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27]清宫档案揭秘系列之盛极一时的“天子南库”

风云万里

皇帝的财源(1)
　　在中国大陆南端�熢�有一片对外开放的商馆区。近代以前，这个远离帝京的商埠，以其特有的商贸文化底蕴，与紫禁城内的皇家生活结下不解之缘，被誉为“金山珠海，天子南库”，这就是在清代盛极一时的广州十三行。关注清宫生活或十三行兴衰者不乏其人，而对十三行与宫廷关系的探索，几乎是个空白。让我们透过清宫秘档�熑シ⑾帜卿蚊灰丫玫睦�史。　　创立于康熙盛世的广州十三行，是清政府设立在广州的特许经营对外贸易的专业商行，是具有半官半商性质的外贸垄断组织。从１７世纪末开始，每当世界贸易的大帆船泊靠广州港，便有善于传译语言、沟通商情、熟悉洋务的洋行商人负责接洽远方商户，统购　　进口洋货，营销中华物产。广州十三行独具魅力地吸引着西方的淘金者，令中外商贾八方云集。
乾隆二十二年（１７５７），自认为“天朝物产丰富，无所不有，不需与外夷互通有无”的乾隆皇帝，面对蜂拥而至的外国商船，在他南巡回京之后，断然在全国实行防范洋人、隔绝中外的闭关锁国政策，宣布撤消原设的沿海各关，仅留广东的粤海关一口对外通商。作为粤海关所属的中外交易场所，广州十三行成为清帝国惟一合法的外贸特区，中国与世界的贸易全部聚集于此，直至鸦片战争为止，这个洋货行独揽中国外贸长达八十五年。得天独厚的政策环境，造就了南国历史上令世人瞩目的经济文化的辉煌时代。从此，十三行的命运便与清王朝的兴衰紧密相连。
　　对外贸易锁定粤海关一口之后，广州十三行口岸洋船聚集，商贾使节往来不绝。几乎所有亚洲、欧洲、美洲的主要国家和地区都与十三行发生过直接的贸易关系。这里拥有通向欧洲、拉美、南亚、东洋和大洋洲的环球贸易航线，是清政府闭关政策下惟一幸存的海上丝绸之路。来自各国的船队，每年五六月间泊靠广州港，带来异国的工艺品、土特产和工业品，在十三行商馆卸货交易后，带着中国丝绸的华贵、瓷器的典雅和茶叶的芳香，于九十月间乘季候风回归。时人赋诗：
　　香珠银钱堆满市，
　　火布羽缎哆哪绒。
　　碧眼番官占楼住，
　　红毛禁止讨论政治话题经年寓。
　　濠畔街连西角楼，
　　洋货如山纷杂处。
　　这就是１８、１９世纪中国的对外贸易景象，也是当今每年在广州举办的“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的雏形。从世界商贸的眼光看，独口通商实际是一种贸易上的束缚，但它在客观上孕育了广州十三行这一著名的中西贸易中心。对于宫廷来说，在中国大陆南端，出现了一个富饶的“天子南库”。
　　洋船到港数目直接影响到粤海关的岁收，而海关贸易税收，一向是清廷的可观财源。为此，清帝每年都要过问洋船数目，从而了解进出口货物品种及贸易税收情况。从广东大吏历年进呈的奏折、清单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口通商”之后，经十三行完成的贸易额迅速增长。乾隆二十二年（１７５７）以前，海关贸易最旺的一年，洋船到港二十七艘，税银仅五十二万两。乾隆五十五年（１７９０），洋船增至八十三艘，税银达一百一十万两。到鸦片战争之前，洋船多达年二百艘，税银近一百八十万两，是广东地方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六十、清政府年关税收入的百分之四十。洋船增多，洋行便有所添设，乾隆二十二年（１７５７），洋行数目创下历史最高，达到二十六家。
　　十三行年上缴税银超过百万，其中有一部分作为皇室的经费开支，通过粤海关输送宫中，而皇室每年开销白银约在六十万两左右。据档案记载，皇帝把十三行作为财源滚滚的银库，常亲自审查经费的解交情况，如有出入，便拿粤海关监督是问。雍正年间的杨文乾、祖秉圭及乾隆时期的李永标等，都是因亏欠银两或贪污腐败，被皇帝从粤海关监督这一肥差职位上革除下来的。雍正帝还告诫革职留任的祖秉圭：“小心保住脑袋要紧。”
　　为了广州行商的利益，在制定“一口通商”政策之前，乾隆帝曾试图加重浙江海关关税，以迫使洋船集中在广州贸易。他说：“来浙者多，则广东洋商失利。”然而，该策略并未阻止北上的洋船。于是，乾隆断然实行封关，仅留广州一口对外开放。其原因既是为维护东南海防，也是为保证广州洋行生意。

　　清政府规定，洋货行商人必须是“身家殷实，赀财素裕”者，为的是保证洋行经营水平和对外贸易信誉。在豪商巨贾中，以潘、卢、伍、叶四大家族为最，他们都是家业显贵、锦衣玉食、园宅华丽。十三行街成为当时的“华尔街”，大的商号拥有资产上千万银两，出现了一批世界级豪富。洋行巨头之一潘氏家族，长期操纵着对英国生丝贸易的市场。其豪华别墅临广州珠江而筑，堂皇气派，钦差大臣、总督巡抚及外国使节常常在这里会晤。伍家豪宅与潘园交相辉映，是一处大型的园林建筑，可与《红楼梦》中的大观园相媲美。伍氏洋行与美商关系最为密切，这里出品的茶叶，通过美国旗昌洋行远销欧美各地。１９世纪中期，凡带有伍家图记的茶叶，在美国就能卖出高价。伍家资产在道光十四年（１８３４）约有二千万两白银，被当时的西人称为“天下第一富翁”。２００１年，美国《亚洲华尔街日报》将伍氏商人评为千年来全球最富有的五十人之一。嘉庆年间，行商卢观恒与英国东印度公司形成长期合作的利益关系，得以独占棉花交易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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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的财源(2)
　　十三行商馆内也是金山珠海，堆满银钱。据记载，道光二年（１８２２）的一场大火�熒栈倭松坦菁壑邓那�万两白银的财务，“火之大者，烧粤省十三行七昼夜，洋银熔入水沟，长至一二里。”由此我们可以略见十三行商馆的奢华。有位官员在上奏皇帝时说，由广东销烟引发的中外鸦片战争，其战火之所以绕开广州，与十三行商馆中囤积着大量外国公司的财富不无关系。
　　十三行行商与两淮盐商、山陕商人一同，被称为清代中国的三大商人集团�熓墙�代以前中国最富有的商人群体之一。十三行商人从垄断外贸特权中崛起，经济实力的显赫使他们成为巨大的捐献者。成功的行商，除了精明过人、能财善贾的商业才干之外，更有交通官府、迎合朝廷的手段和能力。
　　从清代档案中我们可以看到，每当洋船到港投行卸货之后，行商总会私下赴海关衙门行贿送礼，以获得官府对其把持行市的许可。雍正年间，行商每年缴送这种买办银两达三至五万，相当于粤海关正税的三分之一。因此，行商从官府方面得到过许多庇护。
　　为了讨好朝廷，求得外贸特权的稳定，每遇国家大事，行商都会不失时机地向中央政府捐输报效。乾隆五十二年（１７８７），他们集体为台湾林爽文之役捐输军需银三十万两，随后自五十三年（１７８８）到嘉庆二十五年（１８２０），又以皇帝万寿、廓尔喀军需、川陕剿匪、河南剿匪、黄河河工等名目，共捐银三百五十余万两。行商还通过当时官吏品级商品化的捐纳制度，以捐输报效的巨款，换来许多官衔和职务。潘、伍两家族都曾捐得三品顶戴，这是商捐所能得到的最高官阶，由此，他们成为通达朝廷、既富且贵的官商。
　　清代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各帝素以西学和洋货为奇，广州十三行正是处在这段时期，因其特殊的商贸地位，成为宫廷所需各类人才的中转站和奇异洋货的供应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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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人着速催进京来”(1)
　　十三行曾是在华外国人的集散地，通商贸易使最初的贸易货栈发展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点场所，于是，十三行架起了一座引进西洋人才的桥梁，为宫廷送去大批有才华的西洋使者。从康熙年间开始，一些西洋学者、医生、画匠等因仰慕神秘的东方文明，纷纷搭乘本国商船远渡重洋来到广州港，希望以自己的才华，取得进入皇宫的通行证。他们首先要由广州行商引见，方能得到官府的保送以至皇帝的批准。在得到进京旨令之前，十三行就是他们休整、学习的场所。位于商馆区内的十三行夷馆，与十三行商馆遥相对映，是供洋人生活居住的地方。
　　康熙时期，每当洋船泊靠，随船而来的西洋人便会被安排到商馆内的八所天主教堂学习汉语，学成后还要奏报皇帝，以便日后到宫廷供职。清宫档案中就有这样的记载：康熙四十九年（１７１０），两广总督赵弘灿奉旨安置新到的西洋人在教堂学习，康熙帝一再叮嘱：“不会汉话，即到京里亦难用他。会话之时，尔等写奏折奏闻”。意大利画师郎世宁、德国天文学家戴进贤等就是经十三行进入宫廷供职的。身处幽宫的中国皇帝，对西洋人的各样才智极具好奇，一些在宫廷效力的洋人曾得到特别赏识，成为皇宫中的重要人物。皇帝身边出现了金发碧眼、穿清朝服饰、讲中国语言的西洋人。
　　康熙五十四年（１７１５）广东巡抚杨琳报告，二十七岁的意大利画师郎世宁经一年多的海上航行到达广州，康熙帝在该奏折上批示：“西洋人着速催进京来”。郎世宁后来成为名噪康、雍、乾三朝的宫廷洋画师，他在清宫画院处供职一生，为皇家画的许多作品题材广泛，严谨写实，既有表现当时重大事件的历史画卷，也有众多皇帝和后妃们的生活肖像及走兽、花鸟等。郎世宁的整个艺术生涯已经成为中国美术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他是东西文化艺术交流的重要使者。据内务府档案记载，郎世宁在宫中曾向中国画匠传授欧洲绘画技法，他的学生有十余人。乾隆年间，他参与了圆明园内西洋楼的设计营造工作，海宴堂前铜铸的十二生肖动物头像也有他的功劳。
　　康熙五十五年（１７１６），皇帝从京城派钦差赴广州十三行，专程伴送德国天文学家戴进贤赴京，并捐钱物予以厚待。戴进贤从此终生在宫内供职达二十九年，他管理钦天监事务，在治理历法方面作出重大贡献。到了乾隆、嘉庆时期，西洋人操着中国的官话、土话和方言出入于十三行商馆已经不是新鲜事了，英商洪任辉便是当时影响最大的“中国通”。
　　广州行商在引进西洋人才方面还曾发挥过举足轻重的作用。乾隆是个善于网罗西洋人才的君主，当他看到宫中当差的西洋人相继病故，便为“所有西洋人在京者渐少”而忧虑。他多次密谕广东官员留心访查到粤西洋人，如有情愿赴京者“随时奏闻，勿为阻拒”。行商潘文岩及时地找到宫廷急需的天文和医学人士。乾隆三十一年（１７６６），有位名叫巴心的法国外科医生随本国商船到广州，因未找到进京当差的途径而搭船回国。经两广总督查明，他居住十三行内法兰西夷馆多日，没有与洋行商人互通信息。因此，皇宫不得不继续等待西洋医生的再次到来。为了及时输送西方人才，广州官府定立了随时报告洋人信息的严格制度。最终，那位法国医生还是来到了紫禁城。所以，对于到华的西洋人来说，十三行是他们走向清朝京城的桥梁。
　　十三行街区是工艺美术制造业的天堂，也是宫廷匠师的人才基地。这里的行栈、作坊星罗棋布，能工巧匠荟萃。历史上形成的外贸传统，孕育了人们较为开阔的视野、广博的见识，他们从商业与时代的需求中最早地接受了外面的世界并善于把欧洲艺术与本地传统结合而创新。肩负皇命的广东大吏将其中的顶尖人材举荐进宫，成为引领宫廷制造业的主力。
　　康熙年间，十三行输送的玻璃匠程向贵、周俊二人，将已掌握的欧洲磨花玻璃术带进内廷玻璃厂，制造出中外玻璃技术融合的作品“雨过天晴刻花套杯”，达到了当时工艺美术的最高水平。到了雍正三年（１７２５），皇帝再想烧制此物，已是人去技亡。看来，至高无上的权力，在工艺技术面前也是无能为力的。
　　内廷许多优秀的珐琅技师来自于十三行街。康熙五十五年（１７１６）的朱批奏折中，有两广总督杨琳选送潘淳等四人进入养心殿造办处珐琅作效力的记载，这是广州珐琅匠进入宫廷的最早记录。
　　造办处自鸣钟处以西洋人和广州匠为主要技术骨干。该处所造钟表，是按照皇帝本人的爱好和要求，吸收洋、广两种优点，创造出独特的皇家钟表作品。
　　广州牙雕工匠于雍正年间进入宫廷。雍正七年（１７２９），海关监督祖秉圭送进牙匠陈祖章。当时，苏州牙匠施天章等在宫内已经供职多年，陈祖章进入牙作后，能在苏派牙匠控制下施展技艺，展露头角不是一件易事。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中记载，乾隆五年（１７４０）陈祖章每月薪俸银为头等，苏州牙匠施天章食下等钱粮而退役，说明广州牙匠在宫内已经占据主要地位。乾隆六年（１７４１）陈祖章父子等制作出著名的牙雕巨作“月曼清游册”，描写了贵族仕女们从正月到十二月的生活，有浓厚的民俗风味与生活情趣。这件牙雕至今仍保存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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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人着速催进京来”(2)　
　广东的木器工艺在全国扩散影响也是起源于工匠进入宫廷。雍正七年（１７２９），粤海关监督从广州行店作坊招募霍五等人进入造办处。与此同时，由年希尧送进苏州木匠佘节公等六人。出现了与牙作类似的苏粤共处、营垒分明的格局。两派木匠在人事与技术上分庭较量。从广匠屡屡受到嘉奖的档案记录中可以判断，他们的地位处境已占优势。乾隆元年（１７３６），养心殿造办处内正式成立了“广木作”，广州木匠高手汇集内廷，少则四五人，多则###人。在乾隆帝的直接倡导和大力扶持下，广州木器从地方的一个流派，发展到取代垄断木器工艺数百年的苏州木器的优势地位，成为主宰皇家木器并牵动全国的一个主流派别。十三行优越的人文地理条件，赋予这里从艺匠师们绝妙超凡的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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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办洋货作贡品
　　作为对外贸易的物流中心，十三行为皇家生活提供了大量的珍奇洋货。清代帝王的宫廷生活无不奢靡铺张，地方大吏每逢元旦、万寿、端阳各节都要进献当地物产给天子，以博皇帝的欢心与信任，达到加官晋爵的目的，这在清代实际已衍成一种制度。皇帝后妃对舶来品的欲望，刺激了广东督抚、粤海关监督依靠十三行这一洋货市场竞相采购进口货之风，从而带来宫廷内的洋货热。特别是限定广东一口通商之后，十三行便成为皇家惟一可以倚赖的西洋珍玩、奇器的供应地。
　　广州外贸洋行每年为宫廷输送洋货，当时称为“采办官物”，其中多为紫檀、象牙、珐琅、鼻烟、钟表、仪器、玻璃器、金银器、毛织品及宠物等等。洋行商人根据帝后的具体要求，按照内廷出具的式样逐件从洋船上采买，分别由两广总督、广东巡抚和粤海关监督每年进献四次。翻阅清宫《进单》、《贡档》便可以发现，一口通商之后，皇宫享用的洋货几乎全部是由广州贸易洋行输送的。乾隆年间，货栈每年进口洋货千余件，广东官员作为贡品进呈的达到数百件。为了取悦宫廷，行商每年还以“备贡”的名义，向内务府造办处上缴银五万五千两，为皇室传办贡品提供经费，而专门承做宫廷御用品的造办处，其每年开销的银两在三四万之内。由此可见，广州十三行不仅在物质上支撑着御用洋货的供应，而且在财源上对宫廷制造业也做出了莫大的贡献。
　　皇帝对广州洋货贡品还会经常提出具体指示。雍正七年（１７２９），洋行买到皇帝梦寐以求的西洋大穿衣镜，准备修配架座之后再进呈，雍正帝在粤海关监督祖秉圭报告此事的奏折上批道：“再得大镜，不必另修架座”，表示对西洋镜迫不及待。乾隆帝更是极其痴迷西洋珍宝，他在二十三年（１７５８）的一道谕旨中，要求洋行“买办洋钟表、西洋金珠、奇异陈设或新样器物”，“皆可不必惜费”，以至这时期广东洋货贡品数量之庞大和质量之上乘达到巅峰，可以称得上奢靡已极。精明的外商很快看透了中国皇帝的嗜好，他们在次年便对几种新巧货物抬价居奇。乾隆有时也会指令洋行商人不必急于购取，“一两年后，势必减价出售”。乾隆帝能够如此把握洋货市场，这在当时可以算是一个巧妙的对策。嘉庆帝则偏爱南洋热带水果�熕�曾多次批示�煛肮蔽锊槐卦鎏恝熚╅睦埔幌铍奘背７�用�熋看嗡婀背式�无误”。
　　除承担固定的采办义务外，洋行还随时置办皇室所需的日用洋货。雍正七年（１７２９），洋行奉命觅购内廷配药所需，在当时属稀有洋货的伽楠香四十斤。承办者多方寻找，一个月后，终于买足凑齐。乾隆三十年（１７６５），军机大臣传来的一道谕旨，广州洋行便要为宫廷内务府采办进口紫檀木七万斤。乾隆五十二年（１７８７），粤海关监督佛宁的家奴从京城带回圣谕，要他随公务奏折一起，呈进些小式表玩。粤海关监督向皇帝透露，这些特供最终都是责成行商具体承办的。面对来自皇宫的庞大需索，洋行商人不得不承受许多的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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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行倒闭为哪般
广州十三行被认为是华南商贸繁荣的源头，作为“天子南库”，它给皇家生活带来了无尽的享乐，这也是清帝在全国实行闭关锁国政策，而惟有广州一口例外的重要原因之一。广州十三行是洋货行的统称，并不表示洋行的实际数字。据统计，只有嘉庆十八年（１８１３）和道光十七年（１８３７）两年洋行之数恰好是十三家。其余各年，最少的为乾隆四十六年（１７８１），仅有四家；最多的一年是乾隆二十二年（１７５７），有二十六家。广州洋行存世一百多年，在其历史上，能够保持长盛不衰的家族极少，多数行商都富不过三代，基本是在开业后一二十年间倒闭歇业，例外的主要有同文行的潘家与怡和行的伍家。这是因为，全体洋行商人在事业的维持上都遭遇到很大的困难。
　　自乾隆末期开始，铺张盛行国用无度。因祖训不得加赋，财政上的负担便要转嫁给农人以外的百姓。商人以其富有，自然首当其冲，成为政府盘剥的对象。从乾隆末年到嘉庆朝，是整个行商团体蒙受来自官方强大需索的时代。政府以皇帝万寿、国家战事、河工水利、征剿盗匪等各种公益事业为名，向行商勒索摊派银两，再加上贪婪的宫廷和官府的榨取，这期间广州行商平均每年的负担超过十万两白银。就国际贸易环境而言，这时期的许多欧陆国家，如法国、荷兰、瑞典、丹麦等国由于欧洲战争爆发，无力派船前往中国，这就增加了中西贸易的不稳定性。在商场上，行商的主要对手，先是以英国东印度公司为首的西方各国商人，稍后是以英国怡和洋行与美国旗昌洋行为代表的外商。这些西方商团财大势雄，资金不足的行商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一些行商为了摆脱困境，盲目向外商借债，甚至买空卖空。清廷为了避免中外债务纠纷及外商滞留中国，绝不允许华商拖欠外债，否则严加处罚。相反，洋人在欠下行商债务之后，便可以任意离去。因此，洋行在经营上面临着各种不测的风险。
　　在中国官方的桎梏及西方商人的钳制下，多数洋行周转不灵，债台高筑，行商迭遭破产、抄家、下狱、充军的厄运，所欠夷债、官饷均由全体行商继续摊赔。这种由众商共同承担经营风险的行规，使多数洋行不堪重负。乾隆四十五年（１７８０），裕源洋行张天球、泰和洋行颜时瑛积欠英商债银近二百万两，政府下令抄家、发配新疆，所欠债款由开业中的行商分十年清还，这是行商分摊商欠的开始。这种连带互保制从此成为洋行的定规，它实际是保甲制度在十三行中的应用。以后相继出现洋行界排名第三的而益洋行石中和，在乾隆六十年（１７９５）欠债银一百一十三万两破产；嘉庆二十年（１８１５），营业的十家洋行中有七家欠英款，总数达白银一百零六万两；道光四年（１８２４）以后，丽泉等五商行相继闭歇，欠税银二百六十余万两等等。这些债务全部由其他行商分年偿还，就连两广总督卢坤也不得不承认：“疲行歇业，众商代为摊赔，每至殷商亦转为疲乏，在众商实害切剥肤”。然而，清政府在帮助行商摆脱困境上却无能为力。
　　为避免替破产同行摊赔债欠，豪商潘致祥曾设法脱离了洋行界。对政府而言，广州洋行流失有实力的业头是不能容忍的，嘉庆十九年（１８１４），在两广总督蒋攸铦的主导下，潘致祥被重新召回充商。蒋攸铦称：潘致祥家业殷实，熟悉洋务，为洋人及商民所信服。以前辞退，实属投机取巧，现在洋行疲敝之时，岂能任他置身事外。不久，潘致祥便奉旨重操旧业，担任十三行的总商。
　　早期中国洋行在经营上的困惑持续到１９世纪４０年代，除两三家殷实富商成功地发展产业外，其余资本薄弱的小行商则在风雨飘摇中挣扎。由于“夷欠”过多，中外债务纠纷不断。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爆发。道光二十二年（１８４２），战败的清政府被迫与英国政府签订了《南京条约》，其中规定：英商可赴中国沿海五口自由贸易，取消广州行商垄断外贸的特权。不久，道光帝下令“不必多方购求西洋物品”，洋行每年进贡洋货的定制也随之停止。咸丰六年（１８５６），具有一百七十年历史的商馆被一场大火化为灰烬。从此，洋行商人各奔东西，广州十三行退出商业舞台，其在经营对外贸易上独领风骚的辉煌遂成为值得追溯的历史，以十三行为依托的宫廷洋货热潮也从此而告终，国际贸易的中心逐渐被上海、香港所取代。如今的十三行，只剩下位于广州市城西一条孤零零的街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