都“睼目横矛，单骑突阵四向奋击，左右皆辟易不能当，杀伤不可胜数，于是众军并鼓噪俱前，士皆殊死战。虏初纵突骑，众军患之，安都怒甚，乃脱兜鍪，解所带铠，唯著绛纳两当衫，马亦去具装，驰奔以入贼阵，猛气咆哮，所向无前，当其锋者，无不应刃而倒。贼忿之，夹射不能中，如是者数四，每一入，众无不披靡。”数次冲入敌阵，而敌“夹射不能中”这充分表明卸去具装，提高了速度的战马能有效地规避对方弓箭的杀伤。隋唐之际，战马普遍卸去具装，以高速机动的轻骑兵突击敌阵的战术得到了普遍应用。如前文所述，唐太宗李世民在战争中就经常以其精锐的轻骑兵克敌制胜，或迂回敌军阵后，攻其侧背，配合正面形成夹攻，或直接从敌军薄弱部分突入，贯穿敌阵，然后从其背后再次冲入，反复冲杀，把敌阵搅得大乱，使之陷于崩溃。

　　一般来说，武器装备决定战术的样式，而战术又会反过来影响武器装备的发展。魏晋南北朝以来杀伤兵器的发展，决定了以机动为主的战术代替以冲击、防护为主的战术，而这一战术的使用又影响了以轻骑兵代替甲骑具装的历史趋势。

　　三

　　再次，是北方少数民族尤其是突厥轻骑兵的影响。

　　隋唐之际对汉族影响力最大的少数民族是突厥，而突厥军队强调机动性，大量使用轻骑兵。从现有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来看，突厥骑兵是以轻骑兵为主的。西伯利亚米努辛斯克附近，有一幅约5—7世纪时突厥人创作的岩画，画面上有一位戴盔披甲!手执长矛作刺击状的骑士，所乘战马并无具装。记述8世纪前期突厥贵族阙特勤战功的突厥文《阙特勤碑》，描写其在鸣沙之战中冲锋陷阵的场面时写道：“最初，他骑tad-iqin啜(cur)的灰马进击，该马在那里死了。第二次骑始波罗(isbara)yamtar的灰马进击，该马在那里死了。第三次骑yaginsilig官的带有马衣的栗色马进击，该马在那里死了。他的甲胄和披风上中了一百多箭，[但]未让一箭中其面部和头部……突厥诸官，你们都知道他的进击，我们在那里把那支军队消灭了。”在这次战斗中，阙特勤先后乘骑四匹战马，其中只有一匹带有马衣。该碑提到的阙特勤在历次战斗中乘骑的战马共有十匹，而指出其披有马衣的只有一匹(34)。突厥文《阙利啜碑》中共有五处提到战马，其中三处都只描述其毛色，而未指出其披有马衣，另两处因碑文残缺而不详。

　　可见，突厥军队中披有马衣的战马只是极少数，而且据国外学者推测，突厥的马衣并非金属具装，而是皮革所制(36)。看来突厥人也像阿拉伯人一样，从来不让铠甲的重量妨碍战马的机动能力。

　　创作于公元7—8世纪的新疆巴里坤县八墙子村岩画《战骑图》上有两位骑士、三匹骏马，骏马形体健壮，均无具装。创作于公元9世纪的新疆哈密市泌城乡头工村岩画，在一巨石上刻有八位手执长兵器的骑士围攻中央一位挺枪迎战的骑士，骑士形态各异，或举棒，或挺枪，所乘战马均无具装。巴里坤、哈密一带，在公元7—8世纪时是沙陀突厥的居地，世纪时是黠戛斯等族的属地。新疆吉木萨尔北庭故城出土的高昌回鹘王室寺院西大寺中有一幅创作于，世纪的《王者出行图》，其中画有骑兵多人，都是人披铠甲，马不披甲。这些民族是突厥的近邻，且曾役属于突厥，沙陀突厥和回纥(回鹘)，在种族上与突厥还是近亲，其军队的编成、装备等都与突厥近似。这也从侧面证明了突厥军队是以轻骑兵为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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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初轻骑兵在编成、装备、训练、战略、战术等方面都深受突厥的影响。唐高祖李渊早在太原起兵之前，就曾全面模仿突厥轻骑兵的模式，训练其军队，并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李渊认为，”见利即前，知难便走，风驰电卷，不恒其阵”，行动迅速是突厥骑兵经常取胜的重要原因，而”中国兵行，皆反于是，与之角战，罕能立功。今若同其所为，习其所好”，则可以战而胜之。于是”简使能骑射者二千余人”，以突厥的方式加以训练，”饮食居止，一同突厥”。“突厥每见帝兵，咸谓以其所为，疑其部落”。后与突厥交战，”纵兵击而大破之”，致使”突厥丧胆，深服帝之能兵，收其所部，不敢南入”。此后，唐王朝以精锐的轻骑兵平定天下，进一步从实践中证实了其优越性。因而在唐代轻骑兵逐渐完全取代了甲骑具装。

　　甲骑具装的衰落与李渊模仿突厥轻骑兵训练军队大致同时，决非偶然巧合，二者之间显然存在着因果关系。

　　另外，唐初大量使用归附的各游牧民族的军队如上文所述之回纥等族的军队，而这些民族的军队大多与突厥一样，主要是轻骑兵。使用归附各族的军队自然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其装备、编成的影响。

　　四

　　李渊受突厥轻骑兵影响，依其模式组建轻骑兵之事，史有明载，而在这方面受到隋末农民起义军多大影响，却缺乏明确的史料记载。而且李渊受突厥影响，组建轻骑兵是在其与起义军发生军事接触之前的大业十一年，大业十三年当其最初与起义军相遇，即与历山飞部相遇时，已有了较强大的轻骑兵，并依靠其轻骑兵取胜。虽然起义军由于缺乏装备，其骑兵可能有一些是不披具装的轻骑兵，或主要是轻骑兵，唐军可能在对付起义军轻骑兵的过程中，其自身的轻骑兵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李渊受突厥影响在前，所以不能认为唐代轻骑兵是受隋末农民起义军影响才出现的。

　　世族门阀的衰落与甲骑具装的衰落之间也并无直接的关系。魏晋南北朝甲骑具装的成员与欧洲中古时期的重骑兵不同，并不仅仅是贵族、骑士，其中多是部落成员或隶属于国家的兵户又称营户、军户、士家，以及均田农民。十六国时期，各国军队的基本兵力多是少数民族的部族兵，在基本兵力中又以其统治者本民族的部族兵为骨干和主体。甲骑具装主要就出自这些部族兵。如前赵帝匈奴人刘曜，“召公卿以下子弟有勇干者为亲御郎，被甲乘铠马，动止自随，以充折冲之任”。北魏前期的军队仍主要是部落兵，军队成员主要来源于鲜卑族及其他少数民族，汉族人一般不服兵役，只是“服勤农桑，以供军国”。后来逐渐用汉人充当地方军性质的州兵，孝文帝改制后在汉人中实行征兵制，中原各州的州兵基本上都是征集而来。但汉人主要是当步兵，很少当骑兵。东魏、北齐的主要兵源仍是鲜卑人，另外也在汉人中大量征兵，北齐时，还曾大量募兵。西魏、北周实行府兵制，其军队成员起初多为鲜卑人，后来增加了关陇豪强的部曲私兵和部分乡兵，再后来又增加了大量均田农民。东晋的主要兵源是世兵和募兵，另外还有少量征兵。南朝各王朝的主要兵源是募兵，其次是出自军户的世兵，另外也大量征兵。

　　魏晋南北朝时期大多数军队仍是属于政府的官兵，虽然西魏时曾大量收编豪强地主的部曲和部分乡兵，但总的来看，属于世族门阀的部曲私兵只是少数，而且世族门阀的私兵中多是步兵，骑兵较少。

　　总之，魏晋南北朝时期甲骑具装的成员既不像欧洲中古时期的重装骑兵那样都是贵族、骑士，也不是像一些学者认为的那样以属于世族门阀的部曲私兵为主，而是以平民身分的部落成员或隶属于国家的兵户或均田农民为主。所以门阀士族的衰落并不会带来甲骑具装的衰落。将甲骑具装的衰落与世族门阀的衰落相联系，似是套用了欧洲贵族的衰落与重装骑兵衰落之间的关系不免有以欧洲历史简单地套中国历史之嫌。

　　甲骑具装的衰落显然另有原因，即前文所述随着战争实践的发展，逐渐发现了甲骑具装的一些重大缺陷——主要是机动性差，以及杀伤兵器的发展和北方少数民族尤其是突厥轻骑兵的影响。

whhz007

顶一下楼主,分析的很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