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2]伊斯兰教传入以前的南巴卡特立亚(大夏)和北印度的考古发掘评述

highwaylee

发现我们这里现在史料够多，但没有学术性的论文。我来转几篇。


作者:格兰德·法斯曼
【原文出处】:考古与文物  【原刊地名】:西安  
【原刊期号】:200204  【原刊页号】:87～96  
【复印期号】:10 　 【分类号】:K5  
【内容提要】:  
【文摘】:史学评论  
【英文文摘】:  
【作者简介】:(法)


在过去的20年中，考古学家们在阿富汗和印度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依次为 阿富汗北部的阿伊哈努姆城址、苏阿德地区的布特卡拉Ⅰ号遗址和印度北方邦的宋卡城 址。本文对以上发掘进行全面回顾，重点比较其方法、手段，尤其是考古报告的出版方 式、内容、成绩与不足。在客观评述和反复比较的基础上，笔者提出了在历史和文化范 畴内十分重要但却解释不清的诸多问题。 目前，关于印度考古发掘的著述种类繁多，数量庞大，而且今后还有不断增多的趋势 ，但人们对从阿育王死后到穆斯林军队第一次入侵这一时期的北印度历史仍然所知甚少 。就其社会历史而言，我们只能说在这个阶段中新的人群不断从伊朗和中亚一带涌入， 并在内迁的过程中逐渐融汇到印度社会的各个阶层中，但该论点尚未由考古发掘的实物 资料所证实(注：和其它地区一样，当时印度是由很多不同的人群构成；新来人群是否 都融入了类似于现代种姓制度这样等级森严的社会框架中；是否有一个强有力的阶级将 众多的宗教信徒如印度教、佛教、耆那教和伊朗宗教控制在同一体制中等问题，还有待 于进一步研究。但据史料记载，当时的外来人群，特别是统治阶层，保持着严格的家族 统治；婆罗门可以从事商贸活动，寡妇可以继承家庭首领的地位，说明在基督时代前后 ，印度社会体制并非象婆罗门早期法典《梨俱吠陀》中描写的那样是印度教占主宰地位 。)。而经济史则是由商品目录、货币种类和相关政策以及描述印度与中国和罗马之间 贸易往来的只言片语拼凑起来的大杂烩。近年来，随着雕塑品和更多文字资料的不断发 现，早期印度和佛教之间那些错综复杂的关系已日渐明朗，可惜这些新发掘材料的源地 分散，稍集中一点也只有健陀罗和马图拉，加上学者们各持一端，众说纷纭故仍有很多 问题悬而未决。(注：有关佛教内容，参看法斯曼1994年摘要部分；有关马图拉毗瑟ｎ á@①教情况，参看Srinivasan 1988年报告。)政治史方面，现有的资料多为简单的人 名罗列，纰漏百出的相对纪年表和粗制滥造的绝对纪年表，这些纪年表可信度不高，不 能用作直接证据，但与早期印度艺术史却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对印度艺术史的研究还 是有一定的参考作用，况且以此为基础的研究目前已取得一些进展，尽管理论依据并不 那么充分。 多年来，学者们对印度、西方和中国的历史文献已做过寻根问底的深入研究与详尽考 证，估计不会再有新的发现。虽然每年都有不少介绍新发现尤其是货币和其它器物的文 章面世，但由于这些器物多为外国所产且源地模糊，(注：马图拉早期艺术纪年表以Loh uizen de leeuw 1949年哲学博士论文为依据。)故了解早期印度历史的唯一希望和途径 便是常规的考古发掘。早在1931年，J.H.马歇尔爵士就有计划地对@②叉始罗进行了大 规模的发掘(该城位于今巴基斯坦拉瓦尔品第西北约35公里处，前6世纪时为十六列国之 一的健陀罗国都城、健陀罗和佛教艺术中心，中国高僧法显和玄奘都曾到过该城。又译 称竺刹尸罗。——译者)。马歇尔选择此地发掘有二个原因：其一是由于该城曾历经大 夏、塞人和安息统治，后在贵霜帝国统治下达到极盛，故马歇尔要在此寻找一切有关“ 印度西北地区的政治和宗教历史……以及从公元前500年到公元500年这段特殊历史时期 物质文化”的实物资料；(注：文物市场上待售文物的标鉴所标识的出处，有些是真的 ，有的是假的；这个行业有不成文规矩即摊主从不泄露经手文物的真正来源；作为中间 商他们必须保密，以防被同行探听到，抢了生意；还有可能他们真的不知道，文物都是 从中介人那儿过手的，出于同样理由，中介人也不会透露真情；不懂这个规矩的人会被 标鉴上的源地所误导。)其二是该城地理位置和历史与希腊联系颇多。(注：马歇尔(Mar shall)1951年报告ⅩⅤ—ⅩⅥ。)。1944年，M·惠勒爵士沿着马歇尔的足迹来到该遗址 继续进行发掘，试图揭开印度的历史之谜，(注：惠勒1955年报告P.188。)遗憾的是发 掘工作还未全面展开，惠勒便离开了。后来，印度的考古勘查部和巴基斯坦考古部并没 有把惠勒的发掘继续下去，但惠勒和其它三位博学多才的考古队队长以其完备的理论知 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对印巴两国考古工作者影响极大，这三位队长分别是法国赴阿富汗 考古代表团组建者阿尔弗雷德·弗切尔(注：奥利弗1966年报告。)和继任团长丹尼尔· 斯科拉姆巴哥以及意大利东方研究所主席久塞派·图齐。1955年，图齐在巴基斯坦的苏 阿德谷地开始发掘，旨在阐明印度西北部的佛教历史，揭示健陀罗希腊化时期佛教艺术 史全貌。(注：图齐1958年报告P.284。)另外，还有柏林——印度博物馆馆长赫尔伯特 ·哈特尔曾率领该馆考古队在马图拉附近的宋卡地区进行发掘，目的是收集有关古印度 最重要的文化中心——盛极一时的马图拉城邦早期历史的实物资料。(注：哈特尔1993 年报告P.9。) 自60年代起，在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度境内进行的三次大规模考古发掘为解决早期 印度艺术发展史中含糊不清的问题提供了主要的实物依据。这三次发掘依次为：(1)阿 伊哈努姆城址(曾为中亚希腊——大夏王国东部首府，城名即见于西方文献的尤克拉蒂 迪西——译注)，位于今阿富汗东北边境昆都士城东北。1964—1978年由D.斯科拉姆伯 格负责但主要是由P.贝尔那领导发掘的，发现了印度西北部希腊化过程的重要线索。(2 )布特卡拉Ⅰ号遗址，位于巴基斯坦苏阿德谷地。由图齐教授负责并于1956—1962年进 行发掘。在详细研究了由地面探测收集到的有关地下埋藏的历史信息后，图齐将该地选 作理想的发掘点。(注：法斯那1980年报告Ⅰ：10。)但日常发掘工作是由D.法斯那主持 ，他希望通过细致的地层学发掘，能找到充分的证据来勾勒出全面反映健陀罗艺术产生 、发展和衰落全过程的纪年表。(3)宋卡遗址：恒河谷地中与布特卡拉Ⅰ号遗址类型相 同的遗址，由哈特尔负责发掘。以上发掘有三个共同点：一、规模大，组织严密；二、 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财政预算准确迅速，资金到位及时；三、参接发掘的是一流的考 古学家、精干的技术工人和前途无量的青年学者。 众所周知，上述发掘收获不大，令发掘者们失望，他们没有找到彻底解决健陀罗和马 图拉在佛教艺术渊源和年代上疑难问题的实物证据，尽管有些发掘品带有年代标识，倒 是另外一些零散的器物对解决上述问题帮助较大。(注：法斯那1980年报告Ⅰ：10。)当 然，我们不能将这种失败归咎于发掘者，只能说他们时运不济，没能找到巴卡特立亚国 王王族世系表及其它相关材料，不能为萨卡族(塞族)统治时期的雕塑品断代。坦率地说 ，以上发掘虽未解决早期佛教艺术的难题，但人们不能不承认即就是很多年以后阿伊哈 努姆城址仍是希腊化时期巴卡特立亚城市发掘的典范；布特卡拉也将是印度西北部记载 最确切、发掘最完整的佛教艺术遗址；宋卡遗址也会成为印度北方邦考古发掘的范例。 从这个意义上讲，又不能称作失败，恰恰相反，这些计划慎密、发掘规范的遗址将成为 以后考古界具有教科书般指导作用的重要例证，通过发掘人们对中亚及印度历史有了初 步的认识。 本文重点也不仅仅是回顾这三次发掘的重要史料价值。多年来，它们闻名遐尔是缘于 众多的考古简报和总结报告(注：伯尔纳(Bornard)和威谦：1983年阿伊哈姆中期报告； 法斯那1980年布特卡拉报告；哈特尔1993年宋卡发掘简报。)以及出土文物的巡回展览 ，学术界对此已给予了充分肯定。目前，上述发掘的清理简报或总结报告已陆续出版或 正在刊印，与大规模发掘工程领导者们的战略战术相比，报告的出版无疑更有意义，尤 其对那些采用并注重非理论性观察和实践研究方法的学者以及在小规模发掘中需要指导 的考古工作者。 一 阿伊哈努姆城址位于阿富汗东北部昆都士城东北，是一座城墙环绕的希腊化古城，离 今塔吉克斯坦边境较近，位于乌浒(又名喷赤)河和科克恰河的交汇处。城区分东西两部 分，东部为高约60米具有防御功能的天然卫城，西部为总面积约1800×1500m[2]作为居 民区的下城。现已发掘完卫城和1/3下城，暴露地表的建筑物主要有似为行政管理总署 的巨大宫殿区，位于下城西南部，面积约90000m[2]，包括广场、官署、宅邸和珍宝库 ；宫殿的东、南、北三面分别建有神庙、体育馆和贵族住宅区各一处。贵族住宅区为带 庭院或花园的大房子。ｓū@③堵波陵墓(或称要塞墓地)、剧场和兵器库分布在卫城区 。下城为城墙环绕，内有很多空地。该城建造时间约在329BC或305BC，基址为处女地， 废弃时间为146BC，是希腊化时期巴卡特立亚繁荣发达的中心城市。 该城北部和西部各环绕一块长27km，宽不少于9km，面积约220km[2]的小平原，法国学 者称之为“阿伊哈努姆城的小平原”。(注：现在能常叫“Plain de Dasht-iQala”。) 在首次发掘后的第10年即1974年，戈丁主张重新勘查该城范围，得到贝尔纳的赞同与支 持，勘查结果表明自从青铜时代起，这两块小平原就配有较完备的灌溉设施，并一度成 为人们至今仍引以自豪的哈拉帕文化鼎盛时期的居民聚居中心，直至蒙古族入侵时，这 里仍聚居着大批先期到达的殖民者。故无论怎么讲，阿伊哈努姆城是重要的希腊化城市 ，也是证明这块平原历史悠久并繁盛一时的有力证据。单从这个意义上讲，对该城的研 究理应引起学者们的重视。但事与愿违，从报告所采用的体例我们可以看出发掘者缺乏 激情，这种体例既不便读者阅读也不便图书管理员检索。该城址发掘简报出版不少，其 中清理报告刊登在由贝尔纳主编的《法国赴阿富汗考古回忆录》的各分册中。戈丁将阿 伊哈努姆小平原的勘查结果和发掘报告首次发表在法国国家科技中心(CNRS)刊物《文明 研究特刊》(现名《法国赴中亚考古回忆录》)上。贝尔纳和戈丁的报告内容属于同一考 古项目，但却在两套互不相关的刊物上发表，笔者和读者一样想知道为什么。贝尔纳的 《法国考古队赴阿富汗代表团回忆录》主要是研究希腊化城市的希腊化建筑和装饰艺术 ，他罗列的关键词是“希腊化”、“希腊”、“城市”和“城市化”，但未提及现代意 义上的“历史”一词。(注：伯尔纳1985年报告。)戈丁的《法国赴中亚考古回忆录》涉 猎范围更广泛一些，不仅包括整个印度而且还外延至中亚一带尤其是非希腊化时期的历 史概貌，但没有时代限制也没有涉及到艺术方面。 从一般意义上讲，考古分为传统考古和新考古两种。前者强调建筑、艺术和政治史， 后者则旨在通过专门快捷的方法阐明历史问题。二者在认知论上并不冲突，就象一个人 既可以对艺术史感兴趣又想探究当时富有阶层和贫穷人群如仆人们的生活状况等。尽管 贝尔纳带领的法国赴阿富汗考古队并不缺乏资金，亦有很多博学专家的鼎力相助，但他 们并没有把传统考古和新考古两种方法和谐地统一起来，贝尔纳和戈丁的侧重点和观点 不同清楚地反映了他们在技术和技巧上的差别。贝尔纳的报告对建筑部分的处理杂乱无 章，尤其是各主要街道的门道部分、主要神庙、钱币、防御工事、体育馆和珍宝库等。 (注：参看伯尔纳、威廉·弗兰克福特等人关于阿伊哈努姆遗址的勘探报告。)出土文物 的描述和发掘过程一样都是逐个进行。但对纵横交错的街道和空地的作用、城区的划分 以及为什么把体育馆和军火库建在该址上的原因等诸多问题没有作系统研究。而且贝尔 纳也并不准备对城镇布局之类的问题进行研究并发表研究成果。(注：根泰莱1978年报 告研究了阿伊哈努姆城地下排水道问题。)他的报告只有一处描述城市即对已经多次复 制的阿伊哈努姆平面图所作的冗长乏味的评论。但对航空拍摄的图像(现已被卫星图像 取代)和地面勘测结果均未进行细致研究，看来他并不打算通过地表探测来找出工匠或 仆从们的居住区。(注：贝尔纳1978年报告。)从报告中，我们看不出城内有市场或集市 ，也谈不上找出它们的具体位置。 尽管伯尔纳和戈丁等人对阿伊哈努姆城址的发掘非常重视，但仍未找到关键的文字和 实物资料来说明以下问题如该城为何建于此(注：戈丁(Gardin)1976年报告描述了勘测 动机。)、在希腊语中如何称呼、具体建于何时(至迟在亚历山大或塞留孤一世统治时就 已存在)、以及为何不能说明宫殿遗址就是皇室邸宅或各地方长官及随从奴仆就住在衙 门等一系列问题。由于该城曾被夷为平地，建筑物内的一切设施被洗劫一空，我们只能 期待从政治地缘学角度对它进行研究。伯尔纳1973年报告对上述问题避而不谈，一年后 却抛出了短短几句论据不很充分的阐述：阿伊哈努姆地处战略要塞，是阻挡蛮族入侵的 前沿阵地，居民的财富直接来源于先进的农耕业。而戈丁率领他的考古队第一次在阿伊 哈努姆平原勘探时就证明了早在希腊人到来以前，这块土地就已经有了悠久的农田灌溉 历史。至于建城的原因，他说这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灌溉便利，农耕条件优越，因 而被技艺熟练的农民选作理想的居住地；而居民靠着开采科克恰上游河谷丰富的矿产资 源过着优裕的生活。 伯尔纳认为阿伊哈努姆城位于希腊人防御山地部落和俄罗斯干草原蛮族入侵的战略要 塞(注：贝尔纳1981年和1982年报告。)，是阻挡这两股外来侵略者必不可少的前沿阵地 。笔者既非将军也非战略家，要我相信该城是抵御蛮族的军事前哨或防御工事理由并不 充分；说该城具有防御功能，笔者没有异议，但若一座城市如果是座空城或空地太大、 城墙太长的话，便不利于有效地布署军队，故不能称为要塞。阿伊哈努姆就是这样一座 城市，不能算作堡垒；即便称它是要塞，认为它能阻挡敌人的话，可为什么早在蛮族入 侵之前就被废弃了呢?戈丁从矿产资源方面找理由并不能自圆其说，因为在这块平原上 任何地方即就是北部的兴都库什建城也能获取山地国家丰富的矿产资源。笔者认为较合 理的解释应是对广大农村灌溉便利的农耕业潜能的开发利用，加上地处有利的地理位置 (两条河流之间，是天然的据守卫城)，是建造阿伊哈努姆城的根本原因。当然也考虑了 商业贸易便利的因素。(注：在印度河岸发现的哈拉帕文化时期要塞速图垓遗址及粟特 文字表明，中亚和北印度之间被科克恰河谷和吉德拉尔(巴基斯坦)间一条通道联想结在 一起。但这条通道在希腊时代是否存在则不得而知。)但如果没有理顺城市和农村的关 系，上面的解释也站不住脚，如农民究竟是指哪些人?富裕程度怎样?和城市居民使用同 样的陶器吗?城内有无工匠和商人等等。这些问题是不会有答案的，因为从未有人提起 。戈丁的勘测曾试图发起学者们对上述问题的研究，但没有成功。为表述确切起见，笔 者兹列举两个事实：一、法国考古队赴阿富汗代表团回忆录中的地图即使最新出版的这 一期(1992年拉宾撰文)，在阿富汗版图中也没有标出阿伊哈努姆城(更不用说在阿伊哈 努姆平原或巴卡特立亚北部地区)，拉宾采用了巴卡特立亚地图和阿伊哈努姆城北端的 建筑遗址发掘样图即在北距北墙300米处就截止的平面图。说来肯定不会有人相信，在 北墙北边仅2km的地方竟奇迹般的卧藏着一处城墙环绕的圆形聚居区，面积很大，足以 称得上“圆形城镇”。据笔者所知，伯尔纳从未提到过该遗址，尽管他在此收集了很多 从阿契美尼德时代到伊斯兰时期的陶瓷残片。(注：贝尔纳1978年报告。)如果阿伊哈努 姆在希腊人入侵前就曾经作为省会存在的话，那么有关它的建址和作用方面的一系列问 题如历史的和地理的就会从完全不同的角度提出。 以上长篇大论并非否定阿伊哈努姆的发掘成果。坦率地讲，发掘工作相当出色，收获 不小。试想想，若没有此次发掘，我们对希腊化时期的巴卡特立亚城区规划、建筑、雕 塑和陶器等能了解多少?没有这次发掘，戈丁的勘探工作将不会证明是如此成功，它充 分展示了法国考古队经过40余年不遗余力的追溯终于找到了千丝万缕的线索，称得上是 考古史上的典范之作。发掘者的重点在艺术史方面，(注：戈丁1976年报告中描述了他 利用从地表收集的瓷器作出推测，“在波斯时代，阿伊哈努姆平原上的主要聚居区就在 圆形城镇。”)这是进行深入研究的先决条件。尽管人力和资金充足，但阿伊哈努姆城 的发掘并没有按照有助于解决当代史料编纂如人口学历史、经济史、社会史和农耕史等 主要问题的方向进行。最后的总结报告发表在法国考古队赴阿富汗代表团回忆录续刊上 ，颇有学术价值。文中配有大量地图、平面图、绘图和图片，但版式排列缺乏连贯性， (注：贝尔纳1985年报告提出了希腊化时期巴卡特立亚的一些历史问题如尤克拉蒂迪时 代，323年希腊雇佣军起义的原因，巴卡特立亚和米安德的萨米亚；米安德的欧多台墨 一世和马格尼西亚城等。)没有城区全貌地图，没有索引卷，没有发掘的历史沿革记述 ，没有城区规划图，最遗憾的是没有总纪年表。大多数撰文者认为应加上纪年表，即是 简单的几行也好；有人坚持纪年表应占较大篇幅，如果不失准确的话，会有一定的参考 价值。 一般认为，阿伊哈努姆城是在公元前145年蛮族大军兵临城下时被希腊人于仓惶之间丢 弃的。但至今没有找到入侵者袭击、焚烧或掠夺的证据。(注：莱里奇1986年报告称已 证实了历史上该城曾被攻掠过，紧靠北城墙之处发现了五个箭簇和两个矛头。按照法兰 克福特1984年报告，寺庙内发现的箭簇可能是萨迦人的。但同时他明智地加了一点相同 造型的箭簇在阿伊哈努姆兵器库，甚至在希腊辖区也发现过。)伯尔纳对此态度暧昧， 他说“城中希腊人被蛮族入侵者驱赶出城……(注：贝尔纳1973年报告。)。蛮族侵略者 进入城中又将已被废弃的建筑物内的一切值钱东西劫掠殆尽”(1982年报告)至此，阿伊 哈努姆作为城市的历史一去不复返。疑惑之后人们不禁想问此城有无可能在遭到攻击后 才被废弃呢?(莱里奇1986年报告)被废弃之后又被一支叫月氏的游牧族侵略者再次毁坏? (拉宾1992年报告)再后来才由贵霜帝国统治?(莱里奇1986年报告)伯尔纳的解释怎样?在 其它建筑物的发掘过程中是否找到了能论证上述问题的相关资料?为什么不能认为阿伊 哈努姆城北墙附近发现的箭簇属于希腊军队雇佣的中亚箭手的遗物或者干脆就是蛮族入 侵者的侵略证据呢?(注：贝尔纳1973年报告。)从出土的瓷器特征中就不能肯定阿伊哈 努姆在贵霜时代也是重要的居民聚居地吗?(注：戈丁是第一位研究阿伊哈努姆瓷器的专 家，有关文章发表在贝尔纳主编的1973年报告中。据文献记载，阿伊哈努姆城在125BC —330AD之间盛产瓷器。但目前仍未在早期遗址中发现贵霜瓷器。阿伊哈努姆遗址出土 的希腊和后希腊时代瓷器至今没有全部发表。苏尔赫-科塔尔遗址出土的贵霜瓷器和科 那一马吉斯德出土的贵霜萨珊瓷器曾于1978—1992年展出过。其中一件曾在坎布尔博物 馆展出，可惜的是，因该馆已化为在烬，这件珍品已不复存在。) 在已发表的有关建筑遗址的发掘报告中，有的附有相关的发现如拉宾1992年报告(注： 在我看来，拉宾所谓的唯一的新发现是蛮族的两次入侵。)；而莱里奇1986年报告则一 点没有；与之相反，有的出土文物已发表很长时间了，而发掘过程却只字不提如弗兰福 特1984年报告；从地层学角度讲，这种阐述很重要。威廉1987年报告对与出土文物类似 的器物没有注明出处，出土文物的建筑部分没有提到。如今人们在等待着全面介绍宫殿 、两座神庙、房屋、兵工厂、剧院和陵墓及其它发现的系列报告面世。 二 1974—1978这四年中，阿富汗局势稳定。戈丁及其考古队借机对东巴卡特立亚地区进 行了全面勘测和试掘，结果发表在《法国赴中亚考古分队回忆录》丛刊上。与以往不同 ，此次勘测和发掘资金来源于特别赞助而不是考古队的预算；另外“代表团”和“阿富 汗”已由“小分队”和“中亚”代替。“小分队”暗示了与以前代表团法国传统的分离 如取消永久建制和队员终身制(该传统始于1992年，当时从法国到坎布尔的行程需要三 个月)。这种变化与阿富汗政府的介入有关。至此，法国赴外国考古队和队员终身制时 代正式宣告结束。“中亚”一词暗示了发掘目标转向学术化，以及告别旧的发掘传统， 把重点放在了地理、文化和地缘政治学领域。中亚的地理位置和历史非常重要，因此参 加勘探发掘的队员过去曾在、现在仍在塔基克斯坦、卡萨克斯坦和中国新疆进行着同样 的工作。对阿富汗水利设施遗迹的勘查是沿着前苏联考古学家选择的路线进行的。(注 ：E.g,Lisitsina 1969及Zejmal'1969。)此次发掘的起动费用很少，是由4名法国学者 和3—4名阿富汗助手组成的考古小分队为履行与阿富汗政府的正式合同而进行的(注： 陶瓷学专家莱奥内特，考古学家戈丁和弗兰克福特及地理学家根泰莱(P.Gentelle)。) 。合同阐明了发掘的科学目标、认识论、方法论(注：陶瓷学专家莱奥内特，考古学家 戈丁和弗兰克福特及地理学家根泰莱(P.Gentelle)。各专家有关论述。)和最短期限(4 年)，并强调尽快发表探掘结果。地点选在速图垓，目的在于历史方面而非政治史或艺 术史，也不是追溯塞留士或亚历山大的足迹，这些和编年史学派与当代史前史学家探究 的问题基本一致。诸如东巴卡特立亚何时有人居住?为什么?是考虑生态学、地理学因素 还是经济利益?人们是怎样改造自然环境的?达到什么程度?人口增长了还是减少了?原因 何在?这些问题的提出和答案并无固定的时限。对历史学家而言，每个历史阶段如“希 腊奇迹时代”或“野蛮化时代”都具有同样的价值。解答上述问题的关键还是器物，比 起长篇大论来，一块碎陶片蕴含的历史信息要多得多。另外还要借助现代史前史研究方 法即充分掌握了当代地理学、古代地理学甚至地质学知识后再采集地表文物、局部探方 、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卫星图象(注：1974年现场卫星图象就因费用昂贵而不再使用。) 、物理和化学分析、古生物学和古动物学研究等)，最后提出合理的假说。从新石器时 代起，中亚一带气候没有太大变化，古代甚至现在纵横交错的渠沟灌溉所带来的农业丰 收成了这一带居民富裕的根本原因，因此追溯古代灌渠遗迹并确定年代与寻找古代农业 聚居区并进行断代具有同样的重要性。 寻找已经干涸的古代灌渠需要勘探者具备较强的肉眼观察力，要掌握快速解读地图和 航空照片的技巧，1974年和1975年戈丁两次勘探阿伊哈努姆平原时采用的一种简便快捷 的方法如今已广泛应用在东巴卡特立亚地区的大面积勘探中。这种快速探测法在象阿富 汗北部这样地广人稀的地区特别奏效。古代大片的宜耕地，如今很少有人播种，当地人 只在风调雨顺的年份中信手撒种(称干种)。判断古代灌渠的年代应参考从居住区附近采 集的陶瓷残片的时代特征，因为居民们的经济活动与灌渠息息相关，这一点已由为数不 多的小型试掘和速图垓遗址的出土文物得到证实。戈丁的勘探工作计划周密，成就斐然 ，证明了在过去的5000年中这一带气候没有太大变化；最迟从公元前3000年起巴卡特立 亚就聚居着农耕人群；在希腊人征服以前，这块土地上就已经形成了大面积的渠沟灌溉 网；在现代人看来，这些所谓的灌溉技术和设施很简陋很原始，但在当时非常艰难的条 件下已是了不起的工程。 阿伊哈努姆城就是建在人口稠密的聚居区，灌渠和陶瓷残片的分布情况反映了城中人 口数量的变化。勘测数据的估算与史料记载基本吻合(注：戈丁在阿富汗旅行了25年， 操一口流利的波斯语，与当地政府部门关系融洽，又是阿富汗瓷器研究权威，能熟练解 读各式地图；有足够的魄力在人烟稀少、被现代人丢弃的大片可耕地上展开勘探工作。 对参予这项工作的学者而言，收获多少不是靠运气或有利条件，而是他们为了追溯古代 灌溉渠道并为断代所精心选择的方法论，为出版而采用的田野数据研究法。)，证明了 勘探工作对新考古理论的成功实践。展示了精心设计、花费很少的勘探和发掘是如何解 答事先构想出来的历史问题的。(注：戈丁在阿富汗旅行了25年，操一口流利的波斯语 ，与当地政府部门关系融洽，又是阿富汗瓷器研究权威，能熟练解读各式地图；有足够 的魄力在人烟稀少、被现代人丢弃的大片可耕地上展开勘探工作。对参予这项工作的学 者而言，收获多少不是靠运气或有利条件，而是他们为了追溯古代灌溉渠道并为断代所 精心选择的方法论，为出版而采用的田野数据研究法。)戈丁的两篇勘查报告分别于197 6和1978年发表，这也是他实践新考古理论的主要组成部分；他倡导以考古资料为依据 总结历史结论并通过出版物进行更理性更规范的辨论(注：戈丁1992年报告。)。戈丁的 同事根泰莱也于1978年发表了此次勘测结果，报告以“气候没有太大变化”的假说开始 ，这是首次从现代农业和地理环境方面对阿伊哈努姆平原进行综合研究，总结出了古代 和现代土壤耕种和灌溉的先决条件。在寻溯古渠沟遗址时，他还发现了古代农田和农庄 遗迹。根泰莱的研究时限和范围是从古代一直到1974年这一漫长历史阶段中的水利设施 ，他首次对灌渠遗址进行断代并对当时及现存的耕种面积进行评估，依据是从灌溉遗址 及相关遗迹中发现的陶瓷残片，证实了早在希腊人入侵以前甚至在哈拉帕时代，这里就 已经成为品质优良的可耕地。在希腊人统治时期，灌溉面积最大；早在前希腊时代、希 腊时代和后希腊时代这些灌渠一直发挥着作用，故并不能肯定希腊人统治时期耕种面积 大幅度增加。根泰莱通过对早期聚居区的研究证明居民基本是分散居住在大农庄内(注 ：根泰莱，地理学专家，负责大部分田野工作；戈丁和莱奥内特进行分类研究；根泰莱 认为一次成功的试掘(当然如果可能回到阿伊哈努姆时代的话)或新的物理方法对田野地 表遗存断代大有帮助，这些遗存是对财产分配及经济发展规模作评估的有力证据。)。 该报告附有很多地图、绘图(56张)和精美照片，和其它报告相比，它有两个特点：一、 印费便宜(透印板印刷)；二、措词谨慎，很少使用结论性的假说，摒弃了生僻的注释。 戈丁及同事们的勘探经验对他们后来大规模勘查昆都士河东部可耕地帮助很大(注：莱 奥内特和戈丁负责第二阶段对昆都士河西部土地的勘探工作。)。鉴于范围太广，人口 和耕地状况的差别太大(注：戈丁1978和1989年报告。)，勘探者事先就提出了启发式新 假说，期限四年(1977—1980年)，但实际只勘探了2年就停止了。报告由根泰莱于1978 和1989年分两次发表，他用地图对追溯古灌渠的路线作出清楚标示，详细考证了沿途的 地理和地质概貌。1989年报告的印刷水平大有提高(计算机排版)，效果更好(三色)，增 加了植被专家的古植物研究专述。对从古渠沟周围及其它相关遗址上采集到的陶瓷残片 的研究成果目前正在出版，研究考证是参照戈丁的形态技术标准(注：如在阔口罐类和 盘碟碗类器物中，再次分类，称组群；再按照器型和装饰特征在组群中分类，称系列。 )按时代顺序进行的。由于这些残片与欧亚大陆其它地区(主要是前苏联中亚地区)发现 的瓷器有着某种联系，这就为判断其年代和源地提供了重要线索，也是古沟渠和其它遗 址断代的参考依据。有了这些参照物，就可以勾勒出各个时代灌溉农业的概貌和由灌区 形状变化带来的居住人口数量的波动。 要做以上的综合研究必须具备四个先决条件：(1)勘探要有价值。戈丁曾多次展示了科 学的运作程序是如何成功地找到有价值的器物(注：戈丁1978和1989年报告。)。(2)从 技术方面对瓷器的研究要有价值。众所周知，阿伊哈努姆是古代瓷器生产中心之一。莱 奥内特1996年报告第一次勾勒出了阿富汗北部地区瓷器的发展概貌，为研究阿富汗古代 瓷器及与其它地区古瓷器进行比较研究提供了参考标准(注：并不包括同一时期的所有 瓷器。在我看来，拉宾所谓的唯一的新发现是蛮族的两次入侵。)。(3)充分掌握有关瓷 器的专业文献资料。莱奥内特1996年报告与众不同的体例和研究方法显示出她的博学多 识。通过比较研究，她正确地判断出了巴卡特立亚东部出土的大批瓷器的年代，这些典 型器物将成为对中亚其它地方的古代瓷器进行断代范本。(4)较强的逻辑推理和谨慎地 措词。研究那些没有文字记载的渺远历史时，须谨慎再三。研究表明，公元前3000年的 东巴卡特立亚属于俾路支文化范畴，但它是作为独立的政治实体还是种族联合体却不得 而知。通过勘探和在速图垓的连续发掘证实了在哈拉帕文化时期(2500—1500年前)，东 巴卡特立亚和印度河文明联系紧密。这种联系是建立在经济基础还是种族殖民之上，莱 奥内特认为在巴卡特立亚东部的勘探并没有弄清楚土库曼、巴卡特立亚和俾路支之间的 关系；考古发掘也没有找出任何线索来证明印度——伊朗语系或印度——印欧语系部落 曾在这里活动过。同样也没发现任何实物资料如瓷器证实巴卡特立亚曾被囊括在波斯阿 契美尼德王朝的版图内，尽管历史上确实有过巴卡特立亚阿契美尼德省。描述此后的历 史阶段时，莱奥内特把政治事件、文化事件和地域联系起来。她采用的历史年代分期法 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如希腊化时期(330—145AD)、蛮族入侵时代(145—40AD)和贵霜时 代(月支——贵霜、贵霜盛期、贵霜——萨珊以及萨珊后)。“蛮族入侵”这一概念十分 复杂。据中国古代文献记载，巴卡特立亚(大夏)是由自治城镇拼凑起来的松散联合体， 国力较弱，每年都给入侵者进贡(注：法斯那1993年报告P.123—124。)。莱奥内特认为 希腊化时期的陶器在公元前145年突然消失这一说法不可信，她认为在月氏统治时代遗 址中发现希腊化时代的陶瓷残片不足为奇。在那些从未归属过贵霜帝国的地区也发现了 贵霜风格的器物，印度的许多省和巴卡特立亚西部地区也存在类似现象。其实贵霜时代 的经济与政治并不是齐步共进。历史上出现的货币体系循环高峰期就发生在威马王朝晚 期并持续到胡维色迦王朝。从瓷器中反映的经济趋向自然要比政治状况要更多些。贵霜 与萨珊后这二个时期便综合了几个不同时段，其中包括东部游牧部落如匈奴的入侵。莱 奥内特并没有将希腊化时期的陶器与政治事件联系在一起，如白瓷与亚历山大东征、黑 灰陶与塞留孤一世的二次征服。定居和未定居这两个状态差别很大，未定居经济不可能 带来瓷器风格的巨变。研究瓷器会有助于解释巴卡特立亚疆域或者行政管理实体方面的 难题。象巴卡特立亚和粟特这样的经济实体范围时大时小，不能将它们与那些有着悠久 历史的地区混淆起来。莱奥内特认为象高足杯和瓶式罐这类器物应是外来的，但是塞族 或月氏人的器物则很难说。因为这两支部落的名称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是指两个没有语言 和文化的氏族或氏族联合体。塞族和月氏部落的活动更叠频繁，当它们到达巴卡特立亚 时已不再作为政治实体而是定居聚落，这也是它们不为曾给四大部落定名的希腊人所知 的原因，当时周围还有很多小部族，但不归属前塞族或月氏(注：很显然，侵略巴卡特 立亚和伊朗的萨卡族部落曾一度附属塞族联合体；但和塞族及西徐亚不是一回事，象入 主巴卡特立亚的月支一样，萨卡族人很快掌握了新语言。)。随着新的人群不断迁入， 新的陶器类型也加入到希腊化时期的器型中。莱奥内特报告中的经济和人口学资料详实 丰富，第一次全面展示了巴卡特立亚的历史风貌。经济是推动历史发展的主动力，她认 为前2000年时巴卡特立亚并没有因为希腊殖民者的到来而带来灌溉面积的增长、农业的 更大丰收及人口的更快增长。而前2世纪东部蛮族的入侵却导致了耕地面积的锐减(注： 这些数据与以前的评估有出入。戈丁认为蛮族部落入侵导致了耕地面积税减，因为游牧 民族需要牧场放马，需要草地喂牲畜。虽然在蛮族征服以前的动乱时期，希腊人的统治 就已宣告结束，希腊化陶瓷器仍流行了很长一段时间。目前还没有证据证明蛮族有本民 族风格的同类器物。)，即是后来繁盛的贵霜时代也没有恢复到以前状态。笔者却不苟 同该论点，在印度征服以前，阿伊哈努姆城的建筑恢宏，希腊殖民者或当地富豪从农业 中获取的利润不知要比其前辈高出多少倍，希腊风格的瓷器生产已遍及各个地区包括偏 僻的小山村，希腊式瓷器几乎全部取代了前期流行的瓷器，成了持续时间最长、最主要 的文化现象，原因何在?从技术上看，外国新器型的输入刺激了瓷器的生产及质量和数 量的提高，以致本地工匠很快放弃了传统的产品。政治上，新统治者出于政治目的将希 腊人的生活方式及与之相配套的器物强加给本地居民，强迫他们放弃本民族的传统，以 便奴役和控制。还有，希腊统治者大量迁入本族人或用金钱财物收买当地有权势者，更 有甚者用驯服的奴隶(当然供给他们生活必备品)来代替本地居民。最后还有经济原因， 新的市场机制使希腊式瓷器比本地产品更畅销等。但瑕不掩瑜，莱奥内特的报告观点新 颖、叙述准确、眼光独到、不同凡响。 速图垓的发掘报告是弗兰福特1989年的博士论文。此次发掘是继在阿伊哈努姆平原发 现哈拉帕文化时期陶瓷残片之后又一次收获甚丰的考古项目，它揭示了哈拉帕文化又一 重要居住遗址，证明了早在公元前3000年时中亚已实施了大面积渠道灌溉。对于它的性 质，则有很多说法，贸易中心?殖民者前哨基地?说明中亚和印度河谷曾存在巨大文化带 的证据?发掘工作是由后来成立的考古研究中心的考古学家和古科学专家共同完成的， 后者的参予使发掘成果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利用。方法是先用地球物理学方法勘探地下是 否有墓葬；然后采集动植物和人类活动遗物并由古科学专家进行研究；再对矿物质样品 进行物理和化学分析，这种方法目前在史前遗址和其它历史遗存的发掘中普遍使用。速 图垓遗址始掘于1976年，1977—1979年三次大面积发掘清理，弗兰福特曾发表过二份简 报和一份总结报告，其撰文方式很特别，是戈丁的考古队为提高考古报告质量所努力实 践的典范(注：戈丁1975年报告。)，即使对中亚不感兴趣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也会被 吸引。因为改进的目标是清晰准确地描述发掘过程、内容和逻辑推理过程，少用华而不 实的文字等。报告分两部分：发掘过程的描述和对阿契美尼德征服前中亚经济和人口史 的研究。开头部分叙述了发掘目标即搜寻哈拉帕文化的历史沿革，对象是地层关系和环 境的演变。采用数学和语言文献学中的图表法对专用词汇逐一解释如水平面、地层、土 壤层和墙层等，并说明这些词搭配起来的含义和逻辑推理出的结论等。对发掘的横面和 纵面则按顺序逐个描述，对应的数据列成表格；采用对比方法将出土的瓷器与中亚及印 度出土的同类器物进行比较(注：如在阔口罐类和盘碟碗类器物中，再次分类，称组群 ；再按照器型和装饰特征在组群中分类，称系列。)；并借助计算机数据库和统计资料 研究瓷器的演变过程和不同阶段的相对纪年表。对其它器物、动植物遗存和两具人像骷 髅也分别作以研究。最后是综述(不同年代的遗址及其地层关系)并总结出生态学和社会 学方面的结论。该报告图文并茂，叙事清晰。戈丁在该报告的基础上对中亚青铜时代和 铁器时代的经济、人口流动与文化传播不成比例的现象作了深入研究。弗兰福特在报告 中博引旁证，否认了中亚历史上曾有过印度——伊朗语系部族统治时期，考证了一些容 易混淆的问题，如城邦的出现、城镇的定义、都市化和非都市化过程。他认为不能给这 些专用词汇下固定定义是因为时代和指代对象在不停地变化。没有绝对定义，也就谈不 上统一标准，如作为城镇，诃斯提那普尔和新德里、诃斯提那普尔和伊巴丹(尼日利亚) 没有任何相同之处。但这三个城镇都是栉次鳞比的居住区，繁华的闹市区与破败不堪的 贫民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只有人口统计学家对这种富与贫、繁华与破败感受最深，每 当人口普查时，他们都会制定新的标准以便反映这种变化着的现实社会。与城邦的产生 和城市化速度加快这样的问题相比，政治体制、居住区规模和人口密度等问题就相对简 单一些。 三 阿富汗土尔其斯坦是个动乱繁频的国家，苏阿德则是动荡中心。虽然人口稠密、沃野 千里，但每个人都拥有武器，罂粟泛滥，毒品贩卖随处可见，军火走私和利欲熏心者的 非法盗墓十分猖獗。但帕坦人热情好客，礼节周全。图齐就是利用这一点成功地建立了 考古工作站并广泛开展工作。图齐本人兴趣在佛教历史研究，但此次发掘目的却是复原 苏阿德谷地从史前时期到19世纪伊斯兰时代的历史全貌，或者找出典型的聚居遗址。经 过勘测他们绘制出了被称为苏阿德考古地图开头篇的占碑儿河谷考古发掘地图。(注： 法斯那1980年报告。)图齐的主要兴趣似乎在布特卡拉Ⅰ号遗址中的“圣区”，(注：“ 圣区”是意大利考古学家对寺庙内ｓū@③堵波墓地的雅称。)以及理顺健陀罗艺术和佛 教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经反复比较，图齐选择位于两条小溪之间大片开阔地中的布特 卡拉作为发掘点，原因是该地紧挨佛教重镇苏阿德，从未被纷扰过，还有很多庙宇。发 掘始于1956年，持续到1962年，这时候物理分析和古科学研究法还没有应用到考古发掘 中。发掘成果很多，首先确定了寺院主塔建于前3世纪，在以后的七个世纪中历经五次 重建。不同时代扩建规模的不同反映了宗教观的差异，也反映了健陀罗雕塑、建筑风格 和装饰艺术的演变过程。遗憾的是由于地势低洼，又连着不断膨胀的城市闹区，本地建 筑商不断从这里取土，目前布特卡拉Ⅰ号遗址已被夷为平地，保存下来的只有附近山丘 边的佛教建筑。该遗址的发掘报告由法斯那主笔发表于1980年。建筑部分分量很重，附 有绘图、照片、目录和索引。他按年代顺序对塔及其它地表遗存、绘画和装饰部分按分 类学方法逐一分类并加以描述。参考和附注穿插于正文中，便于查找。在“遗存年表” 一章，作者以概括凝练的语言阐述了所用的论据资料；以地层分析和发现的货币年代为 依据概括出相对纪年表。绝对纪年表现是参照R·格伯尔的贵霜纪年表。该报告以详实 可靠的资料研究了建筑技巧、装饰题材(造型和立柱)和健陀罗希腊艺术，是目前最好的 健陀罗艺术参考。 但此次发掘未能阐明宗教变化的情况，因为仅从建筑风格的变化中是不能简单推理宗 教的变迁的(注：与西藏寺塔相比，健陀罗塔婆并没有观念上的变化。)。雕塑和相关文 字资料同样没有说服力，报告结尾说“仅在圣区收集的灰泥建筑物件和人物雕像数量可 观；陶器主要集中在居住区……其它器物有货币、陶俑、神龛内的圣匣(内盛项链珠、 金银和铜饰件)及一些小器物。”但报告并未对出土文物作研究。而且很多有价值的资 料至今尚未公诸于众。潘尔附近出丘寺庙的小规模发掘也存在类似情况。 1977—1982年，意大利考古学家在该地区发掘第三个寺庙遗址塞都·沙里夫1号遗址时 ，将僧侣生活区出土的每件文物都记录在册并全部发表，但塔台墓地部分及出土雕像报 告尚未发表，令人遗憾。健陀罗艺术中雕像部分至今没有相对和绝对纪年表，人们往往 靠直觉和经验来断代，布特卡拉Ⅰ号遗址和潘尔遗址出土的雕像对这方面研究有所帮助 。苏阿德雕像的相对纪年表为健陀罗和@②叉始罗出土文物的断代有一定参考价值。法 斯那根据文物埋藏的地层和相对位置，以艺术史标准对布特卡拉Ⅰ号遗址进行综合研究 。从各类雕像的年代识别特征来判断是否同一窑口生产；根据二次加工的雕像特点、相 对位置和地层位置进行分类，如一块用作雕刻工具的片岩曾在不同遗址中被反复使用， 背面的图案是第二次使用时留下的(1982年白沙瓦展览文物)。研究早期健陀罗艺术的突 破口是从布特卡拉Ⅰ号遗址中出土的早期坐佛系列(注：法斯曼1987年报告。)。 四 哈特尔在马图拉附近宋卡遗址的发掘工作持续了38年，目标是“找到有价值的建筑物 遗址来重新估价马图拉出土文物和早期历史聚居区的自然环境特征”。该遗址是一处高 20米且未被扰乱的土冈。暴露出两个已被挖至生土层的探方，即面积4800m[2]的村落遗 址和面积200m[2]的拱形寺庙遗址。发掘按地层进行，共清理出4—10个居民生活区和纵 横交错的街道。整个遗址穿过了40个地层，8个时期，上起前8世纪下至8世纪，出土了 大批精美的石雕像和金属雕像。报告由哈特尔执笔，分为坟区和拱形寺庙两部分。发掘 过程按不同时期和地层进行描述；纪年表以碳十四同位素数据和货币特征为依据。图片 精美，穿插文中。但对动植物遗存，当时农作物和家畜没有研究。然而报告简洁、详实 。检索方便，印刷精美，不失为考古大家之作。 为什么哈特尔没有象其他法国考古学家那样对他的报告作深入研究，没有撰写一部北 印度文化史专著?原因是报告并没有提供出土文物同恒河流域其它遗址或印度境外发现 的同类器物作比较的线索。参考部分是哈特尔或其印度助手对涉及出土文物的著述的评 论，使报告成了不带任何评论的客观描述，也省略了帮助读者理解的提示。与法国学者 的报告相比，哈特尔的报告没有对出土文物进行深入研究，属指导研究的工具书。但哈 特尔简洁明了的论述也不失为一种研究，如马图拉米特拉旦达国王世系表；陶俑的分类 研究；圣匣的类和型的研究；宗教小雕像的分类特征；拱形寺庙的功能和那加教派(注 ：译注：印度教或佛教承认的一种鬼神合体，司水、司雨，住在水底王国。)的活动线 索等，它们分散在各章节，前提是“客观性”。可以说该报告是与恒河流域出土陶俑、 陶器、石器和金属器物作比较研究的主要依据。报告覆盖面之广，文物之精美，恐无出 其右。毫不夸张地说，宋卡发掘将成为研究马图拉历史文化的标准参照，研究建筑史、 物质文化和本民族宗教的基础，以及与其它地区同类器物比较研究的准星。该遗址出土 文物是寻找马图拉和印度及其它地区之间的文化联系，揭示基督时代前后几个世纪中恒 河流域文化趋向希腊化和国际化现象的重要线索。这也是该报告能快速出版并为方便读 者而设计的原因所在。 结论 考古学家们从来都不曾完全自由地选择过自己的发掘策略，面对赞助者们的种种要求 和条件，他们不得不妥协；为了取得当地主管部门对勘探和发掘的许可，他们不得不费 尽口舌，讨价还价，但他们却能够选择考古报告的出版方式和方针——极端专业学术化 如拉宾1992年报告；至少从表面上看十分注重且拘泥于事实如哈特尔1993年报告；极端 追究细节且版本超大如法斯那1980年报告；极端现代主义如弗兰福特1989年报告。无论 采取哪种方针，目的都不是单从个人名利出发而是为方便读者考虑，是要为读者考虑， 是要为读者呈上一份内容和形式完美统一的考古发掘报告(三个遗址的发掘报告共27份 ；因篇幅有限，不一一列举)。 本文译自《美国东方社团季刊》1996年4—6月第2期 后记 大夏，地处兴都库什山与阿姆河上游之间(今阿富汗北部)，音译巴卡特立亚。本波斯 帝国一行省，后隶属亚历山大帝国及塞琉西王国。公元前三世纪末至二世纪初达到鼎盛 时期，疆域包括北起阿姆河上游，南达印度河流域的广大地区。从前256年—前75年， 甚至在前141年—前129年之间塞克人入侵后直到前1世纪的前半期，仍然由希腊人统治 一些地区，受希腊文化影响极大。后被塞克和月氏占领。 塞克人，中国古书中称塞种人，印度文献中称沙迦，操伊朗语，该民族对中亚西部的 历史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最初活动在天山以北以南地区。后不断向西迁移直达今阿富汗 西部的锡斯坦地区。前141年到前129年之间塞克人入侵大夏。前55年左右，征服了从兴 都库什山北坡直达印度河北部河谷的印度—希腊国家，定居在秣菟罗周围的恒河盆地中 部地区(前1世纪—公元62年)。到公元1世纪初，在塔里木盆地的和田绿洲定居下来。 月氏，对于大夏王国的灭亡起了决定性作用。最初生活在中国西境，过着游牧生活。 公元前2世纪，在匈奴逼迫下五个部落西迁，在巴卡特立亚定居下来，其中一支建立了 强大的贵霜帝国。前139年，张骞奉汉武帝之命为寻找月氏共同夹击匈奴，来到巴卡特 立亚。后与汉朝往来频繁。月氏人来到大夏不久，就放弃了他们的传统语言，接受了大 夏人的语言，在书写中采用了希腊文字，接受了祆教。建立贵霜帝国之后更多地归附于 印度的文化与宗教。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上奴下手 @②原字左口右旦 @③原字上穴下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