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7.7"七七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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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日军的对峙中，一名29军战士在阵前摆出蔑视敌人的姿势。三分钟后他被敌人击中。
日本侵略者自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侵吞我国东北后，为进一步挑起全面侵华战争，陆续运兵入关。到１９３６年，日军已从东、西、北三面包围了北平（今北京）。从１９３７年６月起，驻丰台的日军连续举行挑衅性的军事演习。
１９３７年，驻华日军悍然发动“七·七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日本开始全面侵华，抗日战争爆发。
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夜，卢沟桥的日本驻军在未通知中国地方当局的情况下，径自在中国驻军阵地附近举行所谓军事演习，并诡称有一名日军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北平西南的宛平县城（今卢沟桥镇）搜查，中国守军拒绝了这一无理的要求。日军竟开始攻击中国驻军，中国驻军第２９军３７师２１９团奋起还击，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当华北战事一天天扩大的时候，１９３７年８月１３日日军又在上海发动了进攻。宛平城的枪声掀开了全民抗日的序幕。
七七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为实现它鲸吞中国的野心而蓄意制造出来的，是它全面侵华的开始。全面侵华，在中国建立殖民统治，是日本帝国主义长期推行的方针。
日本早在明治维新时期，在确立近代天皇制的同时，迅速走上了扩张侵略的军国主义道路，并制定了以中国、朝鲜为主要侵略对象的所谓“大陆政策”。本世纪初叶，日本于日俄战争后取代俄国，在中国东北扩大殖民势力，屯驻关东军，设立殖民机构“南满铁路公司”，把东北作为对中国殖民扩张的基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利用西方列强无暇东顾，极力扩大对华侵略，出兵山东，胁迫袁世凯接受日本妄图鲸吞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把侵略魔掌伸向中国内地。一次大战后，日本企图通过加紧掠夺中国、朝鲜和其他亚洲国家，摆脱政治、经济危机，在１９２７年的“东方会议”上对侵略中国问题进行了精心策划。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日本对我国东北发动突然袭击，３个多月就占领东北全境。翌年日军进攻上海（一二八事变），并攻占大片华北土地，威逼平津，又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在华北搞所谓“自治运动”，妄图长期占领这些地区。１９３６年日本制定的总体战略计划——“国策基准”出笼后， 卢沟桥上的中国守军
日本举行了一次“将官”演习，向参加演习的将官交代了全面发动侵华战争的战争部署。此后，日本增兵中国东北，抽调精锐部队关东军进驻平津一带，频繁举行军事演习进行挑衅，伺机挑起战争。１９３７年７月３日，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向日本政府提议立即给中国以打击，随即于７月７日发动了“芦沟桥事变”（即“七七事变”）。７月９日，中日双方交战部队曾达成口头停火协议。但同时，日本乘机从中国东北和朝鲜抽调２万多军队和百余架飞机投入华北地区。７月１７日，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制定了《在华北行使兵力时对华战争指导纲要》，日本政府决定动员４０万兵力，妄图用武力灭亡中国。
七七事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通电全国，号召中国军民团结起来，共同抵抗日本侵略者。全国各族各界人民热烈响应，抗日救亡运动空前高涨。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被迫于７月１７日在庐山发表谈话，宣布对日作战。
中国人民经过８年的流血牺牲、艰苦抗战，终于在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赢得了民族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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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沟桥事变和全国抗日战争的开始

卢沟桥事变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在北平西南的卢沟桥附近，以军事演习为名，突然向当地中国驻军发动进攻。中国军队奋起抵抗。这就是卢沟桥事变，又称“七七事变”。全国性的抗日战争从此开始。

7 月8日，中国***发表抗日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把日本侵略者驱逐出中国。17日，蒋介石发表谈话，表示准备抗战。但是，国民政府仍幻想通过谈判和平解决。日军向平津发动全面进攻，中国军队顽强抵抗，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以身殉国。北平、天津相继失陷。

　　卢沟桥事变爆发以后，长辛店的工人，冒着枪林弹雨赶赴宛平①前线修筑防御工事。战地的农民，出粮草，修道路，抬伤员，送弹药。北平学生联合会、华北各界救国会等20多个团体，组织募捐团、慰劳团、救护队和宣传队，开展各种抗日工作。大学教授也发表宣言，支持中国军队的抗日行动，并要求国民政府出兵抗日，保卫平津。日军进一步扩大侵略战争。7月27日，日军向北平南苑一带展开猛烈进攻。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以身殉国，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在突围中壮烈牺牲。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1937年8月13日，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上海，威胁南京，企图迫使国民政府投降。中国守军奋起还击，这就是八·一三事变。国民政府被迫实行对日作战。根据国共两党协议，在西北的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②，由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南方八省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③，由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9月下旬，国民党公布了中国***提交的国共合作宣言，蒋介石发表了承认中国***合法地位的谈话。这样，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

　　中国***的四项保证：

　　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④。
　　二、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三、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
　　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
　　　　　　——《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1937年7月15日，中共代表周恩来等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蒋介石，强调“在民族生命危急万状的现在，只有我们民族内部的团结，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宣言》提出发动全民族抗战、实行民主政治和改善人民生活等三项基本要求，重申中国***为实现国共合作的四项保证。17日，周恩来、博古、林伯渠等同蒋介石在庐山谈判。双方达成将在陕北的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在国民党统治区若干城市设立八路军办事处和出版《新华日报》等协议。接着，八路军各部队先后出师抗日，同国民党军队并肩杀敌。按照团结抗日的原则，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改称陕甘宁边区政府。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实际上承认中国***的合法地位。中共《宣言》的公布和蒋介石谈话的发表，标志着国民党政策的转变。毛泽东在《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中指出，“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

　　淞沪会战和徐州会战　1937年8月，为了打退日军对上海的进攻，国民政府组织淞沪会战，先后调集40多万军队参加战斗。蒋介石兼任总司令⑤。广大官兵英勇抵抗日军的进攻。这次会战，中国军队打死打伤日军6万多人，粉碎了日本侵略者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11月，日军占领上海，淞沪会战结束。

　　9月5日，日军为打通长江沿线，调集30多艘军舰到吴淞口，用排炮猛烈袭击中国守军宝山阵地。驻宝山县的500多名中国士兵与敌人展开巷战，激战两昼夜，全部壮烈殉国。10月下旬，日军进攻上海市区，国民党军队被迫从市区撤退。副团长谢晋元奉命率800战士坚守上海四行仓库，掩护主力后撤。他们孤军奋战四昼夜，给敌人以重大杀伤。11月，日军援兵从杭州湾登陆。中国军队腹背受敌，被迫全线撤退。

　　日军侵占上海以后，向国民政府首都南京进攻。12月，南京失陷。国民政府迁往重庆，把重庆作为战时的陪都。

　　1938年4月，日军企图夺取徐州，打通津浦铁路交通。国民政府派李宗仁指挥徐州会战。在八路军、新四军和人民群众的配合下，中国军队歼敌1万多人，取得台儿庄大捷。这是抗战以来取得的最大胜利。

　　但是，国民政府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的片面抗战路线，无力阻止优势敌人的疯狂进攻。太原、徐州等地相继失守。10月，广州、武汉也被日军占领。中国丢掉了华北、华中大片领土。

　　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立　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实行全面抗战的路线，即人民战争的路线。1937年8月，中国***在陕北洛川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党的中心任务是：动员全国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会议还决定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在国民党统治区发动抗日的群众运动。会议还通过了毛泽东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要点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全国军事的总动员，全国人民的总动员，改革政治机构，抗日的外交政策，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改良人民生活，抗日的教育政策，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抗日的民族团结。

　　洛川会议指出：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在于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国民党实行的只要政府及其军队参加、不要人民参加的片面抗战路线，包含着极大的危险性，必然招致严重的失败。由于存在着这种弱点，在今后的抗战过程中，可能发生许多挫败、退却、内部的分化、叛变、暂时和局部的妥协等不利的情况，***及其领导的民众和武装力量，应该站在斗争的最前线，使自己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

　　1937年9月，八路军在山西平型关东侧，全歼日军1000多人，，取得抗战以来第一次大捷。它粉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斗志。

　　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先后在华北、华中、华南建立起许多抗日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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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人	抗日根据地名称
聂荣臻	晋察冀
贺龙　关向应	晋绥
刘伯承　邓小平	晋冀豫　冀鲁豫
陈毅	苏南
张云逸	皖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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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日战争中，日军兵力不足，在大片沦陷区中实际上只能占领城市和交通线，而敌后广大农村和小城镇是他们统治的薄弱环节。国民政府在这些地区原有的统治机构已经瓦解。除少数汉奸外，各个阶级包括地主阶级在内都要求抗日，敌后抗战有着雄厚的群众基础。敌后农村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不怕敌人封锁，这些都是中国***领导人民军队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和坚持敌后抗战的有利条件。

　　在各抗日根据地，中国***领导人民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组织群众武装，使根据地日益发展壮大起来。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敌后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抗击着大量日军，严重地威胁着敌人的后方，也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的作战。

　　那时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所在的陕甘宁边区是全国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指挥中枢和总后方。延安是中共中央所在地。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先后开办了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等学校，培训大批干部。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的爱国青年冲破艰险，跋山涉水，奔赴延安，又从延安把革命的火种带向四面八方。

　　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最初是依托山区进行的，后来逐步向平原地区发展。到1938年10月，八路军和新四军同日军作战1600余次，毙伤俘敌5.4万人。人民踊跃参军，八路军发展到15.6万人，新四军发展到2.5万人，敌后的抗日游击战争出现了新的局面。

　　注释：

　　①卢沟桥属宛平县。
　　②八路军，全称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来，按抗战战斗序列编为第十八集团军。
　　③新四军，全称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
　　④这里是指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
　　⑤淞沪会战开始时，先由冯玉祥任司令长官，9月21日起由蒋介石亲任总司令长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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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到“七七事变”



“九一八事变”激发全国军民的愤怒，要求政府立即对日宣战，不应继续被动挨打。图为西北一座城镇中，一名爱国志士呼吁中国人抵抗侵略，争取独立自由
国民政府的“内忧”和“外患”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侵华战争，制造了民国以降，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直接出兵占领中国领土的先例。刚刚完成形式上统一的国民政府在建立伊始，就面临着外族入侵。中华民族的生存开始陷入空前的民族危机。
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对日本侵略的最初反应是“不抵抗”，并要人民保持“镇静”，对抗日运动进行压制。在东北沦丧引发的全国抗日怒潮中，人民更加迫切要求国民政府放松或放弃对内的高压政策。而在国民党内部，反蒋派趁机倒蒋。在各种反蒋势力逼迫下，蒋介石不得不宣布下野，新上台的孙科政府却没有能力推行有效的统治，导致国民党各派陷于分裂。
与此同时，中国***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多次粉碎了国民党的“围剿”，苏区面积迅速扩大。国民政府背后，两广的军事政治力量也在同蒋介石的中央政府作军事对抗。如何保持国民党统治？如何处理对日关系？采取何种对日政策？这些迫切问题，成了蒋介石和当时处于危机中的中国统治集团最大的难题。在处理内政外交，特别是对日政策的基本原则上，蒋介石提出一个理论:“攘外必先安内”。
1932年1月11日，蒋介石第一次下野尚未复职时，在奉化溪口发表《东北问题与对日方针》的讲话，提出为人诟病的“三日亡国论”，表示“不可轻言绝交宣战”，中国只能作“外交之抗争”、“经济之抗争”，但“不订丧权割地之条约”，同时防止“不逞之徒”乘机“倾覆政府”。否则“如果对日开战，三天就要亡国”。但1月下旬，蒋汪通过交易刚刚共同执政，就遭遇日本发动的一二八事变。蒋介石不支持十九路军抗日，并不惜屈辱签订《淞沪停战协议》，执行的正是“溪口讲话”的精神。从此“攘外必先安内”作为国民政府的基本政策，蒋介石对此表示:“民国21年（1932年）‘一二八’淞沪之战，共匪乘机扩大了湘赣粤闽的‘苏区’，就在瑞金成立所谓‘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并且开辟了豫鄂皖区、鄂中区、鄂西区与鄂南区，相互联系，包围武汉。其扰乱范围遍及于湘赣浙闽鄂皖豫七省，总计面积至20万平方里以上，社会骚动人民惊慌，燎原之火，有不可收拾之势。这时候朝野人士看清了国家面临此两个战争，为了挽救着严重的危机，又一致要求我复职，继续承担困难。我乃于淞沪停战之后，宣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攘外必先安内”
1934年4月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部长羽英二发表谈话，表示日本是中国的保护国，日本要排挤英美等国的在华势力，实行独占中国。
1934年秋天，经蒋介石口授，由陈布雷执笔，写成题为《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的长文，以徐道邻为名发表在1934年12月的《外交评论》上，阐述了蒋介石对日中关系的基本态度。1934年7月，蒋介石在庐山军官训练团发表题为《抵御外辱与复兴民族》的长篇讲话，主要阐述了在“攘外必先安内”国策下对日作战的战略设想。对国民政府对日本的妥协，蒋介石甚至引用“一战”中列宁力排众议与德国言和的往事，以证明对日本妥协退让的理由:
“以现在的情形来看，他（日本）只要发一个号令，真是只要三天之内，就完全可以把我们中国要害之区都占领下来，灭亡我中国！”“所以现在这时候，说是可以和日本正式开战，真是痴人说梦！”在1935年1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虽仍不放弃妥协的主张，表示“和平未到完全绝望的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绝不轻言牺牲”。
在一次又一次地对日退让和签订丧权辱国协定的同时，国民政府却加紧对中国***和红军及其革命根据地的不断“围剿”。国民政府几乎所有的重要军事建设，目标并非日本，却直指国内:1933年10月9日，蒋介石电令限期完成赣浙、赣鄂、赣湘、赣粤、赣闽五大公路，以利于“剿共”。1932年6月，军事委员会颁发陆军师暂行编制表，统一各师编制，全国48个军，96个师。1934年12月，依照全国编成60个师为标准，暂定3年至4年编练完成;并先后拟制了5年、3年和4年的空军建设计划，以“援护地面部队剿共作战”。
1934年，国民党全力对***中央苏区进行的第五次“围剿”，此时中国***内部左倾冒险主义掌权，“反围剿”陷入重大失利。在蒋介石大军的逼迫下，***中央和中央红军被迫长征。对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来说，1934年是胜利在望的一年。红军的实力和根据地损失惨重，而在追击红军的过程中，国民政府一举接管了原来实际上处于军阀割据的西南。“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似乎看到了成功的曙光。
步步进逼的日本
然而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四省后，却未能给国民政府所谓“安内”的机会。对于“九一八”后日本侵华造成的中日间一系列问题的处理，蒋介石提出了“四不”外交方针，即“不绝交，不宣战，不讲和，不订约”，然而日军的侵略步伐并没有因为已经吞并了东北而停步。就在蒋介石致力于围剿红军的同时，日军不断向南向西扩张。
1933年1月，日本侵略军攻占榆关（山海关），2月占领热河，3月向长城发起进攻。国民党的爱国官兵出于民族义愤、自发起来抵抗，发起长城抗战。然而面对部分国民党军队自发的抵抗，国民党中央政府却没有实际的支持。3月9日，蒋介石到达保定，与宋子文、张学良晤商抗日问题后，仅抽调中央军3个师的兵力组成第17军北上应付。结果悲壮的长城抗战仅两个多月即全线放弃。1933年5月31日，国民党政府与日本签订《塘沽协定》，规定中国军队撤退至延庆，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对东三省及热河等地的占领，为日本打开了华北门户。
1935年6月27日，国民党政府与日本签订《秦土协定》，规定取消察哈尔省内一切国民党机关，国民政府第29军撤退，成立察东非武装区，担保日本人在察省的自由活动。日本实际上控制了察哈尔省。
1935年7月6日，国民党代表何应钦在日本的多次逼迫之下，无奈以含混不清的非正式方式，复函了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提出的要求，以一种全然非正式的敷衍方式承诺了日军对中国主权的无理要求，取消在河北省的党政机关，撤退在河北的一切驻军，严禁在河北的抗日活动。这样，连蒋介石也承认:“华北实已等于灭亡。”日本在1935年秋策动的“华北自治”，进一步威胁了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国民党内部反对对日妥协的势力逐渐增长。当时国民党元老胡汉民指责说:“这三年间的所谓外交，都是出卖民族利益的鬼把戏。从东北之沦陷到华北之败破，再到整个中国之被钳制，这是所谓南京外交的成绩。”
***提出“抗日救国”
就在红军长征之时，日本通过“华北事变”，控制了华北大部分地区。有人这样描述1935年底的时局:“爱国有罪，冤狱遍于中国;卖国有赏，汉奸弹冠相庆。”对于华北事件迫使中国陷入的空前民族危机，如何能够挽救民族危亡，联合尽可能多的力量进行抗日民族战争，成为中国***面前最紧迫的任务。
1933年1月希特勒在德国的掌权，对苏联形成了威胁。为苏联对外政策服务的共产国际逐步提出了“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口号。1934年7月l日，季米特洛夫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信中，提出共产国际七大的议程之一是关于统一战线问题。与此同时，他在给斯大林的信中主张将统一战线作为共产国际七大的中心议题。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1934年11月14日写信给中共中央，要求中共中央在抗日反蒋口号下，积极主动地联合统治阶级内部反日反蒋派别。“只要是抗日的武装队伍，只要是有一点的可能，我们就要利用各种形式与他们建立统一战线共同抗日。” 1936年七八月间共产国际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决定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和反帝统一战线，这一事件对于当时的中国***根本改变“左”倾关门主义，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为参加共产国际七大做准备，《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这个通常被称为《八一宣言》的重要通告，在1935年8月1日，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国***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表，并于10月1日在法国巴黎出版的《救国报》上，对中国国内的抗日联合战线的形成起到了重要影响。“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经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八一宣言》明确表示，中国***愿意以“抗日救国”为准则，同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同胞联合抗日。为此宣言呼吁全国各党派、各军队、各界同胞，即使“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甚至处于“敌对行动”，为了救亡图存，都应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
宣言还表示“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红军的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有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动，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
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
《八一宣言》公布之时，中共中央正在长征的征途中，并未获悉宣言内容。但从华北事变民族危机加深的形势出发，中共中央已经开始考虑建立更加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1935年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不久，中共中央于当年11月13日发布《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明确提出中国工农红军愿同“一切抗日反蒋的中国人民与武装队伍”联合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当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张浩（林育英）回国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后，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以共产国际七大精神结合中国情况，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即在日本帝国主义正准备并吞全中国的局势下，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大祸， “只有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层的与上层的），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还指出，除工、农、小资产阶级要求抗日外，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富农和小地主，甚至一部分军阀，也“有采取同情中立以至参加的可能”。
此时面对日本在华北咄咄逼人的压迫，蒋介石对日态度也开始有所强硬。1936年7月13日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表示:“从去年11月全国代表大会以后，我们如遇有领土主权再被人侵害，如果用尽政治外交方法，而仍不能排除这个侵害，就是要危害到我们国家民族之根本的生存，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到这时候，我们一定作最后的牺牲。”
1937年7月15日，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沈钧儒等爱国人士发表了《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表示:“我们所希望的，中国***要在具体行动上，表现他主张联合各党各派抗日救国的一片真诚。因此，在红军方面，应该停止攻袭中央军，以谋和议进行的便利。”毛泽东于8月10日为此专门回信章乃器等爱国人士，感谢他们“善意的批评和希望”。同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召开会议，认为“在当前情况下，中国爆发任何内战都有助于日本强盗的黑暗勾当”，“现阶段一切都必须服从反日本法西斯军阀的战争”。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致电中共中央，转达了共产国际的意图，即“使蒋介石不得不同意抗日统一战线”，实行“联蒋抗日”政策。1936年7月的这三件事，使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从“抗日反蒋”，开始逐步转变为“逼蒋抗日”。为此***对国民党作出了一系列主动的姿态:
8月14日，毛泽东写信给宋子文，指出“当今寇深祸亟”，“救亡图存，惟有复归于联合战线”，“希望南京当局改变其对内对外方针”。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了《致中国国民党书》，坚决要求国民党把敌对的目标由国内转向日本侵略者，再次申明中国***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重新与国民党合作的诚意。9月17日，中共中央又作出《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决议》，指出，为了“推动国民党南京政府及其军队参加抗日战争”，“有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国口号的必要”。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1936年“二二六”兵变后，日本已经完成了法西斯独裁统治和准战时体制。日本军部已制定了周密的1937年全面侵华的作战计划，并以大量增加在中国驻军，开始频繁的战前部队演练。大规模的侵华战争迫在眉睫。此时红军抗日先锋军渡过黄河，东进抗日，却遭到蒋介石先后派遣的10个师的堵截。在蒋的命令下，令东北军等部向陕北根据地进攻。同年5月26日，国民党政府任命陈诚为晋陕绥宁边区剿共总指挥，并以重兵调往潼关洛阳等地，逼迫东北军、西北军加紧向陕北根据地进攻。
就在此时，国民党军将领白崇禧于6月1日宣布“抗日救国”。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和国民党西南执行部，也决议吁请国民党对日抗战，史称“两广事变”。在收买分化广东陈济棠部后，蒋介石迅速调集50万大军对广西进行包围，企图一举消灭桂系。为避免内战，刘斐作为广西代表，于8月中旬前往广州，与蒋介石商谈和平解决办法。“委座说要安内才能抗日;广西方面说，只要委座领导抗日，则内自然安。如果为了要安内，自己打来打去，岂不是替日本帝国主义造机会，而自速其亡吗？”对于刘斐的质疑，蒋介石回答说:“我之安内，就是为了准备抗战。”
然而在中共的努力下，红军此时已经与受蒋之命在西北进攻红军的东北军和西北军部队达成一致，从战争状态转变为“三位一体”的团结，形成了西北联合抗日的局面。1936年10月15日，中共单方面发布了停战命令，停止对国民党军队进攻，宣布仅在被攻击时实行必要的自卫。然而10月22日在平定“两广事变”后不久，蒋介石于12月4日亲率陈诚等十几名军政要员飞赴西安布置“剿共”，表示“政府决贯彻戡乱方针”，颁发对红军的总攻击令，并对多次向蒋介石建议“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张学良、杨虎城表示:“无论如何，此时须讨伐***”，如若违抗“剿共”命令，则将东北军调往福建，将第十七路军（西北军）调到安徽。在12月12日颁布的第6次总攻红军令中更是明确，如张、杨两部违令，将解除其武装。
在劝说蒋介石停止内战、对外抗战无效的情况下，张学良、杨虎城于1936年12月12日对蒋实行“兵谏”，扣留了蒋介石及其高级随员十几人。“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国***迅速确定了和平解决的方针，并应张学良、杨虎城的邀请，派周恩来、叶剑英等人赴西安谈判，最终迫使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等6项条件，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西安事变的爆发是如此突然，甚至连日本也在震惊和茫然之下，对国民政府保持了短暂的平静时期。而对于中国国内，许多人欣喜地看到了全面抗日的希望:“‘双十二事变’后，蒋回南京，全国军民团结一致，知识分子之抗日情绪高涨，纷纷要求政府抗日，政府知道如果再忍，将丧失全国之军心与民心，乃毅然决然宣布抗战。”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
为了尽快地实现国共合作，一致抗日，在西安事变后国内和平的新形势下，中国***中央于 1937年2月10日专门致电正在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五项要求。并作出重大让步，表示如果国民党将上述五项要求定为国策，“***愿保证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方针;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特区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国民党此次中央全会通过的决议，实际上接受了中共的建议。
在内战已经停止的革命新阶段下，中共全国代表会议在1937年5月指出，中共在新阶段的任务是“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其中争取民主是中心的一环。“没有民主，和平就不能巩固，抗战也不能实现。”为解决两党如何具体实现合作和共同抗战，从1937年2月到7月，中国***代表同国民党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南京进行多次谈判，谈判内容涉及红军改编、边区政府、国共合作的组织形式和两党合作宣言等问题。蒋介石在谈判中坚持，中共应交出军队和根据地以实现所谓“和平统一”。与此同时，国民政府仍在进攻南方红军游击队，并在苏州审判“七君子”。国共两党在实现合作和共同抗战的主要问题，直到1937年7月初，仍未达成协议。
对于日本来说，国民政府试图统一全国的作为，乃是对日本侵华政策的最大威胁。西安事变后的中国似乎处在平静的台风眼中。然而暴风雨终于来临。1937年的两场战争，终于对行将破茧、却步履蹒跚的国共合作之路，起到了“最后一根稻草”的作用。
1937年7月7日，日本驻华北军队在卢沟桥向中国军队发动进攻，揭开了日本全面侵华的序幕。8月13日，日军在南方开始大举进攻上海，国民政府被迫在次日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继华北之后，国民党统治的中心京沪地区也开始受到日本的直接进攻。
1937年8月中旬，中共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终于同蒋介石等就发表中共宣言和改编红军问题，在南京举行第5次谈判。国民政府终于同意，将在陕北的中央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了争取抗战胜利的全面抗战路线。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主力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开赴华北抗日前线。10月间，又将在南方8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开赴华中抗日前线。在中共的催促下， 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9月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终于实际上承认了***的合法地位。至此，中国***领导和推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在多年民族危机和矛盾的累压后，在最后关头终于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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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佟麟阁

1937年7月28日，北平大战开始。时任国民党29军副军长的佟麟阁将军率部不畏强敌，奋勇抵抗。日军倚仗武器装备的优势,将29军切成数段，分割包围。中国军队处于各自孤军作战之境地。部队在敌人炮火和飞机的狂轰滥炸下，损失惨重。佟麟阁与132师师长赵登禹誓死坚守阵地，指挥29军拼死抗击。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当佟麟阁奉命向大红门转移时，途中再遭日军包围。在组织部队突击时，佟麟阁将军不幸壮烈殉国，时年45岁。
将军殉国后，毛泽东在延安高度评价佟麟阁等国民党抗日将领，称赞他们在执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神圣任务中光荣地壮烈地牺牲了”，他们“给了全中国人民以崇高伟大的模范”。
不久前，笔者来到了北京市丰台区时村，采访了当年目睹佟麟阁将军牺牲的乔德林老人。这里记述的是乔德林、高洪锡和佟麟阁将军的儿子佟兵对将军殉国最后时刻的回忆。
已82岁的乔德林老人目睹了佟麟阁将军牺牲的场
“战死者光荣，偷生者耻辱。荣辱系于一人者轻，而系于国家民族者重。国家多难，军人应当马革裹尸，以死报国。”这是佟麟阁将军在一次军事会议上表示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慷慨誓言。这一誓言在1937年7月28日这一天成为将军殉国的明证。
那天凌晨，日本军队突然从东、南、西3面向驻南苑的国民党第29军部队发起空中和地面进攻。佟麟阁率领200名训练员战士准备撤回北平。这些训练员战士基本上由当时的学生组成，武器装备较少，无作战经验。佟麟阁完全可以不管这些学生一个人先走，但佟将军认为他们有知识，是未来的栋梁，遂决定率领其中一部分突围回北平。
部队跨过凉水河时，发现通往永定门的大路被日军封锁，在向东寻找通往左安门道路的途中又与日军遭遇。佟麟阁只好率部向北进入时村，但就在如今北京市丰台区的时村，部队遭到了日机的扫射和日本陆军的阻击。
今年82岁的时村村民乔德林老人亲眼目睹了当时佟麟阁将军牺牲的场面。7月28日上午，时村以南的九龙山遭到日机的轰炸。九龙山有29军的工事。那里发生了激烈战斗。时村也发生了中日两军的战斗。日本兵占据了村庄，在房顶上布设火力点向南边青纱帐里的29军扫射，仅乔德林家房顶上就架着两挺日军机关枪。
而此时乔德林躲在自家院里挖的地洞中，他在洞里都能听到外边当当当的枪声。当时机枪子弹壳顺着房脊哗哗地落到他家院里，有的还掉进了地洞里。
枪打了有一两个小时。随后，伪保长带着日本兵在村里挨家搜寻29军官兵。日本兵走了以后，乔德林去查看了自家的庄稼和菜地。
时村东头偏南有一条南北向的土道，周围都是庄稼地和坟地，庄稼地主要种棒子(玉米)，还有高粱和蔬菜。当时乔家地里的棒子齐刷刷都被机枪扫射打倒了。
由北向南延伸的时村土道在中段与由西斜向延伸过来的土道交会。两条土道的交会处自然形成了一块三角地。三角地界内是乔德林家的菜地——山药架。种山药要搭架，山药架有一人多高。乔德林发现山药架旁，有一具血肉模糊的尸体。乔德林上前看了一眼。他一瞅就觉得死者是个当官的，而且脖子上戴着一条明晃晃的项链似的东西，当时还有一个卫兵藏在山药架里护卫着他。
这时村里有个姓黎的地痞，人称“麻头”。他胆子大，伸手从将军的衣服里把那个看似项链的东西拉了出来，结果是一块怀表。当时他要从尸体上摘下这块怀表，那个卫兵出来制止了他。正是这块怀表，确认了佟将军的身份。

高洪锡回忆说，佟麟阁将军被敌机扫射两次中弹
这名卫兵叫高洪锡，是佟将军的贴身警卫。据高洪锡回忆说：“为了减少撤退中的伤亡，佟麟阁将军决定在南苑通往北平的要道大红门附近掩护队伍。敌机还在不断地沿公路轰炸。我们撇开公路循小路分散行进。抵达大红门后，佟麟阁立即下令：不论哪个部队撤退的士兵，都要统一编组，凡是军官都出来指挥，组织起来，统一撤退，并在大红门东边的土山上设置了瞭望哨，观察各部队的行动。午后1时许，我们正准备起身去北平，两架敌机突然飞来，向我们疯狂扫射。佟麟阁将军当时被射中腿部。我们劝他退下。他执意不肯，说：‘个人安危事小，抗敌事大。’后来他又被射中。这时我和王树勋赶忙上前扶住佟麟阁将军，只见他腹部鲜血直流，额头大汗淋漓，双眼紧闭，一句话也说不出。我打算扶他到附近的青纱帐里包扎一下，然后再去北平，可是只走了十几步，他就停止了呼吸。”
高洪锡回忆中说佟麟阁将军是被敌机扫射中弹而死的。地点在设置瞭望哨的大红门东边的土山附近。大红门东边的土山即九龙山，九龙山附近的青纱帐即为南顶村、时村的庄稼地和菜地。佟将军牺牲的准确地点因见证人都已故去，现已很难确定。
高洪锡回忆说：“我们抬着佟麟阁将军的尸体设法送回北平，刚要行动，几架敌机又来轰炸扫射。没办法，我们只好把将军的尸体暂时隐藏起来。稍后我只身一人钻进青纱帐，跑回北平报信。第二天红十字会出车把佟麟阁尸体运回北平家中。”对于将军遗体的隐藏地点，在高洪锡的回忆录中没有说明，但是乔德林老人的回忆却提供了准确地点，即时村土道三角地乔德林家菜地——山药架。
据佟麟阁次子佟兵回忆说，高洪锡到家中报信时带回的遗物中，有一块怀表。这不是一块普通的怀表，是一块会打点报时的怀表。由这块怀表可以对证隐藏在乔家山药架里的遗体正是佟麟阁将军。
佟麟阁的儿子佟兵说：“柏林寺方丈出于对父亲抗日爱国的敬慕，冒着杀头的危险，坚守了9年寄柩的秘密。”
据佟兵回忆，当高洪锡拿着这块怀表见到我母亲时说父亲住院了。母亲问他怎么连怀表你都带回来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只好告诉母亲说父亲牺牲了。当时我们听到父亲牺牲的消息时，感觉天已经变了。
“七七”事变开始后，父亲驻守南苑军部一直未回过家。他曾经托人将所佩项链捎回家交给母亲留念，以示誓死报国的决心。不想父亲果然身先士卒，慷慨赴死。
第二天，我们家联系到唯一可以自由出入城的红十字会。红十字会派了一辆汽车去时村接回父亲的遗体。乔德林老人说当时汽车停在南顶路过不来。村民用排子车将佟麟阁遗体抬上汽车运回城。那些在时村阵亡的29军的官兵由村民们集中掩埋在时村土道两侧。
据佟兵回忆说，父亲的遗体拉回来之后放在花园的一间房子里。当时父亲满身是血，血肉模糊。母亲一看就晕过去了。把母亲搀走以后，嫂嫂、姐姐给父亲洗身上，整理好后换上便装，装点起来。这些情况在我们孩子心中，是永远都忘不了的。
晚上大约10点，佟兵跟着母亲趁着夜色扶着父亲的灵柩离开了家里，经过慎重考虑，把父亲的遗体藏在北京市雍和宫附近的柏林寺。当时寺中方丈出于对父亲抗日爱国的敬慕，冒着杀头的危险，坚守了9年寄柩的秘密，直到抗战胜利后国葬于香山。
1945年后，北平市政府将南沟沿改名为佟麟阁路，以示纪念。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市人民政府对北京香山脚下蓝涧沟的佟麟阁烈士墓进行了多次修缮。
69年过去了，对于佟兵来说，父亲当年的谆谆教导——“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要以诚恳态度对人、负责态度任事”、“见富贵而生谄容者最可耻，遇贫穷而作骄态者贱莫甚”让他至今不忘。他说：“父亲其实完全可以不牺牲。现在想起来，他有点求得一死、舍身成仁的意味。”
69年过去了。对于乔德林老人来说，当时曾架着机关枪的老屋早已被一排气派的高层住宅所取代，曾经的山药架变成了几间卖建筑砂石的平房，但老人和时村的村民至今依然传诵着佟麟阁将军和29军官兵为国捐躯的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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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民革命军在卢沟桥抵抗日寇(组图)

手握大刀片的29军士兵

中国军队炮兵一部

“七七事变”时守卫在卢沟桥的中国军人

战斗在卢沟桥的中国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

“七七事变”后，中国军队沿长城开赴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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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91岁侵华老兵来华谢罪 卢沟桥上下跪忏悔(图)

2005年5月19日，日军侵华老兵91岁的本多立太郎跪在“七·七事变”的发生地卢沟桥上，他身旁站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馆长王新华和《我认识的禁止讨论政治话题兵》作者方军。

　　本多作为侵华士兵1939年8月驻扎在江苏金坛县，期间，在上级命令下曾杀死一名中国军队战俘。“但是，并不能因此而说自己没有罪行，我毕竟亲手杀死了对方。”本多说，他想找到那位战俘的亲属，“当面诚心诚意地谢罪”。
　　本多立太郎自1986年2月开始在日本各地进行侵华战争忏悔演讲，至今已有1027次，听众累计18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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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沟晓月 乾隆御题的汉白玉碑 北京卢沟桥
	卢沟桥上姿态各异的石狮子	卢沟桥上姿态各异的石狮子	卢沟桥上姿态各异的石狮子

[导语]　 我是一只石狮子，在这座叫卢沟桥的桥头站了八百多年，和我在一起的还有五百位兄弟。
　很久很久以前，我见过一个叫马可波罗的外国人经过桥头，他好奇的眼神我一直记得。再后来石桥的主人换了两次，拖着长长辫子的人们消失后不久，有一天在桥上响起了枪声，
　我看见一群人拿着大刀冲上了桥头，他们的血在呼啸的子弹、闪光的刺刀里溅上了我的脸，那天离今天正好七十年。

抗战老兵崔金品：91岁 上桥时年龄：17岁 籍贯：河南周口项城 崔金品[28票]	抗战老兵赵金典：82岁 上桥时年龄：22岁 籍贯：河南驻马店市西平县 赵金典[24票]	抗战老兵孙敬生：93岁 上桥时年龄：21岁 籍贯：天津 孙敬生[19票]	抗战老兵张可宗：88岁 上桥时年龄：18岁 籍贯：河北南皮县 张可宗[22票]

抗战老兵李鸿斌：87岁 上桥时年龄：23岁 籍贯：山东德州 李鸿斌[16票]	抗战老兵马步先：88岁 上桥时年龄：18岁 籍贯：河北冀县 马步先[22票]	抗战老兵韩立才：96岁（资料图） 上桥时年龄：26岁 籍贯：河北盐山县 韩立才[19票]	抗战老兵刘钧铭：94岁（资料图） 上桥时年龄：24岁 籍贯：四川 刘钧铭[25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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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兵明显营养不良,都看见肋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