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一、北恩戈尼人的农牧混合经济 二、祖鲁王国和斯威士兰王国的肇建 三、恰卡的军事、经济和政治改革 四、姆法肯战争和恩戈尼人的北迁与南下 五、苏陀—茨瓦纳人和迪法肯战争 六、巴苏陀王国的形成和莫舒舒一世的励精图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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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北恩戈尼人的农牧混合经济 祖鲁王国的兴起和北恩戈尼人的迁徙，是近代时期南部和东部非洲的重大历史事件，影响深远。 18世纪末19世纪初，在非洲大部分地区，由非洲人独立创建民族国家的进程尚未被西方殖民侵略所中断，非洲人的贸易活动、商路、市场的数量和规模、商人和工匠的专业化继续获得显著发展。祖鲁王国的崛起和姆法肯战争①，在非洲大陆形成了一个新的历史区域，其范围涉及南部非洲及中部和东部非洲的一部分，包括班图诸民族：祖鲁人、莱索托人、茨瓦纳人、恩德贝莱人、巴罗莱人以及马拉维、坦桑尼亚的恩戈尼人。他们大多具有大致相同的国家形式或社会形态。这些民族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不仅有着共同语言、共同文化心理和共同经济基础，而且一般都显示出同一倾向，即具有若干共同性的部落社会联合而成国家，并依靠其政治权力组织和军事技术，吸收、融化其他具有不同语言和文化的民族。恩戈尼人所创立的同龄兵团制度对南部非洲民族国家的形成起了重大作用。 恩戈尼人和苏陀人在创立民族国家及随后对殖民侵略的英勇抵抗中，都表现出了伟大的历史首创精神。 1497年，达·伽马绕过好望角驶入绵延千里的南非东部海岸，在今庞多兰一带曾望见海滩附近有许多牲畜在游动①。此时，恩戈尼人已经在今日纳塔尔一带居住了大约10个世纪左右。 北恩戈尼人栖居的纳塔尔是得天独厚的地区。它地处南非的东高原斜坡地带，其北部地表低平，河谷开阔；南部地表崎岖狭窄，河流辄多形成峡谷。全区雨量丰富，常年温差不大。由于地形复杂多变，在不大范围内就含有甜维尔区、酸维尔区②和混交禾草区多种类型的草地。比起东高原斜坡带的其他地区，祖鲁兰是最适宜于牧耕之地：既温暖多雨，水源条件优越，又无危害人畜的萃萃蝇，是较为理想的甜维尔区。 居住在祖鲁兰的恩戈尼人主要部落有恩德万德韦、恩瓜内（后称斯威士）、姆塞恩瓦和夸比。这些黑人部落善于利用自然条件，充分发展牧农混合经济。16—17世纪从东海岸引进容易种植的、高产的美洲玉米以后（可能在1635年以前就已开始广泛种植），更增强了雨量充沛地区的农业潜力。遇上好年成，非洲蜀黍加上玉米可使谷物产量增加一倍。恩戈尼人人口迅速增加①。农牧业的发展促进了家庭手工业的发展。恩戈尼人炼铁和锻铁技术达到相当水平，铁制工具甚多。他们也炼铜，喜好用铜制作各种装饰品。手工业的分工初具规模。恩戈尼人可用来交换的产品数量和品种比其邻居科伊人多得多。牲畜在交换中占重要地位，其他商品都用牛羊估价，如八头母牛可换两块十字形铜块，出现了专门从事交换的职业商人。畜产品、谷物、金属、盐及各种土特产品，构成地方内部商业网的基础。 早在16世纪中叶，北恩戈尼人就同葡萄牙人进行贸易，1554年，一群葡萄牙人曾见到姆福洛齐河的象牙被运往北方贩卖。到了17世纪，英国人和荷兰人也加入德拉戈阿湾（今莫桑比克的马普托湾）的贸易，对象牙的需求急遽增加。18世纪中叶，德拉戈阿湾的海外贸易显著增长，象牙供不应求，利市百倍，葡萄牙商人已不能控制这项贸易。欧洲商人争相竞购，提高了象牙价格。德拉戈阿湾以南的北恩戈尼人住区是象牙的主要产地，也是优良的贸易区。但欧洲商人无法大批渗入内地直接经商，只限于在沿岸海港通过酋长或中间商进行。北恩戈尼人酋长手中拥有大批的牲畜、谷物、毛皮和手工制品，经济力量雄厚，有能力建立许多猎象队和运输队，控制产地货源。珠子和黄铜是从德拉戈阿湾进口的两项主要货物，用作装饰品，老少妇孺皆用，需求量颇大。靠近德拉戈阿湾通道的诸部落，兼得地理之利，长期控制着德拉戈阿湾贸易。1794年之前由聪加人控制，其后控制权曾短期转入马普托人之手。居住在主要通道之一的蓬戈拉河两岸的恩瓜内人和恩德万德韦人，也力图控制此类贸易。于是，争夺广泛贸易控制权成为刺激各部落建立强大军事力量的动力。姆福洛齐河下游的姆塞思瓦部落的酋长丁吉斯瓦约，在1809年前曾多次到德拉戈阿湾一带旅行，眼见贸易繁盛和欧商咄咄逼人的情景，深感加强武力控制贸易的重要。他在1809年即位后，贩运100头公牛和大批象牙，到德拉戈阿湾去换取串珠和毛毯，并建立一个有100人做工的皮革加工工场；又组织商队运输象牙、牲畜和毛皮，向葡萄牙出口；积极发展木雕工艺，传授木雕技艺，生产牛奶盘、枕头、木制长柄勺、羹匙等，远销各地①。这些有利因素使恩戈尼人酋长能够有效地维持其对象牙、毛皮贸易的垄断地位，获得巨利，从而壮大其经济实力。 18世纪末，德拉戈阿湾的象牙贸易因滥捕而骤减，牲畜出口猛增。贸易上对牲畜需求的增加，以及视牲畜（牛群）为社会和家庭财富唯一标志的传统文化心态的影响，刺激着恩戈尼人想方设法扩大畜群的规模。恩瓜内、恩德万德韦和姆塞思瓦诸部落的中心地均位于雨量丰沛、土壤肥沃的分水岭地带，靠近甜维尔和酸维尔地区，全年均可放牧，饲养牛群最多。但是，当时普遍存在的长期过牧现象，一度破坏了祖鲁兰的生态平衡，特别是甜维尔地区受到的破坏最大。这些优良牧场一旦植被覆盖面减少，表土流失，就会滋生牲畜不爱吃的灌木刺林。根据树木年轮研究①，18世纪90年代纳塔尔地区的降水量达到最低点，发生了1801—1802年大灾荒。祖鲁兰各部落酋长竞相向所剩无几的牧场储备资源扩张。占领新资源、扩张土地的行动引起了部落战争，战争减少了人口，但并未根本解决生态危机和人口膨胀所产生的严重问题。 祖鲁兰牧农混合经济的发展，已经达到要求突破传统部落结构的程度。在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牧地短缺的情况下，需要在大面积领土范围内集中管理和调配牧场，才能充分利用牧场潜力，使牧民可以不受狭小部落疆界的限制：春季在酸维尔高原区放牧，夏季可把畜群赶往混合禾草区，冬季则到甜维尔低草原区过冬，以提高牧场的载畜量。 18世纪末，开始了部落广泛联合、从部落过渡到民族的过程，有的通过和平途径，有的通过武力征服。游牧经济在南非自然条件下本来很难形成一个国家的经济基础，但在南非北部地区“有了可靠的农业生产，王族游动畜群就把各部落臣民紧密地凝聚在统治者的周围”②。
二、祖鲁王国和斯威士兰王国的肇建 大约在16世纪中叶，恩瓜内部落（斯威士人），就居住在蓬戈拉河下游两岸平坦的沼泽地带（今莫桑比克南界内），当时叫伦吉尼人，其创建者称德拉米尼一世。伦吉尼部落成为聪加人的滕贝王国的一部分。从北方的伦吉尼部落分裂出来的新氏族往南迁徙，进入今日的纳塔尔。新氏族恩瓜内后来又分成德拉米尼和恩德万德韦两个氏族。留在北方的伦吉尼部落是伦加氏族，从中又分出赫卢比和斯威兹两部分。约1720—1730年赫卢比继其父伦加为酋长后，可能因在滕贝内战中失地，遂率伦加氏族沿林坡坡丘陵南迁，定居于蓬戈拉河南岸，成为恩德万德韦的臣属。从此，伦加氏族遂一分为二，分别由赫卢比及其兄弟德拉米尼三世率领。德拉米尼三世率领的氏族定居于蓬戈拉河上游北岸（今斯威士兰王国南部）那片十分适宜农牧混合经济的地带；一直到德拉米尼三世之子恩格瓦尼三世即位后，他才率众从南岸回渡北岸①。无论如何，斯威士人终于定居在蓬戈拉上游北岸这块适宜农牧混合经济的肥沃地带。恩格瓦尼三世约1750—1770年在位，他充分利用有利的自然条件发展生产，奠定了斯威士民族的基础，建立了斯威士兰王国。斯威士人自称恩瓜内（Ngwane）就是从几个自称为（巴卡）恩格瓦尼家族的名称沿袭而来的。恩瓜内人不断扩张领土范围，逐渐征服或吞并蓬戈拉河上游北岸的几个小酋长国，包括其中的苏陀人酋长国，因此，恩瓜内人文化中糅进了不少苏陀人文化成份②。 定居于蓬戈拉河南岸的恩德万德韦人力量强大，雄踞一方。18世纪90年代，亚卡酋长传位于其子兹威德。兹威德精明强干，他乘德拉戈阿湾附近的滕贝王国衰亡及其继承国马普托王国力量不济之机，控制了沿海和高地之间的东西方贸易商道，聚敛财富，征服了当地酋长国库马洛、恩瓜勒尼、布塞勒齐等，威势大振。远至纳塔尔北部和斯威士兰南部的许多酋长国和王国赫卢比、恩瓜内等，都不得不向他称臣纳贡。在恩德万德韦人统治下，一些臣属国如索尚干的加扎国和兹旺曾达巴的恩克万曾尼国仍保持半自治地位。 位于姆福洛齐河下游的姆塞思瓦酋长国，境内多河谷低地，既有适于农耕的丘陵地带，也有滋生大量猎物（尤其是大象）的低地。18世纪中叶以后，德拉戈阿湾的猎象业向姆福洛齐低地扩展，姆塞思瓦酋长国控制了低地的各个要道，从而既垄断了猎象活动，又控制了地方贸易。18世纪90年代，丁吉斯瓦约同其酋长父亲（乔伯）闹翻，愤而出走，游历各地①。1809年他倦游思归时，其父已传位于其弟马韦韦。丁吉斯瓦约夺回酋长宝座后，知人善用，勇于革新，在他统治下国力迅速增强。他与马普托王国结盟，进一步控制北方贸易；向西扩张，将祖鲁、布塞勒齐等酋长国置其控制之下。 19世纪初，在北恩戈尼人的部落战争中，越来越多地出现了部落联合和集中的现象。昔日一个酋长国击败另一酋长国一般并不吞并后者，而只让其认输而后撤兵。如今，恩德万德韦人和姆塞思瓦人一改前例，不断通过战争征服和吞并别国，扩大疆土。适应这种需求，他们率先建立起一种同龄兵团军事制度（Nationalage-segimints）②，打破部落界限，按年龄等级将各部落男青年混编在兵团中。这种同龄兵团制度几乎同时出现在班图人几个不同民族（恩戈尼人、苏陀人、茨瓦纳人）中，这一现象说明它是适应内外环境压力的产物。 南班图人中早就盛行割礼入会的习俗③。这种颇具神秘色彩的习俗演进为部落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赖以生存的基础，实质上是建立一种依附制度。酋长们为了便于控制各部落的同龄青年，每当酋长的一个儿子施行割礼时，部落中同龄的青年便一起去施行割礼。这些青年也就成了酋长之子未来扈从的核心和最亲近的伙伴，一生效忠于他们的首领。实行多妻制的酋长一般多子，部落的青年们便按年龄参加割礼，分属酋长诸子，自然地形成若干年龄集团。到19世纪初，随着部落广泛联合过程的进展，这个沿袭已久的割礼制度同部落的联合、集中趋势及其带来的频繁的战争生活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割礼仪式繁复冗长，年青小伙子集中关闭一地，在四五个月内受到严酷的肉体折磨，精疲力尽，体力下降。敌对部落常乘对方在割礼期间大部分年青战士因无力自卫而发动突袭。此外，这种入会仪式使部落的同龄青年成为只忠于年青的酋长继承人的终身扈从，十分不利部落的合并和统一国家的形成。改革这种弊端丛生的旧制度已是势在必行了。 北恩戈尼人的同龄兵团制度废除了传统的繁缛割礼和入会仪式，而以加入同龄兵团、服役、参加战斗，作为少年步入社会的标志。按祖鲁人程序，允许他们戴头圈（一种成年人的光荣标志）；同龄兵团不以部落划界线，而以同一年龄作为唯一标准，被征服部落的同龄青年均以平等地位编入各年龄等级兵团。兵团成员只对国王或最高酋长效忠，而与原属部落酋长脱离隶属关系。各同龄兵团的给养供应完全仰靠王室领地的收成或战利品供给，例如由属于国王或最高首领所有的牛群供给肉食和奶制品；谷物的供应则靠各领地内的大批妇女从事农耕或国王向每个家族征募的剩余劳动力所生产的粮食。国王或首领依靠垄断贸易或从事征服战争来聚敛财富和扩大畜群，因此，战士的给养状况与首领的军事行动的成败息息相关①。这种新军事制度有利于促使来自各部落的战士形成共同的民族感情和对首领（国王）效忠的信念。北恩戈尼人的四大酋长国恩德万德韦、恩瓜内、姆塞思瓦和后来居上的祖鲁，都将该制度作为联合部落为国家的重要手段。 争夺土地和控制商道的斗争使战争频频发生。恩瓜内与恩德万德韦为争夺蓬戈拉河南岸的玉米地带而爆发战争。兹威德侵入恩瓜内领土，打败索布扎的军队，几乎消灭了恩瓜内国，1815年刚即位的索布扎率残众退往北方。此后，兹威德接二连三的攻击迫使索布扎躲进群山岩洞中避难，最后不得不退往今日斯威士兰中心地带因科马蒂河，在此建国。索布扎组织同龄兵团，征服当地讲恩戈尼语和苏陀语的小酋长国马塞科、佩迪等，奠定了斯威士兰王国疆土。索布扎善于吸收各方长处，他既仿效丁吉斯瓦约的同龄兵团制度，也采用归附于他的苏陀人的一些政治制度，如国王与太后两宫分权制、个人扈从制等，从而建立了一套较为灵活的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相结合的制度。中央在加强集权的同时，允许各地臣属有广泛的政治参与权（国民会议）。 在强邻窥伺下，为巩固新王国的政权，索布扎执行灵活的外交政策。1817年，他娶兹威德之女为正室妻子，避免与强邻再次发生冲突。后来他同更强大的祖鲁王国交往时，也同样谨小慎微，避免冲突。依靠外交途径，避免同潜在的强大敌国发生冲突，成为斯威士兰王国的立国之道，奉为圭臬。但对弱邻，它毫不犹豫发动进攻。到1820年左右，斯威士兰进入和平建国时期，索布扎迁都于乌苏图河谷地的诺克万，按照祖鲁人的军事原则进一步加强同龄兵团。其四邻成为它的进贡国，包括位于高维尔的佩迪国、低维尔的聪加酋长国和中维尔的恩戈尼人酋长国①。索布扎在位21年（1815—1836），把斯威士兰建成一个强大的王国。 在南方，姆塞思瓦酋长国首先要对付的是强大的夸比酋长国。夸比人统治着姆赫拉图泽河和图盖拉河之间的地盘，在库兹瓦约统治时期国势日强，控制了整个恩戈耶地区，迫使其主要对手塞列人和图利人逃迁图盖拉河以南，其威势远及恩戈耶以西地区，祖鲁小酋长国也在其卵翼之下。1815年，夸比酋长憎恨崛起于乌姆福洛齐河间的姆塞思瓦国日益侵入其权力范围，遂故意庇护刚被丁吉斯瓦约赶下台的弟弟马韦韦。丁吉斯瓦约借用马普托王国的火枪兵，击败并吞并了夸比酋长国，统一了乌姆福洛齐河流域，祖鲁人遂成为其附属国。从此，姆塞思瓦成为南方最强大国家。 恩德万德韦人自从把恩瓜内人赶到恩科马蒂河以北、称雄蓬戈拉以南地区后，逐渐往南向乌姆福洛齐河甜维尔地区扩展，与姆塞思瓦发生冲突。由于姆塞思瓦有马普托王国火枪兵的支持，兹威德始终未能切断姆塞思瓦与马普托之间沿海平原的商道。1817年，北恩戈尼人的两强发生全面冲突，双方都动员了主力。初期丁吉斯瓦约取得了一系列胜利，直逼兹威德首府。1818年冬，双方在首府附近的姆布齐山丘进行决战。布下了公牛角阵①。会战前夕，丁吉斯瓦约带一小批随从爬上一座小山，俯瞰战场，侦察地形，不幸陷入兹威德设下的埋伏，被擒处死。姆塞思瓦军队失去主帅，陷入混乱。兹威德不战而胜，把姆塞思瓦人赶过乌姆福洛齐河，几乎逼近图盖拉河。 历史给姆塞思瓦军队中的一位普通指挥官恰卡提供了机遇。恰卡出身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氏族——祖鲁，其父森赞康纳是个只统辖2000人的小酋长。童年时期，恰卡因父母的婚变而寄居于母方氏族（兰吉尼）。牧童生活和坎坷的境遇使他炼就坚强勇猛的性格，他身材魁梧，胆略过人。1803年，他离开本部落投奔姆塞思瓦酋长国，1809年应召入伍。他勇敢善战，卓具指挥才能，屡建战功，深得丁吉斯瓦约的赏识①，获得“勇士”（Sikiti）称号，升任指挥官。1816年森赞康纳死去，其庶子西古贾纳继位。恰卡借丁吉斯瓦约的一支军队杀回本部落，从其异母兄弟手中夺得酋长宝座。恰卡以本氏族青年为主，建立了一支剽悍善战的军队。毗邻部落慑其武力，纷纷归附。一年之内，恰卡统辖的地盘从100平方英里扩大到400平方英里，军队由500人增加到2000人，并兼并了6个部落。丁吉斯瓦约将恰卡所统率的祖鲁军队作为姆塞思瓦禁卫军。1818年丁吉斯瓦约被俘遭戮后，姆塞思瓦王国群龙无首，濒于瓦解。恰卡立杀新酋长，取而代之，任命亲信为姆塞思瓦各级指挥官，重建权力。 兹威德乘恰卡立足未稳，兴兵讨伐。1818年4月，兹威德率10000人的大军侵入白乌姆福洛齐河南岸。恰卡指挥祖鲁5000名精兵，在格夸科利山丘击败恩德万德韦军队，但自己军队也伤亡严重。这一战役使恰卡声威大振，成为姆塞思瓦公认的国王。他乘胜利的余威出兵攻打夸比，吞并了这个祖鲁人的前宗主国。从此，祖鲁王国疆域往北扩至乌姆福洛齐河，西抵恩康得拉森林，面积达7000平方英里，共辖30个部落。1818年末，兹威德派遣全部人马约18000人进犯祖鲁。面对优势的敌军，恰卡先行撤退，烧毁沿途粮草，诱敌深入，不断以小股部队夜袭侵扰敌军。当恩德万德韦军深入到图盖拉河时，因粮草不济发生饥荒，被迫仓猝退兵，抢渡姆拉图彻河。以逸代劳的恰卡抓住战机，率追兵半渡而击，疲惫不堪的敌军溃散四逃。恰卡乘胜追击，摧毁了恩德万德韦的后方基地。兹威德仅以身免，率残众逃往北方。 战胜北方强敌之后，恰卡又向富饶的图盖拉谷地和东海之滨扩展，征服了姆博、恩科洛西、塞列、图利等酋长国。祖鲁王国的版图扩大到11500平方英里，北至蓬戈拉河，南至图盖拉，西抵德拉肯斯山，兵员总数达50000人，是当时南部非洲空前强大的军队。恰卡部队连年出征，击败一个又一个酋长国和王国，100多个部落并入了祖鲁王国。在这块原来星罗棋布地分布着众多酋长国的地区崛起了一个统一的王国，辖区内数十万居民从此都被（欧洲人）称为祖鲁人。恰卡的军事行动促进了一个新民族的形成。
三、恰卡的军事、经济和政治改革 在姆塞思瓦王国鼎盛时期，丁吉斯瓦约曾对氏族社会制度中许多早已过时的旧形式加以改革。恰卡继承了他的未竟事业，掌权伊始便着手进行大规模改革。 首先，恰卡将同龄兵团制度在丁吉斯瓦约改革基础上继续进行革新，一方面使它成为与班图人传统制度完全不同的崭新的军事制度；另一方面又使之成为奠定王国经济基础的重要的经济制度。恰卡彻底打破了部落界限，把所有具有战斗力的男性居民按年龄等级，每600—1000人组成一个兵团（ibutho，“依布道”），每团战士均持同一色彩和装饰的盾牌①，并分别驻屯在特定的军屯区（“埃开达”）。战士在兵团中须连续服役，直至被允许离队结婚为止。服役期间，来自各部落的战士只许说以祖鲁方言为基础的恩戈尼语。恰卡将军人分成新兵、战士、老兵三类①。儿童从12岁起便接受半军事训练（侦察、运输），18岁成为新兵接受正式军事训练，在35岁成为退伍老兵以前不许结婚。他亲自训练一个由20岁青年组成的同龄兵团，命名为“乌法辛巴”（意为烟雾）。采取斯巴达式的训练方法，极其严格。经受严酷磨练的战士个个骁勇善战，成为他的嫡系部队。经过强化的新军事制度，更有利于培养各部落战士共同的民族感情和对恰卡效忠的信念，从而更增强了中央集权的力量。地方统治者被剥夺了传统上属于他们的军队的大部分，而剩余的军队是由已婚老兵组成的，与国王统率的精兵相比，战斗力悬殊。这使地方势力既无法以劣势兵力与中央抗衡，更难兴兵作乱或率部叛离。新军事制度成为恰卡联合各被征服部落为集权国家的有效手段。 恰卡改进了武器装备和战术。南班图人以投掷长杆标枪为基础的传统作战方式，只适于小规模战斗，不能用于密集战斗队形进行真正的决战。恰卡首先训练同龄兵团采用新的武器装备，每个战士配备一根短杆刺矛（“阿塞加”）和椭圆形的大盾牌，便于进行近距离白刃战。战斗时，战士排成密集队形，以盾牌作掩护，抵御敌人的箭矢和标枪，而执短矛冲锋进行白刃战。任何战士不许将短矛当标枪投掷，凡在战斗中失去短矛者一律被处死。其次，恰卡根据主要武器的变更，创造了新的战斗队形，充分发挥公牛角阵短兵相接的威力：中央为主力攻击力量，排成若干密集方阵；左右两翼辅攻，列成向里弯曲的扩散队形。与敌接触时，中央主力部队放慢步伐，让两翼迅速从两侧进攻或突入敌后进行包抄，而后中央主力跑步冲锋，以刺矛摧毁已经投罄标枪、陷入两角夹击之中的敌人。训练有素的祖鲁战士怀有决一死战的气概，加上行之有效的作战方法，祖鲁的同龄兵团在历次战斗中几乎无往不胜。 恰卡对传统的政治制度悉心进行改革。他削弱各部落酋长和地方首领的权力，把这部分权力交给由他任命的“因杜纳”（大臣）手中。因杜纳可以由中央（恰卡一人作主）任免，也可异地调任。偏远地区的因杜纳不管辖在军屯区服役的同龄兵团战士，只管辖那些已经年迈退伍或尚不及丁的、仍生活在家宅中的部落成员。因杜纳多出身于普通家族，既无王裔的传统势力，也不可能率部自立为公社或部落首领，只能听命于恰卡。恰卡集最高的行政、司法、军事和祭司权力于一身。正是在这种新型政治制度基础上，出现了南部非洲权力集中的军事国家的雏形。 祖鲁人国家的经济基础建立在父家长制家庭公社和同龄兵团之上。家长制家庭公社是南班图人部落社会内一种共同生产、共同消费的共同体。每一个家庭公社聚居在一个呈圆形排列的“克腊尔”（Kraal，村寨）里。家族成员包括同一父系所繁衍的数代子孙及其妻子。南班图人实行一夫多妻制，家族规模比较庞大，有的包括数十个成年男子。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私有财富的增加，这种多妻分房制度极易促成家庭公社内部个体家庭（家宅，home-stead）的形成。家庭公社成员共同在一块由国王或最高酋长分配的土地上放牧和耕种。 祖鲁的男子一般在婚后就建立自己的家庭，娶妻的数目取决于他拥有牲畜的多少。一般正妻是由共同体（家庭公社）出彩礼娶的，其余妻妾则由他自己出牲畜购买。每个已婚男子一旦建立自己家宅，就成了间接生产者①。每房妻妾及其子女组成一个生产单位，由家长分配给每房奶牛、农业份地供其使用，并给一库房供存储之用。各房内部有性别分工：农活几乎全由妇女包揽；男人放牧，男童挤奶，成年男子还负责生产的管理、监督或担负兽医、屠宰等职责。各房自给食物，剩余产品的一部分归家长所有。剩余产品的大部分由家长在各房中再分配，或用来换取更多的妻子。到各房的儿子长大时，便在各房长子率领下从原家宅中分出，另立新宅。 生产和交换的发展加剧了恩戈尼人部落内部的贫富悬殊，成为破坏原始经济平等和社会平等的因素。那些拥有大量牲畜的富裕家庭公社往往通过牲畜借贷，使本部落的穷人在经济上依附自己，并且利用一夫多妻制的广泛亲属联系，在部落中树立家族的支配地位，成为当权家族。恩戈尼人的部落酋长虽然形式上仍由选举产生，但不属当权家族的人只有在例外情况下才能被选为酋长②。富裕家族成为部落上层以后，其他公社成员就负有为他们放牧、耕地、盖房、修圈的义务。部落酋长拥有的畜群愈多，愈容易为自己招募扈从。由不同部落的人组成的扈从队，往往成为酋长私人发动掠夺战争的工具。扈从制度不仅在恩戈尼人部落，而且在所有南班图人部落中都起了促成王权产生的作用。到18世纪末，牲畜财产的不平等已使恩戈尼人部落各成员之间的平等互助关系逐渐变成依附和服从的关系。 由于南班图人特殊的社会习俗。牲畜（牛群）的繁养对社会发展具有特殊的意义。在班图人中，被视为社会财富主要标志的牲畜不仅在经济生活中、而且在政治权力中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为牲畜财富在恩戈尼社会的两种再生产（生活资料的再生产和人类自身的再生产）中起着奇异的沟通作用。人自身生产的生产率可以直接转化为牲畜繁殖率（男劳动力多、牧养牲畜就多；生女多，换取的彩礼——牲畜也多）；牲畜的高度繁殖率又可转化为劳动力的生产率（牲畜多，换取的妻子也多，多妻则又多子），进而提高生活资料的生产率。只要生态环境不受严重破坏，这种良性循环可能就是祖鲁王国强大和具有韧性的深刻原因①。祖鲁王国通过兼并行动来控制或恢复甜维尔地带的生态环境，可能是这种良性循环机制的关键一环。 祖鲁国王权力的基础在于从每个家宅征收的剩余劳动，特别是劳动力。经过恰卡进一步改革的同龄兵团，既是军事组织，也是劳动组织。所有祖鲁成年男子都是国家军队的成员或预备成员，适龄青年从入伍到国王允许其退伍结婚，长达15—20年的时间都是为国王服务的。在王国早期（恰卡统治时期），军队的主要任务是劫掠，越界劫富，带回畜群（邻国的剩余产品乃至必要的生活资料）；在王国后期，同龄兵团的主要力量用于放牧王家畜群。通过这项军事制度，国王能够征用每个男劳力的1/3的生产时间。此外，国王征收的贡赋也直接征收牲畜和兽皮等实物。许多女子隶属于王府，她们被当作一种供奉送到国王宫廷，从事农业生产或家务劳动。这些征调来的剩余产品或剩余劳动由国王通过权力渠道进行再分配，它既巩固了王权，又增加了国王官吏的权力，起着维护国家体制的作用。王国最显要的官员是“伊齐克胡卢”（izikhulu，封疆酋长），他们一般由王裔担任，拥有大批牲畜，富甲全国，有权从其治下区域收取贡赋。 祖鲁王国不断的领土扩张，使恰卡获得越来越多的贡赋和兵员，各权力集团得到了他们梦寐以求的那些最优良的牧地和耕地，同龄兵团的战士也分得了更多的畜群和种种给养。大量虏获品缓解了部落内部的贫富分化。贫民（特别是参战的贫民）往往能够得到从其他部落虏掠来的财物，发家致富。因此，祖鲁人（乃至整个北恩戈尼人）所使用的奴隶基本上来自外族的俘虏。这些共同的利益刺激着祖鲁王国的领土扩张战争持续不断地进行。但在这些共同利益的后面可能还有更深刻的原因在起作用：通过兼并战争来控制和集中管理更大面积的土地，是恩戈尼人在同生态环境恶化所进行的斗争中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手段，也是他们用不同方式影响自然环境的一种自觉行动。显然，在辽阔的幅员上从事生产活动，可以避免那种在狭窄牧地上过份放牧而造成的资源破坏，也可以更有效地利用季节性牧场，度过地方性的旱灾。革新后的同龄兵团制度，由于对男女青年结婚年龄（成家）作了严格规定，实际上起到了控制人口增长和开发的作用，是对18世纪末以来祖鲁兰因人口增加和滥事开发而造成的生态环境恶化的一种制约。因此，19世纪初祖鲁王国的形成、扩张及其各项改革，不啻是恩戈尼社会中人与人斗争以及人与自然斗争的历史产物。 在统一、兼并各酋氏国的过程中，恰卡努力发展各部落各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鼓励贸易，互通有无，保护商路，开征商税。他主要控制两条商路：一条是通往德拉戈阿湾的东北商路，沿途各酋长国相继被征服。马普托国因善于经商并拥有熟练铁匠，能制造精致的铁矛头，备受优待，其原有商业联系也受到保护，并跻身于纳贡的盟国之列。这条商路的象牙贸易为恰卡积累了大批财富。另一条是通往纳塔尔港（今德班港）的东西向商路。纳塔尔港麇集着英商。19世纪20年代初英国人欧文船长勘探纳塔尔湾沿海地带后，英荷殖民者竟相觊觎这块濒临印度洋的宝地。1824年，英国商人和医生亨利·法因、詹姆士·金、法朗西斯·法韦尔等进驻纳塔尔港，深入内地收购象牙，雇黑人当搬运工。恰卡对新鲜事物很敏感，对欧洲先进技术如火器、医术尤感兴趣，乐于同欧洲人交谈，以广见闻。当时印度洋上英国货的品种和质量都大大超过葡萄牙商品，因而更受恰卡喜爱。不久，祖鲁同纳塔尔港的贸易额超过了它同德拉戈阿湾的贸易额。 1827—1828年，恰卡分兵两路，北路进攻索尚加，南路主力进攻乌姆库卢河的庞多人。英国急忙派遣萨默斯特上校率兵北上。随祖鲁军南下的英商法因劝告恰卡不要去攻打受开普殖民政府保护的南恩戈尼人诸酋长国，以免引起英国的报复。恰卡从英国殖民军不断攻击开普殖民地境内科萨人部落的军事行动中，开始认识到白人殖民者手中的火器是对祖鲁王国的最可怕的威胁。1828年9月24日，正当军队北征未归之时，恰卡的两个同父异母兄弟丁刚和姆兰加尼发动宫廷政变，刺死恰卡。据说，恰卡临终最后一句话是“白人就要来了”。 丁刚在杀死同谋者姆兰加尼和北征归来的大将姆德拉卡之后，终于登上宝座。他虽是弑君者，却又是恰卡事业及其政策的继承者。他继位后面临的国外形势十分严峻。十多年来兵连祸结，对农牧业生产破坏甚巨，土地荒芜，人丁减少。部民对兵燹连年，颠沛流离的生活以及繁重不堪的军役负担感到不满，人心思定。丁刚适应当时的形势，及时宣布他将化干戈为玉帛，以月夜舞蹈代替军事演习，不再实行青年全部脱产服役制度，以便让各部落人民安居村寨，休养生息。最初几年，战事稍微减少，王国各部落的民力得到一些恢复。但祖鲁王国建国肇始，远未巩固。姆法肯战争正在德拉肯斯山以西炽烈进行（参见下文），一些酋长国首领不愿臣服祖鲁王朝统治，伺机率部离去。夸比人乘机叛离，南下进入庞多兰。1830年，索尚加的加扎王国也自行独立。丁刚为阻止祖鲁王国分崩离析，重新部署兵力，在要地驻屯重兵，保持恰卡所建立的一套军政制度，维持一支强大军队。他对叛离者和拒纳贡赋的氏族贵族严惩不贷，三次派军远征德兰士瓦高原，讨伐叛离的恩德贝莱人，并诛灭夸比人首领恩奎索。他害怕其众多的异母兄弟弑君篡位，于是便滥杀无辜，只有潘达和格奎得以幸免。 19世纪30年代，丁刚面临更严重的形势。从开普殖民地北上的白人殖民者的土地扩张，日益逼近祖鲁边境；而在东部沿海纳塔尔港一带，英国殖民者所建立的据点也日益扩大，已擅自管辖2500名非洲人并收容叛离部落，形成对王国主权的威胁。1831年，作为一种威慑，丁刚发兵进攻纳塔尔港。1834年，在开普殖民地总督科尔派去的史密斯怂恿下，纳塔尔英商上书英政府，要求兼并纳塔尔沿海长200英里、宽100英里的地带。同年，由厄伊斯率领的布尔农场主先遣队，由开普殖民地东部边区窜入纳塔尔，踏勘土地，策划移民屯垦。早在1830年前，丁刚从恩格韦尼人在乌姆塔塔河畔被英军击败一事就已看到，恰卡创立的一套作战方式和所采用的武器难以抗击骑马挎枪的白人殖民者。因此，他千方百计力图取得火器和马匹来装备祖鲁军队。为了从纳塔尔港英商手中购买武器并学会使用枪支，丁刚一再忍让，极力同英商和传教士保持良好关系①。1835年，丁刚任命英国传教士加德纳为纳塔尔港酋长。加德纳故意歪曲，把此项任命当作土地所有权的转让，并劝说开普总督德班把这块让与地变成英国殖民地。当地白人移民擅自把纳塔尔港更名为德班港，以纪念殖民头目德班。
四、姆法肯战争和恩戈尼人的北迁与南下 曾经被南非旧史学家大肆渲染的姆法肯战争或迪法肯战争，实质上是南部非洲国家形成时期的部落兼并战争。在南部非洲历史上，它是孕育着新国家或新民族的氏族部落社会的助产婆。 姆法肯战争的发源地在祖鲁兰。1819年，恰卡军队击败了恩德万德韦的兹威德军队。后者在北撤的过程中攻击了阿芒韦尼人（又称恩格韦尼人）的马蒂旺部落。这次攻击所产生的冲击波，后来在德拉肯斯山以西引起了“多米诺效应”：受到攻击的马图昂部落又去进攻赫卢比人；赫卢比人被迫翻越德拉肯斯山，挟其祖鲁模式的军队横冲直窜，又在山以东成了强者。它于1821年进攻苏陀人的军事行动，在德兰士瓦高原上吹响了迪法肯战争的号角。 在德拉肯斯山以东地区，1819年姆法肯战争已从祖鲁兰地区向南北方向蔓延。在南方，被恰卡军队驱赶的北坦布人，穿过纳塔尔渡乌姆齐姆库卢河，进入庞多兰，又遭到庞多人酋长法库的攻击。坦布人被打散，一部分重新迁回祖鲁兰；一部分被并入庞多人社会；其余人在马迪康领导下组成难民集团，在紧挨庞多兰的地方又建立一个巴萨酋长国。在兵荒马乱时期，庞多人自顾不暇，1824年和1828年两次遭到祖鲁军的劫掠。在后一次攻击中（1828年），祖鲁军荡平了庞多人在乌姆齐姆库卢河两岸的居住地。在法库领导下，庞多酋长国终于得到恢复，畜群也靠掠夺得到了补充，许多无家可归的难民纷纷归附。法库成为祖鲁南邻中最引人注目的一股势力，它对稳定特兰斯凯以北地区的秩序起了重大作用。 往南迁徙的最大的北恩戈尼人难民集团是芬果人①，由赫卢比人、布赫莱人、齐齐人等各部落难民组成的。他们三五成群、零零散散越过乌姆齐姆库卢河，进入南恩戈尼人居住区。起初，芬果难民进入格卡利卡兰，向当地小酋长和头人乞讨食物和住所；后来通过多种途径归附科萨人，有的通过婚姻融化于科萨人社会；有的成为科萨人扈从，获得小块土地和一些牲畜，向科萨人服役或缴纳贡赋。1836年，不满意这种寄人篱下生活的17000名芬果人涌入开普殖民地东部边区，英国殖民当局安置他们居住的地方实际上是被英国抢占的科萨人土地，这又加剧了东部边区土地关系的紧张和复杂化。芬果人多充当英国农场主雇工或雇佣军，改信基督教。 兹威德率领的恩德万德韦人在恩科马蒂河上游河谷（今斯威士兰与德兰士瓦交界处）暂时定居下来。1818年末的惨败引起内讧，兹旺根达巴和索尚加两员大将率部叛离兹威德，向恩科马蒂河下游进军。这一部分脱离恩德万德韦、往北迁徙的恩戈尼人（Nguni）后来被称为恩哥尼人（Ngoni）。他们一路征服滕贝人，并把恩亚卡人赶到德拉臧⑼宓暮５荷希雎砥胀腥说靡孕颐狻Ｂ砥胀腥讼蚨鞲缒崛斯郝蛳笱溃陡翘泛筒袄雌贰６鞲缒崛艘欢瓤刂屏说吕臧⑼迕骋住５?821年，恩哥尼人又征服了德拉戈阿湾以北的许多酋长国，1822年，其势力已远达伊尼扬巴内湾。那些后来陆续脱离兹威德的恩哥尼人在恩哈巴率领下也不断北上，加入伊尼扬巴内湾的恩哥尼人队伍。 1823年恰卡派军北上，夺走了恩哥尼人对德拉戈阿湾的贸易控制权。但湾北的索尚加仍能通过姆富莫酋长国与葡萄牙人贸易。索尚加将龙加人俘虏卖给葡萄牙人当奴隶，输往巴西或留尼旺岛的甘蔗种植园。1828年，恰卡派遣的最后一支祖鲁军再次进攻索尚加。索尚加率众北逸，与兹旺根达巴、恩哈巴的部众一起在萨韦河口落脚。不久，恩哥尼人的领袖们发生分裂，互相火并。在1831年战争中，索尚加取得胜利，兹旺根达巴和恩哈巴率众逸入内地。索尚加采用祖鲁的军事制度，仿效其战术，力量更强。他的部众在今莫桑比克南部逐渐形成尚加内民族，这个民族讲当地聪加语而不讲恩哥尼语。索尚加建立的加扎国，包括恩哥尼人、聪加人、乔皮人等。他基本上按恰卡方式建国，以王族领地作为军政组织的中心和同龄兵团的营地；同龄兵团容纳被征服部落的青年，只是身份略低于恩哥尼人。臣服的酋长国承认索尚加的宗主权，仍保持内部自治权。索尚加于1834年在伊尼扬巴内、1836年在索法拉两次击败葡萄牙人。葡萄牙人设在太特和塞纳的商站慑其力量强大，曾在20年时间里每年向加扎国缴纳贡赋。只是在索尚加死后（1858年）王国发生内讧时期，葡萄牙殖民者通过支一派打一派，才扩大了它的殖民势力范围。 兹旺根达巴率部众往西北迁徙，1832年进入赞比西河以南的罗兹维王国境内，在布拉瓦约停留一个时期。1834年，恩哥尼人在塔巴扎卡曼博击败罗兹维军队，劫掠洛米和德赫洛—德赫洛两个城镇，女将尼亚玛朱玛杀死罗兹维末代国王（“曼博”），据说津巴布韦文明即毁于此时。1835年11月20日①，兹旺根达巴在卢安瓜河与赞比西河汇流处附近的崇博渡过赞比西河北上，经马拉维湖西部地区，直到坦噶尼喀湖南岸菲帕人居住区。1845年，兹旺根达巴死于附近的马普波。此后，恩哥尼人分裂：一支由塔韦尼率领继续北上，向维多利亚湖方向推进，到达尼亚姆韦齐，与当地人融合，被称为土塔人，控制东非内陆商路；一支由祖卢·加马率领向东推进，袭击鲁伍马河流域广大地区，最后在松盖阿以北和以南定居，建立姆肖佩王国和恩杰卢王国；一支在蒙贝拉率领下在马拉维湖以西高原和谷地（后命名恩哥尼兰）定居下来，形成今日马拉维的恩哥尼人。另外一支由兹旺根达巴女婿恩瓜内率领的恩哥尼人，在渡赞比西河前就分裂出来，他们在太特和塞纳之间渡过赞比西河，又东渡希雷河，在马拉维湖以东绕一个大圈，最后在恩瓜内的继承人姆普塔率领下北上，进入坦桑尼亚，在桑盖建立王国。恩哈巴率领的部下离开罗兹维地区后，沿赞比西河西移，深入巴罗策兰（今赞比亚西南部），在那里同科洛洛人塞贝通冲突，恩哈巴淹死，部众被打散。一部分恩哥尼人跟随兹旺根达巴的合法继承人姆佩泽尼又绕回来，定居在赞比亚的东部地区詹姆森堡和马拉维的姆钦吉。今日以维多利亚湖南岸沿坦噶尼喀湖到马拉维湖南岸广大地区散居着许多恩哥尼人，这就是当年迁徙的结果。这批迁徙的恩哥尼人为数不多，但军事力量很强，从卢安瓜河到马拉维湖广阔地区的人口众多的当地人都在他们控制之下。 19世纪上半叶，恩哥尼人行程几千公里、历时数十年的迁徙，对赞比西河以北广大地区带来了有益的影响。恩哥尼人有坚强的社会组织和军事组织以及发达的畜牧业。他们的迁徙和定居行动，在客观上成为将强者和胜利者的成就及其独特文化传授给那些弱者和落伍者的一种手段。马拉维湖滨许多弱小氏族如唐加族，在恩哥尼人军事行动刺激下联合起来建立酋长国，就是明显的例子。以畜牧为主的恩哥尼人与当地务农为主的居民建立了互利的交换关系，促进了内陆生产力的发展。所幸的是，恩哥尼人没有贩卖奴隶的传统，在长期迁徙过程中基本上没有参预奴隶贸易。他们比奴隶贩子先到马拉维湖以西地区，成为从东面渗入马拉维的瑶族奴隶贩子的巨大障碍。应当说，这是他们的历史功绩。与军事征服的后果相反，在文化上恩哥尼人一般接受了居住地的语言（如马拉维语）。恩哥尼战士一般都娶当地部落的女子为妻，儿童从小说母语，反而把恩戈尼语丢了，因而出现了恩哥尼人同当地人融合后的更具有生命力的文化。
五、苏陀—茨瓦纳人和迪法肯战争 居住在德拉肯斯山以西直至卡拉哈里沙漠东缘的苏陀—茨瓦纳人，是南班图人的另一重要支系。按居住的地域划分，他们又可分为三个部分：居住在威特沃德斯兰德及其以北的称北苏陀人，以佩迪人为代表；居住在兰德以西直至卡拉哈里沙漠边缘的茨瓦纳人称西苏陀人，以赫鲁策人为代表；居住在卡勒登河一带和巴苏陀高地的称南苏陀人，以魁纳、福肯人为代表。 苏陀—茨瓦纳人居住的地区，尤其是茨瓦纳人居住的西部地区，均属高维尔，地势高亢，居民点分布相隔遥远，人口相对集中，雨量不稳、水源缺乏等自然条件严格限制了一些农作物品种的种植和四季牧草的旺盛生长，使这一广袤地区不少地方只适宜种植耐旱低产的非洲蜀黍和放牧数量有限的牲畜。尽管如此，德拉肯斯山以西的德兰士瓦和奥兰治一些地区仍有大片宜农宜牧的肥沃地带。锄耕农业仍是生产的两大部门之一，主要种植玉米、烟草和各种瓜类（南瓜、甜瓜等）。斯托曾指出：“茨瓦纳人以挚爱农业而著称”，“早昔旅行家看到他们的巨大城镇的周围环绕着大片耕地，显示出工业的雄厚基础，都感到惊讶和赞佩”①。与东部地带不同，德拉肯斯山以西地区矿产十分丰富，铜、铁、金等矿分布很广。北苏陀人熟谙开采矿藏，拥有金属财富的资源，其重要性仅次于牲畜财富。在德兰士瓦东北部的帕拉博鲁瓦地区，当地居民（佩迪人）以矿业为主，生产大批铜铁和金属制品，用来换取牲畜、谷物等物品，少数地区已出现制造精美陶器、金属器皿和纺织品的手工业。西苏陀人中的特哈平商人经常趁雨季到来前越过沙漠到达奥兰治河边，运来铜匙、象牙手镯、铁项圈、斧子、带倒钩的长矛、鞣制过的鹿皮、烟草等，同科伊人交换牲畜。从德兰士瓦西部有一条自西向东穿越整个高原、直到德拉戈阿湾海口的贸易商路。从西苏陀人居住区还有一条直达开普敦的商路。铜、铁、盐、烟草、象牙、牲畜和一些欧洲商品通过这些商路进行长途贩运。苏陀—茨瓦纳人通过这两条商路同欧洲人进行直接或间接的贸易。伦巴商人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各地酋长在通商要道或市集上开征路捐和商税。 在苏陀人中，佩迪人是最早建立集权王国的民族。他们居住在斯蒂尔普特河谷地带。这里是连接几个商路网的重要地段。锱铢必较、颇善经商的聪加商人也汇聚于此，用从内地收购来的象牙、牲畜和皮革等换取欧洲商人的珠子、黄铜和衣服。佩迪人有时也派遣自己的商队到沿海去，与德拉戈阿湾的欧洲商人直接联系。除象牙交易外，他们还将帕拉博普瓦出产的金属物品用来换取高维尔的农畜产品。对贸易商道的控制以及由此积攒起来的巨额财富，促进了佩迪社会权力的集中和国家的形成。18世纪末，以马拉顿家族为核心的佩迪王国已基本建立，它拥有庞大的中央权力机构。其下包括若干臣属于马拉顿家族的酋长国，国王对属国拥有广泛权力，国王法庭是各酋长国的最高上诉法庭。国王处理土地纠纷，通过婚姻纽带（国王的姐妹和女儿嫁给各臣属酋长）加强臣属关系。酋长国下面包含若干规模不一的村社；村社以下又包含若干拥有自治权的家族公社（Kgoro）；正在茁壮成长的个体家庭则构成了部落社会的最小细胞。在这一系列阶梯之上高踞着佩迪国王。依靠层层隶属的牢固纽带和中央统一机构，佩迪王国在图累尔统治下政局安稳，国防巩固，在后来的迪法肯战争中成为中流砥柱，越战越强①。 与佩迪王国毗邻的文达王国，位于索特潘斯山北麓，滨临林波波河，向来被视为恩戈尼人和苏陀人的“化外之邦”。它与津巴布韦的绍纳人有深远的历史联系，但在语言和文化上又受苏陀人的强烈影响。文达人开采墨西拿铜矿和索特潘斯南坡的铁矿，但冶炼和贩运金属制品则由伦巴人担任。伦巴人没有自己的社会政治组织，大多生活在文达人或绍纳人社会里，曾受穆斯林文化的薰陶。 南苏陀人主要包括福肯人、特洛科人和昆纳人，分别居住在卡利登河的东南、东北和上游河谷。这些地区原系科伊桑人住地，所以南苏陀人同科伊桑人素有交往，语言上也颇受对方影响，吸收了不少倒吸气音。近来考古发现证明，南苏陀人大概晚至17世纪才迁到高维尔的南缘。其社会政治结构的特点是高度分散。苏陀人抵达卡利登河流域后，迁徙群体便分布各地定居，有的结合成自治村社，有的成立较大的酋长国，但50—100人的村社是其基本形式。酋长、头人及其亲属构成村社的核心，村社允许收容一些无亲属关系的成员。酋长有权从虏获物中提成和收取贡物。其主要财富大半体现在畜群上，以牲畜贷给境况欠佳的村社社员，而把他们收容为扈从。酋长在宗教祭祀上也起主要作用。干旱气候使酋长注定扮演举足轻重的祈雨师角色，但在农事上他们也负责延请能人指导生产。村社头人遇有要事，都须同家族的长者或老人相商，或召开村民大会，村社民主制由此得以部分保持。各酋长国之间形成各式各样的隶属和依附关系。19世纪初最大的酋长国是特洛科，拥有数千部众，其他酋长国大半很小。苏陀人喜欢分家独居，动辄率众脱离，因此小邦林立。19世纪初，由于生态环境受到破坏，草场衰退，部落多在远地开辟牧场。酋长的年青儿子经常受命去管理这些牧场，他们便借此机会另建新村社。新村社远离中心，原部落鞭长莫及，新酋长大半成为独立首领。南苏陀人社会只要有剩余土地可以扩张、占用，就会不断发生分立。随着生态环境的恶化，其社会结构分散现象益趋严重，离心力普遍加强，因而一直未出现集权的国家。到迪法肯战争时期，南苏陀人部落成为最易遭受攻击的对象。 西苏陀人（茨瓦纳人）主要由赫鲁策人、北昆纳人和卡特拉人、罗朗人等组成。赫鲁策人的基地在齐勒斯特附近，18世纪初曾是最强大的茨瓦纳人酋长国，疆土从今日勒斯滕堡到皮拉内斯贝赫。居住在赫鲁策人东北的北昆纳人于18世纪形成两个较大的酋长国——恩戈瓦基齐和恩戈瓦托。恩戈瓦基齐在莫勒塔统治时期（1770—1790年）国势强盛，建都于石头城坎耶，18世纪末与赫鲁策人不断发生冲突。恩戈瓦托酋长国在马西巴统治时期（18世纪80年代）与昆纳王国发生战争，失败后迁往北方，在肖雄建都，90年代塔瓦纳即位后又继续北迁，在恩格米兰建立新酋长国。卡特拉人分裂现象更为严重，其中一支东迁成为佩迪人（属北苏陀人），另一支为特洛科人分布在南高维尔和西高维尔各地区。 罗朗人是茨瓦纳人的西支，17—18世纪在开普的西北和德兰士瓦的西南建国，兴建了许多著名的石头城，如塔翁（首府）、迪赛康，18世纪初在塔乌统治下国势强盛。塔乌专横残暴，许多部民纷纷逃离，18世纪末建立独立的特哈平酋长国。罗朗王国本身终于分裂为四个酋长国。特哈平酋长国与周围的科伊人部落如科拉、巴拉拉有许多交往，科伊人向特哈平提供劳动力，后者则向他们提供牲畜，建立畜群。西茨瓦纳人的社会结构具有一些显著的特点。酋长拥有很大权力，集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于一身，又操分配土地、安排每年轮茬农活、对外贸易等大权。由若干家庭公社组成的村社（沃德Ward）是单独行政单位，占有乡镇的一部分或单独形成乡镇，但它不是地理单位，其居民点、耕地、牧场并非互相毗连。村社的头人拥有广泛的权力，身份高贵，但最高权力仍握在酋长手中。酋长通过征收贡赋和敕命，使村社头人臣属于己。B·桑塞姆把这种酋长国说成是一种“部落庄园”①，实际上它们仍是一种非洲型的村社。 茨瓦纳人酋长国受自然环境的限制，都是小国寡民。德兰士瓦西部高原辽阔、单调而贫瘠，能为居民提供生活资料的自然资源十分稀少而且雷同，茨瓦纳人只好集中居住于一些仅能养活有限人口的小块土地上，不但各酋长国规模受到限制，而且相距遥远，这些都阻碍了大王国的形成。 1790—1810年，南部非洲连年干旱，造成耕地和牧地的短缺和争夺资源斗争的加剧。到1820年，几乎所有西茨瓦纳人的酋长国都卷入连年不断的战争之中。 正在此时，来自德拉肯斯山以东的冲击波在苏陀—茨瓦纳人的众多酋长国中引起了一连串反应。如前所述，1821年恩德万德韦军队进攻居住在纳塔尔西北部的恩格韦尼人的马蒂旺酋长，迫使他率众涌向居住在德拉肯斯山麓的赫卢比人住地。赫卢比人曾替恩格韦尼人看管大批畜群，见马蒂旺人败北，便企图吞没恩格韦尼人寄看的畜群。马蒂旺发动进攻，击败赫卢比人，杀其酋长姆蒂姆克胡卢。赫卢比余众一部分南逃进入南恩戈尼人地区，加入了芬果难民队伍；一部分留在原地，在迁往纳塔尔西部以前，一度并入祖鲁王国；另一部分在姆彭加齐塔率领下，翻越德拉肯斯山进入德兰士瓦的高维尔。1822年，恩格韦尼人尾随赫卢比人之后一度占领赫卢比人原居住地区，但不久发现自己成为祖鲁军的主要攻击目标，也相继翻越德拉肯斯山，进入高维尔地区。 与此同时，1821年，恩德贝莱人在姆齐利卡齐率领下，越过德拉肯斯山进入德兰士瓦东部。姆齐利卡齐是兹威德的外孙，属克胡马洛氏族。当恩德万德韦与祖鲁人交战时，他叛逃到祖鲁，成为恰卡手下一员大将，立过战功。其后，他因未按规定上缴足够的战利品而惹怒了恰卡，为免受惩罚，遂率部叛离，翻越德拉肯斯山西逸。 首先遭到赫卢比人攻击的是居住在德拉肯斯西麓重要隘口（今哈里史密斯一带）的特洛夸人。当时特洛夸人在女酋长曼撒蒂西统治下，她名义上代其幼子塞康耶拉摄政。赫卢比人将特洛夸人赶走。曼撒蒂西率众西迁，开始过流浪和征服生活。在此后两年中（1823—1824年），这两支敌对队伍不时相遇鏖战，但更多的是轮番劫掠卡利登上游的苏陀人公社。1823年，特洛夸人攻击莫舒舒的村寨，抢走大部分牲畜，却未能攻下其坚固的山寨堡垒，遂继续南下，直到奥兰治河畔，因河水上涨而受阻。1824年，特洛夸人回师北上，再次围攻莫舒舒的布塔布泰堡垒长达两个月，仍未能攻克①。特洛夸人在迁徙中过着双重生活。他们带上少量财物，赶着畜群，既收容沿途无家可归的流民，又不时打家劫舍，以补充给养的不足。1824年底，特洛夸人在卡利登河北岸的马拉本山筑石头城定居，塞康耶拉从其母手中接管了权力。安定的生活和牢固的防御，吸收了不少流离失所的难民前来归附。到19世纪30年代中期，塞康耶拉酋长国拥有14000名苏陀人、2000—3000名恩戈尼人②，其疆土远抵卡利登河。特洛夸人在迪法肯战争中不但顶住了战争毁灭的浪潮，而且因势利导，巩固和扩大了酋长国。 另外两支队伍都遭到了不幸的结局。赫卢比人再次翻越德拉肯斯山，被马蒂旺追踪。1825年，经过五天激战，赫卢比兵败，姆彭加齐塔被杀。赫卢比部落从此分别归附于恩格韦尼人、恩德贝莱人和莫舒舒部下。马蒂旺在卡利登地区称雄两年，直到1827年受到祖鲁军队再次攻击而南撤。1828年，马蒂旺率众进入南恩戈尼人地区，坦布人吁请开普殖民当局支援。恩格韦尼人受到坦布人、科萨人和殖民军组成的联军的进攻，在姆塔塔河附近的姆布霍隆波被打散，残众一部分归附莫舒舒，一部分成为芬果难民，一部分由马蒂旺率领返回祖鲁兰。不久马蒂旺被丁刚所杀，残部逃往斯威士兰。 以迪法肯为表现形式的部落兼并战争具有原始的残酷性和破坏性。赫卢比人、恩格尼人、特洛夸人和恩德贝莱人的劫掠队伍所经之地，造成相当大的破坏。居住在奥兰治河和瓦尔河之间的苏陀人公社几乎无一幸免。数以千计的居民四处逃散，或向北渡瓦尔河；或向西南在格里夸人（科伊人与白人的混血种）土地上暂获栖身之地；或进入南恩戈尼人酋长国；或迫不得已进入开普殖民地为白人农场主做工。在广大草原上，大半居民点化为废墟，畜群消失，耕地荒芜，不少地方白骨遍野。 这几支劫掠队伍的进攻，迫使德拉肯斯山以西广大地区许多酋长国的居民逃离居住地，汇入流浪、迁徙的人流。在流动过程中，他们往往既是被攻击者，同时也是攻击者。每个部落的流浪队伍，都按照攻击者和被攻击者力量对比的强弱，变换地扮演强者和弱者的角色。各部落卷入迪法肯战争的最终结局不外三种：或者酋长国一败涂地而彻底瓦解，部民各奔东西；或者促进了社会政治机构的巩固和集中，在原酋长国基础上形成了比较强大的王国；或者跋涉长途，迁到遥远异域而重建王国，或湮没于漫长征途中。 茨瓦纳人（西苏陀人）在迪法肯战争中历遭磨难，创伤深重，大多落到第一种结局。腊策布率领的富信人和恩克哈拉汉耶率领的拉科纳人是最早一批遭到赫卢比攻击的酋长国，他们渡过瓦尔河后又去攻击茨瓦纳人。富信人依次攻击了塞勒卡——罗朗人、克加特拉人、昆纳人、赫鲁策人和恩戈瓦基齐人。拉科纳人接踵而至，同样又把这些茨瓦纳酋长国蹂躏一遍。1823年，富信人和拉科纳人联合对南茨瓦纳的特哈平人的繁荣首府迪森康发动攻击。格里夸人骑兵出动支持特哈平人，赶走了联军。拉科纳人抢渡瓦尔河，淹死许多人，拉科纳酋长国从此湮没无闻。富信人继续往北撤退，被恩德贝莱人击败。 分居在高维尔东部的塞贝通的福肯酋长国和莫勒粲的巴通酋长国，在1822年分别遭到特洛夸人和赫卢比人的攻击。两国结成同盟，联袂北渡瓦尔河，进攻茨瓦纳诸酋长国（赫鲁策人、恩戈瓦基齐人等）。1824年，莫勒粲在进攻福肯人的莫洛波河战役中被击退，但仍在莫洛波河北岸进行劫掠。1829年，鲁莽的莫勒粲攻击恩德贝勒人屡遭败北，从此失去了军事强国地位，暂栖菲利普波利斯，后返回故土。塞贝通率领的福肯人，此后以科洛洛人而著称，也屡败于恩德贝勒人。为暂避其锋，他们于1826年径直北上，进入博茨瓦纳，1827—1828年劫掠北茨瓦纳人的恩格瓦托人和塔瓦纳人。其后，为追踪恩格瓦托人，他们又进入博泰迪河，被当地饲养的大批长角牛所吸引，遂定都达乌湖（1829—1831年）。1831年，他们向恩加米湖进军，征服了塔瓦纳王国，1831—1835年在恩加米湖畔定居。虽然最强悍的苏陀人引兵西去，但茨瓦纳人诸酋长国仍未能安宁。 与此同时，1823年威名显赫的恩德贝莱人进抵瓦尔河建立基地后，旋即进攻昆纳人和茨瓦纳人诸酋长国，迫其西迁。1825年至1826年初，他们的劫掠范围远至西北的莫洛波河，罗朗人首当其冲。1827年，恩得贝莱人放弃瓦尔河基地，窜犯马加利斯堡山，进攻西部的茨瓦纳人酋长国（克加特拉等）。1830年，赫鲁策沦为进贡国，一部分部落并入恩得贝莱社会。1832年，恩得贝莱人基地西迁到德兰士瓦西部的马里科河谷地，继续进攻茨瓦纳诸酋长国。昆纳人、恩格瓦基齐和罗朗人先后称臣纳贡，替恩德贝莱人服役，牧放畜群。茨瓦纳人的社会组织松散无力，各酋长国规模细小，散布在广袤的荒漠上，几乎未作任何努力去建立防御性的军事同盟。大部分茨瓦纳酋长国在迪法肯战争中幸存下来，但衰弱不堪，几年后陆续被北上的殖民主义势力轻而易举地征服。 北苏陀的佩迪人拥有比较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在迪法肯战争中越战越强。1820年图累尔去世后，佩迪王国九个王子争位，内讧迭起，防务松弛。1822年，姆齐利卡齐率领下的恩德贝莱军队在攻击富信人之后进入斯蒂尔普特河流域，击败佩迪王国。姆齐利卡齐的众多人马盘据佩迪国土达一年之久，耗尽当地食物和牲畜资源，严重破坏了佩迪的经济基础。诸酋长国竟相争夺日见稀少的资源，使佩迪的政治机构日趋解体。受命于危难之时的图勒尔幼子塞奎蒂，目睹山河残破、经济凋敝，毅然于1826年率众离别故土迁居他乡，重建王国。其后两年，塞奎蒂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或攻击四邻，或广结盟国收罗部众，扩大队伍。他将掠夺来的大批畜群分配给新近归附的部落，收揽人心。他与莫舒舒一样，不贪恋武力征服，重视基地建设，集中力量修筑山堡，巩固生产基地，吸引难民归附。1828年，他率众重返斯蒂尔普特河，并向索特雷斯山及其以西地区扩展，重建他在北部地区的霸主地位。到19世纪30—40年代，佩迪王国的力量和声威已超过迪法肯战前时期，使北上的殖民主义势力不敢对它轻举妄动。 恩德贝莱人在迪法肯战争中主要扮演攻击者的角色。姆齐利卡齐按恰卡军事制度建立起来的同龄军团勇猛善战，苏陀—茨瓦纳人望风披靡。但姆齐利卡齐却惧怕格里夸人和科拉人以火枪和骏马装备起来的骑兵。每次交锋，恩德贝莱人在火力上均居劣势，死伤狼藉，被夺走不少畜群。姆齐利卡齐只好乘夜幕下沉、敌方带着战利品撤走时，才敢发动反击，夺回畜群。1836年初，恩德贝莱在瓦尔河与侵入德兰士瓦的布尔殖民者的大迁徙队伍相遇。在以后两年中，姆齐利卡齐为捍卫黑人土地，与布尔人发生多次战斗（参见本卷第19章），互有胜负。1837年11月12日，恩德贝莱人被迫退出马里科谷地，分两股向北撤退。第一股由首相贡德瓦纳率领的主力包括王族的妇女和小孩，经德兰士瓦北部、渡林波波河，进入津巴布韦的马托波山附近的布拉瓦约一带①；姆齐利卡齐率领另一股人马取道西路，经博茨瓦纳的恩加米湖到达赞比西河南岸，而后折返南下，于1839年到布拉瓦约与贡德瓦纳会师。贡德瓦纳扎营于通巴尔山丘，等候姆齐利卡齐两个夏天，仍未见国王踪影，遂立其长子恩库路马纳为嗣君。姆齐利卡齐到布拉瓦约后闻讯大怒，杀贡德瓦纳及五大臣（“因杜纳”），王子恩库路马纳从此销声匿迹，成为历史疑案①。 姆齐利卡齐在伊尼亚蒂建都，重建马塔贝莱王国。他发现绍纳兰地区恩哥尼人影响颇大，兹旺根达巴迁往赞比西流域后，其女将尼亚玛朱玛留在该地继续统治。姆齐利卡齐娶尼亚玛朱玛为妻，双方军队合并，两支恩戈尼人又融为一体，王国疆土扩大。姆齐利卡齐对毗邻地区恩威并重。他与东邻尚加人和睦相处，对绍纳人则无情吞并，将其适龄青年悉数纳入同龄兵团。各被征服民族融入北恩戈尼人后，逐渐形成马塔贝莱族。它包括三个不同语言和文化的居民集团：北恩戈尼人（从祖鲁兰带出来的），苏陀—茨瓦纳人（从德兰士瓦高原吸收的），绍纳人（定居马塔贝莱兰后兼并的）。由于马塔贝莱人国家是作为征服外域广大领土的直接结果而产生的，这三个集团便逐渐形成具有不同身份的阶级：赞西集团（Zanzi）主要由讲恩戈尼语的人组成，武士和几乎全部朝廷重要官吏均从该集团中选任；恩赫拉集团（Enhla）主要由讲苏陀—茨瓦纳语的人组成；霍拉集团（Hola）主要由绍纳人组成，属社会最低层，有的成员身份接近奴隶。三个等级之间严禁通婚。赞西集团的显赫地位使其他两个集团竭力模仿其语言和文化，终于使整个马塔贝莱王国采用恩戈尼的语言和文化。包括绍纳人在内的臣民都把自己看作是马塔贝莱人。而恩戈尼人统治者也部分接受其被征服者的文化，成为罗兹维宗教遗产的继承人。 姆齐利卡齐效法祖鲁军事制度并加以发展。在马塔贝莱王国，军队组织就是国家组织，兵团所在城镇既是军事中心，也是全体居民的行政首府。也就是说，公社既是一个生产组织，也是一个军事组织，而这样的组织正是公社以所有者资格而存在的条件之一。同龄兵团的成员有严格等级，既从事征伐，也从事生产。适龄入伍青年属“马采采”级，主要从事放牧畜群；在战斗中未立显著战功的战士属“马卡卡”级；已立战功并恩允结婚的战士属“曼多多”级。但曼多多级的战士结婚后，继续与兵团屯驻的城镇保持联系，仍负有随时应召、重服兵役的义务。不仅如此，他们的儿子也成为驻扎在其父所属的兵团城镇上的同龄兵团的成员。于是，兵团成员逐渐成为世袭，同龄兵团制度从原先以年龄为准绳的制度逐渐朝着类似地方酋长制的制度演化。不过，适龄青年在同龄兵团中仍处于因杜纳管辖之下，而不是在传统酋长管理之下。他们从小经受严格训练，在没有证明他们已血染枪头以前不准结婚。马塔贝莱战士与祖鲁战士一样剽悍善战，他们穿一式戎装：黑驼鸟毛披肩，猴皮短裙，肘部、膝部和踝部都缚着白色牛尾，颈上插带翎毛，手持木柄标枪、圆头棒和牛皮盾。这支军队是林波波河以北赞比西河以南最强大军队，在19世纪末以前一直卓有成效地捍卫着津巴布韦国土免遭殖民势力的入侵。 塞贝通率领的科洛洛人在恩加米湖暂短定居以后，1835年一度企图往西海岸进发①，遇阻未成，便向北迁移。1835—1836年，他们在利扬蒂（卡普里维）逗留两年，于1836年渡赞比西河，定居于卡富埃河与赞比西河的汇合处。不久，他们遭马塔贝莱人进攻。在科莫洛击败马塔贝莱人后，遂向西迁，沿赞比西河上游左岸上溯，进入巴罗策兰的洛兹王国地区。在新故乡，科洛洛人两次遭到尾随而来的马塔贝莱人的进攻，一次受到盘踞该地的恩哈巴部队的攻击。塞贝通教导科洛洛人在河水泛滥的平原、沼泽地区迅速学会驾驭独木舟的技术和熟悉地形的本领。依靠这两项技术优势，他们打败了恩哥尼人的所有进攻。他曾将恩哈巴部队诱入河心一座孤岛，把敌人饿得骨瘦如柴，不战而胜。恩哥尼名将恩哈巴也中计淹死于赞比西河中。 1838年，塞贝通乘赞比亚境内的洛兹王国老王穆兰布瓦去世、诸子争位的时机，轻而易举地征服该国。洛兹人一部分酋长逃往北部。塞贝通统治洛兹王国（巴罗策兰王国），施行民族和睦政策，获得很大成功。他娶洛兹妇女为妻，遇事与洛兹长老协商，保留洛兹人的更高级的社会组织。科洛洛文化与洛兹文化由此互相融合。塞贝通引进躯体庞大的南方牛取代赞比亚的劣种牛，促进了畜牧业的发展。洛兹王国疆土扩展到整个汤加高原，东边远至维多利亚瀑布。1851年利文斯敦到达洛兹王国，看到的是一个井井有条的社会①。同年，塞贝通因伤致死，其子塞克莱图继位。他放弃了民族和睦政策，促使民族矛盾趋向尖锐。1864年塞克莱图死后，爆发了争夺王位的内战。苟全于北方的洛兹王朝后裔在北部起事，推翻科洛洛人的统治，恢复旧王朝，然而“洛兹”的名称却消失了，出现的是“巴罗策王朝”，居民仍讲苏陀语方言。科洛洛人近30年的统治在赞比亚南方留下了显著的痕迹。家庭奴隶制仍是洛兹人社会生活中的突出特点。科洛洛的武士一般不劳动，而役使奴隶从事农业劳动和家务劳动。奴隶大多来自贡纳或掳掠他族人民。这种社会制度一直维持到19世纪末。
六、巴苏陀王国的形成和莫舒舒一世的励精图治 在迪法肯战争中崛起的最强大的国家是巴苏陀王国，它的创立者是莫舒舒（1786—1870年）。战前，他是昆纳人在莫科特利的一个村社头人。据说，年轻时他就具有领袖的性格和远见卓识的能力，有机会受到莫纳亨人著名酋长莫洛米的直接教诲，立志要当伟大的酋长①。莫舒舒所具备的素质使他在群雄逐鹿中最能适应国家形成时期苏陀社会的需要。 莫舒舒在迪法肯战争中以善于选择地形、坚持防御、屡次化险为夷而名闻逻迩，并因审时度势、运用妥协和斗争相结合的策略、团结广大苏陀人而赢得声望。1823—1824年，莫舒舒在布塔布泰两次击退了特洛夸人的进攻，但攻守之中也暴露了该地区的弱点：地域狭窄，缺乏转圜之地，难以屯粮，致使坐受围困的部民缺粮挨饿。1824年，他率领部民南下，迁往卡利登谷地的塔巴博修。该区山顶平坦广阔，宽两英里，牧草优良，雨量适中，周围峭壁耸立，易守难攻，是极佳的天然防御堡垒。莫舒舒在此屯兵养民，凭借天险与敌周旋。守备固若金汤，从未被攻克。 莫舒舒多谋善断，对于来自德拉肯斯山以东的强悍尚武的敌人（北恩戈尼人），他极力避其锋芒，保全自己力量，并充分利用敌方矛盾，从中获利。1826年马蒂旺在卡利登河称霸，对莫舒舒勒索不已。莫舒舒熟谙地施展远交近攻、以敌制敌的策略，向远方恰卡纳贡称臣，引为奥援，并挑唆恰卡说，马蒂旺从中作梗，阻碍其向祖鲁纳贡。1827年，恰卡发兵惩罚马蒂旺，击溃其主力。同年7月，莫舒舒乘马蒂旺兵败之际，发动进攻，取得决定性胜利，从此解除了这股北恩戈尼人盘踞卡利登的心腹之患。莫舒舒还善于避免多方树敌，以争取更多的和平时间发展力量。恩德贝莱人是最令苏陀诸部望而生畏的强敌。1831年3月姆齐利卡齐率饥饿之师进攻塔巴博修，目的是劫掠畜群以解枵腹之危。莫舒舒率军坚决堵击。苏陀人以雪崩似的落石和阵雨般的投枪，击退了恩德贝勒人的数次猛攻。损失惨重的恩德贝勒人被迫撤退。军队刚刚启动，莫舒舒派遣使者带来几头肥硕的公牛到阵前慰问。使者对恩德贝勒人说：“莫舒舒向你们致敬。他料想是饥饿把你们领到敝土，敬送贵军几头牡牛，聊供回程充饥。”①这种“一笑泯恩仇”的慷慨行动，感动了恩德贝勒军队，此后他们再也没有进攻过莫舒舒的军民。莫舒舒凭借天险和巧妙的斗争策略，多次避免强敌袭扰，赢得宝贵时间，在塔巴博修发展农业生产，增加玉米产量，繁殖牲畜，积贮剩余粮食，大大增强了经济实力。在苏陀—茨瓦纳人的十几个酋长国中，只有巴苏陀酋长国在战乱中不仅保存了畜群，而且增加了牲畜数量，因而对饱受战乱之苦的班图难民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吸引力。 在群雄割据初期，军事力量比莫舒舒强大的苏陀人酋长国数以十计，但他们都未能以武力统一诸部落。在灾荒连年、兵连祸结的时代，许多拥有实力的苏陀人酋长国几乎都变成掠夺成性的团伙，失去了成为民族凝聚核心的资格。唯有莫舒舒领导的莫科特利酋长国高举苏陀族团结的旗帜。他坚决打击那些劫掠成性的部落，在击败这些部落清理畜群时，凡发现有夺自其他部落的牲畜，便立即挑出奉还原主。他严饬部下不得无端掠夺毗邻牲畜，一有发现立即勒令交回，不得隐匿。1829年以后，莫舒舒连惩罚性的劫掠也停止了，把主要力量放在内政改革和发展生产上。这样，他在塔巴博修附近地区整顿了迪法肯战争所造成的混乱不堪的社会秩序，创造了一个基本上可以进行正常生产的和平环境。 当群雄沉湎于报复性征伐和劫掠之时，莫舒舒广施怀柔宽宏政策，招徕了大量部民。有一个名声不好的酋长马卡勒莱投奔莫舒舒，部下大多反对接纳他。莫舒舒力排众议，主张收留他，并说：“谁也不得欺侮一个无家可归的过路人，即便他犯了错误。”①莫舒舒心胸宽广，不记前仇。昆纳人一个老酋长马基瑟曾同莫舒舒为敌，屡有冒犯，后在困境中被莫舒舒属下酋长国所俘。莫舒舒惩事不惩人，自己拿出18头牛把马基瑟赎出。1824年，卡利登流域大饥荒，曾出现食人的悲惨景象。莫舒舒的老祖父皮特在从布塔布泰向布塔博修转移时，因年迈掉队被腊科仓的饥民掠食。后来，他们被莫舒舒部下俘获，部民要为皮特报仇，主张将他们全部杀死以祭奠老酋长，完成“洁墓”的礼仪。莫舒舒考虑到苏陀人口因战乱已经猛减，反对滥杀，但又不能违背习俗，于是便想出主意，下令杀一头牛，把牛肉剁碎贴在腊科仓人身上，算是替皮特“洁墓”而免其一死，从而保存下一批劳动力。莫舒舒这些宽宏明智的做法，给当时社会上仇杀成性的恶浊氛围注入了清新文明的气流，声望日隆。各地难民络绎不绝前来布塔博修投奔莫舒舒。巴苏陀酋长国人口从19世纪20年代初的几百人增加到1834年的25000人，其中仅1833—1834年就有12000人从西部地区前来归附，到1848年增至90000人，1865年已达150000人②。卡利登流域的十几个酋长国纷纷归附莫舒舒，承认其最高宗主权。19世纪30年代初，巴苏陀酋长国已发展为名副其实的巴苏陀王国，建都塔巴博修，其疆土北自卡利登河源头、南迄北阿利瓦尔、西起塔巴恩丘、东部囊括整个莱索托高地。它所管辖的酋长国有昆纳、福肯、巴通、卡特拉、富锡、罗朗、科拉、格里夸、恩戈尼等十多个。 巴苏陀王国与各酋长国的关系建立在一种独特的马菲萨制度（Mafisa）之上①。莫舒舒王族拥有大量牲畜和卡利登河畔大片沃土。莫舒舒按马菲萨制向各酋长国提供苏陀社会的基本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牲畜和土地，各酋长则依附和效忠于莫舒舒国王，并缴纳贡赋。酋长国若要解除其对巴苏陀王国的隶属关系，则必须交回所借的马菲萨牲畜和耕地。由于迪法肯战争打散了许多按血缘关系组合的旧部落格局，新酋长国多是来自各部落的难民依地缘关系重新组合而成，因而莫舒舒羁糜他们的马菲萨纽带是异常牢固的。与此同时，莫舒舒还不断以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的势力，以婚姻纽带来加固诸酋长国同他个人的关系，扩大个人的影响。他娶各酋长之女为妻。1833年他有33个妻子；随着王国版图的扩大，到1864年，他的妻子已多达150个。 但是，19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布尔殖民者和英国殖民者逐渐侵入卡利登流域。巴苏陀王国既要消除群雄割据势力，又要抵抗外来殖民侵略，为此莫舒舒进行了一系列内部改革。 莫舒舒首先巩固国防，加强中央集权。当时特洛夸的塞康耶拉仍雄踞西北，不时劫掠，威胁着王国安全。1853年，莫舒舒调集大军，彻底打垮特洛夸酋长国。为加强中央集权，控制要害地区，莫舒舒把王国分成三大区，派王族子弟驻藩治理。1833年，他派长子莱蔡和莫拉波偕巴黎传教士（顾问）驻守莫里贾；派其兄弟波苏理、莫哈勒镇守南边奥兰治区；自己驻守塔巴博修区，掌握中央全权。对于鞭长莫及的边远移民区，他则给予充分的自治权。为削弱地方酋长势力，莫舒舒打击巫师势力，制订《惩治巫术法》，规定将任何以巫术杀人者处死，从而使酋长无法通过巫师借刀杀人、滥施权势。 1859年9月6日，莫舒舒公布《贸易法》，其施用范围远超出一般贸易，实际上是一部涉外土地法。它除规定外商需经莫舒舒批准方准入境以外，明确规定禁止外国人在巴苏陀王国从事农耕和占有土地。法令庄严宣称：“凡我土地无寸土属白人所有；我亦不欲授寸土予白人，无论口头上抑或见诸条约”①。巴苏陀王国严格执行以上规定，杜绝白人在王国境内占有任何土地。 其次，莫舒舒大力加强军事力量，他为此而进行的军事改革比恰卡更为彻底。他对苏陀战士的武器进行更新，把旧式的标枪、刺矛和棍棒等冷兵器换成近代火器。1830年，莫舒舒从科纳人手里获得第一批枪支，深知其威力。为获得大批枪支弹药，他让大批苏陀青年到开普殖民地做短工，用工资购买枪支带回本土。为打破殖民者1851年禁令②，他鼓励武器走私，从私商那里购得大批枪支。他聘请欧洲工匠，帮助修理枪支和生产武器弹药。这几项有效的军备措施使苏陀王国火器数量在短期内大幅度增加，部队装备基本上近代化。为建立骑兵部队，莫舒舒引进马匹，带头勤奋学习骑射③，迅速训练出一批善于骑射的苏陀骑兵。为解决马匹来源不足，莫舒舒又主持试验，培育出一种适于山地作战和运输的巴苏陀良种马。为配合骑兵作战，莫舒舒还实行战术革新。在1852年抗英战争中，巴苏陀王国仅骑兵就出动6000名。1858年同布尔人作战时，莫舒舒麾下已拥有10000名配有滑膛枪和来福枪的战士④。 渴求知识的莫舒舒通过法国传教士，把欧洲文化引进巴苏陀王国。1833年，首批三名法国传教士来此，帮助建立欧式学校，创造了以拉丁字母拼写的塞苏陀书面语，许多苏陀人学会了读和写。1836年，第一部用塞苏陀语写的书籍出版。传教士教苏陀人缝制棉布衣服，建造欧式石房，种植新农作物和采用欧洲耕作方法（牛轭犁耕）和人工灌溉等。农业生产由此获得显著发展，巴苏陀农民成为出口小麦和玉米的生产者；国内仓廪充实，存粮可供数年食用。 莫舒舒励精图治的改革，增强了巴苏陀王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加速了它成为一个统一民族国家的进程，在19世纪中叶的南部非洲影响深远。 ①祖鲁语称为“姆法肯”（Mfecane）；苏陀语称为“迪法肯”（Defaqane），又译“利法肯”。本书在德拉肯斯山以东称其为“姆法肯”；以西称为“迪法肯”；泛称用“姆法肯”。 ①M.Wilson＆L.Thompsoned.，AHistoryofSouthAfricato1870（《到1870年的南非史》），Oxford1982，p.78· ②维尔Veld，南非阿非利卡语，为草原之意，特指既未耕种过又无密林的开阔地；“甜维尔”指生长甜牧草的草原。甜维尔（Sweetveld）区生长着全年甚至干旱时期都有营养的禾草如红草，适于饲养牲畜；酸维尔（Sourveld）区的禾草在生长的早期富含营养，但生长三个月以后所含蛋白质和矿物质急剧减少，木质素和纤维素含量升高，牲畜吃了不好消化，不爱吃。 ①在1635年前玉米可能已由葡萄牙海难者带到东海岸。一说从聪加人地区引进。TheOxfordHistoryofSouthAfrica（《牛津南非史》），vol.1，p.109. ①D.Robinson＆D.Smithed.，SourcesoftheAfricanPast《非洲史料》，London1979，p.8. ①F.Cameroned.，AnIllustratedHistoryofSouthAfrica（《图说南非史》），Gohane【请使用文明用语】urg1986，p.117. ②TheCambridgeHistoryofAfrica（《剑桥非洲史》），vol.1，p.7. ①马特塞布拉：《斯威士兰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8页。 ②恩戈尼人实行严格的外婚制，而属于恩戈尼语系统的恩瓜内人却宁愿实行姑表和舅表婚制，斯威士人中皇太后的崇高地位与其说是恩戈尼人的传统，毋宁说是苏陀人遗风。 ①关于丁吉斯瓦约的游历，恩戈尼民间有多种传说。有说他曾到过开普殖民地，回乡时骑马挎枪，但都缺乏可信的根据。 ②TheCambridgeHistoryofAfrica（《剑桥非洲史》），vol.5，p.324. ③一种把男性少年生殖器前端包皮割去的仪式。按照这种习俗，施行割礼后的少年便步入成年人社会。 ①M.Fortes＆E.E.Evans-Pritcharded.，AfricaPoliticalSystems（《非洲政治制度》），Oxford1950，pp.31-32. ①高维尔（Highveld）是指草地或海拔1200米以上的高地；低维尔（Lowveld）是指灌木地或海拔在600米以下的地表；中维尔（Middleveld）介于两者之间。 ①据传公牛角阵最早是罗兹维人和伦加人采用的阵势，北恩戈尼人是从他们那里学来的。 ①据库普曼考证，丁吉斯瓦约在流落兰吉尼部落时，就认识年青的恰卡。Cameron，op.cit.，p.119. ①各团分别用黑牛、白牛、花牛、黄牛的皮制造盾牌，以资识别。祖鲁战士的服饰更别具一格，极富色彩。成年男子头上缠一块水獭皮头巾（里边填满了灯芯草籽或干牛粪），巾前插着一根三英尺长的羽翎，两块猴皮从头巾下垂到两颊，其上部缀满了剥去羽管的羽毛，显得既轻盈又明亮。脖子上挂着一串由木片缀成的项圈，这是勇敢的标帜，凡在战场上杀死一个敌人则串上一木片，串满为止。战士的手臂和腿上缠绕着公牛或母牛的尾巴。胸前交叉着两根绳子，绳子用6英寸长半英寸宽的香猫皮和猴皮精巧地拧在一起（没解过此绳的人会以为这是从动物身上割下的、抽去椎骨的尾巴）。围在腰间的服饰是用同样方式制作的，只是长可及膝。一件服饰通常要用上15—20张皮，有的甚至用上50或60张皮，价值可观。祖鲁男人服饰上的尚武表现，在东南非洲各部落中首屈一指。Fynn，op.cit.，pp.283-286. ①老兵按祖鲁语称为“阿马温贝”（amawombe）；战士称为“乌杜宾德兰古”（udubintlangu）或“伊津波赫洛”（izimpohlo，单身汉兵团）；新兵称“伊津蒂兹瓦”（izintizwa）。 ①G.B.Peiresed.，BeforeandAfterShaka（《恰卡当政前后》），Grahamstawn1983，p.43. ②I.Schaperaed.，WesternCivilizationandtheNativeofSouthAfrica（《西方文明和南非土著》），London1934.p.23. ①S.Marks＆A.Atmoreed.，EconomyandSocietyinPre-industrialSouthAfrica（《前工业化时代南非的经济与社会》），Londou1980，p.114. ①F.N.C.Okoye，Dingane：AReappraisal（《重评丁刚》），inJournalofAfricanHistory，no.2（1969）. ①意为乞讨者。 ①兹旺根达巴北渡赞比西河那一天正赶上日蚀，据此推算出其渡河的准确的日期（英国时间为11月19日）。 ①G.W.Stow，TheNativeRacesofSouthAfrica（《南非土著人种》），London1905，p.417. ①Parsons，NewHistoryofSouthernAfrica（《新编南非史》），London1982，p.38. ①W.D.Hammond-Tookeed.，TheBantu-SpeakinhgPeoplesofSouthernAfrica（《南部非洲班图语族》），London1974，pp.142-147，251. ①T.Arbowsset，ANarrativeofanExploratoryTourtotheNortheastoftheColonyoftheCapeofGoodHope（《好望角殖民地朔方探险旅行记事》），1852，pp.85-86. ②R.Edgecombe认为，到1833年塞康耶拉的部民已达24000人。Cameron，op.cit.，p.112. ①恩德贝勒人北渡林波波河进入津巴布韦以后，就不再称恩德贝勒人，而改称马塔贝勒人。 ①一说是被秘密处死。 ①传说塞贝通要到大西洋岸的鲸湾向欧洲商人购枪。 ①D.Livingstone，MissionaryTravelsandResearchesinSouthAfrica（《南非传教旅行和考察》），London1858，pp.89-92. ①莫洛米教导他，要成为伟大的酋长，一是权力不能靠法术得到，勇气才是法术；二要解救危难的人；三要与许多妇女结婚以扩大影响。参见埃伦伯格：前引书，第185—187页。 ①G.Backhome，ANarrativeofaVisittotheMauritiusandSouthAfrica，1844（《访问毛里求斯和南非记事》），inSourcesofAfricanPast，p.53. ①埃伦伯格：前引书，第189页。 ②P.Sanders，Moshoeshoe，ChiefofSotho（《苏陀人首领莫舒舒》），London1975，P.70.P.Maylam，AHistoryoftheAfricanPeopleofSouthAfrica（《南非人民史》），Newyork1986，p.115. ①原始的马菲萨制盛行于南班图人中，它是原始公社制度下贫富分化现象的一种表现，同时也是公社制度对贫富分化现象自我抑制的一种手段。富者（酋长等）把马菲萨牲畜租给或贷给公社贫穷社员使用（可随时收回），条件是使用者必须对所有者效忠。 ①G.Thealed.，TheBasutolandRecords（《巴苏陀兰档案》），vol.2，pp.536-537. ②1851年，英国禁止在奥兰治河管辖区内向土著居民出售武器弹药。 ③南部非洲无野马。斑马虽属马科，产于开普山地，但不能驯为骑乘或使役。因此，苏陀人在1828年前尚未见过马。他们第一次见到人骑马，视为怪物，大感惊诧。 ④A.Atmore＆P.Sanders，SothoArmsandAmmunitionintheNineteenthCentury（《19世纪苏陀的武器和弹药》），inJournalofAfricanHistory，no.4（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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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10-12 03:5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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