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骑士
一个年轻人来到教堂，接受了神甫象征性的沐浴，表示洗净过去所有不端行为，然后开始在神坛前彻夜不眠地祈祷和思考着自己的职责。
第二天清晨，他回到城堡，父母和一群人在那里等待着他。一位年长的骑士走过来，帮助他穿上盔甲，佩戴好宝剑。他单膝跪在地上，城堡领主用剑面重重地拍了他一下，朗声宣布，他已经成为一名骑士，已经具有了骑士和使用武器的本领。他激动地跳起身，人们向他表示着祝贺。
中世纪时的欧洲出现了一个特殊的阶层，他们以服骑兵军役为条件，获得国王或大领主的封地。他们是参加镇压农民起义，或国王、大领主掠夺战争的级别最高的战斗人员，是以马代步驰骋于沙场的贵族。他们，就是骑士阶层。
当时，出身于贵族家庭是成为骑士的重要条件，同时骑士还必须从小经受训练，到领主家充当侍从学文习武，向女主人学习礼仪，２１岁时方能被正式授予骑士称号。
授职的仪式逐渐地复杂化，举行这样的仪式花费很大，这笔开支是由受封的骑士的家庭来负担的。如果他的家庭无法给自己的后代提供爵位和土地，那么他只能终身当侍从。获得称号的年轻骑士常常通过马上比武，显示自己无愧于骑士这一光荣称号。
马上比武是模拟战斗的娱乐活动。骑士用平头的长矛和钝剑对打。比武场上，鲜艳的旗帜迎风招展，衣着华丽的贵族男女在一旁唱彩助威。比武者并不想伤害对方的，但是比武有如实战，发生意外事件在所难免，但重伤却不常见。教会人士曾试图废除马上比武，可大多数人认为，如果骑士不通过马上比武为实战做准备，那么在战场上是无法表现出色的。
在那个尚武任侠的年代里，无论是文字记载还是口头传说中的著名英雄都是骑士，像罗兰、亚瑟王、兰斯洛特和黑太子爱德华等。
骑士在拥有马匹、重武器以及驾驭马匹和使用重武器方面确实有着优势。势力大的骑士，还拥有高墙与深沟环绕的城堡，统治着附近的农村。中世纪早期，国王和中央政府几乎没有了实权，权力旁落到最出名的骑士手中。他们甚至目无法纪，妄自尊大，肆意发动战争。
一个装备优良的骑士要备有：一匹能征善战的骏马、一匹供妇女出远门骑的乘马和一匹运载骑士本人武器、装备的驭马。其中战马还有专名，被视为骑士的朋友。
骑士的盔甲在不同时期不完全相同。在比较早的年代里，骑士身上所穿的布料或皮革长袍又长又重，遮盖着身体的大部分，外面再穿上由铁环连结编成的网状铠甲，脖子上有兜帽保护，头戴钢盔，有时还带有保护鼻子的金属罩。在稍后一个时期，铠甲由硬的金属片制成；头盔带有厚的面甲，可放下把脸遮住。
骑士的武器有盾牌、长矛和剑等。盾牌是用皮革包裹、边缘绕以金属的轻木质板。盾面或有骑士自己的徽章，也有的画上飞龙、大熊或狮子等野兽作为标志，称为“盾形纹章”。骑士在战斗时，挺矛策马全速前进，刺向敌方。当长矛被折断或从骑士马上坠落后，他们才使用手中的宝剑。也有力气大的骑士会使用战斧、狼牙棒和铁球等。
骑士间的战斗并不像人们所想像的那么可怕。
许多战斗是小规模的，常常只有几百人参战，几个小时便结束。他们更感兴趣活捉对方，而不是将对手杀死。因为俘虏一个敌人就可以索取一份赎金。赎金的多少按俘虏的地位和家产而确定。俘虏地位越高，家产越多，骑士的所得自然就越丰厚。当然，普通的骑士也并不总是以这种态度来对待战争。这也许是因为他们从战争中获得的东西太少了。骑士无论是参加马上比武还是进行实战，都要遵守某些成文规则和惯例。如：一个骑士不能对另一个毫无戒备的骑士发起攻击，而必须让对方做好战斗前的准备。搞突然袭击，对真正的骑士来说，是一种可鄙的行为。另外，当一名骑士俘虏了另一名骑士后，必须将俘虏待如上宾。
骑士为什么要这么注重这些法规和惯例呢？这大半是事关彼此之间的切身利益的原因。今天虽然俘虏了别人，也许明天自己也会成为别人的俘虏，所以双方都要为自己留下后路。
除了交战的惯例外，骑士制度还包括了许多其他内容。基督教会教导骑士应该遵守基督教的戒律。如：“骑士应该帮助穷人，保护教堂、妇女和所有无防卫能力的人”，等等。虽然，并不是所有骑士都遵守这些准则，理想的骑士和现实中的骑士差别很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还是有变化。１３５０年时的骑士就比１０５０年时的骑士，更有礼貌和文明得多。基督教会和贵妇人努力促使一个鲁莽、好斗的骑士变为有教养，懂礼貌的骑士，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骑士制度盛行于１１世纪至１４世纪。这时期也出现了反映骑士生活理想的文学作品。主要体裁分抒情诗和叙事诗，表现了骑士为了爱情、荣誉和功业而战的精神。骑士文学对后世欧洲诗歌和小说的形成有着较大的影响。
到了１５００年，骑士作为战斗人员已经被备有火器射击武器的雇佣军取代，骑士阶层走向了衰亡。
但是骑士精神和骑士制度并没有完全消失。而骑士制度的观念——彬彬有礼、举止端庄——仍是当今西方世界重要的观念。
日本的大化改新
公元６４５年（日本皇极天皇四年）６月１２日，日本飞鸟板盖宫太极殿。这一天日本朝廷正在接见“三韩”的使者，举行“受贡”仪式。随着“嘎吱吱”的一阵响声，宫门全部关闭，中大兄皇子突然拔剑刺杀了大贵族苏我入鹿，在场的许多贵族大惊失色。原来这是中大兄皇子联合中臣镰足等人为改革而发动的政变。
日本是由几个大岛和若干小岛组成的国家。在古代，这种岛国的特点之一是内部矛盾必须自己来解决，外部势力很难加以干涉，大海在那时还是人们与外界交往的最大障碍，所以自身的改革极其必要。公元３世纪以后，日本本州地区出现了一个较大的政权——大和国家。大和国家原来局限于本州中部的大和地区。在不断的扩张中，大和国家逐渐占领邻近地区，领土越来越大。５世纪时，这个国家已经统一了现在日本的大部分地区，今天的日本国就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大和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是天皇。
大和国家在扩张过程中，不断占有周围的土地和土地上的人民，并将其分配给皇室成员和大贵族。大和国家把土地分为屯仓和田庄两部分，前者属于皇室，后者属于贵族。同时劳动人民也被分成两部分，一小部分是奴隶，主要用于家内劳动，另一部分是部民，主要用于生产劳动。部民是日本国家形成过程中的特殊现象。在大和国家向外征服的过程中，一些归顺的部落和被征服的部落被集体安置下来，保留了原来的部落组织，在原有土地上继续生活，有许多仍保留着原来的原始血缘关系；此外还有一些专门从事专业生产的部，其劳动者也称作部民。按照分类，从事农业生产的称作田部、米部，在手工业或其他行业从事生产的总称作品部，在品部内又按照行业的不同分为衣缝部、锻冶部等。在大贵族田庄从事特殊劳动的部民是以其主人的氏命名的。部民有自己的家庭和生产工具，可以有少量的家庭财产。主人不得随意杀害或买卖部民，但可以象对待奴隶一样把他们作为礼物送给他人。所以部民和奴隶区别不大。在当时，部民和奴隶大约占日本人口的一半以上。在贵族和部民之间是大批平民，他们的地位由于财产的变化也在变化，时刻有沦为部民的危险。大和国家在基本上统一了全国之后，失去了继续向外扩张的地理环境，内部开始了争夺。一些较大的贵族极力想独自控制中央政权，从中获得更大的利益。６世纪之前，比较强大的物部氏控制朝政。后来新兴的苏我氏强大起来，打败了物部氏，夺得了中央的控制权，扶植有利于自己的天皇。苏我氏家族不可一世，下面的中小贵族也在疯狂地兼并土地，残酷地剥削部民，许多平民的土地也被剥夺，土地和财富不断集中，社会矛盾空前尖锐。在这种情况下，奴隶、部民和平民纷纷起来造反，抗税逃亡。公元６世纪，整个社会已处于混乱状态。统治阶级不得不考虑如何找出更好的统治方法，以取代过时的部民制。于是在日本出现了向中国学习的改革。改革是从上层开始的。苏我稻目（？—５７０年）是改革的代表人物。他曾任两朝天皇的大臣，在朝廷中掌管财政。他本人与中国的来日人员交往很多，与大陆的移民有着良好的关系。当时，与日本一海之隔的中国社会发展程度较高，向中国学习是一些上层贵族青年的时尚。早在公元５世纪，日本就与中国南朝的刘宋和朝鲜的百济交往密切，亚洲大陆上先进的文化和科学技术不断进入日本。苏我稻目于５５５年在吉备五郡设立过屯仓，但部民逃跑的很多。后来他试用了编制户籍的办法，取得了良好效果，部民很少逃跑。这种作法得到了天皇的奖赏。采用建立户籍的办法，使过去以部为单位受奴役的田部民，变成以户为单位的小生产者。这些小生产者直接向国家交纳年贡，实际上成了自由的国家农民。但是改革的主张遭到了朝廷中顽固势力的反对。物部氏的物部尾舆是掌管军事的大贵族，他极力维护旧有的统治方式。引起双方直接冲突的事件是佛教信仰问题。５２２年，百济王献给日本佛像和佛经。在朝廷上，钦明天皇询问群臣可否崇拜佛教。稻目主张崇拜佛教，以佛教来统一全国的思想，尾舆坚决反对，认为佛教会给日本带来灾难，不如仍然崇拜原来各个氏族的神。半个世纪之后，两个对立的势力再次交锋。５８７年，用明天皇死，因皇位继承问题，稻目之子苏我马子和尾舆之子物部守屋进行了决战。在衣折战役中，物部氏被打败。苏我马子控制了朝廷。先是立泊濑天皇，后又在５９２年拥立自己的外甥女为推古天皇。５９３年，推古天皇立用明天皇的遗子厩户为太子，临朝摄政，即圣德太子（５７４—６２２年）。圣德太子对中国文化极为了解，欣赏中国的大一统国家体制。极力主张加强皇权，并积极准备改革。６０３—６０４年，进行了“推古改革”，先后制定了冠位十二阶和宪法十七条。冠位十二阶按才能和功绩授予个人，是非世袭的官位，排挤了那些世袭的贵族，使天皇的权力增大，同时使国家的政府官僚体制有了雏形。宪法十七条，用以中国儒家三纲五常为主的思想规定了日本臣民的行为守则。其中明确规定，“国非二君，民无两主，率土兆民，以王为主”。宪法中还主张以和为贵，减少阶级对立。５９４年，由天皇下诏，提倡佛教，为了提高日本的国际地位，圣德太子在与中国加强来往的同时，不再以臣相称，而是采取了对等的称呼。他还向中国派遣大批留学生。但是圣德太子的改革只是一个准备，并没大力推广开来，顽固势力还相当强大。６２２年，在圣德太子死后，苏我氏害怕进一步的改革损害苏我氏独揽朝政，于是杀死了圣德太子的儿子山背大兄皇子，使刚刚开始的改革夭折。
但是改革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苏我氏的专权遭到朝野反对。６４５年６月１２日，中大兄皇子联合中臣镰足等人在接见三韩使者的仪式中，突然发动袭击，刺杀了苏我氏的代表人物苏我入鹿，接着立即在奈良组织军队，严加防卫。１３日，苏我入鹿的父亲走投无路，被迫自杀。１４日，革新派人物组成了以改革派人物中大兄皇子、中臣镰足为核心的集团，废黜了苏我氏拥立的天皇，拥立中大兄的舅舅轻王子继位，称孝德天皇，并效仿中国的作法，建年号“大化”，迁都难波（今大阪）。６４６年正月元日，新政权颁布了《改新诏书》，并全力向全国贯彻。为了使改革顺利进行，新政权在全国各地登记人口和检查田产。７０１年又发布了《大宝律令》，使改革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了下来。大化革新是个逐步的过程，大约经历了半个世纪，改革的纲领在实施中也不断完善和修改。大化革新之后，日本在经济方面废除了部民制，建立起封建土地国有制。在政治方面，废除了贵族的世袭特权，建立以皇权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国家。在军事上，实行征兵制，在京师设立了五卫府，在地方设军团，所有军队一律归中央统一指挥。
大化革新部分地解放了生产力，完善了日本的统治制度，奠定了日本的国家发展方向。从此，日本开始进入封建社会。
遣唐使
难波港（今日本大阪）内一派热闹的景象，又一支准备渡海前往中国的使团船队要出发了。四只巨大的木制帆船依次排列着，每只船上都能载一百多人，船舷和桅杆上彩带飘场。
日本天皇举行宴会，作歌送行。侍巨们唱起天皇写的送行诗：
希望你们渡大海如平地，
居船上如坐床，
四船联翩，
不日平安归航！
船队在人们的祝愿声中，离开了港口，驶向了茫茫的大海。
这时候的中国正处在唐代，经济、文化都很繁荣。日本在６４６年大化改新后，开始把中国作为学习的榜样，按照隋唐王朝的政权形式，建立起新的制度。日本全国上下对吸收中国文化非常积极，于是不断派出大批人员到中国学习，这些人就称作“遣唐使”。其中正式使节包括大使、副使，有时还有大使之上的持节使、押使、都是日本天皇任命的国家大臣。使团中还有到中国学习的留学生、僧人、工匠等。
一千二百多年前，要横渡波涛汹涌的大海并不是容易的事。风暴经常使航船倾覆，或者把它们吹到台湾甚至越南等很远的地方。但是，大海和风暴阻挡不住中日间的友好往来。唐朝时期，日本一共派出遣唐使十九次。每次少的两百人，多的有四五百人。
遣唐使的船队离开难波港后，先沿着日本海岸航行，最后在九洲北部开始横渡大海。早期的路线是向北到朝鲜半岛附近，经渤海在中国山东北部上岸。后来就直接西渡东海，在中国大陆的扬州和明州（今宁波）登陆。
遣唐使一到中国，就受到当地人民的欢迎和隆重接待。当地政府提供方便交通，送他们到首都长安（今西安）。唐朝的皇帝常常亲自接见他们，有时为表示特别欢迎，还令画师为大使画像作纪念。
随使团前来的留学生大多到唐朝最高学府国子监学习，然后又可以在中国政府机构工作。来学习的日本僧人，也都被派往名山大寺拜师求教。他们成了中国文化的热心传播者。遣唐使船队回日本时，唐朝政府也经常任命中国使节陪同前往，进行回访。遣唐使团不仅带回大量的中国文物、书籍和五金百货，也使中国的文学、宗教、典章制度等在日本“生根发芽”。
公元７１７年间，一位１６岁的年轻留学生阿倍仲麻吕，随着一个五百人的遣唐使团来到了中国。经过五、六年高等学府“太学”中的苦学，他和许多从“太学”毕业的东方和西方的留学生，参加了考试。考试题目很难，想不到他竟捷足高登，以优异成绩中了进士。
从此，阿倍仲麻吕开始在唐朝政府中担任官职。后来，他被提升为担任皇帝侍从官的左补阙。唐玄宗还给他起了个中国名字：晁衡。
晁衡和当时的大诗人李白、王维、储光仪等很多人建立起深厚的友情。他们常常以诗歌唱和，留下许多动人的佳作。似乎在不知不觉中，晁衡在中国已度过了４０年。他抑制不住长期深藏在内心的思乡之情，多次提出回国的要求，最终，唐玄宗答应他作护送第十次日本遣唐使回国的使节返回日本。
得知晁衡归国的消息，长安的诗友为他举行了盛大的告别宴会。王维即席写下《送秘书监还日本国》的诗篇。五十岁的晁衡解下心爱的宝剑，赠给中国诗友，也挥毫赋诗：“衔命将辞国，非才忝侍臣；天中留明主，海外忆慈亲……西望怀思日，东归感义辰；平生一宝剑，留赠结交人。”
这年１０月，晁衡等人乘坐四艘帆船，从苏州黄泗浦启航，驶往日本。
值得一提的是，船队中还有一位扬州延光寺的著名高僧鉴真和尚也和他同行。这位６５岁的高僧从１１年前接受日本友人邀请，决心东渡日本讲学，已曾五次率弟子渡海，但都被风浪所阻，没有成功。这次是鉴真第六次出海。
不幸，船队在中途遇到了大风暴，他们被冲散了。鉴真坐的那条船和其他两条船各自开到了日本，而晁衡所乘的船下落不明。直到第二年３月，仍然杳无消息。
晁衡遇难的传闻传到唐朝，在南方漫游的李白非常难过，写下了《哭晁卿行》诗：“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写出了对诗友晁衡悲切的思念之情。
然而，值得庆幸的是，晁衡的船并没有沉没，他们随风飘泊到了安南（今越南）沿岸。公元７５５年，晁衡和十多位幸存者历尽艰险，回到长安。以后，他又担任过唐王朝中央和地方的一些官职。公元７７０年１月，７３岁的晁衡在长安去世。
那位鉴真大和尚则在日本生活了１０年，最后死在日本。鉴真也把丰富的中国文化，如宗教、建筑、雕刻、医药等传到了日本，受到日本人民的欢迎和尊敬。鉴真曾经居住过的奈良唐招提寺里，直到现在，还供奉着鉴真大师的在世时就做成的他的塑像。日本政府立法尊奉它为“国宝”。
阿倍仲麻吕（晁衡）和鉴真，是八世纪时日本人民如饥似渴学习唐朝文化的缩影和中日人民友好往来的友谊象征。
“西天”在哪里
公元６２７年的一天，一位僧人离开了当时唐朝的首都长安。许多的僧徒和百姓来到城外为他送别，保佑他一路上顺利平安。有人仍担心地劝他回心转意，放弃旅行还来得及。他坚定地回答，虽然路途遥远，但他一定会克服艰难险阻，取回“真经”。
这位僧人就是当时著名的高僧玄奘，也就是小说《西游记》中“唐僧”的原形。他此行是要去到佛教的发祥地天竺国（今印度），去求取佛教的经典。
佛教创始人是公元前六世纪的乔达摩·悉达多。相传，他是喜马拉雅山南麓的小国释迦族的王子，２９时岁出家修行，最后来到王舍城（今印度比哈尔邦巴特那之南）。他在城外尼莲河畔的菩提树下闭目沉思，静坐了六年。到第七年，他终于悟出了人生真谛，从此得道成佛。佛，就是大智大觉之人。他的弟子们称他为释迦牟尼，意思是：“释迦族的圣人”。佛教的基本教义认为：人生所经历的“生、老、病、死，一切皆苦；一切苦因在于欲望，有欲望就有行动，有行动就会造孽，就不免受轮回之苦；必须消灭一切欲望，才能消灭苦因，断绝苦果，达到不生不灭的涅磐境界；而要达到涅磐就必须要修道。早期佛教着重伦理教诲，不拜偶像，主张众生自救，佛只指出途径。认为修行能入涅磐，但不能人人成佛。
到公元一世纪时，佛教受印度婆罗门教影响，开始主张佛有许多化身，造出各种菩萨。崇拜偶像，认为只要虔诚信仰，人人都能成佛。
由于对佛祖释迦牟尼的教义持有不同的观点，佛教徒僧众教团分裂成两大派，“上座部”以佛教正统派自居，“大众部”则属于新兴教派。“大众部”鼓吹“普渡众生”，创立了“大乘空宗”和“大乘有宗”的宗教理论体系，自称“大乘”，意即“大道”或“大业”，而把原始佛教贬称为“小乘”。佛教传入中国后，最先翻译的大都是“小乘”经典”。到东晋时，才有人译出“大乘空宗”的经论；到南北朝中、后期，才译出“大乘有宗”的经论。
玄奖研究佛经是从“大乘有宗”入手。在长期的钻研探索中，他觉得自己所请教的大师各有师承，对教义的解释也不同，需要做进一步的探讨。但是，当时传入中国的佛教典籍并不多，译文也难以表达原意，尤其是他研究的“大乘有宗”的经论更加缺少。
正在这时，印度那烂陀寺戒贤法师的门徒波颇密多罗来到长安。玄奘向他请教后得知：戒贤法师通晓全部经论，学识渊博，在那烂陀寺主持讲经。于是，玄奖决定，西出长安前往那烂陀寺取经。他向唐朝的皇帝请求，并得到了恩准。位于印度古城王舍城外的那烂陀寺，是当时印度最大、最壮观的佛教寺院。收藏着浩繁的大乘、小乘佛教经典以及婆罗门教最古老的经典和天文、地理、技艺、医药、数学、音韵等书籍。寺院的主持人戒贤法师已年近百岁，对佛学理论有精湛的研究，是当时印度的佛学权威，被尊称为“正法藏”。
据说，在当时那烂陀寺主、客僧众一万多人中，通晓２０部佛经理论的有一千多人，通晓３０部的有五百人，通晓５０部的连玄奘在内也只有十个人，而通晓全部经论的只有戒贤法师一人。
玄奘在那烂陀寺早晚不辍地潜心钻研了五年佛教经论。最后，在公元６４５年时，他带着五百多夹共六百五十多部佛教“真经”，回到了唐朝长安城。
在前后共１８年的时间里，玄奘跋山涉水，克服了千难万险，行程二万五千多公里，游历了当时１１０个国家，受到了包括国王和僧侣在内的各界人士的欢迎。这位来自大唐王朝的“唐僧”，也被公认为全印度的第一流学者。
玄奘还将自己的旅途见闻撰写成了《大唐西域记》。因为，当时去往天竺（印度）就是要走出比唐朝西域更远的地方，人们都把它看成是遥远的西方世界。到公元１６世纪，明朝小说家吴承恩根据玄奘取经的故事，创作了著名的神话小说《西游记》。从此，“唐僧”更成了中国老百姓家喻户晓的人物。实际上，“唐僧”所去的“西天”，也就是天竺国王舍城外的那烂陀寺。
随着佛教从１２世纪在印度逐渐衰落，那烂陀寺这座最古老的、全印度最宏伟的佛教寺院，也在公元１１９７年和１２０３年两次被战火夷为平地，失去了踪影，直到１９１５年，印度的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们，根据玄奘的《大唐西域记》译本，步步追踪，才发掘出了这座堙没已达千年之久的古代名刹遗迹。１９５０年，中印两国合作曾在王舍城那烂陀寺玄奘原居处建造了一座纪念堂。附近还有一间博物馆，珍藏着当年从那烂陀遗址发掘出的文物。
十字军东侵
１０９５年１１月，法国克莱蒙城郊外的空地上，集合起了大批教士、封建主、骑士和老百姓。在初冬的寒风中，万头赞动，人声嘈杂。
太阳升到了树梢，只听得一阵号角伴着鼓声，一队人举着巨大的十字架从远处走来，后面是一辆装饰华美的大马车。十字架被安放在用石头和泥土筑成的约３米高的台子中央。教皇乌尔班二世从停在台旁的车中走出，登上了高台。二百多名手执长矛的卫兵在台子四周肃然环立。
人群安静下来，人们的视线集中到了教皇身上，等待着这场宗教大会的主角发话。
立在巨大十字架前的教皇，挺了挺身，举起手中的《圣经》，用铜钟般洪亮的声音说：“上帝的孩子们，现在，在东方，一个叫做什么‘伊斯兰教’的异教教徒们，正在迫害我们的东正教兄弟。耶稣圣墓的听在地，圣地耶路撒冷已被那些异教徒们占领。这是何等的奇耻大辱啊！那些异教徒是一群恶棍、魔鬼。主已经在召唤我们，去投入战斗，到耶路撒冷去，去消灭那些恶魔，去解放‘圣地’！为解放‘圣地’而战的人，将来他的灵魂都可以升入天国！”
听众狂热的宗教情绪被煽动起来，“拯救东方兄弟”、“消灭异教徒”、“解放圣地”的喊声此起彼伏，回荡在旷野。教皇继续说道：“教民们，那东方的国家，遍地是牛乳、羊乳和蜂蜜，黄金宝石随手可拾。谁到那里不会成为富翁呢？去吧，把十字架染红，作为你们的徽号，你们就是‘十字军’，主会保佑你们无往而不胜的！”
如痴如狂的骑士，封建领主和平民们，欢呼着，跳跃着，争先恐后拥上前，向教皇的随行人员领取一块红布做的十字，戴在自己的胸前或肩上。凡是戴上这块十字红布的，就算走上了“主的道路”，成为了十字军的一员。
教皇的号召不胫而走，很快传遍了西欧各地。饱受灾荒之苦的农民，渴望到富庶的东方发财的骑士以及一心想着扩充自己政治经济势力的大小封建领主们，纷纷组织成了十字军。
第二年春天，法国北部、中部和德国西部穷苦农民组成的十字军，首先分别从本乡出发，踏上了征途。他们衣衫褴褛，有的还拖家带口，幻想着到富饶的圣地去安家乐业。然而，这批乌合之众的“穷人十字军”，历尽艰辛到达小亚细亚草原时，他们遇到的是塞尔柱土耳其人装备精良的铁骑。一场恶战之后，“穷人十字军”大部分被歼灭，只有一些人侥幸逃回，他们带回的不是金银财宝，而是悲伤与惨痛的记忆。秋天时，由骑士组成的十字军，开始从法国、意大利和德国西部出征。他们由封建领主率领，武器准备精良，组织也比较严密，总数约四万人。经过小亚细亚半岛，向耶路撒冷挺进。
这时的小亚细亚和巴勒斯坦等地处在塞尔柱土耳其人的统治下，实际上已经分裂成一些各自独立的小国。面对这支强悍的十字军，这些小国难以组成统一的反抗力量。十字军一路得以胜利进军。终于在１０９９年７月，攻陷了耶路撒冷。疯狂的十字军士兵，开始了大规模的抢劫和屠杀。在著名的阿克萨清真寺，一万多名无辜的平民男女老幼全部被杀死，鲜血流成了小河。
十字军在宫殿、寺院和民居四处搜掠着金银财宝。他们居然订下这样一条规矩：谁先闯进某家宅院，谁就是这座宅院的主人。整座城市被洗劫一空，十字军将士人人都发了大财，一夜之间变成了富翁。
十字军在他们占领的地区建立起了几十个十字军国家，最大的是耶路撒冷王国，此外还有安条克公国、的黎波里伯国等。
然而，这些国家并不稳固。到１１８７年时，东方人民在能征善战的领袖萨拉丁领导下，最后消灭了十字军主力，收复了耶路撒冷。德国皇帝、英国和法国的国王又组织了第二次和第三次十字军东侵，也都以失败告终。
１３世纪初组织的第四次十字军远征，计划是乘坐威尼斯船只去进攻埃及。而在威尼斯商人的怂恿利诱下，十字军的进攻矛头指向了东罗马帝国。这批欧洲骑士，毫不留情地进攻和抢劫了信奉同一个“十字”的国家，早已忘记了收复“圣地”的圣谕，暴露出了他们所谓的征讨异教徒不过是侵略的借口。拜占庭帝国近千年的文化艺术珍品遭到彻底的抢劫和破坏。
十字军远征共进行了８次，历时近２００年。到１２９１年，十字军占领的最后一个陆上据点阿克城被穆斯林攻克，至此，十字军东征告终。
在十字军东征中，欧洲的骑士、封建领主和教会大发横财，却没有给劳动人民带来任何好处。许多农民被编入十字军后，一路上受冻、挨饿、生病、阵亡，还有不少人被抓去卖为奴隶，成千成万的农民就这样惨死他乡。
而最悲惨的还是“儿童十字军”。那是在１２１２年，在教皇和封建主的哄骗、煽动下，３万多名儿童参军。他们大多是农家孩子，年龄不超过１２岁。在法国马赛集合后，被送上木船渡海“东征”，结果，有的船遇风暴，沉入大海；有的船到埃及，船上儿童全被船主卖为奴隶。在德国，也有２万儿童受骗参军。他们好容易翻越阿尔卑斯山，就饿死了一大半，剩下几千人到了意大利，又被拐卖掉不少。“儿童十字军”坑害了５、６万天真无辜的孩子。
从１０９６年到１２９１年间，这场断续进行的近２００年的十字军东征，不仅给东地中海地区的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也使西欧人民作出了重大牺牲。
扎克雷”起义
１３５８年五月，法国北部的农民正在田间辛勤地插秧、除草，没想到官府在这农忙的节骨眼上发出了紧急的命令，要农民们放下手中的农活去围攻巴黎，并要求巴黎附近的各县加紧修筑工事，筹集军饷。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法国国王约翰二世在与英国军队的一次交战中惨败被俘，英国乘机向法国索取巨额赎金。王太子为了赎回国王，征集战费，大搞独裁，引起了巴黎市民的暴动，市民们将太子逐出了巴黎，为了镇压市民的暴动，太子就发出了这个命令。
谁知命令在农村一传开，农民们的愤怒像火山般爆发了。一个名叫吉约姆·卡尔的农民率先站出来，向农民发出号召：“农民兄弟们！是谁把我们法国弄得一团糟？是万恶的英国人！他们烧我们的村子，杀我们的人民，要我们赔款；而王太子和那帮贵族也不是好货！他们是狗，英国人是狼，现在狗和狼要吃我们这些羊了！我们要把他们统统杀死，不留一个，这样我们才能过上好日子！兄弟们，拿起武器来吧！”人群中立即爆发出雷霆般的怒吼：
“消灭一切贵族，坚决不留一个！”
参加起义的人数很快发展到十几万。卡尔将他们组织成几支部队，指挥他们四处攻打贵族、领主的堡垒和宅第，杀死大大小小的贵族成员，捣毁他们的住处，焚毁他们的田契、帐簿。许多贵族、领主望风而逃，犹如丧家之犬。起义军一边战斗，一边扩大队伍，沿途吸收了大批的城市贫民。
领导巴黎市民起义的商会会长艾田·马赛闻知农民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起义，大喜过望，赶忙请求农民军作外援。这样，城乡的起义力量汇合起来了，声势更壮大了。
从惊惶失措中慢慢清醒过来的封建贵族、领主，这时也迅速联合起来。其中有一个名叫“恶人”的大贵族查理，他曾经想和太子争王位，便首先带头起来镇压起义军，他纠集了一支军队向起义军恶狠狠地扑了过来。与此同时，英国的封建领主在他们法国亲戚的请求下，也派兵前来与起义军作战。
一次，起义军探知３００多名贵族妇女逃到了摩城，其中还有王太子的妻子。９千多起义军向那里进发，当他们兵临城下时，城里的贫民打开城门迎接他们，贵族妇女躲在城里一座河流环绕的坚固堡垒里，看见农民们手持铁钗、棍棒跑来攻打堡垒，她们惊恐万状地尖叫着：“扎克雷来啦！‘扎克雷’来啦！”
“扎克雷”的意思是“乡下佬”，这是封建贵族对农民的蔑称。这次起义也由此而得名。
正当贵妇人们惊叫呼救之时，一位英国领主带着一大批卫士赶到了，他们都配备着精良的武器，看见农民们正喊声震天地攻打城堡，就从背后出其不意地发起了袭击。农民们一来没有提备，二来队伍又排列得过于集中，再加上武器不好。起义军中出现了巨大的骚动。他们蜂涌着向后撤退，互相践踏。而躲在防御物后面的法国贵族、骑士又乘势冲击，举刀狠砍农民军。农民军在慌乱中节节败退，一路遭到血腥屠杀。后来，贵族、骑士们砍杀累了，就把农民军一群一群赶到河里淹死。这一天，“扎克雷”被杀害的人达７千多。贵族、卫士们回城后又放火烧城，把城里的贫民全部杀光。
６月１０日，卡尔在博韦附近的麦罗，集中了起义军的主力，准备与“恶人”查理的军队决一死战。不料艾田·马赛在这紧急关头竟背叛了起义军，他害怕农民的行动会损害他的利益，所以在运粮道路被打开，大批粮食运进城以后，就断然下令与起义军一刀两断。但是，农民们毫不畏惧，他们共有７千余人，排列成整齐的阵形，持着比较精良的武器，随时准备与查理血战到底。
老奸巨滑的查理当时只有一千多人，他看到起义军秩序井然，威武雄壮，不敢硬拚，于是便玩了一个诡计，邀请卡尔进行谈判。卡尔轻信了他的花言巧语，亲自到查理军中谈判。不想恶人查理竟背信弃义地将他扣留起来，严刑拷打，并将烧红的铁环作为王冠戴在他的头上，卡尔就这样被折磨至死。查理趁着起义军失掉领袖之机，率军一哄而上，打散了起义军，将各地起义军同妇女小孩杀死两万余人。
“扎克雷”起义是法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在英法封建贵族的联合镇压下失败了，但却沉重地打击了封建统治者，震撼了交战中的法、英两国。不久，这场风暴就刮到了英国，使英国贵族也遭受了血腥的洗礼。因此，扎克雷起义在历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和重大的历史意义，同时，它也给后世的农民斗争提供了血的经验教训。
基辅罗斯的盛衰
斯拉夫人很久以前就居住在现在欧洲东部的独联体境内。这些高大威猛的人们素以吃苦耐劳而著称于世。公元８、９世纪他们结束了原始的氏族生活建立了公国，南方的基辅和北方的诺夫哥罗德是所有公国中的佼佼者，地广人多。公元９世纪末，奥列格王公率诺夫哥罗德大军南下，一举征服了基辅，以它为中心建立了“基辅罗斯”。奥列格王公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第一位“罗斯大公”。此公崇武尚力，喜欢扩张掠夺，在他的努力下，基辅罗斯逐步发展成为欧洲著名的强国。
奥列格王公没有完成他统治全欧洲的梦想就死了。继之而起的是伊戈尔大公。伊戈尔大公似乎把前任大公喜扩张，好掠夺的本性完全继承下来并且发挥到了极致。为了扩张，他穷兵黩武。本国的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人人怨声载道。但伊戈尔不知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地剥削。
公元９４５年的一个冬日。伊戈尔在一队亲兵的前呼后拥下，去德列夫安人居住区巡行，他没有意识到已踏上了自己的死亡之途。以往的每一次“巡行”都会带回很多“贡物”。这一次伊戈尔同亲兵们当然也不会例外，一番巡视之后，即将满载而归了。
当那么多的毛皮、蜂蜜、蜂蜡、腊肉堆满船舱的时候，大公忽然觉得不开心。他对亲兵说：
“只有这么点东西，好干什么的？你们先运回去，我再去转一圈。”
在贪欲的驱使下大公带着少数的亲兵又一次回到村庄。村民们愤怒了，他们的忍耐已到了极限。再一次的勒索无疑如同导火索引发了人们心中久蕴的怒火。
一位老人颤抖着花白的胡子说：
“如果豺狼有了访问畜群的习惯，它就会不断再来，直到把畜群吃光为止，乡亲们，我们该怎么办？”
“打狼去！”人群中一个高壮的小伙子振臂一呼，“对，打狼去！杀掉这些披着人皮的狼！”
愤怒的人群如同爆发的火山熔岩卷向不知死活的大公及亲兵们。亲兵们见势不妙，四处逃散。这位“傻乎乎”的大公还想摆架子吓人，两手把腰一叉，“你们……”话没说完头上早着了一棒子，“哎哟，娘哎——”他一声怪叫捂着头蹲了下去。愤怒的人群不管三七二十一，一顿乱棒下去，当人们歇下来喘气的时候，刚才还不可一世的大公已成了一堆血肉模糊的酱状物。人们意犹未尽，几个小伙子向着这堆烂肉唾唾沫，撒尿来发泄他们心中的愤怒。这时刚才那位白胡子老人又说话了。“乡亲们——，我们杀了公狼，还有母狼和狼崽子，我们该怎么办？”“杀进城邦，直捣狼窝！”“对！捣毁狼窝！”
且不说德列夫利安人准备暴动，这边逃回的亲兵已把大公的死信带回了城堡。贵族们一阵大乱，这时，大公的老婆站了出来。这是一个很残恶的女人，丧夫之痛并没有压垮她。相反，她很镇定，她联合自己的亲信大臣，立幼子斯维雅托斯拉夫为继承人，自己做摄政女王。第一件事便是派出大批军队去剿灭“刁民”。大公的军队在途中同德列夫利安人的队伍遭遇了。经过一场残酷的厮杀，德列夫利安人一批一批地例下了，毕竟他们不是那些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军士之敌。德列夫利安人的鲜血染红了脚下的大地。
这件事给年幼的斯维雅托斯拉夫大公以极大的刺激。他亲政以后，更加崇尚武功。他剃了光头，只留一撮额发，戴一只耳环，手握马刀。他在戒马生涯中度过了自己的一生。９６７年，大公同东罗马帝国建立联盟，共同出兵打败了保加利亚。这一次的胜利有些冲昏了他的头脑。他在脑海中勾画着宏伟蓝图：“定居保加利亚，这里集中了欧洲乃至全世界的珍宝，黄澄澄的是希腊的黄金，白花花的是捷克的银子，雄纠纠的是匈牙利的骏马，沉甸甸的是罗斯的毛皮，水灵灵的是各处的美人……这一切都陈列在我斯维雅托斯拉夫的面前，供我享用！”可惜这一美梦被现实无情地粉碎了。
原来，东罗马帝国早已在窥觑着基辅罗斯，一直害怕它过于强大影响自己的势力。这一次，趁着罗斯大公不备，突出奇兵，大肆砍杀。罗斯军队毫无心理准备，仓促应战，损失惨重，只好撤出保加利亚，踏上归途。
东罗马帝国一心想把罗斯军队彻底消灭，所以早已派出使者请突厥人在半途伏击。本已伤亡惨重的罗斯军队“破漏偏逢连夜雨”，再也招架不住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几乎全军覆没。连斯维雅托斯拉夫也力战阵亡。
经过这一次战争，基辅罗斯元气大伤，尽管以后的几位大公励精图治，想重振国威，结果都不是很理想。１０５４年，基辅罗斯发生了内乱，最后分裂成三个小国。在你来我往的征杀中，国力渐渐衰微，已无力再去抵抗外侮了，南方草原上的突厥族波洛伏齐人乘机侵扰。内忧外患使得基辅罗斯的人民苦不堪言，仿佛置身于十八层地狱之中，受尽煎熬。大家多么盼望有一位民族英雄能挺身而出解民于倒悬哪！
１１８５年，一位叫做伊戈尔·斯维雅托斯拉维奇的王公，怀着救民于水火的热情发动了对波洛伏齐人的战争。可惜他势单力薄，尽管自己拚死向前，军士玩命苦战，毕竟实力相差得太悬殊了。征伐以失败告终。
为了赞颂伊戈尔的英雄精神和爱国情怀，一部催人猛醒警人奋进的史诗诞生了。这部名叫《伊戈尔远征记》的长诗的许多篇章今天依然脍炙人口。
“啊，我的武士们和弟兄们，
与其被俘，
不如死战；
弟兄们，让我们跨上骏马，
去望一望那蓝蓝的顿河。
我愿，在波洛伏齐草原的边界折断自己的长矛，俄罗斯人，我愿同你们一道，
要么抛下自己的头颅，
要么用头盔掬饮顿河的水。”
可惜的是，由于基辅罗斯内部分崩离析，各自为政，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虽然有伊戈尔式的爱国者献出自己的一腔热血，但终究无力回天。基辅罗斯终于在外劫内耗中渐渐趋向衰微，走向消灭。
基辅罗斯虽然消亡了，但我们不应忘记，它曾是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民族的文化摇篮。
君士坦丁堡的陷落
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雄踞在欧亚两洲交界的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南口，三面环水，背靠大陆，地势十分险要；加上东罗马帝国多年来的构筑经营，城防工事十分坚固，真可以说是铜墙铁壁，固若金汤。要想攻破它，确实是有点儿异想天开。
然而，就在十五世纪的一次战争中，它竟出乎意料地被奥斯曼土耳其人攻破了。说起这次战争，那可是中世纪战争中最激烈最悲壮的一次。
交战以前，双方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作了充分的准备。土耳其国王穆罕默德二世亲率２０万大军和３００艘战舰，将君士坦丁堡围得水泄不通，决心拿下这座历史名城作为伊斯兰教的中心。君士坦丁堡的军民也孤注一掷，誓与古城共存亡。他们尽一切可能加固工事，除了在西面筑了两道坚不可摧的城墙之外，还在城墙上每隔百米筑一堡垒，墙外挖了很深的护城壕。在城北金角湾的入口处，他们用粗大的铁链横锁水面，使任何船只都无法驶入。在城东城南面临海湾敌人很难接近的地方，他们也筑起了坚固的城墙。
在决一死战的紧张气氛中，战争于１４５３年４月６日正始爆发了。
土耳其人首先从西面猛攻，他们用每发炮弹重达５００公斤的大炮对城墙狂轰乱炸，然后便扛着粗大的树干，滚动巨大的木桶，向护城壕冲去，企图把壕沟填平，但是却遭到了城中枪炮的严厉打击，纷纷败下阵来。
强攻不行，土耳其人便打算挖地道，穿过护城墙和城墙，钻入城内，不料地道还没挖完，就被当地居民发现，他们用炸药将地道炸毁了。土耳其人见此计不成，又决定使用攻城塔车，在车上筑起塔堡，外面包着三层厚厚的牛皮，车上藏有炮火和弓箭手，还有一架用滑轮升降的云梯。他们满以为这下一定可以出奇制胜了，可是当塔车靠近城墙时，守城的官兵就往塔车内猛投蘸满松脂的火把，将塔车烧着，并用大杆推倒云梯，致使土耳其人又遭惨败。
由于屡战屡败，伤亡惨重，穆罕默德二世不得不重新考察君士坦丁堡的城防虚实，制订新的进攻措施。后来，他发现城北的金角湾水面不宽，东罗马人主要依靠铁索横江来阻挡进攻，倘若能绕过铁索，从水路登陆，进行偷袭，定能在敌军毫无防备的情况攻破城池。然而，如何使船只绕过铁索抵达城下，却是一件颇费踌躇的事。穆罕默德和部下苦思冥想了很久，终于想出了一个旷古未闻的妙计奇策。
他派人到热那亚商人据守的加拉太镇去，用优裕丰厚的报酬收买了那里的商人，使商人们允许他在加拉太北面铺设一条陆上船槽。船槽是用坚厚的木板铺成的，由高往低的滑行面，槽底又涂上很厚的一层牛羊油脂。靠着这条船槽，土耳其人经过一夜的努力终于奇迹般地将８０艘战船拖运到了金角湾的侧面。在那里他们架起了浮桥，筑起了炮台，向君士坦丁堡发动了新的攻势。
当炮声轰轰地在北城墙外震响时，城中的官兵惊呆了，他们做梦也没料到金角湾这边会出现土耳其兵。于是，手忙脚乱地从两线撤兵增援，而将西面的防守交给了来援的热那亚士兵。这样一来，东罗马军的兵力便分散了，而担任西城墙防守任务的热那亚士兵又不熟谙地形、地势，致使防卫日趋危急。在土耳其军连续不断的炮轰下，西城墙终于被打开了一个缺口。
穆罕默德二世见胜利在望，抑制不住内心的狂喜向手下的士兵们大喊道：“勇敢的将士们，虔诚的穆斯林们！城墙已被打开了缺口，我将给你们一座宏伟而富庶的名城，古罗马的首都，世界的中心，任你们抢劫，你们将成为腰缠万贯的大富翁，勇敢地冲进去吧！”
话音刚落，土耳其人便发疯般地向城里冲去，但是城里的军民仍然拼死抵抗，与土耳其人展开激烈的巷战。土耳其人连攻了两次都败下阵去，最后穆罕默德二世亲自上阵，全力以赴，才冲了进去。君士坦丁堡终于陷落了。
昏庸无能的君士坦丁皇帝见土耳其的旗子在城堡上空飘扬，顿时丧失了作战的勇气，脱换衣服，惶惶如丧家之犬，夺路而逃。路上他遇到几个土耳其士兵在洗劫财物，就拔剑去刺，结果被土耳其士兵当场杀死。
土耳其士兵在城里连续三天三夜大肆烧杀抢掠，许多居民被掳为奴隶，壮丽豪华的王宫被付之一炬，许多珍贵文物被抢被烧，丧失殆尽，所有的基督教偶像都从教堂搬出，换上了伊斯兰教的壁龛，全城最大的圣索非亚教堂改建为清真寺。不久，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迁都君士坦丁堡，并将城名易为伊斯坦布尔（意即伊斯兰之城）。这个名称一真沿用至今。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标志着延续千年之久的拜占庭（罗马帝国）从此覆灭了。当然，它的陷落也向统治者们发出了警告：再坚固强大的城防工事都不足以维护其长治久安，如果不修内政，荒淫腐化的话。
马丁·路德
马丁·路德是十六世纪德国宗教改革运动的发起者，新教路德宗的奠基人。
１４８３年１１月３日，马丁·路德出生在德意志东部的一个小山村。
那时的德国，经济比较发达，地理位置重要，商业比较繁荣。但与西欧各国相比，它的经济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分散性，缺乏统一的国内市场。经济的分散性加剧了政治上的分裂割据状态。政治经济互为因果，恶性循环，导致国内一片混乱。天主教会借机扩大自己的影响，僧侣们无恶不作，整个国家处于一片“混沌”状态。
少年时的马丁·路德目睹了天主教会的腐败糜烂，便下定决心要进行宗教改革。大学毕业以后，他在父母亲朋诧异的目光中“遁入空门”——进入雷尔福特圣奥古斯丁修道院当修士，他在那里学习神学，并且洁身自律。１５０８年他成为维登堡大学的神学教授。教皇和天主教会的腐败奢侈，日益坚定了他进行宗教改革的决心。他开始着手创建自己的宗教学说——“因信称义”说。他认为一个人灵魂的获救只须靠个人虔诚的信仰，根本不需要什么教会的繁琐仪式。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教会和僧侣阶层的特权。
１５１７年，为反对教皇利奥十世借颁发赎罪券盘剥百姓，路德在维登堡大教堂门前贴出了“关于赎罪券效能的辩论》（即九十五条论纲）。《论纲》所引起的强烈反响，甚至出乎路德自己的预料。社会各阶层都对《论纲》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可以说《论纲》点燃了第一次德国资产阶级革命——宗教改革的火焰。路德一下子成为德国全民族的代言人，各阶层的热烈支持，使路德走上了同罗马教庭彻底决裂的道路。
１５１９年，罗马教会的神学家约翰·艾克同马丁·路德在莱比锡展开了大论战。在路德唇枪舌剑、咄咄逼人的攻势之下，约翰·艾克狼狈不堪地败下阵去，这场大辩论无疑成为路德宗教改革生涯中的一次重大转机。
１５２０年是宣场路德学说最火的一年。那一年共出版德文书籍、文章２０８册，其中路德的著作有１３３册之多。被称作宗教改革三大论著的《致德意志贵族公开书》、《教会被囚于巴比伦》、《基督徒的自由》都发表在那一年。在这些著作中，路德的攻击予头并非指向某一教皇或教庭的奢侈腐败，他矛头所指是整个封建神权政治。他的学说从根本上否定了中世纪的教阶组织，否定了奴役人们的圣礼制度和教会法规，提出建立与资本主义发展相适应的资产阶级廉俭教会，并在宗教理论上以资产阶级自律的宗教取代了封建主义他律的宗教。
这一切点燃了下层人民的热情之火，呼出了人们的心声。人民拥戴路德，以教皇为首的教会人员却对路德恨之入骨。１５２０年１０月，教皇下诏书，勒令路德在６０天之内悔过自新，否则将开除他的教籍，路德面对威逼利诱毫不动摇，在拥护者的赞美声中把教皇的诏书付之一炬。路德的反抗行动进一步划清了自己同教会的界限，同时也极大地鼓舞了德意志和西欧各国的人民，他们更加崇敬路德，也更加向往宗教改革。可以说由路德点燃的宗教改革之火在西欧各国已成燎原之势。
面对这种可怕的局面，教皇有些慌了手脚，只好一再敦促德皇查理五世为路德定罪。德皇终于决定于１５２１年４月１７—２６日，在沃尔姆斯召开帝国会议，为路德定罪，给这样一个叛经离道的叛逆者以惩诫，同时也要给路德的拥护者们表演一次杀鸡儆猴的把戏。路德并没有被教皇的淫威吓倒，他昂首挺胸地到达沃尔姆斯，在帝国会议上据理力争，毫不让步。他声称“我坚持己见，决无反悔！”这掷地有声的话语，充分表达了当时德意志人民要求摆脱罗马教庭控制的强烈愿望和坚定信心。
查理五世、教皇等一帮人无计可施，只好蛮横地对路德进行人身迫害，宣布路德为不受法律保护的人。路德无法立足，只好隐居到瓦特堡，从事圣经翻译。
路德并没有沉寂下去。他选择的圣经翻译工作有着不可估价的积极意义。
１５４３年，路德翻译的德文圣经面世了，海涅认为路德对圣经的翻译是“创造了德语”。路德所译的圣经是依照着未经后世篡改的希伯莱文和希腊文原本。他的翻译为人民提供了对抗天主教会的思想武器。从另一种意义上说，他译的圣经使用的是德国语言，这种统一的语言成为联系德意志各邦的重要纽带。
但路德不能代表人民。当德国农民要把宗教改革变成一场推翻现存剥削制度的政治革命时，路德退缩了，最后走向背叛，成为世俗统治者的代言人。他先写了《劝基督徒勿从事叛乱书》，又开始回维登堡讲道，平息骚乱，最后写了《反对杀人越货的农民暴徒书》。他对待农民起义的态度由劝抚、调解到力主镇压。后来又叫嚣“无论谁，只要力所能及，无论是暗地里也好公开地也好，都应该把他们戳死，扼死，刺杀，就象必须打死疯狗一样！”丑恶狰狞的面目暴露无遗。路德彻底脱离了人民，路德教在德国蜕变成为世俗诸侯的工具。以路德为代表的市民阶级温和的宗教改革运动，仅在宗教形式上进行了一些改革。恩格斯说“路德不仅把下层人民的运动，而且连市民阶级的运动也出卖给诸侯了”。
１５４６年２月，路德死于出生地艾斯勒本，享年６３岁。路德一生功过参半。他所发起并领导的宗教改革运动席卷整个欧洲，永久性地结束了罗马天主教会对于西欧的封建神权统治。
他的宗教学说为新兴资产阶级提供了革命的思想武器。恩格斯认为路德是他那个时代的巨人，他无愧于这一光荣
勇敢的闵采尔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州震荡风雷激”，这两句诗若用来形容１５２４年的德国国内革命形势，那是再恰切不过了。在托马斯·闵采尔，这个德国农民的儿子，杰出的农民领袖的大力宣传、鼓动和组织下，欧洲历史上一场最大的农民战争正处在一触即发的状态之中。
闵采尔为何要领导这场震惊历史的农民大起义呢？这与他个人的苦难家世和他对农民们的深切同情是分不开的。闵采尔出身农民家庭，在他很小的时候，父亲就被当地伯爵处死了，这使他对贵族统治阶级有着深仇大恨。在学校读书时，他就曾组织秘密团体，反对天主教会，后来又在茨维考城作神父。他生活的那个年代，正值德国的多难之秋。当时，德国境内有七个大诸侯，二百多个中小诸侯以及上千个独立的帝国骑士，天主教会占有全国三分之一的地产，他们都是骑在农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土皇帝。在他们的残酷压迫和奴役下，农民们过着饥寒交迫、牛马不如的生活，毫无生存保障和人身权利，贵族、地主可以象处理财产一样处理农民本人及其妻儿。农民们若稍作反抗，立即就会招致割耳、割鼻、挖眼、断肢、斩首、车裂、火焚、夹火钳、四马分尸等悲惨的下场。
在这样深重的苦难面前，农民们要想过人的生活，唯一的出路就是拿起武器反抗。闵采尔对农民的疾苦有着切肤之感，也能感受到农民胸中翻卷着的怒潮，他冒着被杀头的危险，到处宣传自己的革命主张，公开提出：整个世界必须来一个大震荡，一切政权都应交给普通人民，没有压迫、剥削的天堂不是在天上，而是在人间，建立天堂的办法只有一种，即拿起武器推翻一切不正义的事物和残暴的统治者，而不是消极地等待和向上帝乞求。他一面宣传，一面建立了“基督教同盟”组织，广泛吸收城市市民和农民们，在他的大力宣传和鼓动下，农民们开始组成各种秘密团体，积极策划反抗封建贵族和教会的斗争。
阿尔萨斯的农民们组成了“鞋会”，在旗上画一只草鞋，表示和穿长靴的贵族对抗。以后，“鞋会”中又发展出一个名叫“穷康拉德”（康拉德是农民常用的名字）的秘密组织。他们不断地策划起义。到了１５２４年夏，全国性的农民大起义终于爆发了，大约有三分之二的农民们参加了这场大起义，他们组织成一支支声势浩大的队伍，捣毁城堡，杀死恶贯满盈的恶霸领主，占领了许多中小城镇。他们一边冲杀着，一边唱着嘹亮壮伟的战歌：
我穷康拉德，我就在这里，在田野，在丛林！
钢盔亮晶晶，盾牌清又净，英雄扫敌人！
教皇和贵族，靠战斧根除。
我自设法庭，判领主死刑。
我穷拉德，我就在这里！
猛刺吧，长矛！
横扫吧，棍棒！
闵采尔本人除了到士瓦本、阿尔萨斯等地作鼓动、组织以外，还亲自领导了图林根和萨克逊地区的农民起义。他指挥工人、贫民、农民推翻当地的反动政府，建立了新型的革命政权“永久会议”，闵采尔被推选为主席。为了实现建立人间天国的理想，闵采尔宣布：没收教会的财产；贵族与农民订立的一切契约全属无效；废除封建特权等。起义农民到处焚城堡，烧寺院，惩办罪恶的封建领主，声势越来越大。为了扑灭农民起义的熊熊大火，贵族和教会进一步勾结在一起，甚至曾经名噪一时的宗教改革家路德也站出来指责农民。由于他在农民军中有一定的影响，因此，他的指责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贫民和手工业者的斗志。
１５２５年５月，闵采尔率领的部队与前来围攻的诸侯部队，在弗兰肯豪森进行决战。当时闵采尔手下只有八千人，而菲力浦率领的诸侯军则有好几万。有人劝闵采尔先撤出弗兰肯森豪，与其他军队汇集在一起，再寻机与敌决战，可怒火中烧的闵采尔斩钉截铁地说：“豺狼已经从四面扑来，我们只好作殊死战斗。与其与恶魔们同活于世，不如与恶魔们同归于尽！”农民们都意气风发，振臂高呼：“誓与恶魔血战到底！”他们个个奋勇杀敌，打得敌人丢盔弃甲，死伤累累，但终因装备不足，训练不够，寡不敌众，经过一场血腥搏斗，起义军惨遭失败，闵采尔也因头部受伤被敌人俘获。
敌人对闵采尔施用了各种酷刑，但闵采尔宁死不屈，义正辞严地说：“如果我会投降，上帝也会向你们投降！”闵采尔终于壮烈就义了，当时年仅３５岁。他死后，反动统治更加严酷，社会止步不前，而这也正是德国在欧洲发展史上之所以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