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30】《全球通史》

血色黎明

第七章　最初的欧亚文化高度发达的核心区


　　古典文明时代最明显、最引人注目的特点，就是在这一时代里，首次出现了一个所谓最初的欧亚文化高度发达的核心区——一个内部各地区正开始相互影响、作为一个整体发挥作用的欧亚大陆。拿欧亚大陆约公元前1500年时的地图与约公元200年时的地图作一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欧亚核心区的实质（见图6和图10）。早期的各帝国几乎完全限于各自所在的大河流域地区内，看起来就象汪洋大海般的野蛮状态中的几座小岛。不过，到公元1世纪，罗马帝国、安息帝国、贵霜帝国和汉帝国一起，连成了一条从苏格兰高地到中国海、横贯欧亚大陆的文明地带。从而使各帝国在一定程度上能相互影响。当然，即使早在古代文明时期，也始终存在着某种地区之间的相互接触，如游牧部落向四面八方的入侵就是一个证明。但是，在古典时代，地区之间的相互联系实际上已更为密切、持久、多样化。不过，即使到古典时代末期，欧亚东端的中国和欧亚西端的罗马帝国仍不能建立直接、正式的联系，仍未能相互掌握有关对方的具体、可靠的知识。因此，在整个古典时代的这些世纪里，欧亚大陆的普遍性影响仍处于早期阶段。这一早期普遍性影响的根源、性质和意义就是本章要论述的主题。

一、普遍性影响的根源


　　技术的进步是建立在新的欧亚大陆的普遍性影响的基础之上。这是可以预料到的，因为从人类历史真正开始之日起，人类的活动范围就一直取决于它的技术水平。在人类处于食物采集阶段时，人类各群体的活动范围仅限于它的狩猎场所；当人类学会农业。冶金术和造船技术时，人类的活动范围扩大了，举例说吧，扩大到可包括大河流域的萨尔贡的阿卡德王国和法老们的埃及王国。到了古典时代，技术进一步发展，使农业和文明的扩展大大超越过去，因而，有了地区性的帝国，这些帝国继续扩大自己的疆域，彼此邻接起来，横贯欧亚大陆。这时的技术进步主要表现为铁的发明及其日益广泛的使用。

　　如前所述，冶铁技术是公元前二千纪中叶在小亚细亚率先发展起来的，并在约公元前1200年赫梯帝国灭亡之后，从那里传播开来（见第六章第三节）。我们已经明白，这一技术的发明大大促进了公元前二千纪末的第二次蛮族人侵浪潮，不过，从发明铁到日常生活中能大量使用铁器，其间经过了好几个世纪。当锄、斧、犁等农具同武器一样，也能用铁来制造时，立即产生了深远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影响。

　　不过，这一阶段来得较迟——在印度，大约是公元前800年；在中欧，是公元前750年；在中国，是公元前600年。廉价的铁在上述及其他一些地区的出现，首先使从前石斧和木犁对付不了的茂密森林遭到砍伐。现在，农人们能利用坚固、锋利的铁斧和铁犁，将农业由中东向东，经伊朗高原，推广到中欧；向西经地中海地区，推广到北欧。同样，新来印度的雅利安人也向东推进，砍伐恒河流域的森林；而中国的农人则将他们的活动范围从黄河流域向南，扩展到伟大的长江流域。

　　农业疆域的扩展使文明核心区的范围也获得相应的扩大。文明核心区在公元前1000至500年之间的发展，较过去公元前4000至1000年之间的发展，要快得多。其根本原因在于这时的生产率获得了惊人的增长。不仅经营农业的面积大大增加了，而且，中欧、季风带的恒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土壤和气候也使那里的生产率比起较为干旱的中东、印度河流域和黄河流域，要高得多。

　　农业生产率的急剧增长，意味着这时可取得足够的剩余粮食来发展经济和建立国家。贸易量也有了增长，尤其是在构成现成的交通干线的大河沿岸一带。各种工匠也愈来愈多地涌现，为新起的农业公社提供所需的服务，为新兴的贸易提供所需的产品。最初，商品和劳务的交换是取物物交换的方式，这对买卖双方来说，显然有不便之处。于是，交换媒介开始发展，比如，以谷物、更常见的是以贵金属条块，为支付手段。不过，每成交一笔买卖，都须检查贵金属的重量和纯度，以防其重量不足或贬值。

　　约公元前700年，小亚细亚西部的目底亚人开始在贵金属块上加盖印戳以保证其质量和重量。不久，希腊各城邦又加以改进，铸造扁平的圆形硬币，在硬币的正反两面印上戳记。金币和银币为大规模的批发贸易或地区间的贸易提供了便利条件；铜币使农夫们可以出卖自己的产品而无须物物交换，使工匠们能以自己的劳动换取工资而不是食物。其最后结果，大大地促进了各种商业，进而相应地促进了制造业和农业的发展，并使经济专业化随着效率和生产率的提高而全面深化。这时，廉价商品的制造者第一次得到了一个巨大的市场，而小土地所有者则能从自给性农业转向专门性农业，如在中国是种桑养蚕，在希腊是生产橄榄油。新的铁制工具也使人们能制造较为精良、大型的船舶，从而使航海的距离更远、贸易的规模更大、开拓的殖民地更多。最初，海外扩张受到海盗行为的阻碍；那时的海盗行为同陆上的土匪行为一样，被看作是一种正常的活动。史诗《奥德赛》描述了墨涅拉俄斯和奥德修斯在爱琴海上半海盗、半经商的探险活动，说所有参加探险的人在海上和其他人相遇时，总是很自然地问他们是不是海盗。不过，由于海上贸易能带来巨大的经济好处，渐渐地在经常的大规模航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海路运输比起陆路运输，成本要低廉得多，所以，在中世纪发明有效的马具和在18世纪修筑良好的公路之前，一直是以海路运输为主。

　　在公元前二千纪入侵浪潮之后，大部分地区盛行地方性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到了古典时代末期，情况大为不同，商队的路线已遍绕整个欧亚大陆。除穿越欧亚大陆内地的商队路线外，还有环绕整个欧亚大陆的海上航线——从北海到地中海西部，再到地中海东部沿岸诸国和岛屿；从红海到印度，再到东南亚和中国（到中国的次数较少）。在海外贸易发展的同时，殖民活动也随之扩张，尤其是在腓尼基人和希腊人独步的地中海以及稍后由印度人控制的东南亚。

　　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和政治也发生了同样重大的变化。军事贵族在公元前二千纪的入侵活动中获得的显赫的社会地位由于商人、工匠和海员阶级的兴起而正在瓦解；旧的部落社会由于铸币的出现而正在被改变；个人的效劳尽忠也正随着市场需要的产生而消失。

　　由经济发展所促成的政治上的统一同样是一种破坏性的力量。无论在意大利、印度，还是在中国，部落酋长、部落议事会和民众大会都正在由王国、继而由帝国所取代。经济的发展促成了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制，这并不是一个单向的过程；后者的建立反过来也促进了前者的发展。这些伟大的跨越欧亚大片陆地的新帝国加强了社会秩序和治安的维持，使陆路和海路的长途贸易得以发展；这些地区性帝国还建立并维护整个地区的驿道网，为商业的发展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例如，波斯帝国修筑的所谓的"御道"，从波斯湾北面的苏撒城向西通到底格里斯河，再由此经叙利亚和小亚细亚，抵达爱琴海沿岸的以弗所，全长1677哩。沿途设有111个驿站，每个驿站都备有供宫廷信使掉换的马匹。商队走完御道的全程得化90天时间，而宫廷信使只需一星期就够了。随着帝国疆域的扩大，从御道上又开辟出几条岔道，向西南通往埃及，向东南通到印度河流域。几个世纪后，罗马人也修筑了一张举世闻名的驿道网，这张驿道网设计得非常好，其中有些驿道连同道上的桥梁至今仍在使用中。

　　欧亚大陆另一端的中国人精心修筑的交通网是由驿道和运河构成的。通过水路，可以将货物从今天的广州运到长江流域，从而促进了海外贸易。朝西北方向筑的驿道与穿越整个中亚、直抵中东的长长的丝绸之路相连；有关丝绸之路的情况将在下一节中提到。主要驿道的两旁种着树，沿途设有驿站和客栈。修筑并养护驿道，属于中央和地方官员的职责范围，要是他们玩忽职责，将会受到弹劾。印度的御道也很长，从恒河三角洲直达西北部开伯尔山口附近的坦叉始罗，并在那里与西抵中东、北达中亚的商路连接起来。

　　所有这些发展引起社会关系、政治组织、生活方式和谋生之道等方面的深刻变化。如此根本而全面的大动乱是使人不安、令人不舒适的。它促使人们内省——提出新问题、寻求新答案；促使思想家们重新考虑他们各自的传统，或者将其抛弃，或者使之适应过渡时期的需要。当时引起人们思索的问题有：理想政府的道德基础，社会制度的作用，以及宇宙和生命的起源和目的，等等。

　　约公元前六世纪前后，整个文明核心区到处都在提出、探讨以上这样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构成了古典时代伟大的哲学、宗教和社会体系。这些体系的代言人——中国的孔子、印度的佛陀。波斯的琐罗亚斯德、希腊的理性主义哲学家，都是同时代的人，这并非偶然之事。因为上述地区，都遇上了同样的动乱和挑战，只是各自作出的回答极为不同，从而，各自的发展方向也明显不同。实际上，这些文明的独特的哲学观念和社会制度正是在这一时期里发展起来的，并在以后数世纪中成为它们各自的特征而一直持续到现代。

　　这些观念和制度的特殊性质将在以后专论各古典文明的章节中分析。本章余下部分将考察这些文明的相互关系，也就是说，考察早期的欧亚核心区的实质。当时的欧亚混血人对各自文明的具体情况相互了解甚少，并未认识到这些文明是平行发展的。不过，他们肯定意识到，历史的舞台正在扩大，生活愈来愈复杂，他们正受到大量的内外各种力量的冲击。因而，希腊历史学家波里比阿在论述从公元前22O至145年清重大事件的历史时说："在今天这个时代，历史可说已成为一个有机整体。意大利和利比亚发生的一切与亚洲和希腊发生的一切密切相关，所有各种事件，最终只归于一个结局。"

　　这一新的"有机整体"有两个方面表现得特别明显，即使对当时的人来说也是如此。这就是地区间的商业联结和文化联结，即以下两节的论题。

二、商业联结


　　地区之间的物质联结主要是通过商业，尽管商业并非唯一的途径。这是一个不仅货物往返各地，而且身怀技艺、携带植物的人们也四处漂移的时期。例如，有一封波斯统治者大流士写给他手下一位总督的信可用来说明这一情况。这封信批准了将植物和树从一个地区移植到另一地区的建议。信中写道："你提出将幼发拉底河对岸的果树移植到亚洲更多的地方，以改善我的国家，这一计划我很赞同。……"当时，交换的范围有多广阔，可由以下事实来表明。在这一时期里，印度最先种养的棉花、甘蔗和鸡传播到了中国和西欧。中国在这些世纪里第一次获得了葡萄藤、苜蓿、细香葱、黄瓜、无花果、芝麻、石榴树和胡桃树；作为报答，中国人将自己的橘树、桃树、梨树、牡丹、杜鹃花、山茶和菊花传给了欧亚其他地区。与此同时，技术方面也发生了相似的交流。水车这一重大发明的传播情况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西亚的第一部水车是在约公元前65年、本都国王米思里代蒂兹统治时期诞生的，本都位于黑海南岸；中国的第一部水车是其后不久、约公元前30年制造的。这两个日期靠得太近了，水车无论是从西亚直接传到中国，还是从中国直接传到西亚，都是不可能的；而只能是由它们之间某一未为人知的中间发源地传往两地。欧亚各地区的这种相互影响和贸易有密切联系，要不是地方贸易和长途贸易在古典时代的这些世纪里达到全面繁盛，毫无疑问，这种地区间的相互影响会小得多。

　　贸易的进行主要是通过穿越欧亚大陆中部的陆路和环绕欧亚大陆边缘的海路。这两条总的路线决不相互排斥，也不相互独立。大部分货物的运输既靠陆路，也靠海路；通常是埃及和印度之间取道海路，印度和中国之间取道几条陆路中的某一条。此外，各条陆路和海路均处于相互竞争的状态；如果走某一条路线费用太高，或者极不安全，那么，通常会使贸易转向其他路线。

　　海上贸易早在古代文明时期便已进行。埃及商人大胆地顺着红海航行到东非，沿着地中海东部海岸航行至黎巴嫩。同样，苏美尔商人顺着波斯湾、沿阿拉伯半岛航行，而印度河流域的商人则以至今尚不清楚的某些方法，努力向西行进，直到和前者建立联系，其地点可能是波斯湾的巴林群岛。但是，所有这些早期航海者与克里特岛上那些既能在陆上、又能在水上生活的克里特岛人相比，仅仅是一些外行水手。古代的克里特岛人象希腊神话中的亚尔古英雄，是古代伟大的海上贸易者；他们往来于地中海两端，成为这一内海至高无上的主人。

　　随着亚该亚人和多里安人的入侵，这一范围广泛的贸易活动逐渐停止，地中海东部的人们退回到了自给自足的小农生活中。最早恢复克里特岛人的贸易活动的是腓尼基人。这个操闪语、沿地中海东部狭窄的海岸平原定居下来的民族，很快发展起繁盛的中介贸易（见第六章第三节）。他们向东来的商队大宗买进没药、香料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各种工艺品，从海外国家进口各种金属、兽皮、谷物、橄榄油和奴隶；而他们自己则制作精致的家具、珠宝饰物、金属器皿和纺织品运销外地。其中纺织品占主要地位，是用他们自己畜养的羊身上的羊毛织成的，并用从沿岸海生介壳动物中提取的负有盛名的紫红染料加以染色。

　　在发展贸易的过程中，腓尼基人逐渐制造出一种由好几排水手划桨的船，这种船速度快，适于越来越向西推进的远航。公元前11世纪，他们开始与塞浦路斯进行贸易，还在该地建立了殖民地；然后，又从那里向爱琴海扩展。到公元前九世纪末，他们已进入地中海西部，并在非洲西北岸、西班牙南岸、西西里岛，马耳他岛和巴利阿里群岛，建立起商业据点和殖民地。腓尼基人甚至还大胆地超过直布罗陀海峡，远航到英格兰的康沃尔，因为那里盛产他们一心追求的锡。胖尼基人在伊比利亚半岛西岸的商业据点加的斯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作为冒风险的大西洋贸易中的一个小站而建立的。

　　从约公元前11世纪到8世纪后期，眯尼基的水手和商人控制了地中海海上贸易的大部分。那时以后，希腊人在人口压力的刺激下，以竞争者的面目出现了。他们首先设立商业据点；这些商业据点后来在土地资源许可的地方，都发展成为农业殖民地。尽管殖民地居民们仍采用母邦的制度和宗教习俗，但这些殖民地完全不受母邦的控制。因而，希腊殖民扩张运动的结果，是产生了大量独立的城邦，而不是一个强迫人接受的帝国主义统治。

　　希腊的一个主要殖民区是在西西里岛和意大利南部；那里建有许多殖民地，以致这一地区后来被称为"大希腊"。在大陆上，希腊人向北推进，远达那不勒斯；在那里，他们和来自小亚细亚的移民埃达鲁斯坎人建立了联系。这些埃达鲁斯坎人由于受当地铁资源为吸引，早在公元前九世纪便已前来定居，并发展起意大利最早的城市文明。在地中海西部，希腊人虽然受到曾长期居于领先地位的腓尼基人的束缚，但还是在西班牙东北部和法国南部建立了牢固的根据尬马赛是他们在那里的主要殖民地。最后，希腊人发现黑海地区是一块自由地；刚进入黑海地区时，他们曾为事冷、多雾的气候所阻挡，但最终还是大批地定居下来，因为在那里经济上可获得很好的机会：黑海本身提供了每年一度成群洄游的金枪鱼；此外，希腊人用自己制造的货物可向居住在相当于今日俄国南部的土著西徐亚人交换到各种原料。到公元前5世纪，整个黑海流域已为繁荣的希腊商业据点和殖民地所环绕。

　　当希腊人在海上一帆风顺时，波斯人正在营建最后从尼罗河流域一直扩展到印度河流域的庞大帝国。虽然波斯人原居山区，对海上的事一窍不通，但为了促进其东部省区和西部省区之间的交往，对开辟航线的事仍很关心。他们利用其臣民中有航海经验的腓尼基人和小亚细亚的希腊人来实现这一目的。他们曾派一个叫做斯西拉克思的希腊水手率领一支探险队，于约公元前510年从印度河启航，驶往位于红海入口处的阿尔西诺。波斯人还计划从尼罗河到红海开一条运河，似乎还为这一计划的实现做了相当多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贸易大大地繁荣起来，无论就贸易额还是贸易活动的地理范围，都超过了已知的过去。希腊、腓尼基、阿拉伯和印度的水手川流不息地往返于印度、波斯湾、埃及以及地中海的许多港口之间。

　　波斯人的工作，亚历山大和他的继承者又继续进行下去。他们派出了更多的、地理知识更为丰富的探险队，并在红海沿岸建造了一连串的港口；货物可以通过港口、由陆路运送到尼罗河，装上船，再顺尼罗河运到亚历山大港。这一时期的印度洋贸易分两个阶段进行。首先，印度和阿拉伯商人从印度诸港口启航，紧靠海岸线西行到阿拉伯半岛；再西绕半岛，抵达目的地亚丁或穆哈。在那里，他们与希腊和埃及的商人相遇。后者用自己的货物交换前者的东方货物，再将东方货物经由红海沿岸请港口运往亚历山大港。

　　所有这一切仅仅是东西方之间贸易大发展的序幕。这一大发展于公元前不久开始，约持续了两个世纪。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向西面的大力扩张，打通了好几条陆上商路，促进了地区间贸易的最重要一项丝织品的运销。中国在这方面所起的确切作用将在下文阐述陆上贸易时论及。贸易大发展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包括整个地中海区域以及欧洲中部和西北部大部分地区的罗马帝国的统治得到了加强，出现了所谓的"罗马和平"时期；在这一时期里，过去一直阻碍贸易的土匪和海盗行径已绝迹，关税壁垒也几乎全都消除。此外，帝国的富庶也促进了贸易的发展，特别是由于富裕的罗马统治阶级喜爱奇特的外国货，又有钱购置。

　　因此，罗马人和所有邻近地区——北面的斯堪的纳维亚、莱茵河对岸的日耳曼、多瑙河对岸的达契亚和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的贸易关系都很兴旺。这对欧亚地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不过，影响最为重大的，还是和东方的贸易交往。东西方贸易关系的迅速发展，与公元前一世纪某希腊水手的发现分不开。他发现，季风可用来加快轮船来回横越印度洋的速度（这很可能是一个重新发现，因为阿拉伯水手似乎早在希腊人之前便已知道这情况。季风一词就是从阿拉伯人的季节一词派生来的）。每年十月至第二年四月，东北季风即冬季风从印度吹向东非，六月至九月，西南季风即夏季风以相反风向从东非吹向印度。现在，水手们可以顺风直接横渡大洋了，再也无须化费很多时间紧靠宽阔、弧形的海岸航行。一个商人从罗马旅行到印度，包括陆上穿越埃及的时间，只需16个星期就够了。

　　"罗马"商人多半是希腊人和叙利亚人，他们不仅进行这样的旅行，有些人还永久地在印度各城市安居下来；这已为印度的文献资料所证实。"罗马"商人随身携带的主要是金币，此外还有玻璃、　铜、锡、亚麻布和羊毛织品等，用来换取胡椒及其他香料、棉纺织品、宝石和他们最需要的。经由陆上丝绸之路运至印度诸港口的中国丝织品。有几个更富有冒险精神的"罗马"商人，即他们时代的马可波罗，还进一步东越印度，于公元2世纪和3世纪到达缅甸、马来亚、苏门答腊，然后经马六甲海峡抵达河内，进而终于和中国取得了直接联系。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声称自己是罗马的官方使者。这种欺骗，汉朝廷无疑是能察觉的，因为他们带来的帝国"礼物"仅仅是一些早已由商人买来过的、附近东南亚的产品。不过，奉献"贡品"这一行为本身颇讨中国人喜欢，因而，中国人很可能就允许这些西方人装载可致厚利的丝织品而归。

　　罗马帝国与汉帝国之间的直接交往，似乎预示着一个经济大发展的新时代即将来临。人们也许会以为，在公元3世纪和4世纪时，欧亚大陆周围诸海上的贸易量会空前增加。但实际上，情况恰恰相反，因为这时罗马帝国和汉帝国内部动乱迭起，外部遭到了蛮族进攻。不过，虽然埃及和印度之间的贸易在2世纪以后衰落下去了，但印度和东南亚之间的贸易并未因此受挫。在罗马和中国因陷于困境而软弱无能时，印度情况正相反，在笈多王朝（公元320－647年）统治下，正达到极盛阶段。印度文明也如同第九章中将提到的，这时进入了全盛时期，并对邻近地区和国家产生着巨大影响。印度文明对北疆以北地区的影响主要在宗教和文化方面；对孟加拉湾对岸东南地区的影响则在经济和政治方面（见下一节）。

　　对古代遗迹的考古研究表明，印度和东南亚的交往从远古时代就已开始。公元一世纪时，由于受香料和矿物资源的吸引，前往东南亚诸岛屿和沿海地区的印度商人愈来愈多，两地之间的交往也愈来愈广泛。当时的印度文献常提到商人们航海到黄金之地——苏瓦那拜赫米的事，说那地方的人比较原始，主要靠种稻为生，没有复杂的政治组织或较为高级的文化传统：因而，当印度商人和冒险者要与当地的首户通婚，在那里传播印度宗教和习俗，并强行控制他们的经济时，也比较容易做到。这种大好机遇不仅招引来许多商人，也吸引了印度的婆罗门和武士们；结果，印度文化被大规模地移植到东南亚诸岛屿和大陆上，并有许多印度王国在那里建立。

　　这一印度化的过程并没有深深地渗透基层。在通常情况下；被印度化的主要是那些受外来移民影响的当地首户；一般村民们除了须交纳新王国统治者强征的苛捐杂税外，他们的生活仍一如以往，没有多大变化。虽然印度的影响有点儿表面化，但范围极其广泛。从在马来半岛和苏门答腊岛开始，到公元4世纪时，印度人已在远离印度的婆罗洲和中南半岛站稳脚跟。开始时，那些岛国很先选但将近公元三世纪末时，也许是海盗活动日渐猖撅的缘故，它们落后了。力量中心转移到了印度移民可以沿着经马来半岛到中南半岛的陆路而进入的大陆。

　　于是，在相当于今日柬埔寨的地方，出现了一个伟大的印度王国——坎布贾王国。当时的中国人称它为扶南，他们留下的有关这一王国的记载清楚地反映了它的印度特征。记载中说："来自印度的婆罗门成员有100O多个。人们奉行他们的教义，并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们，许多婆罗门成员因此在那里居留下来。他们日夜攻读宗教经典。……他们用青铜制作神像。那些有两张脸的神像，都有四条胳膊；有四张睑的神像，都有八条胳膊。每只手上都拿着一些东西。"

　　以上所述，可说明东南亚大印度的性质。显然，大印度的情况与早数世纪希腊人在地中海区域的扩张颇为相似。都是先由商人和拓居者在辽阔的海岸地区设立据点，然后将本国的制度移植到那里。不过，当地居民既没有全部希腊化，也没有全部印度化；最终，倒是那些殖民地全被同化，仅留下了一些地理名称和建筑物遗址作为缅怀往昔事业的纪念品。对于欧亚地区的历史来说，大希腊和大印度的意义在于它们为扩展文明的疆域作出了贡献：前者将文明从巴尔干山脉南部扩展到直布罗陀海峡和俄国南部；后者将文明从印度南部扩展到婆罗洲和中南半岛。

　　就陆上贸易而论，其盛衰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秩序和治安的维护状况。当大部分陆路处于国家当局强有力的控制下时，贸易就繁荣；反之，当社会一片混乱时，贸易就衰萎。这一点，只要观察一下这些世纪中贸易的发展趋势便可明白。由于技术进步和文明核心扩大的缘故，显然，总的趋势是贸易量上升。不过，在这一总趋势中，也时有升降波动，这与当时的政治状况有关。例如，在欧亚西部的西徐亚帝国、欧亚东部的中国诸朝代和囊括欧亚大部分陆地的蒙古帝国统治下的那些世纪中，由于帝国强大，因而，商路安全有保障，贸易获得迅速发展。

　　关于最早的陆上贸易的情况，我们知道的极少。不过，有位生活在公元前6世纪或7世纪的希腊商人所写的见闻尚有片断保存下来；这位商人名叫阿里斯蒂斯，他声称曾与西徐亚海队一起东行，远至中亚的天山山脉。公元前5世纪时，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也写了一篇详尽的、有关西徐亚人的文章。西徐亚人是个挤马奶、住马车的游牧民族，公元前700年至20O年时，统治着顿河和喀尔巴阡山脉之间的大草原。希罗多德列举了西徐亚人的各个部落，描述了他们的风俗习惯；可见，西徐亚人的详细情况他能掌握到。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西徐亚人居住的地方和希腊人在黑海北岸的城邦相毗邻，两者之间有着广泛的贸易往来。西徐亚人凭借所控制的广阔内地的丰富资源，用奴隶、牛、兽皮、毛皮、鱼、木材、蜂腊和蜂蜜去交换希腊人的纺织品、酒、橄榄油和各种奢侈品。

　　公元前4世纪和3世纪时，西徐亚人的势力由于来自东方的新的游牧民入侵而大为衰弱。随着继起的混乱状态，长途贸易不复存在，直到二个多世纪以后才恢复。这一次，促使长途贸易恢复的动力来自欧亚大陆另一端的中国人；他们正在将自己的统治远远地向所谓的"西域"即中亚扩张。其目的是为了反击他们最危险的游牧邻居即欧洲历史上所说的匈奴人。在那时以前的数十年中，中国人对匈奴人一直是采取宠络的办法，赠送了大批的礼物和金钱；而现在，则完全改变了这一"羁縻"政策，代之以在中亚寻找盟友，共击匈奴。

　　公元前139年，伟大的汉武帝派官员张骞去寻找、联络数十年前为匈奴所破的大月氏。大月氏原是印欧语系的民族中最东面的一支，朝西南方向遁逃后，征服位于今日阿富汗的希腊人的大夏王国（亚历山大帝国分崩后留下的一个王国），在那里定居了下来。由于新地肥饶，生活安定，大月氏人不愿东来再与强大的匈奴为敌；汉使者见此情景，只好返回中国，不过，随身带回了过去希腊文化的象征葡萄树苗以及大量有关西域地理的资料。这些资料是中国随后在中亚开展军事和外交攻势的基础。

　　汉武帝接连派出好几支远征大军去讨伐匈奴，最后迫使匈奴各部落或者归顺，或者逃往沙漠地区。实际上，正是中国人的胜利，引起了向西民族大迁徙、最终冲击罗马帝国、导致其崩溃的连锁反应。中国人大破匈奴后，派了一个外交使团前往张赛报告中提到的西域各国。有两个从前留下的希腊王国贾尔干和粟特，大概自恃自己与中国之间远隔一个帕米尔大高原，颇为安全，故大胆地辱骂了中国使者。但是，中国军队其军事威力惊人，竟翻越帕米尔高原，迫使它们降服汉皇帝。这样，汉帝国以一个巨大的楔形物插过中亚，最后于公元1世纪，与大月氏人在印度西北部组织的贵霜帝国建立了联系。

　　这时，贸易紧跟在胜利的中国旗帜之后。商路的安全有了保证，人们的需求也随着外交使团的活动而大为发展。各国使团出访时，根据当时的风俗，携带本国特有的物产作为礼品。这些官方交流促成了新的习惯和欲望，为私人经商打开了通路。对于中国丝织品来说，情况尤其如此。中国丝织品是各地最为需要的，至少占中国出口商品的90%;剩下的10％包括肉桂、大黄和优质铁。作为回报，中国也得到了各种物产，如：来自中亚的毛皮、毛织品、玉和牲畜，来自波罗的海的流浪，来自罗马诸行省的玻璃、珊瑚、珍珠、亚麻布、羊毛织品和黄金，其中黄金占首位。

　　这些货物由商队沿着著名的"丝绸之路"来回运送。"丝绸之路"的主线自中国西北部的长安（西安）开始，向西经河西走廊至塔里木盆地，分为两道，一条道沿盆地的北部边缘，一条道沿盆地的南部边缘，绕过盆地，然后西逾帕米尔高原，穿过位于俄国土耳其斯坦的撒马尔罕和梅尔夫，再绕过里海南端王位于现代伊拉克境内的塞琉西亚，由此继续西进，至地中海东部沿岸地区的罗马边境

　　尽管有了丝绸之路，但罗马帝国和中国汉朝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商业往来。罗马商人未能经由陆路直接去中国，中国人也未能取道陆路直接到罗马。它们之间的商业往来全靠各种中间人，尤其是靠帕提亚（即今日伊朗）的中间人。中国人和罗马人对建立直接的联系都很关心，但是，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帕提亚人对阻止这一联系的建立也同样很关心。这可由中国使者甘英的经历得到说明。公元所年，中国遣甘英出使大秦即罗马帝国。当他到达波斯湾时，据中国官方记载说，那里的帕提亚人告诉他：

　　大海烟波渺茫，浩瀚无边。顺风时，渡海可能三个月就够了，但是，碰上逆风的话，也许得费时二年。所以，那些出航的人，都在船上备足三年的粮食。在海上还易患思家病，有些人就因此送掉了性命。"甘英听说这话，停了下来。

　　帕提亚人不仅夸张取道海路的种种危险，而且也不提前往叙利亚还有更为直接的陆路可走，就这样，把那位使者哄骗了回去。从中国的官方记载中可以看出，当时的中国人已意识到这一情况；记载中说，罗马人"一直渴望派使者到中国来，但安息人'帕提亚人'想用中国的丝织品和他们做买卖，因此，就切断了罗马人前往中国的交通"。罗马人对此进行了报复，为了将牟取暴利的帕提亚中间商排除在外，他们积极开展和印度的直接的海上贸易。于是，愈来愈多的商队不再取道西去的丝绸之路，而是向南经过和田前往印度西北部诸港口。候在那里的"罗马"商人接到货物后，在季风的帮助下，将它们迅速地运过印度洋，至红海诸港口卸货。

　　这一贸易其规模之大，竟使罗马历史学家阿米阿努斯·马尔切利努斯宣称："昔日仅限于贵族使用的丝织品，现已不加区别地扩大流传到社会各等级手中，甚至包括最低的等级。"无疑，这话言过其实了；实际情况是，许多身居要职的罗马人见到大量黄金因支付受人欢迎的中国丝织品而东流，大为惊恐。

　　公元二世纪以后，随着罗马帝国和中国社会动乱迭起，这一繁盛的贸易渐渐衰弱；不过，并没有完全枯萎。中国仍在生产丝织品；丝绸之路沿途的那些沙漠中的绿洲城市仍在竭尽全力地维持它们曾借以致富的贸易西方消费者的需求仍没有得到充分满足。甚至在5世纪罗马陷入蛮族之手以后，君士坦丁堡，也就是拜占庭，依然如同一个伟大的帝国首都一般，需求看惯常的各种奢侈品。据说，公元401年，为年幼的皇帝狄奥多西二世举行基督教洗礼时，"整个城市［君士坦丁堡］被笼罩在花环之下，到处都用丝绸、金光灿灿的宝石和各种各样的饰物装扮起来，其装饰之华丽，无人能加以描绘"。

　　不过，罗马政权的衰微使中间人牟取暴利这一多年老问题更为突出。3世纪时，阿比西尼亚人的阿克苏姆王国控制了红海，对海上交通强征很重的税。同样，公元226年以后，在萨珊王朝而不是帕提亚人统治下的波斯人也充分利用了他们对陆上交通的控制。5世纪时，拜占庭帝国政府对丝织品的进口实行了国家垄断，其目的，在一定程度上，是想以集体谈判的方式来对付这些中间人。到6世纪中期，这一问题终于由拜占庭人予以彻底解决，他们成功地将一些放在桑叶上孵化的蚕卵从东方偷运回国；于是，丝绸工业在叙利亚开始发展起来，并传播到希腊和地中海西部地区。西方不再依靠来自中国的进口货，丝绸之路渐被废弃。

　　穆斯林阿拉伯人的突然兴起，给陆上贸易以最后的打击。7世纪时，穆斯林阿拉伯人征服了整个中东，随后，又扩张到中亚，并在751年的怛逻斯战役中击败了中国人。于是，中亚成为穆斯林的天下；而且，在以后好几个世纪里，一直是中国和西方之间，以及中国和印度之间的障碍，而不是桥梁。随着陆上道路给最后关闭，贸易转移到大陆周围、正开始由阿拉伯水手和商人控制的海上。直到13世纪，蒙古人征服了从太平洋到波罗的海和黑海的整个欧亚大陆时，才有了再一次重新打开陆路，从而为中世纪的马可波罗及其同行商人扫清道路的可能。

　　综上听述，尽管贸易方向发生过各种转变，但有一基本事实始终未变；这就是古典时代与早先的古代时期大为不同，其贸易范围和贸易量都有了质的提高。不管是在地中海，阿拉伯海，还是在欧亚大草原的某些地带，其贸易范围都不再限于单个地区，而是随着货物经由海陆两路从欧亚大陆的一端运送到另一端而愈来愈成为跨地区的。这些构成了新兴的欧亚核心区的经济组成部分，下面一节将考察这一核心区的文化方面。


三、文化联结


　　商业联结和文化联结这两者不是互不关联的，或者说，不是相互独立的。印度文化移植到东南亚，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印度商人；同样，希腊文化传播整个东方，主要是靠追随亚历山大军队东进的希腊商人。印度佛教传布中国的过程可以沿着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了解到，而中国汉朝时期最重要的怫教中心洛阳城之所以闻名天下，则与它是"来自西域的蛮族商人"的聚居地分不开。

　　不过，各种文化运动有它们自己内在的动力，并非完全依靠商人和商路。公元前二千纪后期发明的简单的字母文字。就是影响除中国以外整个古典世界文化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在那时以前，只有少数书吏能够阅读和书写美索不达米亚的结构复杂的楔形文字和埃及的象形文字。第一个字母系统是由西奈半岛的闪族商人发明的。他们用自己所通晓的一些埃及字符来标示辅音，又用许多别的符号来标示单词和音节，因而．他们的文字未能发展成为严格的音标文字。真正的音标文字是由腓尼基人完成的，他们于公元前13世纪将原有文字发展成由23个辅音音符所组成的字母系统。这一字母系统后经希腊人增补元音字母而进一步完备，形成希腊字母。希腊字母又经过一些改进后，由罗马人向西传播，由拜占庭人向东传播。

　　字母文字的意义就在于它打开了智力交流的世界，使智力交流的范围远远地超出了从前仅囿于祭司和官吏的那个圈子。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书吏对这种新型文字自然是取回避的态度，他们继续使用传统文字，几乎一直到公元。中国因与世隔绝，也仍然使用自己原先的文字，这种文字是由表音和象形两种文字结合而成的，经过几次改进，一直使用到今天。但是，在欧亚其他地方，都采用字母文字，只是采用时稍许作了些变动，以适合各自不同的语言。这样做的结果是，无论哪里，在高雅文化与低俗文化之间、城市统治集团与农民群众之间，随文明的到来而不断扩大的裂缝虽然没有被完全地或大大地弥合，但多少都缩小了。享有特权的知识分子集团对这种现状一般是支持的，他们在国家中居垄断地位，因而，遭到了那些头脑简单的书吏的反对，书吏们不仅对传统的爱国和知识表示亵渎，而且在国内煽起了某种骚动。

　　在古典时代的这些世纪里，欧亚各文明中显著的、带有全盘性的文化模式是，诸地方文化分解，并入拥有各自独特的语言、宗教和社会制度的新的地区文明。对这些文明来说，交换有形的货物比交流具有不同特点的文化要容易得多。纺织品、香料和各种奢侈品到处可用、悦人心意而祖先崇拜、种性等级制度和城邦一超出它们的发源地则成了不合时宜、不受人欢迎的东西。因而，在欧亚大陆具有普遍性影响的早期阶段，地区间的商业联结通常比文化联结更广泛，更有影响。

　　不过，后者的确存在，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具有极其重大的历史意义。如希腊文化就是最突出的一例，它曾从希腊世界向东传播到亚洲，向西传播至欧洲。此外，将近古典时代末期兴起的伟大的世界性宗教，尤其是基督教和怫教，也是很好的例子；这些宗教不是要求任何一个团体，而是要求全体人类皈依它们。

　　先考察希腊文化。希腊文化一词是从希腊人的"Hellas"意即"希腊"一词派生的。希腊文化之所以能传播整个中东，主要是由于亚历山大对中亚和印度河流域进行了举世闻名的东征。正如下一章将提到的，亚历山大帝国仅在亚历山大生前维持了数年。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去世，帝国即为他手下的将领所分割，以后；又为西方的罗马和东方的帕提亚人所瓜分。公元前4世纪和3世纪，希腊士兵在军事上占有优势，从而，为成千上万的希腊商人、行政官员和各种专业人员成群地涌往亚历山大及其继承人所建立的许多城市铺平了道路。这些城市从最著名的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到最东面的亚历山大城即阿富汗的科贾特，都成为传播希腊文化的中心。

　　有许多希腊移民和当地妇女结婚，因为亚历山大本人就以身作则，娶了一名波斯贵族女子为妻，并于印度战役之后，安排了3000名士兵和波斯妇女举行大规模的集体婚礼。亚历山大还招募波斯士兵入伍，他本人还穿戴波斯君主的袍服和头巾，采用波斯朝廷的礼仪。虽然地统治下的居民多数没有希腊化，但典型的城市基本上都希腊化了，都有选举产生的地方行政官、议会和市民大会。一种新型的希腊语言即柯因内语成为整个中东的共同语。这种语言比古典时代的希腊语简单，所以，那些已希腊化的土著学起来也比较容易。中东请民族中受同化程度最高的是小亚细亚的一些民族，它们已忘却自己的本族语，操柯因内语。在其他地方，希腊的生活方式、娱乐活动、铸币和各种艺术也已为城市的上层阶级所采用。

　　面对这种情况，希腊人的世界主义日渐发展，他们开始尊重过去一直称之为蛮人的外国人。早先，亚历山大的父亲菲力浦国王入侵亚洲，主要是受了希腊学者伊索克拉底的怂恿，想把亚洲诸民族"从野蛮的暴政下解救出来，置于希腊的保护下"。而亚历山大死了几十年后，情况大为不同，希腊的另一位学者埃拉托色尼撰文批评了那些"把人类划分为希腊人和蛮人两大等级"的人，他说："较好的做法是根据善与恶来区分人类，因为希腊人中也有许多卑鄙小人，而蛮人中也可找到不少高度文明的人；只要看看其政治制度极其完善的罗马人和迦太基人即可明白。"到公元1世纪，希腊传记作家普卢塔克声称，亚历山大"是受上帝的派遣，来当所有人的统治者和调解者"，"他吩咐所有的人都要把居住地看成自己的祖国。……。

　　希腊文化的影响向东扩展到印度北部和阿富汗的大夏和粟特。如前一节所述，这些王国在沧亡于来自蒙古的游牧部落大月氏之前，曾繁荣了几乎两个世纪。这些深入亚洲中心的希腊文化的前哨基地对周围请民族产生了一种世所公认、范围广阔的影响。首先发生影响的是用高明技术制作的希腊硬币，这些硬币实际上导致了印度铸币的产生；接着是称为《弥兰阳王问经》的佛经（弥兰陀即大夏的希腊国王，统治古印度西北部），它将希腊的对话体裁引入印度文学。在语言方面，有许多希腊词，包括马嚼子、钢笔、墨水、书和矿等单词，被并入梵文。在科学方面，也有一些希腊词作为术语，被收入印度的星占学和医学。

　　希腊文化对一个被称为犍陀罗的宗教艺术流派有十分重大的影响。犍陀罗原是印度西北部一地区的名宇，该地区曾在希腊统治之下。犍陀罗艺术的主要作品是佛陀像和描绘佛经中各种场景的浮雕品。犍陀罗的佛陀像酷似希腊的阿波罗神，与印度其他宗教的佛陀像有显著差别。前者是现实主义的，强调精确地表现人体解剖上的各种细节，如描绘各块肌肉、添上胡子等。后者是理想主义的，更注重精神的表现而不是外表的相似。犍陀罗艺术传入中国的情况，可以沿着早先由商人以及佛教朝圣者踩出的丝绸之路了解到。佛教雕刻在移植中国的过程中，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它的自然，变得简朴、抽象；但原先的希腊现实主义仍表现在如衣服的裙子一类表面细节上。因而，希腊艺术风格明显地影响了伟大的亚洲各文明。

　　尽管希腊文化的传播给人以深刻印象，但它并没有在中东留下永久的印记，更不用说亚洲其余地方了。其根本原因是，希腊文化的影响仅限于希腊殖民者居住的城市和一些希腊王朝的宫廷所在地。虽然有些土著民族也受到了影响，但真正受到影响的几乎仅囿于少数上等阶层。广大农村甚至许多城市的绝大多数人，仍继续说自己的语言，崇拜自己的神。因而，希腊文化并没有深深扎根，未能经过几个世纪仍幸存下来。当中世纪穆斯杯征服者前来时，他们没费多大事就将小岛似的希腊文化制服了。所以今天，希腊语言和文化仅幸存于巴尔干半岛南端的希腊本土。

　　希腊文化在地中海西部的生根要缓慢一些，因为当地土著居民的生活还不富裕，文明程度很低。要不足这一原因，希腊文化对该地区的长远影响，会由于当地文化的竞争力较弱而更为持久。

　　早在公元前6世纪，罗马人已受到意大利南部希腊殖民地的影响，但直到3世纪起，也就是罗马人征服了巴尔干半岛和地中海东部地区的希腊文化的中心地带时，他们才感觉到希腊文化的全部力量。这时，罗马士兵和官吏与受过高度教育的希腊统治者和行政官员发生了直接交往，在他们带回罗马的人质和奴隶中有许多具有各种专长的希腊人——从伦理学家到柔软杂技演员，从善于赞美的诗人到主厨。当上层阶级的罗马人听到口齿伶俐的臣民们的令人眼花缭乱的雄辩和演说时，眼界大开，一个新的知识世界在他们面前展现。

　　希腊人给那些上层家庭当私人教师，讲授希腊语言、修辞学，哲学和文学。到公元前1世纪，送年青的罗马人到雅典或罗得岛的哲学学校去受教育，已是很普通的事。希腊文学作品有极为强大的影响，由于这种影响，罗马人在文学方面未能有重大建树。开始时，受过教育的罗马人给优美的希腊诗歌、戏剧和散文所迷住，满足于翻译或模仿希腊原作；渐渐地，罗马贵族要求文学作品能以罗马人的生活为主题，能表现罗马人的生活理想。于是，一个民族文学开始产生，不过，无论是在维吉尔、贺拉斯和奥维德的"黄金时代"，还是在塞内加、塔西伯、老普林尼和小普林尼的"白银时代"，这一民族文学始终带有源自希腊的印记。

　　希腊对罗马和帝国其他城市的外观有最明显的影响。希腊建筑的特点是设计简单、比例相称、装饰完美。虽然这些特点已由巴罗克式的富丽堂皇和庞大的规模所取代，但希腊的陶立克、爱奥尼亚和科林斯这三种石柱的形式仍被采用。建筑物都用雕塑品装饰，这些雕塑品最初来自希腊，是作为战利品用货车运回国内的，以后由本地的艺术家仿制。因而，意大利的城镇和中东的一样，开始呈现处于希腊艺术和建筑的影响之下的相同的外观。实际上，罗马人对文明的主要贡献在于将希腊文化据为己有，适度改变，然后传播给从未直接接触过希腊文化的不同民族——高卢人、日耳曼人、不列颠人和伊比利亚人。从这一角度看，罗马的"陷落"也可说成是希腊文化在日耳曼人和克尔特人面前的退却，就象它在中东与穆斯林相遇时的后撤一样。

　　比希腊文化的影响要持久得多的是基督教和大乘佛教这两大世界性宗教的影响。基督教和大乘佛教于古典时代后期从各自的发源地中东和印度向外扩张；在以后的几个世纪中，前者争取到了整个欧洲，后者赢得了大部分亚洲。这两大宗教获取成功的原因可从它们共同具有的某些新特点中找到。一个特点是，它们都着重于灵魂的拯救，允诺来世可获得永恒的幸福。另一特点是，都坚持平等主义；其团体的大门向所有请求加入的人敞开，不论是男子或妇女、富人或穷人、自由人或奴隶，都一视同仁。最后，都强调很高的道德准则，强调要灵魂得救就必须遵守这些准则；这一要求加之有效的教会组织，使这两大宗教能对信徒的日常生活施加有力的影响。

　　这些特点在古典时代较后几个世纪里特别吸引人。在那几个世纪中，社会动荡、道德混乱，尤其在中心大城市，情况更是如此。城市里许许多多人感到无家可归、漂泊无定；对这些人基督和大乘怫教提供了安慰、保护和指导。当彼拉多问道"真理是什么"、表达出时代的绝望情绪时，它们也给予了回答。因而，最早皈依基督教的都是些地位低残、无所归依的人，这并非偶然之事。同样，大乘佛教的最大胜利是在中国，在汉朝崩溃之后全国处于混乱阶段、人世间的一些问题似乎找不到解答时取得的。

　　实际上，基督教和大乘佛教的这些令人满意、适合时宜的特点，正是应时代的需要而逐渐形成的。在基督教赖以发生的犹太教，或者后来分裂出大乘佛教的原始佛教中，均没有这些特点。

　　犹太教是约公元前12世纪崇泰耶和华为民族之神的犹太人的地方性宗教。"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你应崇拜上帝而不可敬拜别的神"。这是耶和华的《十诫》中的第一条。这一条的原意，不是说耶和华是世界上唯一的神，而是说，他是以色列孩子的唯一的神。这一时期犹太教徒的信仰与其说是神秘的、超俗的，不如说是社会的、注重道德的。用一位犹太先知的话来说，耶和华对仪式和祭品满不在乎，他关心的只是，人类应该"追求正义、援救被压迫者，识别生父不明的人、为寡妇辩护"。

　　但是，从公元前6世纪起，犹太教徒在波斯人和其他一些统治者的宗教的影响下，改变了自己的宗教观念。此外，他们也受到了许多居住在巴勒斯坦以外地方的犹太人的影响，这些犹太人长期受希腊文化的熏陶，试图用希腊哲学的术语来解释犹太教。因而，犹太教徒逐渐汲取了有关来世的信仰——顺从上帝的意志，就可以升入天堂，获得永恒的幸福，反之，将堕入地狱，遭到永久的惩罚。

　　不过，基督教在耶稣生前和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以后不久这段时间里，仍然是犹太人的宗教信仰。是保罗使基督教广为传播。保罗生于小亚细亚的塔尔苏斯城，是一位希腊化的犹太教徒。他大胆地否认耶稣仅仅是犹太教徒的救世主，认为仁爱的上帝差遣他唯一的儿子耶稣来人间是为了要他替全体人类赎罪。因此，基督教不再是犹太教的一个教派，而发展成为一个新宗教，一个既为犹太人，又为非犹太人的宗教。保罗的做法使基督教从此以后不仅能吸引少数犹太人，而且能吸引整个罗马帝国千百万非犹太人。

　　因此，尽管这一新宗教遭到官方的迫害，仍稳步发展起来。公元313年，基督教终于因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公布米兰敕令而受到宽恕，399年，被罗马帝国接受为官方国教。罗马帝国崩溃后，基督教由传教士在60O至80O年期间，传布到英格兰和日耳曼诸民族中；在800至1100年期间，传布到斯堪的纳维亚和斯拉夫诸民族中。以后，随着欧洲的扩张，又由传教士和移民传布到世界各地。

　　佛教的发展情况同基督教有点相似，正如第九章第二节将要提到的，它是在印度人明显地反对不公平的种性等级制度和婆罗门祭司阶级的剥削的过程中产生的。佛教的创始人乔答摩·悉达多（约公元前563-483年）原属释迦族，贵族出身，因苦恼于在自己周围见到的种种不幸而舍弃优选舒适的家庭，去过四处飘泊的苦行者生活。终于在似乎受到天启的刹那间，达到了澈悟的境界；从此被称为佛佗，意即"觉悟者"。

　　佛教的四大真理是：（1）人生是苦的；（2）苦的原因在于欲望；（3）只有消灭一切欲望，才能消灭苦因，断绝苦果；（4）要做到这一切，只有通过"八正道"。"八正道"包括正见、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以涅槃为终极目的。所谓涅槃，译意为"无为"、"寂灭"。

　　佛陀并未打算建立一个新宗教，但佛陀死后，他的弟子们布讲他的教义，并建立了一些开始支配宗教信仰的教团。这些教团的理想是通过苦修身心最终达到神秘的涅槃境界。虽然僧侣们对此很满意，但俗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却感到难以做到。因而，与"希那衍那"即小乘佛教相对立的"摩诃衍那"即大乘佛教逐渐发展起来。大乘佛教在其包容一切这一意义上说，是"大"了。它兼容并包了更多的佛教以前的印度思想以及人们改信大乘以前的某些宗教思想。它和原先的偏好默祷有点不同，采用了一些较易于领会、奉行的训条。于是，只要信仰，甚至只要有一个不动脑筋、表示信仰的举动，如念叨佛陀的名字，灵魂便可得救。涅槃的含义也改变了，至少对那些世故不深的信仰者来说，涅槃仅指天国中的来世，而天国是很有可能进入的，只要乐善好施便行。

　　由于大乘佛教从强调修道生活、苦行主义和默祷改为注重施舍行为、虔诚信仰和灵魂得救，所以，对于非印度民族来说，它比小乘佛教更合口味，尽管两者在国外都赢得了皈依者。佛教在公元前3世纪时，首先流行于锡兰和印度西北部的边远地区。公元前1世纪时，传入中亚和中国。其传入先是通过商人，以后又靠印度传教士和中国皈依者。中国皈依者最为得力，他们在印度研习佛教，然后回国努力说服国内同胞信奉佛教，他们取得了很大成功，据说，到公元4世纪后期，中国西北部十分之九的居民都信奉佛教，到6世纪时，中国南部的居民也跟着信奉了。接着，佛教又从中国进一步向其他地方传播：公元4世纪时，传入朝鲜；6世纪时，传入日本；以后，又传入西藏和蒙古。在此期间，分裂为大乘和小乘两大教派的佛教还流行于东南亚。象上述这种情况，在以前或以后的任何特定阶段都未发生过，它体现了这一地区历时许多世纪的普遍印度化的一个方面。

　　佛教取得这些成功后，在许多国家里衰落下来。在中国，约700年时，佛教臻于极盛，但此后，由于内部的腐朽和政府的敌视，很快衰歇了。佛教的兴盛使寺院拥有大量土地和财富，使众多的僧尼脱离民族经济，这一切引起官方的妒恨，从而招致官方的迫害。据官方记载，841至855年期间，有寺院4600余所和祠庙40O00余个结拆毁，有僧尼26万余人被勒令还俗，和寺院奴隶约15万人一起，重新成为纳税户。佛教经过这次打击后，再也没有复兴过，以后，跟道教和儒教一样，仅仅成为中国信仰诸说融合论者感兴趣的"三个宗教"中的一个。同样，在印度，佛教最终让位于再度盛行的印度教。所以如今，在佛教发源地，实际上已找不到佛教信徒（见第九章第二节）。不过，在锡兰和东南亚许多地方，小乘佛教至今仍居支配地位。

　　尽管佛教在其极盛时期以后相对而言衰落了，但在古典时代后期和中世纪初期，仍是亚洲居支配地位的宗教。它广为流行于除西伯利亚和中东之外的整个大陆，从而，使整个大陆的文化一体化达到空前绝后的程度。它在亚洲起了伟大的文明力量的作用，就跟同时期的基督教在欧洲所起的作用一样。佛教带给许多民族的不仅是宗教信仰和一套道德标准，而且还有文学体系、建筑式样以及伟大的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其他一切特征——这些东西也是由传教士在传布佛教时传到大陆各地。同样，在欧亚大陆另一端，基督教传教士带给野蛮的日耳曼和斯拉夫诸民族的，除了基督的教义，还有罗马文化和君士坦丁堡文化。以上所述，就是这些强有力的"文化联结"对新兴的欧亚核心区的影响及其历史意义。

　　在古代文明的数千年中，中东一直是创始力的中心。正是中东，在那一段时期里对人类作出了十分重大的贡献，如发明了农业、冶金术、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和帝国组织等。但是，到了古典时代，中东的优势渐渐消失，只有一个领域除外，那就是宗教。不仅犹太教，而且还有琐罗亚斯德教，都根源于中东。虽然后者如今只有印度的少数帕尔西人信奉，但过去在波斯帝国处于鼎盛期时，它对中东有过很大影响。而且，由于锁罗亚斯德教试图用光明、真理和正义等原则来取代当时盛行的波斯人的粗野习俗和迷信，因而，作为一种崇高的宗教信仰在宗教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

　　不过，在古典时代，除了这些宗教及其有关的教派外，中东不再是创造发明的重要发源地。有位权威人士写道，在公元前二千纪后期的入侵浪潮之后，"古代近东的创造力似乎缩小了……大体上，我们看到的，（那时的古代近东）只是在整理和巩固已获得的知识。"古典时代时形成的，并在许多情况下一直存留到现在的新思想和新制度，都是原先从欧亚大陆诸边缘地区发展起来的文明的产物。因此，以下三章主要论述这些地区的文明——希腊和罗马的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

血色黎明

第八章　希腊和罗马的文明（上）


　　雅典的学生已成为其他人的老师；雅典已使"希腊人"一词不再表示一个种族，而表示一种精神面貌。

伊索克拉底


　　在论述三大古典文明的三章中，本章是最冗长的一章。原因在于，本章将希腊文明和罗马文明这两个虽截然不同但互有联系的文明合在一起叙述，而其余两章则分别叙述单一的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笔者之所以这样分，是由于古典时代西方的历史发展与印度和中国的历史发展根本不同。确实，这些文明早先都从范围有限的中心发源地扩展到囊括整个周围地区——从希腊半岛扩展到地中海西部，从印度河流域伸展到印度南部，从黄河流域延伸到中国南部。其原因正如第七章第一节所述，铁制工具为农业扩大到森林茂密地区，为商业和殖民地拓展扩大到新的海岸地区，提供了便利条件，从而使文明的扩展成为可能。但是，到了古典时代，这一共同模式不复存在。印度和中国的新兴文明地区通常仍从属于原先的文明核心地区，而西方则不同，罗马由于发展起军事上的优势，因而不仅征服了巴尔干半岛的希腊本上，而且还征服了古代中东的西部地区——小亚细亚、巴勒斯坦、叙利亚和埃及。在征服过程中，罗马使西方历史进入一个新阶段，开始了一个虽与过去有联系，然是新的西方文明。希腊和罗马这对姐妹文明的历史和性质是本章要论述的主题。

一、形成时期，公元前800-500年


　　公元前12世纪，随着多里安人的入侵，希腊堕入"黑暗时代"（见第六章第四章）。这一时期的希腊以农业为主，实行部落制和贵族政治，活动范围限于爱琴海区域。到公元前6世纪末，这一切都改变了。部落组织让位于城邦；其他社会等级起来向贵族阶层挑战；工商业开始发挥重大作用；希腊殖民地逐渐遍布整个地中海沿岸一带。所有这些发展构成了形成时期希腊世界的全面转变，为后来的古典时代打开了通途。

　　希腊地区的地理特点是促成这些发展的一个基本因素。希腊地区没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也找不到肥沃的大河流域和广阔的平原，而具备这些天然条件，并合理地开发和利用，是供养如中东、印度和中国所建立的那种复杂的帝国组织所必需的。在希腊和小亚细亚沿海地区，只有连绵不绝的山脉，这不仅限制了农业生产率的提高，而且把陆地隔成小块。因而，那种可作为地区合并基础的天然地理政治中心希腊人是没有的。入侵者入侵之后，在彼此隔离的村庄里安居下来。这些村庄通常座落在易于防卫的高地附近，因为高地上既可设立供奉诸神的庙宇，又可作为遭遇危险时的避难处。这些由村庄扩大而成的居留地一般称为"城邦"，而提供避难处的地方称为"卫城"或"高城"。城邦常策略地设在土壤肥沃的地方或商路附近，因而吸引来更多为移民，成为该地区的主要城市。许多小城邦就是这样形成的，彼此较为隔绝，而又生气勃勃地独立不移。

　　开始时，这些城邦主要靠自然农业、放牧和捕鱼为生。但是，到公元前8世纪初，这一自给自足的经济因人口密集而遭到破坏。渴望土地的农民不得不到海上去当海盗、商人或殖民者，或者如时常发生的那样，三者兼而事之。到5世纪，包括黑海在内的整个地中海地区环布繁盛的希腊殖民地，这些殖民地成为与母邦一模一样的海外城邦（见第七章第二节）。

　　这些发展引起一个最后改变整个希腊世界的连锁反应。殖民地用部把以谷物为主的各种原材料运到人口过剩的希腊，作为回报，得到酒、橄榄油和诸如布、陶器等制成品。这种贸易使希腊本国的经济急速发展。希腊土壤较适于经营橄榄园和葡萄园，而不适于作麦田。由于多岩石的山坡能用来种葡萄树和橄榄树，土地的开垦面积大大增加。因而，转向商业性农业，使能够养活的人口比从前经营自然农业时增长二至三倍；此外，对制造业的促进也是很大的，这可以从不仅在地中海周围，而且深入内地，在俄国中部、德国西南部和法国东北部也发掘出大量希腊陶器这一点上看出来。与此同时，希腊商船队在往返运送货物方面也获得很大成功。那时的货物与奢侈品截然不同，体积庞大，以如此巨大的规模运销各地，在历史上确还是第一次。希腊人率先用硬币作交换媒介，硬币日渐广泛的使用也有效地促进了所有这些经济活动。有位经济史学家断言："公元前6至4世纪之间，希腊经济正飞速上升。…若充分估计不同时代的具体情况，雅典经济给人的印象与19世纪的欧洲有点相似。"

　　欧洲19世纪的经济革命促进了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而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的深入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经济革命。希腊从公元前8世纪起也发生了相同情景。农业商品化不仅意味着获利，也意味着负债，尤其对小土地所有者来说。从前，贵族收租是以收取部分农作物的形式进行的，所以年景不好时，只好大家一道勒紧裤带度日。而现在，外国市场、货币经济和新的奢侈品相结合，使小农们受到了各种伤害，如时常不得不抵押物品，丧失赎取权，甚至失去人身自由。这一切不可避免地导致激烈的阶级斗争，使群众吵吵闹闹地要求废除债务、重新分配土地。同样，城市里新的富裕家庭也起来要求获得与他们经济力量相符的政治地位。他们取得了手工业工人、码头装卸工人和水手这些城市贫民的支持。于是，所有这些对现实不满的人一道奋起反对由拥有土地的贵族掌权的传统政治制度。

　　6世纪时，改革运动大大加强了。这是由于往昔在战场上起决定性作用的贵族骑兵这时已由穿戴盔甲、沉重地武装起来的步兵，也就是重甲兵所取代的缘故。重甲步兵左臂挎盾、右手执长矛，以密集队报排列成坚固方阵，作战时步调一致，因而与以往战无不胜的骑兵对阵时，能以密密的阵势将他们打败。这一新事物不仅瓦解了贵族政治权力的军事基础，而且提高了那些独立的、能为进入方阵而装备自己的农民和工匠的地位，加强了他们的影响。

　　经济变革和军事变革一起，导致了相应的政治变革。在黑暗时代，各城邦开始时实行君主政体，后来渐渐地转向贵族寡头政治，到7世纪时，各城邦已由称为僭主的独裁者进行统治。这些雄心勃勃的领导者一般都是贵族出身，他们支持民众的要求，因而赢得了群众的支持，夺得个人权力。"僭主"一词就是指那些没有合法权力而进行统治，并且不感觉到受道德谴责的人。实际上，僭主通常是支持平民反对特权阶级的，而且常常加速了民主政治的到来，不过并非总是如此。

　　伯罗奔尼撒半岛南部的斯巴达是与其他希腊城邦发展趋向正相反的典型。约公元前100O年前后，斯巴达人的祖先多里安人侵占了肥沃的欧罗塔斯河流域，把土著居民变成了奴隶，称为希洛人。8世纪后期，斯巴达人征服了附近麦西尼亚的肥沃平原，从而排除了向海外扩张的需要。不过，因此付出的代价是沉重且无法避免的。斯巴达享受不到因与外国交往而带来的经济和智力上的促进，只能过一种很少变化的农业生活。而且，为了控制大批受管辖的居民，不得不把自己国家组织得象一个军营。一切都得服从军事需要。体弱多病的婴孩遗弃于荒野等死，只有体质好的婴孩才许抚养。男孩从7岁起就住到兵营里受训练。所有年不满60岁的男子都得受军纪约束。奢侈品不受欢迎，个人生活几乎全被取悄。早晨跳入欧罗塔斯河冰冷的河水中、餐桌上食品匮乏、用斧砍制成的木头房子十分粗糙，这一些在整个希腊都已出名。有组织的娱乐活动、集体进餐、公众事务、军事训练和执勤，这一些几乎构成了生活的全部内容。这种社会制度使斯巴达人成为整个希腊最好的步兵，但是，使他们对写剧本、雕刻头像或系统地阐述哲学，不感兴趣，也没有时间去做。

　　在此期间，雅典人发展起一个完全不同类型的社会。雅典人不是扎营住宿在怀有敌意的居民中的一伙人侵者，他们自夸是阿提卡的土著居民。同其他城邦的希腊人一样，他们最初是实行君主政体，以后让位于由九个执政官主持的寡头政治。这九个执政官是主要执政官，全部属于贵族。不过，和斯巴达大不相同的是，雅典后来朝民主化方向发展。急速发展的贸易创造出一个强有力的中产阶级，他们同失去产业的农民联合，要求政治自由化。公元前594年，所有各派别一致同意任命梭伦为首席执政官，执掌政权，施行改革。梭伦采取的减轻社会痛苦的措施是简单而又严厉的。他将债务人失去的全部土地所有权归还债务人，让因负债而变成奴隶的所有平民都重新获得自由，并永远禁止债务奴隶制。在政治领域，第一次准许没有财产的平民参加公民大会，不过，公民大会拥有的权力仍旧很有限。另外，还规定富裕商人可担任执政官；还设立新的、更受欢迎的陪审法庭来代替贵族最高法院的一部分权力。总之，梭伦的贡献在于，在组织上为以后建立著名的雅典民主奠定了基础。

　　梭伦改革之后的30年里，由于许多问题仍未解决，因而充满了斗争。虽然奴役这时已是非法的，但贫民们发现谋生仍很难。同样，贵族们虽然多少受到些约束，但仍能阻拦人民立法。在这种情况本，约公元前5用年，庇西特拉图使自己成为雅典第一个僭主。在他统治的30年间，他将贵族的土地划成小块，分配给没有土地的农民，并让城市贫民参加大规模的美化城市的公共工程以获得帮助。庇西特拉图死后，他的儿子继位为僭主，昏庸无能，所以斗争更为尖锐复杂，直到约公元前506年克利斯梯尼掌握政权为止。克利斯梯尼取消了原有的部落，建立了十个实际上是按地区划分而不是基于氏族血缘关系的新部落。这一改革大大削弱了贵族的政治权力。克利斯梯尼还建立五百人会议，所有年满30岁的男性公民都有资格当代表；五百人会议除了为公民会议准备议案外，并握有最高的执政权和行政权。由于克利斯梯尼的这些改革，到公元前500年时，雅典已出现民主政治，而斯巴达仍是一个严密地组织起来的军事化社会。

二、古典时代，公元前500-336年


　　期里克利在那篇著名的、为悼念公元前431年在和斯巴达人的战斗中倒下的雅典士兵而致的追悼辞中宣称："我们的城市向全世界开放。……雅典是希腊的学校。"这番自我夸耀的话是完全正确的。公元前5世纪时，雅典使斯巴达和其他所有的希腊城邦黯然失色。这是伯里克利时期雅典的黄金时代，与古典希腊的黄金时代同义。

　　雅典当时之所以能居有令人目眩的卓越地位，是因为它在打败庞大的波斯帝国这场重大战争中起了最主要的作用。此外，跟雅典人在希波战争前不久幸运地发现劳里昂银矿也多少有关。他们得到这笔财富后决定建立海军，建造了200余艘最新式的三层划桨战舰；这支舰队在随后的战争中起了决定性作用。

　　能争的根源在于，公元前6世纪中期，波斯人征服了小亚细亚的希腊城邦。波斯人暴虐地干涉这些城邦的内部事务，使它们于公元前499年发动了反对波斯的起义。它们向希腊本土的城邦求援，并得到了积极的响应；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那时波斯帝国的对外扩张正穿越俄国南部，从北面威胁巴尔干半岛各国。小亚细亚诸城邦尽管得到来自爱琴海对岸的海军的援助，但到公元前494年，还是给波斯帝国制服了。接着，波斯皇帝大流士决定对希腊本上顽固抵抗的希腊人进行惩罚，他派出一支远征军，于公元前49O年在雅典西北面的马拉松登陆。虽然雅典人由于诸城邦之间的敌对，几乎是独自作战，但他们的方阵还是予侵略者以沉重打击，大大提高了希腊人的士气。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写道："在希腊人中，看到波斯服装、看到穿波斯服装的人而敢于勇敢地对付，这些人当属最早；在那时以前，希腊人只要一听到波斯人的名字就感到恐怖。"

　　十年后，波斯人又卷土重来，集结的武力比十年前要强大得多，这一次是取道穿越色雷斯和色萨利的陆路。一支由斯巴达人统率的混合部队为阻击波斯人，在温泉关英勇地力战至死。虽然波斯人攻入并洗劫了雅典，但雅典海军在附近的萨拉米斯湾击溃了波斯人；当波斯人从爱琴海撤退时，希腊联合舰队尾随其后，赢得又一次海战的胜利。不久，小亚细亚的希腊城邦陆续摆脱波斯人的统治，希腊人成为世界上最大帝国的战胜者。

　　希腊人的胜利有着重大影响。首先，使希腊人免于遭到东方专制主义的统治，得以保持自己的特点，为人类文明作出其独特的贡献。这一点亦为柏拉图所认识到；他写道："倘若雅典人和斯巴达人的共同决心未能挡住迫近眉睫的奴役，我们也许已可以说，希腊各城邦已混杂一团，希腊人混同野蛮人，其处境与眼下生活在波斯暴政下的那些民族差不多，被拆得七零八落，或者可怜地杂聚在一起。"

　　希腊人的胜利，特别是雅典海军的胜利，也促进了民主政治的发展。因为划船投入战斗的划手都是无财力将自己装备成重甲步兵的公民，所以，城市贫民这时在军事上所起的作用甚至比有财产的重甲步兵还要重大。这自然加强了民主政治运动的发展。民主政治在伯里克利时期（公元前461－429年）达到最高潮。

　　伯里克利虽然出身贵族，但是一个热心诚挚的民主主义者；他将权力转移到由全体男性公民组成的公民大会手中。公民大会是处理雅典事务的最高权力机构。它一年召开40次例会，如果需要的话，还召开临时会议；不仅解决一般政策问题，而且还为政府在外交、军事和财政等一切领域的活动作出详细决定。伯里克利还规定大部分公职实行薪给制，使贫民有可能担任公职。另外，他还建立许多由陪审团作最后决定的民众法庭，陪审法官由抽签产生，所有公民都可担任。因而，伯里克利在悼念公元前431年因与斯巴达人作战而倒下的雅典英雄的葬礼演说中，完全有理由自豪地宣称：

　　我们的政体并不与其他人的制度相敌对。我们不模仿我们的邻人，但我们是他们的榜样。我们的政体确可以称为民主政体，因为行政权不是掌在少数人手里，而是握在多数人手中。当法律对所有的人都一视同仁、公正地调解人们的私人争端时，民主政体的优越性也就得到确认。一个公民只要有任何长处，他就会受到提拔，担任公职；这是作为对他优点的奖赏，跟特权是两码事。贫穷也不再是障碍物，任何人都可以有益于国家，不管他的境况有多黯淡。

　　雅典在希波战争中所起的重大作用导致其最终建立起雅典霸权，而斯巴达由于其固定不变的经济和经常受到希洛人起义的威胁，仍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雅典带头联合爱琴海各岛及小亚细亚各希腊城邦组成一个同盟；因同盟总部原先设于提洛岛上，故称提洛同盟，同盟的宗旨是防备波斯人有可能进一步发动的进攻，以确保盟邦的共同安全。原则上各盟邦地位平等，召开全盟例会时，每一加盟城邦各只有一票表决权。但实际上，从一开始起，便由雅典派出将军，掌握行政领导权；没有战舰或不愿提供战舰的盟邦须向雅典交纳贡金。雅典还逐渐加紧对入盟各邦的控制：同盟金库从提洛移至雅典；雅典铸币成为共同的交换媒介物；入盟各邦不得退盟。因而，到公元前450年，同盟已变成了一个帝国，用欧里庇得兹的话来说，雅典的权力已从爱奥尼亚"向外扩大到大西洋"。

　　雅典的帝国主义是比较开明、仁慈的，从以下事实中可以看出来：雅典的大部分盟邦一直对雅典保持忠诚，直到后来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真正结束为止；而且，当它们真的发动叛乱时，煽动反叛的都是些主张寡头政治的不同政见者，因为广大人民通常并不认为雅典的公民大会是压迫者，相反，把它看作是反对他们本国压迫者的保护人。不过，由于雅典不断向外扩张，并引起了斯巴达的恐惧；因而，公元前431年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大概是不可避免的。

　　一方是海上强国，另一方是陆上强国，战争连绵十年之久。斯巴达军队虽然年年攻掠阿提卡，但未能突破连接雅典和大海的长城，也不能保证后继物资的供给。而雅典人一方，由于公元前429年遭受到祸害严重的大瘟疫，人口死去近一半，连伯里克利也罹疾而死，所以，只能胡乱地攻击伯罗奔尼撒沿岸一带。公元前415年，雅典决定派舰队远征西西里，切断斯巴达的粮食供给，结果以惨败告终。修昔底德写道："舰队和军队统统从地球表面消灭掉，什么也未能保全下来。"于是，雅典盟邦纷纷叛离，斯巴达人终于击毁长城；而雅典于公元前4O4年因受到围困、饥饿逼迫，只好宣布投降。雅典仅保留了一个城邦的地位，舰队和帝国统统丧失，甚至连其自我标榜的民主政治也因得胜的斯巴达强加一个短命的贵族寡头政权而失去。

　　这场毁灭性战争的结果，使整个希腊世界陷入民穷财尽的困境，而存在的问题一个也没得到解决。斯巴达专横跋扈，底比斯和雅典为求相互保护而结成新的联盟。公元前371年，底比斯人使斯巴达人蒙受200年来第一次军事上的惨败，并在以后十年里称霸希腊本土；仅紧接着，血腥的相互争斗又一次盛行，各城邦再一次吞没在由不断变动的联盟和小规模的战争所造成的一片混乱之中。这一混乱阶段的存在使外来强国得以征服希腊和用暴力统一希腊。公元前335年，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在喀罗尼亚大败底比斯和雅典联军。他剥夺了希腊各城邦的大部分自治权，但是，还未来得及进一步实行东侵的计划，便于公元前336年遇刺身亡。他的继承人是他那世界闻名的儿子——亚历山大大帝。

　　古典时代结束了，希腊化时代即将开始。在论述希腊化时代之前，我们先停下来考察一下古典时代的文明；一般认为，古典时代的文明是人类智慧和精神的一个伟大胜利。

三、古典时代的文明


　　"伯里克利的黄金时代"、"希腊的奇迹"、"希腊的光荣"——这是人们提到5世纪希腊文明时通常所用的一些夸张的说法。

　　我们以后会看到这一文明有它的缺点，不过，那些过分的赞扬是可以理解的，大半是应得的。这是为什么呢？希腊"天才"的基础又是什么呢？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认为，这里所说的天才不是字面意义上所指的天才；因为迁移到巴尔干半岛南部的印欧人不会恰好在遗传方面优于那些移居中东、印度或西欧的印欧人。所以，只有将希腊人的历史发展与定居欧亚其他地区的印欧人的历史发展作一比较，才能找到答案。

　　比较的结果，对希腊人的非凡成就提出了两点解释。首先，希腊人住的地方离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最早的文明中心很近，能够从后者最早的成就中得到好处，但是，还没有近到不能保持自己的特点的地步。实际上，希波战争的主要意义就在于，战争的结果使希腊人能同时做上述这两件不相容的事而双收其利。

　　城邦的出现并持久地存在，是促成希腊人取得成就的第二个因素，因为城邦为文化繁荣提供了必需的制度上的保证。应该指出，城邦制并不是希腊人独有的制度。例如，在印度，处于较早发展阶段的雅利安移民也在某些地区建立过相当于城邦的组织。约公元前302年希腊塞琉西王国派往华氏城的大使麦加斯梯尼曾承认，在他当过大使的孔雀帝国有一些"自由城市"。但是，这些自由城市最后都给并入开始控制印度半岛的地方君主国。只有希腊人能保持他们的城邦达数世纪之久。

　　一个原因是，希腊地区山峦重叠，不能提供建立地区性帝国所需的地理政治基础（见本章第一节）。另一原因是，希腊多数城邦都享有直接通达大海的便利，使它们不仅在智力方面受到外来促进，而且能维持并发展自己的经济。确实，希腊人为各自为政的城邦付出了沉重代价：城邦间彼此征战不休，最终导致外部世界强加的统一，先来自马其顿，后来自罗马。但是，作为回报，他们在各自的城邦内享受到好几个世纪的自由；而这，似乎至少是希腊5世纪迸发出巨大创造力的先决条件。

　　古典希腊文明不是原始文明。它和其他所有的文明一样，大量借用过去的文明——如中东文明。不过，希腊人所借用的，无论是埃及的艺术形式还是美索不达米亚的教学和天文学，都烙上了希腊人所独有的智慧的特征。这些特征归结起来，就是虚心、好奇多思、渴求学习、富有常识。希腊人常到国外去旅行，在这一方面，连其他民族中的商人、士兵、殖民者和旅行者都相形见绌；旅行时，他们总是保持着怀疑的精神、批判的眼光。他们探究一切事物，将所有的问题都搬到理性的审判台前加以考察。柏拉图在《辩诉篇》中写道，苏格拉底主张，凡是为一个人自己的理智所宣判为错误的东西，就不应该去想、不应该去做，哪怕受到当权者或任何法庭的强迫，也要不惜任何代价予以抵制——"……未受考察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苏格拉底还指出了自由辩论对社会的重要性。他在受审时为自己性命所作的申辩就是以这一观点为基础。他说：

　　现在，雅典人，我要争辩，可不象你们想的那样，为我自己的缘故，而是为了你们。……因为你们要是杀死我的话，就不易找到另一个象我这样的人；假如允许我用一个可笑的比喻，我就象一只牛虻，总是整天地、到处地钉住你们不放，唤醒你们、说服你们、指责你们。……我要让你们知道，要是杀死象我这样的人，那么，对你们自己的损害将超过对我的残害。

　　这种不受束缚的自由思想是希腊人所独有的，至少就其普遍和强烈的程度而言是如此。世俗的人生观也是希腊人所独有的；他们坚信，人活着，最主要的事是完满地表现此时此地人的个性。理性主义和现世主义相结合，使希腊人能够自由地、富有想象力地思考有关人类和社会的各种问题，并在伟大的文学、哲学和艺术创作中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感情。他们的作品至今仍引人注目、有重大意义。

　　希腊人这些独有的特点在他们的宗教思想和习俗中清楚地反映出来。希腊人把他们的神看作实际上是和他们自己很相似的，区别仅在于神更有力量、更长寿、更美丽。由于信奉这样的神，希腊人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由熟悉的、可以理解的力量统治的世界里，因而感到无忧无虑、安适自在。希腊人和诸神的关系实质上是一种平等交换的关系；他们祈祷和献祭的目的，是指望诸神能对他们表示好意。正如希罗多德所说，这种宗教关系是通过"普通的神龛和祭品"而不是通过教会组织和共同的宗教信仰来维系的。尽管荷马的《伊利亚特》和赫西奥德的《神谱》概述了当时流行的宗教思想，但希腊宗教从未系统地提出过共同的宗教教义或编出一部宗教经典。拿希腊宗教与美索不达米亚人的宗教相对比，希腊宗教的这一特点显得非常明显。据美索不达米亚人对事物起源的解释，人类是主神特地创造出来、为诸神建造庙宇和奉献祭品的。因而，建造庙宇和奉献祭品等责任实际上也就构成人类存在的理由。这与公元前6世纪希腊哲学家色诺芬尼的观念是多么不同。他说：

　　人认为，神也是生出来的，会说话，有形体，穿戴和人相同。如果牛、马或狮子也跟人一样，有手，能用手画画，能从事艺术活动，那么，马会把神的模样画得象马，午会把神的模样画得象牛，每一种动物都会把神的身体描绘得跟自己一样。埃塞俄比亚人说，他们的神是黑皮肤、扁鼻子；色雷斯人说，他们的神是蓝眼睛、红头发。

　　古典希腊的宗教是城邦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因而渗透到城部生活的每一方面。它解释了物质世界、日常献祭活动和各种社会制度，也是激起诗人和艺术家创作灵感的一个主要源泉。每一座希腊庙宇都是地方文化和民族文化的中心。有许多人专从事于发展某种特殊的技艺，多少是出于偶然的缘故。最先成为有技术的医生的那些奇迹创造者，就是在科斯岛上在崇拜传说中的医神埃斯科技庇俄斯的活动中成长起来的。著名的希波克拉底是其中最杰出的一个。他写的医学论文极度客观，他对每一病例的诊断都以客观观察为根据，避免将疾病的起因或治疗与巫术混为一谈。在论及"圣"病羊癎疯时，他写道："我觉得，这种被称为圣病的疾病并不比其他任何疾病更神圣。它和其他疾病一样，有自然的原因。人们之所以认为它神圣，是因为他们不了解它。……实际上，所有事物在这方面全一样，都有前因可找。"

　　同样，演员是在崇拜酒神狄俄尼索斯的活动中成长起来的。他们先是演戏似地表演崇拜酒神的祭仪，进而渐渐地创作出意义深远的悲剧和令人捧腹大笑的喜剧。这种文艺只有在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才能发展起来，在其他地方是不可想象的。雅典城每逢宗教节日，便由国家出钱上演剧本，并组织公民集体观看。雅典戏剧发展的平衡和正常状态应归于剧作者与观众的密切联系。埃斯库罗斯在取得萨拉米斯战役胜利的公民面前上演他根据该战役所改编的《波斯人》一剧。索福克勒斯在他的悲剧中常常提到诸神，可是他主要关心的不是宗教问题，而是各式各样的人——高尚而可钦佩的人、面临自己所不能驾驭的力量的人、作恶多端的人、受到严厉惩罚的人。俄狄浦斯面临大难时勇于受苦的英雄主义就是索福克勒斯所创作的悲剧的实质，它多少揭示了人生的意义，提出了所有人共同面临的一些问题。

　　如果说索福克勒斯对传统的宗教很不感兴趣，那么欧里庇得斯则是持积极怀疑的态度。他毫不留情地刻划诸神的缺点，讽刺那些相信神出人高明的人。他长于批评，是个一心一意为那些不受欢迎的事业而奋斗的战士。他支持奴隶和外国人的权利，极力主张妇女解放，抨击对战争的颂扬。阿里斯托芬就更是如此，他的喜剧充满对社会的讥讽。他本人是个向往美好的旧时代的保守主义者，所以他嘲笑民主派的领袖和政策。在《吕西斯忒拉忒》一剧中，他描述了一群妇女，因被没完没了的杀戮吓坏了，拒绝和他们的丈夫同房，直到他们放弃战争为止。在《骑士》一剧里，阿里斯托芬通过一个将军试图劝服一个卖香肠的人去夺取民主派的领袖克里昂的职位，嘲讽了民主制度。

　　卖香肠的人：请告诉我，象我，一个卖香肠的人，怎样才能成为那样的大人物？

　　将军：这是世上最容易的事。你已经具备一切应有的条件：卑贱的出身，受过在市场中买卖的锻炼，蛮横无礼。

　　卖香肠的人：我想我还不够格。

　　将军：不够格？看来你似乎有一颗非常好的良心。你父亲是一位绅士吗？

　　卖香肠的人：老天爷作证，不是的！全家老小都是无赖。

　　将军：幸运儿！你要担任公职的话，已有一个多么好的开端啊！

　　卖香肠的人：可我几乎不识字。

　　将军：唯一麻烦的就在于你什么都知道。适于做人民领袖的不是那些有学问的人，或者诚实的人，而是那些无知而卑鄙的人。千万不要错过这个绝好机会。

　　希腊艺术也是城邦文明独特的产物。由于神庙成为城邦文化非宗教和宗教的核心，艺术和建筑在神庙上得到最高度的表现。这些神庙是受人尊崇的男女保护神的住处，如雅典卫城的圣地帕台浓神庙就是为雅典娜女神建造的。雕刻是建筑的侍女，诸神的庙堂均用雕刻加以装饰。雕刻大师如菲迪亚斯和普拉克西特利斯不仅在神庙的墙壁和三角墙上进行雕刻，而且也为神庙内部塑造雕像。他们的作品与后来的罗马雕刻的现实主义大不相同，带有综合性，即只是强调表规模型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一个个模型照搬。谈到希腊雕刻；也不应忽视希腊硬币，它们为这一时代的雕刻提供了一些最好的例子。总之，希腊的一切艺术都体现了希腊人平衡、和谐和中庸的基本思想。若将帕台浓神庙与埃及的金字塔、美索不达米亚的塔庙，或者比较原始的希腊雕像和那时以前中东各族的浮夸的雕塑品作一比较，这一点就显得更加明显。

　　同样的对比也明显地存在于哲学思辨中。在世界的本质这一问题上，公元前6世纪小亚细亚沿海的爱奥尼亚的理性主义哲学家首先起来向传统的超自然的解释挑战。他们提出了"世界究竟是由什么组成的"这一根本问题。泰勒斯推测万物始源于水，因为液体、固体和蒸汽都是水的存在形式。赫拉克利特认为万物的始基是火，因为火非常活跃，能转变成万物。阿那克西米尼主张气为万物的始基。他论证说，气稀薄化，便成为火；气逐渐凝聚就决策成为风、云、水、土、石头。据现代科学看来，这些观点似乎是朴素的，但重要的是，他们不求神的帮助，是通过自由地运用理性来提出问题、寻找答案。这一时期的希腊人还以同样方式采用了埃及人和美索不达米亚人在天文学方面的观测资料，并将其中的占星术成份加以清除；而且，后者的仍处于经验主义阶段的数学知识，他们也汲取了，并加以发展，使其具有很有条理的逻辑结构。

　　约公元前5世纪中叶，随希腊社会的情况日渐复杂，哲学家们将他们的注意中心从物质世界转移到人和有关人的各种问题上。就智者派而言，尤其如此。其最杰出的代言人是普罗塔哥拉。他有一句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他说这句话的意思是，一切事物皆因人的需要而异，所以，世界上决没有绝对真理可言。对人的强调使智者派遣责奴隶制度和战争，并支持民众的大部分事业。但另一方面，又有许多希腊人，特别是那些保守派，对智者派的相对主义很顾忌，担心它会危及社会秩序和道德。苏格拉底是保守派的主要代表。当时腐败的政治和没有任何明确的生活准则使他深为忧虑。他永无休止地和朋友们谈话，发展起一套辩证科学，即用一问一答的方式考查一切已有见解，直至确立普遍公认的真理。他坚持认为，用这种方法可以发现有关绝对真理、绝对善或绝对美的观念，而这些观念与成为个人放纵不羁、公共道德败坏之借口的智者派的相对主义大不相同，将为个人行为提供永久性的指导。

　　苏格拉底的弟子柏拉图（公元前427－374年）出身贵族，他和他的朋友们引雅典为自豪，可对雅典人民并不信任。当雅典民主政体判处苏格拉底死刑时，这种不信任加深而为仇恨。因此，柏拉图的目标是要实现一个既能维持贵族特权、又可为贫苦阶级接受的社会。他的"理想国"把人分为四等：护国者、哲学家、士兵和劳动群众。这种等级划分是永久的；柏拉图用一则神话即"高尚的谎言"作为其理论根据，这则神话说，这四个等级是神用金、银、铜、铁四种金属创造出来的。柏拉图曾希望叙拉古的统治者能接受他的学说，付诸实践，以实现他的政治理想，但未能如愿，他只好回到雅典，绘一批批弟子讲学，达40年之久。他教导弟子们说，世界上存在的每一样事物都是相应的理念的不完善的摹本，所以，整个现实世界是完善的理念世界的不完善的摹本。柏拉图认为，善不是变动不尽的现实世界的知识，而是真实的理念世界的知识。

　　这一历史时期的另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是亚里土多德（公元前384-322年）。他开始时是柏拉图的弟子，但是，老师去世后，他创办了莱森学院。亚里士多德是一个收集者和理性主义者，而不是一个神秘主义者；是一位逻辑学家和科学家，而不是一位哲学家。他为了创立自己的学说，汲取了所有各方面的知识涉及的知识领域之广泛，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的卓越贡献主要在逻辑学、物理学、生物学和人文学科诸领域，他实际上是这些学科的创始人。作为一个伟大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寻求自然界和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的秩序。他认为，整个自然界，最低级的是矿物，位于矿物之上的是植物，位于植物之上的是动物，人类处于最高级。他将人类社会的各个阶级与自然界的各个等级相对应，从而证明，人类划分为天生的主人和天生的奴隶是天经地义的。他说：

　　有些人生来就注定应该服从，另有些人生来就注定应该统治；……战争的艺术是一门关于获取的自然艺术，因为它包括狩猎；是一门用来对付野兽和那些生来应该受统治、却不愿服从的人的艺术。这种战争当然是正义的。

　　论述古典希腊不能不提到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他们叙述了他们那个时代各种激动人心的事件，并在叙述过程中，创立了一种新的文学类型——历史。希罗多德早先生活在曾沦于波斯人统治下的小亚细亚的希腊人中间，以后来到使波斯人遭到破天荒的惨败的雅典。希罗多德把雅典人的这一重大胜利归因于他们的民主政体，所以，他的《历史》一书是最早讴歌民主政体的一篇伟大的领辞。这部作品隐含的意思可以用他赞同的某希腊人的几句话来说明。那位希腊人在对波斯国王谈及自己的同胞时说：'虽然他们是自由人，但并非在各个方面都是自由的；法律是他们的主人，他们畏惧这位主人甚于你的臣民害怕你。法律规定他们做什么，他们就做什么；法律的条文始终如一。法律禁止他们临战逃脱，不管遇到的敌人有多少；要求他们作战时坚如磐石，或者战胜敌人，或者死于敌手。"

　　与希罗多德不同，修音底德撰写的历史是记述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在这场战争中，雅典经过27年的苦战，最后屈膝投降了。希罗多德颂扬了雅典的胜利和荣耀，而修昔底德则分析了雅典的失败和苦难。毫无疑问，修昔底德是同情雅典的；他曾任雅典将军，领导过雅典军队。但是，他坚决抑制自己的情感，为自己提出这样一个任务：实事求是地弄清这场灾难的原因。虽然他从未用过社会科学一词，不过，他的某些话实际上已表明，他正在试图创造一门社会科学。他写道：

　　关于战争事件的叙述，我确定了一个原则，不要偶然听到一个故事就写下来，甚至也不单凭我自己的一般印象作为根据；我所描述的事件，或是我亲自看见的，或是我从亲自看见这些事情的人那里听到后，经过我仔细考核过了的。就是这样，真理还是不容易发现的：不同的目击者对于同一事件有不同的说法，因为他们或者偏袒这一边，或者偏袒那一边，或者由于记忆的不完全。我这部历史著作很可能读起来不引人入胜，因为书中缺少虚构的故事。但是如果那些想要清楚地了解过去所发生的事件和将来也会发生的类似的事件（因为人性总是人性）的人，认为我的著作还有一点益处的话，那么，我就心满意足了。我的著作不是只想迎合群众一时的嗜好，而是想垂诸永远的。

　　在描述了希腊人在如此众多领域里的非凡成就之后，按照通常的做法，须指出他们的一些缺点。这就是，妇女的社会地位很低；奴隶们受到剥削；虽然奴隶和客籍民即居留的外邦人构成居民的大多数，但他们绝无雅典公民权。所有这些情况都是真实的，但无关大局。评价古典希腊，应该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而不应该依据现在的做法，或者更糟，按照乌托邦的标准。

　　在公民权这一问题上，雅典人和其他所有希腊人一样，认为他们自己是一个大家庭，只有同一血统的人才能成为公民，外邦人居留时间再长也不行。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客籍民都是自愿前来的移民，只要他们愿意，随时可以离开，但许多人还是长期地居住在雅典，为收养他们的这座城市慷慨地贡献自己的才能，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对雅典的满意和忠诚。同样，奴隶制度尽管造成许多不好的后果（本章最后一书将予以分析），但并没有象通常所设想的那样广泛。绝大多数公民——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的公民——没有奴隶，靠当农民、工匠、店主或水手谋生。常有人说，普通雅典人因有奴隶来养活，能够整天看戏、担任公职、讨论哲学和政治，这是不符合实际的。

　　评价古典希腊，不应看它哪些没做到，而应看它做了些什么。如果这条标准可以确立，那么古典希腊的贡献及其历史意义也就极其明显而突出。自由探究的精神，民主政体的理论和实践，多种形式的艺术、文学和哲学思想，对个人自由和个人责任心的强调——所有这些构成了希腊留给人类的光辉遗产。

四、希腊化时代，公元前336-31年


　　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以后，古典希腊文化普及整个中东，形成一个新文明；希腊化时代一词就来源于这一新文明（见第七章第三节）。公元前336年，亚历山大继承其父亲腓力二世的王位后，首先严厉地镇压了底比斯的反抗，使其他希腊城邦只好默认他的统治；接着，于公元前334年，他率领马其顿士兵向东方的波斯人发动进攻。渡过赫勒斯滂海峡后，首先侵占小亚细亚，然后攻占叙利亚、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公元前330年，占领大流士的国都波斯波利斯，征服整个波斯。第二年，征服者继续东进至兴都库什山和大夏，再从那里向印度进发，深入旁遮普。只是由于士兵们拒绝再前进，亚历山大才不得不从印度退回巴比伦；公元前323年思恶性虐疾病逝，终年33岁。

　　亚历山大病逝后，他的部将为争夺对大帝国的控制权而长期彼此征战；到公元前3世纪初，形成三个王国。一是马其顿王国，它回复原状，成为一个疆域不大、希腊化的民族王国，虽未能直接统治其南面的希腊诸城邦，但基本上控制了这些地区。另外一个是托勒密王朝统治下的埃及王国，它自然资源丰富，又有大海和沙漠作坚固的屏障，是三个王国中维持最久的一个。最后一个是塞琉四王朝统治下的王国，它由帝国的亚洲诸行省组成，是三个王国中疆域最广的一个。正因为这些王国拥有大量土地物产，它们只得跟周围许多敌人进行连续不断、难以取胜的战争。它们先把在印度的行省割让给印度国王旃陀罗笈多（见第九章第三节），接着又将小亚细亚割与凯尔特族入侵者，将波斯和美索不达米亚割与帕提亚人。最后，公元前1世纪，罗马征服了地中海沿岸旧帝国遗留下来的行省，征服了马其顿和埃及，从而结束了希腊化时代。开始了罗马时代。

　　虽然亚历山大的帝国是短暂的，但继其而起的诸王国却完整程度不等地生存了三个世纪；在这期间，中东也希腊化了。埃及和亚洲诸行省土地富饶，提供了种种前所未有的机会；成千上万的希腊商人、行政官员、教师、专门职业者和雇佣兵受这些机会的吸引，从各自的城邦移居那里。从而，为新的希腊化文明——一个实际上各方面都与其前身古典文明不同的混合创造物——奠定了基础。

　　由于城邦遭到破坏，日渐衰微，所以政治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希腊城邦为了生存下去，试行建立同盟。亚该亚同盟包括除斯巴达以外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各城邦，埃托利亚同盟包括除雅典以外几乎整个希腊中部。虽然它们常给描绘成联邦组织，但实际上只是些中心权力机关没什么权力的同盟。它们过于软弱，建立得也太晚，使诸城邦在罗马军团到来之前，只能在邻近一个或另一个帝国的势力范围内活动。

　　就后起诸王国的城市来说，它们与古典时代的城邦完全不同。它们内部由于希腊移民和土著民族间的区别而分裂。而且，它什总是完全从属于一个或另一个帝国。如果城市居民由于暴虐的国君，或者更坏，由于懦弱的国君而遭难，城市无能为力。实际决定不是由公民大会作出的，而是在法庭或战场上作出的。因而，可以理解，城市居民都全力以赴地积聚财富，贪图享受，让贫民和奴隶自己设法谋生。于是，旧城邦的公民精神和社会内聚力为自私自利和阶级斗争所取代。

　　经济状况和经济制度也发生了根本变化。希腊本土不仅政治晦暗，而且经济衰落。过去，它依靠出口酒、油和各种制造品来换取海外殖民地的各种粮食和原材料。但是，到公元前全世纪时，这些殖民地已扎根下来，发展了自己的工业、葡萄园和橄榄园。如前所述，这些母邦曾与19世纪的欧洲相似，经历过早期的繁荣；而现在，它们的发展已受到它们从前殖民地的阻碍，正象19世纪以后，欧洲的发展受到美国和苏联的阻碍一样；而且，这两种情形实质上都起于同一原因。

　　虽然希腊本土经济衰微，但许多希腊人却因移居如今向他们开放的中东而致富。他们以冒险精神和先进的商业、金融方法作出许多贡献。他们发现了波斯王朝积蓄的大量金银财宝，使之流通；采用或更广泛地使用诸如空吸式活塞泵、水车、螺丝钻子和水压机等技术发明。希腊人还掌握大规模的公共工程和国营企业，包括灌溉系统、矿山、采石场、盐田、"皇田"和制造华美织物和陶器的工场。结果，地区经济一体化发展，地区贸易和生产率获得相应增长。不过，收入的分配极为不当。虽然投机商利用收益的增长大发其财，但奴隶数目增加，自由劳动者的地位下降。总之，这是一个不仅生产率不断提高，而且经济不平等和社会冲突日渐加剧的时期。伊索克拉底写道："那些占有财产的人宁可将财产抛入大海，也不愿资助穷人。那往最贫穷的人不满足于夺取富人的财产，而要剥夺他们的全部财富。"

　　希腊化时代的普通人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心理上受到冲击。随着许许多多的人被逐出传统的环境，他们在新的大城市感到不知所措。过去，在旧城郊，生活比较简单。法律、道德、宗教和义务全有明确规定，为大家所普遍接受。而现在，所有这一切都消失了，城市居民发现自己处于一个无定形的世界之中，尤其是在希腊化城市常因种族、文化以及阶级的分裂而陷于四分五裂的境地以后。统治者采用诸如救世主和保护人一类的称号，努力培养个人效忠的神秘气氛。但是，这种手段并不能持久地解决问题。每个人都仍然面临着面对当时压倒一切的非人力量该如何处世立身的问题。

　　知识分子的反应倾向于摆脱俗务，由理性转向神秘主义。这反映在当时颇为风行的传奇式的冒险活动和乌托邦的文学中。作者们描述理想社会时，描绘的不是希腊多石地面上的城邦，而是世界尽头五彩缤纷的仙境。这一时代的小说中，描写印度洋岛上的乌托邦社会的小说特别受欢迎。这些乌托邦社会有幸享有能满足一切物质需要的天然财富，居住在岛上的人过着"简单而有节制的生活……没有妒嫉和斗争"。这种逃避现实的倾向也反映在当时诸如犬儒主义、怀疑主义、享乐主义和禁欲主义一类哲学中。这些哲学虽然有许多方面殊为不同，但通常关心的都是追求个人幸福，而不是社会福利。它们的主要目的是要使政治上软弱无力的人能顺从这个经济不稳定、充满战争的世界中的变化无常的生活。

　　如果说哲学是有教养的上流社会的宗教，那么下等社会的宗教则很不相同。下等社会信奉源自东方的宗教——密特拉教、诺斯替教、埃及的母亲神伊希斯和加勒底人的星界宗教。所有这些宗教都允诺来世的灵魂得救；都令人宽慰地保证天国的到来，以满足遭蹂躏的群众的感情上的需要。因而，古典希腊的现世主义和理性主义现在让位于神秘主义和修来世。　考虑到哲学和宗教的这些趋向，会使人吃惊地注意到希腊化时代在科学方面取得的进步超过了17世纪以前任何别的时期。这部分地是由于亚历山大征服提供了经济良机。大大扩展的市场激发人们改进技术、增加产量。后起诸王国间以及它们与外部强国间连继不断的战争产生了对较复杂的武器的需要。希腊科学与中东科学（不仅包括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科学，在一定程度上还包括印度科学）间的直接交流也同样起了促进的作用。最后，希腊化国家的马其顿统治者是在希腊学问享有盛誉的气氛中成长起来的，他们慷慨地支持科学研究。埃及的情况尤其如此。埃及的亚历山大图书博物馆实际上是历史上最早由国家供养的研究院。它包括天文台、实验室、解剖室、植物园、动物园和一个藏书达50万至70万册的图书馆。当时，曾发生早级"人材流失"的现象，整个地中海世界的哲学家、数学家、医生、植物学家、动物学家、天文学家、语言学家、地理学家、艺术家和诗人，由于受适意且激励人的气氛、极好的设备、免费的膳宿和令人羡慕的薪水的吸引，纷纷来到埃及。

　　数学方面的杰出人物是欧几里得。他的《几何原本》从公理和公设出发，用演绎法叙述平面几何学，使大部分数学知识系统化。在天文学方面，希帕恰斯发明了一直使用到近代的大部分仪器，并编制了最早的星座图表。托勒密根据希腊化时代的天文学知识编辑而成的书，是文艺复兴时期以前最有名的一部权威性著作。最有独到见解的是阿利斯塔克，他第一个了解到宇宙的宏大规模，认为居于宇宙之中心的是太阳而不是地球。他的观点，支持的人寥寥无几，被看作与日常经验相违，是邪恶的。因而，托勒密的"地心说"体系在整个中世纪时代仍为人们所普遍接受。天文学的进步促进了科学地理学的发展。主持亚历山大博物馆的埃拉托斯特尼计算地球的周长，得出地球圆周为24700哩；这距实际数值仅相差250哩，直到18世纪才得到订正。他还画了一张标明纬度的世界人口居住图，根据大西洋和印度洋潮水的涨落推断出诸海相连，欧洲、亚洲和非洲组成一个巨大的岛屿。

　　希腊化时代，科学的卓越贡献多半在医学和力学方面。博物馆鼓励人们从事解剖学研究，因而医生们现在首次了解到心脏在血液循环中的作用、脉搏的重要性、感觉神经和运动神经的功能以及人脑的脑回。这方面的知识，大都是通过伟大的百科全书式的医学家加伦传布开来；他的著作给人以深刻印象，以致医生们不敢对他表示疑问、也不敢朝新的方向努力，直到近代。力学方面的杰出人物是阿基米德，他是流体静力学即后用来检验金属纯度的浮体定律的创立者。他还发明了精巧的战争中用的机器，制定了螺旋、滑轮和杠杆原理；关于后者，据说他有一句豪言：'给我以支点，我能翻转地球。"

　　总之，希腊化时代的历史意义在于：它打破了历史上形成的东、西方各自独立的模型，使它们合二为一。现在，人们首次想到把整个文明世界当作一个单位——一个文化高度发达的核心区。起先，埃及人和马其顿人是以征服者和统治者的身份去东方的，他们强制推行希腊化模式。但是，在这过程中，他们自己也发生了变化，使随后产生的希腊化文明成为一个混合物，而不是来自其他地区的移植物。最后，东方的宗教也传播到西方，大大地促进了罗马帝国和中世纪欧洲的转变。

血色黎明

第八章　希腊和罗马的文明（下）


五、早期共和国，至公元前264年


　　公元前217年，希腊举行一次和平会议，试图结束诸城邦间连续不断的战争。埃托利亚同盟的一个代表在谈到罗马和地中海西部迦太基之间的巨大斗争时警告说，无论谁获胜，都会成为对希腊的威胁。"因为即使对于我们中间那些不很关心国家大事的人来说，也是很明显的：在这场战争中，不管迦太基人打败罗马人，还是罗马人打败迦太基人，战胜者绝不可能满足于意大利和西西里岛的统治权，他们肯定会来这里。"这一警告有先验之明。和平暂时获得了，但不出五年，战争又爆发了。在以后的百年里，罗马击败迦太基，转而东进，先是强迫马其顿和希腊城邦，最后是强迫整个希腊化东方，接受它的统治。

　　这一如此深远地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意大利城市的起源是什么呢？若观察希腊人和罗马人的早期历史，会注意到它们两者间实际上有许多相似之处。两者均起于同一种族，正如印欧语系的亚该亚人和多里安人是沿巴尔干半岛进入希腊那样，印欧语系的拉丁人是沿意大利半岛抵达台伯河的南岸了罗马是那时形成的拉丁社团中的一个，位于可以在台伯河上方便地架桥的地势最低处和小船能够抵达的地势最高儿其战略位置颇同泰晤士河旁的伦敦，使罗马从一开始就比其他拉丁居留地更易于经营商业和接受外来影响。

　　主要的外来影响来自从海外移居意大利的两个文明民族——埃特鲁斯坎人和希腊人（见第七章第二节）。埃特鲁斯坎人可能来自小亚细亚，于公元前800年前后移居台伯河北面，然后征服南面的拉丁人。在他们的统治被推翻之前，他们将自己所信奉的男、女诸神，有关拱门和拱顶的知识，以及通过检查动物内脏来占卜的典型的东方习俗传给了罗马人。希腊人出现于埃特鲁斯坎人之后不久，他们在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建立起若干殖民地广包括塔伦坦、叙拉古和那不勒斯。他们对拉丁人的贡献有字母表、若干艺术和神话、某些宗教观念和习俗，其中还包括识别罗马神和希腊神——希腊神话中的宙斯、赫耳墨斯和阿耳忒弥斯即罗马神话中的朱庇特、墨丘利和狄安娜。

　　约公元前500年，罗马驱逐了它的最后一个埃特鲁斯坎国王，开始了独立城邦的生涯。在短短几年里，它征服了周围请民族，控制了从亚平宁山脉到海岸的整个拉丁平原；罗马城邦形成时期的制度与早期希腊城市的制度相似。最初，国王拥有帝权即最高权力，只有由贵族组成的咨询委员会和仅能对立法表示赞成或反对的民众大会对国王具有一定约束力。后来，如同在希腊那样，君主政体被废除，贵族成为社会的统治者。从前由国王掌握的帝权这时转到两名执政官手中；执政官由选举产生，任期一年，总是由贵族担任。元老院是主要立法机关，也是贵族团体，甚至在接纳若干平民后其性质仍然不变。

　　当罗马完成了希腊城邦力所不及的事业，即征服和统一整个半岛之后，罗马和希腊城邦的发展出现了很大不同。罗马能够制服意大利半岛，而诸希腊城邦却没有一个能统一希腊本土，更不用说整个巴尔干半岛了，这是为什么呢？一个原因是两者地形显著不同。巴尔干半岛山峦重叠，实际上，"巴尔干"这一名字就是从土耳其语的山脉一词派生而来的。希腊到处是交叉重叠的山脉，而意大利却只有一条南北走向、中间没有横断山脉、不难翻越的亚平宁山脉。因而，意大利半岛没有给隔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地区，相应地更易于统一和保持统一。例如，由于没有象巴尔干那样的山脉，罗马公路网，尤其是尾随意大利靴子从罗马通到布朗迪西恩的阿庇乌大道，将整个意大利联结成一体。实际上，阿庇乌大道现仍存在，1943年英国和美国军队在意大利南部登陆时还使用过。

　　罗马人获得成功的另一原因是，他们对待意大利其他民族的做法很开明。早先，雅典征收贡物，且从不扩大其公民权的授予范围。而罗马，则准许半岛约四分之一的居民享有充分的公民权，其余的人享有拉丁公民权，即一种大而不充分的特权。所有的人都享有人身自由，由此造成的唯一不足仅在于不能控制外交事务，不能强征人们服兵役。这一政策挽救了罗马，因为在迦太基的汉尼拔在半岛上转战南北、所向披靡的关键性几年里，罗马的意大利诸同盟者仍对罗马保持忠诚。

　　最后，罗马人获胜还由于他们拥有优势的兵力，发明了高明的战略。在与邻邦作战时，他们认识到，传统的由8000人组成的方阵过于庞大，难以指挥，尤其在多山地区作战时。所以，他们将军队组织成120人一支的"支队"；30支支队，即360O人，组成军团。军团还配有骑兵保护其侧翼。除传统的头盔、盾、长矛和剑之外，罗马人还用有效的进攻武器即铁尖标枪装备军团。作战时，军团士兵先从远处将标枪掷向敌人，然后巧妙地利用敌人队形的缺口进攻逃跑者。

　　到公元前295年，罗马人赢得了意大利中部，并向南推进，兵临地处半岛"胸背"、繁荣的希腊殖民城市塔伦坦城下。塔伦坦人向皮洛士求援，皮洛士是希腊伊庇鲁斯的国王，被汉尼拔誉为其将才仅次于亚历山大。皮洛上获得两次"皮洛士胜利"，但是他承担不起为此付出的重大损失，而罗马人虽然损失更为惨重，却有75万意大利战斗人员作其后备。所以，皮洛士于公元前272年撤退，临走时，他颇有见识地说："我为罗马和迦太基留下一个多好的战场！"仅过了八年，也就是公元前264年，罗马和迦太基在西西里岛交战。

　　在论述布匿战争——因腓尼基人的拉丁名词叫布匿克斯（punicus），故名——之前，须先提一下罗马制度的某些民主化。由于平民们曾为得胜的军团提供人力，所以他们处于要求政治上得到让步的有利位置。当他们的要求遭到拒绝时，他们就采取罢工这种新颖而有效的方式，即一起撤出城市，直到全部要求得到满足为止。平民们运用这一方式率先取得的一个好处是，有权选择被称为保民官的官吏来保护自身的利益。保民官由新的平民大会选举产生，平民大会还关心有关群众的其他事务。政治上得到的其他让步包括：写下法律条文，公诸于众；限制任何个人所能拥有的土地的数量。

　　因而，到公元前265年，意大利的霸主罗马正在经历一个民主化的过程。可以想象，这一民主化过程原本会使罗马最终成为世界历史上第一个民主民族国家。不过，这种可能性即便实际上是存在的，由于现把罗马卷入其中的一系列对外战争，也会被有力地消除。战争将罗马改造成一个伟大的帝国。不过，战争也深刻地改变了罗马国内的制度，民主化趋向的夭折是许多灾难中的一个。

六、后期共和国，公元前265－27年


　　罗马从一个意大利共和国转变为一个伟大的帝国，是突然而惊人的，这使人联想起亚历山大的征服。确实，马其顿和罗马都有一些共同的基本因素可用来解释它们的暴发性扩张。它们都发展起优良的军用器械和军事技术，而且，与波斯帝国和清后起的希腊化国家不同，后者社会衰微、四分五裂，而前者却都享有社会生气勃勃、团结成一体这一极其重要的优势。

　　罗马的劲敌迦太基原为腓尼基人的殖民地，但是当亚历山大于公元前332年击灭提尔时，它已发展为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由于迦太基几乎垄断了地中海西部的运输贸易，它逐渐变得富裕、强大起来。它倚仗活动范围广阔的舰队和雇佣军，控制了非洲西北部、西班牙南部、撒丁、科西嘉和西西里岛西部。最初，罗马和迦太基之间没有任何直接冲突，原因很简单：一个是陆上强国，另一个是海上强国。但是，当罗马人征服意大利南部时，冲突发生了：西西里岛距罗马人新获得的殖民地非常近，迦太基对西西里岛的影响日渐增长，使罗马人深为忧虑。

　　第一次布匿战争（公元前264-241年）迫使罗马人第一次转向海上。他们建立起一支海军，通过变海战为甲板上的战斗，顽强地挫败迦太基人，夺取了西西里岛。这时，两大强国间的殊死斗争已不可避免。罗马花了20年时间征服波河流域的凯尔特族部落，从而增加了农民士兵的后备军。迦太基为了补偿西西里岛的丧失，就加强对西班牙的控制。以西班牙为基地，迦太基伟大的战略家汉尼拔干公元前218年率军翻越阿尔卑斯山，大胆入侵意大利，从而开始了第二次布匿战争（公元前218-201年）。他在一次又一次的战役中，尤其在伟大的坎尼战役（公元前216年）中，击败罗马人。可是，罗马同盟军对罗马的忠诚使他未能获得最后胜利。当罗马军在迦太基附近登陆时，所向无敌的汉尼拔奉召从意大利返国驰援，在本国终遭失败。罗马又一次耗竭了它的对手。公元前201年，迦太基被迫缔结和约，结果，仅保留一小块本国领土、城墙和十艘舰只——仅够驱逐海盗。迦太基人尽管道到这一灾难性的失败，可在经济上却获得非凡的复苏。但是，这只能使罗马惊恐，无情地发动第三次布匿战争（公元前149-146年）。结果，迦太基被攻占，城市遭到彻底的毁灭，残存人口悉数沦为奴隶。

　　随着这三次布匿战争，罗马进入一个连锁反应：征服导致进一步的征服。一个原因是罗马拥有压倒一切的力量；清除迦太基后，它成了地中海头号强国。此外，征服能带来明显的好处，从每个新行省可获得源源不断的战利品、奴隶和贡物。最后，挑战和投入战斗总是不可避免地与辽阔的帝国疆域相联系。例如，马其顿的腓力五世曾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援助汉尼拔，所以，罗马灭掉迦太基后。就转而攻击马其顿。接着而来的马其顿战争只是罗马人在中东几大强国——马其顿、塞琉西王朝的叙利亚、托勒密王朝的埃及。希腊城邦的埃托利亚同盟和亚该亚同盟——之间巧妙地挑拨离间所引起的一系列战争中的头-场。

　　这样，罗马人迅速地接连蹂躏、并吞了马其顿、希腊、小亚细亚的帕加马、比希尼亚和西利西亚，然后是塞琉西王朝的叙利亚，最后，于公元前31年并吞埃及。罗马人还以这一方式接管了东方诸后起的希腊化国家，不过在亚洲，他们仅在地中海沿岸一带获得若干行省。整个内地则沦陷于帕提亚，因而帕提亚成为罗马在东方的主要对手。当时，尤里马斯·凯撒有很高的声威，他（于公元前58一49年）征服了英吉利海峡与地中海之间的整个高卢。最后，公元1世纪时，罗马开始对不列颠的长期占领，并在克莱德湾和福斯湾之间修筑一道防御工事，巩固占领地。罗马人在北欧的统治范围大抵如此。

　　罗马对待新获得的行省并不象早先对待意大利同盟者那样宽宏大量。元老院任命的诸行省总督只要向罗马本国送交大量的贡物、税款、谷物和奴隶，就可以为所欲为。结果，引起肆无忌惮的剥削和敲诈勒索。西塞罗在以下控告中描述了总督盖尤斯·威勒斯在西西里岛（公元前73－71年）的恶政，这种恶政在当时是很平常的，并不罕见。他说：

　　通过新的、无原则的管理，从农民钱袋中榨取无数的金钱；对待我们最忠实的盟友，就象对待民族之敌一样；折磨和处死罗马公民，好象他们是奴隶一般；罪大恶极的罪犯可以用钱买得无罪释放，而最正直、最诚实的人却未予审问即被判罪、受到放逐；听任设防港口和城市遭受海盗和冒险家的攻击。让西西里士兵和水手、我们的盟友和朋友给活活饿死；尤使我们民族蒙受巨大耻辱的是，装备精良的舰队被击毁，化为乌有。著名的古代艺术品，其中有些还是富有的国王们的礼物…全被这位总督劫夺、掠去。他不仅如此对待城市的雕像和艺术品，而且还掠夺最神圣、最受崇拜的圣殿；如果一个神，其神像的制作工艺超过古代一般水平，具有一定的艺术价值，那他就决不会留给西西里人民。

　　罗马本国几乎和外部属地一样，受到这些政策的不利影响。意大利许多小农由于汉尼拔多次征伐所造成的破坏，以及战争期间长年在海外服役，而遭到破产。廉价谷物和成群奴隶又源源不断地从征服地流入罗马，故农民们不得不把自己的土地出卖给新的极其富有的阶级。那些富人们急欲积聚大地产，因为在他们心目中，经营农业仍是有身分的人的唯一体面的职业。所以在意大利，公元前2世纪时，为不在地主所有、由奴隶们劳作的大庄园不断增加。失去土地的农民流入城市，住在肮脏的屋子里，再一次与奴隶们竞争可能得到的工作。官方关心的只是向他们提供"面包和马戏"，以免发生骚动。城市生活尽管也不安稳，但至少是令人兴奋、有吸引力的。虽然诗人们大声赞美乡村生活的种种美好，可农民们自己并不这样认为，仍继续成群结队地涌向当时的历史学家萨卢斯特称之为"公共厕所"的罗马。

　　罗马帝国在政治方面取得的成果和经济方面一样，也是苦涩的。早期的民主化趋向团元老院在海外指挥的战争节节胜利、其威望和权力大大增加而转向相反方向。新的城市下层民众也不再成为民众政府的基础，因为他们总是乐于出卖自己的选票或支持那些答应解脱他们困境的煽动者。此外，军队的性质也起了变化，成为一种破坏性力量。帝国的职责要求建立一支大规模的常备军，征召有产者服短期兵役已不再能满足帝国的需要。所以，凡是志愿当兵的皆可入伍，破产农民开始长期服兵役。结果，罗马军团由平民军队变为职业军队。现在，士兵们首先忠于的不是国家，而是他们的指挥官；他们指望从指挥官那里分得一份战利品和可供大家分配的土地。将军们愈来愈开始把交给他们指挥的军团看作自己的附庸军，利用附庸军来大发个人之财。

　　帝国的扩张也给文化带来破坏性影响。原先，罗马人传统的美德也就是贫穷、勤勉的农民所具有的美德。但是，当大量财富开始源源涌入首都时，有关节俭、禁欲和勤劳的古老说教很快给遗忘了。疯狂地争夺金钱，暴发户故意炫耀的挥霍浪费，以及对人类一切社会准则的冷漠无视，成为共和国末期的主要特征。当时有人曾抱怨说："罗马已成了这样一个城市，在那里，情妇的价格高于耕地，一盆腌鱼的价格高于耕地人。"

　　根据以上所述，可以明白，从公元前146年布匿战争结束至公元前27年罗马共和国结束这一时期是一个充满危机——阶级斗争、奴隶起义和不断增多的军人对政治的干预——的时期。开始时，提比留·格拉古和他的兄弟盖约·格拉古勇敢地进行了一场改革运动。他们试图利用店已由竞选获得的保民官的地位来实施温和的土地分配方案。可是寡头政治的执政者坚决反对，并不惜使用暴力来达到他们的目的。公元前133年提比留连同他的支持者约300人一起被杀。过了12年，盖约也被迫自杀，元老院恢复了它的统治。

　　格拉古兄弟的结局说明，任何领袖人物若无优势力量供其支配，就不能获胜。因而，现在登上历史舞台的是那些在长期边境战争中赢得民众喝采和支持的将领们。战胜北非努米底亚部落的将领马略就是其中的一个。他与在小亚细亚打败米特拉达悌国王的苏拉相对立。在苏拉使自己成为罗马唯一的主人之前，他们两大派展开事实上的内战达数年之久。苏拉于公元前80年引退，引退以前，他一直力求恢复元老院在历史上充当的政治裁决者的角色。实际上，此时的元老院已势力强大、大权独揽，使罗马仅仅是名义上的共和国。不过，拥有最高权力的元老院并未能稳定局势。公元前73年，伟大的斯巴达克奴隶起义爆发，并一时威胁到国家的生存。不过，最后还是财力雄厚的帝国获胜。斯巴达克在战斗中阵亡，通向罗马的大道两旁是打死在十字架上的斯巴达克的追随者。

　　罗马及其帝国之所以能幸存，是因为建立了能吸收社会各分子的力量的个人独裁统治。虽然这一点现回顾起来很明显，但尤里乌斯·凯撒的伟大贡献就在于他当时已清楚地看出这一点，并付诸行动。凯撒作为高卢的征服者而声威显赫，他还建立了一支强大、忠实的军队。公元前49年，他渡过把他的行省和意大利分开的鲁比孔河，在一系列辉煌战役中击败了由其对手庞培指挥的元老院的军队。现在，凯撒成了帝国无可争辩的主人。凯撒得到统治权后，原本会做些什么，我们不清楚，因为公元前44年，他被旧寡头政治的代表人物谋杀。

　　凯撒死后，他的养子和继承人屋大维与政治冒险家马克·安东尼进行了一场长达13年的争权夺利的战争。屋大维在亚克兴角的海战（公元前31年）中打败了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从此他一人总揽政权。那时他才33岁，伟大的亚历山大在这一年纪时已与世长辞，而屋大维则又活了44年；在这期间，他为帝国的黄金时代、长达200年的和平和稳定奠定了基础。

七、早期帝国，公元前27年-公元284年


　　公元前27年，元老院授予屋大维"奥古斯都"和'大元帅"的尊象。

　　游览者会注意到，在贫民居住的拥挤的住房里没有任何卫生设备，替代它们的是精心设计的设有大理石座位、饰以诸神或英雄雕像的公共厕所。结果，带来不可避免的副产品：便壶都放到街上。这种情况是常见的，罗马法中多处提到这一习俗。还有值得注意的是，街上没有任何照明设备，遇到没有月光的夜晚，整个首都使陷入一片漆黑之中。人人都躲在家里，无人敢冒险外出，只有盲人们例外，因为他们外出时，有奴隶手举火把护送，保护他们免遭强盗的攻击。当时的诗人尤维纳利斯嘲讽说，谁要是外出吃晚饭而不立下遗嘱，就会受到别人的指责，说他粗心大意。

　　不过，我们想象中的游览者也会发现，罗马还有一些其他特点，尤其是少数富人和多数穷人之间的悬殊差别，是他们所熟悉的。例如，西塞罗虽然并不是元老院议员中最富有的，可是他拥有六幢别墅，每幢别墅都配有全套班子的家仆和花匠。如果游览者对战争英雄卢库卢斯发表议论，说他夏天用的某幢乡间别墅设计得很好，可不适于冬天居住，卢库卢斯就会哈哈大笑道："你难道认为我的感觉还远远不及鹤和鹳，不会随着季节的变换而改变住处吗？"另一方面，通常认为罗马富人贪婪、腐化的看法也是完全不正确的。上流社会传统的行为规范和礼仪是谴责那些公开炫耀其生活腐化、行为无节制的人。实际上，当时上流社会最普遍信奉的是斯多葛哲学，这种哲学强调忠于职守和人与人之间的兄弟相处、因而，罗马上流社会的普通成员并非老是沉湎于纵酒宴乐之中，而是追求奢侈、欢乐而又不失理智的比较恬静的生活。

　　然而，不管富人们过的生活有无节制，反正和穷人的生活很不同。穷人们住房缺乏、房租高、工资低。他们那挤满人的住房都是些东倒西歪、易遭火灾的建筑物，尤其是楼上，虽然房租较低，可得不到水。供给罗马大量水的渠道有11条，可是大部分水都由管道输送到富人的住宅、公共澡堂和喷泉。住后楼下的街道人来人往，嘈杂极了。小贩大声叫卖货物，兑换钱的人敲着硬币，修补匠敲打锤子，玩蛇人吹奏长笛，乞丐向过路人哀诉自己的不幸。夜间也不两样。由于白天禁止运输车从街上通过，太阳一落，立即出现一长列由运货马车、驮畜和起马车人组成的队伍。据尤维纳利斯说，这一夜间运输使罗马人注定要永久失眠，除非他们住到与世隔绝的别墅里去。他曾问道："住在这种地方，有可能睡觉吗？沿狭窄、弯曲的街道行进的马车声、赶牲畜人吃喝牲畜停下的咒骂声，使海豹或者皇帝克劳狄本人都无法入睡。"

　　这种环境下的生活所以尚过得下去，是因为国家提供了大量娱乐活动。其中最受欢迎的是赛车和角斗赛。罗马大竞技场有14万个座位，是罗马六个赛马场中最大的一个。虽然驾驶赛马的人出身微贱，通常是奴隶，但如果他们能一直得胜，也可获得巨大声誉和大量财产。街道和住房墙上贴着他们的无数张画像。角斗赛在有5万个座位的罗马大斗兽场进行，角斗形式多种多样，场面残酷。有些人让各种凶猛的动物如熊、象、犀牛、狮子等互相拼斗或与持有武器的人相斗。还有些人让通常装备各种武器的角斗士互相格斗，直至倒地死去。特别使人震惊的是规模空前的大屠杀。在提留斯为罗马大斗兽场举行落成仪式的那一天，杀死了5000头牲畜。图拉真曾让IO000名达契亚俘虏互相角斗至死。

　　罗马豪华的公共浴室也为较好地度过闲暇时间提供了条件。这些公共浴室是精心建造的，戴克里先时期的公共浴室占地32英亩，卡拉卡拉时期的公共浴室占地27英亩。这种公共浴室当然比结构简单的浴池要多得多。它们除提供热水浴、温水浴和冷水浴以外，还没有锻炼身体的设备、休息室、花园和图书馆。总之，它们是规模宏大的"运动俱乐部"，它们令人钦佩地促进了"健全的头脑寓于健康的身体"这一思想。

　　最后，罗马在这几个世纪里也是帝国文化的中心。这一文化如前所述，基本上源出希腊，尤其在文学、艺术和哲学诸领域（见第七章第三节）。但是在工程和法律方面，罗马人因为爱好实践，作出了自己重要的贡献。比较典型的是，罗马人虽在理论科学上没什么建树，可在开挖沟渠、铺设下水道网、建造桥梁和公路方面是很出色的。公路筑得极好，其底层是置于坚硬泥土中的大石头，中层为沙砾，上层是大石板。路面被仔细地造成中凸形，使路面的水排入公路两侧的沟渠。这些出色的公路连同途中的桥梁因建造得好，一直使用到中世纪，有些甚至使用到现在。同样，罗马的建筑物也和希腊的大不相同，主要是些世俗建筑物，如浴室、圆形剧场、运动场和凯旋门等。

　　罗马人在思想意识方面也许最重要的一个贡献是，他们的法律是基于理性而不是习俗。罗马人最早的法律是于公元前45O年前后制定的《十二铜表法》，是一部简单、保守、代表农业民族的成文法。随着商业和帝国的发展，生活愈益复杂，原先的法律不再能满足需要。外国人在罗马可能遭到关押，他的财产可能被没收，就是一个典型的问题。遇上这种情况，适用什么法律呢，尤其是考虑到当时存在这样的观念：一个民族无论去何处，总携带它自己的法律。罗马人设立专门法庭来审理这类案件。多次审理的结果使他们认识到，外来民族中有许多法律制度，但是近乎普遍适用的法律原则只有少数几条。因而他们制定了一部新的法律——《万国法》，即国际法。他们认为这部法律对罗马人与非罗马人皆可适用。

　　罗马人发展的最终的法律观念也就是自然法的观念。自然法不是起源于司法实践，而是从斯多葛派关于有一个理性之神统治宇宙的思想中产生的。或者，用西塞罗的话来说，自然法超出于单纯的风俗习惯或公众舆论之上，"是由大自然确立起来的，通过健全的理智方能发现，而且对所有的时代和所有的民族都一样有效"。虽然法律专家们并不认为自然法无形中对罗马民法起了限制作用，但是他们确实把它看作是人类立法应当顺从的楷模。这一基本原则是罗马的一个伟大贡献，至今仍在起作用。实际上，罗马法是后来公元6世纪中期在查士丁尼法典中系统化的，从而构成欧洲拉丁国家、拉丁美洲国家、魁北克省和路易斯安那州现存法律制度的基础。

八、后期帝国，公元284-467年


　　罗马的伟大时代随着公元180年马可·奥勒留的去世而告结束。他的前任们有一段时间是将继承权传给确有才能的养子们，这一制度使极有才能的统治者得以一个接一个地上任。但是，马可·奥勒留让他的亲生儿子康茂德作继承人。其结果是灾难性的。康茂德无视其作为帝国首脑应尽的职责，将大部分时间用于观看车赛和角斗赛。公元193年，康茂德遇刺身亡，他之后的统治者绝大部分和他一样不称职。那时，奥古斯都为保护首都安全而创立的训练有素、报酬优厚的禁卫军已不受控制，皇帝只有在得到禁卫军支持时才得以掌权。从公元235年至284年这一段时期里，有过近24个皇帝，可只有一个是因年老或患病而死。中央的分裂必然会削弱边境的防御。西方的边远行省遭到诸日耳曼部落的蹂躏，东方的边远行省受到萨萨尼亚人的重新崛起的波斯帝国的侵犯。

　　公元3世纪时，帝国的衰微由于坚强而有才干的皇帝戴克里先（公元284-305年）和君士坦丁（公元312－317年）先后即位而一度中止。他们为加强帝国统一采取了不少政策，对各方面实行严格管制是其中的三项，是应种种急需而逐步实施的。由于某些农田无人耕种，帝国就要求村庄为这些被放弃的土地交纳集体税。由于通货膨胀日益加剧，帝国就颁布有名的物价敕令（公元301年），规定数千种商品和劳务的最高价格价格根据商品质量和劳务种类的不同而不同。由于利息率不断猛涨，就将利息率限制在6-12%之间，利息率的高低取决于所冒风险的大小。某些产品的短缺引起对出口商品的禁止，如各种粮食和诸如铁、青铜、武器、军队装备以及马等"战略物资"。对这些方面的控制实质上一直扩大到等级制度方面。君士坦丁要求每个士兵的儿子继续当士兵，除非他不适宜服兵役。同样，农业劳动者须永久地、世世代代地务农。这一趋势后来扩大到被认为必不可少或后继无人的各行各业。

　　在这一困难时期采取的另一政策是实行分区治理。帝国经济状况的恶化证明这样做是必需的。戴克里先将国土一划为二，东半部归他自己管辖，西半部由他新任命的共同皇帝分掌。当君士坦丁在博斯普鲁斯海峡西岸古希腊殖民城市拜占庭的所在地建立一个新都时，这一划分进一步强固了。新都选择这一地点是很鼓舞人心的，因为这座不久后被称为君士坦丁堡的新城由于海峡两端狭窄而易于防守，并为抵达地处边区的极其重要的多瑙河和幼发拉底河提供了便利的通路。因而，君士坦丁堡成为当时世界上的一座伟大城市，成为罗马和西部帝国灭亡后的数世纪里、东罗马帝国即拜占庭帝国引以自豪的首都。

　　较后的数世纪里，给后世以深刻影响的另一政策与基督教和帝国政府之间的关系有关。君士坦丁作出了通过与基督教合作而不是镇压基督教来谋求稳定和统一的重大决定。这表示历时数世纪的对宗教的一贯态度和做法已告结束。帝国后阶段，多变的日常生活使愈来愈多的人转向各种救世宗教以寻求安慰，就跟早先在希腊化东方所发生的情况一样（见本章第四节）。对皇帝和官方多神教的崇拜已不再能满足人们精神上的需要。赞美神秘的东方诸神的各种宗教性团体为世界、行为准则以及如何免除罪恶和死亡，提供了令人满意的解释。

　　诸新宗教中，基督教最为成功。它提出了"一个上帝"即"全能上帝"的教义，来代替多神教的希腊、罗马诸神和广为传播的一种教的东方崇拜对象。基督教带来了救世主耶稣——耶稣不是神话中提到的迷宫里的暧昧人物，尽管他是上帝的儿子，却令人惊叹地过着尘世生活——的安慰："我给你们带来了所有人都将获得极大欢乐的消息。"基督教还保证拯救信徒的灵魂，但是，它不是通过许诺一个星光灿烂的来世，而是通过基督本人复活所预示的个人的复活，使信徒醒悟过来。所有一切中最重要的也许是，基督教在一个混乱不宁的时代，在老百姓感到无家可归、为生活所抛弃之时，提供了友谊。所有基督徒都是兄弟，他们的聚会常被称作'阿加比"，意为希腊语中的"爱"。他们相互帮助，用自己的虔诚和克己树立了一个能鼓舞人的、富有感染力的榜样。因而，在旧秩序的法律和哲学日益落后于潮流、日益行不通之时，基督教为弱者和地位微贱者提供了顺应潮流的东西和希望。

　　到公元64年罗马城遭大火时，基督徒已数目大增，以致使尼禄相信，谴责基督徒为祸患、开始历史上对基督徒多次迫害的第一次，是策略的。但是，这仅仅使殉难者死后得到神圣的名声，驱使人们努力改变宗教信仰。在4世纪初对基督徒进行了最后一次大迫害之后，皇帝君士坦丁颁布米兰敕令（313年），承认基督徒不再为异教徒，准许基督教同其他宗教一样享有信仰自由。最后，皇帝狄奥多西（379－395年）使基督教实际上成为国教。虽然罗马旧贵族和普教者尤里安皇帝（361－363年）为了改宗异教，曾打了一场顽强的维护异教的战争，但到4世纪末，还是基督教占居统治地位。

　　正象皇帝们采纳基督教是为了促进社会统一那样，他们采用华丽盛大的东方宫廷礼仪也基于这同一原因。戴克里先与授自己以"第一公民"称号的奥古斯都不同，替自己取名乔维安，意即朱庇特在尘世的代表，而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后，也摆出付神圣的架式。自此以后，皇帝们的权力被认为是从神那里得来的，而不是公民们授予的。因此，现在的朝廷仪式使皇帝显得遥远而不可接近。皇帝头戴饰宝石的皇冠，身穿镇金的紫绸长袍，所有臣民都须拜倒在皇帝面前，只有少数权贵在得到准许时可吻皇帝长袍的边。帝国高级官吏也同样享有荣华富贵——掌管财务的人成为"负责神圣的赏赐物的伯爵"，帝国议会被称为"神圣的参议会"。

　　3世纪和4世纪的皇帝们采用这些措施，勇敢地力求阻挡帝国的衰落。如果光凭决心和努力便能成事，他们原本可取得惊人的成功。实际上，他们确也多少稳定了形势，但只是暂时的。他们作巨大努力的最后结果是延缓而不是避免了帝国的灭亡。从406年起，西罗马的皇帝们已无力阻止高卢、西班牙和非洲的法兰克人、勃艮第人、西哥特人和汪达尔人的长期的大规模入侵。他们也未能制止410年和450年蛮族人两度洗劫罗马这一最大侮辱。最后，也就是476年，西罗马最后一个皇帝罗慕路斯·奥古斯图卢斯在日耳曼即匈奴雇佣军军官奥多亚塞的逼迫下不得不退位。

　　这一事件虽然现被普遍地当作西罗马帝国灭亡的标志，但在当时，只是说明帝国长达两个多世纪的分崩瓦解的过程已告结束，并没引起多少注意。如果要了解"罗马陷落"的原因，如果可使用大动乱这一传统说法，那就必须确定这一长期然而无情的衰落，直至湮没无闻的过程的动力是什么。

　　充当应对"陷落"负责的工具的，当然是日耳曼蛮族。因而，有位法国历史学家断言说："罗马文明不是自然消亡的，而是被扼杀的。"这一判断可找到一些理由证明其正确性，尤其是如果至今还记得：在较早世纪中被称为日耳曼人的无数小部落后来合并成法兰克人、阿勒曼尼人和哥特人的较大的政治单位。然而，即使那样，也不是不可抵挡的游牧部落全凭数量上的优势扫除一切。历史学家们估计，入侵意大利的东哥特人只有10万左右，征服西班牙和法自南部的前开德人也只有10万左右，越过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北非的汪达尔人总共才8万，占该地区土著居民的1%。

　　所以，问题仍然是——罗马为什么会"陷落"？最近，有位美国历史学家说："虽然战争显然是灭亡的原因……但帝国的机质性病是经济。"实际上，这一"机质性病"不仅在罗马帝国，而且在诸希腊化国家、古典希腊甚至更早的古代文明中，都可见到。它们都为生产率低下这一基本问题所折磨。生产率低下是因为，在取得诸如冶金术、犁、轮子、帆和太阳历这些核心发明的新石器时代之后，未能大大地促进技术的发展。

　　技术阻滞不前的根本原因看来在于奴隶制度，奴隶制度是所有这些文明的普遍公认的组成部分。甚至在古典希腊，虽然那里的奴隶制度从未象在罗马那样猖獗过，但如前所述，亚里士多德已宣称，有些人生来是统治者，有些人生来是被统治者；如果后者拒绝接受预先注定的命运，那么象追猎"野兽"一样追逐他们直至捕获，"自然是正当的"。

　　奴隶制度的影响是有害且多方面的。它使奴隶失去改进其所操行业的传统操作方法的积极性；只要有大量的奴隶劳动力可获取，它也使主人丧失促进技术革新的动机。因而，在韦斯巴芗统治时期，当在令罗马圣皮特罗广场坚立一座方尖碑时，虽然当时有位发明者提出了一项可以大大方便竖碑的技术措施，但皇帝为了不让奴隶们有空可闲，宁愿让他们继续从事体力劳动。同样，水车虽然早在公元前1世纪已为帝国东部行省所知道，可直到公元4世纪奴隶来源枯缩之时，才为罗马所采用。

　　占有奴隶的社会自然倾向于把体力劳动与奴隶相联系，从而认为从事体力劳动有损于自由民的尊严；这种倾向也是同样有害的。古希腊散文家普卢塔克说，伟大的阿基米德并不认为发明各种军用机械是值得他认真研究的，而仅仅把它们看作是他研究几何学时的消遣。不过，他也没有完全做到这一步，因为锡腊库萨国王希伦一再恳求他，要他将自己的学问从抽象运动转向实际事物，并要他通过将自己的推理应用于日常生活中，使它们更易为大多数人所理解。

　　最早把自己的思想转向后来备受推崇的一门学科——力学的是欧多克索斯和阿契塔。他们通过切合实际的试验和运用各种工具进一步证实，某些问题以当时的理论根据是不可解决的。但是，柏拉图却极为愤怒，痛斥他们，说他们贬低、败坏了优秀的几何学，让几何学由非物质的、智力方面的事物降为物质的、实用的东西，迫使几何学去利用物质，从而需要有大量体力劳动介入，使几何学成为奴隶们从事的对象。结果，力学与几何学相分离，并长期受到哲学家们的鄙视。

　　奴隶制度通过这些不同的方面，在实行平等主义的新石器时代之后的数千年中，不断地阻止技术革新。奴隶制度对国内市场也起了抑制的经济影响，因为奴隶显然无力购买自己的劳动成果，这就限制了国内购买力。

　　帝国结构上这些根本的缺点在一段时间里由于帝国扩张以及随之而来的大量的战利品、贡物、粮食和奴隶而得到遮蔽。但是，在当时那样的技术发展水平上，帝国的扩张受到种种限制，这些限制是由后勤和交通方面的需求所决定的。罗马同中国一样，前进到一定程度，就再也不能前进了。那一限度一经达到，帝国疆界就固定下来，甚或开始缩小，于是，从前隐藏的帝国结构上的缺点渐渐显露出来。

　　军队从前一直是获取奴隶和物质财富的有用的来源，而现在成为沉重而不可避免的负担。同样，扩张时期肿胀起来的官僚机构，现到了收缩时期，证明是难以忍受的。过度的支出导致最终无法控制的通货膨胀。例如，在埃及，公元1世纪时，一个计量单位的小麦的价格为六个德拉克马，公元276年时涨为200个德拉克马，314年时涨为9000个德拉克马，334年时涨为78000个德拉克马，334年后不久涨为20O多万个德拉克马。面对这样的通货膨胀，货币变得毫无价值，在某些场合，又回复到物物交换。物物交换的趋向随工业不断向农村和外省传播而加速。工业传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帝国交通工具的恶化和奴隶供给量的下降，后者使发掘新的劳动刀来源成为必需。工业从城市转移到乡村和大庄园意味着帝国在实行重新分配。大庄园不仅拥有农业劳动者，而且有各种工匠，因而变得愈来愈自给自足。而大庄园愈自给自足，帝国经济则愈分解为一个个自给自足的单位。

　　经济上的分散必然伴随以政治上的分权。随着贸易的衰落和国家岁入的减少，帝国大厦不再能支持下去，并慢慢地开始崩溃。这一因素促使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不顾一切地努力以帝国的法令来支撑帝国大厦。但是，帝国的疾病是"机质性的"，而非表面的，所以一切严格管制虽然起了维持、加强统治的作用，但最终还是没有用的。不过，严格管制不是帝国衰微的原因，而是试图阻止衰微的一剂无效的药。正如一位经济史学家所指出的，"危机先于严格管制"。

　　因此，西罗马帝国"陷落"而东罗马帝国却没有的主要原因就在于，西部的经济不及东部的先进发达。意大利农业从未象中东冲积土流域的农业那样多产。意大利的谷物产量"平均不过是播种量的四倍"。所以，中欧和北欧的沃土在中世纪的技术发展到能够有效地开发它们之前，只好耐心地等待。同样，西部的工业也发生得比较迟，普遍落后于东部的工业。意大利的情况就是这样，高卢的情况更是如此，高卢是西部唯一的另一个曾有工业根基的行省。所以，虽然整个罗马帝国是因"机质性病"而毁灭，但帝国的西部最不坚固，首先屈服，而东部则又生存了一千年。

　　西罗马帝国尽管灭亡了，可确也留下了丰富的遗产。最显而易见的是物质方面的遗迹——圆形剧场、竞技场、庙宇、导水管、公路和桥梁。还有就是语言方面的遗产——欧洲的罗曼诸语言。罗马法如前所述，至今仍大量存留在欧洲和南北美洲许多同家的法律体系中。今日天主教会的组织和仪式也要大大归功于昔日罗马帝国的组织和宗教传统。最后，"罗马和平"曾带来长达二个世纪的相对和平和繁荣，从而留下一个代替希腊人的城邦独立原则的帝国统一的传统。在此以后的数世纪里，正是这一传统做起全欧洲蛮族王公们争当大元帅、东罗马帝国统治者或沙皇的妄想和野心。

血色黎明

第九章　印度文明


　　政治学是一门关于惩罚的科学。

考底利耶


　　我认为，我的职责是为全世界谋利。

阿输迦


　　当我们的研究从希腊和罗马转向印度时，我们便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这种差别并不只是对比它们的自然环境后自然呈现的差别，即在职业、饮食、居住和服装等等方面的差别。这种差别要根本而广泛得多。在西方，根本不存在与印度的诸如种姓、杀戒（非暴力主义）、再生和因果报应（关于道德行为所招致的结果的规律）等基本观念和制度有细微相似的东西。这些东西不仅仅是印度思想中深奥的抽象观念。更确切地说，它们构成了印度文明的基础，决定了所有印度人的思想和日常生活。所以，如此形成的印度模式也完全与众不同，而且持续很久，以致印度文明至今仍具有将其与其他一切欧亚文明区分开来的明显特点。

　　正如下一章将要说到的，这种独特性也是中国文明的特点，不过，这是在假设中国在地理和历史上都空前未有的与世隔绝的条件下才这样说的。而印度，其早期阶段似乎与西面雅利安入侵者所定居的地区——伊朗高原、巴尔干半岛和意大利半岛——的早期阶段基本相似。如前（第六章第四节）所述，约公元前1500年前后入居印度的雅利安部落拥有与诸如亚该亚人和多里安人同样的生理特征、同样的畜牧经济、同样的社会制度、同样的诸神和同样的史诗。此外，印度雅利安人在他们的次大陆上与外界隔绝的程度也远不及欧亚大陆东端的中国人。印度西北部的山脉不是不可逾越的，所以军队、商人和朝拜圣地者来来往往地翻山而过达许多世纪。实际上，在大部分时间里，印度北部与中东和中亚之间的相互影响超过印度北部与半岛南部之间的相互影响。

　　于是，自然产生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印度雅利安人能发展起一个与他们西面的亲族如此根本不同的文明。现可得到的证据很少，不足以提供一个具体或明确的回答。但是，最简单而又似乎可能的解释是，印度雅利安人印度化了。印度雅利安人与定居不太开化地区的亚该亚人、多里安人或拉丁人不同，他们在印度河流域遇到了一个拥有大的都市中心和密集的居民的高度发达的文明。虽然印度河流域的土著居民已遭到征服、受到鄙视，但由于他们人数众多，文化又很先进，所以不能被灭绝、赶走或同化，使原先的文化留存无几。相反地，当雅利安畜牧者在那里定居下来、改营农业时，他们不得不与原先的居民靠得很近地生活下去。这样和平共处和互通婚姻达救世纪之后，其必然结果是文化融合。这一文化融合的情况、性质和结果是本章要论述的主题。

一、雅利安人的影响


　　雅和安人侵入印度河流域后，集中居住在旁遮普有大片草地供放牧牲畜的多雨地带。值得注意的是，在古代史诗《梨俱吠陀》中，旁遮普的河流经常给提到，而恒河仅被提到过一次。不过，渐渐地雅利安人开始扩散到森林茂密的恒河流域。他们的扩张最初很缓慢，因为手头可用的工具只有石斧、青铜斧和铜斧。但是，约公元前800年时，铁得到采用，扩张的步子大大加快了。这时，主要活动由畜牧业改为农业。此外，恒河流域的季风气候也使栽稻成为可能。在旁遮普，栽稻比种小麦和大麦时的产量要高很多。因而，人口密度的中心从西北部转向东部，东部成为最初的强大王国的所在地。

　　从畜牧业转向农业，促进了建立新村庄所必需的各种行业，如木工业、冶金业、纺织业和制革业等。随着以河流充当运输剩余粮食的天然交通干线，农业也促进了贸易。贸易刚开始时，通常实行以货易货的办法，母牛为大笔交易中的价值单位。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当铸币出现时，最早的度量衡恰恰正是雅利安印度文明之前所实行的度量衡。城市由原为贸易重地或专营某些行业的村庄发展而来。

　　经济发展转过来又促进政治上的合并。原先，印度雅利安人象他们西方的亲族那样，由得到长者议会和部落大会帮助的部落首领组织起来。随着经济的发展，恒河平原的部落让位于王国，旁遮普和喜马拉雅山山麓的部落让位于共和国。在这些早期国家中，恒河下游区的摩揭陀王国由于地处两条主要的商队路线上，又控制铁矿丰富地区，故很快强盛起来，超越其他国家。摩揭陀凭借自身的有利条件，后来成为孔雀帝国和笈多帝国形成时的基地。说到这里，有必要提一下孔雀王朝最初两个皇帝的首席大臣考底利耶说的一段名言。他说："宝库建立在开矿的基础上，军队建立在宝库的基础上，拥有军队和宝库的人可以征服整个地球。"

　　公元前4世纪的难陀王朝是最早为建立国家而有条不紊地开发摩揭陀资源的王朝。他们开筑沟渠，织组灌溉工程，建立有效的征税管理制度。难阳王们现被说成是印度最早帝国的创造者。事实上，他们虽然为帝国奠定了基础，但并没有实际建成第一个帝国。完成这一历史任务的是一个名叫旃陀罗笈多·孔雀的青年冒险家，他于公元前321年夺取难陀王位，进而建立了以他名字命名的著名帝国。

　　与这些经济和政治的发展相平行的是社会结构方面的重大变革。最初，印度雅利安人跟其他雅利安人一样，划分为武士贵族、祭司和平民这三大等级。他们没有与社会等级有关的种种限制，如世袭职业、限于同一等级内通婚的规定、宴请同伴时的禁忌，等等。但是，到公元前500年时，种姓等级制度连同它的所有基本特点开始起作用。关于种性等级制度的起源，虽然现已提出许多种理论，但普遍同意，肤色是一个基本因素。其实，梵文中的种姓——瓦尔纳一词，意即肤色。

　　雅利安移民非常清楚自己和当地黑土著在肤色上的差别，称土著为达塞人，即奴隶。由于雅利安人有强烈的种族优越感，故极力阻止与受他们鄙视的臣民混合，从而发展起四大世袭种姓的制度。前三个种姓由雅利安人自己的职业等级即签上（婆罗门）、武士贵族（刹帝利）和农民（吠舍）组成。第四种姓（首陀罗）留给达塞人。达塞人不得参加宗教仪式，也没有其征服者享有的种种社会权利。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种族上的划分不再与现实相符合。雅利安部落常常与达塞部落结成联盟，进行对其他雅利安部落的战争。而且，雅利安移民还同采纳雅利安诺言和习俗的土著混合起来。在这种情况下，达塞人的祭土开始成为婆罗门，他们的首领成为刹帝利。由于上述原因，今天，印度南部黑皮肤的婆罗门同样具有贵族气派，而印度北部某些地区的白皮肤、灰眼睛的贱民也不再因为他们的白皮肤而地位有所提高。为了切合这些现实，商人和某些地主被归入吠舍，而耕种者和一般劳动者则成为首陀罗。

　　在这四大划分内，现已成长起令人迷惑的各式各样的种姓。它们都有四个基本特征。一个特征是具有独特的职业，所以银行家和商人常属于吠会种姓。另一特征是有世袭的原则，这体现在对婚姻的复杂的规定和限制中。此外，种姓对食物、水、接触和礼仪的纯洁还有更进一步的种种限制。最后，每一个种姓都有自己的"法"，即道德准则，用以规定各种义务和责任，如赡养家庭，履行为结婚、出生和去世定下的仪式，等等。

　　在这一种姓等级制度之外的是贱民，即不可接触的人，今天约占印度人口的七分之一。他们注定只可从事商业或那些被认为是不洁的行业，因为这些行业或是沾污了某些仪式，或是获取人或动物的生命。这些职业包括猎人、捕鱼人、屠夫、刽子手、掘墓人、承办丧葬者、制革工人、皮革工人和清道夫。从事这些职业的结果转而导致社会隔离。贱民们居住在与世隔绝的材庄或城镇外面的住房里，只可以使用他们自己的寺院和水井．他们必须非常小心地避免沾污各种姓中的成员，也就是说，不可与后者发生任何肉体上的接触，在极端情况下，甚至不可进入后者的视线。因此，直到最近几十年，每当他们走出自己的住处或村庄时，就必须敲打一对拍板，警告他人，他们正在走近。

　　贱民们今天还进一步遭受心理上的伤残，这种伤残同身体上的伤残一样使人残废和退化。按照因果报应的学说，一个人在现世中的地位是由其前世的行为决定的。因此，贱民们应由于他们过去的罪孽而对他们现在的苦境负责。改善在来世中的地位是贱民们唯一的希望，而这只有通过恭敬地履行现世中的责任和义务来实现。

　　社会法令和宗教法令的结合，使种姓制度至今仍在起作用。应该指出，种姓制度还有关于相互帮助的种种规定，使一个人只要遵守其规定便可获得安全。所以，种姓制度现在仍是印度社会钢铁般的框架。虽然它现已受到改革者们的攻击，并由于现代工业社会的种种急迫需要而遭到破坏，但它实际上仍在印度四分之三人口居住的农村地区发挥作用。

二、改革与反改革


　　以法、因果报应和再生为基本原则的种姓制度是印度宗教制度的组成部分。最初，雅利安人信奉的典型的部落神都是自然力的化身，如因陀罗为雷和战争之神，阿耆尼为火神，苏摩为神圣的令人致醉的苏摩液之神。这些自然之神对畜牧者是很适合的，但是，当雅利安人定居下来改营农业时，他们就不得不转向新的神。因而，出现了印度教的"三大神"——造物主梵天、仁慈的保护神毗湿奴、强大的毁灭之神湿婆。这些新神，尤其是湿婆，与在印度河流域的遗址中的发现物惊人地相似，并不是偶然的。园为那时，雅利安人自然会占用当地古代农业文明在数千年中形成发展起来的一些宗教思想和习俗。

　　与这些新的神相伴而来的是权力愈来愈集中到祭主阶级即婆罗门的手中。这一变革可能也是来自雅利安人之前的宗教传统。婆罗门在某些地区与印度文明中的土著宗教领导人发生交往，在交往中，大概学会了后者的巫术和习俗；那时留下的一些遗迹也显示了祭士集团统制一切的浓烈气氛。不管在遥远过去的历史原型是什么，婆罗门有效地利用了他们精通的《吠陀经》即赞美诗。这些赞美诗在举行宗教仪式和献祭时被大声朗诵。它们通过口头代代相传而留传下来，由于它们在人们心目中是非常神圣的，所以被逐词逐音地熟记。作为这一宝贵遗产的保管人和传送者，婆罗门能够以高于世俗首长刹帝利的印度社会领导人的身分，宣称并实施自己的主张和要求。

　　随着时间的流逝，婆罗门甚至通过强调他们所主持的宗教仪式的重要性，来向神的地位提出挑战。他们在用来阐释《吠陀经》和指导宗教仪式的一些散文手册《梵书》中，提出了自己的要求。这些要求常常是不成熟的思索与支持祭士种种权利的精明方案相结合的产物。在一个较世俗的水平上，婆罗门由于他们的职责所具有的神圣性质而享有很多特权和豁免权。而向婆罗门赠送礼物的人则得到保证，他们将在今世和来世获得一定的报答。对"土地这种礼物"，评价最高，因为它"解除了赠送者的一切罪孽"。因此，婆罗门得到大量的地产，包括整座的村庄。除此之外，婆罗门还免交各种捐税，因为人们认为，婆罗门巴以自己的虔诚行为清偿了这种债务。由于婆罗门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所以他们不得被判处死刑或任何类型的肉刑。最后，有关法、因果报应和再生的教义实际上也为婆罗门控制人们的心灵提供了不可抗拒的手段。因为，如果一个人在生活中的地位是他过去所作所为的必然结果，如果一个人对来生的希望完全取决于他是否能忠实地奉行所规定的种姓义务而不管它们也许是多么麻烦或多么卑微，那么，这个世界上也就不会有什么个人作决断的机会了。

　　婆罗门的种种要求和强征勒索是公元前6世纪和5世纪印度进行宗教改革的一个因素。另一因素是上文提到过的经济发展，经济发展造成一个富裕的商人等级即吠舍种姓，吠舍种姓对在它之上的两个种姓享有种种特权极为怨恨。最后，婆罗门与非雅利安人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因为虽然非雅利安人可以被吸收为印度教信徒，但他们对祭士居支配地位很不满。现在一般认为，佛陀所属的尼泊尔山区的释迦部落属于蒙古种族。这些因素相结合，促成了那些世纪里印度宗教界和知识界的动乱。对自由的要求提出了——自由是一种比规定的宗教仪式和死板的教义更富有意义且令人满意的东西。

　　动乱的一个表现是出现了苦行主义的趋向。在最有活动能力、富有才智的人中间，有一部分人开始与社会疏远，沉浸于纯粹的内心反省。他们发展了种种训练（瑜伽修习）心不弛散、最后进入出神或入迷状态的修行方法。那种出神或入迷的状态，神秘主义者称之为"启蒙"，无神论者称之为"自我催眠"。通过内心的反省和沉思，又发展起许多改革运动。其中只有两个改革运动一直存留到现在，这就是耆那教和佛教。这两个宗教的创立者可能前面已提到过，开始时都是苦行者，后来以较重实际、更有组织的方式向婆罗门的地位提出了挑战。

　　耆那教的思想早在公元前7世纪就已传播；但是，使耆那教正式形成，并成为一个有制度的组织的，是教主大雄（约公元前540-467年）。他出生于一个非雅利安人的贵族家庭．30岁时，抛弃物质世界，出家为一个赤身裸体的苦行者，漫游12年后得道。他建立的教派的成员称为耆那教教徒，即耆那（胜利者）的信徒，耆那是他的称号。耆那教义中的一个基本原则是，不仅动物和昆虫，而且还有"木石和树"，都各有一个独立的灵魂。因此，他强调尊重任何形式的生命的重要性。耆那教的祭士去履行职责时，都先要清道，以免踩到任何小虫。虔诚的耆那教教徒还要用布盖住鼻子，以防止小虫吸入鼻孔。今天，大约有1OO万耆那教教徒居住在西印度（古吉拉特），但是他们对印度社会的影响比其人数所预示的要大得多。杀戒即非暴力主义这一主要教义的提出，应归因于耆那教教徒和佛教徒；这一教义最后为印度教的一般团体所接受。圣雄甘地虽然不是耆那教的成员，但他受该教教义的影响极深。

　　耆那教从未传播到印度以外的地方，但是佛教则不同，在欧亚中部、东亚和东南亚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对古典时代欧亚核心区的形成起了重大作用（见第七章第三节）。就印度而论，佛陀教义的意义在于，它比起耆那教，向印度教提出一个更为根本的挑战。佛陀不能容纳种姓或婆罗门，而且象后来的新教徒那样，认为圣典也应为俗人所理解。因此，他用恒河平原的方言传教，并避开巫术、献祭和晦涩难解的经文。

　　佛教除了在外部世界获得惊人成功外，在印度本土也成为印度教的重要对手达数世纪之久。但是它从未成为居统治地位的宗教信仰，而且从公元600年起，渐趋衰落。到12世纪末，也就是穆斯林土耳其人到达之时，它仅存在于少数几个地方，并处于没落状态。这一伟大的宗教运动从其诞生地反常地消失的一个原出是，它未能为应付通常的生活中的危机作好准备，未能为出生、结婚、去世和俗人生活中其他一些关键性的转变提供种种仪式。对比之下，婆罗门则准备好自己的种种礼仪。这一事实保证他们尽管道到改革者们的攻击却仍能生存下去。此外，更重要的是，婆罗门自己也从事改革。他们在富于哲理性的经典《奥义书》中，提出了他们自己的通向自由和解放的道路。

　　他们教导说，弥漫宇宙的最高精神是婆罗门——一个具备一切知识和知觉的生命体。他是宇宙灵魂和无孔不入的精神，其他一切都不过是一种幻觉。个人灵魂——"自我"，是上帝的一为火花。它通过轮回不断地变换状态，直到经重新吸收为婆罗门而获得解放。识别个人灵魂和宇宙灵魂是献身于宗教的人通过修行、反省和退出感觉世界而试图达到的最终目标。因而，印度教信徒中追求真理的人能够抛弃世界。

　　虽然佛教作为一个在从事活动的宗教信仰已在印度消失，但由于它的基本信条已为印度教所吸收，所以它至今仍存在。印度教的反改革所以获得胜利，正因为它接受了佛教的思想。实行自然崇拜、献祭和权力赎罪的原始印度教已为《奥义书》的哲学、杀戒的怜悯以及法的精神戒律和道德戒律所改变。

三、孔雀帝国


　　从宗教运动转向政治发展，一个突出的事件是印度出现了第一个帝国——孔雀帝国。如本章前面所述，当雅利安人迁居恒河流域时，也就把重心转移到该地区，特别是转移到该地区的摩揭陀王国。当时，西北地区正独自行动，凭借同波斯文明的密切联系而与印度其他地区相分离。实际上，约公元前518年时，大流士皇帝已越过兴都库什山脉，使旁遮普西部成为其帝国的第二十块辖地。

　　依照希罗多德的看法，这样做是大有好处的。他说："印度人的人数比我们所了解到的其他任何一个民族都要多，所以他们交纳的贡物也超过了别的每一个民族。"希罗多德还告诉我们，公元前480年，当泽尔士入侵希腊时，他的军队里还有"身穿棉服、肩荷竹弓和铁头竹箭"的印度人。希罗多德的这些叙述很有意义，它说明这样一个事实：仅仅根据外国入侵和外国人留下的历史报道，我们今天就可以掌握到有关印度早期历史的真实具体的资料。可以理解，一个把整个物质世界看作不过是一种幻觉的文明，对如时间和地点一类细枝末节是不会感兴趣的。印度历史关心的仅仅是能否使印度哲学中的永恒真理清楚明白地显示出来。因而，在现能得到的为数不多的印度原始资料中，历史、神话和想象思是难分难离地结合在一起。因此，较注重唯物主义和历史发展的外国来客留下的叙述也就显得分外重要。

　　波斯人入侵之后，历史的迷雾又降临了，直到二个世纪以后，也就是公元前327年亚历山大到来之时。亚历山大的入侵与其说是一次正式的侵略，不如说是一场袭击。他在印度仅待了两年，而且在他去世不到十年的时间里，旁遮普的希腊政权就完全消失了。在当时的印度文献中，迄今未发现有任何提及亚历山大之处。不过，他发动的战争确实对印度后来的发展有重大影响。

　　亚历山大的同伴们留下的有关印度的印象记。当属最不重要的。不幸的是，这些东西也全未存留下来，只有其中的部分见闻通过后来的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的著作支离破碎地流传下来。这些东西描述了港口、买卖的商品、城市的外观、土著的服装以及诸如一夫多妻、种姓法规和死人火葬一类奇风异俗．但是，这些注重事实的报道也用讲故事的形式说些离奇的事来增添趣味，说什么有身高十呎、肩宽六呎的人，靠蒸气维持生命的无嘴人，下铜球的雨，恒河里长300呎的蛇形鱼，等等。

　　亚历山大的陆海军在开辟或增加陆海商路方面所作出的贡献是较有实效的。它使从印度西北部经阿富汗和伊朗，然后通达小亚细亚和地中海东部诸港的东西向贸易迅速发展。亚历山大在整个中东建立的希腊殖民地无疑也为这一贸易作出巨大贡献。亚历山大之后的希腊化国家促进这一贸易达二百年之久。

　　对印度历史来说，最重要的是亚历山大在印度西北部废除当地的几个王国和共和国、造成政治真空地带方面所起的作用。旃陀罗笈多·孔雀迅速填补这一真空，建立了以他名字命名的帝国。亚历山大撤离三年后，也就是公元前322年，旃陀罗笈多还是一位野心勃勃的青年将领，他夺取了摩揭陀国难陀王朝的王位，建立了他自己的王朝。在以后几年里，他稳步地朝西北方向扩大自己的统治，直到他的帝国从恒河流域扩展到印度河流域，并包括这两条大河的三角洲地区。与此同时，他还组织了一支强大的军队和一个有效的政府来维持他的国土。因而连塞琉古作为亚历山大的继承人之一而当上中东的国王，并试图重新获得亚历山大的印度地区时，旃陀罗笈多毫不费力地击退了希腊军队。

　　一年后，也就是公元前304年，塞琉古被迫媾和，把印度地区让与孔雀皇帝，并将一位希腊公主嫁给他。作为回报，塞琉古得到500头象，他利用这些象，成功地击退了他在希腊化世界中的对手。塞琉古与孔雀皇帝之间的媾和标志着孔雀帝国已作为当时的一大强国立足于世。有一位名叫麦加斯梯尼的希腊使节曾在孔雀王朝的首都华氏城住过好几年，他的观察报告虽然现在只能以第二手的形式得到，却是些很有价值的资料。旃陀罗笈多的儿子频头沙罗（约公元前298-273年）似乎征服了德干，而他的孙子，著名的阿育王（公元前273-232年）则征服了羯陵伽，即印度东部。因而，在后者的统治下，孔雀帝国包括了除南端以外的整个印度半岛。

　　孔雀帝国的结构和履行的职责已在旃陀笈罗多的私人教师老底利耶所著的《Arthashastra》——《政治经济理论》一书中予以阐明。考底利耶是一位彻底的现实主义者，他献身于"成千上万的国王所拒绝接纳的财富之女神"。他的目的是要将"象不好的母牛那样不结果实"的荒原改变成一个"美好的国家"，他对美好的国家作了如下的解释：

　　在王国的中心区和边围地区拥有首府和省会……力量强大，足以压服部近地区的国王；没有一片片泥泞的、多岩石的、凹凸不平的荒芜的土地，也没有阴谋家、虎狼之徒、野兽和大片的旷野……拥有肥沃的土地、矿山、树林、成群的大象和牧场……用水不靠下雨……商品丰富多样；能够承担起供养庞大的军队和交纳繁多的赋税的重担；居住的农民都具有乐善好施、积极肯干的品质……这些就是一个美好的国家所应有的优点。

　　无论如何，这些优点在孔雀帝国可见到一些。养护很好的公路上，成群的商人、士兵、王室信使和行乞的托钵僧往来不绝，车辆众多，使正式的公路法成为必需。对东海岸羯陵伽的征服促进了贸易，一个海事部专门维护航道和港口。许多寺院的题词证实了向寺院捐款的商会和行会的富有和慷慨。首都华氏城被称为"花城"，以它的公园、公共建筑物、九哩多长的河边地和吸引国内外学生的教育制度而闻名于世。

　　所有这一切全靠"国王提取的六分之一"的收成来供养，不过，国王提取的收成实际上常提高到四分之一，留给农民的仅够维持生存。法律是严厉的，维持秩序的手段也是无情的。军队号称有70万人，配备9000头大象和10000辆战车。精干的密探无处不在，通过信使和信鸽将一连串的报告送交首都。严酷的刑罚在《Arthashastra》》【政治经济理论】一书中列有18种，常用作惩罚和逼供的手段。总而言之，这是一个高效率的、严厉的、官僚政治的社会，充分体现了考底利耶所说的名言："政治学是惩罚的科学。"

　　阿育王的统治表明，传统型的帝国统治发生了根本而独特的变化。他在通过特别残忍的战争征服羯陵伽王国之后，内心经历了一番变化，他在刻于岩石上的第十三条敕令中这样写道：

　　15万人作为俘虏被带走，十万人被杀死，许多倍于这个数字的人死去。……为诸神所爱的羯陵伽的征服者，现感到很懊悔，感到深深的悲伤和悔恨，因为征服一个以前未被征服过的民族，包含着屠杀、死亡和放逐。……即使那些躲过灾难的人也由于他们始终热爱的朋友、熟人、同伴和亲属所遭到的不幸而极度痛苦。因之，所有的人都承受着不幸，而这，使国王的心情十分沉重。

　　从此以后，阿育王致力于促进和实现佛陀的教义。他渴望有一个"安全、理智、所有人内心都很平静、温和"的未来。他仿效波斯的统治者，将自己的敕令刻在岩石、山洞和专门建造的柱子上。这些敕命与其说是正式法令，不如说是具有国家训诫的性质。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告诫人们发扬伟的美德——朴素、同情、相互宽容和尊重各类生命。阿育王与首先考虑国家利益的考底和耶不同，他更关心的是人民。所以，他兴办了许多并不给国家带来直接利益的公共事业——医院和国家公费治疗，大路两旁的果园和休息场所，分配施舍物给各个教派，派佛教传教团去外国。

　　阿育王并不象现在某些时候所宣称的，是印度的君士坦丁。他没有使佛教成为国教，也没有迫害其他教派。相反，他对婆罗门和耆那教也予以慷慨的捐助，并帮助各教各派的杰出人士。这不是宗教上的变革，而是一般态度的改变。他最强调的是宽容和非暴力主义，不仅因为这两者是道德上合乎需要的东西，而且因为它们会促进他那庞大且复杂的帝国的和谐。这在阿育王统治期间证明是很成功的，因为他在民众的欢呼声中统治了长达41年的时间。但是，在他去世后的半个世纪里，他的王朝被推翻，他的帝国被消灭。

　　这已成为到现代为止的印度历史的一个模式。印度与中国不同，在中国，是长期的帝国统一间隔以短暂的分裂；而在印度，则治恰相反——是短暂的统一和长期的分裂。这并不是说印度就没有统一。印度有统一，但这是文化的而不是政治的。印度文化强调的是忠于社会秩序而不是忠于国家，正如种姓等级制度的地位比任何政治制度都要高这一点所证明的。因而，在一个范围里增进了统一的文化又在另一范围里破坏了统一。

四、侵略者、商人和传教士


　　公元前2世纪初，随孔雀帝国溃灭而起的是长达500年的混乱和黑暗。不过，在这一时期中，可以看到一个经常起作用的因素，那就是印度与外部世界的相互影响日趋增长，并对政治、经济和文化诸领域产生多方面的影响。

　　最初是来自希腊人的影响，希腊人在印度被称为雅瓦纳人，在亚历山大之后的两个世纪里，仍是印度西北部的一支力量。如第七章第三节所述，希腊人发展了犍陀罗艺术，为印度铸币提供模型，而最重要的是，促进了印度与中东间的贸易。接着来的是取代希腊人，并在某些情况下进一步向南推进的一批批入侵者。被印度人称为帕拉瓦人的帕提亚人，最早发源于里海地区，他们先从塞琉西王朝手中夺取对伊朗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控制；然后，从约公元前140年起，一伙伙地渗入印度西北部，迫使希腊人北去，并最后占据了印度河下游地区。

　　继帕提亚人而来的是西徐亚人，即印度人所称的沙卡人。他们在月氏人的逼迫下离开中亚，于公元前130年前后，制服大夏的希腊人，然后翻越兴都库什山脉，进入旁遮普，最后在古吉拉特定居下来。在那里，他们与土著居民相混合，形成后来在印度历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马拉塔民族。

　　最后到来的是贵霜人。贵霜人原是月氏中的一支，他们成功地统一了月氏游牧民族；然后于公元前1世纪时，翻越兴都库什山脉，进入旁遮普。在后面一个世纪里，他们将自己的统治向南扩展，可能扩展到远至印度斯坦与德干之间的纳巴达河。在他们著名的统治者迦腻色迦（他的统治自约公元130至160年）的领导下，他们的帝国包括旁遮普、克什米尔、印度河流域、恒河上游地区、阿富汗和今中国突厥斯坦的部分地区。这一帝国跨越当时最热闹的几条商路，所以国内诸地区深受印度人、希腊化国家、波斯人的影响，并在较小程度上受到中国人的影响。贵霜铸币现已在斯堪的纳维亚、埃塞俄比亚、罗马各行省以及亚洲诸国家中被发掘出。这些铸币上都刻有希腊人、波斯人和印度人所倡奉的众神中某些神的名字和雕像。迦腻色迦既在他的铸币上雕出佛陀和波斯诸神，同时又毫无偏袒地保护耆那教和婆罗门教。同样，他既采用印度皇帝的称号maheraja（"伟大的国王"），又采用帕提亚人的称号，即梵文中的叫ajatiraja（"王中之王"），还同时采用中国人的称号，也就是梵文中的devaputra（"天子"）。

　　3世纪时，贵霜帝国渐渐衰微。其直接原因似乎是由于在波斯出现了强盛的萨珊王朝（公元226年）。萨珊王朝将自己的势力向东扩展到阿富汗，这就割断了贵霜人原在中亚的根据地与他们在印度诸行省之间的联系。3世纪末，贵霜帝国土崩瓦解，于是，在恒河流域与波斯边沿地区之间留下一个权力真空地带。这就为印度第二个伟大帝国笈多王朝的崛起扫清了道路，正象早先与此相似的真空状态曾是孔雀帝国的先导那样。

　　现在回顾起来，印度与外部世界在公元前200年至公元300年这500年间的前所未有的相互影响显然是很突出的。至少，希腊人、帕拉瓦人、萨卡人和贵霜人的帝国都既以印度为根据地，同样也以中亚或中东为根据地。它们都促进了沿着由印度北部向西到中东、向北到中亚和中国的路线而进行的有利可图的贸易。这也是一个使罗马商人来到印度南部和西部、使印度商人来到东南亚的对外贸易欣欣向荣的时期（见第七章第二节）。

　　在文化领域，印度佛教传教士也在这些世纪里将他们的教义传播到周围所有的国家。以乞讨为生的祭司们可以泰然地周游于彼此敌对或秩序混乱的诸民族中间，因为他们太穷了，不值得抢劫，而且，他们周身又为一种超自然的献身气氛所环绕。抢劫或伤害这种人的动机也是不存在的，因为唯一的报答只是有可能遭到来自上天的惩罚。因之，印度的佛教和婆罗门教传播到周围所有的国家，并在传播过程中，使一切文化获得大发展（见第七章第三节）。文化的交流决不只是单向的。来自北方的一批批入侵者随身带来了希腊、波斯和中亚的种种影响。公元1世纪时，一个新的宗教——基督教——由海路传入印度。据传说，圣多马于52年前后抵达印度西南部的马拉巴尔海岸，在那里他建立了许多教堂。然后从那里经陆路旅行到东海岸，不过到东海岸后，他的布道遭到强烈反对，并于68年在马德拉斯附近被人杀害。但是，他在马拉巴尔地区的工作结下了丰硕成果，那里有相当多的基督教团体一直存在至今无。

五、笈多古典时代


　　公元4世纪时，伟大的笈多时代——个前几个世纪中的入侵者被同化、各种文化潮流结下丰硕成果的时代——开始了。这是印度文明的古典时代，可与西方的早期帝国或奥古斯都时代相比。笈多帝国同孔雀帝国一样，以恒河流域的摩揭陀国为根据地。这一国家在孔雀帝国崩溃后设法维持了自己的独立，然后乘贵霜帝国溃灭，开始再一次将势力扩张到由贵需帝国溃灭所造成的权力真空地区。

　　笈多时代开始于约320年旃陀罗笈多一世登基之时，笈多帝国在他孙子旃陀罗笈多二世（375至415年在位）的统治下，臻于极盛。旃陀罗笈多二世极力扩张，直到将他的帝国从印度河扩展到孟加拉湾、从北部山区扩展到纳巴达河为止。这些疆界构成印度斯坦传统的边界线——这是值得强调的一点。在政治上，笈多帝国是一个北印度帝国，并未包括整个半岛。实际上，当时的南印度在许多方面是与世隔绝的，因为温迪亚山脉仍是将半岛一隔为二的有效屏障。南方诸民族操的是德拉维语，包括泰米尔语、泰卢固语和卡纳拉语，与北方人所操的印度雅利安语不同。另一方面，南方又接受印度教、佛教及其社会习俗，并将梵语作为其经文和学习的用语。这样，形成一个单独的文明，它不管诸民族根本不相同的种族和语言背景，也不管南方数国独立并存的局面，牢牢地将形形色色的民族结合在一起。

　　笈多帝国似乎享有过引人注目的繁荣，而这一繁荣由于旃陀罗笈多二世实行货币改革、采用标准的金币和银币而又得到进一步的促进。当时，无论半岛内的贸易还是对外贸易，其贸易量均达到新的高度。没多统治之际，安全的程度也有了提高，这在对外贸易贷款的利息率的降低这一点上反映出来：孔雀时期，贷款的利息率为240%；笈多时期，降为20％。当时，最重要的一个工业是纺织业。纺织品包括丝绸、平组细布、印花布、亚麻布、毛织物和棉布。这些东西由于国内外市场的需要而被大量生产。其他重要的行业有治金业、制陶业、雕刻业和宝石切割磨光业。

　　从中国佛教朝圣者的报告判断，笈多帝国的统治比孔雀帝国温和。法显曾在401至410年间在印度逗留，周游了一所所寺院；印度礼仪周到的服务和普遍的繁荣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发现，虽然王朝信奉印度教，但并不歧视佛教徒。乡村是-派安宁、繁荣的景象，不象在孔雀帝国统治时，受到警察和密探的骚扰。法显还注意到：

　　人民众多，都很幸福；他们无需登记自己的家庭成员，也不用侍候任何地方行政官或留心他们订下的规章制度；只有耕种王室土地的人需交纳（一部分）收益。如果他们想去，则去；如果他们想留，则留。国王的统治不依靠砍头或（其他）肉刑。罪犯只是被处以罚金，罚金的多少视罪行的轻重程度而定。即使遇上一各企图进行万恶的叛乱活动的人，也只是将他们的右手砍去。国王的警卫人员和随从都有薪水。……市场上没有肉店和卖酒的商人。

　　在语言学和文学方面，这是梵语获得成功的时代。从前婆罗门学者使用的颇为陈旧的语言——梵语，现又卷土重来，传播到政府和世俗文学中。诗歌和散文由于王室的慷慨资助而欣欣向荣。其中最杰出的是"印度的莎士比亚"迦梨陀婆的著作，他把古代传说和民间故事改编成戏剧和抒情诗。18世纪后期，他的七幕剧《沙恭达罗》被译成英语，从此以后，一直受到普遍的喝采，并被搬上外国舞台。将《摩呵婆罗多》和《罗摩衍那》这两部伟大的民族史诗编成定本，可能是笈多时代最大的文化成就。这两部史诗的早期改编本虽然在公元前的许多世纪以前就有了，但现在已完全失落。今天只能看到以笈多作家赋予的样式出现的编定本。这些编定本仍是印度文学的经典和印度传统的宝库。书中的男女主人公是人民生活中的一部分，书中大量的故事为世世代代作家所采用，书中的哲学诗《薄伽梵歌》成为印度教最重要的圣典。

　　在科学方面，笈多时代的成就也是很杰出的。与希腊人的交往使双方的思想发生有益的交流。公元476年生于华氏城的阿耶波多是天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他教导说，地球是一个球体，它围绕地轴自转；月食是地球的阴影落在月亮上所引起的；太阳年的长度为365．3586805天——这一计算的误差极小。另一位伟大的科学家彘田精通希腊科学，而且极有天赋，他实际上对所有各门自然科学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无疑，最伟大的贡献是提出了"0"的理论和作为演算基点的十进制。这-基点可以是任何数；印度人选取10大概是因为他们靠10个手指计数。有了十进制，需要的单数仅为0，1，2，…9。而古代希腊人则不同，对他们来说，888中的每一个8都是不同的。对罗马人来说，888就是DCCCLXXXVIII。若应用这些进位制，要进行乘、除法运算显然是很困难的。这些简单的印度数字被阿拉伯商人和学者传到西方，并被称为"阿拉伯数字"。尽管这些数字具有明显的优点，却长期受到藐视，被认为是异教徒的东西，而且太易伪造了，因为短短的一划可以把0变成6或者9。直到15世纪后期，印度阿拉伯数字才在西方流行，打开了现代数学和现代科学的大门。现在回顾起来，印度的这一贡献是很突出的，可与轮子、杠杆或字母表这些发明相媲美。

血色黎明

第十章　中国文明


　　可得到贤明的人时，政治就兴盛，得不到贤明的人时；政治就衰落。

孔子


　　与印度文明的不统一和间断相比，中国文明的特点是统一和连续。中国的发展情况与印度在雅利安人或穆斯林或英国人到来之后所发生的情况不同，没有明显的突然停顿。当然，曾有许多游牧部族侵入中国，甚至还取某些王朝而代之；但是，不是中国人被迫接受入侵者的语言、习俗或畜牧经济，相反，是入侵者自己总是被迅速、完全地中国化。

　　其原因在于中国较与世隔绝，它仅仅受到西北游牧民的侵略。中国无需与侵入印度的一批批具有较复杂的文化，因而能在不同程度上保持其种族和文化特点的民族打交道。中国人一开始都是蒙古种人，他们在向东扩张至太平洋、向南扩张到越南的过程中，同化了那些游收入侵者和较为原始的部落。因而，中国人在他们整个历史上享有同一种族和同一文化。在古典时期，这种同一性如我们将看到的，得到进一步加强，因为中国人统一了文字，它使操各种极为不同的方言的人能互相交往。而印度则不同，那里今天仍有14种"民族语言"；英语是其中的一种，用尼赫鲁的话来说，它在其他13种语言中起着"连结"的作用。

　　在中国，与文化同一性一样重要的是，各时期都存在着惊人的政治上的统一。这一点在相当大程度上可解释为：是由于中国文明，这个唯一在任何时候都未产生过祭司阶级的伟大文明，具有独特的现世主义。固然，皇帝也是祭士，他为了所有臣民的利益而向苍天献祭，但是，他履行的宗教职责比起他的统治职责来，始终居于次要地位。因而，存在于欧亚其他文明中的教士与俗人之间、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巨大分裂，在中国是不存在的。中国也没有与印度史诗相当的东西，因为印度史诗饱含玄学，其内容多与个人的灵魂得救有关。中国人的经典都强调人在社会中的生活，尤其是强调家庭成员之间、国王与臣属之间的关系。这种对现世的强烈偏好为政治组织和政治稳定提供了一个坚固的、根本的基础。而这一基础又由于中国人在这些世纪里实行一种独特的制度——在全国竞争性考试的基础上选任文官——而得到进一步加强。与这类似的情况在西方或其他任何地方过了二千年才出现。

　　以上所述的这些历史背景情况，可用来帮助说明本章所要阐述的中国文明和中国历史。

一、过渡时期


　　东周时期（公元前771－256年），王朝软弱无力，封建主相互混战不绝，表面上是个多事的时期（见第六章第四节）。不过，这也是一个社会经济发生根本变革，从而决定而且永久地决定中国发展进程的时期。变革的根本原因如同在印度那样，是由于铁得到采用。铁传入中国的时间很晚，直到公元前600年前后才大量出现。但是，到公元前5世纪和1世纪时，它已给中国社会和中国政府留下了自己的标记。

　　铁发生影响的方式是大家熟悉的。新的、更有效的铁制工具使农业有可能从原先的黄河发源地向南扩展到森林茂密的长江流域（相当于从印度的印度河流域扩展到恒河流域）。铁制工具还促进了流域地区大批的排水工程、为长距离施运大批商品而进行的运河开挖以及西北干旱地区的灌溉工程。

　　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生产率有了巨大增长，生产率增长又转过来促进贸易和工业，并最后使大部分经济商品化。货币在较早时候就已开始使用，通常以贝壳的形式出现。现在又出现了铜币，并日趋广泛地使用于各经济部门。在经济商品化的过程中，产生一个新的商人和匠人的阶级。他们自由且富裕，因而不再象过去那样依靠封建主；相反，他们组成新的货币贵族，并很快向封建主至高无上的地位提出了挑战。

　　随着经济商品化，土地成为可以自由买卖的一种财产。富有的商人获得了大笔地产，贵族们为了增加自己的收入，不再象过去那样向村社头领收取一定量的地租，而是派人直接向农民索取更多的地租。

　　伴随经济变革而来的是重大的政治变革，即封建分封制转变为中央集权制。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商品化为各封建国家的统治者提供了建立中央集权所必需的财政资源。当时还新开垦了不少土地，这些土地的管理不属于封建关系范围之内，所以地租都直接交入诸侯们的府库，这一点尤其增加了建立中央集权所必需的财源。除此之外，诸侯们还为了牟利，愈来愈对盐铁的生产和分配实行垄断。其结果是，诸俟们能够把从前分给贵族们的封地转变为由他们自己的中央政府派官员管理的行政单位。这一发展过程是很缓慢的，可是在其发生的地方，大大增进了统治者的财力和权力，并相应地削弱了首都的周王朝。实际上，秦统治者所以能成功地征服整个中国，一个基本原因就在于他们率先采取了上述这些措施，并因此而得益。我们将在本章第三节论述秦朝。

二、哲学家和经典


　　我们前面论述的混乱和改革深深地影响了中国思想象，迫使他们重新估价自己的传统，或将其抛弃，或使之适应过时期的需要。因而，东周时期是一个思想文化大变动、富有创造力的时期，它使人联想起希腊的理性主义哲学家和印度的怫陀以及其他宗教改革者在类似情况下所取得的成就。

　　由于中国文明具有注重现世的性质，所以中国杰出的思想家都倾向于首先当注重实际的政治家，对争取各国统治者接受他们的观点很感兴趣。他们在旅行和辩论的过程中，吸引信徒，逐渐形成各哲学学派。当时思想十分活跃，以致中国人把这一时期称为"诸子百家"时期。这里，我们将探讨存在过许多世纪、对中国文明的发展有重大影响的几家学派。

　　虽然这些学派的创立者往往是一些大胆的改革者，但他们几乎全都认为在遥远的过去有一个黄金时代，渴望能从这一黄金时代得到启发。这一倾向在大多数文明中都可见到。黄金时代不仅存在于中国作品中，也在《伊利亚特》、《埃涅阿斯纪》和《吠陀》中得到描述。但是，对过去的意识和崇拜在中国人中表现得特别强烈。因此，他们小心地保存和研究较早时期的著作，认为这些著作是处理私事和公众事务所必不可少的。

　　这些古代著作中最重要的是与儒教相联系的《五经》。按照通常论述它们的次序，第一部是《易经》，即占卜用书。这部书充满民间流传的预兆和占卜术。例如：

　　如果一只公羊冲撞树篱，而且回不来或进不去，那么，你要做的事将完全失败。

　　第二部是《书经》，即历史书。此书由周朝早期的历史文件和演说辞组成，不过其中有些材料据现在所知，是后人伪造的。第三部是《诗经》，即诗集，由约300首诗组成，其中大部分诗始于周朝初期。第四部是《礼经》，即仪礼书，由最广泛的哲学见解至最详细的日常生活行为准则汇编而成。最后一部是《春秋经》，是一部简短的编年体历史书，记载了公元前722年至481年间影响鲁国或在鲁国发生的诸重大事件。鲁国是孔子的祖国，这部编年史是孔于按照传统，依据较早的地方记录整理而成的。

　　从这些经典转向研究、利用它们的哲学导师，比较起来最为杰出的是孔子。他的影响极度深远且持久，所以过去2O00年间，中国人生活方式的特点可以公正地用一个词即"儒教"来表示。孔子（孔夫子的拉丁名字，即孔大师）于公元前551年出身于下等贵族的一个贫困家庭，他必须在这个世界上求得成功。而他当时面临的世界是没有希望的，到处是封建割据的混乱状态，无论在宗教还是世俗方面，都没有一个较高的权力可以赢得国民的忠诚。这种情形驱使孔子周游于诸朝廷之间，希望寻得一位统治者，能采纳他关于理想政治的见解。他确实得到过几个较小的职位，但他对实际政治的影响实在是微不足道的，所以，他转而教育年青人，希望他们能较有效地贯彻他的训导。

　　孔子终于发现自己的特长并加以发挥。他证明自己是一个具有罕见的热情和擅长教育的教师。他的教导和他个人的品格都记录在《论语》一书中，此书最古老的本子似乎成于他去世约一百年时。这书不是一部以殉难结尾的充满自我牺牲的史诗，但是它记录了一个人的迷人的个性——明智、仁慈、为其成年时的愚笨而苦恼；这些记录使人相信，他能够恢复平静，此外，他还具有一种可取的幽默感。

　　孔子的学说从根本上说是保守的。他不打算损害现存的社会秩序和社会关系，主张"君君、臣臣、父父、于子"。不过，在他坚持统治者有统治的权力的同时，他还坚持统治者应在正确的道德原则的基础上进行统治。他和柏拉图一样，要国王做贤者；认为，如果他们具有一个绅士的五条美德——诚实、正直、忠诚、恩惠和仁爱（也就是通人情），他们就能成为贤者。

　　孔子在迷信严重、恐惧超自然物的时代里，也是一个理性主义者。当时的人坚信梦在预言方面的重要性、种种占卜术以及死者的灵魂具有令人畏惧的力量。孔子虽然承认鬼神和上帝，但在其学说中基本上对它们持置之不理的态度。他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又说，"未知生，焉知死？"

　　孔子的学说在他生前并没有被普遍接受，更不用说贯彻了。但是它们最终流行了，并成为国家的正式教义。其一个原因在于，他的观点从根本上说是保守的，他接受现状，这自然受到上层统治者的欢迎。另一原因是，他强调道德原则，坚认道德原则是恰当地行使权力的先决条件。最后，孔子为在他去世两个半世纪后，随着帝国政府的建立而成为必不可少的官吏们提供了一门官场哲学。正如一位著名的儒家学者在提醒汉朝的缔造者时所说的，"你可以在马背上赢得天下，但不能在马背上治理天下。"

　　公元前2世纪，孔子学说被宣布为帝国的官方教义，其经典著作成为学者和政治家的主要研宪对象。直到20O0多年后，也就是1911年满族王朝覆灭为止，孔子学说一直在中国居统治地位。实际上，即使那时以后，孔子的影响也还继续存在，因为总司令蒋介石权力主张要献身于孔子学说，要运用孔学的原则来解决民国所存在的问题。直到现在，台湾的民族主义政权仍将孔子的生日作为国家节日——教师节来庆祝。

　　孔子学说之后，中国最有影响的哲学是道家学说。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两家学说正好相互补充，满足了中国人民在理智和感情上的需要。孔子学说强调的是礼仪、顺从和社会责任，而道家学说则强调个人的种种奇念怪想和顺从大自然的伟大模式。这一模式被解释为"道"，也就是"路"，所以道家学说的信徒现被称为道教徒。顺从道的关键在于抛弃志向，避开荣誉和责任，在沉思冥想中回归大自然。理想的臣民有粗大的骨胳、强壮的肌肉和空空如也的脑袋；而理想的统治者则是"清心寡欲地治理人民……填饱肚子。…无为而治。"

　　与孔子学说和道家学说完全不同的是法家学说。法家人物都是些注重实践的政治家，而不是哲学家；他们关心的是改革社会，以加强他们所奉事的诸侯的力量，使诸侯们能进行战争，用武力统一国家。他们认为贵族的存在已不合时宜，要用国家的军事力量予以清除；而人民群众则需被强迫从事生产劳动．他们把商人和学者看作是些可有可无或多余的人，因此不可宽容待之。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要由法律加以详细的规定，法律是专为促进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力量而制定的。指导统治者行为的不应是受儒家学者赞美的仁慈和公正这些传统的美德，而应是现实政治中的种种需求，不管这些需求的内容是什么。

　　法家的这些原则为秦统治者所采纳时，其效能显示了出来。秦统治者利用这些原则开始征服其他诸侯，建立第一个帝国。然后他们又用一惯无情的手段将严密的组织扩大到全国，不过，其结果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引起了一个反作用，使帝国在其创立者去世后没几年就被推翻。法家学说信誉扫地，而儒家学说则如前所述，被长期推崇为官方的教义。不过，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法家的一个胜利，因为要由政府来保护和支持一家官方教义，这正是法家的一个原则。诚然，胜利了的儒家学者从未掀起过官方正统思想守护者所特有的迫害异端的狂热；相反，他们满足于独占社会尊重和政府职位。这样，其他学派被渐渐淡忘了；道教因为吸收了民间流传的各种迷信和有关精灵、恶魔的传说，成为未受过教育的群众的宗教，虽然受到儒家文人学士的鄙视，但也得到了一定的宽容。

三、秦帝国


　　在中国长达数千年的历史上，有过三次大革命，它们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结构。第一次发生于公元前221年，它结束了领主封建制，创立了实行中央集权制的帝国；第二次发生于1911年，它结束了帝国，建立了民国；第三次在1949年，建立了共产党领导的政权。

　　策动第一次大革命的是秦国的领导人。秦地处中国西北部的渭河流域，这-地理位置本身有助于秦获得胜利，因为渭河流域大部分地区难攻易守。秦统治者可以进攻东面的其他国家而无后顾之忧。地处边远地区的位置也使秦军队由于经常要对蛮族作战而处于战备状态。事实上，秦人是最早用钢制武器取代青铜武器、用骑兵取代战车兵的中国人。秦胜利的另一重要因素是，公元前318年，秦占领了四川的产粮大平原；这大大地扩大了秦的地盘、增强了秦的力量，使秦与中国其他国家的关系有点如同早先马其顿与诸希腊城邦的关系那样。最后，秦统治者是些能干而又野心勃勃的现实主义者，率先应用法家学说，将所有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上。

　　凭借上述这些有利条件，秦统治者不断地扩大自己的属地，征服周围一个又一个国家。当时的人恐惧地称"秦为野兽"，把秦无情的扩张比做"蚕食"。到公元前221年，秦统治者成为全中国的主人，他采用了始皇帝的称号。始皇帝就是"第一个皇帝"。他的继承人将为"第二个皇帝"，这样一代一代传下去，"至千万世，传之无穷"。

　　新皇帝开始将早先在本国取得辉煌成功的法家学说应用到全中国。他废除了所有的封建国家和王国，将广阔的国土划分为若干行政区，每一行政区都配备一批由中央政府任命，并向中央政府负责的官员。他还解除了除他自己军队之外的所有士兵的武装；下令迁徙各国的旧贵族到首都，以便监视他们；把秦原来的卫戍部队派到全国各地。此外，新皇帝还通过绞一度量衡和货币来实行经济集中化。

　　从后来的历史看，中国最重要的改革之一是废弃了早先在请王国发展起来的写法众多的语言文字，而代之以全中国都能理解的统一文字。这种统一文字由于中国文字所具有的性质，证明是一种非常有效且持久的统一的粘合剂。这种文字不是以表示一个词的语音成分的若干注音符号为基础，而是由大量的书写符号即汉字所组戍，每一汉字表示一个物体或一个抽象概念。这种方法正同于西方的数字表示法。尽管西方人可以把"5"念成five、funf、cinque或cinq，但所有西方人都知道符号"5"的意思是什么。汉字这种表意文字的情况也是如此，它们有意义而无声音。它们和数字一样，可以表示既念，但每个读者念的时候却可以根据自己的方言发音。因之，秦朝这种新的统一文字（它经过数次修改后一直存在到现在〕是所有受过教育的中国人都能阅读并理解的，尽管他们所操的方言常常彼此听不懂。基于同一原因，这种文字也是外国人所能理解的，所以，受过教育的日本人、朝鲜人或越南人都能阅读汉文，但不会说一个汉字。这种文字对中国后来的民族统一，对中国文化对整个东亚的影响来说，其重要性是不难想象的。

　　从后来的历史看，当时的这些改革不管其理由多么充分，却侵害了许多既得利益集团，引起了激烈的反对。就文人学士而言，情况尤其如此，因为法家的学说和政策是他们最憎恶的。因此，始皇帝决定下令"焚书"，使文人学士丧失知识方面的靠山。于是，所有的经典都被付之一炬，只有那些有实用价值的书，如医学、农业和卜筮方面的书，给保存了下来。但是，"焚书"计划实际上失败了，因为那些文人学土不惜冒一切风险把书藏起来，或者在交出之前将它们整本地背下来。后来，秦王朝覆灭之后，传统文献中的大部分作品又由于先前藏下的书和老人们的回忆而恢复原状。不过，秦的迫害有效地阻抑了周时期所特有的百家争鸣的局面。中国思想上的黄金时代结束了。

　　知识方面的损失由于更有效地利用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所带来的显著经济效益而得到抵销。度量衡和货币的统一促进了经济发展。修筑的驰道网以首都为中心，向各方伸展到大部分边远地区。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些驰道，皇帝统一了中国两轮车的车轴长度——这一措施是必不可少的，因为车轮在松散的沙土上留下了很深的车辙，使每一辆车子要么循着现有的车辙走，要么以新的车轴来适应之。皇帝还利用国家的统一和力量将疆界向南扩展到现在的越南。在西北面，击退了游牧部落，为了防止他们卷土重来，还修筑了世界闻名的长城。长城西起内蒙古，东至大海，延袤1400哩。为了完成这一巨大工程，耗去了大量生命，以致2000多年后的今天，人们仍要谈起这一事实：有10O万人为修筑长城而死去，长城的每一块石头都值一条人命。正如文人学上诅咒皇帝"焚书"那样，老百姓都为筑长城的事咒骂皇帝。

　　正是这种普遍的憎恶，加上秦王朝缺乏能干的继承人，说明了民众奋起造反和公元前207年、也就是始皇帝去世才四年时秦王朝覆灭的原因。不过，秦的统治虽然如此短命，却给中国留下了深刻且持久的印记。中国已由分封制的国家改变为中央集权制的帝国，并一直存在到2O世纪。如果说中国的西方名宇（China）由秦（Ch'in）而来，那是恰当的。

四、汉帝国


　　秦始皇一举废除了分封制度，不过，继秦而起的汉皇帝更重实际且谨慎，他先略微恢复一点分封制，然后再将其削弱到微不足道的地步。在开头时，他将封地授予他的儿子们和近亲，不过这些封地的面积比从前周时期的封建国家的面积要小；而且，它们被散置在由国家官员直接治理的行政区之间。后来，公元前127年时，汉皇帝又下了一道法令，规定嫡长子只可继承封地的一半，余下的封地分给其他子弟。于是，封地不断缩小，其重要性也不断下降，仅仅成为大地产。秦始皇建立的帝国结构又渐渐恢复，只是没有原先的恐惧和压迫。因之，汉帝国繁荣了四个世纪，约相当于罗马帝国的统治时间。

　　汉帝国就其辽阔的领土来说，也和罗马帝国相似。在最初的60年间，汉统治者主要是集中全力恢复国家的力量和巩固王朝的统治。但是，到了"好战的皇帝"武帝（公元前141-87年）时期，帝国的疆界大大地向四面八方扩展。南面的部落地区被并吞，不过在帝国的这一部分地区开始由操汉语的人居支配地位之前，经过了长达好几个世纪的中国人移居该地区和当地诸民族被同化的过程。最大的扩张发生于西面，在西面，中国探险队穿过中亚，与印度西北部的贵霜帝国建立了联系，从而大大增加了取道丝绸之路的贸易量（见第七章第二节）。

　　游牧匈奴在骑兵方面占有很大的优势，因为他们拥有大量的取之不尽的马匹。事实上，中国人为了他们骑兵部队所需的马匹，也只好与游牧部落进行贸易交往。但是，中国人拥有一种起决定性作用的新式武器，那就是他们在封建战争后期发明的弩。弩上装有钩弓弦的机括，一板扳机，就射出矢来。比起普通的弓，弩的射程更远，穿透力更强。由于这种武器和大帝国可调度的种种资源，汉朝时期的中国疆域已开始初步呈现现在所具的规模。

　　不仅在领土范围上，而且在人口数量上，汉帝国也可与罗马帝国相比较。公元1年的人口调查（据说是比较准确的）表明，汉帝国有1220万户人家，总人口是5960万人。而奥古斯都（公元前27-公元14年）时期罗马帝国的人口据估计是，在欧洲有300O至5000万人，在亚洲要稍微少一些，在非洲有不到2000万人。

　　居汉帝国之首的是皇帝，他不仅被授予全部的世俗权力，而且还要对其臣民的实际的幸福和繁荣负责。对皇帝本人尊严的强调体现在他日常活动的各个方面——体现在他主持的朝廷或神殿的长时间的仪式中，体现在为每一种场合所规定穿的长袍上，体现在有大群的官吏、朝臣、太监和妃妾侍侯在他身边，有漂亮的马车供他去旅行，还有宏大的陵墓供人们日后用庄重的仪式去安放他的遗体。

　　居皇帝之下的是两名高级官吏，相当于现代的总理和首相。他们经常与皇帝接触，负责政府的实际工作。在他们之下的是九卿，分掌如下职责：宗教礼仪，宫殿警卫，照管御用车马，惩处罪犯，接受外国领导人的敬意和贡物，记录皇族、宗室的名籍，征收国家税收，管理帝国财政。

　　除中央政府之外，还有往下依次管理州、郡、县、乡的地方官僚机构。基层官吏分派到如下任务：征收捐税（包括谷物、纺织品或现金），捉拿罪犯，维护公路、运河和粮仓，提供驿马和一连串的驿站来维持帝国的邮政。

　　据说，公元1世纪时，官僚机构中共有官吏13万名，平均每400或500个居民仅摊到一名。与总人口相比，官吏的数目够小的；在中国整个历史上，这也很典型，可以解释为帝国政府所起的作用颇有限。中国有句谚语说，"治理国家犹如煮一条小鱼：不宜过分"。因而，在现代世界中被认为理所当然的那些为社会服务的职责，中国历代政府均不承担，上述九卿的职责可清楚地表明这一点。更确切地说，中国政府的主要作用在于征收捐税、保卫国家免遭外来进攻和巩固王朝不受内部颠覆。

　　官僚是个特权集团，但不是世袭的。汉时期，发明了一项独特的制度，就是通过全国竞争性考试来选拔文职人员。公元前124年，建立了一种帝国大学，招收的学生是专为政府部门培养的。学校不断扩大，到公元前1世纪下半叶，学生总数达3000人；在汉时代结束前，学生总数已达30000人。当考试这种形式后来获得充分发展时，考试分三种级别举行；通过任何一级的考试均可获得三种学位中的一种。这三种学位大致相当于西方大学中的学土、硕士和博士。原则上，所有的人都可参加考试，可实际上，由于投考者需经过长期的学习，只有那些富家子弟才具备资格。不过另一方面，村庄、氏族或行会的捐赠也常常使穷人的孩子得到求学的机会。

　　由于考试是以儒家经典为基础，所以帝国实际上是由儒家学者根据德家原则进行治理。每个官吏都被分派到自己家乡以外的地方去做官，以保证他不能利用自己的职位在当地发展家族势力。结果，形成一个行政制度，其效率和反应灵敏的程度远远超过现代以前的任何别的行政制度。实际上，文职人员的选拔视功绩而定，是中国帝国制度从秦始皇起一直持续到20世纪的一个主要因素。不过，考试制度还有另外一面。由于它是以只承认一家学说为基础，这就产生一种顽固的正统观念，并引起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傲慢，而这些东西正是若干世纪后中国随西方的入侵而败落的一个原因。

　　虽然中国跨入近代以后由于科学和工业的落后而受到极大损害，但在汉时期，中国的情况则完全不同。那时，中国在技术上与欧亚其余地区并肩而行；在许多领域还处于领先的地位，并一直维持到最近几个世纪。在汉时期的数百年间，中国最重要的发明有水力磨、可大大提高马的使用效率的马肩轭、铸铁技术、造纸术和陶器上釉术。破布制成的优质纸从约公元100年起就有了，并很快取代了书写用的笨重的木片和竹条。但是由于纸不象木片那样经久耐用，而且它早在印刷术发明之前很久就有了，所以不能不有悖常理地认为，某些书的散失应归咎于纸。虽然造纸术这一伟大发明对后世来说具有无可估价的重要性，但从保存中国文学作品的角度看，这一发明也许过早了。不过，最终使瓷器得以产生的陶器上釉术的发明是一个纯粹的福音。那些上釉陶器不仅达到艺术创作的水平，而且从讲究卫生出发也是一大进步；因为光滑的瓷器比从前使用的粗糙的陶器或木制器皿更易保持清洁。

　　汉时期在文学方面的卓越贡献主要表现在撰写历史上。历史著作是一个指望用过去的经验来指导现在的民族所欢迎的。中国的五部儒家经典（《诗》、《书》、《礼》、《易》、《春秋》）里包含有大量的各种史料。但是公元前1世纪时，出现了一部其内容比那时以前的任何一部著作都要全面、复杂得多的历史著作。

　　这部历史著作就是《史记》。《史记》是父子两代人合写的，不过通常认为原作者是儿子司马迁，因为他写了这部书的主要部分。司马迁作为朝廷的史官，有博览国家所藏图书和档案的权利。此外，他还广泛地周游了全国各地，周游期间，利用了各地藏书楼的资料。所以他撰写的这部史书与其说是一部有独创性的著作，不如说是一部所有他能接触到的史料的汇编。只是在撰述他所处时代的各种事件和人物时，他才表达个人的看法，写出有独到见解的历史。正如他谦虚地解释的，"我的叙述仅仅是使过去传下来的材料系统化。因而，不是创作，只是如实地表述"。

　　这种方法有明显的不足，尤其是使作品缺乏在早期历史学家如希罗多德的著作中常可见到的戏剧性和前后统一的风格。不过另一方面，它确也为后世收集和保存了取自当时的图书和档案的数量惊人的史料。《史记》总共约150万字，实际上是一部综合性的通史。它共有130章，包括编年史、清王朝年表、汉朝名人传记和有关礼仪、音乐、占星术、天文学、经济、外国风土人情等的各种论述。后来的中国史学家对司马迁都很推崇，照搬他的方法，所以，中国绵延几千年的编史工作留下了其他任何国家所望尘莫及的大量史料。

　　所有的中国史学家也都相信"天命"这一观念。他们认为皇帝只要具有公正、仁慈和真诚这些美德，就可以上帝代表的身份进行统治。当皇帝不再表现出这些美德，并施暴政于国家时，他就会被自动地剥夺天命；那时，反对他的叛乱就不是一种罪行，而是上帝借助反叛者给予他的惩罚。因之，中国史学家虽然常意识到促成王朝衰落的各种社会和经济的因素，但总认为这些因素与他们所相信的一个更为根本性的因素——统治者是否具有合格的道德品质——相比，处于次要地位。于是，中国的编史工作倾向于汇编各种原始资料而不是让史学家本人对各种问题提出自己的分析。而史书的组织结构则是建立在根据天命的作用所解释的诸朝代的盛衰兴亡这一基础上。

五、帝国的衰落


　　人们历来把中国历史解释成是一再重复的王朝循环史，这一传统的说法掩蔽了某些时期在循环表象背后发生的一些根本性变化。当然，诸王朝的兴亡确是呈循环式。凡是王朝的创立者总是一个有才干、有魄力的活动家，但是几代以后，在宫廷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其子孙后裔，很可能变得软弱无能、放荡不羁。虽然有时会出现一个强悍的统治者或一个能干、忠诚的大臣来设法阻挡这种堕落，但总的趋向是朝下坡路走，直到成功的起义推翻王朝，重新开始大家所熟悉的循环。

　　不过，比王朝循环更为根本的是所谓的经济管理的循环。这种循环是从每个重要王朝刚建立时所共有的安宁和繁荣开始的。社会安定的恢复导致人口的增加和生产规模的扩大，从而相应地使收入增多、国库充实。但是，个人野心、家族影响和制度的压力这三者的结合必然迟早会使皇帝们去承担过多的义务。他们将人力和财力分散到公路、运河、防御工事、宫殿、宫廷铺张和边疆战争上。因而，每个王朝在它建立约100年后都开始面临财政上的种种困难。

　　为了弥补亏空，政府提高赋税，赋税大部分沉重地压在中国社会的主要成分自耕农头上。每个朝代开始时，自耕农总是占农民的大多数。但是，随着赋税的增加，他们愈来愈被迫将自己的小块土地让与大地主，而自己则沦为佃农。地主凭借与他们的财产相当的政治影响，只交纳微不足道的税，所以他们占有的土地愈多，政府的岁入愈下降，落在数目日趋减少的自耕农头上的赋税愈增加。这样，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赋税增加，岁入下降，公路和沟渠的整修被忽视，生产率下降，最后是饥荒、盗匪活动和全面的农民起义。在这同时，边防可能也被忽略，招致游牧部落越境前来劫掠。常常正是这种内乱和外侵的结合，使摇摇欲坠的王朝溃灭，为新的开端扫清道路。

　　这实质上是汉朝初期的模式。"好战的皇帝"武帝（公元前141-87年）赢得了一系列重大胜利，把中国的疆界远远地扩展到中亚。但是在这过程中，使帝国的资源耗粮过度。为了应付危机，他采取了种种措施，包括货币贬值、出卖官爵和重建国家对盐、铁、酒的垄断经营。虽然在他统治期间，他仍能设法对付支出，但他的后继者们由于纳税自耕农的数目下降而更深地陷入困境之中。大规模的起义爆发了，甚至在朝廷，各种预兆也被解释成是上帝的警告，说王朝的末日快到了。

　　实际上，王朝只是被王莽暂时地篡位（公元9-25年）。王莽原是很有权势的大臣，已控制朝廷约30年。他大胆处理根本的经济问题，下令将私有大地产收归国有，重新分配给纳税的农民。这一改革和其他一些改革使富裕家族疏远了他，他们激烈地反对这位篡位者。在这同时，黄河下游的灾变使数百万人无家可归，驱使破产的农民加入盗匪和叛乱活动。游牧部落也趁机利用这种混乱局面入侵中国，洗劫首都，并于公元23年在首都杀死王莽。继承王莽王位的是前汉朝皇帝的一位远亲。

　　后汉（公元25－222年）的历史基本上与前汉相同。在前、后汉交替之间的长期战争中，许多旧贵族和大地主被消灭。因此。在王朝复兴后的开始阶段，税收是足够的。但是，纳税农民又开始被压榨，于是，向下的螺旋运动又一次开始了。184年，中国东部和四川爆发大起义，直到215年才被镇压下去。王朝经过这次打击再也恢复不过来了。

　　当时的形势与罗马最后阶段的情况颇为相象。自耕农的大批死亡也毁坏了原先的农民应征军，使其为职业军队所取代。职业军首先忠于的是他们的将领，因而将领们可以对中央政府置之不理。大地主们也公然蔑视政府，他们逃税，并用种种合法和非法的手段来扩大自己的地产。无依无靠的农民们为了躲避蛮族入侵者或政府税吏，只好沦为地主们的实际上的农奴，以求得经济和人身的保障。大的家族把庄园改变为要塞，实际上在各自所在地接管了政府的统治。他们的庄园基本上自给自足，所以贸易相应地衰落，城市相应地缩小。公元222年，汉朝在纷乱的农民起义、军阀政变和游牧部落的侵袭中退出历史舞台。中国进入长期分裂和混乱的局面，正和西方罗马帝国崩溃后的情况相似。

血色黎明

第十一章　古典文明的终结


　　总而言之，侵略给盛极之后停滞不前、似乎注定消亡的文化以致命的打击。这使我们联想起当今世界残酷的轰炸，它摧毁了摇摇欲坠的古老建筑，正因如此，我们才有可能重新建起更为现代化的城市。

罗伯特·洛佩斯


　　古典时期，伟大的希腊、罗马、印度和中国文明，在欧亚核心区后统治地位。然而，边远地区的游牧民，最终践踏了这些文明，从而根本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在这些帝国貌似坚固的外衣下，潜伏着必将导致衰微和最终崩溃的祸根。技术停滞不前，生产力受阻，使古典文明在3至6世纪遭到蛮族的猛烈冲击。

　　游牧民的入侵所造成的影响因地而异。中国北部和印度北部虽遭蹂躏，但仍保持了各自独特的文明；中国南方和印度南方，因与游牧民族相距遥远而幸免于难；拜占廷和波斯帝国势力强大，足以击退侵略者；而西方却长期屡遭日耳曼人、匈奴人、穆斯林、马札尔人和维金人的侵略，因此，其旧秩序遭到破坏的程度，比欧亚大陆其他地区远为严重。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这种破坏，成为西方在近代走在世界前列的基本原因。因为在旧文明的废墟中，能产生出一种崭新的文明，一种更能适应变化中的世界的需求的文明。本章将叙述古典文明的意义及其衰落，阐明西方开始走向世界统治地位的情况和原因。

一、古典文明的历史意义


　　明确地说，古典文明同上古文明一样，都是建立在阶级分化的基础上。归根到底，它们都依赖于农民群众的劳动，正是农民群众的劳动，提供了维持统治者生存的剩余产品。

　　欧亚大陆各文明地区，尽管在细节上彼此不同，但总的社会结构还是相似的。社会的顶层是统治一切的国王和皇帝。下一层是贵族和高级官吏——古罗马的元老院议员、伊朗的武士贵族、印度的王子和中国的诸侯和大臣；另一特权阶层是祭司集团，如：印度的婆罗门、伊朗的祅教增、基督教教士以及儒家世俗文人。再下一层是遍及各地、从事制造业、采矿业、批发零售贸易、交通运输及施放高利贷的贸易者和商人。而在这座金字塔的最底层，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业劳动者和手工业者，他们中间有些是自由民，其余都是农奴或奴隶，两者间的比例随地区和时代的不同而变化。

　　在这一般模式中，希腊最初是个例外，它由各小城邦组成，没有通过选举产生的地方行政官和以市民大会及议会为基础的政府。希罗多德把这些共和制城邦和同时代的波斯帝国作了鲜明的对照，后者由专制君主统治，下设地方总督管辖各行省。然而，希腊的这一例外是短暂的。的确，泽尔士未能征服希腊，亚历山大却征服了波斯。但这并不意味着希腊城邦的胜利，因为亚历山大及其继承者采用了波斯专制统治的方式、方法和制度。同样，在罗马，专制君主取代了共和派，他们通过希腊化王国，以波斯和埃及为模式，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帝国官僚机构。君士坦丁时期，罗马帝国与其说象伯里克利的雅典或西塞罗的罗马，不如说更象波斯帝国。

　　与社会阶层的形成密切相关的是经济差别的形成。贫富悬殊比比皆是。特权阶级穷奢极侈，城乡广大劳动者则贫困悲惨。下面这段话，选自公元1世纪中国汉代的一篇散文，它是当时古典文明国家中广大农民贫困处境的典型而又真实的写照：

　　赌客偶然遇见一位正在除草的农夫，只见他头戴草帽，手拿一把锄头，脸膛黑黝黝的，手脚布满了老茧，皮肤粗糙如树皮，双脚笨拙象熊掌，蹲在田里，汗水淋淋滴在泥土上。赌客便对他说："炎暑盛夏，你却在耕田种地，瞧你背后满身汗碱。你双腿象烧焦的树桩，皮肤犹如皮革，就是鞋锥也戳不进；你步履蹒跚，腿脚畸形且疼痛。说你是树木吧，你的身体和四肢却能动，说你是禽兽吧，你分明生就一张人脸。生来如此卑贱，真是命苦啊！"

　　我们不妨将人民大众这种艰难贫困的生活，与下文中所描写的富人的优裕生活作一番比较，此文根据汉代一份资料改编而成：

　　富贵人家住着高楼，房屋梁椽交错，梁椽经过精雕细刻，外表装饰富丽堂皇。……内室寝床选用头等木材精制而成；华美绣幅悬挂窗前；片片屏风相互交搭，以保幽静。质地优良的绫罗绸缎大批充斥富人家庭。……显贵阶层身着上等狐裘、鼠裘和野鸭绒羽衣。……宴筵中常有一道道烧肉、鱼片、小羊肉、鹌鹑、柑桔以及泡菜等各类美味佳肴。……

　　自然，那些富贵人家还需要适当的交通工具，来往于长安城（汉朝首都）的各条街道。只见街上停放着一排排马车，银闪闪、金灿灿，配有各类器具。马匹收拾得整洁干净，蹄上钉着蹄铁，身上备有马鞍，悬挂着珠宝，并由镀金或上漆的嚼子以及金色或镶嵌的缰绳予以控制。……除这些奢侈品外，还应记住饲养马匹所需的相当大的费用：一匹马所吃的谷物，相当于一个普通人家六口人的口粮。

　　富人们还有许多娱乐：他们常以观看动物、斗虎和异国伎人的表演自娱。演奏不再限于民间节日这样的特殊场合，乐曲和舞蹈也比过去更加精彩。富人家这时还拥有配备铃鼓的五人乐队和家庭歌唱队。……

　　在各文明中，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水准，必然意味着两种迥然不同的文化。随着古代文明的到来，乡村的低俗文化和城市的学校、庙宇及宫廷的高雅文化，取代了新石器时代的同一的文化（见第六章第一节）。古典文明时期，文化上的分歧仍在继续，这时，欧亚大陆所有高雅文化的核心是那些"圣书"——伊朗《亚吠陀》经解合刊、印度的《吠陀》、佛经、中国的诸子经典，以及基督教的《旧约·新约全书》。由于这些经文是知识的基础，因此它们统治着教育，而这种教育往往带有死记硬背和一味墨守成规的特点。中国的考试、印度的辩论、希伯来人和基督教的师生对话，都是用来测验学生对某一指定的知识体系的掌握程度。

　　这些圣书还用来向人们灌输忠诚和服从的思想。任何拒绝接受官府训令，或反对社会制度的行为，都被认为是不恕之罪，今生来世均将受到惩罚。在所有高雅文化中，"地狱"占据着极为突出的地位，是那些敢于反对世俗或宗教首领的人们的永久集中营。一般说来，来世受惩罚的威胁极其有效地维持着社会现状。不过，各地农民的戏谑话表明，并非所有的人都是盲目的信徒。印度北方就流行着这么一句俗语："世上三个吸血鬼：跳蚤、臭虫、婆罗门。"

　　古典文明的低俗文化，和古代文明的文化基本相同；与农田、作坊及家庭的日常工作有关的经验知识，大体上还是一样。为平息或控制可怕的超自然力量，各处都有相似的仪式、典礼和迷信活动，而这些东西与高雅文化所信奉的正式的宗教信仰没什么关系。例如：印度农民对破义拟中富有哲理的玄虚阐述一无所知，但都知道残忍的妖怪、食生肉的吸血鬼和夜间出没人世、嘴里喷火、吞噬死尸腐肉的魔鬼。同样，有位研究中国宗教的学者这样评论道：

　　……中国人的宗教生活不应分成儒、佛、道三家，更确切地说，应当分成两个等级。即：普通百姓为一个等级，学者为一个等级。

　　普通百姓崇拜古代的、佛教的、道教的及其他来源的诸神和自然物。……学者们却只信奉上帝和祖宗，有时也敬奉孔子、佛陀、老子和几位伟大的历史人物，但从不信奉其他神灵。……普通百姓相信占星术、历书、释梦、泥土占卜、巫术、骨相学、手相术、招魂术、各式算命、符咒、魔术以及各种迷信；学者们很少相信这些玩艺。普通百姓经常出入各类庙宇和神殿；学者们则回避这些地方，只光顾圣堂、孔庙和词堂，有时也去历史伟人的庙地。无知的人认为宗教仪式是神秘的；学者们认为纯属形式而已。无知的人多是宿命论者，认为祸福均由神灵直接支配；学者们却不相信命运。……无知的人们敬神，主要是为了求神赐福，尤其是为了求神保佑他们的子女平安，保佑他们生活富裕，长命百岁；学者们的崇拜，并不企求神灵恩赐，只是为了表示敬意。

　　除这一共同的阶级基础外，诸古典文明还都具有一种持久性和永恒性。尽管这些文明相互作用，反映了欧亚大陆新的普遍性影响，但实际上，这几个世纪中，它们依旧保持了各自的特征，从未有过一种文明统治另一种文明，或一种文明将其特征永远强加于另一种文明的情况。事实证明，希腊文化对中东的影响是短暂的，佛教在中国也未能取代儒教，相反，在其传播过程中却被汉化了。

　　造成地区独立性的原因是，近代之前，以农业为基础的文明缺乏技术和经济资源，无法将其控制扩大到外部地区。近代科学和工业革命到来之前，地区间的霸权是行不通的；科学和工业革命赋予西方不仅控制欧亚大陆，而且控制全球的能力和动力。由于欧亚大陆各文明地区农业基础相同，因此，谁也没有占绝对优势的能力和组织来战胜各地所形成的地区自尊心和自我意识。看看中国佛教高僧玄奘的情况，便知这一点是何等强烈。玄奘在629年到645年的十几年中，参观了印度许多佛寺，然后，他决定回国。

　　那烂陀（佛寺）的僧侣们听说他要走，都恳求他留下，说道："印度是佛陀降生之地，佛虽离开尘世，但却留下许多遗迹。我们依次朝觐，崇拜他，赞美他，有什么比这更令人幸福的呢？你既千里迢迢而来，又为何要走呢？况且，中国是个…微不足道的蛮族的国家；他们鄙视宗教和（佛教）信仰，这就是佛陀为何不降生那里的原因。那里的人们思想狭隘，秉性极为粗暴，圣贤之人都不去；那里的气候寒冷，国土崎岖，你应三思。"

　　法师（中国僧人）答道："佛祖既然创立了教义，就应传播于天下，岂能独自享有，而忘却那些无知的人呢？此外，在我的国家里，法官享有尊严，法律处处受到尊重；君主贤明，臣民忠诚；父母慈爱，子女孝顺；人道和正义被推崇备至，年高望重之人受到尊敬；而且他们知识渊博，其智慧不亚于神明；他们以天堂为楷模，知道如何计算天体七星的运动；他们发明了各种器具，确定了一年四季……你们怎能说佛祖未去我的国家，是因为它无足轻重呢？"

　　这件事清楚地说明各古典文明保持到近代的原因。只是由于西方的分裂扩张主义，古典时期的哲学、宗教和社会制度才开始在欧亚大陆各地区衰退。即便如此，这些宗教、哲学和社会制度今天仍富有极大的生命力，罗马法律和罗马天主教会在西方、印度教及种娃制度在印度延续不断的生命力，恰好说明了这一点。

二、衰落的根源


　　诸古典文明之所以能保持其同一性，是因为它们都是农业文明。或换句话说，几千年来，它们始终处于生产技术停滞不前的状态之中。约翰·梅纳特·凯因斯察觉并着重强调了这一停滞状态：

　　史前至近代初期，使本上缺乏重要发明的情况是很引人注目的。近代史开始时，世界拥有的每一项重大成就，已为历史发端期的人们所知晓。……史前一定有某个时期……与我们今天所生活的时代一样，技术进步，发明众多。而人类进入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较长一段时期内，这种盛况却不复存在。

　　凯因斯这一论点是完全有道理的。事实上，文明之前的新石器时代，技术已明显成熟。正是在这一时代，人们发明了带轮子的车，帆船和犁，发现了冶金化学工艺，计算出准确的阳历，学会了怎样使用畜力和利用风力。城市革命后，这一急速发展随即受阻。以后几千年中，只有三大发明具有重大意义，能与早期的发明相媲美，它们是：铁、字母和铸币。意味深长的是，这三者都不是发明于尼罗河流域，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这些古老的文明中心，而是发明于束缚较少的边缘地区，即：高加索山脉的边沿地区和爱琴海沿岸的商业城市。

　　除这三大发明外，这一时期的进步都以早期发现为基础，只不过是进一步提高原有技术，或扩大其应用范围而已。尽管这些不大的改进能产生极大的效益，但在许多情况下仍被人们所忽略。例如：上古时期用于套牛的挽具，当时被用来套马，这样，马在拉重物时容易窒息，结果至少浪费了马匹三分之二的力气。直到中世纪，一种合理、实用的挽具才被发明。在此之前，马匹仅用于运载较轻的货物，而沉重的货物则靠人拖运。在描绘建造金字塔和塔庙的古代雕刻品中，成千上万的人搬运石头的场最便可证明这一点。再如，公元前1世纪，在小亚细亚和中国出现了水磨。这一发明对长时间从事碾米劳动的妇女和奴隶来说，可能是一个大大节省劳力的装置。可是，直到4世纪，罗马才建造水磨，即使那时，也较为罕见。

　　意味深长的是，唯有战争提供的动力，能稍微抵消这一普遍存在的技术上的萧条状态。希腊人发明了精巧的带有棘轮装置的石弩，靠滑车驱动的轮式攻城车合，以及所谓的"希腊火"（公元8世纪），即一种能有效地烧毁敌船和攻城机械的汽油燃烧剂。但这些发明显然不能创造财富，不能解决文明古代的基本经济问题。

　　既然新发明没有提高劳动生产率，那么，只有靠开垦荒地，或靠征服和剥削增加财富。但未开垦的土地毕竟有限；富饶辽阔的地中海盆地，由于日益严重的大面积土壤侵蚀，已不再是主要的产粮地。同样，帝国也不可能无限扩大，因为有些严格的界限，凭借他们的军事技术水平是无法突破的。于是，当军事和官僚机构急速发展，给生产力造成过大压力时，必然会出现报酬递减的情况。如上所述，当时开始了恶性循环，尤其在汉王朝和罗马帝国衰亡之际，这种情况更有证可查。捐税提高，贫困增加，激起了城乡的暴动，从而招致蛮族入侵。最终，不是内部起义成功，就是外来侵略得逞，或两者兼备。因而形成了近代史前帝国历史周而复始的性质。一位历史学家分析了罗马帝国衰落的原因，最后着重强调了它的技术落后。他说：

　　不应忘记，罗马帝国技术上比中世纪更为落后。农业上，它通常采用一种耕种和休闲交替的双田制，潜在的最肥沃的土地很少得到利用。这时，马轭还没有发明，只得用牛耕地推车；水磨虽已出现，但似乎为数很少，一般用手推磨，靠牲畜和人力碾磨谷物。然而，技术如此落后的农业，却要担负起一个比中世纪任何国家都要庞大得多的野心勃勃的上层建筑。中世纪，没有一个王国家罗马帝国那样，既要供养一支专业常备军和拿薪水的官僚阶层，又要负担土地贵族和教会的开支。

　　历史清楚地表明，只有发展技术，为帝国大厦提供必要的经济基础，才能打破这种恶性循环。但技术已濒于崩溃，其根本原因是，各地统治集团只知道剥削现有的财富，不知道开发新的生产力，创造更多的财富。就建造金字塔、塔庙、天主教堂和宫殿所消耗的大批人力、物力而言，显然可见，统治者从农民身上榨取了大量的剩余价值。但是，技术革命除需有力的组织和高压统治外，还需要某种更为重要的东西，而所有农业文明都未能得到这一重要的东西，这就是它们之所以停留在农业阶段的原因。

　　奴隶制的普遍存在，是造成技术停滞不前的原因之一。使用奴隶从事劳动，一般比设计、制造新机器简单，成本也更低廉，因此，那时发明家制造某些新装置，通常不是为了节省劳力，而是为了娱乐，或为了便利宗教仪式。公元1世纪，希罗用他掌握的有关蒸汽动力的知识，建造了一种能打开圣堂大门的装置。同一世纪，罗马皇帝韦斯巴芗禁止使用一种廉价的可竖石柱的机械，并说：'为百姓们提供食物吧！"尽管盛情可嘉，但实际上，正是这种观点使古典时期帝国的城市变成了乡村的寄生虫，而不是产业中心。

　　另外，奴隶制对劳动持否定态度，也阻止了技术的发展。劳动既然是奴隶的事情，自由民便以此为辱。即使在奴隶制不很盛行的文明地区，这种轻视劳动的观念依然存在。在中国，人们热中于蓄长指甲就是例证。社会阶层等级分明，自然导致上层阶级轻视劳动，鄙视劳动者，而奴隶制只不过进一步加强了这种观念。正如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中所述的那样："在治理得最好的城邦中……市民们既不从事手工业，也不经商，因为这种生活缺乏高贵的色彩，与美好的名声背道而驰。"公元65年，罗马哲学家塞内加在给卢齐利乌斯的一封信中，对体力劳动表示了同样的轻蔑，认为，体力劳动者应当"俯首垂目，毕恭毕敬"，他写道：

　　众所周知，有些东西仅仅出现在我们的记忆中。如玻璃窗的使用，它能让克发的阳光透过一块透明的玻璃照进房间；浴池下层结构及其嵌在墙上的管道，能发出热量，便池内上下水温相等。……还有速记，它能记下最快的演讲，手舌并驾齐驱。但所有这些都是最卑贱的奴隶发明的。哲学则处于更高的地位，她并不训练人的手，而是精神的导师。……是的，我说，她决不是一个仅仅为生产日常必需品而制造工具的工区。

　　正是这种哲学家与工匠相分离，阻止了欧亚大陆诸文明的技术发展，也正是哲学家的有条理的思维与工匠的实践经验及传统知识这两者间的相互影响，使得西方在近代完成了伟大的科学和工业革命，从而为人类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但由于明显的社会分裂，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观念，这种相互影响在诸古典文明中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高雅的知识分子没有兴趣，下层工匠缺乏动力。

　　这种技术上的停滞状态，说明了近代以前几千年中，欧亚大陆帝国历史周而复始的原因。各帝国的兴亡，情势基本相同。没有一个帝国能加以突破，以达到一个新的发展水平。因而，由此形成的反复循环与充满活力的现代化工业社会通然不同。W·W·罗斯托在以下商段话中描写了在英国以工业革命开始划时代的、开拓性的"起飞"以前农业文明所具有的共同特征：

　　……技术上的种种限制规定了农业文明无法突破的最高限度。这些文明并不缺乏发明、革新和某些较高的生产率，但它们对所处的自然环境，确实缺乏系统的理解；这种环境能使发明成为多少有点规律的发展趋势，而不是对过去遗留的特别成就的继承。……

　　由于生产率的这一最高限度，仅食物生产就占去了75%，甚至75％以上的劳动力，而收入除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消费外，绝大部分用于非生产性或低生产性开支，如：建造宗教或其它性质的纪念碑，从事战争，以及维持那些地租支配者的奢侈生活。至于穷苦百姓，或为了土地你争我夺，或把偶尔剩余的一点收入挥霍在铺张的婚礼和葬礼上。当时的社会准则与人们易得到且能领悟的有限的见识相适应，社会结构则趋于等级化。…

三、蛮族的入侵


　　3至6世纪是欧亚大陆普遍遭受人侵的时期，这时的入侵不亚于公元前二千纪使用青铜和铁武器的入侵。正如公元前二千纪的入侵完成了古代文明到古典文明的过渡一样，3至6世纪的入侵结束了古典文明，预告了中世纪文明的到来。

　　游牧民迁移方向一般是自东向西，因为欧亚大草原的地理坡度使大草原西部水源较充足、土地更肥沃，吸引着东方的游牧民（见第六章第二节）。主要的入侵路线都起自北京附近，沿着横贯欧亚大陆中部的草原走廊，止于中欧匈牙利平原。这也就是为何如此众多的游牧民族抵达今匈牙利后，不再四处迁移的原因。他们以匈牙利为基地，袭击周围各欧洲国家。

　　游牧民族同周围文明中心的互相影响日益增进，是导致入侵的基本原因。在许多文明中心，游牧民被当作奴隶或雇佣军使用，而这一点常常是帝国京都内的军事政变，或蛮族雇佣军的部落同胞入侵的起因。游牧民族逐渐定居于帝国边境邻近地区，是导致入侵的另一因素。游牧生活向农业生活的转变，通常使人口增加，经济、军事力量增长；这种经济、军事力量，当帝国的弱点为入侵提供获胜希望时，总是被采用。侵略还常常是一个冲击力所产生的连锁反应的最终结果。中国长城前的失败，或蒙古富有侵略性的部落联盟的形成管往往使游牧民这支具有平缓的冲击力的队伍向西编斜，最终形成了渡过奥克苏斯河、多瑙河或莱茵河的蛮族入侵。

　　由于侵略范围遍及欧亚大陆，所以遭受侵略的民族非常多。中国汉朝、印度笈多王朝和伊朗萨珊王朝都遭到了突厥人和蒙古人的猛袭；突厥人和蒙古人通常又称为匈奴人。罗马帝国因地处这条入侵线路的西端，时常遭受沿线各民族及周围蛮族的进攻。这些侵略者包括日耳曼部落、伊朗人、波罗的-斯拉夫人、维金人以及突厥人和蒙古人。

　　侵略所造成的后果如同入侵者成份，多种多样。在中国，公元222年，汉王朝最终被突厥-蒙古入侵者所打败分裂成三个王国：长江以北的魏国、南部的吴国、西部的蜀国。相争几十年后，魏国击败了它的对手，于265年建立了一个新王朝——晋朝。晋朝统一了整个中国。316年，一批新入侵者占领中国北半部，晋王室南逃，抵达南京，由此统治长江流域及汉族人居住的南部地区。从此，中国出现了两部分割的局面，直到589年，隋朝重新统一中国。

　　中国史学家称这几个世纪为"乱世"。南半部由中国皇帝相继统治；北半部则由各突厥-蒙古征服者管辖。中国人视南方皇帝为汉朝的合法继承者，而否认北方统治者的帝王称号。实际上，这几个世纪中，南北两部都支离破碎，只是北方由于长期连遭蛮族侵略，受到的破坏最为惨重。"在蛮族的冲击下"，一位权威人士说："不难想象，牧畜经济可能代替中国北方的农业经济，阿尔泰语可能取代汉语。"

　　我们将看到，与中国情况相似的西罗马帝国，确实经历了这一根本变化。不过中国北方却没有发生这种变化，主要因为这里的中国人数量上远远超过蛮族侵略者。当时的北方乃是中国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即使游牧民大批涌进，也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其实，在这几个动乱的世纪里，为逃避蛮族的劫掠，许多中国人由北方移居南方。因此，不但北方仍是中国的北方，而且南方也已中国化了。这样，589年，当隋朝重新统一全国时，中国又恢复了正常的历史进程，即同汉代一样独特的中国式的历史进程。

　　至于印度，遭受侵略的时间要晚得多：中国陷于"乱世"之际，笈多王朝正处在鼎盛时期。然后，5世纪，东支匈奴人，即所谓的"白匈奴"，渡过奥克苏斯河，向南推进，到达印度；西支匈奴人则越过俄罗斯平原，挺进欧洲。在匈奴人的猛烈进攻下，笈多王朝于6世纪前半叶崩溃。有关后半个世纪的情况，现在知道得很少。但可以推测，或许发生过许多战争，或许进一步遭受侵略。

　　7世纪前半叶，封建领主局利沙兼用外交、军事手段，成功地统一了印度北方大部分地区，从而暂时揭开了印度历史上这层模糊不清的面纱。但曷利沙帝国组织松散，由一些独立强大的藩王组成；他们之所以承认曷利沙的宗主权，与其说是对帝国权力的归顺，倒不如说是对他个人的尊敬。因此，曷利沙经过41年英明统治，于647年去世后，其摇摇欲坠的帝国也随之土崩瓦解，印度历史再次蒙上一层模糊不清的面纱，直到13世纪穆斯林突厥人出现，并逐步强行统治了印度大部分地区。

　　这几个世纪的特征是侵略和分裂一再发生。象孔雀王朝或笈多王朝那样拥有庞大官僚机构的帝国没再出现，只有过一些以个别人物所作所为为基础的昙花一现的氏族霸权或王国。另外，大规模迁入印度的移民，其人数之多足以组成新的文化和社会集团。其中最突出的是拉杰鲁特人，这是一个勇敢坚强的民族，印度西北部的拉杰布达纳区即以其名称命名。拉杰普特人属军事贵族，不久被吸收成为印度刹帝利种姓，即武士贵族。他们为信仰印度教而感到莫大的自豪，曾一度统治了印度北部和中部地区。实际上，直到19世纪，甚至可以说直到今天，他们仍是一个杰出的民族。

　　拉杰普特人的经历意义重大，有助于说明尽管印度经受了漫长的几个世纪的动乱和侵略，却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的原因。侵略者被盛行的种姓制度所同化，更确切地说，是他们适应了印度的文明，而不是相反的情况。因此，同中国一样，印度在经历了动乱时期之后，又出现在历史进程中，她在古典时期形成的文明虽有轻微的变动，却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四、日耳曼人和匈奴人在西方


　　然而，欧洲的情形恰恰相反，这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而不是轻微的变动。这一地区的入侵者以日耳曼人为数最多，他们占领了中欧和东欧，即从波罗的海到多瑙河，从莱茵河到俄罗斯平原的广大地区。日耳曼人由若干部落组成，其中较重要的是法兰克人、汪达尔人、伦巴德人、东哥特人和西哥特人。这些部落一般具有相同的宗教信仰和社会制度，使用极为相近的语言，彼此之间都能听懂。但对罗马人来说，值得庆幸的是这些部落的统一意识非常薄弱。他们象反对罗马人一样，相互之间你争我斗，因而使罗马帝国能如此长久地幸存下来。

　　这些日耳曼民族的制度和风俗，应当引起人们的注意，因为罗马帝国崩溃之后，它们注定成为西方新兴文明的基本组成部分。当时的罗马历史学家塔西陀将日耳曼人描写成畜牧民族，他们以牲口的数量来估计财富。事实上，偷牛是引起他们内部争斗的主要原因。定居莱茵河沿岸的法兰克人，最早完成了从畜牧业向农业的过渡，因此，人口和总实力的增长也最快。相反，分布在多瑙河下游的西哥特人，较大程度上仍以畜牧为生。不过，这给他们以更大的机动性，至少最初弥补了人数不足的缺陷。

　　这些部落的社会结构由三大部分组成：最上层为世袭贵族，通常是大地主。大多数日耳曼人是自由民，一般拥有自己的小块土地而没有土地的人只好当佃农，替贵族劳动。最底层是既非自由民又非奴隶的阶层，他们被束缚在土地上，但不能被单独出卖。这种奴役形式同罗马帝国的隶农制相似，是中世纪盛行于西欧的农奴制的先驱。

　　部落的主要权力来源于自由民大会。如果有"王"的话，"王"由民众大会选举产生。指挥作战的军事首领的产生亦如此。塔西陀指出，日耳曼人通常根据继承权选举"王"，但选举军事首领则依据他们在战场上的英勇和能力。日耳曼人的主要武器，是一种又长又直的宽尖双刃剑，多用于砍杀，而不是刺杀。青年人经过正式仪式，便获得了佩剑的权力，中世纪由扈从晋升为骑士的仪式就起源于此。每位杰出的武士首领都有一批年轻的随员，即一支扈从队，他们战时守卫在首领身旁，效忠他，服从他；首领则向他们提供武器、给养，及一份战利品。这种制度有助于后来封建制的形成，因为封建制正是建立在骑士对封建领主忠诚的基础上的。

　　塔西陀一方面把日耳曼人描写成贪婪的食客，粗暴的酒鬼和玩命的赌棍，另一方面又盛赞他们高尚的道德标准，并将这些道德标准奉为罗马人的典范。他还强调了日耳曼人的慷慨大度，殷勤好客。严冬时节，日耳曼人喜欢成群结队地走门串户，挨家逐户地逗留，直到吃光主人家所有的食物为止。这使人联想到中世纪的情景，作为封建权益的一部分，国王或贵族应邀连续许多天参加为他和他的随从举行的宴会。日耳曼人知道织布，制造金属器具和带轮子的车，但不知道书写，这就是他们的一般文化水平。

　　早在公元前1世纪，这些日耳曼人就开始进逼罗马帝国的边境。不过，当时罗马军团十分强大，稳守边境毫不费力。随着帝国的衰微，军队受到削弱，罗马人对边境的控制也频频告急。因而，只得采取外交手腕，挑唆一个部落反对另一个部落。但出于无奈，还得让成群的日耳曼武士驻扎在罗马边境内，以此作为他们反对边境外其他部落的报酬。罗马人能控制他们的盟友多久，这种政策就能维持多久。4世纪，当他们不再能控制其盟友时，闸门便被冲开。

　　进攻由欧洲人前所未闻的、令人畏惧的新侵略者——匈奴人发起。他们可怕的外貌及其周密的恐怖政策，使罗马人和日耳曼人闻风丧胆。当时的罗马历史学家阿米阿努斯·马尔切利努斯把他们描写成"几乎粘在马上"的人、"体态奇形怪状；相貌奇丑无比，不由使人认为他们是双足野兽。……"

　　一经激怒，他们就奋起作战，排成楔形队形，发出各种狂叫声，投入战斗；他们敏捷灵活，有意分散成不规则队形，兵锋所至，杀戮骇人。…他们没有固定住处，没有家，没有法律，没有稳定的生计；他们乘坐着大篷车，象难民一样四处流浪。……他们没有人能说出自己的起源，因为母亲怀他在一处，生他在遥远的另一处，抚育他又在更远的一处。

　　很明显，是一支新崛起的联盟，迫使匈奴人离开他们的发源地——中亚牧场，向西迁移，并于372年渡过伏尔加河。在俄罗斯平原，他们迅速击败最东边的日耳曼族的东哥特人。接着，又胁迫邻近的西哥特人渡过多瑙河，进入罗马帝国境内，寻求避难。两年后，即378年，西哥特人认为他们受到了罗马官员的虐待，大为恼怒，在阿得里安堡战役中击败罗马军，杀死东罗马帝国的皇帝，从而，打破了罗马人战无不胜的神话。随后数十年，日耳曼和匈奴侵略者的铁蹄又践踏了意大利、高卢以及巴尔干半岛。

　　西哥特人在亚拉里克的率领下，进军意大利，于410年洗劫了罗马城（这一事件当时轰动整个帝国，不久后再度发生），最后，在高卢南部和西班牙北部安营扎寨，建立了罗马帝国境内的第一个日耳曼王国。匈奴人步西哥特人之后尘，在匈牙利平原建立基地，由此袭击罗马帝国东、西部诸省。452年，他们在令人畏惧的首领阿提拉的率领下，突然出现在未设防的罗马城门前。据说罗马教皇利奥一世说服了匈奴人的这位首领，罗马城万幸免于难。这虽不足为信，但不论怎样，阿提拉的确没有攻城而掉头北上。一年后的一个早晨，人们发现他死于动脉破裂，身边还躺着一天前刚和他结婚的日耳曼公主。阿提拉死后，他的帝国随即崩溃，匈奴人从此从欧洲历史中消失。

　　然而，匈奴人的大肆破坏，粉碎了罗马帝国对西部诸省的控制，实际上，这时日耳曼部落可随意越过边境，移居帝国境内。汪达尔人迁渡莱茵河，经由高卢和西班牙，越过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北非，在此建立了一个王国。从新建的基地出发，他们转而由海上进攻，455年，一支远征队洗劫了罗马城。与此同时，勃艮第人占领了罗讷河流域；法兰克人则正在高卢北部扩张，并深深扎根于那里；407年，当最后一批罗马士兵撤离英格兰时，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和朱特人迅速侵占了该地。当地的凯尔特族居民逃进苏格兰和威尔士山区，盎格鲁-撒克逊人从此成为英格兰的主要民族。正是在这些相继崛起的日耳曼三国的控制下，西罗马帝国崩溃了。476年，末代皇帝罗慕路斯·奥古斯图鲁斯被日耳曼人首领奥多亚塞废黜，这一事件标志着西罗马帝国的终结（见第八章第八节）。

　　欧洲事态的发展，至此乃世所周知。西罗马帝国同汉王朝和发多王朝一样，最终屈服于蛮族。而且，6世纪时，帝国的崩溃给西方造成的后果，似乎与中国的情况相同。589年，隋朝最终统一了中国，大约与此同时，法兰克国王和东罗马帝国的皇帝似乎也在重新统一欧洲。

　　法兰克人起源于莱茵河下游，5世纪由此移居高卢北部。在这段动荡不安的历史中，他们只充当了一个微不足道的角色，直到墨洛温王朝的国王当政时，才成为西方最强大的民族。墨洛温王朝最杰出的国王是克洛维（481－511年），他联合法兰克各部落，打败罗马人、拜占廷人和西哥特人，把从比利牛斯山脉，经高卢，到德意志的大片领土结合在一起，形成王国。克洛维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是；他皈依了天主教，这不仅使他赢得教皇的支持，而且得到了当地高卢-罗马人的援助。墨洛温王朝似乎很有可能重建西罗马帝国，并通过增加莱茵河东岸法兰克人的领土。扩大帝国的版图。

　　君主坦丁堡的统治者，同样具有恢复帝国的雄心。西罗马帝国土崩瓦解的同时，东罗马帝国却因强大的海军势力，丰富的财源以及首都的天然力量而安然无恙，它的首都位于欧亚两大陆间的海峡的岬角上。蛮族的侵略虽摧毁了罗马城，君主坦丁堡却幸免于难。实际上，在1453年被突厥人攻克之前，它又生存了500年。这几个世纪中，东罗马帝国发展起一种独特的文明，一种由希腊、罗马、基督教及东方诸成分混合而成的文明。为强调这一独特性，东罗马帝国通常又称为拜占廷帝国，如此命名是因为，首都君主坦丁堡是在古希腊殖民城市拜占廷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西部诸省成为各日耳曼王国后，拜占廷皇帝的宗主权自然只眼于原罗马帝国的东半部，即：巴尔干半岛、小亚细亚、叙利亚和埃及。这种限制是查士丁尼大帝（527-565年）所不能接受的。查上丁尼血统上更是伊利里亚人，感情深处却是西方人。他用拉丁语说话、思维，决心收复西方领土，恢复原罗马帝国。他的一位将领贝利萨留率领一小文装备精良的部队，一年内就占领了北非的汪达尔人王国。他还从西哥特人手中夺回了西班牙东南部；经过18年的艰苦奋战，又征服了意大利的东哥特人。这样，20年间，几乎整个地中海又变成了罗马湖。查士丁尼说，他希望"上帝将授我们以罗马人因怠惰而丧失的那片帝国领土。"

五、蛮族对西方的继续入侵


　　事与愿违，西方并没有步中国之后尘，相反，一股新的侵略浪潮粉碎了法兰克人和拜占廷人刚刚形成的脆弱的帝国结构，使西方再度陷入混乱和分裂之中。又是蒙古的一个联盟，迫使避难的游牧部落沿入侵欧洲的路线向西行进。这些阿瓦尔人开始为西方所知晓，他们象前匈奴人那样，以匈牙利平原为基地，向四面八方发起袭击。

　　这些袭击导致了具有深远影响的大迁移。阿瓦尔人把日耳曼族的伦巴第八起到了意大利（568年）；伦巴第人又把拜占廷人从亚平宁半岛的大部分地区驱逐出去，从而粉碎了查士丁尼恢复原罗马帝国的梦想。阿瓦尔人还迫使斯拉夫部落向南进入巴尔干半岛；斯拉夫人则把那里拉丁化了的伊利里亚人和达基亚人赶进了孤立的山区。新来的斯拉夫人作为农业劳动者，从此扎根于巴尔干半岛北部，被赶走的伊利里亚人和达基亚人则湮没无闻，直到近代，才作为阿尔巴尼亚人重新出现在巴尔干半岛西部，作为罗马尼亚人重新出现在多瑙河北岸。因此，7世纪时，巴尔干半岛上的种族分布已形成现在的格局：希腊人在南部，阿尔巴尼亚人在西部，罗马尼亚人在东北部，斯拉夫人则居住在从亚得里亚海到黑海的广阔地带。

　　8世纪，加洛林王朝取代墨洛温王朝，取得了一系列惊人的胜利，重新点燃起西方恢复帝国统一的希望之火。克洛维的继承者们命运悲惨，他们被称为"庸王"，即"一事无成的国王。"然而，身居"大宰相"要职、意志坚强的宫相们却维持着王国的团结。其中以查理·马特最为杰出。"马特"意即"铁锤"，他从714到741年，一直在幕后执政。他的最大功绩是，在图尔战役中打败了侵占北非和西班牙，并已挺进法兰西南部的穆斯林军队（见第三章绍三节）。

　　马特的儿子矮子丕平，不甘充任"一事无成"的国王的宫相，于751年废黜墨洛温王朝末代国王，创建了所谓的加洛林王朝；加洛林王朝以丕平之子查理曼的名字命名。查理曼是这一家系中最著名的国王，在765到814年的长期统治中，他不断征战，扩充疆域，征服了德意志西北部的撒克逊人，打败了匈牙利的阿瓦尔人，吞并了意大利的伦巴第人王国，迫使穆斯林退回到比利牛斯山脉以南地区。到8世纪末，其帝国已从北海扩展到比利牛斯山脉，从大西洋扩展到斯拉夫人诸国，查理曼成为西方无可争辩的征服者。800年圣诞节，教是利奥三世为他举行加冕称帝仪式，以承认他的最高地位。据查理曼的书记和传记作者叙述，加冕那天，集会的民众大声高呼："生命和胜利，永远属于伟大上帝的受冕者，罗马人温和的皇帝查理·奥古斯都！"

　　这一情景说明，人们仍抱有恢复帝国统一的梦想，但这也只能是梦想。查理曼死后不久，来自南方、东方和北方的新侵略浪潮又淹没了整个欧洲。在南方，穆斯林海盗和冒险者征服了克里特岛和西西里岛，袭击了地中海沿岸所有地区，给海上贸易以严重破坏。在东方，来自中亚的另一支游牧部族马扎尔人，于895年到达匈牙利平原，他们仿效前匈奴人和阿瓦尔人，侵袭了周围各国。

　　北欧人，即维金人的侵略范围最广，他们是与陆上游牧民相同的海上游牧民。维金人制造了一种船代替马匹，这种船吃水浅，速度快、灵活性强。挪威的维金人正是乘这种船向西航行，到达冰岛、格林兰岛和北美洲的。他们和从丹麦来的同胞一起，袭击了不列颠群岛和欧洲西海岸，甚至强行渡过直布罗陀海峡，劫掠了地中海两岸。由于瑞典东面临海，这里的维金人渡过波罗的海，到达俄罗斯一些河流，并顺流而下，经入海口，进入里海和黑海。

　　这样，整个欧洲被这些大胆的侵略者团团围住。起初，8世纪末和9世纪，他们只是一味掠夺，并摧毁了无数寺院和城镇。北欧人乘坐那种吃水浅的船，能溯河而上，进入遥远的内地，因此，很少有地区幸免于难。当时的教堂里，常可听到这样的祈祷："啊，上帝，把我们从这些北方人的惩罚下拯救出来吧！"到10、11世纪时，维金人开始在海外地区定居下来，占领并统治了法兰西北部大半地区和不列颠群岛。但无论他们定居何处，最终都被现存的基督教国家所共吞。例如，法兰克国王为进一步防止维金人的劫掠，于911年承认他们的首领，并授予他所谓的诺曼底公爵的称号，诺曼底一词源于定居那里的北欧人。第一任诺曼底公爵罗伦的后代之一，就是征服者威廉，他于1066年成功地侵占了英格兰。

　　与此同时，加洛林王朝在穆斯林、马扎尔人和维金人的三面夹击下土崩瓦解，西欧再次成为屠宰场。10世纪为最不佳时期。自罗马帝国灭亡以来，欧洲似乎从未有过如此悲惨的现状，面临如此凄凉的前景。

六、西方历史的独特性


　　纵观这些标志着古典时期向中世纪过渡的侵略活动，很明显，欧亚大陆各地区所受的影响迎然不同。由于地理上相隔遥远，侵略者鞭长莫及，中国南方和印度南方均未受到侵扰。拜占廷帝国因擅长外交，财源丰富，海军强大，几个世纪内成功地击退了一批又一批入侵者——日耳曼人、匈奴人、阿瓦尔人、斯拉夫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波斯在萨珊王朝时期，反对外来侵略也很成功，公元226年，萨珊王朝取代帕提亚人王朝。萨萨尼亚人唤起波斯民族的自尊心，恢复琐罗亚斯德教为国教，组织穿戴沉重的铠甲的骑兵部队，统一了全国。因而，波斯能击退奥克苏斯河沿岸游牧民的进攻浪潮；但同拜占廷的战争，弄得双方两败俱伤，使即将到来的穆斯林阿拉伯人的掠夺易如反掌。

　　如前所述，中国北方和印度北方的遭遇并非太好。两者均遭到蛮族的蹂躏，不过都保存了各自在古典时期形成的独特文明。因此，一个生活在公元前1世纪汉代的中国人，若在公元5世纪初复活，他一定会感到非常舒适、自在。他将发觉当时的唐朝与过去的汉朝大致相同，他会注意到两朝民族相同、语言相同、儒家学说相同、祖先崇拜相同以及帝国行政管理相同，等等。

　　这使西方历史发展的独特性显得更为突出。如果公元前1世纪的罗马人，于1000年、15O0年或18O0年在欧洲复活，他将会为居住在这一古老帝国许多地区的诸日耳曼民族，为崭新奇特的生活方式而大吃一惊。他将会发现有几种新的日耳曼语和罗曼语取代了拉丁语，上装和裤子代替了古罗马人的宽外袍，新兴的基督教接替了古罗马诸神；他还会发现，罗马的帝国结构已为一群新的民族国家所替代，古老的谋生之道正受到新的农业技术、新的贸易、新的行业的挑战；这种新贸易是与世界上一向无人知晓的地区进行的贸易，而种种新行业则是使用一些无需传统的人力畜力驱动、可节省劳动力的奇特机器。

　　这无疑说明，只有西方的古典文明被永久湮没，被一种崭新的东西所代替。欧亚大陆其他地区的文明，或是免遭侵略（如印度南方和中国南方），或是击退了入侵者（如拜占廷和波斯），或是遭受侵略，但却幸存下来（如中国北方和印度北方）。唯独在西方，古典文明被砸得粉碎，无法复原，尽管在这几个世纪内，曾多次有人力图恢复，但也无济于事。

　　恰恰是这一独特性，使西方在近代跑到了世界的前列，因此，它的起因必须予以重视。如本章第二节所述，技术停滞不前是诸古典文明结构上的一个主要弱点。那么，既然所有的古典文明都具有这一弱点，为什么唯独西欧的文明会垮掉呢？

　　只要把西欧的制度及经历与欧亚其他地区如中国作一比较，就能得出这样一些结论：首先，古典时期，西欧并不象中国那么富饶。适应农作物生长的夏季几个月里，季风给东亚大部分地区带来了充足的雨水；而在欧洲，雨水多半集中在草木不生的冬季几个月里。由于这一原因，加上纬度较低的地区能获得较多的太阳热，因此，东亚具有较长较集中的耕作期，许多地方一年二熟。而且，东亚的主要农作物稻米，比起西方种植的小麦、黑麦和其他粮食作物，每英亩产量要高得多。据估计，单位面积里生产的稻米所含的热值，是小麦所含热值的五倍。结果，中国的生产率大大高于西方，中国的人口，自农业出现至今，也相应地比西方稠密。生产率及人口上的优势，转而又使能中国更好地维持帝国的官僚机构和军事机构，更有力地抗击蛮族侵略者，必要时，还能同化他们。

　　其次，西方缺乏可与中国相媲美的文字系统，也没有中国的科举制度。这种文字系统提供了文化上持久的同一性，而这一科举制度使中国的行政提高了效率，增强了稳定性。最后，罗马帝国边境上的敌人更难对付。由于地处入侵路线的最西端，欧洲几乎在各游牧民族的每次进攻中首当其冲。此外，罗马帝国邻近的日耳曼人，比中国西北边境上的游牧民族人数更多，而且，与帝国相邻的波斯人和阿拉伯人，也比中国的蛮族近邻更为先进，军事威胁更大，更长久。因此，这些侵略在西方拖延的时间，远远超过在欧亚大陆其他地区持续的时间。

　　人们不会忘记，中国北方曾一度面临畜牧业取代农业，阿尔泰话语言代替汉语的危险。隋朝重新统一中国，恢复了正常秩序，才使这一危险化为乌有。但在西方，侵略活动连绵不断，阿瓦尔人摧毁了查士丁尼和克洛维建立的功绩；穆斯林、马扎尔人和维金人推翻了查理曼帝国。因而，西方出现了独特的结局——帝国结构及其古典文明无可挽回地消亡了。

　　这一结果意义十分重大，被认为是世界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大规模的消亡为早应发生的技术革命扫清了道路。一位历史学家最近对罗马帝国的灭亡作了如下结论："总而言之，侵略给盛极之后停滞不前，似乎注定消亡的文化以致命的打击。这使我们联想起当今世界残酷的轰炸，它摧毁了摇摇欲坠的古老建筑，正因如此，我们才有可能重新建起更为现代化的城市。"这里所说的"文化"，与欧亚大陆其他地区的文化并无差异。因为欧亚大陆其他地区的文化也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只是它们能设法从这些侵略中幸存下来，得庆重生。但是，这仅是旧生命的延续，而西方，在罗马帝国灭亡之后，却能获得新生，出现一个崭新的开端。

　　回顾历史，这一崭新开端的重要性便十分明显。古代时期，中东曾是创始力的中心，几千年中，许多主要发明由此传播出去。到了古典时期，大部分发明创造出自欧洲、印度和中国，中东却远远落在后面。其原因恰恰因为中东的古代文明在公元前二千纪的侵略中得以幸存下来，边缘地区的古代文明却被毁灭，从而为新的开端——新的古典文明的出现——扫清了道路。

　　古典文明向中世纪文明的过渡也是如此。但这一次，所有地区的文明都幸存下来，唯有西方例外。因此，只有西方能毫无束缚地朝新的方向奋进，在中世纪发展起新的技术、新的制度、新的观念，简言之，新的文明。到了近代，这种新的文明，如早期农业文明必然战胜部落文化-样，远远胜过欧亚其他地区乃至全世界的"停滞不前"的文明，显示出了它的优越性。

血色黎明

第四编　欧亚大陆的中世纪文明
（500-1500年）


　　同古典时期一样，中世纪时期也是以各种侵略——前者是以多里安人、雅利安人及中国周朝人的侵略，后者是以日耳曼人、匈奴人和突厥人的侵略——拉开序幕的。然而，与古典时期不同，中古时期的各个世纪，都是以相似的、连绵不断的侵略宣告结束的；这些侵略实际上波及欧亚各地区。7世纪初，伊斯兰教武士的侵略，不仅占领了他们的发源地整个中东地区，而且最终占领了北非、西班牙、巴尔干半岛、印度、东南亚以及中亚大部分地区。突厥人和蒙古人征服的地区更为广阔，1000年至1500年的5O0年中，他们占领了自波罗的海到太平洋的欧亚大陆大半陆地。

　　这些巨大的征服，尽管来势凶猛，规模宏大，却并不象前多里安人、雅利安人和中国周朝人的侵略那样，毁灭了欧亚大部分地区的文明。到中世纪时期，大多数地区的文明已根深蒂固，很难根除，因而各地的传统文明得以幸存。例如，在中国，汉族的明朝取代了蒙古族的元朝，整个国家又完全回到老路上来。在庞大的穆斯林世界里，土生土长的希腊-罗马人、伊朗人、闪米特人以及埃及人的各自传统，非但未被湮灭，反而溶汇成一种综合的伊斯兰教文明。同样，东罗马帝国又以拜占廷帝国的名称继续生存了整整1000年。因此，直至近代，其居民仍称自己为"罗马人"。

　　如前章所述，在这一般格局中，西方是个例外。在西方，也只有在西方，曾盛行一时的古典文明被连根拔起。因此，唯独西方为新文明的形成彻底扫清了道路；这一新文明与欧亚大陆其他地区的传统文明完全不同，沿着崭新的道路自由发展。

　　正是西方的这一独特性，使西方能发展经济力量，推动技术进步，产生向海外扩张、控制世界诸海路的社会动力。这一重大发展宣告了中世纪历史的结束。但应该指出，中世纪时期与古代时期和古典时期不同，不是以欧亚大陆游牧民族的陆上侵略为结束，而是以西方的海上冒险宣告终止的。西方探险家、商人、传教士和移民的海外活动，标志着中世纪向近代的过渡，标志着世界历史由欧亚大陆地区性阶段向全球性阶段的转变．


　　罗马时期和汉朝以后所出现的一切，使人感到西方和东亚之间的相互影响极为复杂。它包括了沿许多路线进行的多种项目的双向交流；其交流量随时期的不同而变化。……尽管交流十分困难，但至少东半球的人类已长期生活在一个比我们所要承认的更加统一的交流的王国之中。

小林恩·瓦特

血色黎明

第十二章　欧亚大陆文化高度发达的核心区


　　正如早期的欧亚大陆核心区的形成，把古典时期和古代时期区分开来一样，如今，成熟的欧亚大陆核心区的形成，又把中世纪和古典时期区分开来。过去，技术的改进，尤其是铁器的大规模生产及其对生活各方面的多种影响，促成了早期的欧亚大陆核心区的形成（见第七章）。现在，技术的进一步提高，尤其是造船业和航海业的发展，又促进了成熟的欧亚大陆核心区的形成。但这几个世纪中，更重要的是政治原因——历史上首次出现了庞大的帝国；它们不仅仅象古代时期那样，占据着某些大河流域，或象古典时期那样拥有整块的地区，而且还横亘数地区，地括整个欧亚大陆的大部分陆地。

　　众所周知，亚历山大大帝对恒河流域或中国一无所知；欧亚大陆两端的罗马帝国和汉帝国，彼此之间实际上也不存在着任何直接的联系。其原因是亚历山大帝国主要局限于中东，在印度，只有一个很不稳定的据点。而罗马帝国和汉帝国，实际上被限制在欧亚大陆的东西两端。与此形成鲜明对照，中世纪最早形成的伊斯兰教帝国，到8世纪中叶，已将国土从比利牛斯山脉扩展到印度洋，从摩洛哥延伸到中国边境。以后几个世纪里，伊斯兰教进一步扩张到中亚、东南亚乃至非洲内地。13世纪的蒙古帝国，给人以更加深刻的印象，它的版图包括朝鲜、中国，整个中亚、俄国和中东大部分地区，它是欧亚大陆空前绝后的最大的帝国。

　　帝国的疆土如此空前辽阔，使欧亚各地区的直接联系和相互影响成为可能，从而消除了过去地区间的孤立状态。本章将叙述由此产生的新的商业联络、技术联结、宗教联结和知识联结的性质。

一、欧亚大陆的海上贸易


　　古典时期，欧亚大陆商路两端的大罗马帝国和大汉帝国的继续存在，促进了贸业的全面发展。相反，这些帝国的崩溃，则破坏并削弱了这种贸易。不过，中世纪时期，伊斯兰教帝国和蒙古帝国的相继出现，又使这一贸易再度兴盛，并达到了新的高度。

　　穆斯林的征服，统一了整个中东地区，而中东是所有横贯欧亚大陆的商路的枢纽；这里既有通往黑海和叙利亚各港口的陆路，又有穿过红海和波斯湾的水路。其中渡过阿拉伯海，同印度西南部马拉巴尔沿海地区的贸易尤为繁荣。大批穆斯林商人，多数为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在印度和锡兰各港口定居下来，用船将马匹、白银、铁器、亚麻布、棉花和毛织品从西方运到东方，以换取丝绸、宝石、柚木和各种香料。

　　穆斯林商人继续航行，从印度和锡兰到达马来亚沿海的卡拉巴尔（吉打），由此，一部分人南下，到达苏门答腊和爪哇，另一部分人则穿过马六甲海峡，然后北上，抵达中国南方的坎富（广州）。穆斯林商人的通常计划是：9、10月份离开波斯湾，乘东北季风航抵印度和马来亚，再及时赶到中国海域，乘南季风航达广州。在广州渡过夏季，然后乘东北季风返回马六甲海峡，穿过孟加拉湾，次年初夏回到波斯湾——来回航程时需一年半。

　　671年，首批穆斯林来到广州后，很多人如在印度洋各港口一样，在此定居下来。地方当局允许他们自治，于是，他们选举出自己的首领，负责维持其居住区的秩序。有些穆斯林家族的后裔，象后来的马可·波罗一样，在中国行政机构中任职。到758年，穆斯林人数众多，足以进攻广州，结果，中国人关闭了对外通商的港口。792年，港口重新开放，广州缎续成为穆斯林商人经商的中心，直到878年，他们被中国的造反民众所杀。从此以后，穆斯林商人和中国商人便在马来亚的卡拉巴尔通商。

　　到了宋朝（96O-1127年），中国的港口再次对外开放。宋朝期间，中国人在造船业和航海业上取得巨大进步，12世纪末，开始取代穆斯林在东亚和东南亚的海上优势。蒙古人征服中国，建立元朝（1279-1368年）后，中国的船只体积最大，装备最佳；中国商人遍布东南亚及印度各港口。1291年，马可·波罗护送一位蒙古公主绕经东南亚去伊朗时，目睹并描写了中国航海业的盛况；50年以后，阿拉伯旅行家伊本·拔图塔乘中国帆船，取道印度，前往中国时，也目睹并描写了这一盛况。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情况也值得注意，它表明这一时期，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居主导地位。进口商品除细纹棉织品外，还有中亚的皮革、马匹以及南亚的优质木材、玉石、香料和象牙等原材料。而出口商品，除矿石外，还有书、画，尤其是瓷器、丝绸等产品。

　　明朝（1368－1644年），中国的航海活动达到极盛，以15世纪初不平洋和印度洋上显著但却短暂的海上优势为顶峰。1405年到1433年间，一位名叫郑和的朝廷宦官率船队七次下西洋的情况，可说明这一点。这七次远洋航行规模盛大，功绩卓著，是史无前例的。首次远航28000人，乘船62艘，一直航行到爪哇、锡兰及卡利卡特。归途中，苏门答腊的一支海盗船队企图拦韵，结果全军覆没。后来几次航行更加遥远，最远曾达非洲东海岸、波斯湾和红海海口。中国人还去过印度洋上30多个港口，每到一处，他们就劝导或强迫当地统治者承认明朝皇帝的宗主权。而这一切发生时，葡萄牙人只是刚开始沿非洲海岸摸索前进，直到1445年，他们才到达佛得角。

　　1433年，皇帝突然下谕旨终止了这些著名的远航。远航起讫的原因至今仍是个谜。据推测，远航的发起，可能是为了弥补蒙古帝国崩溃所造成的陆上对外贸易的损失，也可能是为了提高帝国朝廷的威望，或是为了寻找皇帝的一位遁世隐居当和尚的前辈。另据推测，远航的终止，或是因为耗资过甚，或是由于宫廷宦官和儒家官僚之间历来存在的相互倾轧。无论如何，中国人的撤离，在东亚和南亚海域，留下了权力真空区。于是日本倭寇骚扰抢劫中国沿海，而穆斯林阿拉伯人又恢复了以往在印度洋上的优势。尽管阿拉伯人善于经商，但他们一盘散沙，缺乏资源，没能发展成中国人短期内就建立起来的强大海军。因此，1498年，葡萄牙人绕过非洲，进入印度洋时，没有遇到任何有力的抵抗，便建立起他们的西方海上霸权。

二、欧亚大陆的陆上贸易


　　与此同时，由于蒙古帝国的兴起，陆上贸易发生了一场大变革。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一个政权横跨欧亚大陆，即：从波罗的海到太平洋，从西伯利亚到波斯湾。14世纪中叶，意大利一本小册子通过描写一条起自顿河河口的塔那、横穿中亚的商路，概述了蒙古和平时商业的重大意义。

　　据来往于这条大道的商人们说，无论白天还是黑夜，在塔那到中国的路上行走，是绝对安全的。……你可能认为，从塔那到萨莱（位于伏尔加河岸）的这段路，没有其他任何地段安全。然而，即使这段路最糟的时候，如果60个人同行，也会感到如呆在家里一样安全。

　　1264年，忽必烈从蒙古的哈拉和林迁都北京，无意之中向欧洲商人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这些商人通常沿横贯欧亚大陆的商路经商。最早到忽必烈新朝廷来的欧洲人，并非外交使节，而是两个威尼斯商人：尼科拉·波罗和马费奥·波罗。然而，首次到达香料发源地印度和东印度群岛，比到中国具有更大的经济价值。香料向来由两条路线运往欧洲；或经由红海和埃及，到黑海或地中海东部各港口；或进抵波斯湾，再由商队将货物防运到这些港口。第一条路由阿拉伯人和威尼斯人控制；阿拉伯人用船将香料运到埃及，威尼斯人再从亚历山大港将货物运往欧洲销售。第二条路由波斯和美索不达米亚的（伊儿汗国）蒙古统治者和热那亚人控制；热那亚人在港口转运站等候香料。

　　然而，热那亚人并不满足仅仅在黑海航行。他们乘小巧的轻舟从亚速海沿领河而上，或许是坐牛车穿过狭长的地带，到达伏尔加河，再从这里前往里海和波斯。这样，热那亚人便可到达波斯湾，直接去印度和东印度群岛。在那里他们发现，香料在原产地非常便宜，而过去几个世纪中，一批批经纪人在东南亚生产者和欧洲消费者之间撮合经售，从中谋取了巨额利润。

　　蒙古统治下的和平时期，陆上贸易的恢复只是短暂的。原因之一是，1368年蒙古人被赶出中国，蒙古帝国全面崩溃，从而使中亚再度分裂，导致欧亚大陆间的贸易瓦解。更重要的是，伊儿汗国的合赞汗（1295－1304年）改宗伊斯兰教，无意之中切断了欧洲人去香料群岛的运输路线。从此，几乎所有的香料都是沿红海至尼罗河航线，用船运输，使阿拉伯和威尼斯经纪人获得巨额利润。但有些欧洲人不愿继续支付昂贵的价款，尤其是他们现已知道香料的产地及其价格，从此开始寻找避开穆斯林这一障碍的新道路，结果达·伽马开辟了一条环绕非洲的划时代的航线。

三、技术传播


　　穆斯林帝国和蒙古帝国，不仅影响了欧亚大陆间的贸易交往，而且影响了技术的传播，三角帆船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这是一种高大的、三角形纵帆帆船，一直为阿拉伯人所使用。但在地中海，埃及人、腓尼基人、希腊人和罗马人却使用一种横帆帆船；这种帆船气候恶劣时较易于驾驶。不过，阿拉伯帆船操纵更加灵敏，能逆风航行，并能在河流和狭窄的水域里抢风转变航向。由于这一点，它不久便在地中海东部诸地区代替了横帆帆船。到11世纪时，它已成为正式的运输工具，遍及地中海。尽管这种三角形的帆船是阿拉伯人随穆斯林入侵传入地中海的，但今天却被称为"拉丁"或'三角"帆船。后来，这种帆船又从地中海传到大西洋。15世纪，葡萄牙和西班牙船舶设计师，将横帆帆船的前桅和三角帆船的主桅及后桅相结合，制造出了三桅船，它可以在任何天气里航行；使哥伦布和达·伽马的远洋航行成为可能。

　　穆斯林帝国横跨北非、中东和南亚，同欧亚大陆各地区保持联系，从而疏通、调顺了知识、技术以及商品的相互交流。850年至925年，居住在巴格达的一位阿拉伯医生和科学家的下面这段叙述，可作为说明这种相互交流的一例。它告诉人们，中国人是怎样从穆斯林那里得知加伦；加伦（公元130－200年）是希腊一位名医，他的许多著作早被译成阿拉伯语。

　　一位中国学者来到我家，并在镇上住了大约一年。五个月内，他学会了用阿拉伯语说话、写字，而且，的确达到了口才流利、书法精通的程度。后来，他决定回国。临行前一个月左右，他对我说："我要走了。走之前，如果有谁愿口述加伦的16部著作，让我笔录下来，那我将非常高兴。"我告诉他时间不够，顶多只能笔录一小部分。他却说："我恳求你在我走之前，用你所有时间，以最快速度为我口述。你将看到，我记录得比你口述还要快。"于是，我和一个学生一起，以最快速度为他口述加伦的著作，但他记得更快。我们不相信他记得都对，后经核对，才发现完全正确。我问他为什么能记得这么快，他说："在我国，有一种书写方法叫速记，这就是你们所看到的。当我们想要快速记下某些东西时，使用这种写法，事后，可以随意将它们整理成原来的文字。"但他又说，即便是位敏于学习的聪明人，要掌握速记，至少也得20年。

　　这段叙述所描写的情况较为独特，因为中世纪时期，中国人在欧亚大陆的交流中，通常是捐献者，而不是接受者。的确，早些时候的情况则相反。古代和古典时期，美索不达米亚的车轮、辘轱和滑轮，埃及的握杆和曲柄；波斯的风车和小亚细亚的炼铁等，从各自的发源地向四面八方传播。但在公元后的14个世纪中，中国则是技术革新的伟大中心，向欧亚大陆算他地区传播了许多发明（见表1）。

　　1620年，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写道：

　　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些发明的力量、功效和结果。人们将看到，这些发明远不如三大发明那么显著；这三大发明古人并不知道，它们的起源，即使现在仍模糊不清，无人知晓，它们是：印刷术、火药和磁铁。因为这三大发明首先在文学方面，其次在战争方面，第三在航海方面，改变了整个世界许多事物的面貌和状态、并由此产生无数变化，以致似乎没有任何帝国、任何派别、任何星球，能比这些技术发明对人类事务产生更大的动力和影响。


中国传入西方的技术与发明 大约与现在相隔的世纪  
方板链泵 15
轮式碾磨机  13
水力轮式碾磨机 9
水力冶金鼓风机械 11
叶片式旋转风选机 14
活塞风箱 14
拉式纺机 4
手摇纺丝机械（11世纪出现的一种纺车上的均匀捻线锭翼，14世纪水力已应用于纺机） 3-13
独轮小车 9-10
航海运输 11
车式碾磨机 12
有效耕畜挽具；胸带（左马驭者） 8
轭 6
石弓（单臂） 13
风筝 12
直升飞机螺旋浆（用绳索旋转） 14
活动连环画转筒（靠上升热气流转动） 19
深钻孔法 11
铸铁 10-12
卡丹式悬架 8-9  
平圆拱桥 7  
铁索桥 10-18  
运河船闸闸门 7-17  
航海制图法 10  

　　西方传入中国的技术与发明


螺钉  14  
液体压力泵  18  
曲轴 3  
钟表装置 8  

　　培根正确评价了三大发明的历史意义，而这三大发明都起源于中国。雕版印刷是一种把要印的书的每页分别刻在每块木板上的印刷术。现存最早的雕版印刷品，是868年印刷的中国佛教经文。活字印刷也是中国人最早发明的，它由一位普通艺人试制成功；1041到1049年间，这位普通艺人制作了用泥土焙烧而成的活字。以后几个世纪中，中国人用木头和各种金属活字代替了泥土活字。这些发明由中国传到中东，再从中东传入欧洲。在欧洲，1423年，首次使用雕版印刷，1456年，用活字印刷了第一本书——《谷登堡圣经》。

　　早在唐朝（618－906年），中国就用火药制造烟火。1120年，中国人发明了一种武器，即"突火枪"它用一根粗毛竹筒塞满火药制作而成。这几乎就是金属管枪的前身。金属管枪大约出现于1280年，但不知道最先是由中国人发明的，还是由阿拉伯人或欧洲人发明的。

　　约公元前240年，中国的一本书中，最早明确提到了磁铁。但以后几个世纪中，指南针仅用于泥土占卜者的巫术活动。1125年，指南针开始用于航海，显然是阿拉伯商人来到中国，学会使用这种仪器。并将其传入欧洲的。

　　除这三大发明外，中国人传给欧亚大陆各邻邦的东西还很多。105年，中国人发明了造纸，为印刷术的发明提供了先决条件。751年，被帯到撒马尔罕的中国战俘，将造纸术传给阿拉伯人；阿拉伯人又将它传入叙利亚、埃及、摩洛哥。115O年，造纸术传入西班牙后，又从那里传到法国和欧洲其他国家；所到之处，羊皮纸被取代。事实证明，它的价值十分显著：过去，用羊皮纸制作一本《圣经》，至少需要30O张羊皮。

　　传遍整个欧亚大陆、具有深远影响的其他中国发明是船尾舵、马蹬和胸带挽具等。船尾舵大约于1180年与指南针同时传入欧洲；马蹬使中世纪欧洲穿戴沉重的铠甲的封建骑士得以产生；胸带挽具与过去的颈环挽具不同，是套在马身上，使马能全力拉东西而不会被勒死。最后，中国人栽培了许多水果和植物；它们通常由阿拉伯人传遍欧亚大陆。这些水果和植物包括菊花、山茶花、杜鹃花、茶香玫瑰、翠菊、柠檬、桔子等；桔子至今在荷兰和德国还被称为"中国苹果。"

　　最后，应该指出，这些及其他一些发明的传播，显然与政治事件有关。因此，人们认为，12世纪指南许、船尾舵、造纸术和风车的广泛传播可归因于十字军东征。同样，蒙古统治下的和平也促进了14世纪火药、丝绸制造、印刷术和炼铁高炉的大量传播。

四、欧亚大陆的宗教


　　中世纪不仅以欧亚大陆间前所未有的商品和技术交流为特征，而且也以宗教信仰的空前传播为特征。就基督教和佛教而言，它们于古典时期末开始传播，中世纪时期继续流传（见第七章第三节）。但中世纪诸世纪中，最为著名的宗教革新运动则是伊斯兰教的出现。除其教义（这将于下章叙述）外，这一新宗教在公元632年穆罕默德死后，突然从阿拉伯半岛向外广泛传播，对欧亚大陆和非洲广大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伊斯兰教的传播（详情以后叙述），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632到750年，伊斯兰牧首先传遍中东地区，然后向西传到比利牛斯山脉。向东传到中亚地区；最终结果，实际上是把地中海变成了穆斯林湖。第二阶段，从1000年到1500年，在这几个世纪中，伊斯兰教进一步传播，传入印度、东南亚和非洲，使印度洋也变成了穆斯林保护区。

　　伊斯兰教领土的巨大扩张，自然使被围困的基督教世界的统治者感到惊恐他们这时实际上已被孤立在欧亚大陆的西端。这一点，也是13世纪蒙古人崛起时基督教世界统治者的反应颇为矛盾的原因。蒙古人的劫掠和屠杀使他们丧魂落魄；这些屠杀、劫掠显示了蒙古骑兵的挺进好象是不可抗拒的。1260年，教皇亚历山大四世在他的训令（Clamat in auribus）中，呼吁所有基督教国家的君主们在共同的危险面前团结起来："……采取有远见的行动，抵抗日渐迫近、显然要降临的危险……愤怒的上帝将惩罚这些野蛮的鞑靼人，这些犹如从神秘的地狱里突然冒出来的鞑靼人。……"

　　然而，如西方人所看到的那样，情景并非一片漆黑。蒙古人虽征服了基督教俄罗斯人，即希腊正教教徒，但给伊斯兰教的波斯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打击最具毁灭性。当绝望中的穆斯林请求基督教国家的统治者提供援助时，温切斯特的主教的话，表达了人们通常的反应："让这班畜牲们互相残杀去吧！"有些西方人还认为，蒙古侵略者是支持基督教事业的天赐的干预者，是反对宿敌伊斯兰教的有力的同盟者。他们甚至希望，新蛮族能象前马扎尔人和维金人那样皈依基督教。由于对文明一无所知，没有高级的宗教信仰，缺乏有组织的教士的支持，这些蒙古人皈依和同化的时机似乎已经成熟。

　　然而，打蒙古人的生意的，并非只有天主教徒，那时其他三大宗教的代表正在亚洲争雄。其中，伊斯兰教最富有侵略性；他们从波斯渡过奥克苏斯河，扩张到中亚，争取到某些突厥部落的支持。佛教在从发源地印度没突厥斯坦的"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过程中，也已为蒙古人所熟悉。最后是聂斯脱利斯派教徒；他们的起源要追溯到以弗所会议（431年），当时他们被指责为异教徒，于是，聂斯脱利斯教徒从罗马帝国撤回波斯，后来，在不断挺进的伊斯兰教的逼迫下，沿陆路穿过中亚进入中国。因此，他们能使各突厥部落皈依；而当蒙古帝国扩张时，这些皈依基督教的突厥人便充任行政官员、文字或口头翻译和使节，为蒙古人服务。

　　正当这些聂斯脱利斯教徒渴望着蒙古人皈依时，天主教徒派出了两个传教团，前往设在蒙古北部哈拉和林的大汗朝廷。第一个传教团（1245-47年）由意大利方济各会的修道士约翰·卡皮尼·皮阿诺率领；第二个传教团（1253－55年）由佛兰德方济各会的修道上威廉·鲁伯鲁克率领。两位使者均到了蒙古朝廷，并发现可汗们对所有外国宗教都很感兴趣。威廉修土应邀以西方方式吟咏赞美诗，并解释《圣经》中的插图。但是，几天后，他发现大汗正专心致志地研究被烧焦的羊肩胛骨。如果它们完整无缺，大汗就认为他可以筹划发动一场肯定能获胜的战争。如果他看到最小的裂纹，他则会按兵不动。传统术士，即巫师，在朝廷中很有势力，修道士们不可能争取皇家任何成员。"我们相信只有一个上帝"，蒙哥汗对威廉修上说，"但如上帝赐给我们不同的手指一样，他也赐给人类各种不同的方法。上帝赐给你们《圣经》，你们基督教徒不应违背。……上帝赐给我们占卜者，我们就按照他们所说的去做，和睦相处。"同样，要组成反伊斯兰教联盟也是不可能的，因为蒙古人需要别人向他们屈服，而不是和他们合作。"毫无例外"，蒙哥汗声明说，"你们所有的人都必须为我们服务，并效忠于我们…我们所告知给你们的，就是上帝的诫命。"然而，传教团成功地向西方提供了有关这一新蛮族的形成、习惯和军事战术等第一手可靠的资料。

　　威廉修士刚刚返回西方，成立基督教-蒙古胜利联盟、永远结束伊斯兰教威胁的希望再次出现。成吉思汗的孙子旭烈兀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助长了这一希望。旭烈兀是个佛教徒，而他的妻子是基督教徒。在亚美尼亚和格鲁古亚王国的基督教士兵的援助下，旭烈兀于1258年到1260年间，占领并洗劫了哈里发的首都巴格达，随后又侵占了叙利亚到地中海沿岸所有的地区。人们满怀信心地期望，他将轻取埃及和北非，然后同天主教国家一起，征服西班牙，最终从地球上灭绝可恨的伊斯兰教。

　　但事与愿违，1260年，蒙古人在巴勒斯坦阿因扎鲁特（缴利亚发源地）的决定性的战斗中，被埃及马穆鲁克军队击败。蒙古人的清退，挽救了埃及和伊斯兰教世界。这次失败显然给迷信的蒙古人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他们确信穆斯林的安拉具有更大的力量，从而促使他们皈依伊斯兰教。结果，不但没有消灭伊斯兰教，反而使中东和中亚地区的蒙古人最终皈依了伊斯兰教，最东部的蒙古人皈依了佛教（有关这些战役的详情，见第十四章第四节）。

　　在西方，对伟大而又神秘的中国仍抱有希望；众所周知，中国是不信伊斯兰教的。卡皮尼和鲁伯鲁克都没到过中国，但他们听说，只需20天便可以从哈拉和林到达中国，而且，这是一个无比富饶的国家。1264年，当忽必烈迁都大都（也叫汗八里，即"大汗之城"，今北京）时，欧洲人首次进入中国。最早来中国的是两位威尼斯商人：尼科拉·波罗和马费奥·波罗。忽必烈给他们以热烈欢迎，向他们询问了有关欧洲的情况，并让他们转信给教皇。在这些信中，忽必烈请求，为他的朝廷派100名传教士，向他的人民传教，并同其他宗教代表辩论。

　　就提出这一要求而言，说忽必烈被基督教的热情所激发，是难以令人置信的。他很可能是要为他的官僚机构收罗人材，因为他刚刚征服中国，不敢冒险在上层机构中起用太多的中国人。实际上他确雇用了大批外国人任职。为了维护他的权力，他很注意保持各部分人之间的势力平衡。不论忽必烈请求派教士的动机如何，罗马教室只派遣了两名多明我会修道大但因路上动乱不定，他们只到达小亚细亚使返了回去。

　　1259年，教皇尼古拉四世派约翰·孟德高维诺前往蒙古朝廷；他是一位在地中海东部沿岸诸穆斯林国家工作了14年的、富有经验的传教士。约翰修士走海路从波斯湾到印度，穿过马六甲海峡，前往坎富（广州），再从广州走陆路到达大都（北京）。他被允许留在首都说教，结果，在1292年到达大都后的六年中，他修建了一座带钟楼的教堂，拥有一支150个男孩的唱诗队，他们唱的格列高利圣歌皇帝非常爱听。罗马教皇得知这一成功后，又派出了一些传教士，使约翰修土能前在坎富，从事另一传教活动。到1328年修士去世时，已在中国大地争取到几千名皈依者。

　　这一进展的取得，主要由于蒙古统治者的积极态度。他们深思熟虑，鼓励所有外国宗教，无论是伊斯兰教、佛教，还是基督教，与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儒教相抗衡。因此，基督教传教士从皇帝的金库里获得大笔津贴，从而建立了一座带有"高级教土房间"的修道院。然而，外国教徒意外的汇集中国只是短暂的，因为它完全依赖于可汗的支持。但是，正如马可·波罗所说的那样："所有中国人都憎恨大汗的统治，因为…他将所有权力交给鞑靼人，萨拉森人或基督教徒。这些人依附于他的王室，为他服务，是中国的外国人。"因此，1368年，当蒙古人被赶出中国时，受他们保护的所有外国人，也一起彼赶了出去，其中包括天主教传教团。16世纪，达·伽马的航行，开辟了一条直接连接欧亚大陆两端的海上航线，为耶稣会的到达铺平了道路，直到这时，天主教才又在中国获得了一席立足之地。


五、扩展中的视界


　　尽管欧洲人未能争取蒙古人为盟友，未能使他们信奉同一宗教，但蒙古统治下的和平，极大地开阔了他们的眼界，使他们对欧亚大陆有了一个新的认识。这种认识与中世纪早期的认识完全不同；当时，汉帝国和罗马帝国的崩溃，隔断了古典时期欧亚大陆间的联系。教区制度开始形成，而在西方，成功的基督教的信条又着重强调了这一制度。《圣经》成为地理知识的主要来源，于是，耶路撒冷被认为是大地的中心，而尼罗河、幼发拉底河和恒河则被认为是发源于同一源头伊甸园。

　　七、八世纪，伊斯兰教的扩张，筑起了一道横穿北非和中东的有害屏障，进一步缩小了欧洲人的视野。直到12世纪，十字军带着种种传说，从地中海东部沿岸诸国返回西方时，才使欧洲人重新得到有关外部世界的第一手资料。尽管地中海那时仍是世界的中枢，但他们对东面和南面地区的了解却非常贫乏。

　　蒙古统治下的和平带来了伟大的突破，它使人们的视野从地中海转向欧亚大陆，正如后来的哥伦布和达·伽马使人们的视野相应地从欧亚大陆转向全球一样。商人、传教士和战俘的旅行告诉人们，在远东有一个大帝国，它的人口、财富和文明程度，不仅等于，而且超过了欧洲。另一方面，东方这时也开始了解西方。马可·波罗既使西方知道了中国，又让中国和中东了解了西方。

　　众所周知，在此期间，莫斯科、大不里士和诺夫哥罗德都有中国侨商局地；在美索不达米亚，中国技师受雇从事水利工程建设。有资料记载，中国官僚曾陪同成吉思汗出征视察。从欧亚大陆的一端旅行到另一端。此外，生于北京的聂斯脱利斯教徒拉本·巴尔·索玛，12788年曾旅行到伊儿汗国朝廷巴格达，被蒙古人从那里派往欧洲，寻求基督教的援助，反对伊斯兰教。他于1287年出发，去过君士坦丁堡、那不勒新、罗马、巴黎和伦敦，途中会见了法王腓力四世和英王爱德华一世。中世纪时期，游历范围最广的旅行家是穆斯林伊本·拨图塔（13O4-1378年）。他从自己的家乡摩洛哥出发，去麦加朝圣然后，继续旅行，取道撒马尔罕前往印度，作为法官和使者从印度派往中国。回到摩洛哥后，他又继续向北旅行，到达西班牙，随后南下，进入非洲内地，到达廷巴克图。当他最后返回摩洛哥定居时，至少旅行了750O0英里。

　　西方世界最著名、最重要的旅行家是马可·波罗。当父亲和叔叔第二次航行中国时，他也一同前往，于1275年到达忽必烈的朝廷。他给忽必烈以良好的印象，并以各种身份为他服务了17年，游历了全国各地。作为一个官员，途径之处，他特别注意观察当地的居民和资源，曾记下这样的东西："有一种黑石块，象别的石头一样，从山里挖掘出来，但却象木头一样可以燃烧。"1292年，他护送一位蒙古公主航行，绕过东南亚，穿过印度洋，前往波斯，同伊儿汗国大汗结婚。到达波斯后，马可·波罗继续西行，于1295年回到了阔别25年的家乡威尼斯。不久，在与热那亚的战斗中被俘，于狱中口述了他的旅行见闻。

　　下面这段话便是书的开头，它对当时人们十分惊奇的事物作了介绍：

　　皇帝、国王、公爵、侯爵、伯爵、骑士和市民们，以及其他所有的人们，不论是谁，如果你们希望了解人类各种族的不同，了解世界各地区的差异，请读一读或听人念这本书吧！你们将发现，在这本书中，正如梅塞·马可·波罗所叙述的那样，我们条理分明地记下了东方各大地区——大亚美尼亚、波斯、鞑靼地方、印度以及其他许多国家——的所有伟大而又奇特的事物。马可·波罗是威尼斯市民，聪明而又高贵，被称为"百万先生"。他亲眼目睹了这些事情。……所有读或听人念这本书的人，都应置信不疑，因为这里所记叙的一切都是真实的。的确，自上帝用他的手创造了我们的祖先亚当以来，直到今天，从未有过任何人，基督教徒或异教徒，鞑靼人或印度人，以及其他种族的人，家这位海塞·马可那样，知道并考察过世界各地如此众多、如此伟大的奇闻轶事。…

　　马可叙述的故事，确实和这一介绍所说的那样激动人心。他讲到了带有花园和人造湖的大汗宫廷，装载银挽具和宝石的大象。他还讲到了各条大道，高于周围地面，易于排水；大运河上，商人船只每年川流不息；各个港口，停泊着比欧洲人所知道的还要大的船只，并谈到了生产香料、丝绸、生姜、糖、樟脑、棉花、盐、藏红花、檀香木和瓷器的一些地方。马可还描写了他护送中国公主到波斯去时，访问和听说过的所有寓言般的国度——新加坡、爪哇、苏门答腊、锡兰、印度、索科特拉岛、马达加斯加、阿拉伯半岛、桑给巴尔和阿比西尼亚。

　　书中的一切仿佛离奇古怪，言过其实，因此，人们给他起了个别号叫"百万先生"，因为"他开口闭口总是说百万这个、百万那个。"其实，他向16世纪中叶的欧洲人提供了有关中国最为全面可靠的资料。这本书题名为《世界见闻录》并非偶然。实际上，这部著作使西方人对世界的了解范围突然扩大了一倍。马可·波罗正如两个世纪后的哥伦布一样，为同时代人开辟了崭新的天地。的确，正是他所描写的有关中国和香料群岛的迷人景象，召唤着伟大的探险者们，在穆斯林封锁陆上道路之后，直接寻找一条海上航线，继续前进。

血色黎明

第十三章　伊斯兰教的兴起


　　论海滨旷野的默示。有仇敌从旷野、从可怕的地方而来，象南方的旋风猛扫而过。

《以赛亚》


　　我们把阿拉伯《古兰经》降给你，好教你警告"城市之母"麦加及其周围的人们；好教你警告他们"末日审判"无疑来临。那时，一些人将永居天堂，一些人则堕入火狱。

《古兰经》第四十二章


　　600年至1000年的几个世纪中，伊斯兰教的出现，是欧亚及世界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穆斯林军人的惊人征服，和大约1000年前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服一样，再度统一了整个中东地区。亚历山大帝国崩溃后，罗马人最终强行统治了小亚细亚和叙利亚，使中东以幼发拉底河为界分为东西两部。东部由伊朗和伊拉克构成，是波斯文明的中心；西部包括巴尔干诸国、小亚细亚、叙利亚，埃及和北非，成为拜占廷文明的所在地。7、8世纪，伊斯兰教的征服结束了这种分裂状况，在伊斯兰教的星月旗下，统一了从比利牛斯山脉到信德，从摩洛哥到中亚的所有地区。

　　比这些军事扩张更为显著的是伊斯兰教文化上的成就。尽管被征服的地区曾是人类最古老的文明中心，然而，到11世纪时，它们语言上已阿拉伯化，文化上已伊斯兰教化。阿拉伯语成为从波斯到大西洋广大地区的日常用语，新出现的伊斯兰教文明是前犹太教文明、波斯-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和希腊-罗马文明的独创性的综合体。这种语言和文化的转变一直存留到现在，因此，伊拉克人和摩洛哥人与英国人和澳大利亚人一样，在语言和文化上至今仍有着密切的联系。

一、伊斯兰教以前的阿拉伯半岛


　　穆斯林入侵前的中东由两大帝国统治：拜占廷帝国和萨珊王朝。前者以君士坦丁堡为都，控制着地中海东部地区；后者定都泰西封，统治着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流域和伊朗高原。两帝国长期不和，一个是具有希腊-罗马文化的基督教国家，另一个是具有波斯-美索不达米亚传统的琐罗亚斯德教国家。603至629年，波斯和拜占廷之间爆发了一系列战争，使双方两败俱伤，无力抵抗阿拉伯沙漠聚集的风暴。

　　这时的阿拉伯半岛，在文明邻邦的眼中，是游牧蛮族的偏僻之壤。然而，6世纪后半叶，由于商路的改变，它已成为经济要地。埃及的混乱和拜占廷-波斯战争，使传统的红海至尼罗河流域和波斯湾至红侮的道路无法通行。商人们因此转向更加艰难，但却较为安全的道路，即从叙利亚经阿拉伯半岛西部到也门，再从也门用船只往返于印度洋之间运输货物。麦加因商路的改变而获利，它地处商路中段、阿拉伯半岛沿岸，是北往叙利亚，南通也门，东到波斯湾，西至红海吉达港和走水路前往非洲的交通枢纽。

　　除从事农业和实行君主专制的南方外，阿拉伯半岛其他地区都处于游牧和部落状态。酋长，即当选的部落首领，只是具有平等地位的年高德望的人，受统治一切的传统习惯的约束。他们的主要作用是，战时指挥打仗和领导人们保卫圣地。大多数部落信奉多神教，崇拜树，泉水和石头；这些东西被认为是无形的诸神的居住地。他们还信仰更多的属于个人的神；并认为它们从属于一个称为"安拉"的更高级的神。犹太教和基督教曾从北面传入阿拉伯半岛，争取了边界地区所有部落以及半岛其余地区的孤立的部族。同这些宗教信仰相比，阿拉伯半岛的多神崇拜、部落战争和政治分裂，对富有思想的阿拉伯人来说似乎太原始，是一种耻辱。据说，7世纪初，确实出现过几个"先知"，反映出当时正在朝发展本土的神教方向努力。门每个成功的传道士一样，穆罕默德表达了他那个时代的愿望，满足了当时的要求。

二、穆罕默德


　　穆罕默德，中世纪最有影响的历史人物，生于569年，是麦加一位商人的遗腹子。六岁母亲去世，先由祖母，后由伯父抚养长大。有关他青少年时期的情况知道的很少。传说他12岁曾随伯父跟商队去过叙利亚，在这次旅行中，可能获得一些有关犹太教和基督教的知识。穆罕默德25岁同一位富孀结婚，她为他生了几个女儿和两个儿子，儿子都早年夭折了。

　　穆罕默德40来岁时，经历了一段精神极度紧张的时期。在此过程中，他开始相信上帝选他为先知，选他当亚伯拉罕、摩西和耶稣的继承人。有人要他描述默示经过，他回答说，《古兰经》的全部经文在天国里，每次他所得到的只是一部分，通常由天使加百列传授给他，并让他一字一句地重复。而这时在他身边的其他人，既看不到这位天使，也听不见他讲的话。穆罕默德的痉挛可能是癫痫病发作，尤其因为他说他听到了铜铃般的声音，一种通常在癫痫病发作时才能听到的声音。无论如何，穆罕默德这时认为，他已接受了神的感召，要去证实安拉的唯一性和超然存在，去警告人们"末日审判"终将来临，去告诫他们忠实的报答是上天堂，邪恶的惩罚是下地狱。

　　穆罕默德的教诲，在他死后不久被记录成书，成为伊斯兰教这一新教的圣典。"伊斯兰"意为"顺服上帝的旨意。"穆罕默德更没有建立教士组织，也没有确定专为拯救灵魂的具体圣事，但却要求信徒们履行一定的仪式，即伊斯兰教"五功。"它们是：（1）念功：信徒一生必须完全理解、绝对接受地背诵"除安拉外，再无神灵；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2）拜功：信徒应每日礼拜五次，分别在晨、晌、晡、昏、宵五个时间内举行：脱掉鞋子，跪在一张地毯上，头叩地，面朝麦加万向祈祷。（3）课功：穆斯林应慷慨施舍，作为献给安拉的贡品和虔诚的行为。（4）斋功：穆斯林必须在赖买丹月，每日自日升前到日落，斋戒禁食。（5）朝功：穆斯林一生如条件允许应朝觐麦加一次。

　　这些仪式极大地加强了信徒们的社会结合。他们一起祈祷、斋戒，一起为不幸的兄弟们承担责任；他们——富人和穷人，黄种人、白种人、棕种人和黑人——一起到麦加去朝觐。而且，《古兰经》还对信徒生活的各个方面，对风俗和卫生、结婚和离婚，商业和政治、犯罪及惩罚、和平与战争等予以指导。因此，伊斯兰教既是一种宗教信仰，又是一种社会法规和政治体系。它不仅为信徒们提供宗教戒律，而且为个人和公众生活提供了明确的教训。如在基督教世界一样，世俗生活和宗教生活之间，现世和教会之间并无差别。在伊斯亚教中，凡属于凯撒的就是上帝的，而属于上帝的也就是凯撒的。"沙里亚"即圣典，直到近代仍是整个穆斯林世界的国法，至今在各个国家里，很大程度上依然如此。

　　穆罕默德渐渐说服人们皈依这些教义。首先是他的直系亲属和私人朋友，这些人后来作为"先知的同伴"，享有崇高的威望。随着这一小股皈依者的发展，麦加的富商开始感到惊恐，害怕穆罕默德的教义将削弱过去的宗教信仰和阻止朝拜者对麦加圣物"黑石"的礼拜。由于反对势力的增长，穆罕默德应邀前往麦地那。这是麦加以北约30O英里处的商路上的一座绿洲城市。这里杂居着阿拉伯部落和犹太部落的居民，因此，穆罕默德被当作仲裁者受到欢迎。622年，穆罕默德移居麦地那，阿拉伯人称这一事件为"希吉拉"，伊斯兰教历则以事件发生的这一年为纪元。

　　由于他的教义主要基于犹太教的教义、传说和经典，穆罕默德希望他能作为麦地那犹太人的先知的继承者受到他们的欢迎，但麦地那犹太人嘲弄了他的要求。于是，穆罕默德转而反对他们，最终将他们驱逐出城，并把他们的财产分给了他的信徒。从此，伊斯兰教具有更加鲜明的阿拉伯民族的色彩，麦加取代耶路撒冷，成为穆斯林必须朝拜的方向。穆罕默德渐渐说服了麦地那的阿拉伯人接受他的宗教信仰，并以他的教义为基础，建立了一个神权政治国家。

　　穆罕默德以麦地那为基地，组织了对麦加商队的袭击。这种袭击是阿拉伯游牧民普为接受的经济活动。如今，他们聚集在"先知"的旗帜下，希望获得战利品，并顺便得到灵魂的拯救。到630年时，穆斯林已十分强大，完全可以占领麦加；在麦加，穆罕默德使收藏在天房克尔白中的黑石成为伊斯兰教的朝拜圣物。于是，他实现和解，以此维护伊斯兰教的基本信条，并使其扎根于传统的阿拉伯习俗之中。到632年穆罕默德去世时，大多数阿拉伯部落——虽不是全部——已承认他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并向他进贡。

　　过去，在他本国，穆罕默德见过一些崇拜偶像的仪式。现在，他给它带来了一个宗教和一部天启的经典，带来了一个具有良好的组织和武装、统治了整个半岛的社会和国家。一个世纪内，他的信徒们从胜利走向胜利，建立了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强大帝国，并传播了他的教义。如今，这一宗教在世界上拥有5亿信徒。如果以对事态发展的影响为标准，那么，穆罕默德无疑是历史上的一位巨人。

三、征服时期


　　正因为穆斯林社会是穆罕默德天才的结晶，所以他死后，这一社会的各组成部分报可能分裂。部落酋长认为，他们对穆罕默德的服从，已随他的死一起完结。于是，他们停止纳贡，恢复行动自由。这一撤回，伊斯兰教历史上称为"变节"，即叛教，引起了一系列有计划的战争。这些战争制服了"叛教的"部落，迫使他们回归伊斯兰教社会。但是，被征服的部落成员愠怒不满，显然一有机会还会叛离。理想的瓦解办法是，以每个贝都因人所喜爱的战利品为许诺，实施对外袭击，故这些袭击开始时并非宣传教义的宗教战争。穆罕默德并没想到，伊斯兰教会成为世界性信仰，也不认为上帝选派他向阿拉伯人以外的其他人传教。确切地说，让骚乱的贝都因人一心忠于麦地那这一需求，是导致阿拉伯人袭击的原因。

　　率领这些袭击的首领为哈里发，即代理人，他受选代替先知的世俗地位。哈里发无疑是先知穆罕默德的继承人，但主要还是社会的世俗首领。因此，穆罕默德的岳父艾卜伯克尔当选为哈里发，只意味着他是伊斯兰教的保护者，而不是宗教领袖。正是在艾卜伯克尔的领导下，叛教的部落被迫重新回到信徒行列中，阿拉伯人开始了最早的对外侵略。

　　634年，欧麦尔继承文卜伯克尔当选为哈里发，在他的领导下，早期的侵略发展成正式的征服战争。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貌似强大的拜占经帝国和波斯帝国不久便暴露出外强中干的实质。它们不仅被两国间的一系列战争所削弱，而且它们的人民对繁重的捐税和宗教迫害极为不满。此外，当整个整个的部落被有关财富的迷人传说所吸引，从阿拉伯半岛各地向北迁移时，穆斯林军队也就由小股袭击队变成大规模武装部队，任何想让他们返回贫瘠的家园的企图，都将引起新的、很可能是致命的"变节"。结果，穆斯林首领率领贝都因军队进入叙利亚。因此，随之而来的巨大征服表明，它们并非是伊斯兰教的侵略，而是阿拉伯部落的扩张。最初几个世纪中，这些扩张多次向北进入"肥沃新月"地带。当时，这一扩张规模空前，部分是因为两个帝国异常虚弱，部分是因为新的伊斯兰教信仰所促成的团结和力量。

　　阿拉伯人一旦开始侵略，便充分利用他们沙漠作战的经验。他们不象拜占廷人和波斯人那样骑马作战，而是骑骆驼作战。这样可以随意发动进攻，且一旦需要，又可撤回到沙漠的安全地带。正如后来的维金人，因控制着海洋而能劫掠欧洲沿海一样，这时的阿拉伯人则利用他们的"沙漠之舟"，进攻富庶的帝国。无怪乎阿拉伯人在被征服的省份里都选择沙漠边缘的城市，作为他们的主要根据地。当形势安定的时候，他们就利用现成的城市，如大马士革；在必要时，他们就建立新的城市，如伊拉克的库费和巴士拉，埃及的伏斯泰特，这些军事重镇满足了正在形成的阿拉伯帝国的需要，就象后来的直布罗陀、马尔他和新加坡满足了不列颠海上帝国的需要那样。

　　636年，阿拉伯人在约旦河支流耶尔穆克河谷，决定性地大败拜占廷人。他们乘迷眼的沙暴发动进攻，几乎全歼希腊、亚美尼亚和叙利亚基督教混合部队。皇帝希拉克略逃进君主坦丁堡，将整个叙利亚丢给了胜利者。哈里发欧麦尔随之转而进攻富裕的邻邦伊拉克。那里的闪米特人已部分地皈依基督教，他们对波斯和琐罗亚斯德教统治者不满，这有助于阿拉伯人的胜利。637年夏，阿拉伯人在卡迪西亚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波斯皇帝仓量撤离位于卡迪西亚附近的首都泰西封，向东逃窜。

　　耶尔穆克和卡迪西亚的惊人胜利，给穆斯林带来了前所未闻的财富，从而，进一步壮大了大批来自南部沙漠的贝都因人。边境的压力不可抵抗，阿拉伯军队如洪流滚滚向前，他们向西进入埃及，向东进入波斯。两年内（639－641年）他们占领了整个埃及，但在波斯，首次遭到顽强抵抗。尽管帝国统治软弱无能。不得人心，然而，全民族人民为了自由，为了琐罗亚斯德教信仰，已做好准备，决心同始终被视为"沙漠之害"的阿拉伯游牧民作战。随着穆斯林的推进，当地的抵抗力量组织起来，迫使侵略者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直到651年，波斯才被征服。而在此之前，即644年，欧麦尔被一个波斯俘虏暗杀了。

　　欧麦尔的哈里发继承者们，在宗教热情和游牧民贪婪之心的驱使下，继续举起伊斯兰教的旗帜，乘胜对外征战。在北非，阿拉伯军队得到当地柏柏尔皈依者的增援，迅速进入摩洛哥，然后，穿过直布罗陀海峡，进入西班牙。711年，他们战胜西班牙的最后一个西哥特国王罗德里戈，越过比利牛斯山，进入法国。然而，732年，在法国的图尔，他们却被查理·马特打败。这场战斗通常被认为是西欧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不过，即使穆斯林取胜，他们是否继续向远离家乡的地区挺进，还值得怀疑。穆斯林向东面的扩张也是如此。715年，他们占领了印度西北部的信德省，但直到几个世纪以后，当信奉同一宗教的突厥人从北面入侵印度时，才得以进一步推进。同样，751年，穆斯林在中亚的怛逻斯，战胜了中国人，但也未能再向中国进军。于是，怛逻斯、信德和比利牛斯山，便成为穆斯林在其当时的军事技术水平下所能达到的扩张的最后界限。

　　这清楚地表明了阿拉伯人围攻一年（717-718年）未能占领君主坦丁堡的特殊意义。由于君士坦丁堡紧挨帝国的中心，如果他们占领了这座城市，势必有可能占领东欧大部分地区。当然，15世纪时的穆斯林土耳其人正好做到了这一点。但如果这一事件约早10加年发生，那么东欧大部分地区将阿拉伯化和伊斯兰教化，并成为今日穆斯林中东的一个组成部分。

　　尽管有这些失败，事实仍然是：开始于沙漠中的一个宗教，在短短一个世纪内，已发展成为横跨欧亚大陆的强大帝国。到750年，伊斯兰教统治了从比利牛斯山到信德，从摩洛哥到中国边境的广大地区（见图13"1500年以前伊斯兰教的扩张"）。

四、从阿拉伯王国到伊斯兰教帝国


　　第一阶段的扩张完成之后，阿拉伯人便安顿下来，享受胜利果实。他们实际上是其属国的占领军，大多数居住在军事重镇里，由此控制着周围的乡村。由于哈里发欧麦尔曾有规定，他的追随者不应在被占领的行省里享有封地，因此，他们这时享受政府津贴。支付这些津贴的资金来自伊斯兰教国家没收的土地和征收的捐税，向非穆斯林征收的捐税比向穆斯林征收的高。除此之外，非穆斯林其实并未受到干扰，也没有被迫改变信仰。实际上，皈依伊斯兰教极不受欢迎，因为这意味着降低税收。因此，信奉伊斯兰教，其实是统治绝大多数属国臣民的阿拉伯骑士贵族享有的特权。

　　不久，日益增长的"麦瓦利"，即非阿拉伯穆斯林的出现，打破了这种状况。这些新教徒成群结队涌入城市，充当雇员、工匠、店主和商人，为阿拉伯责族的需要服务。作为穆斯林，他们要求与阿拉伯人平等，但未得到承机。"麦瓦利"在伊斯兰教军队中服役，通常只能作为步兵参加战争，因为步兵得到的薪俸和战利品低于阿拉伯骑兵。

　　随着帝国的扩张，以及财富从属国行省源源不断流入城市，"麦瓦利"的人数和财富也不断增长，但他们仍被拒绝在统治集团之外。于是，他们成为城市中的不安定因素，决心取得与他们的经济实力相等的社会地位。人们开始理由充分地认为，阿拉伯伍麦叶哈里发王朝是征服战争完成后毫无作用的一个寄生集团；伍麦叶王朝曾于661年，从麦地那迁都大马士革。因此，对阿拉伯贵族的抵抗运动，既是民族的，又是社会的反抗运动。

　　为争夺王位而突然爆发的十年内乱，以750年阿拔斯哈里发王朝的建立宣告结束；阿拔斯王朝建立的意义，远远超过单纯的改朝换代。"麦瓦利"，尤其是波斯人，这时代替了过剩的旧贵族。阿拉伯军人不再是享有薪俸的特权阶层，而被皇家常备军所取代；皇家常备军开始时主要由波斯人组成。从前的军事重镇，如今在"麦瓦利"的控制下，变成了巨大的商业中心。一部分阿拉伯人开始加入市民和农民的行列，另一部分则重新返回到游牧生活。

　　帝国的结构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尤其是762年，首都从大马士革东迁到巴格达。这实际上意味着，阿拔斯哈里发政权，开始放弃地中海，接受波斯的传统，寻求波斯的支持。哈里发不再是阿拉伯部落的酋长，而是一个神权君主，即"安拉在大地上的影子"。地的权力并不依赖于部落的支持，而是建立在享有薪俸的官僚和常备军的基础上。因此，同前泰西封、波斯波利斯和巴比伦的许多村主政体相类似，哈里发统治已成为东方的君主政体。在这一君主政体所提供的秩序与保护下，一种融合了犹太文化、希腊-罗马文化和波斯-美索不达米亚文化传统的混合文明，在随后几个世纪中逐渐形成。伊斯兰教不再仅仅是上层骑士贵族的法典，而成为一种新的与众不同的文明。

五、伊斯兰教文明


　　哈里发曼苏尔选定巴格达作为阿拔斯王朝的首都所在地，并预见到这一选择的辉煌远景：

　　这个东濒底格里斯河，西滨幼发拉底河的岛屿，是一个世界性的市场。从瓦西特、巴士拉、乌本拉、阿瓦士、法尔斯、阿曼、耶玛麦、巴林以及更远的地方溯底格里斯河而上的所有船只，将在这里停泊。由摩苏尔、迪牙个-拉比阿、阿塞拜疆、亚美尼亚等地顺底格里斯河而下的货物，以及从迪牙尔-穆迪尔、拉卡、叙利亚边境沼泽地、埃及和北非沿幼发拉底河运来的也货物，将停卸于此。这里将是山区、伊斯法罕和霍拉桑请地区的居民的交通要道。感谢安拉，为我保留了这块地方，并使在我之前来这里的人们忽略了它。真主啊，我要在这里建筑城市，并终居住在这里，我的子孙、也将居住此地。无疑，它将成为世界上最繁荣的城市。

　　曼苏尔的期望很快得到全面实现。一个世纪内，巴格达的人口约达1O0万。城市中心是一座城堡，直径约两英里，里边有哈里发的宫廷，官员们的宅邻和禁卫军的营房。城堡外围建立了巨大的商业中心，由富绕的两河流域地区提供充裕的产品。主要作物有小麦、大麦、稻米、椰枣和橄榄。阿拔斯王朝通过排干沼泽地和发展灌溉工程，扩大耕地面积，增加了产量。和前统治者相比，他们还降低了税收，减少了强加于农民的劳役。不过，这一改进很快就由于富裕商人和地主的投机，由于许多大庄园引进奴隶劳动而被取消。

　　各省还提供了丰富的金属资源，如来自兴都库什山脉的白银，来自努比亚和苏丹的黄金，来自伊斯法罕的铜以及来自波斯、中亚和西西里岛的铁。帝国境内的许多地方蕴藏着宝石，波斯湾水域还盛产珍珠。工业也很繁荣，就从事生产的人数和产值而言，纺织业是最为重要的。许多地方生产亚麻布、棉花和丝绸商品，既用于地方消费，又提供出口。地毯制作几乎随处可见，而以塔百里斯坦和亚美尼亚的产品最为出色。751年，许多中国人在怛逻斯战场被俘；从这些俘虏身上学到的造纸术，迅速传遍伊斯兰教世界，900年，传入西班牙。其他工业还有陶器、金属制造、肥皂和香料等。

　　如此繁荣的经济，遍及辽阔的阿拔斯帝国，激发了地区间空前广泛的贸易。如前章所述，穆斯林商人，或走陆路经过中亚，或从水路同印度、锡兰、东南亚和中国经商。他们还同非洲进行广泛的贸易，由此获得黄金、象牙、乌木和奴隶。在斯堪得那维亚半岛上发现的、大批7至11世纪的穆斯林硬币，证实了穆斯林商人同北方国家的贸易。他们就用这些货币换取了毛皮、蜡、琥珀、蜂蜜和牛。如此广泛的贸易，促进了银行业的高速发展，结果各主要城市都设有分行，在巴格达开的支票，可以在摩洛哥兑现。

　　有了坚实的经济基础，阿拔斯哈里发们便在其奢侈豪华的宫殿里纵情享受。《一千零一夜》描写了最著名的哈里发哈伦·赖世德（786-809），作为放荡而又有文化素养的统治者，他的身边簇拥着一批诗人、乐师、歌手、舞女、学者和才子。室内常见的游戏是象棋、骰子和十五子棋；室外的运动有打猎、鹰猎、放鹰、马球、射箭、击剑、掷标枪和骑马比赛等。哈伦与查理曼处于同一时代，但他们各自的首都，巴格达和艾克斯拉沙佩勒简直无法相比，如同今天的巴格达无法同巴黎相比一样，不过两者的位置需颠倒一下。10世纪初，有位拜占廷使者虽然熟悉君主坦丁堡的繁盛，但在巴格达的所见所闻仍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谈到了这里的23座宫殿，每座宫殿都拥有成千上万张地毯和挂毯；大批仆人身着闪光的制服；妇人们穿着用丝绸和锦缎制成的五颜六色的华丽服装；宽敞的公园里，有各种各样的家畜和野兽。

　　阿拔斯王朝不仅以富裕和豪华著称，而且以一段时期内宗教信仰较为自由闻名于世，很明显，这在当时的西方是绝对没有的。伊斯兰教教法在一定程度上可用来说明这一点。这一神圣法律承认，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都是《圣经》的信徒，就象穆斯林是《古兰经》的信徒一样。两者都有一部圣典，即成文的启示书。他们的信仰被认为是真实的，不过还不完整，因为穆罕默德已代替了摩西和耶稣基督。因此，伊斯兰教尽管宽容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允许他们坚持自己的信仰，但却带有某些限制和处罚。

　　例如，哈里发哈伦命令，所有在穆斯林征服后建立的教堂必须拆毁，所有非穆斯林，即迪米人必须穿规定的服装。哈伦的孙子也颁布法令：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必须把木制的魔鬼像贴在住房墙上；只能骑配备木鞍的骡子。伊斯兰教法官还规定，拒绝接受基督教徒或犹太教徒反对穆斯林的证词。迪米人交纳的税额总比穆斯林重很多。显而易见，他们是二等公民。不过，他们的地位，同西方相类似的异教徒相比要优越一些。他们可以保持原有的信仰，享有正常的财产所有权，属于一定的行会。他们常常受命在国家高等机构中任职，并与在基督教征服西班牙后的犹太教徒和穆斯林的遭遇不同，无须参加圣战，也不会被流放。

　　阿拔斯王朝还以科学领域的成就享有盛名。诚然，这方面的趋势是保存和发展原有的东西，而不是创造新的东西。最伟大的科学家比鲁尼（973－1048年）曾说过："我们应限于从事古人所从事的事业，完善可以完善的东西。"然而，帝国的庞大规模，它同欧亚大陆各地区的实际联系，它从几大文明中心获得的极为丰富的遗产，都大大有助于伊斯兰教科学的真实成就。例如，以"智慧之城"自誉的巴格达，就拥有一批翻译，一个图书馆，一座天文台和一所学校。那里的学者们翻译并研究了希腊科学家和哲学家的著作，以及波斯和印度的科学论文。

　　在天文学方面，穆斯林一般接受了前希腊人的基本原则，理论上没有什么重大突破。但他们未间断地延续了古人的天文观察，从而使文艺复兴时期的天文学家们获得了约900年的记录，为他们的重大发现提供了依据。穆斯林对数学非常感兴趣，因为天文学和商业都需要数学。由于巴比伦和印度的影响，他们在数学上，尤其在推广印度十进位算法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见第九章第五节）。尽管人们误认为它是阿拉伯数字，但如早先发明的字母用于书写一样，这一系统可用于算术。它使数学大众化，使之适用于非专家的日常用途。伊斯兰教最伟大的数学家穆罕默德·伊本·穆萨（780－85O年）是一位波斯人，因出生于里海东部的花刺子模（现基发），故得名花拉子密。他用印度数字编写的一本代数课本，系统地阐述了最早的三角函数表，许多世纪里一直为东西方所使用。他还同其他学者一起，合编了一部地理百科全书。

　　在地理学方面，如天文学一样，穆斯林理论上没有取得什么成就。但庞大的帝国疆土，广泛的贸易范围，使他们积累了有关欧亚大陆的系统、可靠的资料。例如，比鲁尼关于印度的名著，不仅描写了这个国家的地理特征，而且描写了印度人的社会制度、宗教信仰和科学成就。可以说，在这一点上，直到18世纪，才有人能与他相媲美。穆斯林还绘制了航海图和地图。在这些图中，如当时的基督教制图者们以耶路撒冷为中心一样，穆斯林自然以麦加为中心。

　　伊斯兰教医学也以希腊医学为基础，但伊斯兰教地理上的更大扩展，使穆斯林获得了有关新疾病和新药物的知识。他们在古老的药典中增添了龙涎香、樟脑、肉桂、丁香、汞、番泻叶和没药；还采用了新的药剂，如糖浆、药用糖水和玫瑰香水。的确，在意大利船长们在中东各港口装运的货物中，阿拉伯药物居于首位。吸入药物的麻醉法开始在某些外科手术中实行；海吸希和其他药物被用作止痛药。穆斯林首建了药店和药房，创办了中世纪第一所药剂学校：要求行医者通过全国性考试，获得执照，方可营业；他们还开办了设备精良的医院，其中为今日所知的约30所。被欧洲人尊称为"拉齐斯"和"阿维森纳"的穆斯林著名医生穆罕默德·拉齐（844-926年）和艾布·阿里·侯赛因·伊本·西拿（98O-1037年），是从天文学到植物学、化学等方面知识渊博的杰出人物，他们的著作在17世纪以前，一直被用作欧洲医学院的教课书。

　　穆斯林在化学上所做的贡献，对科学的全面进步具有更为重大的意义。他们在巴比伦人、埃及人和希腊人的传统和实践的基础上，增添了印度人和中国人的广泛的化学知识；他们花费了大量的才能与精力，寻找古代的两种虚无缥缈的东西，即：能将贱金属变成贵金属的点金石和无限延长寿命的金丹。然而，穆斯林的论文表明，他们最先发展尖端实验技术，处理药物、盐类和贵金属。因此，他们能够发展地方化学工业，生产出苏达、明矾、硫酸铁、硝酸盐以及其他适用于工业，尤其是纺织业的盐剂。

　　阿拉伯人自认的最高成就是诗歌。伊斯兰教以前的诗，曾具有公众性和社会性的作用，诗人常以颂扬者或讽刺者的姿态出现。描写战争、崇尚勇敢、歌颂爱情、赞美恩主、咒骂敌人以及颂扬部落或骆驼、马等是诗歌的主题。阿拔斯王朝时期，许多非阿拉伯人、尤其是波斯人的贡献，丰富了阿拉伯诗歌。但是，阿拉伯文学丝毫没有借鉴希腊-罗马文学，这也就是它一直为西方人所陌生、不知的原因。穆斯林科学家渐渐为西方人所熟悉，但穆斯林诗人却无人知晓。不过，直至今日，阿拉伯人仍能在他们的诗歌中，得到许多欢乐与灵感；这些诗歌韵律单调，具有令人陶醉的语言效果和催眠力。

　　除自身的成就外，穆斯林还在翻译和改编古典著作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伍麦叶哈里发不信任任何非阿拉伯人，对他们的文明也不感兴趣。阿拨斯哈里发则不同。他们曾得到基督教徒犹太教徒和波斯琐罗亚斯德教徒的有力支持，同而心胸也更为宽宏。"智慧之城"巴格达拥有一大批翻译家，其中著名的一位侯奈因·伊本、易司哈格（809－573年〕则是基督教徒。他曾出访希腊语国家；收集手稿，同助手一起翻译了许多著作，其中包括希波克拉底、加伦、欧几里得、托勒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作品。另一大翻译中心在穆斯林西班牙的托莱多市。12、13世纪，这里的翻译家有犹太人、西班牙人和欧洲各地的外国学者。这一活动具有深远的意义，因为西欧人对希腊知识已缺乏直接的了解，甚至长期不知道它的存在。因此，穆斯林这一学术成就在西欧准备重新恢复他们的研究之前，起到了保存希腊古典著作的作用。

　　最后应该强调，两条基本纽带，即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将哈里发统治的各不同民族连在一起。阿拉伯语的传播，比阿拉伯人的征服成绩更为显著。到11世纪时，它已代替古希腊语、拉丁语、科普特语和阿拉术语，在从摩洛哥到波斯的广大地区盛行，并一直持续到今天。这一人们共同使用的语言说明，在这一地区，尽管有苏丹黑人以及占优势的闪米特人，有基督教黎巴嫩人、科普特埃及人以及占优势的穆斯林，但却存在着一种彼此相同的感情。甚至在这片已经永久地被阿拉伯化的辽阔地区之外，阿拉伯语对其他穆斯林语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阿拉伯语汇在这些语言中，如希腊和拉丁语汇在英语中一样被普遍使用；其中有些语言（乌尔都语、马来语、斯瓦希里语和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土耳其语）都是用阿拉伯文字母拼写的。

　　伊斯兰教也是一条强有力的纽带，一条比基督教更有力得多的纽带，因为它不仅是一种信仰，而且是社会的和政治的体系以及生活的总方法（见本章第二节）。如同语言为阿拉伯世界打下基础一样，宗教信仰也为伊斯兰教文明提供了基础。众所周知，伊斯兰教文明在征服后几个世纪中，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带有基督教、犹太教、琐罗亚斯德教和阿拉伯宗教的成分，带有希腊-罗马、波斯-美索不达亚米的行政、文化和科学各成分的综合体。因此，它不仅仅是古代各种文化的拼凑，而是原有文明的新的综合。它虽然来源不一，但却明显带有阿拉伯伊斯兰教的特征。

六、哈里发统治的衰落


　　哈伦·赖世德统治时朝，阿拔斯王朝达到鼎盛，随即便衰落下去，其情景使人联想起罗马帝国的崩溃。首先存在着帝国疆域广阔这样一个问题，这在用马和船只作为交通工具的时代里，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边远省份远离首都达3000英里，因此，不足为奇，西班牙于756年、摩洛哥于788年、突尼斯于800年，首先摆脱了帝国的统治。

　　同罗马帝国的情况一样，阿拉伯帝国也存在着开支问题；就当时的经济和技术而言，帝国的开支显然过大，无力补偿。巴格达朝廷的极度奢侈和日益庞大的官僚机构的浩大开支，超过了技术的发展，结果，财政危机迫使哈里发委派各省总督为当地税务的包收者。这些总督用他们征来的税收，支付地方军队和官员的薪俸，并向国库交纳指定的款额。这一情况使总督兼包税人不久便和军事将领达成协议，两者一起成为各省的实际统治者。到9世纪中叶，哈里发已失去对军事和行政的控制，并逐渐被土耳其雇用军随意废立。13世纪，穆林斯历史学家邦德里，清楚地描述了由中央集权制帝国向封建自治国家过渡的情况：

　　历来的习惯，都是从全国征收赋税，以供养军队，在此之前谁也没有采邑。尼扎姆·穆尔克［11世纪的官员]已明白到，由于国家动荡不安，再要征收税款已不可能；生产也因社会混乱而毫无保障。因此，他将土地分封给士兵，指定产量和税收。这样，他们开发土地的兴起大大增加了，很快便恢复了繁荣的景象。

　　毫无例外，帝国的衰弱导致了蛮族的入侵。正如罗马帝国遭到来自莱茵河和多瑙河对岸的侵略一样，哈里发统治这时也遭受了来自北部、南部和东部的进攻。十字军由北入侵占领了西班牙。西西里和叙亚利，而这三个地区穆斯林的不和却便利于这一入侵。在西西里岛；1040年，当地王朝灭亡后爆发了内战，这对诺曼人从意人利南部入侵该岛十分有利。到1091年时，整个西西里岛被征服，混杂的基督教-穆斯林居民沦于诺曼底国王的统治。

　　同样，在西班牙，伍麦叶王朝于1031年被推翻，整个国家分裂成许多小国，由各"党派"即代表各民族的宗派统治。这些民族包括阿拉伯人、柏柏尔人、当地前穆斯林伊比利亚人和"斯拉夫人"。斯拉夫人，即欧洲奴隶，主要来自中欧和东欧。他们同突厥人受阿拔斯王朝雇佣一样，被伍麦叶王朝雇来充当雇佣军，并象突厥人那样，最终统治了他们的主人。穆斯林西班牙的分裂，使北部基督教国家能向南扩张。到1085年，他们占领了重要城市托莱多。到13世纪末，穆斯林只剩下半岛最南端的格拉纳达。

　　西西里岛和西班牙失陷于基督教国家是长期的，但叙利亚的情况则不同。这里，几个穆斯林国家自相残杀的战争，使十字军从1096年起迅速向前推进，抵达叙利亚海岸，进入巴勒斯坦，建立了四个国家：埃泽萨伯国（1078年）、安条克公国（1098年）、耶路撒冷王国（1O99年）和特里波利伯国（1109年）。这些国家都以西方封建方式建成，然而，它们缺乏根基，从未同化穆斯林阿拉伯臣民。它们的存在依靠欧洲零星到达的援兵的支持。而且，这些国家都位于沿海地区，很容易遭受内地组织的抵抗运动的袭击。但只要周围的穆斯林世界处于分裂状态，这些国家就能生存下去。萨拉赫丁，即西方人所称的萨拉丁，结束了这种分裂状态。他统一了穆斯林叙利亚和埃及，包围了十字军公国，于1187年开始反攻。他在1193年逝世以前已收复了耶路撒冷，把西方人从所有地区驱除出去，只剩下一条狭长的沿海地区。随后一个世纪中，这一地区也被占领，穆斯林的再征服宣告完成。

　　除北面这些十字军的猛攻外，哈里发统治还遭到了来自摩洛哥南部、塞内加尔和尼日尔地区的柏柏尔人，以及上埃及地区的希拉勒和苏莱姆两个阿拉伯贝都因部落的进攻。这些部落席卷利比亚和突尼斯，到处劫掠破坏。正是这一入侵，而不是更早的7世纪阿拉伯人的入侵摧毁了北非文明。14世纪阿拉伯著名的历史学家、北非人伊本·赫勒敦，这样记载了他的祖国所遭到的破坏：

　　伊斯兰教纪元5世纪初（公元11世纪中叶〕，当希拉勒和苏莱姆达两个部落经过突尼斯和西部，并蹂躏了这些国家之后，那里所有的平原荒废了大约350年之久。而过去，从苏丹到地中海，所有平原都是一片良田，那里残存的石碑、建筑、农田和村落的遗迹都可以证明这一点。

　　最后，第三股侵略军是来自东方的突厥人和蒙古人。他们的入侵持续了好几个世纪，所侵略的地区实际上包括整个欧亚大陆，从而构成了世界历史上重要的一章。突厥人和蒙古人的侵略范围及其影响，完全可以和阿拉伯伊斯兰教的征服相匹敌。实际上，这两者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许多突厥人和蒙古人皈依了伊斯兰教，随后，又将池们的信仰扩张到遥远的新地区。下章将叙述突厥人和蒙古人的侵略过程及其意义。

血色黎明

第十四章　突厥人和蒙古人的侵略


　　不，在世界走向末日和毁灭之箭，除了最终爆发的歌革和玛各之战外，人类不可能看到与这相类似的灾难。因为，即使是假基督，也会宽容跟随他的人，只是消灭那些反对他的人。然而，这些人（鞑靼人）对任何人都没有一点怜恤，他们虐杀妇女、男人和儿童，别开孕妇之腹，戕其胎儿。

伊本·阿西尔（穆斯林历史学家，116O－1233年）


　　1000年至1500年的500年中，最显著最惊人的发展是，突厥人和蒙古人从广阔的原居住地中亚向四处扩张。这些游牧民几乎占领了除遥远的边缘地区日本、东南亚、南印度和西欧以外的整个欧亚大陆。

　　在这几个世纪中，游牧民的扩张明显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000-1200年）突厥人兴起。突厥人先是作为阿拔斯王朝的雇佣军，随后便统治了这个王朝。他们赋予行将灭亡的伊斯兰教世界以活力和侵略能力，并击败拜占廷和印度斯坦，将其疆土扩张到小亚细亚和印度北部。第二阶段（1200－13O0年）蒙古人入侵。蒙古人不仅吞并了中亚、东亚和俄罗斯，而且侵占了穆斯林中东，从而突然终止了穆斯林突厥人的扩张。最后一个阶段（13O0－150O年）蒙古帝国崩溃。蒙古帝国的崩溃为突厥人的复兴，为伊斯兰教突厥人再度进入基督教欧洲和印度斯坦扫清了道路。

　　本章将-一叙述这三个阶段，以及它们在整个世界历史中的意义。

一、突厥人在伊斯兰教世界中的优势


　　突厥人操同一语系的语言，但不是同一种族集团，他们因都说一种或另一种突厥语而共同联结在一起。尽管他们种族上是一个混杂的民族，但一般说来，他们看上去更象高加索种人，而不象蒙古种人。到6世纪中叶，他们统治了从蒙古到奥克苏斯河即阿姆河的广大平原地区。从8世纪起，由于阿拉伯人征服了波斯，并在怛逻斯打败了中国人（751年），突厥人日益受到伊斯兰教的影响。

　　突厥人对奥克苏斯河对岸的伟大的阿拔斯王朝的反应，同日耳曼人对莱茵河对岸的罗马帝国的反应极为相似。首先是文化上的影响：野蛮的突厥异教徒屈服于高级文明的物质诱惑，皈依了伊斯兰教教义。与此同时，如前日耳曼人进入罗马帝国的军事机构一样，突厥人开始进入哈里发王朝的军事机构。由于他们是具有高度灵活性的骑兵射手，因此，很快就表现出优于他人的军事素质，在哈里发军队中，日益取代了阿拉伯人和波斯人。

　　随着哈里发王朝的日渐衰弱，突厥雇佣军同日耳曼雇佣军一样，由原先的仆人变成了主人。他们在巴格达废立统治者，并将哈里发们相继监护起来。大约970年，突厥民族的一支塞尔柱人，顺利通过边境，进入穆斯林地区，不久便独揽了这里的政权。1O55年，当哈里发宣布塞尔柱酋长托格卢尔·贝伊为"苏丹"，即"君主"时，这一政权被正式承认。尽管哈里发名义上仍是帝国的首领，但实际的统治者从此便是突厥人苏丹。在好战的突厥人的领导下，伊斯兰教帝国的边境这时进一步扩张到两大地区。

　　一个地区是小亚细亚，几个世纪以来，小亚细亚一直是基督教拜占廷势力抵抗阿拉伯伊斯兰教多次进攻的堡垒。但1071年，在小亚细亚东部的曼齐刻尔特战役中，塞尔柱人大获全胜，俘虏了拜占廷是帝罗曼努斯四世。这一战役是中东历史上决定性的转折点，因为它随即引起了拜占廷敌对派系间的内战。事实上，曼齐刻尔特战役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种派系间的斗争；如今这种派系斗争的继续，又使突厥人未受到任何抵抗便进入了小亚细亚。为在突厥部落酋长的行政部门中谋取职务，彼此不和的拜占廷官吏和军官相互竞争，将许多城镇和要塞奉献给了侵略者。而且，农民因不满拜占廷官吏的腐败和剥削，虽不信任，但却屈从地接收了他们的新主人。因此，11至13世纪，小亚细亚的大分部地区，从希腊和基督教地区变成了突厥和穆斯林地区，而且一直存留到现在。此外，拜占廷因小亚细亚的丧失，变得内部空虚；小亚细亚作为一个行省，过去曾为帝国提供了大量税收和大批军人。君士坦丁堡如今就象一个架在枯瘦的躯体上的大脑袋；因此，1453年其衰亡的原因应追溯到1071年。

　　曼齐刻尔特的胜利，对塞尔柱人来说，是前进中的一大步，使他们重建了即将灭亡的哈里发统治。马里克沙（1073-1092年）在位时期，塞尔杜帝国达到鼎盛，统治了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伊朗以及小亚细亚。在塞尔柱人的支持下，文化事业极为繁荣，以波斯的语言、文学和艺术的成就最为显著。但塞尔杜的优势只是短暂的，马里克沙死后，继承人之间你争我夺，封地成为世袭，帝国开始分裂（见第十三章第六节）。帝国的这一分裂，使12世纪十字军征服圣地成为可能。另一个结果是，小亚细亚西部出现了奥斯曼土耳其人，他们继续高举伊斯兰教的旗帜，兵临维也纳城下，并在20世纪前，统治着整个中东地区。

　　正当塞尔柱人向西挺进，追求名望，寻找战利品时，其他突厥人也在东部扩张，向巨大的宝库印度进军。其中最著名的是一个叫马哈茂德（997－1030年）的人。他以阿富汗的加慈尼为基地，几乎每年都向印度地区进攻，最终吞并了旁遮普，此后，旁遮普一直成为穆斯林地区。马哈茂德热心于捣毁印度教徒的神庙，砸碎他们的偶像，因而得一绰号"偶像破坏者"；他的这一热心以伊斯兰教信条为基础：对神作任何肉眼可见的描画，都是有罪的。马哈茂德及其追随者们被狂热的伊斯兰教一神论所激发，来到印度，不仅为了掠夺，而且为了改变异教徒的信仰，或消灭他们。另外，这里还涉及到社会冲突问题，即两个不同社会的冲突：一个社会认为，所有的人都是兄弟；另一个社会则以种姓制度为基础，而这一种姓制度以不平等为先决条件。因此，正是从这时起，这里开始了两种根本不同的文化的斗争，结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印度半岛分裂成印度教的印度和穆斯林的巴基斯坦。

　　12世纪，马哈茂德的继承者们被另一个以廓尔为基地的突厥王朝所取代，廓尔也在阿富汗境内。在一个名叫穆罕默德的人的领导下，廓尔突厥人向南挺进至古吉拉特，向东进入恒河流域。1192年，他们占领了德里，并将德里作为印度突厥苏丹的王国的首都。在这次战役中，佛教寺院被破坏，大批僧侣遭屠杀，以致佛教在其发源地从此再也没有得到恢复。

　　突厥人不甚费力地在一个人口绝对超过他们的国家里安置下来，之所以能如此，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印度古老的军事战术；这种战术，同150O年前反对亚力山大时的战术一样，是不能适应当时的需要的。其步兵通常是一群涣散的暴民，而他们自吹自擂的象队，对抵抗穆斯林骑兵毫无用处。印度的种姓制度同样具有破坏作用，而且是一个更为致命的弱点，它使能参战的人仅限于"刹帝利"，即武士阶层。其他人都未经过训练，而且对作战也毫无兴趣，这主要是因为阶级分化将压迫者地主同农民分隔开来，使社会等级更加支离破碎。因此，人民大众或是采取不关心的态度，或是欢迎侵略者，信奉他们的宗教。这种情况后来反复多次出现。在现代，英国统治者之所以能象前突厥人苏丹那样，从德里统治印度，原因也就在于此。

二、成吉思汗


　　在突厥人成为穆斯林世界的统治者的同时，遥远的蒙古，有位不引人注目的首领正在开始他的征服生涯；这一征服最终导致了历史上最大的帝国的形成。成吉思汗（也可拼成Chinggis，Chingis，Jenzhiz等），原名铁木真，生于1167年，是一个较小部落首领的儿子。铁木真12岁时父亲中毒身亡，结果，这位未来大汗的童年生活非常悲惨。铁木真精通部落政治这门复杂的艺术，它需要将忠诚、狡猾、无情的背叛及自身的勇猛等各种因素创造性地混合在一起。正是由于这一点，他能战胜早年的地位低下，在转而反对他的首领，并消灭所有对手之后，最后完成了蒙古各部落的统一。1205年，在"库里尔台"，即蒙古各部落酋长会议上，他被推举为全蒙古大汗，得尊号成吉思汗，意为"世界的统治者"。

　　现在，他能满足野蛮的游牧民族的征服和掠夺欲望。据说他曾说过："人类最大的幸福在胜利之中：征服你的敌人，追逐他们，夺取他们的财产，使他们的爱人流泪，骑他们的马，拥抱他们的妻子和女儿。"在这方面，成吉思汗与在他之前的草原征服者们没任何区别。那么，为什么只有他注定成为欧亚大陆绝大部分地区的统治者呢？这个问题颇为吸引人，因为，作为一个蒙古人，成吉思汗没有其他游收征服者——主要是突厥人——所拥有的人力资源。蒙古各部落男女老少加在一起不过100万人，这最多只能为他提供12500O名军人。以如此有限的兵力，他怎能成为近乎名副其实的"世界的统治者"呢？

　　成吉思汗从各游牧武士所具有的内在优势入手。其实，他们的日常生活就是作战演习的不断训练。这些武士身穿毛皮衣服，外备新马作为补充，能在极少休息、吃饭的情况下骑马连续行军几天几夜，他们将"闪电战"引入13世纪的世界。据说，他们在匈牙利平原作战时，三天走了270英里。他们用皮袋装水；皮袋没有水时，又能充气在游泳渡河时使用。他们通常靠农村居民生活，然而，如有必要，也喝马血、马奶。从小学到的打猎技术，使他们能控制长距离飞奔的马群。蒙古人最喜欢的战术是假装溃逃，这时，敌人很可能会一连好几天追逐他们；结果只能是受骗中计，遭到伏击、全军覆没。其他战略战术还有：将树枝拴在马尾巴上，扬起灰尘，以及让假人骑在多余的马上，给人以大部队在行军的假象。

　　蒙古人最基本的武器是大型混合弓，这种弓比英国人的长弓更具杀伤力，其穿甲箭能在60O呎内杀死敌人。这是蒙古骑兵使用的一种可怕的武器；他们能在骑马飞奔时射出所配备的30支箭。其他装备包括钢盔、轻便兽皮盔甲、马刀，有时还有一支带挂钓的长予和一把钉头锤。蒙古马仅在空旷的牧区牧放，漫长的严冬里没有避寒之地，没有干草或谷物作为补充饲科。这虽使得它们体格不很高大，但却非常能吃苦，且适应性强。"即使今天"，一位权威人士说："在牧区用套索捕捉一匹蒙古马，装上马鞍，不需要再喂食，能连续骑100多英里，这是常见的事。但第二天就不能再骑这么远了，得将它放牧好几天才行。"这对蒙古人来说不是什么问题，因为他们战时备有大批新马，能按需要连续不断地换着骑。

　　成吉思汗为游牧民族传统的技术增添了新的技能和装备。这些技能和装备，绝大多数是从中国人那里学来的，其中包括强有力的石弩、攻城槌和坑道工兵；坑道工兵能将地道挖到城墙底下，然后用火药把城墙炸掉。这样，成吉思汗为无与伦比的骑兵射手增加了攻城武器；这种武器在攻占带有防御工事的城市时，是必不可少的。

　　蒙古人还是从事间谍活动和心理战的能手。战前，他们尽量收集有关敌人的道路、河流、防御工事、政治和经济状况等方面的情报。他们还派间谍散布蒙古势力强大，任何抵抗都无济于事的谣言，使敌人士气低落。战斗中，他们采用残酷的恐怖战术，以削弱敌人的土气。战俘被迫站在队伍前列向自己人进攻；而攻城时稍遇抵抗，便将全城居民屠杀殆尽。

　　最后，成吉思汗的伟大战略独具一格：他在进攻强大的帝国之前，十分注意征服他的游牧邻邦．他非常熟悉中国传统的分而治之的战略，或如中国人所说的，"以夷制夷。"过去，许多游牧部落的酋长，因同时遭到帝国军队和敌对部落的进攻而被消灭。因此，成吉思汗的战略是，首先联合"所有住在毡制围墙的帐蓬里的人们"。

三、早期征服


　　即使具有军事天才和精良的武器，如果不是恰好出现在适当的历史关头，成吉思汗也不可能成为世界的征服者。若在汉朝或唐朝，团结强大的中国能轻而易举地制止他；最强盛时期的穆斯林阿拉伯人也能阻止他。然而13世纪初期，欧亚大陆的力量对比却完全不同了。中国这时已分成三个小国：统治北方的金朝、控制南方的宋朝和西藏党项人建立在西北的西夏王朝。中国的西面，是建立在绿洲城市如布哈拉和撒马尔罕的基础上的喀拉开国；喀拉汗国西边，奥克苏斯河畔，是穆斯林王国花刺子模，再往西就是巴格达的阿投斯王朝。但是，花刺子模和阿披斯王朝这时均处于衰落时期。

　　1205至1209年，成吉思汗首先征服了西夏，迫使它成为附属国。1211年进攻中国的北方，占领了长城以北地区，然后于1213年，突破长城防线，进入黄河平原。到1215年，他已劫掠占领了北京，而且得到了那些知道如何围攻城市的中国人和知道怎样开发和管理农业社会的外国人的帮助。按照他的总战略，这时，成吉思汗转而进攻周围游牧部落的领土。1216年满洲沦陷，1218年朝鲜失守，次年喀拉汗灭亡。

　　完成上述地区的征服后，他已接近花刺子模边境，并于1219至1221年，占领了这个国家。富饶且古老的城市如布哈拉、撒马尔罕和巴尔赫均惨遭抢劫，居民们被大批屠杀，只有熟练工匠幸免于死，被送往蒙古。中国一位道士当时旅经此地，这样记载道："我们经过伟大的城市巴尔赫，这里的居民前不久因反抗成吉思汗而惨遭屠杀，不过在街上，我们仍能听到狗叫声。"其实，巴尔赫已变成一座鬼城，而且是遭到如此厄运的许多的城市中的第一个。花刺子模的受侵害的统治者躲到里海的一座小岛上避难，并死于那里，而他的儿子则向东逃到印度。但在印度河上游沿岸，他又被无情的蒙古军打败，于是逃亡德里；这里的突厥人苏丹因被残杀吓呆，准许他在此避难。

　　蒙古人并不满足在中东和印度取得的这些惊人的胜利。他们转而向北进攻高加索，在那里打败了格鲁吉亚人。随后，继续向乌克兰挺进，1223年，打垮了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80O00俄罗斯军人。与此同时，成吉思汗因西夏反对他的统治而返回蒙古，再次指挥对西夏王朝的战役，并获得胜利。这是他的最后一次功绩，不久以后，即1227年，他去世了。遵照遗嘱，他被埋葬在家乡，他生前选择的一棵大树下。为了确保坟墓的位置不被发现，护送尸体到现场的人全被杀害。

四、蒙古帝国


　　王位空缺两年后，成吉思汗的儿子窝阔台继位为大汗。在位期间（1229－1241年），他继续对欧亚大陆两端约相距5000英里的中国和欧洲征战。在中国，1234年蒙古人歼灭了北方金朝的残兵，随即进攻南宋。宋兵顽强抵抗，战争持续了45年，最终被彻底消灭。与此同时，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率兵15万，被派往欧洲西部。1237年秋，他越过伏尔加河中游，进攻俄罗斯中部各公国，占领了一个又一个城镇，其中包括当时不太重要的城市莫斯科。到1238年3月，他已逼近波罗的海沿岸城市诺夫哥罗德，但他担心春雪可能将骑兵困在泥泞中，因而突然撤兵南下。

　　两年以后，1240年夏，蒙古人从高加索基地再次进攻俄罗斯南部，到12月，占领了俄罗斯古都基辅。蒙古人对当地居民极为残暴，当时一位僧侣记载说，幸存者寥寥无几，他们"非常羡慕死者。"第二年，蒙古人继续西侵，进入波兰和匈牙利，在西里西亚的利格尼兹，大败德意志军3万人。然后，穿过冰封的多瑙河，占领萨格勒布，最后到达亚得里亚海岸。至此，蒙古军队控制了从亚得利亚海到日本海的欧亚大陆广大地区。1242春，蒙古传来窝阔台大汙去世的消息，于是，拔都穿过巴尔干地区，撤回伏尔加河下游，在此建立汗国；因其帐殿金色，故名为金帐汗国。

　　这些来自东方的陌生的骑手影响甚大，以致在遥远的、伦敦附近的圣奥尔本斯，马修·帕里斯修立在其编年史中这样记叙道：

　　象成群的煌虫扑向地面，他们彻底劫掠了欧洲东部；焚烧与屠杀使这里变成一片废墟。经过萨拉森人的国度后，他们铲平城市、伐光林木、推倒堡垒、拔掉蔓藤、捣毁公园、屠杀市民和农民。如果他们偶尔饶恕了某些哀求者，还要强迫这些沦为最低层的奴隶站在队伍的前列，去同自己的邻邦作战。那些假装打仗或幻想逃跑的人，被鞑靼人追回后统统杀个掉；而(为他们)勇敢征战的人，却也得不到任何酬谢。可见，他象对待牲口一样虐待俘虏。他们野蛮残忍，与其说是人，不如说是鬼；他们酷爱喝血，撕吞狗肉人肉，身穿牛皮，手持铁盾；他们身材矮胖，体格健壮，不屈不挠，战无不胜；他们的背后毫无遮盖，胸前披挂铠甲；他们非常喜欢喝纯羊血，骑高大健壮的马；这些马吃树枝树叶；他们由于腿短，只有借助于三级阶梯才能骑上这些马。他们没有人类的法律，不懂得任何安慰，比狮子熊罴还要凶猛；他们拥有牛皮船，一般10至12人一条；他们会游泳，又会驾船，因此，他们能无阻碍地渡过最宽、最急的河流；他们在没有血［作饮料」时，就喝浊水、泥水。他们配有单刃剑和匕首，是出色的弓箭手，当遇到敌人时，不论男女老幼、地位高低，一概不予饶恕。他们除本族语言外，不懂得其他任何语言，而他们的语言也无人知道。因为时至今日，没有任何途径可接近他们，他们也未曾离开过自己的国家，所以，无法通过人类的普通交往，了解他们的习俗或人们。他们同妻子一起，带着羊群到处游牧；妻子们也象男人一样学习打仗。因此，他们闪电般地攻入基督教世界，烧杀抢掠，使每个人胆战心惊，无比恐惧。

　　这些令人惧怕、带来灾难的人是否会撤退是欧洲人所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蒙古的政治发展过程回答了这个问题。窝阔台去世五年后，其子贵由才继位为大汗。在这一动荡时期不可能有较大的远征，而在嗜酒如命的贵由统治的短短两年间。远征也不可能。贵由之后，王位又空缺了三年，最后，成吉思汗的有才能的孙子蒙哥（1251-1259年）继位。鲁伯鲁克的威廉曾谈到这位新大汗打算继续入侵欧洲。他说蒙哥的大臣曾问过他"法兰西王国的情况，那里是否有许多羊、牛和马，他们是否最好立即进攻那里，并完全占领它。"最后的决定是，完成对中国南部的征服和攻占巴格达的阿拔斯王朝。蒙哥把这两项非常艰巨的任务交给他的两个弟弟忽必烈和旭烈兀；前者被派往中国，后者派往中东。

　　蒙古人迅猛地扫荡了中亚、中东和东欧，可是，在中国则陷入困境：同中国人的大规模战斗打打停停地持续了数十年。按照中国人的标准，宋朝是一个软弱无能的王朝，但对蒙古人来说，征服宋朝却比征服中东的穆斯林统治者要艰难得多，尽管后者离蒙古权力中心更远。在对中国的征战中，蒙古人再度显示了他们从事大规模战略包围战的完善战术。除沿长江推进并攻取宋朝首府杭州外，忽必烈还从西、南两翼包围宋朝。经过大规模战役，他侵占了四川、云南、安南和东京，从四面八方将来王朝团团围住。1277年，占领南方大港广州，三年后，在海南岛沿海消灭宋朝海军，从而完成了对中国的征服。

　　1259年，在进攻四川期间蒙哥去世，忽必烈当选为继承人。作为大汗，他将帝国首都从蒙古的哈拉和林迁到华北的北京。他忠实于成吉思汗最初提出的征服世界的计划，在战胜宋朝后，又发动了新的战争，从陆路侵略印度支那和缅甸，经水路进攻爪哇和日本。难怪侍奉忽必烈17年的马可·波罗这样写道：忽必烈是"从我们的祖先亚当到现在，人世间前所未有的最强大的统治者，他拥有的臣民最多，土地最广阔，财富最充裕。"

　　与此同时，旭烈兀已渡过奥克苏斯河；横扫波斯、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1258年，阿拔斯首都巴格达沦陷，据说除少数技艺高超的工匠外，该城的80万居民被屠杀殆尽。按照成吉思汗的禁令，为了不让皇族的血沾污战刀，不幸的哈里发被裹在一张地毯里被马活活踩死。在以同样的方式攻克阿勒颇和大马士革以后，似乎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挡蒙古人继续向埃及和北非进击，从而完成对整个穆斯林世界的征服。

　　但是，在巴勒斯坦的阿因扎鲁特（政利亚发源地），出现了意想不到的重大转折。1260年，埃及马木鲁克军队在那里大败蒙古人。失败的一个原因是，1259年，蒙哥大汙的去世使团结的蒙古统治集团内部发生分裂。旭烈兀支持他的哥哥忽必烈继承空缺的王位，但却遭到堂弟，俄罗斯金帐汗国大歼别尔克的反对。实际上，别尔克已皈依伊斯兰教，对旭烈兀消灭哈里发政权极为愤慨，以致两人渐渐开始公开对战。作为防御措施，旭烈兀再次渡过幼发拉底河，进入波斯，而在巴勒斯坦只留下一支精疲力尽的部队，其中绝大多数是非蒙古人。这支军队的失败挽救了伊斯兰教世界，标志着蒙古帝国衰亡的开端。

五、蒙古帝国的衰落


　　尽管在巴勒斯坦吃了败仗，但这时的蒙古帝国仍是一座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庞大建筑，除成吉思汗最初征服的地区外，它还占有俄罗斯、中东和中国南方。蒙古陆军在从波罗的海沿岸到缅甸一带活动，而海军则在进攻日本和爪哇。不过，这个庞大的帝国这时确已开始崩溃，实际上仅几十年后，它便不复存在。

　　当然，其原因并不仅在于败给了马木鲁克军队。卷入那场战斗的蒙古军队很少，蒙古人仍在期望能迅速前去报复；这种报复，是以往少数赢得个别战斗胜利的对手所逃脱不了的。然而，这种情况这次却未再发生，其原因是帝国的崩溃过程已经开始。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崩溃与过分的扩张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扩张到欧亚大陆两端之后，即使是具有高度机动性的蒙古人，这时也发现他们正陷入困境。除在歌利亚发源地的失败之外，1285年至1303年，蒙古人对印度的进攻也被德里的突厥人苏丹所击退。在缅甸和越南，蒙古人还发现森林作战完全不同于平原上的骑兵袭击。蒙古海军的海外征服也未能奏效。1291年，派去进攻琉球群岛的舰队甚至连这些岛屿都没有找到；一支派往爪哇的远征部队，两年后，损失惨重地撤了回来。最大的海外征服是进攻日本，1274年和1281年，蒙古人向日本派遣了大批远征军。日本人顽强抵抗，最后被一股西南台风所营救；这股台风吹毁了敌人的船只，日本人感激地称它为"神风"。这样，在海上如同在森林里一样，蒙古人的扩张受到了限制。

　　然而，不仅仅是欧亚大陆两端和海上诸岛难以征服，对蒙古人来说，更严重的是他们发现无法保住已经征服的地区。首要的问题是：同属国人民相比，他们人数太少，太不开化。正如普希金所说的那样，蒙古人是"没有亚里士多德和代数学的阿拉伯人。"因此，他们一旦从马上下来，在征服的地区居住，就很容易被同化。在这方面，蒙古人与阿拉伯人迥然不同：阿拉伯人拥有自己的语言和宗教信仰，这一语言和信你为属国人民所乐于采用，并成为帝国统一的强有力的纽带。蒙古人没有阿拉伯人先进，丝毫不具备这种优势。恰恰相反，蒙古人采用了比他们更先进的属国的语言、宗教信仰和文化，从而丧失了自己的特点。这就是其帝国创立后不久即崩溃的根本原因。

　　忽必烈将首都从哈拉和林迁至北京的决定，恰好表示了这一同化过程。他在中国人设计的宫殿里进行统治，举行复杂的儒教仪式，建立新的孔庙，因此必将成为中国式的皇帝。作为大汗，忽必烈只是蒙古各汗国名义上的君主，其实地的权力仅限于中国。最初，他的弟弟阿里不哥曾与他争夺大汗王位，经过四年的斗争，忽必烈才取得胜利。后来，他的堂弟，控制着突厥斯坦的海都也与他争位，于是，爆发了长达40年的内战，最后以双方相持不下而告终。因此，蒙古帝国的毁灭，不仅是由于文化上受到同化，而且还由于王朝内部的争斗。

　　忽必烈成为中国皇帝的同时，旭烈兀也变成了波斯的统治者。他以大不里士为都，建立了所谓的伊儿汗国（伊儿汗一词意为"附属汗"，即指波斯的蒙古统治者从属于大汗）。1295年，旭烈兀的继承者着伊斯兰教为国教，这反映并促进了伊朗-伊斯兰教环境对蒙古人的同化。同样，高加索山另一边的金帐汗国也自行其事，接受了当地东正教文化和正式的伊斯兰教教义的影响。不久以后，只有蒙古本上的那些蒙古人仍保持着纯蒙古血统；在那里，他们受到佛教的影响，从此变得湮没无闻。


六、穆斯林突厥人的复兴


　　由于蒙古人人数极少，因此，他们源源不断地招募大批突厥人入伍。然而，随着蒙古帝国的分裂，这些穆斯林突厥人立刻占据了显著的地位，与蒙古人入侵前他们在哈里发王朝所占据的地位相同。为了控制欧亚大陆中部平原，这时一批批军事冒险家层出不穷。其中最著名的是帖木儿，欧洲人称为塔米兰。他于1369年占领撒马尔罕，由此向各处出击。首先消灭了波斯和美索不达米亚的伊儿汗国，然后打败了俄罗斯的金帐汗国和小亚细亚的奥斯曼土耳其人；甚至还侵入印度，洗劫了德里。他决心将首都撒马尔罕建成世界上最好的城市。因此，每次战斗之后，他都要送回满载战利品的车队，以及工匠、艺术家、占星术家和文人等。鼎盛时期，帖木儿帝国的疆土从地中海延伸到中国；他在1405年去世之前，正准备入侵中国。然而，在他去世之后，其帝国的分裂比蒙古帝国还要快得多。

　　继帖木儿之后，最显著的发展是穆斯林突厥人在印度和拜占廷的扩张。13世纪，在蒙古人的威胁的逼迫下，德里的突厥人苏丹仅控制着印度北部。14世纪，随着这一威胁的消除，他们开始向南扩张，抵达吉斯德纳河，占领了印度半岛三分之二的领土。然而，帖木儿的侵略，使当时的印度北部和中部形成了许多小国，这些小国由突厥人统治，没有一个有足够的力量来恢复德里苏丹的统治。同时，伊斯兰教势力对印度大部分地区的扩张，引起印度教教徒的反抗，结果形成了印度教大国维查耶那伽尔，其领土包括吉斯德纳河以南整个印度地区。这就是16世纪，当另一个穆斯林突厥人王朝，莫卧儿帝国，从外部强行统一印度半岛时，这里所存在的分裂状况。

　　与此同时，在中东，奥斯曼土耳其人在损害拜占廷的情况下；使伊斯兰教的疆土不断扩展。这些来自中亚的入侵者，乘塞尔柱帝国衰微之时，进入该帝国，在小亚细亚的西北角定居下来，那里距分隔欧亚两洲的、具有战略意义的海峡不到5O英里。1299年，这些土耳其人的首领奥斯曼摆脱塞尔柱君主的统治，宣布独立，并将他的国家从地位低下的小国，发展成为以其名命名的、伟大的奥斯曼帝国。

　　土耳其人征服的第一步，是占领残留在小亚细亚的拜占廷领土。由于基督教农民对拜占廷当局的不满，以及从中东各地蜂拥而来、同基督教异教徒作战的伊斯兰教武士的大力支援，1340年，这一征服宣告完成。接着，土耳其人渡过达达尼尔海峡，首次插足于欧洲，于1354年在加利波利建立一个要塞。他们选择了一个几乎没有比这更好的时机进军欧洲。这时，敌对的基督教教会之间的冲突，拜占廷、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诸国的相互竞争，将巴尔干半岛弄得四分五裂；而且这些国家均处于衰落时期。另外，同小亚细亚的农民一样，巴尔干半岛的基督教农民也对统治者不满。西方基督教国家已经分裂，它们即使愿意，也无法援助巴尔干半岛各国；何况，天主教和东正数之间早已存在着隔阂，它们并不愿意予以援助。这便为奥斯曼土耳其人扫清了道路，并且，他们充分利用了这一大好时机。

　　1362年，土耳其人占领阿得里安堡；1384年，夺取索非亚，从而包围了君士坦丁堡。然而，1402年，帖木儿打败并俘虏了他们的苏丹，随后几十年，他们被迫转移。但帖木儿的统治只是昙花一现，14O5年他的去世，使奥斯曼土耳其人获得自由，得以重建他们的统治，继续对外侵略。终于在1453年攻陷君士坦丁堡，从而结束了长达1000年的帝国历史。15世纪末，除几座由威尼斯控制的沿海堡垒外，他们已统治了多瑙河以南的整个巴尔干半岛（详情见第十五章第四节）。

七、突厥人和蒙古人侵略的意义


　　1000年至1500年间，突厥人和蒙古人的侵略的一个结果是在欧亚大陆出现了新的势力平衡，其中伊斯兰教是主要的、决定性的力量。15世纪后期，当西方开始海外扩张时，伊斯兰教已在陆上朝四面八方扩张。奥斯曼土耳其人正渡过多瑙河进入中欧；中亚除东部边缘地区外，全部皈依了伊斯兰教；莫卧儿人将开始实际上对整个印度半岛的征服。而且，伊斯兰教正向欧亚大陆核心区的遥远的边缘地带推进。在非洲，伊斯兰教从两大中心稳步传入内地。它从北非沿岸穿过撒哈拉大沙漠传入西非；在这里，许多黑人穆斯林王国蓬勃兴起。同样，它从东非沿岸的阿拉伯殖民地传入内地各国，其中包括基督教努比亚王国这一王国后被伊斯兰教征服，并皈依了伊斯兰教（见第十七章）。

　　阿位伯和印度商人还将伊斯兰教带入东南亚。在这里，同在非洲和文明程度较低的其他地区一样，皈依伊斯兰教比较容易，因为这一新的宗教仪式简单，适应性强。所有要成为穆斯林的人，只须反复念诵这句话即可："找证明，除安拉外，别无神灵，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新增加的伊斯兰教仪式，通常接受并尊重当地的习俗和传统。因此，这一宗教信仰的传播不是靠剑，而是靠商人不引人注目的工作；这些商人通过学习当地居民的语言，接受他们的习俗，同他们的妇女通婚，改变他们的新亲属和商业伙伴的信仰，来争取他们。下面这段话，描写了这些商人传教士所使用的方法，虽说是在菲律宾，但也能说明早期其他岛屿的类似情况："这些穆斯林采用当地人的语言，按受他们的许多风俗，同他们的女子结婚，购买奴隶以提高自己的地位，最后，成功地挤进了地位最高的首领的行列；这些对于他们将自己的宗教传入这一国家较为有利。"

　　1292年，马可·波罗访问费莱克（今亚齐）时，发现那里有许多穆斯林。"众所周知，费莱克人民过去都是偶像崇拜者。但是由于同经常乘船来此的萨拉森商人接触，现在，他们都改信了穆罕默德的教义。"到15世纪末，伊斯兰教向东最远传到菲律宾的棉兰老岛。马六甲的穆斯林国家，是著名的商业中心，控制着经过海峡的所有贸易，在传播伊斯兰教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它不仅吸引着来自印度和整个东南亚的商人，而且通过提供指导富裕的赞助人的机会，吸引了著名的教师和经师。马六甲最大的成就是，使爪哇皈依伊斯兰教；爪哇的穆斯林君主，推翻前印度教的麻喏巴歇王国的胜利，正是这一皈依的标志。若把东南亚看作一个整体，那么，穆斯林主要的中心正如所期望的那样，是那些贸易交往最为活跃的地区：马来半岛和印度尼西亚群岛。

　　在这五个世纪中，伊斯兰教传遍欧亚大陆，使其领土几乎增加两倍，对世界历史的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7、8世纪，在初期扩人阶段，伊斯兰教已将地中海变成了穆斯林湖；而在晚期扩张阶段，它又使整个印度洋成为穆斯林湖。这意味着当时，尤其是1995年伊儿汗国信奉伊斯兰教以后，从亚洲运往欧洲的所有货物，实际上是沿穆斯林所控制的陆路水路运输的。124O年后的几十年里，虽然蒙古帝国使欧亚大陆间的安全旅行和贸易成为可能，但这几十年只是早期和晚期扩张阶段中的一个插曲；而在这一时期，阿拉伯突厥人控制着中亚和中东，在中国和西方之间筑起了一道屏障。到1500年，伊斯兰教的继续扩张，还使它成为一股世界力量，而不仅仅是中东的势力。这一点至今仍深刻地影响世界事务的进程。如今印度半岛之所以分成两部，穆斯林政治集团之所以在东南亚影响甚大，伊斯兰教之所以成为非洲的一股强有力的、迅速发展的势力和占世界人口七分之一的人们的信仰，原因就在于此。

　　突厥人和蒙古人的侵略具有深远的意义，因为他们还促进了欧亚大陆间的相互影响。众所周知，在技术领域里，蒙古统治下的和平导致了中国发明的大批传播，其中包括火药、丝绸、机械、印刷术和炼铁高炉等（见第十二章第三节人在伊儿汗国统治的波斯，也可看到这种相互影响的情况；波斯因所处的地理位置，受到了来自东方和西方的影响。据了解，中国炮兵曾去过波斯，在蒙古军队中服役；另外一位名叫傅梦之的人提出了中国的天文学原理；中国医生曾在伊儿汗朝廷里工作；中国艺术家曾对波斯的微型绘画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另一方面，欧洲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贸易和外交领域中。在首都大不里士，聚居的意大利商人们生意十分兴隆；伊儿汗国从他们中间征募了一些使者和翻译，让他们肩负着各种使命，前往欧洲。其中当然有马可·波罗，他在护送一位蒙古公主从中国到波斯、同伊儿汗国的大汗结婚以后，继续向威尼斯航行。

　　最后，由这种相互影响提供的机会，又被正在欧洲形成的新文明所充分利用。这一点具有深远的意义，直到现在，仍对世界历史的进程产生影响。欧亚大陆其他各文明过于一成不变。最初，伊斯兰教世界似乎很容易适应和改变新的东西。尽管伊斯兰教有其兴起于阿拉伯半岛的原始背景，却非常善干接受已形成的伟大文明，创造新的、给人以深刻印象的东西。但是，这引起了伊斯兰教教义与希腊唯理论哲学及科学之间的必然、内在的紧张关系。哈里发马蒙（813－833年）早年曾大力支持古典名著的翻译，信奉唯理论者的学说，认为《古兰经》是人创造的，并不是永恒的。但他的继承者则完全不同，他们支持保守的神学家，这些神学家指责所有科学的、哲学的推测，认为这将导致异端和无神论。

　　在人们开始相信寻求上帝比了解自然更为重要的意义上，这一点意味着经院哲学的胜利。中世纪早期，蛮族入侵后，这种经院哲学在西方也很盛行。当时罗马教皇统治了文化生活，神学被公认为各门科学的"皇后。"如今，在伊斯兰教世界，随着蛮族——十字军、柏柏尔人、贝都因人、塞尔柱人和蒙古人——的一系列侵略，出现了同样的发展情况。在这里，如同在西方一样，人们面临巨大的灾难，为了得到救济和安慰，只得求助于宗教信机。但在西方，经院哲学最终追到驳斥并被取代，而在穆斯林世界，它却一直居统治地位至19世纪末。

　　伊斯兰教著名的神学家加扎利（1058-1111年），在其著作《哲学的矛盾》中，猛烈地攻击了整个世俗学派。他争辨说，神的启示是真理的最终源泉，理智应用于摧毁信任本身。他受到了穆斯林亚里土多德学派的著名哲学家伊本·路西德（1126-1198年）的挑战。伊本·路西德生于西班牙的科尔多瓦，被西方人称为阿成罗伊。他在《矛盾的矛盾》一书中宣称：认识应服从理性的判决，哲学对伊斯兰教并无害处。但他决不是一个唯理论者，他强调民众应接受"神学"教育，因为他们在理智上既不期望、也不具备哲学推理的能力。然而，他所认为的能接受"哲学"教育的知识阶层，却拒绝他的主张，指责他虚伪，怀疑他是无神论者。

　　伟大的历史学家和社会学之父伊本·赫勒敦（1332-1406年），在其著作中反映了这一正统派反应的广度。他最先将历史看作是关于诸文明的起源和发展的科学，而不是当时传统的编年史和有关某一事件的作品。然而，这位学识渊博、富于创造力的思想家，却认为哲学和科学是无用、危险的。他说："应该明白，哲学家所持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物理学问题对我们的宗教事务或日常生活来说，无关紧要，所以我们对此不必理会。……任何研究它［逻辑学］的人，只有在完全掌握宗教法规，且研究了《古兰经》的解释和法学之后，才应从事这项工作。不懂穆斯林宗教科学的人，是不应致力于此事的。因为缺乏这一知识的人，几乎无法躲避有害面的侵蚀。"

　　因此，在穆斯林世界中，智力的发展与创新停止了；在欧洲诸大学极度活跃的同时，伊斯兰教学校却满足于死记硬背权威性的教科书。800至1200年，穆斯林世界远远超过西方，但到16世纪时，这种差距已经消失。此后，西方迅速发展，突然跑到了前面，而伊斯兰教世界则停滞不前，甚至倒退。下面这段话生动地描写了这两个世界间的差别："白昼逝去了，伊斯兰教医学和科学却反射出古希腊文化的太阳的光芒，它象一轮明月，照亮了欧洲中世纪漆黑的夜晚；有些明亮的星星也闪烁着各自的光芒。但在新的一天——文艺复兴——的黎明，月亮和星星却都变得暗淡无光。"

　　西方和欧亚大陆其他文明之间，也呈现出类似的差别。原因很简单，只有西方实现了趋向近代思潮的重大转变。印度和拜占廷均被伊斯兰教征服，陷于停滞不前的状态之中。中国虽然反抗蒙古人的统治，并于1368年将他们驱逐出去，但却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优势感——一种对外国以及蛮族的所有东西近乎本能的敌意和轻蔑。148O年，俄罗斯也取得了推翻蒙古统治的胜利，但长久的创伤依然存在。这个国家已拒绝西方吹来的清新之风达两个半世纪之久；因此，蒙古人的思想和习俗已为莫斯科大公国和东正教的专制主义铺平了道路。

　　在这一般格局中，唯独西方是个例外。只有西方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即出现了以新技术为基础的现代文明。这一新文术立即表现出自身的优越性，不仅传入欧亚大陆，而且传遍全球。如前所述（第十一章第六节），蛮族侵略的毁灭性的冲击，是形成西方这种独特性的原因所在；它埋葬了古典文明，让新观念和新制度生根、繁荣。后面几章首先介绍位于伊斯兰教世界两侧的传统的拜占廷文明和儒家文明，然后分析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革命的西方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