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18][世界上下五千年(现代卷)]

天幻

“二·二六”暴乱



   １９３６年２月２６日凌晨，在日本东京发生了震惊朝野的暴乱：首相冈田启介差一点送命；天皇侍从长铃木身中数枪，幸得不死，藏相（财政大臣）高桥是清惨遭杀害，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身中数枪。然后脑袋被砍下；天皇的心腹顾问牧野伸显侥幸躲过子弹；同时前首相斋藤实被杀。


   这一切进行得如此突然，以至于叛军不费吹灰之力就人不知鬼不觉地取得了成功。


   天大亮了，东京的市民们还蒙在鼓里，直到警察让公共汽车绕开皇宫和政府大楼时，人们才感到大事不妙。大家议论纷纷，都想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原来，这一行动是蓄谋已久的。日本军阀早就有征服中国进而征服世界的野心。一部分下级青年军官，更是迫切要求建立军事独裁，他们主张发动政变刺杀大臣以达到这个目的。这批人被称作“皇道派”。


   其实，在“皇道派”采取行动之前，有陆军省的一名少佐告了密，当局已知道了他们——第一师团要发动武装叛乱的消息。但是他们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只采取了几项很一般的措施，如监视嫌疑分子，给政府要员加派保镖，用钢筋加固各处官邸，在里面安上直通警视厅的报警器等。


   ２５日夜晚，第一师团的兵营里，叛乱计划正在紧张地制订，他们准备在次日拂晓前分头袭击东京的六个目标，其中包括警视厅和政府要员的住宅。


   叛乱地点的地形是这样的：皇宫旁边不远处，是处理宫廷事务和天皇办公的宫内省大厦；紧靠皇宫的一座小山后面，是一幢幢政府要员的官邸，其中最大的是首相官邸；在皇宫的外侧，就是第一师团的兵营。


   ２６日凌晨４点，香田清真大尉和其他叛乱头子把部下全部叫醒，命令大家迅速集合执行任务：士兵们不了解他们的阴谋，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讨厌！正做着梦呢，怎么又要集合？”


   “谁知道，兴许是夜间演习吧。”


   各个小组迅速奔向各自的目的地，叛乱者兵分六路，香田率领一组人马去攻占陆军大臣官邸，想强迫高级将领支持他们：另一组人马直奔向警视厅。其他四个小组分头去刺杀首相、藏相、宫内相和侍从长。


   粟原中尉和一名宪兵一马当先冲到了首相官邸的正门，这时候，大门旁屋内的警察睡得正香，他们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就已被绑了起来。暴乱士兵冲进官邸大厅，一阵乱枪，把厅内的吊灯全部打碎，枪声惊醒了首相的秘书（也是首相的女婿），他急忙给警视厅打电话求援，不料警察早被叛军打退，逃之夭夭，首相秘书的电话半天没人接，秘书急得团团转，但是左思右想，除了求助，别无他法，只好再次给警视厅去电话，这次的电话倒是有人接了，可惜那正是叛军。秘书马上又给附近的宪兵队打电话，可是宪兵队表示已经无能为力了。秘书气得“啪”地一声把电话摔到地下。


   这时候，首相冈田启介被惊醒了。他衣服也来不及穿，慌忙地往外走，想看看是怎么回事，他刚走出卧室门口，就碰到迎面跑来的妹夫松尾传藏。松尾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不好了，发生暴乱了！快跟我来！不由分说，抓住首相的衣袖就跑，三转两拐，打开一个密室的门，把首相往里一塞，说道：“千万别出声！”说着一下把门关上，转身离开，没走几步，松尾迎面就碰到了正在搜寻首相的叛军。叛军以为他就是首相，大喊一声：“哪里逃！”接着就是一梭子弹，松尾来不及叫一声就倒在血泊中。


   在离首相官邸不远的地方，陆军大臣川岛义之在睡梦中被香田大尉提了起来，一睁眼见到黑洞洞的枪口，川岛顿时惊得面如土色，结结巴巴地叫道：“别、别开枪！有事好商量！”香田大尉微微一笑，说道：“想活命倒也不难，你要马上进宫向天皇启奏我们的要求。”川岛连忙答应道：“好的好的，等天亮我一定向天皇启奏。”香田身边的一人喝道：“少废话，现在就去！要不老子崩了你！”于是川岛慌忙穿衣，前往皇宫。


   安藤辉三大尉率领１５０名士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进了天皇侍从长铃木的官邸，一脚踹开了铃木的卧室门，看到铃木刚刚惊醒爬起来，也不搭话，举起枪就打，铃木当即倒下，叛军们还朝他开了几枪，接着离开。凑巧的是，铃木虽然身中数弹，却因未击中要害，幸得不死。


   藏相高桥是清是死得最惨的。他由于坚持削减上一年的巨额军费而遭到少壮派军官憎恨。当叛军冲进他的卧室的时候，这个悲惨的老人还在打着节奏分明的呼噜。一名中尉一脚踢开他的被子，大喊一声，朝他一连开了数枪。紧接着另一名军官跳上去，挥起军刀一刀砍下了高桥的右臂，继而又把刀刺进他的肚子里，恶狠狠地左右乱捅。


   与此同时，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也遭到了同样的厄运，在床上被高桥太郎少尉枪杀，接着被砍下脑袋，天皇的心腹顾问牧野伸显在逃上山的路上险些被打中，前首相斋藤实丧命。叛军的进展非常顺利，很快占领了东京市中心约一平方英里的地方。他们利用山王旅馆作为临时指挥部，把“尊王义军”的旗子挂在首相官邸外。他们散发“宣言”声称，要清君侧，粉碎重臣集团，认为元老、重臣、军阀、财阀、官僚、政党均为破坏团体的元凶。


   由于这一叛乱行动没有得到其他军队的支持，最后和平地投降，但是自此以后日本的法西斯势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


   以东条英机为首的统制派（与皇道派不同，统制派不主张采取刺杀和政变行动）在日本陆军中占据了领导地位。他们确定了全面对外进行侵略扩张的国策，进行扩军。这样，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体制最后确立，到了１９３７年７月，他们发动了“卢沟桥事变”，开始了全面的侵华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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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间谍与“九·一八”事变



   １９２７年６月２７日，日本关东军司令部高级参谋河本大作、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和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这四个好战分子得到了一个令他们欣喜若狂的消息：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主持召开了“东方会议”，抛出了臭名昭著的“对华政策纲领”，确定了武装侵占中国东北的方针。


   这四人是日本侵略军的马前卒，长期在中国活动，是关东军中有名的“中国通”。除河本大作外，板垣、土肥原和石原这三个总是聚在一起搞阴谋活动。关东军在中国所干的罪恶勾当，几乎都是由他们三个策划发动的。


   日本人当然不傻，他们不但要霸占东北，而且还要找到一些借口，以显得其侵略有“理”。找什么借口呢？河本亲手策划的第一个“高招”就是除掉越来越不肯听命的“东北王”张作霖，以期奉军内出现混乱甚至武装冲突，以便浑水摸鱼，但在１９２８年６月３日他们发动“皇菇屯事件”，炸死张作霖后，他们预料中的混乱并没有出现。


   为了更全面地了解情况，在石原的倡议下，板垣决定以“北满参观旅行团”的名义组织特工展开大规模的情报侦察活动。同时，日本参谋部也向中国东北派出了大批军事间谍，“日本帝国参谋省情报科情报员陆军大尉”中村震太郎就是这些化装成“旅行者”的间谍中的一员。而这个冒充旅行者的间谍之死就成了板垣和石原武力解决“满蒙”问题的借口中村震太郎是被我边防军发现其间谍身份之后秘密处死的。


   １９３１年６月，身负重命的中村震太郎和退伍骑兵曹长井杉延太郎进入了中国东北。他们找了一名蒙古人和一名白俄作向导，从海拉尔出发，沿大兴安岭、索伦山一路侦察，记录下许多情况。但是，就在中村等人的侦察行动快要结束的时候，他们被机警的中国军人抓获了，中国军人从中村的棉裤和行囊中，搜出了几张中日文的军用地图，几份关于兴安区屯垦军的兵力驻扎及当地人口、物产、风土人情的表册和笔记。中国军队团长关玉衡觉得事关重大，立即对中村等人进行审讯。不料，中村是一个死心塌地的军国主义分子。他自以为是“大日本帝国”的公民，对中国人向来是不放在眼里。一个小小的屯垦军团长能把他怎样？！因此，这个顽固的间谍有恃无恐，态度强横。不但拒不承认他的间谍身份，而且大叫大嚷地说：


   “你们把一个有合法证件的日本公民无故关起来加以审讯，这是违反国际的有关法律的。我要见你们的司令长官，向他提出严重抗议！”


   另一名日本人井杉延太郎也声称：“不错，我们曾经是军人，中村是陆军大佐，我是营长，但我们都已退役。现在我们是大日本伐木公司的职员。快放了我们！”


   审讯没有任何结果。第二天，继续审讯，这次，中村态度更加蛮横。当审讯人员一一列出从他身上搜出的东西，指出他的间谍身份，要他交待他的具体使命和委派他的人的名字时，他竟然恼羞成怒，跳起来对着主审讯人就是一记重拳。接着他像条疯狗似的一边咆哮，一边乱打一气，最后几个战士上去，才制服了这头凶猛的野兽。


   更为棘手的是如何处置他们。关团长为这件事思考了好几天，始终拿不定主意，最后他采纳了部下的建议，秘密地处死了这几个人。


   然而，这个秘密没过多久就让日本人知道了。正苦于找不到武装侵占东北借口的日本人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立即利用这件事大作文章。板垣、石原和土肥原认为，盼望已久的时刻就要来到。这三个恶毒的人还炮制了一个火上浇油的阴谋，再演一场贼喊捉贼的掼技。他们决定炸毁奉天北郊柳条湖附近的一段铁路，然后栽赃陷害给中国军队，以此为借口出兵奉天。


   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深夜，寂静的东北大地上出现了一队鬼鬼祟祟的人影，一个叫河本末守的日本中尉奉土肥原之命带领一队人马以巡视铁路为名正向柳条湖方向奔去，不一会儿，传来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铁路被炸毁了很长一截。紧接着，花谷正以土肥原的名义连续两次拍电报报告关东军参谋长和陆相南次郎，颠倒黑白地说中国军队破坏日本方面的南满铁路，袭击其守备队，板垣和石原则不停地催促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下令出兵攻击中国军队。刹那间，穷凶极恶的关东军疯狂地扑向北大营，扑向奉天城，由于东北军毫无防范，仅一夜工夫，奉天陷落。


   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九·一八”事变，就在板垣等几个人的“导演”下“上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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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塞俄比亚的抗战



   在非洲东北部，有一个幅员广大的国家名叫埃塞俄比亚。这是一个封建王国。由于地处沙漠地带，经济十分落后，人民过着贫穷的生活，然而，她的地下资源却十分丰富。在她那一望无际、连绵起伏、在阳光下闪烁着黄金般光芒的沙漠地下埋藏着大量的黄金，还有白金（铂）以及许多别的金属。此外，埃塞俄比亚地处红海南大门，向来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因此，她一直是帝国主义者垂涎的对象。


   １９３５年１０月，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头子墨索里尼悍然发动了侵埃战争，此时，意大利已占领了埃东面的索马里和北面的厄立特尼亚。现在，它希望迅速占领埃塞俄比亚，控制红海这条战略交通要道，并以此为据点吞并整个非洲。


   当时的意大利虽然不能与德国相比，但对于埃塞俄比亚这样一个几乎还处于原始社会状态的封建王国来说，无疑是一个现代巨无霸，它拥有当时先进的现代化武器，有大量飞机、坦克和装甲车，而埃塞俄比亚则连统一的军队也没有，只有属于海尔·塞拉西皇帝的卫队和各封建领主的私人军队。他们的武器主要是原始的长矛、弓箭、棍棒，力量对比如此悬殊，难怪墨索里尼狂叫要“惩罚这些非洲蛮子，给他们点颜色瞧瞧呢。”


   可是，埃塞俄比亚人民并没有被强大的敌人吓倒，他们决心保卫自己的祖国，保卫自己的家园。很快，埃实行了全国总动员。１０月１７日，皇帝塞拉西在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举行了隆重的阅兵式。只见这位年轻的皇帝健步走上检阅台。在清晨的阳光中他的身影显得异常高大。他没有发表长篇演说，只是高声问他的臣民：


   “法西斯侵犯我疆土，鱼肉我人民。我们怎么办？！”“坚决抗敌，宁死不屈！”１０万人发出了震天的怒吼。“对！誓死抗击侵略者，保卫我们的家园！”塞拉西说完，命令５万人组成的联合军队立即出发。他自己也亲临前线指挥作战。


   在这场力量悬殊的抗战中，埃塞俄比亚人民表现出了英勇无畏的品质和崇高的自我牺牲精神。埃塞俄比亚大部分地区水源奇缺。牧民们就把水装在皮袋里，穿过干旱的沙漠把水运到兵营里。他们自己却常常因干渴而晕倒在路上，青年学生们走上街头进行宣传动员；妇女们组织了红十字协会和妇女协会，运送伤员。组织后方供给，一些封建庄园主也拿出钱来向国外购买武器弹药和粮食，支援前线抗战。


   由于埃塞俄比亚人民的顽强抵抗，墨索里尼速战速决的部署完全落空。到１１月８日，意军才占领埃塞俄比亚１D８的土地。１１月１９日到２１日，塞拉西皇帝再次亲临前线慰问军队。埃军乘此机会，一鼓作气地进行了反攻，收复了大片失地，意军损失惨重。那些被意军所占领土地上的人民也不断地给意军制造麻烦：他们藏起粮食，填平了水井，牵走了骆驼和毛驴。意军每到一地，占领的仅仅是一座空城。在非洲沙漠炎炎的烈日烘烤下，找不到水源或只能找到撒了盐的水井的意军士兵饥渴交加，战斗力大为减退。


   墨索里尼见此情形恼羞成怒。这个丧心疯狂的法西斯分子，不但一怒之下撤换了意军驻非洲总司令，派了由死心塌地的纳粹分子组成的“黑衫军”到埃塞俄比亚参战，并从１２月底起增派了空军。对埃军阵地和无辜的平民进行病狂的轰炸，而且，还从次年２月份起使用起了毒气！意军甚至还对瑞典和芬兰派出的红十字救护队进行轰炸。瑞典红十字会救护队成员死在这些灭绝人性、丧尽天良的暴徒的轰炸中的就有５０多人！


   形势终于恶化。１９３６年５月５日，意军进占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塞拉西皇帝出走英国。５月９日，墨索里尼在罗马宣布吞并埃塞俄比亚，由意大利国王兼任埃塞俄比亚皇帝。


   埃塞俄比亚沦陷了。这片苦难的土地在法西斯分子的铁蹄下呻吟。灾难深重的人民陷入了更加痛苦的境地。然而，他们并没有屈服。更多的人拿起了武器，参加了游击队。人们的誓言是：“打到最后一个人，流尽最后一滴血。”游击队利用各种方式与侵略者展开了英勇而巧妙的斗争。他们不断破坏铁路，炸毁桥梁，劫持意军的运输车，炸掉他们的军火库。他们甚至还刺伤了意大利总督。虽然，意大利法西斯殖民当局对此进行了疯狂的报复，３天中屠杀了３万人，逮捕监禁了更多的人，但埃塞俄比亚人民没有被吓倒。相反，越来越多的人参加了游击队。到１９３９年，游击队已发展到４０万人，控制了大部分国土。


   游击队斗争的方式也越来越巧妙。他们不但敢于斗争，而且善于斗争。他们的武器弹药及粮食大部分都是从敌人那儿弄来。意军成了他们的“后勤部”。最有趣的是这样一个故事：一天深夜，奎列索一个意军兵营。熟睡的士兵们突然被一种剌痛感弄醒了。他们睁开眼睛一开，屋子里“嗡嗡营营”地飞舞着不知多少蜜蜂。迷迷糊糊的士兵一时也弄不清是怎么回事，慌慌张张地跳下床往外面跑，顿时军营大乱。等这些士兵赶走呆在身上的密蜂，一个个红头胀脸地回来时，发现他们所有的武器都不见了。有人在自己的床头发现一张纸条，上面有几行字：“武器弹药，暂借不妨；蜜蜂成箱，送君品尝。小小礼品，希望笑纳。”落款是一个笑容可鞠的小飞人。原来，这正是一支代号“小飞人”的游击队干的。这支游击队近来十分活跃，神出鬼没，弄得意大利殖民统治者十分恼火。


   埃塞俄比亚人民经过长期艰苦的斗争，终于在１９４１年赶跑了意大利侵略军，恢复了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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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卫马德里



   １９３６年１１月，一队奇异的人马在《国际歌》悲壮的旋律声中来到了战火纷飞的西班牙。他们操着不同的语言，穿着不同的制服，他们的头发、眼睛和皮肤颜色各不相同，他们是由来自苏联、中国、法国、美国、加拿大、意大利、德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５４个国家的反法西斯志士组成的国际纵队，为了支援西班牙人民的正义斗争，志愿来到了西班牙。


   此时，西班牙国内已是硝烟弥漫，战火纷飞。反动军官拂朗哥在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者的支持下，于１９３６年７月发动了叛乱。此前，在２月份的西班牙国会进举中，由共产党、社会党和左派进步力量组成的人民阵线取得了胜利；接着，成立了以左翼共和党人为首的共和国政府。新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进步政策，如释放政治犯，恢复因政治原因而失业的工人的工作，实行养老保险和工人休假制，并开始进行土地改革。这些措施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欢迎，却引起了反动势力的恐惧和憎恨。于是，以佛朗哥为首的法西斯分子勾结德意法西斯势力，发动叛乱。


   佛朗哥的叛军装备精良，给养充足，他们很快占领了南部的大片土地，与此同进，德意军队登陆西班牙。他们南北夹击，直逼首都马德里。


   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已处在危险的境地。“保卫马德里！”“保卫人民共和国！”成了首都马德里人民的普遍心愿。马德里行动起来了。无论男女老幼，都动员起来。他们组织担架队、运输队、护城队，积极配合前线的战斗，妇女们在她们的旗帜上写着：“宁做英雄的寡妇，不当奴隶的妻子！”她们与男子汉们一样，挖战壕，修工事，扛大包，有的还直接上了前线。从１９３６年１１月到１９３７年１月，佛朗哥对马德里先后发动了四次大规模进攻。第四次进攻时，墨索里尼还派了他的亲信罗阿塔前往指挥，并增调大量军队和重武器，却被英勇的西班牙人民打得全线溃退。


   这场战争震动了世界。全世界进步人士进步力量都纷纷支援西班牙人民共和国。于是，一支由各国志士组成的支援西班牙人民革命的国际纵队组成了。这支国际纵队总共约３５万人，分为十二个分队。各国志士都以他们自己国家最为骄傲和光荣的名字命名自己的营队。有“林肯营”、“加里波第营”、“巴黎公社营”等等。当时的中华苏维埃政府发表了《致西班牙人民书》，声援西班牙人民。中国旅美华侨组织了国际纵队中国支队。


   在这些无私的国际志士中，有一位中国人民很熟悉的加拿大人，他就是后来到了中国抗日战争前线、为中国的抗战献出了生命的白求恩大夫。这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这位高尚的、真正具有了“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无私品德的加拿大共产党员，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世界人民的进步事业。在西班牙战场上，他同样也是废寝忘食，挽救的生命不计其数。在西班牙这场正义与反动的较量中，国际纵队的战士始终冲在最前线。哪里最危险、最艰苦，哪里就能看到他们的身影。当第１１、第１２纵队进入马德里时，正是拂朗哥进攻最猖狂、战争最激烈的时候，他们顾不上稍事休整直接投入了战斗。连续一个多月，他们只能在掩体里睡觉，在风地里就餐。当敌人被打退，他们走出战壕里，已时“面目全非”：浑身衣衫褴褛，脸上污黑，许多人头发胡子都被战火烧焦了。


   最危险、最令人激动的可能要算雅拉玛山谷的战斗了。雅拉玛位于马德里东南边，是一个狭长形的山谷，是马德里南部的屏障，也是佛朗哥军队进攻马德里的必经之地。因此，佛朗哥在此集结了大量兵力，配备了坦克、大炮和飞机。国际纵队的战士们和西班牙共产党第五军团共同守卫这个山口。


   １９３７年２月６日拂晓。寂静的雅拉玛山谷被“隆隆”的炮声和“轰轰”的飞机马达声惊醒。大群的飞机乌鸦一般俯冲下来，一颗颗罪恶的炸弹从飞机肚子里滚下来。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杀气腾腾的叛军直扑山口，佛朗哥军队第三次进攻开始了。


   共和国的卫士们愤怒了。他们决定给这群法西斯匪徒一点颜色。机枪吼叫着；手榴弹像长了眼睛似的直扑敌人，有的战士甚至用步枪打下了飞机。在猛烈炮火的掩护下，蝗虫般的敌人冲上来了。守卫山口的战士只有几千人，进攻的敌人却有数万人。但是，英勇的战士没有一个后退。几天之中他们打退了敌人数十次冲锋。子弹打光了，就用石头和滚木；给养完了，就用野草和树皮代替。


   当战士们把最后一块石头推到山下去时，援军赶到了。第一批坚守阵地的勇士们这时只剩下几百人。他们疲倦得连走路都要睡着了。他们被送回基地休养。


   这场战役持续了将近一个月。佛郎哥丢了２万具尸体。而共和国方面也伤亡１万多人。许多国际纵队的战士在这次战斗中牺牲了。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为激烈的一场战役。后来，有一首歌在国际纵队的战士中广泛流传，歌中唱到：


   西班牙有个山谷叫雅拉玛


   人们都在怀念它。


   多少个同志倒在山下，


   雅拉玛开遍鲜花。


   国际纵队留在雅拉玛。


   保卫自由的西班牙。


   他们宣誓要死守在山旁。


   打败法西斯狗豺狼！


   国际纵队的战士们就这样为了保卫这片他们非亲非故的土地，献出了他们满腔的热血和宝贵的生命。他们为正义而战，为进步而战，为和平而战。马德里最后终于失陷了，佛朗哥在那里建立了他的独裁统治。但是，马德里保卫战中所体现出来的国际主义精神，却给后来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在这场战争中经受战火洗礼的许多国际纵队成员也是后来反法西斯战争的中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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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鸽”的父亲



   在西班牙的美丽城市马拉加，一位母亲和自己活泼可爱的儿子正在海天一色的沙滩上玩耍。


   望着聪明伶俐的儿子，玛丽亚·毕加索掩饰不住内心的自豪和喜悦，喃喃自语道：


   “这孩子，如果参军入伍，肯定能当将军；如果从事宗教，可以成为教皇的！”


   正在嘻戏的孩子听到母亲的话，立即抬起头，大声地喊道：


   “我想成为作家，所以我是毕加索！”


   １８８１年１０月２５日，毕加索来到了这个世界。据母亲说，小毕加索学会发的第一个音节是“匹兹”，“匹兹”是铅笔的缩音。年幼的毕加索是向母亲索要画笔画画吧。


   毕加索的父亲是绘画教师。毕加索很小时就喜欢画画。上学后，毕加索不喜欢一般的文化课程，他的所有作业簿上都画着各种人物。而且他常常把鸽子带进教室。因为他喜欢画鸽子。


   １４岁时，父亲把毕加索送到巴塞罗那美术学校。这是一所正规的艺术学校，规模和名气都较大。考题是画一个披着被单的模特儿和一个站立的裸体人像的素描，考试时间是一个月。


   毕加索仅用一天的时间就交卷了。素描的艺术水准让阅卷老师震惊，毕加索跳过初级班升入高级班。


   １５岁时，毕加索创作了一幅成功的作品：《科学与仁慈》：画面上，一位身患重病、卧床不起的母亲，一面接受医生的搭脉诊断，一面忧伤地着着修女怀抱中的孩子。


   这幅画表达了作者的人道主义精神，同时也有更深层的含义：只有科学和宗教才能将人类从病态的、绝望的生活境地解救出来。


   １８９７年《科学与仁慈》入选西班牙全国美展，荣获金奖。在叔叔的赞助下，毕加索自己一人前往首都马德里，投考圣斐尔南多皇家美术学院。他再次以突出的成绩取得了入学资格。


   学校的教条和死气沉沉的教育，使毕加索厌倦了。他经常逃学，到户外写生，他的叔叔得知消息，断绝了他的经济来源。毕加索陷入饥寒交迫中。


   毕加索得了一场大病，只好回父母身边，到乡间疗养。在乡间，他结交了很多老实善良的农民朋友，毕加索同情他们的悲惨生活，并以此为素材创作了作品《阿拉贡人的风俗》。这幅作品在马德里和马拉加的画展上获金奖。


   病好后，毕加索回到了巴黎。他深入下层人民的生活，对他们的不幸遭遇抱着深切的同情，对人吃人的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深刻的讽刺。这时期，毕加索的画都以忧伤的蓝色为色调。描绘了无数表情冷淡，面容干枯，身体僵直的被社会抛弃的孤独者。这一时期被后人称作“蓝色时期”，代表作有《人性》、《喝苦酒者》、《两姐妹》等。


   １９０４年，长年飘泊的毕加索终于在巴黎定居下来，并且堕入情网。美丽的姑娘奥莉维叶给毕加索带来了爱情的甜蜜和欢乐。他的画开始从抑郁的、冰冷的蓝色转向暖洋洋的、柔和的粉红色。这一时期创作被称为“玫瑰色时期”，代表作有《演员》等。


   毕加索喜欢非洲的艺术雕塑，尤其是它鲜明的立体感，他萌生了想把这种鲜明立体感的特点，融化到绘画艺术中去。毕加索开始了他的追求和探索。


   画是平面的，只能表现所制作对象的正面、侧面、顶面和底面，又怎能显示它内在的、人眼看不到的结构呢？


   毕加索终于想出了方法：把所有物体的形象破坏后重新解体、肢解，然后再重新进行主观的组成。这种尝试被后人称作立体主义的创作。


   １９０７年，２６岁的毕加索完成了的立体主义创作的代表作：《亚威农少女》。


   这幅作品用了毕加索四个月的时间，创作了１７张草图。作品完全打乱了传统绘画的全部技巧，画面上是五个裸体少女。他们的身躯是粉红色的，没有什么装饰。左面３人身体呈菱形，眼睛是橄榄形的，似乎戴着面具，具有黑人雕刻的特点。其中一人的一只手不可思议地反转到身体的侧右方向拉着赭红色的幕布，另有一个有一只几乎占据全脸的眼睛，另两个裸女是侧面像，但尖尖的鼻子却是侧面的，右边的两个面目狰狞恐怖，仿佛从阴间闯来。蹲着的一个脸部转向右方，站着的一个脸部是一个突出的鼻状物。这五个少女排列成从左下方到右上方的对角线，在蓝色的背景映衬下显得非常突出。


   这幅画一问世便像一枚炸弹投向巴黎画坛。人们褒贬不一。有人说毕加索发疯了，有人对全新的表现方法感到震惊。三十年后，这幅画才正式展出，毕加索获得了很大的声誉。毕加索生活的时期，他的祖国西班牙也多灾多难。一个又一个的专制王朝和军事独裁使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１９３６年２月，西班牙成立了以进步的共产党人为首的共和国新政府。但１１月时，反动军官佛朗哥在德、意法西斯的支持下进攻首都马德里。西班牙陷入内战。


   １９３７年４月２６日，德国的飞机轰炸了西班牙一个不设防的小镇格尔尼卡，夺去了１６００多无辜居民的生命，而全镇居民只有７０００多人。


   毕加索听到消息后愤怒不已。５６岁的他颤抖地拿起画笔，创作了巨幅壁画《格尔尼卡》。


   《格尔尼卡》４米多宽，约９米长，是举世闻名的杰作。这幅作品以白黑、灰为基调，弥漫着悲壮的气氛。画面上画有众多的人物，他们挣扎、控诉、呼号，作品中有四位妇女，她们尖叫着，哀号着，有的正从着火的楼上逃跑，有的正抱着死去的婴孩仰天哭喊，有的无望地伸展着手……画的左上方，有一头立着犄角的冷漠无情的牛，人工调配的太阳是一匹被长矛刺穿背部的马……


   毕加索说《格尔尼卡》具有象征意味：公牛代表了残暴和黑暗，马代表了人民……毕加索不仅控诉了德军在格尔尼卡犯下的罪恶，同时也控诉所有战争的罪恶。


   １９４４年９月，毕加索加入了法国共产党。


   １９４９年，毕加索向国际会议——保卫世界和平大会捐献了一幅石版画，画上是一位俊秀美丽的少女头像，边上有一只振翅欲飞的鸽子。


   这幅画简洁明快地表达了人民爱好和平的热切愿望，画上那只可爱的白鸽，立即成为和平的象征，迅速出现在世界各地，被人们称为“和平鸽”，毕加索则被称为“和平鸽之父”。智利著名诗人聂鲁达作了一首诗：


   毕加索的和平鸽展开翅膀，


   翱翔在世界的每一个地方，


   任何力量也无法，


   阻止它的翱翔。


   １９７１年，毕加索９０诞辰。法国卢浮宫举办了毕加索的画展。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亲自主持了画展的开幕式，他说：“毕加索是一座火山……无论画女人的面容还是小丑，都迸发出青春的火焰。”


   １９７３年４月７日，患流感的毕加索死在自己的画室里。他曾说过；“回到斗牛场吧，在哪里死得其所。”他终于壮烈地死在自己的“斗牛场”上了。他死后留下了１８００幅油画，３万件版画，７０００多幅素描。

天幻

慕尼黑阴谋



   当日本的铁蹄踏入中国的时候，欧洲上空也弥漫着浓厚的战争气氛。


   １９３８年３月，德国一枪不发，便吞并了奥地利，接着又紧盯下一个目标捷克斯洛伐克。


   捷克地处欧洲中心，德国人占领捷克后，就可以把它做为向东进攻苏联的跳板，向西进击英、法的重要阵地了。


   在靠近德捷边境的捷克苏台德区，有３００多万日耳曼人。希特勒利用这地区居民和德国人同一种族的关系，在那里也搞了纳粹党组织，并指挥他们不断制造事端，要求“自治”。实际上是要脱离捷克斯洛伐克，归附德国。


   希特勒叫嚷着不能容忍有人“欺侮”德国境外的日耳曼人，要替他们“伸张主义”。他扬言要对捷发动战争，又大规模的向捷克斯洛伐克边境调集军队，拟订了“绿色计划”，准备１０月１日为进攻捷克的日子，


   眼看兵临城外，捷克政府也加强边境的作战兵力。两军对峙，战争似乎就要一触即发了。


   在这危急时刻，最伤脑筋的是英法等国领导人，英国首相张伯伦彻夜不眠。


   １９３８年９月１３日，希特勒收到张伯伦一份十万火急的电报。电文是：“由于局势越来越严重，我有意前来看你，以寻求和平解决的办法。我想乘飞机前来，并准备明天动身。”堂堂的大英帝国首相，为何要如此迫不及待地求见希特勒呢？


   原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捷克在英法保护下恢复了主权，同英法都订有互助同盟条约。如果德军进攻捷克，英法按照条约规定必然卷入对德战争中，西欧的战火就将蔓延开来。由于考虑到自身的利益。张伯伦紧张万分，法国首相达拉第也胆战心惊，达拉第打电报给张伯伦，催他去见希特勒，要他“尽可能取得最好的效果”。


   ９月１５日张伯伦匆匆赶路，生平第一次坐了７个小时的飞机，在慕尼黑着陆。之后，又乘坐３个小时的火车。来到德国的贝斯加登拜见希特勒。


   希特勒喜出望外，他正在为侵略捷克的事大伤脑筋。因为当时的德军实力有限，准备攻打捷克的只有１２个师，而捷克却有３５个装备精良的师；德国的国防军参谋部反对侵略捷克的军事冒险；如果英法坚决站在捷克一边，希特勒的如意算盘就落空了。如今张伯伦登门求和，这不是现成的敲诈机会吗？希特勒和张伯伦的谈判在一间密室秘密进行。据战后查获的当时翻译官的笔记透露，当时希特勒大谈他对德国人民、对国际和平、对德英亲善的“功劳”。最后他杀气腾腾地威胁道：


   “不论用什么办法，这次都要解决捷克境内３００万日耳曼人的问题，就是为此打一场世界大战，也在所不惜。”


   深怕战火烧身的张伯伦连忙反驳：“如果元首决定动武，那我们还有什么谈判的必要？”


   希特勒猛然提问：“英国是否同意割让苏台德区？”这时的希特勒已不是谈苏台德日耳曼人自治的问题，而是赤裸裸地要求把这一地区割让给德国了。


   这一问题并没使张伯伦大为吃惊，来谈判之前，他已同法国商定，两国决不会帮助捷克作战，而且决心牺牲捷克斯洛伐克的利益以求和希特勒妥协了。


   张伯伦慢条斯理地说：“苏台德区的日耳曼人，在德国之内还是之外，原则上对我来说是无所谓的。”这暗示他同意把苏台德区割让给德国了。


   ９月１６日，张伯伦回到伦敦。当晚召开内阁会议，鼓吹只有把苏台德区割让给德国，才能阻止希特勒进犯整个捷克。９月１８日达拉第也愁眉苦脸地赶到伦敦。经过一番秘密的策划，英、法炮制了一项出卖捷克的计划：“凡是苏台德区日耳曼居民占５０％以上的全部领土，都直接转让给德意志帝国”。


   第二天，英、法两国向捷政府提出割让苏台德区给德国的“建议”。在人民的压力下，捷克政府起初拒绝这一“建议”。英、法以解除盟约要挟，还警告如果因此发动战争，威胁到欧洲的利益，捷克要负全部责任。在万般无奈之下，捷克政府只好屈从英法的利益，同意割让领土。


   ９月２９日，希特勒、墨索里尼、张伯伦和达拉第等在慕尼黑的“元首官”里进行会谈。其实这次会谈没有新的内容，只是给已达成的交易补办个手续。


   第二天凌晨１时半，四国便签订了《慕尼黑协定》。根据协定，捷克必须从１０月１日开始的十天内，把苏台德区及其附属的一切设备无偿地交给德国。捷克的两名代表在会谈前已经来到，但不许参加会谈，只能在会议室外的隔壁房间里等待四个大国的判决。


   希特勒在慕尼黑会议上说，占领苏台德区是他对西方最后一次领土要求。但在第二年的３月，德国就侵占了整个捷克。再过五个月，就以侵略波兰挑起了对英、法的全面战争。英、法两国政府为了自己的“安全”，不惜牺牲小国的利益。去助长法西斯的野心，最后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给欧洲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

天幻

“消灭褐色瘟疫”



   １９３２年冬。一个寒冷的早晨，罗曼·罗兰家的门铃响了起来。德国驻日内瓦领事带着两名随从登门造访。


   “尊敬的罗曼·罗兰先生，”领事脸上挂着谦恭的笑容，“为了表彰您在艺术和科学方面的伟大成就，敝国总统兴登堡先生特委托我向您赠送一枚‘歌德勋章’，请你接受这一崇高的荣誉。”


   这位领事先生的话音未落，就听见罗曼·罗兰那浑厚的男中音厉声回答：“我不能接受这一荣誉！今天的德国已非歌德之德国。自由被抛弃，人权被践踏。反对党受排挤，犹太人遭受迫害……凡此种种已引起全世界的公愤。我怎能在这时候接受来自德国的‘荣誉’呢”！


   这是罗曼·罗兰在与纳粹分子的斗争中所碰到无数事件中的一件小事。罗曼·罗兰是法国作家和音乐家，以长篇巨制《约翰·克利斯朵夫》而蜚声世界，并因这部著作和其它一些作品获得了１９１５年诺贝尔文学奖。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罗兰作为一个热爱自由与和平的人士积极参加了反对德国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他组织集会，发表演说，撰写政论文章，抨击和揭露法西斯主义的反动本质。希特勒上台后，德国成了一架疯狂的战争机器，第二次世界的大战阴云笼罩在欧洲上空。罗兰更加积极地投入了反法西斯斗争。


   １９３２年８月，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大会在荷兰召开，由于罗曼·罗兰的崇高声望，他被推选为大会主席。他在会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号召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共同反对法西斯主义，反对战争，保卫和平。他热情洋溢地为当时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辩护，认为反对法西斯就必须保卫苏联，因为“苏联的存在，这个事实本身，就是向剥削者的旧世界挑战。”会后，罗兰以“反对希特勒法西斯斗争援助委员会”的名义，亲自起草签发了许多传单。这些传单被运往世界各地散发，也被送到了德国。于是，这年秋天，在柏林街头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


   一群身着褐色衬衣的纳粹党冲锋队员正趾高气扬地走在街上。突然，他们头上纷纷扬扬地洒下了一片片“雪花”。他们感到奇怪。定睛观看，哪里有什么雪花，分明是一张张传单。拣起来一看，上面赫然写着：


   “消灭褐色瘟疫！”


   后面有一个龙凤飞舞的签名：“罗曼·罗兰”。


   纳粹党徒们暴跳如雷。原来，褐色衬衣是纳粹党的规定服装。人们据此送了他们“褐色瘟疫”的“雅号”。他们一边飞报纳粹党部部，一边四处搜查，同时还争论不休。


   一个问：“这罗曼·罗兰是谁？”


   一个说：“嗯，这定然是一个化名。”


   第三个说：“什么化名，这是一个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名称。”


   当这群无知的党徒还在争吵的时候，柏林纳粹党总部的头目们却正在为罗兰的事情伤脑筋。慑于罗兰的国际声望，他们不能公开与他为敌，也不敢派人暗杀他。他们想来想去，决定拉拢他。于是发生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１９３３年，纳粹分子蓄意制造了“国会纵火案”，借机对德国共产党进行大迫害。罗曼·罗兰此时已上了纳粹的黑名单，但他不顾个人安危，为营救德共总书记和季米特洛夫而四处奔走。这下终于彻底激怒了纳粹分子，他们撕破了脸面，开始公开把罗兰称为“德国的敌人”。罗兰的书被禁止，一本论文集《自由精神》刚刚印好，被全部销毁；一家已经谈妥出版小说《母与子》德译本的出版社撕毁合同，拒绝出书；《约翰·克利斯朵夫》与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一些德、俄共产党人的书籍一起，被列为“罪恶书籍”……


   罗曼·罗兰得知这一切，并不感到惊奇。他反而很高兴，认为这是对他作品的最高评价。他一如既往地工作：写作、演讲、组织集会、签发传单……他的精力惊人地充沛。在如此繁忙的日子，他也没有停下他的创作。或许是对自由的热爱，对和平、民主、进步的渴望支持着他。正象他在《贝多芬传》的序言中呼吁的：


   “我们周围的空气多么沉重！……打开窗子，呼吸一点英雄的气息！让自由的空气重新进来！”


   １９３９年９月，德国法西斯军队大举进犯法国。不久，罗兰的家乡被占领。此时他早已从瑞士回到故乡小镇。这样。罗兰落入了魔掌。他的住宅被监视、行动被跟踪、电话被窃听。不时接到恐嚇电话或匿名信。身穿褐色衬衣的党卫队员们肆无忌惮地在他家进进出出。“褐色瘟疫”蔓延到家门口，侵入了他的生活。法国傀儡政权听命于纳粹主子，也参加了对罗兰的迫害。他的政论集《战斗１５年》被销毁；他的作品被禁止在大中小学讲授。


   然而，尽管已是年迈多病的罗兰却没有被吓倒，他早已将个人生命置之度外。他的血管中流淌的是贝多芬、米开朗基罗、托尔斯泰这些人类自由灵魂的血液。他的精神是约翰·克利斯朵夫的战斗不屈的精神。他一面等待着最坏的事情来临，一面抱病坚持写作。在法国被占领的４年中，他撰写了回忆录《内心旅程》，写出了传记《贝吉传》、《伟大的贝多芬》。他让自己与这些英雄们同在，让英雄们的不屈精神鼓舞自己的意志。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３０日，这位伟大的人永远停止了他自己的战斗生涯。告别了人世。然而，他充满战斗的一生、他为人类创作的众多精神食粮、他那不屈于黑暗势力的崇高人格，却将永远与人类同在，永远鼓舞后人，为人类的进步与和平、为自由与光明而奋斗。

天幻

电视的发明



   １９２５年的一天，伦敦一家最大的百货店顾客盈门。一批又一批的顾客涌向店内两间相连的小室。据说有人发明了一种机器，能把接收到的图像再现出来。


   观众们乘兴而来，但扫兴而归。因为他们看到的仅仅是模糊不清的影子和闪烁不定的轮廓。


   “这不是吹牛吗？这叫什么图像。”


   “追求广告效应，不讲真话，应该告这个所谓的发明者”。“不是他的错，是百货商店老板的馊主意”。


   人们议论纷纷，有一些热心者则不断地向发明者追问：“你怎么不把图像弄清楚些呢？”“你能不能传一只动物什么的给我们看看？”


   “对不起、对不起。目前的技术还没有办法。”发明家贝尔德在一边无奈而又尴尬地回答着人们的追问。


   贝尔德是个不到２０岁的英国青年，当时无线电技术已经广泛运用于通讯、广播了。世界上许多发明家，其中有最伟大的科学家和工程技术大师，都想发明能传播现场实况的电视机。但都没有成功。贝尔德却立志要发明电视机。


   贝尔德在英格兰西南部的黑斯廷斯，建造了一个简陋的实验窒。但他没有实验经费，只好用一只盥洗盆做框架，把它和一只破茶叶箱相连，箱上安装了一只从废物堆里捡来的电动机，它可转动用马粪纸做成的四周戳有小洞洞的“扫描圆盆”，还有装在旧饼干箱里的投影灯。几块透镜及从报废的军用电视机上拆下来的部件等等。这一切凌乱的东西被贝尔德用胶水、细绳及电线串连在一起，成了他发明机的实验装置。贝尔德知道电视机的原理：应该把要发送的场景分成许多小点儿，暗的或明的，再以电信号的形式发送出去，最后在接收的一端让它重现出来。


   贝尔德在他简陋的实验室里年复一年地实验，他实验装置被装了又拆，拆了又装。经过十八年的努力，１９２４年春天，贝尔德成功地发射了一朵十字花。但发射的距离只有３米，图像也忽有忽无，只是一个轮廓。


   为了找明图像不清晰的原因，贝尔德又开始了新一番试验。他想原因也许是电压不足？于是他把好几百个干电池连接起来。他接通了电路，可是不小心左手触到了一根裸露的连接线，高达２０００伏的电压立即把他击倒在地，他昏迷了过去。第二天的伦敦《每日快报》马上用大字标题报道了贝尔德触电的消息。贝尔德一时间成了英国的新闻人物。


   贝尔德灵机一动，就利用报纸来为他筹集资金。他设法为记者们做了一次实物表演。一家小报做了通讯。伦敦的一家无线电老板闻讯赶来。表示愿意提供经费。但要收取发明的收益的一半份额。


   贝尔德同意了这样苛刻的要求。他的实验装置从黑斯廷斯运到了伦敦。


   但经费很快又用尽了。他的试验似无重大突破。


   一家百货店的老板又来同他订了合同。每周付他２５英镑。免费提供一切材料。但贝尔德必须在他商店门前操作表演。


   现场表演又是失败。贝尔德生活日见艰难。没钱吃饭，没钱付房租。他只好忍痛把设备的零件卖掉，以此维持生活。他家乡的两个堂兄弟得知贝尔德陷入绝境后，给他寄来了５００英镑。贝尔德得救了，他立即又投入试验。


   成功的日子终于来到了。终日陪伴他的木偶头像“比尔”的脸部特征被清晰地显现在接收机上了。这一天是１９２５年１０月２清晨。


   “成功了、成功了”贝尔德兴奋地喊叫着冲下楼。一把抓住一个店堂里的小伙子，拽他上楼，把他按在“比尔”的位置上。小伙子吓得直打哆嗦，但几秒钟后，他也吃惊地喊叫起来：“真是奇迹，真是奇迹。”因为贝尔德的“魔镜”里映出了他的脸。


   贝尔德终于震惊英国，资助他的人纷纷涌来。贝尔德更新了设备。开始更大规模的试验。


   １９２８年，贝尔德把伦敦传播室的人像传送到纽约的一部接收机上。


   不久，又出现了新的奇迹。贝尔德把伦敦一位姑娘的图像传送给她正在远洋航行的未婚夫。


   贝尔德的名字在全世界传开了。他申请在英国开创电视广播事业，但没有得到批准。但要求电视广播的人越来越多。这个问题提交给议会，经过激烈的长时间的辩论。议会决定了开展电视广播。


   １９３６年秋，英国广播公司正式从伦敦播送电视节目。此时的贝尔德又开始埋头研究彩色电视。


   １９４１年１２月，贝尔德传送的首批完美的彩色图像获得成功。可惜的是贝尔德的实验室被希特勒的飞弹击毁了。但贝尔德重新开始研究。１９４６年６月的一天，英国广播公司开始播送彩色电视节目，但劳累过度的贝尔德却在这一天病倒了，没有收看他的研究结果。６天后，他离开了人世，终年５８岁。


   在英国南肯辛顿科学博物馆里，游人能看到贝尔德发明的第一架电视机，还有陪伴他多年的木偶比尔。比尔咧嘴笑着，仿佛在向游人诉说贝尔德的艰苦发明的故事，也好象在为贝尔德成功而欢欣……

天幻

“硬汉子”海明威



   １９６１年７月２日，蜚声世界文坛的海明威用自己的猎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整个世界都为此震惊，人们纷纷叹息这位巨人的悲剧。美国人民更是悲悼这位美国重要作家的陨落。１８９９年７月２１日，海明威出生在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郊外橡树园镇一个医生的家庭。


   他的父亲酷爱打猎、钓鱼等户外活动，他的母亲喜爱文学，这一切都对海明威日后的生活和创作产生了不少的影响。中学毕业后，海明威在美国西南的堪萨斯《星报》当了６个月的实习记者。这家报馆要求新闻报道简捷明快。海明威在《星报》受到了良好的训练。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海明威怀着要亲临战场领略感受战争的热切愿望，加入美国红十字会战场服务队，投身意大利战场。


   大战结束后，海明威被意大利政府授予十字军功奖章、银质奖章和勇敢奖章，获得中尉军衔。伴随荣誉的是他身上２３７处的伤痕和赶不走的恶魔般的战争记忆。


   康复后的海明威作为加拿大多伦多《星报》的记者常驻巴黎。他对创作怀着浓厚的兴趣，一面当记者，一面写小说。他的创作得到当时著名小说家的鼓励和指点。在近１０年的时间里他出版了许多作品，其中最有名的是《太阳照常升起》。《太阳照常升起》是海明威第一部重要的小说。写的是像海明威一样流落在法国的一群美国年轻人。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迷失了前进的方向，战争给他们造成了生理上和心理上的巨大伤害，他们非常空虚、苦恼和忧郁。他们想有所作为，但战争使他们精神迷惘，尔虞我诈的社会又使他们非常反感，他们只能在沉沦中度日，美国作家斯坦因由此称他们为“迷惘的一代”。这部小说是海明威自己生活道路和世界观的真实写照。海明威和他所代表的一个文学流派因而也被人称为“迷惘的一代”。


   １９２９年，海明威的长篇小说《永别了，武器》是“迷惘的一代”文学的最好作品。小说的主人公享利是个美国青年，他自愿来到意大利战场参战。在负伤期间，他爱上了英籍女护士凯瑟琳。享利努力工作，但在一次撤退时竟被误认为是德国间谍而险些被枪毙。他只好跳河逃跑，并决定脱离战争。为摆脱宪兵的追捕，享利和凯瑟琳逃到了中立国瑞士。在那里，他们度过了一段幸福而宁静的生活。但不久，凯瑟琳死于难产，婴儿也窒息而亡。享利一个人被孤独地留在世界上，他悲痛欲绝，欲哭无泪。小说在战争的背景下描写了享利和凯瑟琳的爱情，深刻地指出了他们的幸福和爱情是被战争推向毁灭的深渊的。


   １９２８年，海明威离开了巴黎，居住在美国的佛罗里达州和古巴，过着宁静的田园生活。他经常去狩猎、捕鱼、看斗牛。但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海明威无法再过宁静的生活了。１９３７年至１９３８年，他以战地记者的身份奔波于西班牙内战前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作为记者随军行动，并参加了解放巴黎的战斗。


   １９４１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海明威立即将自己的游艇改装成巡艇，侦察德国潜艇的行动，为消灭敌人提供情报。１９４４年，海明威随同美军去欧洲采访，在一次飞机失事中受重伤，但痊愈后仍深入敌后采访。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获得一枚铜质奖章。


   １９４０年，海明威发表了以西班牙内战为背景的反法西斯主义的长篇小说《丧钟为谁而鸣》。作品描写了主人公美国青年乔顿，他志愿参加西班牙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奉命在一支山区游击队的配合下，在指定时间炸毁一座具有战略意义的桥梁。乔顿炸毁了桥梁，在身负重伤的情况下独自狙击敌人，等待他的是死亡。乔顿有高度的正义感和责任心，他因自己能为反法西斯斗争捐躯而感到光荣和自豪。


   １９５２年，海明威发表了中篇小说《老人与海》：老渔夫桑提亚哥在海上连续８４天没有捕到鱼。起初，有一个叫曼诺林的男孩跟他一道出海，可是过了４０天还没有钓到鱼，孩子就被父母安排到另一条船上去了，因为他们认为孩子跟着老头不会交好运。第８５天，老头儿一清早就把船划出很远，他出乎意料地钓到了一条比船还大的马林鱼。老头儿和这条鱼周旋了两天，终于叉中了它。但受伤的鱼在海上留下了一道腥踪，引来无数鲨鱼的争抢，老人奋力与鲨鱼搏斗，但回到海港时，马林鱼只剩下一付巨大的骨架，老人也精疲力尽地一头栽倒在陆地上。孩子来看老头儿，他认为桑提亚哥没有被打败。那天下午，桑提亚哥在茅棚中睡着了，梦中他见到了狮子。“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被打败的，你尽可以把他消灭掉，可就是打不败他。”这是桑提亚哥的生活信念，也是《老人与海》中作者要表明的思想。通过桑提亚哥的形象，作者热情地赞颂了人类面对艰难困苦时所显示的坚不可摧的精神力量。孩子准备和老人再度出海，他要学会老人的一切“本领”，这象征着人类这种“打不败”的精神将代代相传。


   桑提亚哥是海明威所崇尚的完美的人的象征：坚强、宽厚、仁慈、充满爱心，即使在人生的角斗场上失败了，面对不可逆转的命运，他仍然是精神上的强者，是“硬汉子”。“硬汉子”是海明威作品中经常表现的主题，也是作品中常有的人物。他们在外界巨大的压力和厄运打击时，仍然坚强不屈，勇往直前，甚至视死如归，他们尽管失败了，却保持了人的尊严和勇气，有着胜利者的风度。


   海明威一生勤奋创作。早上起身的第一件事，就是进行写作。他写作时，还有一个常人没有的习惯，就是站着写。他说：“我站着写，而且是一只脚站着。我采取这种姿势，使我处于一种紧张状态，迫使我尽可能简短地表达我的思想。”


   海明威于１９５４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获奖原因是：“因为他精通于叙事艺术，突出地表现在他的近著《老人与海》中，同时也由于他在当代风格中所发挥的影响。”对于这一赞誉，海明威是当之无愧的。


   获奖后的海明威患有多种疾病，给他身心造成极大的痛苦，没能再创作出很有影响的作品，这使他精神抑郁，形成了消极悲观的情绪，终于以自杀这种方式解脱了自己。这也是海明威“硬汉子精神”的一种追求吧。

天幻

“圣雄”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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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起印度，许多人马上就会联想到一位苦行僧式的人，这个人剃着光头，上身赤裸，皮肤黧黑，总是随身携带着一架木制纺纱机，他一有空就纺起纱来。他走到哪里，都会引起一阵阵激动的欢呼，会有一群信徒自愿跟随着他。他就是印度独立运动领导人、国大党领袖莫汉达斯·卡尔姆昌德·甘地。甘地出身于印度一个古老的家族。在印度这个等级森严、种姓界限分明的社会，这种优越的出身使他有机会到英国接受高等教育。这种教育使甘地认清了印度社会中存在的不平等和印度作为英国殖民地的屈辱现实。他下决心一定要改变这种状况。于是，还在国外时，他就开始从事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大学毕业后他在南非作律师。非凡的智慧、超人的胆识和坚强的意志使甘地不仅成了一名出色的律师，还成了印度侨民反对种族歧视斗争的领导人。因此，当他回到印度时，便顺理成章地成了民族独立运动领袖。


   印度是一个有悠久宗教传统的国家，佛教和印度教的影响十分深广。这两种宗教教义繁复，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它们都反对任何暴力，主张以忍让和和平的方式解决一切争端。甘地是一个虔诚的教徒，笃信教义。因此他创造了一种独特的争取印度民族独立解放的方式，叫做“非暴力不合作运动”。“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包括两部分内容：“非暴力抵抗”和与英国殖民者“不合作”的态度。具体内容有：辞去英国人授予的公职和爵位；不参加殖民政府的任何集会；不接受英国教育，以自设的私立学校代替英国统治者的公立学校；不买英国货，不穿英式服装，自己纺纱织布；不买英国公债，不在英国银行存款，等等。


   “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在１９３０年的“食盐进军”中达到了高潮。这一年，英国殖民当局制定和颁布了食盐专营法，垄断食盐生产，任意抬高盐税和盐价，引起了当地人民强烈不满。甘地号召印度人民用海水煮盐，自制食盐，以此抵制当局的食盐专营法。此时已是６０岁出头的甘地身体力行，带领一群人，从印度北部阿默达巴德城修道院出发，步行向南，到海边煮盐。一路上，日晒风吹，蚊叮虫咬，甘地却毫不介意，沿路向群众宣传，发表演说。经过２４天的徒步旅行，到达海边时他的队伍已有上千人。


   甘地和他的信徒们在海边坚持了三个星期。每天清晨，他们先在海边祈祷，然后，打来海水、蒸煮、分馏、过滤、沉淀。劳动是艰苦的，对于由于多次进行绝食斗争而疾病缠身，此时已是６０岁开外的甘地来说更不轻松。但他自始至终参加劳动，直到被捕入狱。


   印度各报对甘地的“食盐进军”进行了广泛报道。沿海各地纷纷响应甘地的号召，自制食盐。与此同时，全国各地都开展了反对英国殖民统治者的斗争，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运动一浪高过一浪。殖民当局十分惊恐，他们逮捕了甘地和国大党其他领导人，并下令取缔国大党。


   甘地被捕的消息传开，犹如在油锅里加进了水，顿时举国沸腾。数万名自愿者要求与甘地一同坐牢。当局逮捕了６万多人，更加激怒了人民。不久，各地爆发了武装起义，有的地方宣布独立，建立自治政权。印度的民族独立运动正脱离“非暴力”的轨道，走向暴力革命。


   英国殖民当局吓坏了，他们想起甘地的“非暴力”主张，便改变了策略。１９３１年１月，殖民当局释放了甘地，撤销了取缔国大党的禁令。随后，与甘地达成了协议：甘地改变不合作态度，停止不合作运动，而当局则释放政治犯，允许沿海人民煮盐。这就是《甘地—艾尔文协定》。


   《甘地—艾尔文协定》只是满足了印度人民部分要求，印度依然没有获得独立。但协议已签，人心已涣散，其余坚持斗争的人都遭到了无情的镇压。从甘地的愿望来说，他不想看到暴力和流血事件发生，坚持以“非暴力”形式斗争，因而签订了这一协议。可这与他为之奋斗的印度独立的目标相去甚远。因此，以后，他又发动了几次“个人不合作运动”，继续为印度独立而奋斗。他多次被捕入狱，多次绝食祈祷。在他和其他一些志士的努力下，印度民族独立的运动依然进行着。


   在为祖国独立解放而奋斗的同时，甘地也为了消除种姓制度、消灭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的纷争而斗争。他周游全国，到处进行演讲，常常为此而绝食。人们常常可以看到这位身体消瘦、神情疲倦而坚毅的老人冒着生命危险，调解两个教派的争端。


   功夫不负苦心人。１９４７年６月，印度半岛建立了两个独立的主权国：以印度教为主的印度和以伊斯兰教为主的巴基斯坦。经过长期的斗争，印度人民终于获得了独立。在成立印度联邦制宪会议上，甘地被称为“过去３０年来的向导和哲学家，印度自由的灯塔”。英国驻印度总督蒙巴顿则称他为“印度自由的建筑师”。


   获得了如此巨大荣誉的甘地，依然保持着他极端朴素的本色，依旧赤着上身，剃着光头（这种装扮是效法古代的苦行僧），随身带着纺纱机，一有空闲就纺纱（这是为了振兴印度的民族纺织业，主张自力更生而作出的表率）。


   １９４８年１月３０日，７９岁的甘地在一次调解教派纷争的活动中被一个极端分子枪击，而离开人世。“圣雄”甘地多彩斑斓而业伟功丰的一生结束了，但他永远活在印度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