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18]清宫档案揭秘之雍正这一生

风云万里

康乾之间的雍正
  提起康乾盛世，人们都知道，那是清朝的鼎盛时期。康熙、乾隆这两位皇帝的丰功伟绩也备受赞扬。然而，康乾之间还有一位皇帝是雍正，对于这位皇帝，历来的评价却是褒贬不一。

　　那么，雍正究竟是怎样的一位皇帝？他夹在康乾盛世中间，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要实实在在地认识雍正，最好的办法就是细细解读雍正档案。笔者近十几年来，曾对雍正朝三万多件档案通一梳理编辑。这巨量的原始秘档，或是御笔写就的朱谕，或是口授承写的旨令，更多的是详加批点的密折，一函函，一件件，均出自雍正，缘于雍正。透过这数以万计的雍正档案，我们看到，雍正皇帝的为人治世有着其显明的性格特征，这就是高扬务实，大力反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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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朕生平最憎‘虚诈’二字”(1)
  雍正，是清朝入关后的第三位皇帝。他的父亲康熙，可以说是雄才大略，平定三藩，统一台湾，稳定边陲，为大一统的清王朝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是，康熙在晚年，由于“太平盛世”而滋长了政宽事省的思想，这时期他处理朝政的原则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由此，在朝野上下的官僚队伍中，虚诈、迎合、粉饰、浮夸等种种腐败之风严重泛滥，已经直接威胁着“盛世”的存亡。于是，惩治腐败、整顿官场风气的重担就落在了雍正的肩上。
　　纵观雍正执掌朝政的十三年，可以说，他是以务实精神治天下的。雍正刚一即位，便针对腐败衰颓之风进行了坚决地惩治与清肃。他直截了当地告诉文武百官：“朕生平最憎‘虚诈’二字”，“最恶虚名”。一“憎”一“恶”，鲜明地表达了他对虚伪、欺诈等腐败风气的批判态度。
　　１．“只可信一半”
　　虚假不实的奏报，在封建官场上比比皆是。因为有那么一种所谓巧于仕宦的官员，往往能通过弄虚作假吹拍阿谀而获得那些好大喜功的君王的赏识，从中捞到好处。然而，这一套在以务实精神治天下兴邦国的雍正皇帝那里，却是行不通的。　　且看这样一种有趣的现象。在清代，官场上流行着这样一种陋习，各省文武官员刚刚到任时，几乎都是极力地述说当地的吏治如何地糟，等过了几个月，就一定奏报说，通过雷厉风行地整顿，情况已如何地好转，以此显示自己的才干和政绩。对这类奏报，雍正说见得太多，都看得厌烦了，他毫不客气地指出：“只可信一半。”
　　对大臣奏折中的浮夸成分，雍正总是毫不客气地明确指出，并进行尖锐批评。雍正四年（１７２６）七月，巡视台湾的监察御史索琳上折说：台湾地方官兵严加操练，精益求精，可保海疆万载升平。看了这一言过其实的奏报，雍正警告说：凡事最重要的是务实，不欺不隐才算良吏，“粉饰、迎合、颂赞、套文陋习，万不可法”。主管河南山东一带黄河河道的总督朱藻曾奉到雍正这样一则谕训：地方上一点小事，“何用如此夸张”，你的奏报往往是虚浮不实，“朕甚不取”，“一处不实，则事事难以为信也”。雍正告诫百官，虚假奏报将会失去皇上日后的信任。
　　浮夸粉饰，在有关雨雪水旱农业收成的奏章中问题尤其突出。对此类失真奏报，雍正每每透过夸夸其谈的文字游戏挤出其中的水分。雍正二年（１７２４），河南巡抚石文焯奏报说，全省各州县的蝗虫灾害已扑灭十之###。雍正通过查问河南的其他官员，察觉到石文焯的奏报不是实情，于是尖锐地批评石文焯说：如果不是你在欺骗皇上，就是你本人被下属欺骗了！可是，这个石文焯老毛病难改。他调任甘肃巡抚之后，依旧故伎重演。雍正四年（１７２６）夏天，甘肃大旱，七月下了一场小雨，石文焯赶紧奏报说：已是丰收在望，这都是皇上敬天爱民的结果。雍正看了很不耐烦，挥笔批道：“经此一旱，何得可望丰收？似此粉饰之言，朕实厌观。”雍正就是这样，一眼就能看出谁在说真话，谁在拍马屁，对拍马屁的人总是很不客气。
　　雍正对笼统含糊的奏章也不放过。雍正十年（１７３２）四月，直隶总督刘于义奏报说，所属地方三月份雨水充足。雍正览后批评他“所奏甚属含糊”，“不明不实”，指示他日后将各州县雨水情况细加分别上报，不可一笔糊涂账。同年闰五月，江西巡抚谢旻有两个折子，一个说冬雪颇足，春雨亦调；一个说麦收情况不如往年。雍正仔细看过批复道：既然雨水一直充足，麦收为何减产，二者必有一处不实，着明白回奏。
　　雍正厌恶虚套形式，对地方官员进呈“瑞谷”，他多次下谕禁止。雍正十年（１７３２）秋，广东新宁县产有两株一茎两穗的稻谷，海关监督毛克明专折呈报，雍正批评他：朕屡有谕旨，凡是嘉禾瑞谷，既不必进呈，也不用奏报，你为何专务此等虚而不实之事？
　　清代从中央到地方的大小官员，无不存在着欺上瞒下的虚假劣习。为杜绝官场上的欺瞒互骗，雍正反复提醒内外大员，凡事要躬亲办理，不可轻信属员下手。雍正三年（１７２５）秋，湖北沔阳遭受水灾，巡抚法敏将分设篷厂煮粥施赈之情奏报，雍正告诫他：“此等事只要勤实办理，万不可听信属员下役之欺隐。”清代刑罚，法律上没有明文规定的，多比照旧案，由于案例灵活多变，办案人员便可随意比附，稽查档案的书吏接受请托、收受贿赂后，往往是断章取义，或删去前后文词，只摘中间数语，或避重就轻，随手高下。针对这种弊端，雍正谕令刑部衙门，一切“稿案”由司员“亲自主稿”，以免被书吏造假欺骗。
　　２．怒斥“附合”与“迎合”
　　当康熙晚年，清政府的朝中大员官僚习气相当严重，这些人身居高位，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对皇帝指令商议的事件，文武大臣们往往一味附和，并不拿出主见，很难看到直言详议据理力争的场面。雍正在藩邸生活四十余年，对朝臣这种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甚至连钟都撞不响的苟且偷生恶习看得十分清楚，他刚刚即位不久就颁发谕旨，严加整饬此风，他毫不客气地指出：现今朝中九卿大员坐班，每当商议事件，往往是“彼此推诿，不发一言”，有的假装打瞌睡，有的海阔天空地闲谈，等到需要拿出主意的时候，便鼓动一两个新来的科道官员发言表态，然后大家便“群相附合，以图塞责”。似此朝臣议事，何益之有？雍正指令朝中重臣，商议事件务要各抒已见，不得观望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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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朕生平最憎‘虚诈’二字”(2)
    雍正认为，官场上流行的八面讨好、圆滑世故的习气最为可恶，指出这种劣习实为“国家之大蠢，妨政败俗莫此为甚”。训导文武大员做官要有骨气，要果敢刚直。雍正四年（１７２６）六月的一天，雍正将在京的文武大员召到勤政殿，训谕说：现查朝臣所议定事件，大多并不合情理，究其原因，不外乎“议事理中各怀私心”，其身为王子者，以现有众臣，我等不必先说；那些刚提升的大臣，又以现有老臣，何需我等班门弄斧而闭口不言；而资历深厚的老臣，深知枪打出头鸟，自己不拿意见，最后还落得个“从公议论”尊重别人的美名。为彻底改变这种彼此观望的劣习，雍正宣布，即日起将议事的亲王大臣分为三班，凡遇应议之事，分头酌议，每人都拿出自己的意见，最后，如果所议意见相符一致，就照这一意见定稿启奏；若是意见不完全一样，由诸位大臣另行商议。“如此，不但不致互相推诿，而且亦各能出其主见。”雍正试图建立一种分班议事制度，让议事者必有所言，不得不言，从而使投机者失去附和的机会。
　　善于搞迎合把戏的朝臣，除了对皇上的话不敢说半个不字外，还想方设法地讨好皇上，但这种人在雍正那里却往往讨个没趣儿。山东兖州知府吴关杰曾奉到一道谕旨，内容是令他实心任事，为政勤慎。吴关杰把皇上的谕旨奉为至宝，先是“悬挂堂中”，朝夕瞻仰，后来又找工匠把谕训一字一字地刻在府衙大堂的屏门上。他把自己如何尊奉圣旨的举动详细奏报，说如此“时凛天颜于咫只，勿忘圣训于须臾，触目惊心，甚为有益。”极力想以此博得皇上的欢心。吴关杰甚至还请皇上命令各省文武官员，一律在大小衙门的屏门上刊刻谕旨，使圣旨高悬，举目皆是。雍正当即给吴关杰泼了一瓢冷水，教训他：你本不是什么超群之才，料理好你份内的事就足可以了，“此等迎合之举皆不必”，“此等多事朕皆不喜”。　　对臣工奏折中肉麻的称颂和不着边际的套话，雍正十分反感，每有这类折子送达御前，必遭严厉痛斥。雍正二年（１７２４）二月，广东巡抚年希尧奉到雍正一道口传谕令，教导他如何治理地方，年希尧写折子奏谢说，皇上所颁谕旨不仅周详备至，而且料事如神。雍正看后批道：“写来套话，何常有一句你心里的话。”雍正三年（１７２５）八月，福建学政黄之隽写折子称颂“皇恩浩荡”，雍正训斥他：“凡百只务实行，不在文字语言。颂圣具文，朕实厌览。”雍正毫不客气地郑告群臣，歌功颂德的套话空文“实听厌矣”。
　　借用好年景来称赞皇上的圣德，是乖巧臣工的又一迎合花样。雍正十年（１７３２）四月，署陕西巡抚马尔泰奏报地方雨雪情形，说仰赖皇上洪福，今春风调雨顺。雍正用朱笔在“洪福”二字旁画了一道线，批道：仰赖洪福，这类套话实在没味，朕已再三告诫内外百官不要做迎合虚文，已是口干舌燥了，你竟仍务此道，难道没长耳目吗？那些想通过美言赞词博取雍正欢心赏识的臣工，结果往往是适得其反，等待他们的是一番毫不留情的责骂。
　　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大臣自称“庸陋“、愚昧”，往往被看作是谦恭的美德，雍正却认为这是官员虚伪不实诿过卸责的空文。雍正五年（１７２７），安徽巡抚徐本在一件奏折上说，“臣深觉见识愚昧”，雍正在“愚昧”二字旁画了一道红线，批道：“此二字，朕深恶之，非由衷之言也。”有个叫刘应鼎的大臣，在升任四川布政使后写折子谢恩，说自己性情愚昧，见识短浅。看到这过分恭谦并不实在的话，雍正批道：“似此心口相违之空文，朕实厌而恶之。”在雍正看来，内外百官中，这种过分恭顺谦虚的言辞，没有一句是心里话，都是言不由衷的套话。雍正七年（１７２９）冬，陕西降雪，巡抚武格没有及时奏报。当皇帝追问时，武格回奏说“臣等愚昧，实难辞咎。”雍正用朱笔将“愚昧”二字划去，怒加训斥：朕深恶此等虚诈俗谈！若把你这个愚昧之人用为封疆大臣，那么朕的愚昧又怎样讲？还是诚实一些好，这样的空文再也不要有了！
　　清代官场上流行着这样一个术语，叫“名实兼收”。那么，究竟什么是“名”，什么是“实”呢？对此，雍正做了入木三分的解释：“所谓名者，官爵也；所谓实者，货财也。”他进一步指出：“今之居官者，钓誉以为名，肥家以为实，而云名实兼收。”这种名实兼收的官僚，品行似乎很公道忠诚，操守看上去也很廉洁无私，实际却是善于钻营者。他们对自己应尽的有关吏治民生的职责并不上心，专以逢迎上司为能，甚至暗通贿赂，私受请托，巧吞钱财，很是神通广大。结果，既捞到了实惠，又博得了美名，实在是名利双收。相反，那些“朴实无华，敦尚实治”的官员，却备受压抑和排挤，由于他们实实在在地奉公守法而吃不开，到头来钱财没得到，官位也升不上去，可谓“名实”皆无。面对这种吏治败坏的状况，雍正严加整顿，针锋相对地提出新的名实观，这就是：以百姓称颂为名，以奉公尽职为实。雍正要一改官场上的腐败观念，树立一种新风。
　　看到雍正严惩贪污受贿的官员，有人为迎合皇上，故作“廉洁”姿态，竟连正常的俸禄工资也不要了，想以此换取美名再升高官。对此，雍正很不以为然。他指出：凡事都有个度，哪有饿着肚子办公的道理，只要不欺不隐，不在分外谋财贪利，就是好官了。雍正说：“沽名邀誉，乃居官之大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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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朕生平最憎‘虚诈’二字”(3)
３．“做实在好官”
   雍正朝有个敢讲真话的御史叫李元直，雍正对他很赏识。一次，李元直递上一道奏折，他说：现今一些大臣为保全官位一味迎合，皇上认为可以，没有一个敢说不可以；皇上若认为不可以，则没有一个敢说可以。李元直进而直言，这种陋习在中央六部随处可见。讲这样的话，固然要有胆量，而听的人就更需要胸怀。雍正认为李元直“真实任事”，说中了要害，把他召入内廷面谈，还一起吃荔枝，鼓励他以后仍要“尽言毋惧”。
　　实心任事，是雍正对内外百官的根本要求，他颁谕给各省封疆大臣说：朕望天下总督、巡抚大员，“屏弃虚文，敦尚实政”。雍正二年（１７２４），福建巡抚黄国材在一件奏折内表示要“实力奉行”，雍正在这四字旁批道：“全在此四字”。雍正三年（１７２５），在给江苏巡抚张楷的一条朱谕中，雍正谈到：为官者要有所作为，“惟以实心行实政，重公忘私，将国事如身事办理”。在安徽按察使祖秉圭的一件谢恩折上，雍正更是直言训导，要他“做实在好官”。
　　雍正还为文武百官树立起“公忠诚勤，实心任事”的楷模。他所赏识的几位重臣，如田文镜、鄂尔泰、李卫等，都是以直言不讳、据实办事而得到特殊信任和格外擢用的。田文镜本是一个官位不高的内阁侍读学士，他引起雍正重视，是在雍正元年（１７２３）祭告华山回京复命时，他在皇帝面前把山西全省闹灾荒财政亏欠的情形一一如实奏报，雍正认为，该员“直言无隐”，“若非忠国爱民之人，何能如此？”遂加重用，调任山西布政使。在以后的几年时间里，官职累迁。田文镜受宠而不迎合，凡事直言，更被雍正看中。雍正七年（１７２９），朝中大臣商议，要在全国各州县的大乡村设立“讲约所”，每月初一召集农民宣讲《圣谕广训》，雍正批示“依议”，令各地推行。接到这一谕令，已任职河南山东两省总督的田文镜据实陈奏不同意见，说农事繁忙，按月宣讲，实在有所不能，而且各省乡村遍设讲约所，每年费用不下数十万，实属浪费。他建议在春仲、秋末、冬初农闲时酌情召民宣讲。在这件事上，田文镜不因《圣谕广训》是康熙大帝的圣训集锦，而把不能如期宣讲、难以持之以恒的实情隐瞒下；不因这件事经过朝臣商议已经得到皇帝谕准，而迎合顺从。可贵的是，田文镜以国是为重，坦抒已见，对皇帝已经批准的事敢于说“不”。而雍正欣赏田文镜，也恰是这一点。在田文镜的这一奏折上，雍正挥笔批道：“此奏可嘉处不胜批谕。”欣然采纳了田文镜的建议。
　　主管云贵广西三省军政要务的总督鄂尔泰，也是以“不计一身利害，大公忘我，致身于国”而得到雍正重用的。雍正八年（１７３０）正月，湖南巡抚赵弘恩与路经长沙的鄂尔泰面谈了四天，事后向雍正报告说，要效法鄂尔奏的居官为人。雍正训导说，要想学习鄂尔泰，当知道他的根本，鄂尔泰超过平常人的长处没有别的，只不过是“忠公二字”，“以种种名利是非心居官为人，而欲效法鄂尔泰万万不能”。雍正告诫臣工，鄂尔泰之所以深受朝廷器重，是因为他忠公务实，这是根本，要学就学他这一点。
　　深得雍正信任的浙江总督李卫，以严猛著称，他不苟同于官场积习，勇于任事，不徇私情，不避权贵，得罪了不少大官。这些人联名向雍正告状，雍正却说：李卫“粗率狂纵，人所共知”，但他却是“刚正之人”，朕赏识李卫，就是因为他操守廉洁，实心任事。
　　从这些被赏识的重臣身上，可以看到雍正着力提倡务实的良苦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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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一丈不如行一尺”(1)
    在影视文学作品中经常提到的奏折，是清代特有的官文书。它始行于康熙二十年前后，当时还只限于极少数亲信官员使用，是君臣之间的一种机密通信文书，康熙一朝总共才有一百三十七名官员获准写折子。到雍正时，奏折就作为内外臣工普遍使用的向皇上奏事进言的重要官文书，而日渐确定下来。在雍正朝，有权可以直接给皇上写奏折的人多达一千名以上。这样，雍正几乎每天都要审批数以万字的奏折，他自己就曾说：“各省文武官员之奏折，一日之间，尝至二三十件，多或至五六十件不等，皆朕亲自览阅批发，从无留滞，无一人赞襄于左右。”奏折成为雍正了解天下吏治民生的重要途径。那么，雍正是如何看待和使用奏折的呢？
１．没事找事奏报是耍小聪明
清朝文武大员具呈奏折，都是专门派家人或属员赴京，直接送达宫门。一个官员，一年究竟应该奏报几次合适呢？雍正在给宁夏道员鄂昌的一条朱批中，曾这样明确指示：遇有应该呈报的事情，就是在一个月内上奏几次也是应该的；如果没有什么可奏报的，哪怕是几年没有折子送来，朕也不会怪罪你的。
　　雍正二年（１７２４）二月，云南曲寻武沾总兵杨鲲有折子谈到，日前在京陛见时奉旨，恩准每年用密折奏报两次，现谨派人送折子一次。雍正在批复中纠正道：并没有限定你每年一定两次，有要奏报的事，怎可拘于两次而不报；平安无事，何必非要凑够两次做什么。同年闰四月，主管漕粮运输事务的总督张大有请求，希望朝廷准许动用驿站马匹奏报漕运事务。雍正答复他：若有要紧奏折，可乘驿马送来；一般寻常的奏报，像某船经过某闸之类，不但不应当骑驿马，而且可以免去不奏。
　　有的官员无事找事，频繁上奏，用意是与皇上联络特殊感情，向皇上讨好，雍正对这种怀有投机心里的官员常常予以斥责。雍正三年（１７２５）二月，广东巡抚年希尧具呈三件折子，雍正看后发现，折内所谈之事早就曾经上报各部了，遂批道：已经报到部里的事，又何必多此一奏，是不是你广东省内没事可报而又非找事上奏才好，这么远的路途，专门派人送来这等无用奏折，不知你用心何在？
　　雍正认为，一件奏折，臣工缮写和皇上批阅都要耗费时间，递送人员一路往返费用也很大，因此没有必要的奏报实在是有害无益。尽管雍正很器重田文境，但也曾因奏折过多而责怪他：“你差人奏折特勤了，何必费此无益盘缠，况朕日理万机，亦觉烦索。”
　　葛森其人，是雍正做皇子时的藩邸旧臣，算是雍正的亲信。他在贵州当布政使时，也因奏折太多而受到雍正的责难：路途这样远，若没有什么必奏不可的事，就不要徒劳往返了，如果把不时呈报密折，作为“挟制上司、恐吓属员之举，尤其不可”，这不过是“倚仗小才技，弄聪明，非长策也。”
　　２．若能实力奉行，胜过来陛见十次
　　清代臣工奏事，分为折奏和面奏两种。雍正不仅要求百官减免不必要的折奏，对陛见面奏控制得也很严。雍正三年（１７２５）十月，贵州巡抚石礼哈奏请陛见，希望当面奏报地方事务，聆听训旨，雍正批示：“道路甚远，不必无益之往来。便再来陛见，亦不过朕批来之旨教勉你耳。若能实力遵行，胜来陛见十次也。”同样的批示，还见于雍正八年（１７３０）正月湖广襄阳总兵杨鹏奏请陛见的折子上：你若能恪尽职守，遵朕训谕，实力奉行，凡所见所闻据实入奏，不欺不隐，比起千里迢迢来京见朕行套礼不知要强多少倍了。
　　一次，新任湖广提督张正兴请求陛见，雍正批谕：你刚刚到任不久，临行前朕已谆谆训谕，还有什么可说的？“若不能心领实力奉行，便频来陛见，何益之有？”
　　对广东布政使甘汝来奏请进京陛见的批评更为尖刻，雍正说：所奏实属无知，“朕指示汝莫务虚名，莫务小惠”，“实力实心，勇往办事”，此类谕旨已是多次，你不实力遵行，而总是请求觐见图虚荣，如此“来往万余里，旷职奔走道途，实不解汝是何意见。”这里，雍正强调的是，臣工不当把心思放在与皇上见面上，重要的是不欺不隐，实心办事。
　　雍正就是这样，他考察百官重的是行，而不是言。他所关注的是文武大员们是否实实在在地干事，而决不在于密报是否勤，说的是否动人悦耳，用雍正自己的话说就是：“只务实行，不在章奏”，“说得一丈，不如行得一尺。”
２．        报喜更要报忧
　　雍正认为，地方情况如实上达，是朝廷制定治国安邦行政措施的重要依据。关于这点，他曾对湖南巡抚王国栋说：朕就是有神仙一样的本事，也不过是根据你们这些地方大吏奏报的情况来料理决断。因此，他反复告诫内外百官，务必据实上奏言事，万万不可隐饰。雍正二年（１７２４）二月，新任江西布政使常德寿在赴任前夕进宫陛见，雍正当面训导他：“你到江西要实心任事，洁已奉公，一毫不欺，凡事据实奏闻，务使有益于地方民生。”雍正六年（１７２８）六月，江南崇明水师总兵林秀奏报地方米价等事，雍正在折子上的批复中叮嘱道：“一切奏陈，务宜据实无隐，不可丝毫虚饰，以蹈欺蔽之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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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一丈不如行一尺”(2)
    雍正警告臣工，如果奏报的不是真实情况，实在是有害无益。他在广西巡抚金鉷的一件奏折上批示：凡所奏地方事宜，不可有一字欺骗隐瞒，一点儿都不能粉饰含糊。他犹恐这样说还强调得不够，又晓谕道：“切记之，事情无论巨细，但务一据实不隐。”雍正接着谈到，地方百官都能如实奏报了，当皇上的才能倚赖不疑，这样就是诸臣没有折子送来，朕也放心。不然的话，不知道你们隐瞒了什么事没有报，也不知道你们奏报上来的又是怎样粉饰的，则朕没有一时一刻不在忧虑了，这不是爱朕，“正所谓苦朕之举”。
　　封建官场报喜容易报忧难。雍正要了解天下真情实况，对报喜亦报忧敢讲逆耳忠言者多加褒奖。自雍正元年（１７２３）开始，翰林院检讨孙嘉淦屡次上书皇上，直言时政弊端、君王过错，甚至弹劾皇亲。雍正公开表示“服其胆”，对朝中九卿大员说：朕即位以来，孙嘉淦凡遇国事总是直言极谏，毫无顾虑，朕不但不怪责他，反而一再加恩，朕就是鼓励众臣直言。
　　雍正年间，署理四川陕西两省军政要务的总督岳钟琪，就因为“报忧”而多次受到雍正的夸奖。雍正三年（１７２５）五月，岳钟琪将他四月间自西宁起程前往平凉沿途所见地方少雨情形奏报，雍正夸赞道：“凡地方事情，皆如此据实不加丝毫隐饰方合朕意。朕所望内外大臣者，即此一真字耳。”贪官污吏压榨百姓的惯用手法就是摊派克扣，岳钟琪将川陕两省乱摊乱派的名目进行综合，共有三十多项，他把这一情况如实奏报朝廷。雍正夸赞岳钟琪毫不护短，一片苦心，朱笔批示“此奏甚属公诚”。雍正还指出，不但四川、陕西有乱摊乱派的现象，其他各省都一样。为此，雍正选派一大批官员调往四川、陕西，让岳钟琪坚决果断地替换各府州县的不法贪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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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庸人而用才干”(1)
    雍正认为，“治天下之道惟用人，除此皆末节也”。他在任用内外官员上，除首要考察是否清正廉洁公忠勤慎外，还形成了一套重实际求高效的用人风格。
１．清除平庸的“木偶”
雍正指出，当官的若是不干事或干不了事，人品再好，也不过像个“木偶”摆设，起不到治世安民的作用。雍正曾把守国法无过错的官员分为两类，一种是听话顺从但平庸无为之辈，另一种是有才干有主见但不免常有不同意见的人。在这两者之间，雍正的态度十分明确：“去庸人而用才干。”
　　雍正认为，为官者干不出成绩，不能有所作为，这本身就是失职。他说：“庸碌安分、洁已沽名之人，驾御虽然省力，恐误事。”对这种官员必须及时调整。湖南巡抚王国栋，为官虽然清廉勤慎，但才识不行，在地方无所作为，于是被雍正调换。云南开化总兵仇元正，人本老实，素无大过，但因年过花甲，不免疏懒，办理公事勉强支持，营伍虽不致荒废，却也难有起色。雍正得报，立即将仇元正勒令休致，另换精明强干之员。直隶吴桥知县常三乐，廉洁安分，也没有什么过错，但是他胆小软弱，以致地方好多事久拖不决，很难有什么起色。为此，直隶巡抚李维钧要把常三乐从县令职位上调开，吏部却认为常三乐没有什么劣迹而不予批准。雍正得知这件事，毫不含糊地指出：常三乐当官软弱，实属失职，应当免去官职。还有，山东曹县知县王锡玠，在到任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对二十多起命盗案件没有一件审完，也没有拿获一名人犯，虽然没有什么贪赃枉法之事，但雍正认为不干事本身就是失职犯罪，不仅摘掉了这个知县的乌纱帽，还让他坐了五年的大牢。看来，在雍正手下，且不说贪官，就是平庸无为的人也难以混下去。
　　雍正清除贪官庸人毫不手软，而对有才干的人却是备加爱惜的。他常对文武大臣讲，凡是有些真才实学的人，因为他们有才识有主见而敢于顶撞，难以驾驭，这些人也有恃才傲物不拘小节的毛病，但治理国家最终要靠这样的人，对他们应当爱惜、教诲，而决不能因为见解不同就抛弃不用，甚至加以迫害摧残。
　　２．“未有先学养子而后方嫁”
　　为了造就一支高效的官吏队伍，雍正命令文武百官荐举人才。可是有的官员忌贤妒能，以还没有全面看透为理由，拒绝推举他人。雍正斥责说：若一定等全面看透才推举，那么天下就没有可推举的人了！雍正曾对广东总督阿克敦说：用人选官不能先有成见，以前不行的，经过努力改进，可能就行了；以前行的，若是骄傲起来，也就不行了。雍正大批选拔新人，保守势力反对说这些新人经验不足。对此，雍正形象地比喻说：没有先学养孩子而后再嫁人的。意思是说，经验不足完全可以在实践中学习。
　　因才用人，力求使官员的才识能力与其职务相当，这是雍正的一向主张。他认为，政有缓急难易，人有强柔短长。用违其才，虽能者也难以效力，虽贤者或致误公；用当其可，则为官者各施所长，政无废事。惠士奇其人，才学出众，十二岁就做得一手好诗，后来考中进士，朝廷派他到广东担任学政。惠士奇在地方主持科举考试“一文不取”，这在当时的考官中实在是难以找到的，因此他以清廉著名于岭南。对这样官声颇好的有“德”之员，如何提拔晋升，雍正命两广总督杨琳详加考察，因才致用。杨琳奏报说，惠士奇的特长在于舞文弄墨，至于行政管理则显得能力不足。据此，雍正将惠士奇召回京师，迁升翰林院侍讲学士，专掌论撰文史之事。
　　雍正任用官员从实际出发，注重操守才识与实际需要，而不拘泥于已有成例。清朝用人，原有资格、出身的规定，以及旗人、汉人的界限。按定制，在中央各部同一级的官员中，满员地位高于汉员。雍正却不拘满汉界限，谕命将兼管吏部、户部事务的汉人大学士张廷玉的班位，排在另一兼管部务的满人公爵傅尔丹之上。雍正四年（１７２６），陕西三边地方的驻防军队出缺，在陕省一时又没有合适人选，川陕总督岳钟琪上奏说，四川武职官员中多有屡经战阵堪任要职者，但按制度不能隔省调用官员，所以不敢越例题请。雍正指示他，“不必拘例”，并说如“部议不准，朕可特旨允行。”
　　雍正对地方上的总督、巡抚大员反复强调，要大胆选用有才干的人，不能循规蹈矩。他对湖广总督杨宗仁说，如果遇到有作为的贤能之员，即行越格提拔，不要按资历升转。对宠臣田文镜也谈到：朕从来用人，不是全看资格，有时即使官阶级别悬殊较大，也是无妨的。更对广东总督郝玉麟讲，在用人问题上，“万不可拘泥一法一策也。”
　　３．只知遵旨乃是为自己做官
　　雍正作为一个务实的皇帝，常常训导臣工要灵活用谕，因时因事贯彻朝廷旨令，而不可一味迎合，生搬硬套。他强调处理政务一定要“因地制宜，化裁取当。”
　　雍正反复告诫百官，须视本地风土民俗酌情执行朝廷谕令，反对不加思索机械地贯彻。登基后的第一年，雍正就命天下文武大员以求实的态度对待钦颁谕旨，他说：朕以吏治兵民为念，凡有济天下者，必下谕旨，谆谆告诫，对臣工条陈得当者，亦乐为采纳。但朕一人所思固难周密，况天下各地情况不一，因此，对平时所颁上谕及经臣工奏请谕令实行之事，如有与本地方本衙门不够允协妥当之处，可以便宜行事，自加损益，只要把其中的情由据实入告便可。

风云万里

“去庸人而用才干”(2)
    雍正甚至要求内外大吏，不要因钦发谕旨而影响了自己的主见。这点，他在给湖北巡抚马会伯的一件朱谕上说得十分明白：朕凡所谕，皆因人因事，权宜而发，有合于彼而不合于此，有可行于此而不可行于彼者。因此，他要求臣工不能“随朕一时谕他人之谕，来惑自己主见”，并进而指出，只有秉公报国，才会有“根本主见”。
    雍正早就发现，有些地方官员凡事都要请皇上指示一番，自己不拿主意，只看皇上脸色说话，听皇上口气行事，没有明确指令宁可等待也不动手。对于这种现象，雍正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人实际是推卸责任，为自己留后路。雍正后期，清政府连续六年在西北用兵，###叛乱的准噶尔部首领，当时的军事统帅岳钟琪曾就如何进军用兵等问题请示皇上，雍正严厉批评他说：朕在数千里之外，怎知道当地具体情况，这都是你大将军因时因地酌情办理之事，朕怎么可能神机妙算、给你下命令呢？
　　雍正认为，凡事不考虑本地实际情况，只知道遵旨而行，并不一定就是好官，这样的人往往是私心作怪。云贵总督鄂尔泰对不完全适合本地情况的谕旨敢于变通执行，提出不同意见，雍正称赞他说：“鄂尔泰是为国家做官。”而云南巡抚沈廷正则一味迎合谕旨，雍正严厉斥责他：“沈廷正乃为沈廷正做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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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朕身有过”
    中国有句古话，上有所好，下必效焉。雍正深知他的一言一行对内外百官都有莫大的影响，身为帝王若贪图虚荣，务实治世则无从谈起。因此，倡导以务实思想治天下的雍正，一个很突出的特点是，他本人作为大清帝国的皇帝，不以万能自居，而是以不知为不知。
１．坦率承认“朕不洞知”
雍正对自己不很了解难以决断的事情，往往坦率地承认，而不轻下结论草率颁谕。雍正四年（１７２６），四川布政使佛喜奏请奖赏民人开垦田地，雍正回话给他：这等事若果然可行诚然极妙，但不可沽一时之名，致他日应酬不来，“总在你取出良心来斟酌为之，朕实不达外吏之事，不便谕应与否也。”两广总督孔毓珣曾就广西泗城官庄田地使用问题具呈奏折向皇上请旨，雍正让他与云贵总督鄂尔泰商酌办理，并在折子上写到：“朕不洞知地方情形，难以悬谕。”
　　对没有确切把握的事情，雍正常常让熟悉情况的地方官员讨论决定。一次，雍正收到一件如何料理台湾事务的奏折，他看后认为：“其中多有可取之处”。但他并没有立即下令推行，而是十分慎重地批示：朕不知地方情形，不敢轻易颁旨。雍正把这件奏折转给福建总督满保，让他与提督、总兵等经办台湾事务的官员共同商讨，选择其中可行的去办。雍正六年（１７２８），贵州提督杨天纵曾密折陈述黔省田赋情弊，雍正把这一奏折发给云贵总督鄂尔泰，叫他与巡抚沈廷正会商料理，并说：“朕原无定见也，卿斟酌次第为之。”
２．不做掩饰的“朕之过”
如何对待过错，雍正有过不少的论述，他常常训导臣工“过而能改则无过”，“过而不改方为过”。难能可贵的是，雍正对“朕之过”也有一个较为实在清醒的认识，而且，一旦发现有错，他能够公开承认并立即加以改正。
　　雍正曾任命一个叫周英的人到西藏统领军队，后来发现这个人平庸浮躁，便很坦率地对大臣说：此事用此人大错了，这实在是朕的过错。
　　还有一件事，也很说明问题。雍正三年（１７２５），浙江有个叫王钧的道员表示，要捐四万两银子修筑西湖工程。雍正得知后批示：让他捐，他若是不捐，朕便不会轻易地放过他，他这些年做官的名声太差了，让他出钱消灾好了。王钧本想捐献银两修工程，没想到挨了皇上一顿臭骂，惶恐不安中，为博得皇上的信任，表示四万之外再捐六万两银子。这次，雍正看了王钧的履历，在了解情况后，作了世人难以想到的批示：“岂有此理，朕大错了！朕错记名字，王钧做官名声好得很，把他当成马钟华了。朕的过错，惭愧，惭愧。”雍正叫浙江巡抚傅敏把这件事的前前后后原原本本地告诉王钧，并下旨劝这个道员不要捐这十万两银子了。最后王钧百感交集，还是坚持捐出了修西湖的四万两银子。这件事一方面反映了雍正责骂百官有些如同儿戏，但另一方面也可看出他知错后公开认错的坦荡心胸。
　　雍正曾多次颁发谕旨，要求身边大臣看见“朕的过错”直接指出，“使朕有则改之，无则加勉”。雍正即位的第一年，就命令朝中文武大臣每人写一份奏折，专门给皇上挑错，并交待说：挑的错哪怕是不太合适，朕也不会怪罪，但若是瞻前顾后用一些空话来搪塞，却是万万不可的。
　　雍正十一年（１７３３），湖北巡抚王士俊有奏折谈到：“止知有君，不知有人。”雍正就此批复：“虽但知有君，当观君之是非；便不知有人，亦当审人之邪正。”雍正认为，“君”和“人”都有对错之处，这还是比较客观实在的。
　　雍正作为封建君主专制时代的帝王，能够坦率地认错改错，并一再要求朝臣直言“朕过”，这本身就需要有抛弃虚荣面子的勇气，讲求务实的精神。
　　“自古圣贤为治，皆尚实政，最恶虚名。”“为治之道在于务实，不尚虚名”。雍正这些掷地有声的话语，充分体现了他务实反虚的思想。的确，雍正的务实，不仅在清朝十帝，就是在古代中国的二百多位皇帝中也是相当突出的。雍正以务实精神兴邦国治天下，给我们留下的启示和思考是颇多的。尽管雍正务实反虚有某些局限性，有其封建帝王不可逾越的篱笆，但我们仍不能不承认：雍正的务实思想，在虚诈成习的封建官场有其闪耀火花的可贵之处；雍正高扬求实反虚的旗帜，对惩治腐败弊症，振作朝纲，整顿吏治是一剂切中要害的良药；雍正推出的一系列务实反虚的举措，在康乾盛世的历史长河中作用独特，意义重大。正是雍正以这种求真务实的精神治国安邦，才在一定程度上革除了康熙末期遗留下的虚诈不实的官场积弊，为乾隆初期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中国历史上辉煌的“康乾盛世”，虽然没有“雍”字，雍正的贡献却是实实在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