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史杂识之 项羽分封新论 菜九段 秦楚之际叱咤风云的血气英雄项羽是一个争议颇多的历史人物。在推翻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秦以后,项羽主持了一次规模不小的分封,并由此被后世史学家视为热衷于搞封建割据,[1]开历史倒车。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不应脱离历史实际情况。如果我们详细考究当时的历史背景,或许对项羽分封一事可以得出另外一番结论。 一、 分封是客观上的唯一选择 分封作为一种延续了几千年的历史形态,其自身就有一股强大的惯性力量。即便秦始皇已搞成了大一统,广泛存在且根深蒂固的分封意识也不会因此彻底根除。反映这类心态的历史记载俯拾皆是,如:秦始皇三十四年,博士淳于越建议秦始皇效仿殷周分封以延国祚;[2]以陈胜为首的反秦义军都不约而同以恢复旧国社稷为收揽人心的重要举措;楚汉相争时,郦食其向刘邦建议封六国之后以分楚势;[3]汉初儒生也将不事分封视为秦亡的原因之一,贾谊甚至从经济学角度论证不分封更加重人民的负担。[4]凡此种种,无不表明分封制有相当深广的社会心理基础。而秦王朝统治者的横征暴敛、官逼民反,又加深了当时对大一统的抵触情绪。楚人项羽有国破家亡、亡命天涯的亲身经历,其内心深处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对秦的整个统治制度的排斥。又鉴于其涉身于反抗暴秦的战争洪流之中,一定感受到强烈的时代气息,即暴秦提倡的一切,必须坚决彻底予以推翻。因此,不难想象,一旦项羽掌握了操纵天下之权,分封就成了一种必然选择。且不论换了谁,处在他这样的地位,都没什么两样。这种取向已为时代思潮预先设定了的。 除了思想、感情上的因素之外,项羽面对的政治军事形势也要求他实行分封,而不是搞大一统。尽管项羽凭借其在战争中立下的盖世奇功取得了对各路诸侯武装的军事领导权,但他统率的反秦大军是一支成分极其复杂的联合体。当反秦大业这一共同目标实现后,这支大军中各方首脑最关心的事就是论功行赏。基于上述时代心理基础,论功行赏的具体体现就非分封莫属。类似想法也一定广泛存在于楚军将领心中。关于这一推论,可以从汉定天下,诸将以功争封为左证。[5]毋庸置疑,这种实际状况必然对项羽的分封决策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破秦之后,项羽的最大潜在对手是他的昔日战友刘邦。当时,刘邦拥军十万,项羽部众则有四十万之多。但四十万中的绝大部分由各路反秦武装构成。在灭秦以前,各方面军诸侯就已经有了相应的地盘。不事分封,就意味着要剥夺各方诸侯业已占有的领地。果真如此,项羽联军立刻就会发生严重分裂。而楚军将领因失去了受封的希望,也不可能为项羽平息分裂作殊死之战。无论如何,项羽也应付不了众叛亲离、群起而攻之的局面。除了联军内部的压力之外,新征服的秦国也是一座随时会爆发的火山。自秦军主力投降后,反秦联军坑杀降卒、烧杀掳掠的暴行肯定激发了旧秦人民的普遍仇视。此刻,反秦联军深入旧秦腹地,可以说是危机四伏。如果项羽有意做秦始皇第二搞大一统,完全可以判定,诸侯将叛于内,秦人将攻于外,项羽甚至想全身出关也不可能。因此,不论从感情上,还是从理智上,处在当时的情形下,分封都是势在必行的事。更何况,项羽还想通过分封,化解刘邦这一隐患。 二、 分封是主观上的权宜之计 从上述分析可知,项羽是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实行分封的。但纵观分封过程,又可以看出其分封既不是单纯意义上的一分了之,也不是试图恢复秦以前的旧格局。其终极目的似乎是想通过分封达到对全局的更稳固控制,从中甚至可以看出大一统中央集权的幻影。这个提法与前面所说的项羽对大一统中央集权的深恶痛绝似有不小的出入。然而,这是一种客观存在,并充分反映了人的矛盾性和历史的错综复杂性。 身为楚国上将军的项羽在钜鹿大战后始任诸侯上将军,统领各路诸侯。而在他之上的楚怀王心则是陈胜创立的张楚政权的继承人,在当时的诸侯中身份最尊。严格地说,由项羽主持分封不算名实相符。只因项羽领兵破秦、居功至伟而形成了不可抗拒的威势,才决定了主宰分封之责非他莫属。项羽实力地位的急骤上升,已非楚怀王所能节制。但楚怀王的存在,使得项羽必须顾忌名节。因此,对项羽而言,分封还有正名的功能。他要通过分封巩固、强化并确认自己号令天下的地位。在实行分封之前,项羽虚尊怀王为义帝,这是他摆脱君臣名份约束的关键。此一“义”字,真正的意味深长,既有名义、道义之意,又有权充、假借之解。赋予怀王如此一个虚誉之后,项羽也就可以心安理得地按自己的意图进行分封了。反秦战火初起时,各路义军都不约而同地寻找六国传人奉之为王。如项羽仅是顺应潮流,他主持的分封就必然要重点照顾这些旧贵族。事实上,项羽未做此想。从一开始,他就不准备封六国旧地予各国的后人。他的这一打算在分封前他与部下的谈话中有所流露,他说:“天下初发难时,假立诸侯后以伐秦。然身被坚执锐首事,暴露于野三年,灭秦定天下者,皆将相诸君与籍之力也。”[6]其深层含意与陈胜提出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口号有某种相通之处。鉴于项羽在分封时确实首重战功,上述言论便可视之为分封的行动纲领。而这一纲领的实现又有助于其实现长久号令天下的野心。 据《项羽本纪》,分封伊始,项羽首先立他的劲敌沛公刘邦为汉王,王巴、蜀、汉中三郡之地。此举是对原有协议的曲解。钜鹿决战前,楚怀王与诸将有约,“先入定关中者王之”。项羽不愿让刘邦占据旧秦的有利地势,便借口“巴蜀亦关中地”以掩饰其负约的行径。刘邦以下,封秦降将章邯、司马欣、董翳分别为雍王、塞王、翟王,三分秦关中地而王;魏王豹改封西魏王;楚将申阳为河南王;韩成为韩王(后未令其之国而见杀于楚);赵将司马卬为殷王;赵王歇改封代王;赵相张耳为常山王,王赵故地;楚将黥布为九江王;番君吴芮为衡山王;楚柱国共敖为临江王;燕王韩广改封辽东王;燕将臧荼为燕王;齐王田市改封胶东王;齐将田都为齐王;齐王建孙田安为济北王;[7]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王九郡,都彭城,即今江苏徐州。此外,义帝也得到一块僻远之地。六国之后连义帝在内共五人受封(另有魏豹、韩成、赵歇、田安),均为狭小偏远之地,这与早先封刘邦为汉王的意图如出一辙。表面上遵奉了当时的共识,实际上偷梁换柱,使旧贵族的势力范围受到削弱并限制了其发展。秦始皇分天下为三十六郡,项羽一人独得其九,据清人姚鼐的说法,其地“大抵西界故韩、东至海,北界上则距河、下则距泰山,南界上则距淮、下则包逾江东”。[8] 如加上项羽不令韩王之国、韩地倂入于楚的因素,西楚之境几与三秦接壤。于是,项羽主控地区面积占全国的四分之一强,且人口众多、物产富饶,其对全局的操纵地位不言而喻。与此同时,项羽的部下亲信又受封了其余富庶地区,这又进一步强化了项羽的主宰势力。稍后,心怀不满的反叛分子陈余一语道破项羽的分封意图:“项羽为天下宰不平。今尽王故王丑地,而王其群臣善地。”此说完全属实。新封诸王中,魏豹、黥布、申阳、张耳、吴芮、共敖、臧荼、田都、田安诸人或本为楚之将相或迎楚而依附之。可以预期,在上述诸侯封地里,西楚号令当能通行无阻。于是,项羽对全国的控制权限范围又陡增一倍。是否可以这样说,项羽的真实目的——即将暂取得之权威合法地化作长久优势——几近完成。这种效果与所谓的搞割据,开历史倒车的形象很不谐调。 项羽最绝的一手,还是封旧秦三降将王秦故地。这样一来,在不让刘邦染指故秦的同时,既可以用秦人治秦,并令其塞堵刘邦出蜀东进之路,又可以为自己博得公道之名。更重要的是三秦对楚的依附之情,使得这块众人垂涎的关中之地实际上成了项羽的囊中之物。须知,章邯三人率军与天下义军周旋三年,秦人死难不计其数,最后二十余万降卒又被诸侯悉数坑杀,而此三人只身随诸侯入秦,秦人定恨之入骨。此三人全仗楚人的扶持才得以立足。可以想见,他们对项羽的依附之情较之于受封的楚国旧属及从楚入关诸侯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他们的存在,俨然是另一楚,这又可使远离西楚的诸侯国更加听令于项羽。种种迹象表明,在实施分封的过程中,项羽费尽一切心机为行其号令天下的有效性作了长远的打算。由于这种前提的存在,项羽的分封看起来更像是一种权宜之计。 那么,是否可以因此判定分封决非项羽本意?当然不能。我们只能说项羽的分封含有十分浓厚的主控色彩。他对于恢复旧秩序没有太大的兴趣,他更注重论功行赏。但这一切都要在他能够控制的程度内进行。他毁约不封刘邦关中之地,就是他拒绝有人可能与他分庭抗礼的例证;他密令黥布、共敖等人追杀义帝,就是他能差遣诸侯的例证。可以说,项羽不希望出现秦以前天下无主的战国局面,他想利用暂时取得的主宰地位,长久性地为自己谋得一块最大疆域及划得尽可能大的实力范围。而疆域的辽阔又反过来加强和巩固了项羽的权势,并使这一权势具有久远的影响。 对项羽分封一事,也可以从人性的矛盾性方面得到某种解释。人的本性之一是,谁也不会自愿放弃到手的权力,只要有可能,就会扩大已有权力。通过分封,项羽保住并扩大了自己的主控权。人的另一相关本性是,在拥有足够权力时,人又很愿意给别人尤其是自己喜爱的人以好处。通过分封,项羽的这方面本能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但也必须承认,经过分封,项羽的权力较之其巅峰期有一定削弱。而巅峰期本身就不可能是一种常态。为了获取长久的权势,项羽应该愿意承受这个代价。 总之,在无可选择的情况下,项羽使秦楚之际的分封按自己的设想进行,并有可能长期居于主控地位。仅凭他做到了这一点,就足以使后人对他刮目相看。 三、 分封取势的深意和失败原因检讨 在项羽分封过程中,有两个举措值得深究。一是其王西楚、都彭城,二是其王刘邦于巴蜀。此两事有着内在的深层联系,且关系到分封后的安定局面及项羽主控意志的实现。 对第一个问题,还在楚汉战争未起时,韩信就对刘邦指出项羽都彭城是一大失着。司马迁也持此论,并将此举名之曰“背关怀楚”,此名一定,后人纷纷附和。关中之地,周秦两朝因之而兴。其地形之有利,自战国时代起就论者甚众,其东部门户函谷关、武关素负易守难攻之誉。以至于秦以外国家被统称为关东诸侯。分封之前,就有人劝项羽以关中称霸,但项羽以富贵欲还乡为辞未予采纳。后人或据此嘲笑项羽的短视。只有清人恽敬深谙项羽用意,以为项羽弃关中而都彭城实为迫不得已,且不失为高明之计。恽氏指出,彭城居西楚“九郡之中,举天下南北之脊,关外之形胜必争之地也”。都彭城则通三川(今洛阳一带),通三川则与三秦相照应。而三川左近,受封的申阳、司马卬皆为与楚相睦之诸侯。兼之三秦对楚的依附,即便项羽不亲自坐镇于彼,关中之地也不算失控。[9] 如此见识可谓洞悉项羽肺腑。其实,项羽都彭城还不仅是地势上有所可取,此举也与历史及现实相适应。项羽雄起于东部,西向灭秦,彭城一带本系故楚之地,又一度成为秦楚之交[10] 楚国之腹地。灭秦之前,项羽驻兵于此,并从此出发进行对秦致命的一击;楚怀王心为指挥灭秦作战也移跸于此。所以,彭城为楚人的根据地当无可置疑。项羽操天下之权,退回东方老巢,其用意与当年周武王灭商成功退回宗周丰镐(今陕西长安南),正如出一辙,无可厚非。此举也迎合了其部属重返家园的强烈愿望。历史又证明,关中险要并非不可攻破。秦楚之交,秦之武关就被刘邦攻克;函谷关更是两度失守,一次为陈胜部将周文所破,另一次就是项羽攻破刘邦部属的把守,事在分封以前。故项羽对关中之地或不复可制的前景不甚担忧。另外,项羽自出兵救赵之后,就一直无暇东顾,东方地面之需要安顿当不可置疑。况且,东向回归也是项羽实现主控意志的重要步骤。 关于第二个问题,前面已说过项羽曲解了原有约定,将巴蜀之地封予刘邦,而其中应另有一层深意,即让刘邦在蜀中自生自灭。刘邦亦是楚人,其部属尤其是骨干多为沛中乡曲,他们必然有强烈的东归意愿。巴蜀为旧秦流放罪人之地,其开化程度当低于关中及东部地区。一旦得知这个背景,刘邦部属一定更不愿意久留于此,大批逃亡势必发生。而实际情况正是如此,“萧何追韩信”的故事也就是这个局面的产物。如刘邦无所作为,用不了多久,其部属就会星散一空。而项羽则可不动干戈,将其最大劲敌化解于无形。或许正是这一不利现实,促成了刘邦急忙向项羽开战。当然,此是后话。 既然项羽谋划的一切都如愿以偿,他就理应霸运长久,但为何又在很短的时间里失去控制,天下重又分崩离析、刀兵蜂起,最终楚不敌汉、项氏覆灭呢?推究起来,初始症结还是出在分封本身。现简析如下。首先,项羽存有私心,必然会厚此薄彼,这就为日后留下隐患。由于个人宿怨,项羽有意不封齐国实力派田荣,另将齐一分为三,意在化解齐对近在咫尺的西楚之威胁。而田荣不买账,逐杀三齐王自立为王。项羽还漏封了彭越、薄封了陈余,以致田荣派彭越扰乱梁地,借兵给陈余灭了常山国。臧荼看韩广失势,便加以杀害,自王两国之地。于是,东方彻底乱了。其次,项羽迫不及待地杀害义帝,不仅昭示了其以天下为私的野心,又授敌对势力藉以发难的口实。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短视。中国传统素提倡德与力相辅而行。如果说,坑降卒、烧秦宫、杀秦宗室、甚至于以私心分封,大多数诸侯还可以谅解的话,那么,项羽诛杀义帝将失去一切道义上的支持。其三,或许也是最为关键的一点,刘邦赴封国时,项羽派三万将士随从入蜀。如果旨在监视刘邦,这点力量显然不够。此举或许是项羽因亏待刘邦而表示歉意的象征,这就是典型的妇人之仁了。要是将这支大军部署在关中,刘邦的出蜀绝不会那么顺当。项羽的失策或还可举出一些,而以此三条最为致命当属无可置疑。 总而言之,项羽的分封已在大的方面照顾到了眼前与长远的利益,但又在一些小问题上犯了任性的错误。正是这些貌似无关紧要的小问题,断送了项羽看似美满的前程。如果项羽的谋虑再周密一点,肚量再大一点,或许我们那一代先人还能免遭五年刀兵之灾,享受项记的太平。只是历史的严酷性根本不允许这类善意的如果、可能发生。而研究历史则又必须尽可能充分体察实际发生过程的前因后果及各种潜在的可能倾向,以便在检讨事件的功过得失时能持论公允。因此,对待项羽分封一事,尽管其发生甚促、存在甚短,也尽管其存有许多可指责之处、并最终失败,但也应该承认,这是当时的唯一出路,项羽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将天下纳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而不是相反。如果不以成败论英雄,就项羽在秦亡后错综复杂的局面中的极其有力表现而论,甚至可以在一流谋略家中给他一席之地。所以,对项羽分封问题,应该有一个再认识过程。 附注 [1]参见白寿彝《中国通史》第5卷、《剑桥中国秦汉史》 [2][5]参见《史记·秦始皇本纪》 [3]参见《留侯世家》 [4]参见贾谊《新书·属远》 [6]《项羽本纪》 [7]参见《项羽本纪》、《高祖本纪》 [8]参见王伯祥《史记选·项羽本纪注》41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2 版 [9](日)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21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10]司马迁以陈涉首难至刘邦践帝祚为秦楚之际,笔者将项羽分封以前权定为秦楚之交,以免混淆 (原载《淮海文汇》1996年7期) 补注 1申阳非楚将,其原为张耳嬖臣,后独下河南,归降项羽,即所谓“迎楚河上”。是否因为此意义,而被视为楚将。与申阳性质相近的还有,齐将田安,田都,赵相张耳,赵将司马卬,魏王豹,说其降楚亦无不可。但准确地说,应是附楚。 2项羽封秦三降将之举当有所本。周武王灭商后,封商纣王之子武庚禄父为殷商的代理人。其意图为以商人治商。项羽师其遗意,以秦人治秦,也唯有如此,才可能让诸侯无话可说。 3以与当地有关的人治理当地,甚至于到了二十世纪中国还没有放弃这种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叶剑英任广州市长,即是此古法之遗意。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当今组成,也多是由诸多与国民党有瓜葛的人或干脆是国民党元老的后人担任。 4项羽杀楚怀王事亦有其道理。当时天下已乱,楚怀王义帝的存在总是项羽的一块心病。不能排除会有人把义帝推举出山作为项羽政治上的对抗者。而义帝在战略上的高明之处,项羽应有所体会。因此,项羽不愿意冒险让义帝继续存在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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