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历史之错(1)
晁错是一个有学问的人，有才华的人，有思想的人，不甘寂寞的人，但不等于是一个适合搞政治的人。他其实只适合做“政论家”，并不适合当“政治家”。晁错的第一个问题，是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他在太子府的时候，和朝廷大臣的关系就不好（太子善错计谋，袁盎诸大功臣多不好错），进入中枢以后就更是关系恶劣。公元前157年，文帝驾崩，景帝即位，任命晁错为“内史”。内史的职责是“掌治京师”，相当于京城
的市长，是首都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级别则是秩二千石。晁错一下子越过秩千石的副部级（丞），变成和九卿（部长）平起平坐的“部长级干部”，自然春风得意，也认为有了施展政治抱负的舞台，便不断向景帝提出各种建议（常数请闲言事），景帝也言听计从（辄听）。结果是“宠幸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成为炙手可热的权贵。
俗话说，树大招风。朝廷大臣对这个靠着能言善辩、夸夸其谈，一路青云直上的家伙原本就心怀不满，现在见他今天改革，明天变法，把原来的秩序搅得一塌糊涂，弄得上上下下不得安宁，便恨透了他。第一个被惹毛了的是丞相申屠嘉，当时就找了个岔子要杀他。事情是这样的： 晁错因为内史府的门朝东开，出入不方便，就在南边开了两个门，把太上皇庙的围墙（壖垣）凿穿了。这当然是胆大妄为，大不敬，申屠嘉便打算拿这个说事，“奏请诛错”。晁错听说以后，连夜进宫向景帝自首（即夜请闲，具为上言之）。于是第二天上朝，景帝便为晁错开脱。景帝说，晁错凿的墙，不是真的庙墙（非真庙垣），而是外面的墙（乃外壖垣）。那个地方，是安置闲散官员的（故冗官居其中），没什么了不起。再说这事也是朕让他做的。申屠嘉碰了一鼻子灰，气得一病不起，吐血而死。申屠嘉是什么人？是追随高皇帝打天下的功臣，也是文皇帝任命的宰辅重臣。这样一个人都搞不定晁错，别人又哪里斗得过？不难想见，这件事以后，晁错自然更加恃宠骄人。
这里得顺便说一下，就是申屠嘉这个人，绝非小人，司马迁称他“刚毅守节”。他“为人廉直，门不受私谒”，也就是从不在家里面谈公事，任何人都别想走后门。
袁盎从吴国丞相任上回京时，曾到他家里求见。申屠嘉先是老半天不见，见面以后又冷冰冰地说，大人如果要谈公事，请到办公室找办事员谈，老夫也会替你奏明圣上；如果要谈私事，那么对不起，老夫身为丞相，没有私话可说。袁盎好歹也是王国的丞相，申屠嘉却一点面子都不给，可见其正派清廉。
申屠嘉也从不拍马屁，反倒疾恶如仇。汉文帝有个“幸臣”，叫邓通。这家伙是个小人，也是恃宠骄人（孝文时中宠臣，士人则邓通，宦者则赵同）。申屠嘉却不吃这一套，逮住把柄就问罪，邓通把头磕破了也不顶用，最后还是皇帝出面赔礼道歉说好话，才算了事。这事让申屠嘉在朝廷享有崇高威望。所以，申屠嘉憎恶晁错，就等于一大批正人君子都憎恶晁错。晁错得罪了申屠嘉，则等于得罪了一大批好人。
那么，为什么那么多人和晁错搞不来呢？除了“道不同，不相与谋”外，性格也是一个原因。晁错的性格是不好的，《史记》、《汉书》都说晁错为人“峭直刻深”。什么叫“峭直刻深”？峭，就是严厉；直，就是刚直；刻，就是苛刻；深，就是心狠。这可不是讨人喜欢的性格。不难想象，晁错在朝廷上一定是咄咄逼人，逮住了理就不依不饶的。
晁错的性格中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执著。他是那种认准了一条道儿跑到黑、不见棺材不掉泪的人。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和政治理想，他可以不顾一切，包括自己的身家性命。汉景帝二年八月，晁错由内史晋升御史大夫，极力推行削藩政策，引起舆论哗然。晁父特地从颍川赶来，问他： 皇上刚刚即位，大人为政用事，就侵削诸侯，离间人家骨肉，究竟是为什么？晁错说：“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庙不安。”晁错的父亲说，他们刘家倒是安全安稳，我们晁家可就危险了（刘氏安矣，而晁氏危矣）。我走了，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吾去公归矣）！“遂饮药死”，也就是服毒自杀了。
五、历史之错(2)
这当然证明了晁错的忠心耿耿，但同时也证明了他的执著。执著好不好？做一个学问家，执著是好的。做政治家，执著就不好，而且是大忌。政治家需要审时度势，见机行事，该坚持时坚持，该妥协时妥协，坚持而不失灵活，妥协而不失原则。晁错显然缺乏这种品质。晁错是那种为了理想义无反顾一往无前的人。这样的人，往往受人崇敬，但也往往误人大事。也就是说，这种人只有“美学意义”，没有“现实意义”；作为小说人物十分好看，
担任朝廷大臣就很可能误国误民。因为他的头脑中，只有“该不该做”，没有“能不能做”，而后者却恰恰是政治家必须考虑的。政治家不但要考虑“能不能做”，还要考虑是“现在就做”，还是“将来再做”。汉文帝就懂得这个道理。晁错向文帝上书，说“狂夫之言，而明主择焉”，文帝回答说：“言者不狂，而择者不明，国之大患，故在于此。使不明择于不狂，是以万听而万不当也。”也就是说，作为建议，没有什么狂妄不狂妄的；作为决策，却有英明不英明的问题。因此应该道理归道理，事情归事情，建议归建议，决策归决策，不能混为一谈。
同样，像晁错这样的书呆子，也只能让他发议论，出主意，不能让他办实事，掌实权。文章写得好的，事情不一定做得好；调子唱得高的，手段不一定高。高瞻远瞩的人，可能看不清细节；深谋远虑的人，可能看不见眼前。所谓“知人善任”，就是要把策划与执行、设计与操作区分开来，让他们各就各位。汉文帝欣赏晁错，却不委以重任授以实权，除晁错资历尚浅外，恐怕也有这方面的考虑。
可惜汉景帝没有乃父那种政治家眼光，而晁错要做的又是一件非常的大事，这就惹出了天大的麻烦。
晁错极力主张要做的事情，用苏东坡的话说，是最难做的。苏东坡在《晁错论》这篇文章中，一开始就讲了这个道理。他说，一个国家一个王朝，最难对付的患难，是表面上看天下太平，实际上潜伏着危机，而且难以预测（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这是非常难办的。为什么呢？因为坐观其变，静待其时，解决问题的条件虽然更成熟，就怕那时政治已彻底糜烂，局面已不可收拾（则恐至于不可救）；如果不管三七二十一，强行着手消除隐患，则承平日久，天下无事，谁又相信我们说的危机呢（起而强为之，则天下狃于治平之安而不吾信）？这就两难。这个时候，只有那些“仁人君子豪杰之士”，才能挺身而出，“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大功”，绝非那些只想一蹴而就、暴得大名的人所能担当（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之所能也）。要知道，在大家都认为天下太平一片祥和的情况下，无缘无故地挑起一场风波（天下治平，无故而发大难之端），是要担极大的风险，甚至“冒天下之大不韪”的，除非你能收放自如，还能对天下人有个交代（吾发之，吾能收之，然后有辞于天下）。否则，还是不要轻举妄动的好。
削藩，恰恰就是苏东坡说的这种事；晁错，却不是苏东坡肯定的人。也就是说，削藩其事是其事（决定削藩是对的），晁错其人非其人（起用晁错是错的）。汉景帝用晁错来主持削藩之事，恐怕确实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
晁错，怎么就不是适当人选呢？
六、晁错之错(1)
我们首先要肯定，晁错这个人，确有许多优点。最明显也最难得的，是既忠心耿耿又深谋远虑。惟其如此，这才冒着得罪四方诸侯的风险，顶着离间天家骨肉的罪名，力排众议，顶风而上，强行削藩。这无疑是“尽忠为汉”，他的冤死也让人扼腕叹息，班固就说“错虽不终，世哀其忠”。但问题是，难道一个深谋远虑的政治家，一定要用自己的血来祭奠自己的理想？难道“始作俑者”便当真“其无后乎”？事情恐怕并非如此。正如苏东坡所说，人们常常只看到晁错是因为忠心耿耿而死于非命的（天下悲错之以忠而受祸），不知道他招致飞来横祸也有自身的原因（不知错有以取也）。晁错确实深谋远虑，但他的深谋远虑，是对国家的，不是对自己的。他为国家想得很多、很深、很远，对自己的命运前途则懵懵懂懂，一无所知，甚至盲目乐观，所以《汉书》说他是“锐于为国远虑，而不见身害”。看来，即便是晁错这样的“智囊”，也不是什么问题都看得清清楚楚的。
当然，要说晁错对自身的安危一无所知一无所虑，恐怕也不是事实。至少，当他的父亲把问题的严重性指出来以后，他应该有所反省。但他却斩钉截铁地回答说：“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庙不安。”可见，他其实是想清楚了的。而且，正因为想清楚了，这才奋不顾身，一往无前。
这种“奋不顾身”的品质常常被人们视为一种美德，然而我们在赞不绝口的同时是不是也应该多一点思考？奋不顾身当然很崇高，但奋不顾身的人往往也很难为他人着想；而一个连自己都保不住的人，也未必保得住国家。为什么呢？因为国家并不是一个抽象的东西，它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组成的。因此国情其实就是人情。不懂人情的人，其实也不会懂国情。不懂国情，你又怎么保卫国家呢？
忠心耿耿也如此。忠心耿耿是优点，但往往同时也是缺点。因为忠心耿耿的人往往固执己见。他们总以为既然自己是“忠”，则别人（持不同政见者）一定是“奸”；既然自己是“一心为公”，则别人（持不同政见者）一定是“一心为私”。这又哪里听得进不同意见？如果不能广泛听取不同意见，又岂能做出的正确判断和决策？结果是，一旦他们做出某种决定，便一定自以为是，而且一意孤行。因为在他们看来，自己的决定是为公的，不是为私的。处以公心，就无所畏惧。无私者无畏嘛！
这下子麻烦就大了。实际上，作为一个政治家，还是有所畏惧的好。有所畏惧，谋划才周全，行事才周到，计虑才周密。尤其是削藩这样风险极大的事，绝非凭着书生意气就可以进行的。书生意气只能属于书生，不能属于政治家。政治家最忌讳的，就是意气用事。政治家当然也要做非常之事，否则就不是政治家了。但是，首先，他事前一定要深思熟虑，要把来龙去脉和利害关系都想清楚了，把各种可能性都考虑周全，做好最坏的打算，才能下决心。其次，事情发生以后，他一定得临危不惧，镇定自若，不能自乱阵脚，更不能临阵脱逃。第三，对于已然发生的问题，包括种种不测，他要有足够的智慧去解决，而且是指挥若定地逐一解决。用苏东坡的话说，就是“前知其当然，事至不惧，而徐为之图”。可惜的是，这三条，晁错一条也做不到。
晁错主张削藩虽然很早，考虑却不周全。我们只看到他极力鼓吹削藩，却没看到他做过什么“可行性研究”，提出什么“可操作方案”。对于由此而可能导致的风险，他只有“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一句空话。诸侯反了怎么办，他是没有对策的。显然，他只想到了“应该去做”，没考虑“能不能做”，以及“如何去做”。他对削藩的困难明显估计不足，对双方的情况明显掌握不够，既不知己，也不知彼，焉能不败？还有一点也很不好： 他太想尽早完成这一伟业了。结果势必急功近利，不讲策略，草率从事。这就既没能做到事先“知其当然”，又不能做到事后“徐为之图”。
六、晁错之错(2)
更糟糕的是，他也没能做到“事至不惧”。七国反汉后，缺乏足够思想准备的汉景帝方寸大乱，心急如焚。这时，他最需要的，是晁错拿出切实可行的办法来帮他解围。可惜，晁错是书呆子，不是政治家。他不但没有什么锦囊妙计，反倒手忙脚乱不知所措，情急之下竟然想出了两个馊主意。正是这两个馊主意，直接把他自己送上了断头台。第一个馊主意是杀袁盎。吴楚七国造反后，晁错就和自己的副手、下属商量要杀袁盎。
晁错是御史大夫，御史大夫的副手有两个，一个叫御史丞，一个叫御史中丞，下属就是御史。晁错说，袁盎这家伙，接受吴王的贿赂（夫袁盎多受吴王金钱），总说吴王不会造反（专为蔽匿，言不反），现在却果然反了（今果反）。我们应该杀了袁盎，就知道他们搞什么鬼了（欲请治盎宜知计谋）。晁错的副手和下属却不赞成。副手和下属说，事情还没发生时，这么整一下，或许还有好处（事未发，治之有绝）。现在叛军都打过来了，杀袁盎又有什么用（今兵西乡，治之何益）！再说袁盎身为朝廷大臣，也不应该和吴王有阴谋（且袁盎不宜有谋）。晁错听了，犹豫不决，袁盎却得到了消息，通过窦婴求见皇上，提出了“方今计独斩晁错，发使赦吴楚七国，复其故削地，则兵可无血刃而俱罢”的对策，被汉景帝采纳，晁错也就“衣朝衣斩东市”。这可真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就连司马迁也批评说：“诸侯发难，不急匡救，欲报私雠，反以亡躯。”晁错这一着，是不是臭棋？
第二个馊主意就是提出要景帝御驾亲征，自己留守京城。谁都知道，带兵打仗，是最危险的；留守京城，则是最安全的。国难当头之时，任何忠臣，都应该把危险留给自己，安全留给皇上，何况这“国难”还是你晁错惹出来的？你惹了祸，你就得有担当。正如苏东坡所说：“己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然而晁错却反其道而行之，“以自将之至危，与居守至安；己为难首，择其至安，而遣天子以其至危”，这就难怪不但袁盎主张杀他，就连其他大臣也主张要杀了（此忠臣义士所以愤怨而不平者也）。实际上，像晁错这样把安全留给自己，危险留给皇上的大臣，恐怕哪个皇帝都不能容忍。所谓“烈火见真金，危难见忠臣”，晁错的这个馊主意，确实让自己的“忠”大大打了折扣。
所以苏东坡说：“当此之时，虽无袁盎，错亦未免于祸”。相反，如果晁错把危难担当起来（已身任其危），亲自率兵东向迎敌（日夜淬砺，东向而待之），不让君王受到威胁和连累（使不至于累其君），皇上肯定会把他看作可以克敌制胜的依靠（则天子将恃之以为无恐）。那么，就算有一百个袁盎，又能怎么样呢（虽有百盎，可得而间哉）？
这就是晁错之错了。他错在急功近利，错在专政擅权，错在自以为是，错在得意忘形，错在只有雄心壮志，没有大智大勇，只知一往无前，不知运筹帷幄。他太想做一个孤胆英雄了，不知道改革会有阵痛，成名要付出代价，再伟大的战士也是需要后援的。
非常遗憾的是，这往往也是历史上那些改革家的通病。难怪司马迁要说：“语曰‘变古乱常，不死则亡’，岂错等谓邪！”
我以此心对明月，奈何明月照渠沟。其实明月又何曾照渠沟呢？
一、变法迫在眉睫(1)
公元1067年，是一个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年份。这一年正月，三十六岁的宋英宗病逝，法定的接班人皇太子赵顼（音须）承嗣大统当了皇帝，是为宋神宗。当然，神宗是他的庙号，死了以后才叫的。在世的时候，我们大约只能唤他一声“当今圣上”。神宗是北宋王朝的第六任皇帝，前面五任是太祖赵匡胤、太宗赵光义、真宗赵恒、仁宗赵祯和英宗赵曙。此后，则还有三任皇帝，即哲宗赵煦、徽宗赵佶和钦宗赵桓。这时，北宋
王朝已过去108年，算是步入中年，而新皇帝却很年轻。庆历八年（公元1048年）出生的赵顼，此刻正好二十岁。年轻人血气方刚，总是想做些事情的，宋神宗也不例外。
于是，便有了著名的“熙宁变法”。
变法是宋神宗“新官上任三把火”的头一把。因为它是从赵顼登基的第二年即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开始的，因此叫“熙宁变法”。后面的两把火，则是元丰年间的“改制”（改革官制和兵制）和“用兵”（进攻西夏）。看来赵顼确实是一个很想有所作为的年轻人，只不过他的作为似乎效果都不怎么好。变法是一再受阻，节节败退，对西夏用兵更是次次惨败，因此赵顼死后得到的庙号竟是“神宗”。据谥法，“民无能名曰神”，也就是“不知道说什么才好”的意思。历史上叫做“神宗”的，还有一位明代的万历皇帝朱翊钧。但万历皇帝是在位四十多年不理朝政，什么事情都不做的，竟然和这位独断专任大刀阔斧的赵顼享用同一个庙号，这也真是让人“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不过话又说回来，宋神宗的变法，倒也不是自寻烦恼，无事生非，为政绩而政绩。变法是有道理的，甚至可以说是有远见卓识的。我们知道，一个成熟的王朝，如果顺顺当当地延续了上百年，那就几乎一定会出问题。因为历代王朝实行的政治制度，即中央集权的帝国制度，其合理性是建立在生产力水平不高，社会成员普遍贫穷落后的基础之上的。正因为普遍贫穷落后，这才不但需要一个统一的国家，而且需要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力实体（朝廷）或权力象征（皇帝）。一旦富裕起来，强盛起来，或贫富拉开差距，王朝发展成超级大帝国（突破规模），麻烦也就接踵而至。《宋史·食货志》说：“承平既久，户口岁增。兵籍益广，吏员益众。佛老外国，耗蠹中土。县官之费，数倍于昔。百姓亦稍纵侈，而上下始困于财矣！”也就是说，和平安定的时间长了，人口就会大幅度增长，开支也会大幅度增长。一是军队越来越庞大，二是官场越来越臃肿，三是宗教越来越兴盛，这些都要增加费用。何况富裕起来以后，要求也不同于前。不但官员的排场越来越大，就连民众的生活也渐渐奢侈，财政岂能不成问题？
与此相反，行政的效率则越来越低，国家的活力也越来越少。因为承平日久，忧患全无。朝野上下，慵懒疲软，得过且过，不思进取。熙宁年间的情况便正是如此。五个宰相副宰相，除王安石生气勃勃外，曾公亮老气横秋，富弼称病求退，唐介不久辞世，赵抃叫苦连天，时人讽刺说这五个人刚好是生老病死苦。这种暮气沉沉的状况，并非大宋特有，其实也是所有“百年老店”的通病。
因此每到王朝的鼎盛时期，动乱的烽烟便已悄然升起，帝国的丧钟也已悄然响起，只是大家看不见也听不见。他们看见听见的，是形势大好，是歌舞升平，是“云里帝城双凤阙，雨中春树万人家”，是“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但等到“霓裳一曲千峰上，舞破中原始下来”时，就后悔莫及了。大唐便是这样。
宋神宗显然不愿意看到这种结局。
事实上当时的情况也不容乐观。据清人赵翼《廿二史札记》引卢策所言，宋仁宗皇祐年间，国家财政收入三千九百万，支出一千三百万，占收入的三分之一。宋英宗治平年间，国家财政收入四千四百万，支出八百八十万，占收入的五分之一。而到了神宗的熙宁年间，收入虽达五千零六十万，但支出也是五千零六十万，竟占收入的百分之百。如此说来，赵顼的国库，岂不等于是空的？
一、变法迫在眉睫(2)
支出增长的原因很多。按照《宋史·食货志》的说法，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辽夏威胁，长期作战，岁费弥加。这一条其实包括两项，即“军费”和“岁费”。所谓“岁费”，就是大宋每年送给辽国和西夏用来购买和平的钱。这些钱，不但年年要给，而且不断增加。这是没有办法的事，除非能把辽国和西夏灭了。不过宋王朝显然没有这个能耐，不被他们灭掉就是万幸。但买来的和平并不可靠，所以军费和岁费一样，也是有增无减
。
二是募兵益广，宗室蕃衍，吏员岁增。这同样是没有办法的事，因为你不可能不让人口增长，更不能不让皇亲国戚、凤子龙孙们生儿育女。于是只好相应增加管理的人员和机构，增加职务和官位。结果“禄廪奉赐，从而增广”。
其三就是制度问题了。宋代实行的，是中书、枢密、三司各自为政的制度。中书就是中书省，管行政；枢密就是枢密院，管军事；三司就是户部、度支、盐铁，管财政。据《宋史·食货志》记载，早在宋仁宗至和年间，谏官范镇就看出了这个制度的问题。范镇上疏说：“中书主民，枢密主兵，三司主财，各不相知”，结果，国库早已空虚，枢密院却还在招兵买马（财已匮，而枢密院益兵不已）；人民早已贫穷，财政部还在横征暴敛（民已困，而三司取财不已）。中书省知道民众的情况，却无法制止枢密院的征兵和财政部的聚敛。当然没有办法的。因为这种制度，原本就是为了削减相权加强皇权，哪个皇帝肯改？
实际上，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本身就有问题。从皇祐到熙宁，不过二十年光景，财政收入就增加了百分之十二以上。在当时的条件下，经济增长哪有这样的速度？显而易见是加重人民负担所致。支出的增长速度就更成问题，竟达百分之三十八以上！如此入不敷出，王朝哪里还能支持得住？
何况神宗还是个志向非凡的人。他自幼便痛心于对辽国和西夏的屈辱退让，焦心于国家的财政紧蹙和朝廷的萎靡不振，恨不得一夜之间就让自己的王朝振作强大起来。他多次对臣僚说“天下弊事至多，不可不革”，又说“国之要者，理财为先，人才为本”。问题是，到哪里去找既敢于改革又善于理财的人呢？
他想到了王安石。
二、时势造英雄(1)
王安石也是一个志向非凡的人。王安石天资聪慧，博学多才，读书过目不忘，作文动笔如飞。凭着自己的真才实学和满腹经纶，他在二十二岁那年，即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考中进士第四名，从此踏上仕途。与众不同的是，少年得志的他，既没有得意忘形，也没有飞黄腾达，更没有上窜下跳结交权贵，为自己谋取高位。从宋仁宗庆历二年到宋英宗治平四年，二十五年间王安石一直在关注
和思考着国家的命运与前途，《宋史·王安石传》说他“果于自用，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这个志向和这些思考曾促使他给仁宗皇帝上过万言书。史家认为，这份万言书其实就是他后来实施变法的纲领性文件（后安石当国，其所注措，大抵皆祖此书）。
万言书交上去以后就没有了下文。王安石明白，改革时机未到。于是，他一次次谢绝了朝廷的任命，继续在地方官任上韬光养晦，并种他的试验田。王安石谢绝这些任命也并不容易。因为当时的舆论，是“以金陵（即王安石）不做执政为屈”。朝廷也屡屡“欲俾以美官”，只怕他不肯接受（惟患其不就也）。有一次，官府派人将委任状送上门去，王安石照例不肯接受，送信人只好跪下来求他。王安石躲进厕所里，送信人则将委任状放在桌上就走，却又被王安石追上退还。在王安石看来，做不做官，以及做什么官，都并不要紧，要紧的是能不能做事。如果在朝廷做大官而不能做事，那就宁肯在地方上做一个能做事的小官。
在宋神宗承继大统之前，王安石确实更愿意做地方官。他考中进士以后，曾分配到淮南当判官。照规矩，任期期满后，可以通过提交论文的方式，在京师谋一个体面的官职（许献文求试馆职）。王安石却不这样做（安石独否），又调任鄞县当县长。在鄞县任上，他“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实实在在地为民办事。更重要的是，他还“贷谷与民，出息以偿，俾新陈相易，邑人便之”。这其实就是他后来变法的预演了。这样一来，当改革变法时机成熟时，王安石就已经有了足够的思想、理论和实践准备。
正因为如此，当王安石与宋神宗君臣相遇时，他就能胸有成竹地侃侃而谈了。熙宁元年四月，神宗问王安石，要治国，何为先？王答：“择术为先”。神宗又问，你看唐太宗怎么样？这时，身为翰林学士的王安石居然回答说，要做就做尧、舜，做什么唐太宗呢？这当然很对神宗的胃口。不过这时神宗还很犹豫。他还要继续考察，看看这个口出狂言的中年人究竟是不是自己寻觅已久的人选。直到王安石已任参知政事（副宰相）的熙宁二年，在君臣双方一次金殿对策后，宋神宗才下定决心，锐意革新，厉行变法，并由王安石来主持这项工作。
神宗的决策也不是没有道理的。道理之一，就是王安石志虽大而才不疏。在这次金殿对策时，神宗曾问王安石，说大家都说你只懂理论（但知经术），不懂实践（不晓世务），是不是这样？王安石回答说，理论原本就是指导实践的（经术正所以经世务）。只因为后世所谓理论家都是庸人，这才弄得大家都以为理论不能用于实践了。这很在理，也是实情，但神宗仍不放心，又问：“然则卿所施设以何先？”王安石答：“变风俗，立法度，正方今之所急也。”至此，君臣二人的思想完全取得了一致。宋神宗圣意已定： 改革变法，非君莫属。王安石也当仁不让： 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
王安石没有说假话。只要不带任何先入为主的偏见，就不难看出他的新法不但有道理，而且也是可行的。王安石的新法可分为四类。一是救济农村的，如青苗法、水利法；二是治理财政的，如方田法、均税法；三是二者兼顾的，如免役法、市易法、均输法；四是整饬军备的，如置将法、保甲法、保马法。这些新法，如果不走样地得到实行，神宗皇帝朝思暮想的富国强兵、重振朝纲，就不再是梦想。
就说免役法。
二、时势造英雄(2)
免役法是针对差役法的改革。差役也叫力役、徭役、公役，其实就是义务劳动。这是税收（钱粮）以外的征收，本意可能是为了弥补低税制的不足，也可能是考虑到民众出不起那么多钱粮，便以其劳力代之。但这样一来，为了保证国家机器的运转，老百姓就不但要出钱（赋税），还要出力（徭役），实在是不堪重负。事实上宋代的力役，种类也实在太多。有保管公物之役，有督收赋税之役，有追捕盗贼之役，有传递命令之役，不胜枚举，人民群众自然也就不胜其烦。但这还不是最麻烦的。麻烦在于，正如《宋史·食货志》所说，“役有轻重劳逸之不齐，人有贫富强弱之不一”，因此承平日久，便“奸伪滋生”。有钱有势的缙绅人家服轻役或不服役，沉重的负担全部落在孤苦无告的贫民身上。这些人平时都有终日忙碌的生产劳动，服役太多，则生计无着。于是，为了规避重役，一般民众“土地不敢多耕，而避户等（怕评为大户人家）；骨肉不敢义聚，而惮人丁（怕评为人多之户）”。他们“或孀母改嫁，亲族分居；或弃田与人，以免上等；或非命求死，以就单丁（单丁免役）”；甚至铤而走险，“不得已而为盗贼”。这对于农业生产和社会安定当然都十分不利。
王安石的办法是改“派役”为“雇役”，即民众将其应服之役折合成“免役钱”交给官府，由官府雇人服役。这样做有三个好处。第一，农民出钱不出力，不耽误生产；第二，所有人一律出钱（原来不服役的官户、寺观出一半，叫“助役钱”），比较公道；第三，忙不过来的人腾出了时间，社会上的闲散人员则多了一条生路，两全其美。所以，后来废除免役法，恢复差役法时，就连所谓“旧党”中人也不以为然。苏轼就说，免役、差役，各有利弊。骤罢免役而行差役，怕不容易。范纯仁也说，差役一事，应当缓行。可见此法是得人心的。
其实免役法是当时所能想出的最好办法。当然，治本之法是彻底免除力役。但这并不可能做到，而能够想到以雇役代派役，以免役钱代服劳役，我们已经不得不惊叹王安石观念的超前了。因为这种办法用现代语言来表述，就是“货币化服役”，类似于今天的“货币化分房”，只不过两者的目的不同而已，但思路却有着惊人的一致。
看来，王安石的变法方案并非一时冲动，而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它相当科学，而且至少在理论上是可行的。最高当局的决心也很大，并为此专门设立了类似于“国家体改委”的变法领导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未几，均输、青苗、水利、免役、市易、方田、均税、保甲、保马诸法相继出台，一场关乎国运兴衰、民心顺逆的重大改革运动在全国铺开。
但宋神宗和王安石都没有想到，这次改革，不但阻力重重，而且一败涂地。
三、针锋相对(1)
反对变法的头号人物是司马光。司马光也不是等闲人物。他的文章道德，都足以和王安石相抗衡。王安石生活简朴，司马光不喜奢靡（闻喜宴独不戴花）；王安石才高八斗，司马光学富五车（著有《资治通鉴》）；王安石忠心耿耿，司马光忧国忧民；王安石勇于任事，司马光敢于直言；王安石上过万言书，司马光也上过“三扎子”（一论君德，二论御臣，三论拣军）。可见司马光和王安石
一样，也一直在关注和思考着国家的命运与前途。还有一点也很相同，即他们都不是空头理论家，也都不是书呆子。在处理具体政治事务时，都能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办法来。宋仁宗宝元年间，枢密副使庞籍出知并州，任司马光为通判。当时，河西良田常常为西夏蚕食，并构成对河东的威胁。司马光便建议在麟州筑堡防御，同时招募农民耕种这些良田。这样，不但无地的农民获得了土地，国家的边防也得到了加强。种地的农民多了，粮价就会下跌，这又能平抑河东的物价，也免得要从远处运送军粮，正可谓一箭四雕。这样一种“屯垦戍边”的方案，也是可以和王安石的某些新法相媲美的。所以，司马光和王安石，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他们两个相对抗，那可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
但这只是就所谓新旧两党的领袖人物而言。要说他们的“党羽”，就不成比例了。王安石这边多为小人，比如他的得力干将吕惠卿就是。吕惠卿是王安石着力培养提拔的人，变法伊始就在“制置三司条例司”担任实际工作，是这个“国家体改委”的“常委”甚至“常务副主任”，以后又和另一个新党重要人物韩绛并为王安石的“哼哈二将”，时人称韩绛为新法的“传法沙门”，称吕惠卿为新法的“护法善神”。但就是这个吕惠卿，为了自己能够大权独揽，居然在王安石遇到麻烦时落井下石，诬陷王安石参与谋反。可惜这个罪名实在太过荒谬，因此王安石罢相以后又恢复了相位。吕惠卿贼心不死，又将王安石写给自己的一些私人信件抛出。写这些信的时候，王安石出于对吕惠卿的信任，写了“不要让皇上知道”（无使上知）的字样。这是有欺君嫌疑的。王安石知道自己在京城呆不下去了，于是辞去官职，并从此告别政坛。这个吕惠卿，难道不是小人？
旧党这边却是人才济济。司马光、欧阳修、苏东坡，个个都是重量级人物。其余如文彦博、韩琦、范纯仁，亦均为一时之选。更重要的是，他们原本也都是改革派。比如枢密使文彦博，就曾与司马光的恩师庞籍一起冒死进行过军事制度的改革；韩琦则和范纯仁的父亲范仲淹一起，在宋仁宗庆历年间实行过“新政”。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范仲淹的新政正是王安石变法的前奏。事实上正如南宋陈亮所言，那个时期的名士们“常患法之不变”，没有什么人是保守派。只不过，王安石一当政，他们就做不成改革派了，只好去做保守派。
那么，原本同为改革派且都想刷新政治的新旧两党，他们的分歧究竟在哪里呢？
在乎动机与效果。
王安石是一个动机至上主义者。在他看来，只要有一个好的动机，并坚持不懈，就一定会有一个好的效果。因此，面对朝中大臣一次又一次的诘难，王安石咬紧牙关不松口：“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可守。”这就是他有名的“三不主义”。王安石甚至扬言：“当世人不知我，后世人当谢我。”有此信念，他理直气壮，他信心百倍，他无所畏惧。
的确，王安石的变法具有独断专行不计后果的特征。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开封知府韩维报告说，境内民众为了规避保甲法，竟有“截指断腕者”。宋神宗问王安石，王安石不屑一顾地回答说： 这事靠不住。就算靠得住，也没什么了不起！那些士大夫尚且不能理解新法，何况老百姓！这话连神宗听了都觉得过分，便委婉地说：“民言合而听之则胜，亦不可不畏也。”但王安石显然不以为然。在他看来，就连士大夫的意见，也都是可以不予理睬的，什么民意民心之类，就更加无足挂齿！即便民众的利益受到一些损失，那也只是改革的成本。这些成本是必须付出的，因此也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三、针锋相对(2)
王安石的一意孤行弄得他众叛亲离。朝中那些大臣，有的原本是他的靠山，如韩维、吕公著；有的原本是他的荐主，如文彦博、欧阳修；有的原本是他的领导，如富弼、韩琦；有的原本是他的朋友，如范镇、司马光。但因为不同意他的一些做法，便遭到不遗余力的排斥。司马光出于朋友情分，三次写信予以劝谏，希望他能听听不同意见，王安石则是看见一条驳一条。如此执迷不悟，司马光只好和他分道扬镳。前面说过，司马光他们原本也是改革派，只不过和王安石相比，他们更看重效果而已。实际上北宋时期的旧党和晚清时期的徐桐、刚毅之流根本就不可同日而语。后者是真正的腐朽愚昧，前者却是明白人。正因为是明白人，就不能只图一时痛快，不考虑实际效果。可以肯定地说，对于帝国和王朝的弊病，司马光比王安石看得更清楚、更透彻。这是他主张渐进式改革的原因所在。不要以为变法就好。有好的变法，有不好的变法。前者催生国富民强，后者导致国破家亡。而一种改革究竟是好是坏，也不能只看动机，得看效果。
王安石变法的效果实在是不佳，甚至与他的初衷背道而驰。新法的本意，是民富国强，结果却是民怨沸腾，甚至发生了东明县农民一千多人集体进京上访，在王安石住宅前闹事的事情。就连一个被王安石奖掖提拔的看守城门的小官郑侠，也在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四月画了一张《流民图》进呈天子御览。郑侠同时还附了一道奏疏，说微臣在城门上，天天看见为变法所苦的平民百姓扶携塞道，质妻鬻子，斩桑拆屋，横死街头，实在是忍无可忍。因此恳请皇上罢废害民之法，“延万姓垂死之命”。而且郑侠还赌咒发誓，说如果废除新法之后十日之内不下雨，请将臣斩首于宣德门外，以正欺君之罪。
这一事件让神宗大为震惊。据说他观图以后心如刀绞，一夜不眠，两宫太后（太皇太后和皇太后）甚至声泪俱下地说“安石乱天下”。这不能不让皇帝动心。毕竟，天下大旱已整整十个月，难道真是新法弄得天怒人怨？于是下诏暂停青苗、免税、方田、保甲八项新法。诏下三日之后，天降大雨，旱情立解。
这当然未免太有戏剧性，因此只能视为小说家言，姑妄听之。但王安石变法的不得人心却是事实，最后背着扰民和聚敛的恶名走向惨败也是必然。但这种结果，又实在未免太具悲剧性，不但宋神宗和王安石想不通，我们也想不通。
那么，事情为什么会是这样？难道他的新法真有问题？
并非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