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的哲学思想
三、嵇康、阮籍的哲学思想
（1）嵇康的简历
嵇康（223至262年），字叔夜，谯国铚县（今安徽宿县西）人。父昭，曾为魏督军粮治书侍御史。康早孤，靠母、兄抚育成人。康少有俊才，豪迈不群，任性而行。不修名誉，博览群书，尤好老、庄。景初三年（239年），魏少帝曹芳即位时，康年十七，后娶曹操子沛王林的孙女为妻，曾作过中散大夫。嘉平元年（249年）正月，司马懿发动政变，杀曹爽及其党何晏等，独揽政柄，从此嵇康隐居不仕，他与阮籍等寓居河内郡山阳县（今河南修武）。史称：
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玡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休七贤”。
竹林七贤结伴游处的时间大概在正始未年至嘉平未年的五、六年内。七人中，嵇康和阮籍是著名的文学家，在哲学史上也有一定地位。二人一生的言行和遭遇也多类似。至于其他五人，或者在司马氏手下作了大官，或者在学术、人品上表现平庸。我们在此只谈谈嵇康和阮籍的政治处境和哲学思想。
嵇康只活了四十岁，便被司马昭杀害。他短促的一生，可以司马懿发动政变为分界线而分为两段。前一段即嵇康二十七岁以前，“康以魏长乐亭主婿，迁郎中，拜中散大夫”。这时，大致过的是读书弹琴、饮酒咏诗，“自足于怀”的无忧虑生活。后一段则过着如同孤臣孽子般的生涯。所以我们说：司马懿杀曹爽政变不仅使魏政权落于司马氏之手，也使嵇康一生发生重要转折。司马氏要篡位，主要依靠军事实力和儒家豪门的支持。但篡位的勾当毕竟名不正、言不顺。因此，司马氏除广泛笼络有名望的士大夫以外，还为自己图谋篡代制造理论根据。于是汉朝统治者先已行之有效的儒家伦理名教便应时而出。司马氏首先标榜一个孝字，用以诱导士人慎言保身，勿为祸先：另外又宣扬尧舜禅代、汤武革命，给士人指明政治方向，让他们为新王朝的建立出力效劳。
在司马氏的威逼利诱下，不仅儒门世族纷纷投靠，就是鼎鼎大名的“竹林七贤”也起了分化，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相继作了或大或小的官。阮籍则采取既应诏作官又不好好干，既讽刺又间或为之效劳的左右摇摆的对策。只有嵇康依然横眉冷眼，坚持“守志无二”的一贯立场。他说：
有弘达先生者，恢廓其度，寂寥疏阔，方而不制，廉而不割，超世独步，怀玉被褐，交不荀合……见素抱朴，内不愧心，外不负俗……
以上对弘达先生的描述，无疑是嵇康的自我表白。他“义不负心”、“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的性格，毕竟不能见容于当世，而死在司马氏及其依附者的屠刀之下了。
嵇康的著作流传下来的有鲁迅辑校的《嵇康集》、戴明扬的《嵇康集校注》。鲁迅对嵇康的著作用力甚勤，对嵇康的人品评价甚高。戴明扬的《校注》，在校正文字、收集旧闻方面，多有创获，是研究嵇康的较为完备的著作。
（2）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政治思想
名教与自然的关系，是魏晋思想界经常研讨的问题之一，也是嵇康政治思想的核心。前已言及，何晏、王弼援道入儒，把道家的“自然”与儒家的“名教”相结合，认为名教出于自然。由于何晏、王弼代表了当权派的利益，所以他们主张君主无为，大臣掌权。曹爽、何晏等被杀以后，嵇康所面临的政治环境已经不同于往日，这时的情况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身为曹氏之婿的嵇康，因年少官微，没有像魏亲戚大臣何晏、夏侯玄那样相继被杀。但刚直任性的嵇康毕竟不曾向司马氏投降，他对司马氏所宣扬的禅让和礼教等名堂一概嗤之以鼻，给以相应的揭露和抗争。
儒家名教和忠、孝、节、义等封建道德，自两汉以来即是统治者束缚下民、维护封建统治的得力工具，司马氏以臣下而觊觎君位，自然无法利用忠节作为欺骗口号。因此，司马氏倡导的名教特别突出一个“孝”字。他们每逢废君弑主，都把不孝的大帽子扣到被害者头上。嵇康对此深恶痛绝，他强调了“名教”和“自然”的对立，主张取缔假礼法，“越名教而任自然”。他说：“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系于所欲，故能审贵贱而通物情”。他认为六经与礼法都是统治者用以束缚人性的工具，只有恢复人的本性，才能符合自然的规律，社会上所以存在虚诈和争夺，是在上者假造所谓仁义道德的结果。他说：
及至人不存，大道陵迟，乃始作文墨，以传其意。区别群物，使有类族，造立仁义，以婴其心。制其名分，以检其外，欢学讲文，以神其教，故六经纷错，百家繁炽，开荣利之涂，故奔骛而不觉。
嵇康把社会上出现贵贱等级和追逐荣利的现象，归之子至人不存和大道衰微的结果，显然是不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的。但他对统治者制造仁义、等级、崇经等以束缚下民的手脚，予以无情的揭露和批驳，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他说：
君位益侈，臣路生心，竭智谋国，不吝灰沉。赏罚虽存，莫劝莫禁。若乃骄盈肆志，阻兵擅权，矜威纵虐，祸蒙丘山。刑本惩暴，今以胁贤。昔为天下，今为一身。
以上的话显然是针对司马氏而说的。他的笔锋辛辣，爱憎鲜明。这是对窃国弄权者的口诛笔伐。司马氏一贯标榜六经和礼教，也不过是为了掩盖篡权而披上的一层面纱。一个拥兵擅权谋人国家者，还谈什么“名教”呢？因此，嵇康对于司马氏所谓的“名教”，自然就不屑一顾了。嵇康不仅主张摒弃“名教”，而且还希望建设如同原始时代那样无伪无争的社会。他说：
鸿荒之世，大朴未亏，君无文于上，民无竟于下，物全理顺，莫不自得。饱则安寝，饥则求食，怡然鼓腹，不知为至德之世也。若此，则安知仁义之端，礼律之文？
嵇康所以如此称赞愚昧的原始社会，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他真的想开历史倒车，而只是不满于现实，借古讽今罢了。
（3）嵇康的唯物主义自然观
嵇康哲学思想的基础是他的唯物主义自然观，这是从王充那里继承过来的。王充说：“天地含气之自然也”；“天地合气，万物自主”。嵇康也认为世界的本源是“元气”。他说：
元气陶铄，众生禀焉。
浩浩太素，阳曜阴凝，二仪陶化，人伦肇兴。
天地合德，万物资生，寒暑代往，五行以成。
关于天地万物的形成问题，一直是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斗争的重要内容之一。正始时期，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贵无”玄学，认为世界万物来源于精神性的本体“无”，得到了很多人的承认。嵇康的思想虽然也受道家影响，但他所吸收的是道家的天道自然无为部分，至于道家“有生于无”的思想，则为他所排斥，所以嵇康的世界观既不同于老、庄，又迥异于何晏、王弼。
嵇康的唯物主义思想大量地体现在他的《声无哀乐论》一文中。文中对世上流传的一些迷信传说提出了有力的批驳：星相家宣播人的寿命可由占卜和相术预知。嵇康对此提出批驳说：“然唐虞之世，命何同延？长平之卒，命何同短？此吾之所疑也”。《左传》中一些迷信的记述，如信公二十九年，介葛卢来鲁，听见一头牛的鸣声，即知其所生三头小牛已被做为祭祀用的牺；又如襄公十八年，楚军北侵，晋人师旷说：“我先后吹了北风和南风的歌曲，知南风不竞，楚师必不会取胜”；又如昭公二十八年，晋人羊舌肸之母听见其孙降生时的啼声似豺狼，就预知此儿日后必定丧家。嵇康对以上怪诞传说一一加以驳斥，指出这些歌声、啼声和牛鸣同所说结果并无关系。不过是事后附会或俗儒妄记。
在声音与人的感情关系上，嵇康说：
心之与声，明为二物，二物诚然，则求情者不留观于形貌，揆心者不假听于声音也。察者欲因声以知心，不亦外乎？声之与心，殊涂异轨，不相经纬。
嵇康反复强调声音本身并无所谓哀乐，只是“物之自然”，和人内心喜怒哀乐并不相干，声音乃人们意志之外的客观存在。嵇康这种看法符合唯物主义原则，应予以肯定。但，嵇康没有把自然的声音（声波）同经过人为艺术加工的音乐区别开来，就否定了音乐的社会性。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的音乐必然体现着作者的思想感情，如果把它与声音等同起来，就不妥当了。
在人的形体和精神关系上，嵇康认为二者是相互依赖的。他说：“形恃神以立，神须形以存”。他这样指出形体和精神互为依赖而不相离，是正确的。但未分别主次，没有指出精神产生于形体，即物质先于精神，因此，难免今人怀疑他是二无论者。这是其欠缺之处。
嵇康注意养生之道，他著《养生论》，否认人能成仙，但认为如能在形、神两方面善自保养，可以长寿。他说：“神躁于中”，则“形丧于外”，所以要人们“爱憎不栖于情，忧喜不留于意，泊然无感，而体气和平”，加以“呼吸吐纳，服食养身，使形神相亲，表里互济“。他指出：“富贵多残，伐之者众也；野人多寿，伤之者寡也”。这话有见地而不全面，穷人虽不能纵欲，但也不能饱腹煖身：富人不仅“伐之者众”，他们争权夺刊，或求长生服毒药，也会自损其寿。嵇康认为“导养得理，以尽性命，上获千余岁，下可数百年，可有之耳”。有些同志认为这是唯心主义的空想。其实从现代医学的迅速发展来看，未来人的寿命逐渐延长到数百岁以上，未必就无可能。不过，从嵇康讲求服食之性来说，倒是存在着服毒致死的危险，因为在魏晋之际，死于吃炼丹之药的人也确实不少了。
（4）“求之自然之理”的唯物主义认识论
嵇康的认识论强调对自然的认识问题，他说：
夫推类辨物，当先求之自然之理，理已定，然后借古义以明之耳。今未得之于心，而多恃前言以为谈证。自此以往，恐巧历不能纪耳。
这是说人们在对某种事物进行判断的时候，首先要弄清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性。“得于心”是对事物的融会贯通。他认为判断事物不能只靠感性认识，更重要的是作出理性判断。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反映事物的本质。如果没有掌握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只以古人的话为依据，进行无休止的推论，是无法得到正确认识的。他反对“以己为度”的主观臆断。他说：“故善求者观物于微，触类而长，不以己为度也”。同时，嵇康也强调用“效验”来鉴别认识的真伪，他说：“夫所知麦之善于菽，稻之胜于稷，由有效而识之”。说明嵇康是强调认识问题应当有客观标准的。正因为这样，嵇康才敢于反对“立六经以为准”、“以周孔为关键”的俗儒认识标准。
嵇康的认识论还有一些辩证法的因素。他把人的认识分为“理知”和“目识”两种形式。即有的事物，尽管有了正确的认识方法，却不能即时认识它，比如橡树和樟树，外形很相似，须长到七年以后才能辨认清楚。所以嵇康认为认识事物要兼顾各种因素，不能主观、片面，要以“求诸身”和“校外物”相结合。他说：
夫至理诚微，善溺于世，然或可求诸身而后悟，校外物以知之。
在认识方法上，嵇康反对儒家所谓“多同”和“思不出位”的观点，他说：
以多同自减，思不出位；使奇事绝于所见，妙理断于常论；以言通变达微，未之闻也。
以多自证，以同自慰，谓天地之理，尽此而已矣。
“多同”，是指赞同多数人的意见；“思不出位”，是说不作超出自己职掌范围内的事，这都是儒家不负责任的无原则的认识方法。嵇康对此坚决反对，他认为如果人们都这样，那就只能循规蹈矩，因循保守。他在这里提出了一个有启发性的见解，他说：“天地广远，品物多方，智之所加，未若不知者众也”。因此，他主张放开眼界，独立思考，以“通变达微”，开拓真理，这是具有积极作用的见解。
总的来看，在玄学唯心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时期，嵇康的元气自然论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虽还不足战胜以王弼为代表的以无为本的唯心主义本体论，但他继承了王充以来的某些唯物主义传统，还是有积极作用的。他在政治上反对虚伪的礼教，敢于同强权进行斗争：在认识论上，强调理性，反对盲从，主张独立思考，能冲破儒家思想的束缚，启发人们自由思维，是有益的。但，在他的思想中也有一些消极的东西，如消极遁世及唯心主义杂质等。这种思想矛盾正是时代的产物。
（5）阮籍的简历
阮籍（210至263年），字嗣宗，陈留尉氏（河南今县）人。父瑀，是有名的“建安七子”之一。籍年三岁而丧父。史称籍：“容貌瑰杰”，“博览群籍，尤好老、庄”；“才藻艳逸，而倜傥放荡，行己寡欲，不拘礼俗”；“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忽忘形骸”。以上的叙述反映了阮籍的特点是：富有文才；爱好老庄；不拘礼俗。
阮籍有名当世，又系名人之子，所以他要想作官，是很容易的。可是，由于他放荡寡欲，所以到三十而立之年，还没有作官。直到魏少帝曹芳时，他才被太尉蒋济召为掾，不久就谢病归乡。后又作了几天尚书郎，曹爽召他为参军，他又以疾辞。所以曹爽被诛后。他没有受连累，因此，“时人服其远识”。后来司马懿父子三人相继执掌魏政，阮籍在他们手下作过从事中郎。司马师立高贵乡公曹髦为帝，封籍为关内侯。司马昭执政时，阮籍曾主动要求作东平相，到任旬日而还。后知步兵校尉营有好酒，乃求为步兵校尉，到任后，依然只喝酒，不过问政事。
阮籍“性至孝”，但母死不哭，仍照常饮酒食肉，吊者来哭，他只站在旁边发呆。他时而兴高采烈，旁若无人，时而又作途穷之哭，有时无英雄之叹。他口不论人过，但对礼俗之士，常以白眼相看，惹得其人怨恨。他常辞官，有时也主动要求作宫。他反对司马氏的篡夺及其假礼教，可是当司马昭辞受九锡时，他受公卿委托给司马昭上劝进笺，虽被迫而为之，但文辞壮美，对司马昭多加推崇。他不愿在大将军府为佐职，可是离开后仍时常回府参加宴会，还曾向司马昭作书推荐卢播，好似他同司马昭的关系还相当不错。人们说阮籍“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要把这个问题解释清楚，须先讲一下阮籍所处的时代背景。
阮籍对魏晋两代统治者未留下一句指名道姓的褒贬。他的诗文以隐晦著称，其中多因物写情，触景伤怀，以古喻今，忿世畏时等内容，如：“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渔父知世患，乘流泛轻舟”等词句，处处体现出他对司马氏当权派怀有戒心，不得不作出“佯狂避时“的姿态。从阮籍的家世来说，他与曹魏王室的关系是较好的。其父阮瑀曾在曹操麾下草拟军书檄文，为操所信用。阮瑀又与曹丕有文字之交，瑀于建安十七年（212年）不幸早世，曹丕为此特作《寡妇赋》，以叙其妻儿悲苦之情。可知阮瑀与魏室的关系相当密切。这是阮籍不满于司马氏攘夺帝位的原因之一。在司马氏方面，由于想取代魏室，也千方百计地笼络在社会上有影响的名士大族。史称：“朝论以其（籍）名高，欲显崇之”。假若阮籍也像嵇康那样不同司马氏合作，便可能遭遇与嵇康相同的命运。因此阮籍对司马氏就采取了若即若离的态度。阮籍虽不敢明显地顶撞司马氏，但他也没有像山涛、向秀、王戎等那样完全倒向司马氏。他选择了一条中间路线，即一方面虚与委蛇，一方面又用喜怒笑骂、利落锋利的笔调讽刺司马氏的阴险与虚伪，使千载之下犹能理解其难以表述的肝膈本怀。这正是阮籍手法高超之处。阮籍的行为虽逊于嵇康的从容就义，但其用心亦可谓良苦，其穷途之哭、号血之泣，实有不得已者。以嗣宗之才调，竟不得申其素志，而常沈沦于酒醉之中，亦可哀矣。
阮籍的著作有《阮步兵集》1卷（清人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本）。近上海古籍出版社整理出版了《阮籍集》。他写的《乐论》、《通易论》、《通老论》、《达庄论》、《大人先生传》，是有价值的哲学论文。
（6）阮籍的自然观和历史观
阮籍在谈到天地方物的本源时说：
天地生于自然，万物生于天地。自然者无外，故天地名焉。天地者有内，故万物生焉。当其无外，谁谓异乎？当其有内，谁谓殊乎？
这是说：万物是天地生的，天地是自然生的。然而自然和天地有什么区别呢？阮籍认为自然广大无垠，囊括一切。天地即在自然里面，天地之内，生育着万物，所以天地和自然实际并无区别。阮籍接着又说：
地流其燥，天抗其湿。月东出，日西入，随以相从，解而后合。升谓之阳，降谓之阴。在地谓之理，在天谓之文。蒸谓之雨，散谓之风。炎谓之火，凝谓之冰。形谓之石，象谓之星。朔谓之朝，晦谓之冥。通谓之川，回谓之渊。平谓之土，积谓之山。男女同位，山泽通气。雷风不相射，水火不相薄。天地合其德。日月顺其光。自然一体，则万物经其常。入谓之幽，出谓之章。一气盛衰，变化而不伤。
这是说：天地间万物生长和风雨雷电等各种现象虽千变万化，都是一气的运动。由此可知，阮籍的自然观是一元论的唯物主义。
但是在下面，阮籍又提到“神”，他说：
人生天地之中，体自然之形。身者，阴阳之精气也。性者。五行之正性也。情者，游魂之变欲也。神者，天地之所以驭者也。
显然，阮籍认为“神”是天地所以产生和支配万物的神妙作用。即是说“神”是由物质产生的精神，精神是第二性的，物质是第一性的。阮籍在《大人先生传》说：
时不若岁，岁不若天，天不若道，道不若神，神者，自然之根也。
“神者，自然之根”，这里的“神”字又怎样解释呢？神既然是自然之根，是否就说“神”是高于自然之上的有意识东西呢？我们认为不能这样解释。此处的“根”，也只是指自然界加于万物的生长等作用。前面的“道”是作“规律”解，并非有意旨的东西。神也是一样，它只指自然加千万物的作用。阮籍在下面又说：
太初何如？无后无先，莫究其极，谁识其根？邈渺绵绵，乃反复乎大道之所存，莫畅其究，谁晓其根？
上面的两个“根”字，都当“作用”解。所以“自然之根也”句中的根。字也应当“作用”解。这句话的意思和“天地之所以驭者也”句一样，都是指来自天地或自然的作用。
阮籍在《通易论》中谈论到《易》和天地的关系时说：
《易》之为书也，本天地，因阴阳，推盛衰，出自幽微，以致明著……覆焘天地之道，囊括万物之情……此天下之所以顺自然，惠生类也。
可见阮籍认为《易》这本书的内容是反映“天地之道”和“万物之情”的，它所阐明的变化和规律来自天地和自然，而非出自什么“神”和上帝的恩赐。因此，阮籍的结论是：“天地，《易》之主也；万物，《易》之心也”。这就是说：推动万物万事变化的主宰是物质属性的天地，而非“神”或其他有意识的东西。因此我们说阮籍的自然观基本是唯物主义。
阮籍对历史发展的看法，与嵇康基本相同。他认为远古有一个顺乎自然的理想社会，说：
昔者天地开辟，万物并生，大者恬其性，细者静其形……明者不以智胜；者不以愚败。强者不以力尽，弱者不以迫畏。盖无君而庶物定，无臣而万事理。
他又说：
圣人明于天人之理，达于自然之分，通于治化之体，审于大慎之训，故君臣垂拱，完太素之朴，百姓熙怡，保性命之和。
三国的文学艺术
一、三国的文学
三国时期的文学，以建安年间最为兴盛。兴盛的原因，一是由于战争年代，名、法、道、纵横各家学派纷纷兴起，传统儒家经术独尊的地
位受到冲击，士民思想倍形活跃；二是随着社会经济情况急剧变化，人民生活既疾苦，士人的遭遇又多种多样，因此，死版雕砌、华而不实的
汉代辞赋，远远不能反映人民的现实生活和不平之鸣；三是由于曹操父子的大力提倡，在他们周围聚集了不少有才华的文学之士。《文心雕龙》第45《时序》说：
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未，区字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
并体邈英逸，故俊才云蒸。
钟嵘《诗品•序》也说：
降及建安，曹氏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托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
备于时矣。
在数以百计的彬彬文士中，三曹、孔融、王粲等人尤为突出。建安文学以有风骨著称，风骨指风格和骨气，换言之，即着重真性情的流露
，而不崇尚辞藻的雕饰。然而开建安风骨的先河者，当推经学大师郑玄。兹依次叙说于下。
(一)郑重的散文
经学大师郑玄（127至200年），虽不以文章著名，但其散文是颇具特色的。今录《后汉书》卷35《郑玄传》载郑玄《戒子益恩书》的前一
部分：
吾家旧贫，（不）为父母群弟所客，去厮役之吏，游学周、秦之都，往来幽、并、兗、豫之域，获觐乎在位通人，处逸大儒，得意者咸从
捧手，有所授焉。遂博稽六艺，粗览传记，时睹秘书纬术之奥。年过四十，乃归供养，假田播殖，以娱朝夕，遇阉尹擅势，坐党禁锢，十有四
年，而蒙赦令。举贤良方正有道，辟大将军三司府。公车再召，比牒并名，早为宰相。惟彼数公，懿德大雅，克堪王臣，故宜式序。吾自忖度
，无任于此。但念述先圣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齐，亦庶几以竭吾才，故闻命罔从。而黄巾为害，萍浮南北，复归邦乡，入此岁来，已七十矣
。宿素衰落，仍有失误，案之礼典，便合传家。今我告尔以老，归尔以事，将闲居以安性，覃思以终业。自非拜国君之命，问族亲之忧，展敬
坟墓，观省野物，胡尝扶杖出门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咨尔煢一夫，曾无同生相依。其易求君子之道，研钻勿替。敬慎威仪，以近有德。
显誊成千僚友，德行立于己志。若致声称，亦有荣于所生，可不深念邪！可不深念邪！……
以上《戒子书》写于建安元年（196年），郑玄以简短扼要的自我叙述，把自己一生的经历和志趣交代得清清楚楚。在汉未政治昏败、社会
动乱的时代，一位对学术钻研不息的正派学者，既作出了出类拔萃的成绩，也受到举国上下的共同尊重。他既不希冀高位，也不掩饰自己未免
于俗的好名心理；他所谆谆嘱咐与寄希望于儿子的也只是君子之道和有荣于先人的声誉。充分体现了大学者的风度与本色。从文章的内容到文
字都朴实无华、纯正自然，无人为雕塑迹象，而气势强劲，起伏转合，若见其人，百读不厌。从文章语气看，与曹操《自明本志令》颇相近似
，气势不减于操，而浑厚坦素，抑又过之，实开建安风骨之先河矣。
(二)曹操的诗文
曹操一生，不仅备历政治风险，且戎马倥偬，但他从幼“能明古学”，“御军三十余年，手不捨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
，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说明他不仅是一位能征善战的将帅，也是一位才学并茂的文学家。
曹操的诗歌现存二十余首，都是乐府歌辞。他以乐府旧题描述当时的政治现实和社会动乱。其五言诗，如《薤露行》，叙述“惟汉廿二世
，所任诚不良”，因之逐渐陵夷，招致“贼臣（指董卓）持国柄”，至于国祚沦丧，暗示他的得国，并非取自汉室，乃得之于逐鹿群雄。
又如《蒿里行》，叙述各军阀不齐心协力讨伐董卓，而自相吞噬，袁术甚至在淮南潜号称帝。由于战乱频仍，招致百姓大量死亡。此诗乃
一首有价值的史诗。但我们也不能由此就认为曹操真正关心人民，如同我们在前面所叙述的，操本人也有大量屠杀无辜人民的暴行，我们对他
的文学作品，也只是就文艺角度，作些评论，并非认为操真能言行一致。
曹操的《短歌行》表述了他思才爱士的迫切心情，宣示他将继续招揽英俊，以完成统一大业。
曹操在《龟虽寿》诗中所写“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显示了他老当益壮的豪迈进取胸怀，至今犹起着令人们激励
和自我策勉的积极作用。
《观沧海》所写“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粲烂，若出其里”。这诗描述了广阔无际的沧海景色，是我国古代最
早的海上写景诗。
曹操的诗，造句质朴简约，但“气韵沉雄”，犹如“幽、燕老将”。不假华词雕琢，而格调自然高迈。故《诗品》卷下《魏武帝》言：“
曹公古直，颇有悲凉之句”。
曹操尤长于为文，其书、表、教、令等虽多简短，然立意深沉，气魄雄伟，情文并茂，引人入胜。如《三国志》卷18《褒扬泰山太守吕虔
今》及《武帝纪》载《军谯令》，不仅文简意赅，磊落有致；也是他御将爱士的写照。操在《褒吕虔令》所言“夫有其志，必成其事”两句，
可列为格言，足以激励有志之士。
曹操的《让县自明本志令》是一篇独具特色的自叙散文。《三国志》卷1《武帝纪》注引《魏武故事》已将令文全部抄录。这篇令文不只是
研究曹操政治思想和为人处世的珍贵材料，而且在文学上也属于上乘佳作。通篇文句质朴自然，毫无文人雕琢气息，而如海浪翻滚，气势汹涌
，声调抑扬顿挫，雄健有力，如果说操之统武行师，足以鞭挞群雄的话，则操之笔锋所指，亦堪屹立千古，虽对操怀有成见者，亦不得不叹为
“文词绝调”矣。
(三)曹丕的诗文
曹丕一生基本处于贵公子以至皇帝的令人恭畏的地位，因此，他的诗文反映的内容就比较平板、单调，缺乏坎坷不平之鸣。他的诗歌成就
较高的是五、七言诗。其中《燕歌行》一首最为人欣赏：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
群燕辞归鸪南翔，念君客游思断肠！
慊慊思归恋故乡，君何淹留寄他方？
贱妾煢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
不觉泪下沾衣裳，援瑟鸣弦发清商。
短歌微吟不能长，明月皎皎照我床。
星汉西流月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
尔独何辜限河梁！
诗中描写在萧瑟的秋夜，一个妇女思念远客他乡的丈夫，情意缠绵，刻画细腻，语句秀丽流畅，声调婉转多姿，音节和谐响亮。在此以前
，七言诗还未见有这样成熟的作品，故曹丕可说是七言诗的奠基人。但曹丕受宫廷奢侈生活的局限，诗篇不免缺乏生活气息，即以这篇《燕歌行》而论，有瑟可弹的妇人因思念其夫而断肠、掉泪，甚至不能入睡。然而她丈夫在外作什么呢？从“君何淹留寄他方”语句看，其夫并非从
军和充苦力，她之所以忧思，不过怕夫思归和自己守空房而已，这同无食缺衣的劳苦农妇思念其九死一生的从军丈夫相比之下，就未免显得不那样扣人心弦了。
曹丕的散文，数量虽不及曹植，但从文学造诣上讲，较曹植实有过之而无不及。例如曹丕的《与吴质书》，文字清新隽永，通俗流畅。以储君之尊，仍能笃于故旧，情深谊长，宛如布衣之交！对亡友的怀念与悼惜，凄楚感人。其中对诸文士文学作品的评论，也甚为允当，实属情文并茂的上乘之作。
曹丕在其《典论•论文》中，发表了一些评论诗文的精辟见解，开文学批评的先河。他摆脱了传统儒家的观点，强调“文以气为主”，气
指气魄、才气、精神，与风骨是相通的。他特别强调了文章的重要性，认为写出好的文学作品，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他在评论文章时，常提到作者的品德和风格，说明他重视这些因素对作品的关系。他指出了文人相轻、贵远贱近及向声背实等鄙习。
《三国志》卷2《文帝纪》注引曹丕《典论•自叙》，谈到他本人才艺成长过程及生活琐事，信手拈来，亦饶有情致，是一篇好的散文。
(四)曹植的诗文
曹植（192至232年），字子建，年十余岁，已善属文。操见其文，问：“汝倩人邪”？植跪曰：“言出为论，下笔成章，顾当面试，奈何
倩人！”“时铜爵台新成，操悉将诸子登台，使各为赋，植援笔立成，可观，操甚异之”。特见宠爱。操在时，植虽未得为太子，但也过着豪
华适意的生活。操死，丕袭位为魏王，立即杀掉原来拥戴曹植的丁仪、丁廙兄弟，曹植也几乎被杀。曹叡时，曹植的情况稍有好转，但他屡求
试用，都被婉言谢绝。他终于在四十一岁时（太和六年）赍志而殁。在丕、叡统治的二十年中，曹植是在郁郁寡欢中度过的，但他的诗文却因
此而愈工。所以说曹植一生，在政治上是失败者，在文学上，却是成功者。陈寿评他“文才富艳，足以自通后叶”。《诗品》称他为“建安之
杰”。这可以算是“失之东隅，得之桑榆”了。
曹植的诗，现存八十余首，辞赋与散文共四十余篇，可说是数量和质量兼优。他的五言诗，上逾秦汉，下起两晋南北朝，堪称五言冠冕。
试看他的《薤露行》：
天地无穷极，阴阳转相因。人居一世间，忽若风吹尘。
愿得展功勤，输力于明君；怀此王佐才，慷慨独不群。
鳞介尊神龙，走兽宗麒麟；虫兽犹知德，何况于士人！
孔子删诗书，王业粲已分，骋我径寸翰，流藻垂华芬。
诗中所说俱有王佐才而不得施展的士人，无疑就是他自己了。他在屡求参与并吴灭蜀的战争被拒绝之后，也只有作赋吟诗，以寄托其怀才
不遇的情怀，并诉之于后代读者。
曹植的《赠白马王彪》诗，作于魏文帝黄初四年（223年）五月。是时曹植与母兄曹彰、异母弟曹彪，往朝京师，曹彰在京邸忽得暴疾，死
得不明不白。至七月，曹植与曹彪拟同路东归，以展契阔，但为有司所阻，曹植忿而成诗。诗共有七首，逐次述说胸怀，实际只是一首，诗中
以途中所见景物和跋涉艰辛为陪衬，突出控诉了对乃兄曹丕长期疏远骨肉的怨望和忿慨。政治上的失意和触物感怀相结合，再加上逼真的艺术
手法，写成了融眼泪、热血和不平之气为一体的感慨激昂的佳作。
曹植主要以诗博得大名，文赋也不少逊。其给魏明帝《上疏陈
审举之义》言：“豪右执政，不在亲戚。权之所在，虽疏必重：势之所去，虽亲必轻。盖取齐者田族，非吕宗也；分晋者赵、魏，非姬姓
也。惟陛下察之”，正是切中曹丕、曹叡父子重异姓而疏骨肉用人政策的弊端。曾几何时，魏的大权竟旁落于司马氏，可谓不幸而言中，足见
曹植不仅有文才，其识见亦有过人者。又如他的《与司马仲达书》，指摘了司马懿对吴只守不攻的策略。前已言及，因司马懿有出谋佑助曹丕
保住太子宝座之功，故自丕至叡对司马懿特别重用，授以抗御吴、蜀的军事大任。老奸巨滑的司马懿不肯主动打击敌人，唯固营自守。他深知
如克吴灭蜀，自己可能道兔死狗烹之灾，不如拥兵自重，保住个人势力，以相机图事。早在曹叡即位之初、司马懿受命屯宛拒吴时期（太和元
年至太和五年间），曹植已能洞悉司马懿之奸，直率地予以揭露与指责，可谓独具隻眼。凡此，均证明曹植非徒文人纸上谈兵者，其壮志不遂
，抑亦吴、蜀与司马氏之幸欤？
曹植的赋，以《洛神赋》最为脍炙人口。此赋模仿宋玉《神女赋》，写于黄初三年（222年）。赋中述说曹植从京师还过洛水，忽逢一美艳
绝伦而又品性端正的神女，爱慕之心，油然而生，至于冒昧向之求婚。神女怜其赤诚，嘉其才华，只因“人神道殊”，无缘相配，最后神女赐
植以“江南明珰”，黯然而别。此事来由为何，后人多加臆测，实则，不过为植怀才不遇之自我写照而已。
(五)所谓蔡琰的《悲愤诗》、《胡笳十八拍》等
蔡琰，汉末著名文学家蔡邕之女。据《后汉书》卷86《列女传》载：
陈留董祀妻者，同郡蔡邕之女也。名琰，字文姬。博学有才辩，又妙于音律。适河东卫仲道，夫亡，无子，归宁于家。兴平中（194至195
年），天下丧乱，文姬为胡骑所获，没于南匈奴左贤王。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曹操素与邕善，痛其无嗣。乃遣使者以金壁赎之。而重嫁与
祀。
视为屯田都尉，犯法当死。文姬诣曹操请之。时公卿名士及远方使驿，坐者满堂。操谓宾客曰：“蔡伯喈（蔡邕字伯喈）女在外，今为诸
君见之”。及文姬进，蓬首徒跣，叩头请罪。音辞清辩，旨甚酸哀。众皆为改容。操曰：“诚实相矜，然文状已去，奈何？”文姬曰：“明公
厩马万匹，虎士成林，何惜疾足一骑，而不济垂死之命乎？”操感其言，乃追原祀罪。
有名的《悲愤诗》，即载于此传中，全诗共540个字，不仅叙述了蔡琰自己被掳入胡、思亲抛儿等痛苦情节，也反映了兵荒马乱、国破家亡
，给广大北方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这是一首现实主义的长篇史诗，全诗言语朴实，舒情细腻，凄切动人，询为佳作。
但，这诗存在着是否为蔡琰本人所作的问题。从诗中内容看来，这诗断非蔡琰所作，理由是：
（1）本传言“兴平中（194至195年），天下丧乱，文姬为胡骑所获”。然在此两三年前，即初平三年（192年）蔡邕已为王允所诛，可是
，诗中尚有“感时念父母”之句，这是不合情实处。
（2）诗言：“既至家人尽，又复无中外”。然据《晋书》卷34《羊祜传》，羊祜乃蔡邕外孙，祜又是司马师之妻景献羊皇后同产弟。则羊
家和司马氏都和蔡琰有亲戚关系，怎能说蔡琰无中外之亲呢？且《后汉书》卷60下《蔡邕传》言邕“与叔父从弟同居，三世不分财”。家中人
多业广，仕宦者多，蔡琰归时也不会到“家人尽”的地步。说明作诗的人对蔡琰的家庭情况并不了解。这是第二个可疑点。
（3）诗中既言“托命于新人，竭心自勖厉”，表明这诗是蔡邕初嫁董祀时写的。可是又说：“常恐复捐弃”，这样，刚结婚就怕被遗弃，
似有对董祀不甚信任的味道，既未必符合蔡琰当时心情，而且让董祀看了，也会不舒服。当董祀犯了死罪时，蔡琰立即找曹操求情，且“旨甚
酸哀”，表明他们夫妻间感情还是不错的。三国时社会风俗对再醮之妇，并不歧视。且当时男女嫁娶皆以连婚高门为荣，像蔡琰这样既有才学
，音律书法，无不擅长，且又出身名门世家，理应受到董祀尊重。实际情况是，蔡邕名满天下，“贵重朝廷”，友徒众多，蔡琰能传家学，故
曹操以全壁赎之。曹丕、丁廙诸人还为之作《蔡伯喈女赋》，皆哀其遇而重其才，可谓名噪一时。当蔡琰见曹操请求赦免董祀时，满座公卿名
士，“皆为改容”。秦日执法较严的曹操格外为之开恩，遣快足“追原祀罪”，还让蔡琰书写昔家中散失坟籍。凡此，都说明蔡琰归来后的地
位不只不“鄙贱”，而且才女薄命遭遇，更博得众人同情，名声也更高，所以诗中怕被人遗弃的说法不似蔡琰本人应有的口吻，而系好事者伪
造。
（4）诗中怀念二子处亦嫌过多，这样，既碍于董祀，也有失蔡琰的体面，如真舍不得二胡子，当时何必回来呢？当然，做母亲的不可能不
惦念出腹子，但暗自掉泪可以，不厌其烦地公开宣讲，喋喋不休，则不符合妇女们的心理。当曹操谓蔡琰：“今当使十吏就夫人写”所诵忆坟
籍时，琰立即以“男女之别，礼不亲授”相婉辞，说明蔡琰是颇知男女之防的。以蔡琰之才，苟欲传世，尽可拿出伤时哀民之作，仅以念二胡
子而宣示世人，岂其情耶？
（5）诗中“拥主以自强”语，似非蔡琰所宜言，因为曹操也正在“挟天子以令诸侯”，蔡琰理应加以回避。
（6）《后汉书•董祀妻传》言：“文姬为胡骑所获，没于南匈奴左贤王。在胡中十二年”。参以《晋书》卷101《刘元海载记》，蔡琰有
可能没于南匈奴左贤王刘豹，当然，不一定为刘豹所纳，也可能落于刘豹手下大小匈奴贵族之手，不管为谁所得，蔡琰之居住地应不出今山西
省中西部汾水流域一带。而《悲愤诗》中所言之“长驱西入关”，“边荒与华异，人俗少义理，处所多霜雪，胡风春夏起”，“悠悠三千里、
这些含糊记述，都说明作伪者并不确知蔡琰没于南匈奴左贤王的地点，此亦为诗非蔡琰自作之证。
《后汉书•董祀妻传》还载有蔡琰的第二章骚体《悲愤待》，亦系伪作。诗第二句言“宗族殄兮门户单”，既不符合事实，下两句“身执
略兮入西关，历险阻兮之羌蛮”，也与匈奴左贤王居地不合。以西方之羌与南方之蛮合并称述，亦非当时人所惯为。其余语句略无新意，只依
据五言《悲愤诗》而写，不值一驳。
到唐宋时，忽然出现所谓骚体《胡笳十八拍》。1959年郭沫若先后撰写论文，论述《胡笳十八拍》乃蔡琰所作。于是众说纷坛。我以为此
诗之为伪作，不难识别，其中“为天有眼兮何不见我独漂流？为神有灵兮何事处我天南海北头？我不负天兮天何配我殊匹？我不负神兮神何殛
我越荒州？”“胡人宠我兮有二子，鞠之育之兮不羞耻”等语，令人读之感到既庸俗欠雅，又迷信无识，把蔡琰的“博学多才辩”又遵守传统
妇道的风貌格调丧失殆尽。考之蔡琰家世，父邕既被称为“旷世逸才”，又“性笃孝”，当他被王允在杀之日，“绅诸儒，莫不流涕……兗
州、陈留间皆画像而颂”。曹操所以赎蔡琰归，即因痛邕无嗣。人们对蔡邕如此尊敬思念，饱受凌辱的蔡琰对于亡父的冤死，岂有不痛心疾首
，号咷泣血之理。但悲愤三篇，竟无一语道及乃父惨遭杀害之奇冤大祸，而念念不忘的只有“胡儿”。若真如是，蔡琰当日何必回来呢？观蔡
琰谒操救夫时之焦急哀伤神态，可知蔡琰归后的意愿也不过欲与董祀白头偕老、平安度日而已。假若蔡琰“疾没世而名不彰”的话，她完全可
以写些哀悼慈父等文，交给曹氏父子宣示于众，大可不必公开宣扬自己忘不掉胡儿，那样，连赎她回来的曹操也会不爱听。以情理度之，饱受
传统儒学教养的蔡琰，归来后当以未能奋身守节、抗御强暴为耻，尚何遑大事宣讲己诞生胡儿之事耶？所以我确信三篇皆为好事者所伪作。
(六)孔融和王粲的诗文
孔融（153至208年），字文举，年幼，即以颖悟有才辩著称，后官至虎贲中郎将。会董卓擅权，融常忤卓意，被外调为北海相。时值战乱
，而融干能非所长，在北海六年，屡遭挫败，召至许，历任将作大匠、少府、大中大夫。融知操终图汉室，常执异议。操忌而杀之，诛及妻小
。
曹丕爱融文辞，以为不减班固、扬雄。尝以金帛购求融文。《典论•论文》将融列为建安七子之一。称其“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
持论，理不胜词”。
孔融文章，气势充溢，文笔隽永流畅，其《论盛孝章书》尤为人所传诵。盛宪，字孝章，会稽人，器量雅伟。曾为吴郡太守，以疾去官。
孙策平定吴、会，诛其英豪，宪素有高名，策深忌之。孔融忧其不能免祸，乃与曹操书，请辟用之。制命未至，宪已为孙权所害。孔融在书中
强调了招揽贤才的重要，突出尊贤贵在行动，并以齐桓公、燕昭王的招贤建功实例催促曹操迅速采取行动。此书立意高远，文笔隽拔雅致，情
理委婉动听，时至今日，仍有诵读价值。
王粲（177至217年），字仲宣，山阳高乎人，出身名门，少有异才，博闻强记。性善算，作算术，略尽其理，善属文。早年受到蔡邕的赏
识，许身后赠以家藏书籍。值时战乱，自长安流寓荆州。曹操为魏公，以粲为侍中，博物多识，典掌兴造制度。
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春，粲随操征吴，途中遇疫身亡。
王粲的诗，以《七哀诗》最有名，今录其第一首：
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复弃中国去，委身适荆蛮。
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
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问号泣声，挥涕独不还！
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
南征霸陵岸，回首望长安。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
诗中叙述经过战争洗劫的关中，出现了白骨遍野的悲惨景象，充分体现了作者对无辜人民的深切同情，自然也是对战乱制造者的痛恨与诅
咒。其中叙饥妇弃子后，“挥涕独不还”，说明她丈夫早已死亡或被拉去当兵服役在外，只剩下孤零零的饥妇一人，令览者倍感凄切伤神。
王粲另一著名作品——《登楼赋》，是在荆州避乱时所写，内中描述他思乡和怀才不遇的沉郁心胸，立意清新，文字舒畅，具有浓厚诗意
，摆脱了已往汉赋雕砌堆积的陈旧气息。
孔融和王粲的文学造诣，在建安七子中是较高的。陈寿《三国志》独为粲立传，其他魏国文人只附带叙及，或只寥寥数语，其重视王粲是
不言而喻的。
(七)阮籍和嵇康的诗文
以上诸人的文学作品大致在汉末魏初，人们习惯称之为“建安文学”。到三国后期，魏国文坛亦趋消沉，只有阮籍和嵇康的诗文比较有名
，文学史上所说的“正始文学”，主要即以阮、嵇为代表。二人的简历和哲学思想，前已作过叙述，这里只谈谈他们的文学作品：
阮籍在哲学上的造诣，逊于嵇康，但在文学上的名声则超过了嵇康。《文心雕龙》第47《才略》称：“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
”。意思是说嵇康的文章善于推论哲理，阮籍的诗则极有气势和风度。阮籍遗留至今的八十二首五言《咏怀诗》，素称名作。从诗的内容看，
多讽刺时事，充满着内心的苦闷，从表达技巧说，采用了隐晦曲折的笔调。例如：
嘉树下成蹊，东园桃与李。秋风吹飞藿，零落从此始。
繁华有憔悴，堂上生荆杞。驱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
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凝霜被野草，岁暮亦云已。
从这首诗还是比较容易看出魏晋易代之际反映到阮籍心中的苦闷、畏惧和无可奈何的情绪。他这种心情，也是后代文人士大夫所经常遇到
的，因之就能引起共鸣，为人们所喜爱。又如：
驾言发魏都，南向望吹台。箫管有遗音，梁王安在哉！
战士食糟糠，贤者处蒿莱。歌舞曲未终，秦兵已复来。
夹林非吾有，朱宫生尘埃。军败华阳下，身竟为土灰！
这首诗借战国时魏国自取灭亡来影射曹魏权移司马氏。由于曹叡荒淫奢侈，致使战士离心，由于曹叡不能引用品才兼优的大臣，而托国于
曹爽庸人，致为司马懿所啖食，酿成亡国易主的悲剧。又如：
昔年十四五，志尚好诗书，被褐怀珠玉，颜闵相与期。
开轩临四野，登高望所思。丘墓蔽山冈，万代同一时。
千秋万岁后，荣名安所之？乃悟羡门子，噭噭今自嗤。
这诗说他自己本有济世志，但魏祚将移，既不能为权逆势力效力，而保持忠节荣名，对丘陇枯骨，亦有何益！不如走羡门子的求长生之路
。实际，这只是他无可奈何的自我解脱。
陈寿说阮籍“才藻艳逸”；刘勰说“阮旨遥深”，“响逸而调远”：钟嵘谓阮籍“咏怀之诗，可以陶性灵，发幽思，言在耳目之内，情寄
八荒之表”。因之《诗品》把阮籍的诗列为上品。说明魏晋南朝的人对阮籍的诗是评价很高的。
阮籍的咏怀诗在五言诗的发展中占极重要的地位，这种以咏怀为题的抒情诗，对陶渊明、陈子昂、李自诸名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当然，阮籍咏怀诗中有些避世、求仙和宣扬老庄虚无思想的部分，在当时和后代也产生了不良的影响。
嵇康的诗文，在文学史上也有一定的地位，诗以四言为佳，例如他的《赠兄秀才从军》诗云：
息徒兰圃，秣马华山。流磻平皋，垂纶长川。
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
嘉彼钓叟，得鱼忘筌。郢人逝矣，谁与尽言！
这是嵇康赠其兄嵇喜从军的诗，但诗中并未提到与从军有关系的事，所描写的悠闲情趣和高迈风格，却是属于他自己的。表明嵇康并不赞
成其兄热哀于功名利禄的行动。嵇康的散文很有名，共《与山巨源绝交书》，对他好友山涛愿意拉他作官的意向，给以断然拒绝，并表示愿承
受由此而招致的一切后果。从而宣告了他坚决不与司马氏同流合污的政治态度。书中文笔峭直峻刻，刚毅不屈，恰似他的为人。
三国的文学艺术
二、三国的书法与绘画
（1）书法
方块形的汉字，与其他用拼音字母构成的文字大有区别，汉字本身即是一种艺术，故郭沫若认为“中国的文字，在殷代便具有艺术的风味
。殷代的甲骨文和殷周金文，有好些作品都异常美观。”据学者研究，甲骨文上面的字系先用毛笔书写，然后镌刻，刻时先直后横，而且在笔
划上涂以朱墨颜色，其目的显然是为了让字迹鲜艳悦目。经周、秦、西汉长期演进，至东汉时出现了不少的书法大家。三国时虽戎马倥偬，书
法人才仍有增不减。拿曹操来说，史称：“汉世安乎崔瑗、瑗子寔、弘农张芝、芝弟昶，并善草书，而太祖亚之。”唐人张怀瓘著《书断》，
称曹操“尤工章草，雄逸绝伦”，列为神、妙、能三品中之妙品，并言：“操子植，字子建，亦工书。”曹操辅政时，尚书卫觊“好古文、鸟
篆、隶、草，无所不善”。觊子瓘善草书，孙恒善隶书，恒撰《四体书势》，为书法史上之珍贵文献。其中谈到汉灵帝“好书，时多能者，而
师宜官为最”。另一书家梁鹄，对师宜官的书法加以精心揣摩，因而大有进境，以善书为选部尚书，掌管选宫用人。时曹操欲为洛阳令，而鹄
以之为北部尉。后鹄到荆州依刘表，及操入荆州，鹄惧而面缚向操请罪，操署鹄为军假司马，令在秘书，以写书自效。因此，操丞相府中，多
有鹄手迹，操甚至将鹄字悬于卧室内，朝夕赏玩，终于得出了鹄书胜过师宜官的结论。自魏至晋，洛阳宫殿题署多出鹄手。据说鹄宜为大字，
另一书法家邯郸淳宜为小字。鹄谓邯郸淳得力于东汉书法家王次仲。《四体书势》称“鹄之用笔，尽其势矣”。
魏时最负盛名的书法家应推钟繇。繇，字元常，颍川长社人。曹操执政，繇以侍中守司隶校尉，持节督关中诸军。官渡之役，繇送马二千
余匹千操。后操征关西，得以为资。魏国既建，繇身居相国、太尉、太傅高位，死于曹叡太和四年（230年）。繇为书，师法工篆隶的曹喜、擅
长行书的刘德升、长于八分的蔡邕，能颖脱而出，集各家之长。《书断》称繇：“真书绝世，刚柔备焉，点画之间，多有异趣，可谓幽深无际
，古雅有余，秦汉以来，一人而已……其行书则羲之、献之之亚，草则卫、索之下，八分则有《魏受禅碑》，称此为最。……元常隶、行入神
，八分、草入妙。”在书法史上，钟繇与汉代草圣张芝并称“钟张”；与时人胡昭并称“钟胡”；与东晋书圣王羲之并称“钟王”，可证其书
法地位之崇高。
胡昭，字孔明，与钟繇同为颍川人。始避难冀州，辞袁绍辟命，遁还乡里，转居陆浑山中，躬耕乐道。当地疲役之民起而反抗曹操，但互
相约誓，言：“胡居士，贤者也，一不得犯其部落。”说明纯朴的人民，对于安贫乐道的士人，还是青眼相看的。史言：“昭善史书（即史籀
大篆），与钟繇、邯郸淳、卫觊、韦诞并有名，尺牍之迹，并见模楷焉。”邯郸淳，亦颍川人，博学，有才章，又善苍、雅、虫、篆、许氏字
指。初平时，自三辅客荆州，荆州内附，曹操素闻其名，“召与相见，甚敬异之。”操以淳为临菑侯曹植文学。时曹丕与植争为乃父继嗣，而
淳屡向操称述植才，由是为丕所不悦。后丕称帝，尚未加害于淳，以之为博士、给事中。盖亦爱其才也。
韦诞，字仲将，有文才，善辞章，官至侍中、中书监。诸书并善，尤精题署，曹魏洛、许、邺三都宫殿台观多诞题字，南梁书画家袁昂称
诞书如龙威虎振、剑拔弩张。
钟繇少子会，字士季，亦善书，行、草兼美，工隶书，当司马氏攘夺魏政之际，会为司马氏腹心。司马昭令钟会统十万众伐蜀，邓艾之军
自阴平道潜行，先到灭蜀。钟会忌艾功大，会用其“善效人书”的伎俩，遣使者于剑阁遮夺艾所上表而另摹写，令辞指悖傲，以使司马昭疑艾
有异志，而达到陷害艾的目的。这是书法被人利用以遂其阴谋的事例。
孙吴书法家以皇象最有名。史称：“皇象，字休明，广陵江都人。幼工书。时有张子并（张超字）、陈梁甫能书。甫恨逋（张怀瓘《书断
》作“瘦”），并恨峻，象斟酌其间，甚得其妙，中国善书者不能及也。”《书断》言：“休明章草入神；八分入妙；小篆入能”。《抱朴子
•外篇•讥惑》言：“吴之善书，则有皇象、刘纂、岑伯然、朱季平，皆一代之绝手。”除此以外，吴尚有张昭善隶书；张郃善小篆；孙权善
行、草书；孙皓善小篆、飞白。《书断》称：“吴处土张弘，字敬礼，吴郡人……并善篆、隶，其飞白妙绝当时……敬礼飞白入妙，小彖入能
”。另有吴郡人沈友，“其笔之妙，舌之妙，刀之妙，三者皆过绝于人。”
至于蜀汉，陈寿《三国志》卷35《诸葛亮传》称诸葛瞻“工书画”。元代人郑杓《衍极》称：“诸葛武侯，其知书之变矣”。元人刘有定
注云：“先主作三鼎，皆亮篆、隶。八分书极其工妙，今帖中有”玄莫大寂，混合阴阳’等字。”从帖中八字含义观之，似属浅人伪托。然诸
葛亮长于书画，当为事实。据说张飞亦善书，卢弼《三国志集解》卷36《张飞传》注引《名胜志•碑目》，有流江县题名云：“汉将张飞率精
兵万人，大破贼首张邵于八濛，立马勒石。盖飞所亲书也”。书虽未必为飞亲书，但若非飞能书，后人亦无缘杜撰。《三国志》卷42《谯周传
》称谯周“尤善书札”。
（2）绘画
三国时最著名的画家当推曹不兴。不兴或名弗兴，吴吴兴人。以善画，名冠一时，长于人物及衣著。曾在长达五十尺的大幅绢上画人物，
因心灵手快，须臾即成。所绘人物，头面手足，胸臆肩背，不失尺度，衣纹皱折，尤别开新样。《三国志》卷63 《赵达传》注引《吴录》言：
孙权使不兴“画屏凤，误落笔点素，因就以作蝇。既进御，权以为生蝇，举手弹之。”足见不兴写生之妙，已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不兴特擅
长画龙。唐人朱景玄《唐朝名画录》言吴赤乌元年（238年）冬十月，弗兴画一赤龙，至刘宋时，为陆探微所见，而叹其神妙。由于当时佛教、佛画已传入中国，故不兴受其影响，亦画佛像，所以在画史上有“佛画之祖”的称号。
魏少主曹髦，亦以善画著称，其最擅长者为人物故实。唐人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谓曹髦之画独高魏代。魏之徐邈、杨修、桓范、嵇康等
；蜀之诸葛亮、亮子瞻、张飞均能画。许多绘画史著作提到吴王赵夫人，谓夫人系丞相赵达之妹。查孙权时任丞相者，并无赵达。《三国志》
卷63《吴志•赵达传》中之赵达，乃系知术数者。魏国有一任校事的赵达，然史书均无赵达进妹于权之事。至于所传夫人为权作五岳河海城邑
之形于方帛上之事，乃见于《拾遗记》，是书着重宣扬神仙方术，多荒诞不经，故未可信。
总之，当三国军书交驰之际，书法之用，毕竟重于画卷欣赏，这也许是三国时绘画所以落后于书法的缘故吧？
三国的科学技术
一、马钧在机械学上的新成就
三国时代，科学技术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出现了一批杰出的科学家，他们在各个领域取得一系列重要成就。在机械学方面，以马钧的创造最为突出。
马钧，字德衡，魏国扶风（今陕西兴平县）人。生卒年月不详。他的事迹见于《三国志》卷29《方技•杜夔传》裴注引傅玄给他作的序文中。马钧原为魏博士，家境较贫，他拙于言谈而富有巧思。旧织绫机“五十综者五十蹑（织布机上提综的踏板）”，“六十综者六十蹑”，既笨且重，织一匹绫要花费几十天的时日。马钧统统简化为十二蹑，这样就大大提高了生产效
十综者六十蹑”，既笨且重，织一匹
率和质量。魏明帝时，马钧升任给事中，一次，马钧与散骑常侍高堂隆、骁骑将军秦朗为古代有无指南车一事发生争辩。高、秦二人不相信古人能造出指南车，马钧认为指南车并不难造。于是，二人请准明帝，令马钧试作指南车。果然一举而成功。人们认为这是一件奇迹，“从此天下服其巧”。当时京都洛阳可以种菜的园地很多，只是缺水灌溉。马钧为之作翻车，令儿童转之，于是井水源源流出，其浇水效果超过一般提水工具达百倍之多。有人给魏明帝贡献百戏木偶，设计虽尚精巧，但木偶不能动作。魏明帝令马钧设法改造。马钧把大木雕刻成形如车轮的东西，平放在地上，然后引水使轮转动，轮既动，上面的木偶也一齐动作，它们或击鼓吹萧，或唱歌跳舞，或跳丸掷剑，或缘绳倒立，形象栩栩如生，变化多端，使观者大享眼福。
马钧认为诸葛亮制作的连弩“巧则巧矣，未尽善也”；言他可以增加连弩功效五倍。另外，马钧还拟制一种威力极大的攻城器具--发石车。但这两项计划，既遭到同行的嫉妒和责难，又为在位者所忽略，竟不能付诸实施，因此，傅玄感慨言之说：
三国的科学技术
二、杰出的地图学家裴秀
裴秀（223至271年），字秀彦，河东闻喜（山西今县）人，出身于官僚世家。祖茂，汉尚书令；父潜，魏尚书令。秀少好学，八岁能属文，博学强记，早获声闻。曹爽辅政时，任黄门侍郎。后受司马氏重用，官至尚书令、司空。司马昭前往淮南讨伐诸葛诞时，裴秀亦随从参预谋略，说明他有些军事经验。担任司空后，又掌管土地、田亩及地图制作等事务，他个人饶有绘制地图的兴趣与技能，因之在制图学方面有突出的成就。
首先，裴秀创制了《制图六体》，即编制地图所应遵循的六条准则：一，“分率”，即比例尺；二，“准望”，即方位；三，“道里”，即距离；四，“高下”；五，“方邪”；六，“迂直”。其中后三条说明各地间由于地势起伏、倾斜缓急、山川走向而产生的问题。裴秀认为以上六条是相互关联、相互制约的。如果地图上没有比例尺的标记，则不能确定距离的远近。如果只有比例尺的标记，而无方位，则某地的方向虽然从某一方向看是对的，但从其他方向看就不对了。如果只有方位的确定，而无道路的实际路线和距离的表示，那么在有山水相隔的地方就不知该怎样通行了。如果只有路线和距离的标记，而无地面高低起伏和路线曲直的形状，则道路的远近必定与其距离不符，方向也弄不清。所以六条准则必须综合运用，相互印证，才能确定一个地方的位置、距离和地势情况。因此可以说，现代地图学所需要的主要因素，除经纬线和投影以外，裴秀都已谈及了。自此以后，直至明代利玛窦的世界地图传到中国前，我国绘制地图的方法基本上都依据裴秀所规定的“六体”，可见其成就和影响是至深且巨了。
其次，裴秀编绘了《禹贡地域图》十八篇。裴秀看到汉朝保存下来的一些地图既没有比例的表示，也没有方位的确定，连有名的山脉河流都不备载；一些地图虽有粗略的轮廓形状，但不够精确，难以依据；甚至有的地图更绘得奇形怪状，远离实际。为此，裴秀仔细钻研古代地理资料，比较了往古和当时的山脉河流、池塘沼泽以及疆域界限、行政区域变化，还查考了古代城市乡村聚落和水陆交通的变迁，运用其制图六体的科学方法，编制了《禹贡地域图》十八篇。
另外，裴秀又将原有粗重的用八十■缣制作的《天下大图》，加以改造，以“一分为十里、一寸为百里”的比例进行缩制，使之成为容易省览的小而明确的《方丈图》。这种缩小了的《方丈图》就是现在所说的小比例尺（1∶1，800，000）地图。到刘宋时，文学家谢庄（421至466）制造出一个方丈大的木质地形模型，后来北宋沈括、南宋黄裳与朱熹，都用木材、面糊、木屑、胶泥及蜡等制造地形模型。这些都是裴秀方丈图的继续演进，说明裴秀对后代地图学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
三国的科学技术
三、刘徽在数学上的贡献
三国以前，我国数学要籍，首推《九章算术》。刘徽在数学上的贡献，主要在其《九章算术注》一书。《隋书》卷16《律历上》载：“魏陈留王景元四年刘徽注《九章》”。是知《九章算术注》完成于景元四年（263年）。《隋书》卷34《经籍志三》有《九章算术》十卷、《九章重差图》一卷，均注明系刘徽撰。后《九章重差图》失传，唐人将《九章算术注》内有关数学用于测量的《重差》一卷取出，独成一书，因其中第一个问题系测量海岛，故改名为《海岛算经》。刘徽这两个著作是我国数学史上宝贵的文献，即在世界数学史上也有一定的地位。今述其主要贡献如下：
1.极限观念与割圆术 极限意识在春秋战国时已出现，实际加以应用的是刘徽。刘徽已领悟到数列极限的要谛，故能有重要创获。刘徽的杰出贡献首推他在《九章算术注》中创立的割圆术，其所用方法包含初步的极限概念和直线曲线转化的思想。在一千五百年前能运用这种思想，是难能可贵的。
有了割圆术，也就有了计算圆周率的理论和方法。圆周率是圆周长和直径的比值，简称π值。π值是否正确，直接关系到天文历法、度量衡、水利工程和土木建筑等方面的应用，所以精确计算π值，是数学上的一个重要任务。
在刘徽以前，已有许多人计算过π值。最早的π值是3，后来又发展到
圆术，是在圆内接正六边形，然后使边数逐倍增多，他说：“割之弥细，所失弥少，割之又割，以至于不可割，则与圆合体而无所失矣”。这是因为，圆内接正多边形无限多时，其周长极限即为圆周长，面积即为圆面积。他算到正192边形时，求得圆周率为3.14的近似值。他又用几何方法
唯他不曾再求。以上圆周率是当时世界上的最佳数据。公元前三世纪希腊数学家阿基米得曾提出圆周长于内接圆内多边形而小于圆外切多边形周长，算
小和极限，而刘徽应用了极限的概念，且只用圆内接正多边形的面积计算，而省去了计算圆外切正多边形的面积，从而收到了事半功倍之效。
2.关于体积计算的刘徽定理一般地说，柱体或多面体的体积计算较比容易解决，而圆锥、圆台之类的体积就难以求得。刘徽经过苦心思索，终于找到了一条途径，他分别做圆锥的外切正方锥和圆台的外切正方台，结果发现：“求圆亭（圆台）之积，亦犹方幂中求圆幂，圆面积与其外切正方形的面积之比为π∶4，由此他推得：圆台（锥）的体积与其外切正方台（锥）的体积之比，也是π∶4。很显然，如果知道了正方台（锥）的体积，即可求得圆台（锥）的体积。刘徽这个成果，看似简单，实际起着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故有的现代数学家称之为“刘徽定理”。在古代没有微积分的时候，这条定理起着微积分的作用，在现代数学中仍有其价值。刘宋时祖冲之、祖暅父子继承刘徽定理而得出更为进步的祖氏原理。在西方，直到1635年意大利数学家卡瓦列利才有了与祖氏父子类似的思想，比祖氏父子已晚了一千一百多年，比刘徽更迟了一千三百多年。
3.十进小数的应用在数学计算或实际应用中总不免出现奇零小数，在刘
升。或七分八厘九毫五忽”等，在位数较少时，尚可凑合，当小数位数太多时，便很不方便，因之刘徽建立了十进分数制。他以忽为最小单位，不足忽的数，统称之为微数，开平方不尽时，根是无限小数，这又是无限现象。他说：“微数无名者以为分子，其一退以十为分母，再退以百为母，退之弥下，其分弥细，则朱幂（已经开出去的正方形面积）虽有所弃之数（未能开出的
刘徽在对奇零小数的处理上所创立的十进小数记法，在世界数学史上也是一项重要的成就，外国的同样方法，到十四世纪才出现，比刘徽晚了千余年。
4.改进了线性方程组的解法《九章算术》中有一章专讲线性方程组问题。用一种“直除法”求解，即解方程组时把多个未知数逐步减少到一个未知数，然后反过来求出所有未知数的值。“直除法”的消元（未知数）要通过对应项系数累减的办法来完成，比较麻烦。刘徽对“直除法”加以改进，在解二元一次方程组时，用了“互乘对减”的方法，一次消去一项，如同后来的加减消元法。刘徽虽然只用过一次“互乘对减法”，但他知此法带有普遍性，可以推广到任何元数的线性方程组。刘徽还使用配分比例法解线性方程组，也是有创造性的成果。在欧洲，直到十六世纪法国数学家布丢解线性方程的方法才与《九章算术》的“直除法”相似，然而已比《九章算术》晚了一千七百多年，而且没有刘徽改进的解法好。
5.总结和发展了重差术我国古代，将用“表”（标杆）或“矩”（刻划以留标记）进行两次测望的测量方法称做“重差术”。《九章算术注》中第九章《句股》，主要讲测量高、深、广、远问题，说明当时测量数学和测绘地图已有相当水平。刘徽《重差》一卷所以被改称《海岛算经》就是因为其第一题是讲测量海岛的。“重差”之名，古已有之，刘徽对之进行了深入而具体的研究，他解释重差的含义说：“凡望极高，测绝深，而兼知其远者，必用重差，勾股则必以重差为率，故曰：重差也”。刘徽的《海岛算经》共有九个应用题，都有解法和答案。其解法都可以变成平面三角公式，起着与三角同等的作用，可说是我国古代特有的三角法。
关于刘徽的身世，因史书失载，难以确知。《宋史》卷105《礼八》记述宋徽宗大观三年（1109年）追封古天算家七十余人，其中有“魏刘徽淄乡男”。男是宋徽宗给刘徽追加的封爵，古时大臣死后常以其旧乡追封之。曹魏时，带“淄”的地名只有临淄县（属青州齐国），北宋时，除临淄外，还有淄川县（今山东寿光县），故知刘徽是今山东淄博市至寿光县一带人。因魏晋史书不载刘徽生平事迹，故有的数学史家谓刘徽系布衣数学家。然刘徽在《九章算术注》中自言他曾见“晋武库中有汉时王莽所作铜斛”，刘徽若是一介平民，何以能熟知京师武库重地的古代珍物？又何以有测望海岛并常为修筑巨大工程而深究数学的必要？从刘注中，可以看出刘徽的学识文笔均属上乘，如此人才，在当时仕宦，实极容易。陈寿《三国志》对政经大事及重要人物，每多遗漏，刘徽不见于史，自不足为奇。查《隋书》卷34《经籍志三》有《鲁史欹器图》一卷，并注明为仪同刘徽撰，隋志于后再载刘徽撰的《九章算术十卷》和《九章重差图一卷》时，仅注明“刘徽撰”，而不再冠以官名，这也是刘徽曾做过官的又一证据。清人姚振宗谓曹魏无“仪同”之官，因而他以为此仪同非刘徽。然据《三国志》卷43《黄权传》云“景初三年（蜀延熙二年，239年）（黄）权迁车骑将军、仪同三司”，怎能说魏无仪同之官呢？由于以上理由，我以为刘徽并非布衣学者，而曾仕于魏、晋之际。
三国的科学技术
四、张仲景和他的《伤寒论》、《金匮要略》
汉末三国，祖国医学又有了重要发展，张仲景的医学成就特别引人注目。
张仲景，名机，南阳涅阳县人，约生于汉桓帝和平元年（150年），死在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219年）。他自动好学，博览群书，特好医学，师事同郡名医张伯祖。建安初，军阀混战，扰攘不休，中土人民死亡流徙，“疫疠数起”，“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举族而丧”。仅在建安十年（205年）前，张仲景宗族二百余口，死亡即达三分之二，其中死于伤寒病者占百分之七十。这种惨痛情况，使张仲景对于医术钻研更勤，他总结前人医学成果，博采药方，写了许多有价值的医学用书。惜多已亡佚，留传于后世者，唯有《伤寒杂病论》十六卷。经后人整理校勘，将书中伤寒部分定名为《伤寒论》；杂病部分定名为《金匮要略》。《伤寒论》十卷、二十二篇，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论述了伤寒等外感热性病的病理、诊断、治疗及用药。《金匮要略》六卷二十五篇，包括内科、外科、妇产科、皮肤科等四十多种杂病的治疗方法一百三十九条，二百六十二方，以脏腑经络学说作为基本论点，重视内脏间的整体联系性，强调保持人体的正气，同时也不忽视去邪。
我国古代所说的伤寒，和现在专指伤寒杆菌所导致的伤寒病不同，《内经•素问•热论篇》说：“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又说：“人之伤于寒也，则为热病。”可见古人所说的伤寒是指一些因外感而带高烧症状病的通称，除今日所说的伤寒病外，还包括其他多种传染病。这类病病情复杂，转变急剧，诊断和治疗都比较难。张仲景除“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外，还用四诊，即望诊、闻诊、问诊和切脉，从多方面了解病情，然后加以分析综合，归纳为六经，即三阳（太阳、少阳、阴阳）和三阴（太阴、少阴、厥阴）六种症候类型。凡抗病力强、病势亢奋的，是三阳病；抗病力弱，病势虚衰的，是三阴病。治疗三阳病，以驱邪为主，以期迅速消除病灶。治疗三阴病，以扶正为主，以增加病人的抗病能力，调动人体积极因素。在具体医疗时，还以阴、阳、表、里、寒、热、虚、实为辨症的提纲，先分析病情是阳症或阴症。由阴阳辨明表里，再辨明虚实，再辨明寒热，这就是祖国诊断学上著名的“八纲”。一般而言，有兴奋、充血、发热等症候和脉象洪大有力浮滑的是阳症；病势沉伏而难发现、恶寒、厥冷、脉象沉迟、细弱无力的是阴症；病症发生在体表的是表症；在内部的是里症；凡病毒滞留体内，而精气已现虚弱的是虚症。邪气充实，但精力仍足以抵抗的是实症；病态表现有寒性倾向的是寒症，有热性倾向的是热症。
症状辨明后，再进行治疗。张仲景根据前人和自己治病经验，把对各种症状的治疗方法概括为汗、吐、下、和、温、清、补、消八种。即邪在肌表用汗法（发汗）。邪壅于上用吐法（催吐）。邪实于里用下法（泻下）。邪在表里之间用和法（解毒）。寒症用温法，热症用清法，虚症用补法，积滞和肿块一类病症用消法。这些治疗法则概括力强，实用价值高，可以根据不同的病情，单独或配合使用。张仲景的学术思想和有关病症的论述有继往开来的作用，至今仍为学习祖国医学者所必读。
三国的科学技术
五、著名外科医生华佗
华佗，一名旉，字元化，沛国谯县人，早年游学徐州，兼通数经。沛相陈珪举佗孝廉，太尉黄琬辟，均不就。唯以从医为事，足迹遍及今河南、山东及安徽、江苏之江北地区。治愈患者甚众。他精于方药，每疗疾，开汤药不过数种，抓药不用称量，随手取来，自然适度。为人针灸，不过扎一两处，每处七八针，针拔即见效。除内科及针灸外，还精通妇产及儿科，尤擅长外科。为了解除病人手术时的疼痛，他总结前人行医经验，加上自己对醉酒现象的观察借鉴，完成了麻醉术的发明，《后汉书》卷82下《方术传》言华佗在动手术前，先令病人以酒服麻沸散，使之沉醉无所觉，这是祖国医学上的一大突破。据说阿拉伯医生知道用麻醉剂，即系从中国学到的，说明用酒和麻沸散作临床手术前的麻醉剂，是具有世界意义的。《三国志》卷29《方技传》言：
说明华佗当时已能作切除肿瘤及割除肠胃病灶等手术。其作法与现代外科手术大致相仿，足见其技术之高超。
华佗非常重视日常防病和保健工作，他对徒弟吴普说：
华佗以上作法，正似今人作体操，打太极拳，生于一千七百年前的华佗能够重视体育锻炼，不能不说是难能可贵了。
曹操素有“头风”病，每一发作，心乱目眩。他闻华佗医术高超，召到诊治，为之针灸，随手而差。因此，操使佗常在左右，佗辞以妻病、归乡不返。操怒而杀之。佗死后，操头风症未除，操因曰：“佗能愈此，小人养吾病，欲以自重，然吾不杀此子，亦终当不为我断此根原耳”。曹操这话是说错了，操的头风病，即现代医学亦难为之根除。华佗曾言操病，“此近难济，恒事攻治，可延岁月”，倒是符合事实之语。但操枭雄，用政治手腕对待医人，是猜忌过甚了。及后曹操爱子仓舒病困，操叹曰：“吾悔杀华佗，令此儿强死也”。设使当时华佗尚在，也未必能使仓舒起死回生，但若非膏肓之疾，也非没有治好的可能。在古代，因有奇才异能而招致杀身之祸者，实所在不鲜，华佗之死，也是其中悲剧之一。
楼主辛苦了，好长啊慢慢看
看的比较累，半天才看到曹操的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