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26]毛泽东经常提及的五位历史人物

再回首

　1，李自成

     1935年10月毛泽东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由江西来到陕北。陕北，是李自成的故乡，也是李自成起义的发祥地。
他来到陕北，听到了不少关于李自成起义的故事，他对这位英雄是十分敬佩的。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一文中，热情地赞美了中国的农民运动。他说：“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他列举了包括李自成在内的农民运动领袖，肯定了其推动历史前进的进步因素，同时也分析了他们失败的原因

     米脂人李健侯先生系李自成之本家，于民国十五年（1926）动笔著书，经多年辛勤笔耕，终于写成40回本38万字的《永昌演义》（《大顺帝李自成》）。1942年这部书稿由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先生带到延安，交毛泽东主席过目。

     毛泽东抽时间读完了这部书稿，他对此书很感兴趣，让人抄存了一部，于1944年4月29日给李鼎铭先生写了一封信，专门评价了米脂文人李健侯先生的《永昌演义》（《大顺帝李自成》）和著名的李自成起义：“《永昌演义》（《大顺帝李自成》）前数年为多人所借阅；近日鄙人阅读一过，获益良多，并已抄存一部以为将来之用。作者李健侯先生经营此书，费了大力，请先生代我向作者致深切之敬意。此书赞扬了李自成个人品德，但贬仰其整个运动。实则吾国自秦以来，千余年来推动社会向前进步者主要是农民战争，就是两千余年来几十次这类战争中的极著名的一次。这个运动起自陕北，实为陕人的光荣，尤为先生及作者健侯先生们的光荣。此书现在如按上述新历史观点加以改造，极有教育人民的作用，未知能获作者同意否？又健侯先生近来健康如何，能来延安一游否？统祈转致李健侯先生为祷”.毛泽东的信由李鼎铭传达给李健侯。

     历史是一面镜子，李自成也是一面镜子。毛泽东在陕北窑洞里对李自成的壮举以很高的评价，对其失败的原因给予了分析，他从这个英雄人物身上获得了力量，也找到了缺感：骄傲是万万不行的——要像李自成那样，坚韧不拔，走向北京，但千万不要像李自成那样匆匆忙忙败退北京城。这是毛泽东在中国革命胜利前夕经常思索的问题。

     1949年3月5日至13日在河北平山县西北坡村，召开了著名的七届二中全会。这次全会上毛泽东以李自成为鉴，要求***人知道：“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从琢县秘密乘专列进北京。

     毛泽东又想起了李自成。他对李自成进北京是了如指掌的：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中旬，李自成的部队进逼北京城，十八日夜崇祯皇帝自子知穷途未路，残杀宫中数人后，登上煤山自缢身亡。十九日，李自成就进入了北京，是日德胜门、朝阳门、正阳门、宣武门、阜城门，皆大敞开。午时，38岁的李自成头戴斗笠，身披缥衣，乘乌驳马，从德胜门进入北京。北京群众焚香结彩，夹道欢迎，各家门上贴着“大顺永昌皇帝万岁万万岁”的言语，迎接这位黄土地上孕育的陕北汉子。

     李自成进北京后，立即住进了紫禁城，登上了金銮宝殿。此刻，陕北人在北京出尽了风头。

     毛泽东想的很多很多。他也是从陕北这块黄土地上出发的，现在进北京，是应该吸取李自成的教训，使国家长治久安，万万不可匆匆进京，再匆匆撤退。临行前，他兴致勃勃地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周恩来也笑着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毛泽东进京后没有在前门火车站下车，也没有立即住进中南海。他从清华园火车站下车。在颐和园小憩后，下午5点，乘车去西郊机场，由叶剑英陪同，同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人检阅了部队，并在西郊接见了东北野战军师以上干部，晚上进驻香山。据说，毛泽东一踏上北平的土地即流下了两串晶莹的泪珠，他胜利了！

     住进香山的毛泽东，考虑的是“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要把蒋家王朝彻底埋葬。
     住进香山的毛泽东和众元帅们考虑开国大典，缜密而细致，要人们莫蹈李闯王的履辙。

     毛泽东不愿学李自成。毛泽东时时以李自成为镜子，防止他的政权变质、干部腐败，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并不得不杀掉了像刘青山、张子善之类的腐败分子。毛泽东对这些“有功之臣”予以惩戒，也是不得而已的。他曾说过，我杀了几个有功之臣，也是万般无奈。建议你再重读一下“资治通鉴”，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如果臣下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国家没有办法治理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

     60年代，毛泽东对这一问题思考的多。如果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有其原因的话，防止出现刘宗敏，不当李自成即是很重要的原因。

     作家姚雪垠在艰苦的环境下计划写作历史小说《李自成》并于1963年出版了第一卷。1966年7、8月份，毛泽东委托当时任中央ｗｅｎｇｅ副组长的王任重转告禁止讨论政治话题武汉市委说：“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一卷上册，我已看完，写的很不错，你通知武汉市委，要对姚雪垠加以保护，让他把书写完。”因此，当红卫兵运动兴起抄家风时，姚雪垠长期积累的资料、卡片、书籍、稿件、笔记等没有损失，使其能够继续写作。1974年，姚雪垠想修改、补充、完成《李自成》的协作计划，需要一个较为平静的环境。好心人建议姚雪垠给毛泽东写信反映这一情况。姚雪垠害此信无法直接投递，反复考虑后，决定给北京一位友人致信，请他帮忙转交毛泽东，得到友人肯定的答复。

　　毛泽东收到姚雪垠的信后，批示政治局传阅。据说，毛泽东再一次肯定姚雪垠的写作计划，指示给他提供条件把书写完。虽然，当时主管文教的张春桥等严密封锁毛泽东的指示，但有关出版部门已得到了消息。1975年底，在各方面的关心下，姚雪垠来到北京修改书稿，因此《李自成》得以顺利出版。

　　李自成骄傲自大，不能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是毛泽东经常借鉴的内容。其实，李自成和毛泽东一样，都是农民的儿子，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明史》载李自成：“不好酒色，脱粟粗粝，与其下共甘苦。”进北京后，有个降臣张国绅，因显同僚妻邓氏于李自成，而被李自成处死。李自成进北京后，仍戴顶白毡帽，蓝布上马衣，蹑翁靴。生活简朴，作风正派，品质高尚，为部下拥戴。李自成的失败是多种因素造成的。除了历史条件的限制，没有进步阶级的领导，没有科学理论的指导等客观原因外，李自成没有远见卓识是个重要原因。他粗通文字，粗犷直爽有余，而运筹帷幄欠周，既无明确的思想路线，又不能任用贤明之才，当“流寇”尚可以叱咤风云，而坐金銮殿则力不从心，疲于应付，再加上内部之纷争、腐败，吴三桂、清兵两股量力之迫压，李自成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时代、文化、个人性格等种种原因造成历史的缺感，“均田免赋”的旗帜打了几天，而田未均，，赋未免，只能遗恨终生，让后人惋惜、悲叹！

　　李自成是个失败的英雄，是十七世纪中国的一条飞龙。
　　毛泽东是一个成功英雄，是二十世纪中国的一颗巨星。

　　2，李世民

　　明代冯梦龙编纂的《智囊》一书汇集了历史上近2000则智谋故事，令毛泽东爱不释手，圈点批阅。《智囊》在记述孙膑"驷马之法"处有一按语，"唐太宗尝言：‘自少经略四方，颇知用兵之要，每观敌阵，则知其强弱，常以吾弱当其强，强当其弱。彼乘吾弱，奔逐不过数百步；吾乘其弱，必出其阵后反而击之，无不溃败。‘盖用孙子之术也。"毛泽东读此评点道："所谓以弱当强，就是以少数兵力佯攻敌诸路大军。所谓以强当弱，就是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以五六倍于敌一路之兵力，四面包围，聚而歼之。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在毛泽东看来，在总体处于弱势情况下，关键在于掌握主动权，致人而不致于人，从而造成相对的强势，以相对的强势敌相对的弱势，各个歼灭敌人，最终由弱变强战胜敌人。这是中国兵法的精妙之处，历史上以此战法驰骋天下的最杰出人物就是李世民。

　　李世民平生以礼下士，广纳英才，为盗为侠者皆能为其所用，贤能之士无不委身甘效死力。在李渊谋取天下的征战中，李世民武功最巨。唐武德元年（公元618）七月，薛举在泾州（今甘肃省泾川县）称帝。李世民率众讨之，无功而返。不久薛举死，其子薛仁杲嗣位，李世民再次兴师讨伐，与薛仁杲在折庶城（今甘肃省泾川县东北）对峙六十余日，敌众十余万人，兵锋甚锐，数来挑战，李世民按兵不动以挫敌锐气。至敌粮尽、两将来降，李世民才说："彼气衰矣，吾当取之。"命庞玉先在浅水原（今陕西省长武县东北）南攻击敌人，敌将宗罗侯全军出战，庞玉先战败未溃之际，李世民出其不意亲率大军从浅水原北奄出，大败薛军，薛仁杲降。李世民与兵法家李靖探讨兵法思想时，曾说："朕观诸兵书，无出孙武。孙武十三篇，无出虚实。夫用兵，识虚实之势，则无不胜焉。今诸将中，但能言避实击虚，及其临敌，则鲜识虚实者，盖不能致人，而反为敌所致故也。"这既是李世民对中国兵法思想的深刻理解，也是他战争实践的高度概括。

　　孙膑的"驷马之法"源于《孙子兵法》的虚实思想。《孙子兵法》指出："兵形象水，水之行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兵之所加，如以段投卵者，虚实是也。"认为能做到从战争实际出发，因敌情的变化而变化，避实击虚，战胜敌人，就是用兵如神。无为虚，有为实。中国兵法上讲的虚实，一般而言弱、寡、饥、劳、怯、乱、不虞是虚，强、众、饱、逸、勇、治、有备是实。用兵的法则是避开敌人之实攻击敌人之虚。这关键在于掌握战略上的主动权，驾驭战争形势的变化，发现和制造敌人之虚，适时攻击。这是中国兵法思想的核心，李世民正是抓住了这一核心才做到了以弱胜强，百战百胜。

     李世民一生南征北战，以弱敌强，屡建奇功，千古罕有。1920年毛泽东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时曾说，李世民是草莽英雄，"太原公子，褐裘而来"；晚年还曾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打仗要像唐太宗那样，先守不攻，让敌人进攻，不准士兵谈论进攻的事，谈论者杀。待敌人屡攻不克，兵士气愤已极，才下令反攻，一攻即胜。这样一可练兵，二可练民。"一再流露对李世民能征善战的赞赏。秋收起义失败后，在几千起义官兵中愿意再跟毛泽东走的只有七十二人，毛泽东就是以这七十二人为班底，以寡敌众，以弱胜强，在与强敌的斗争中不断壮大，最终走向胜利，干出了一翻震撼世界的事业。李世民与毛泽东相比逊色许多，千古中国能军能出李世民之右者，仅毛泽东耳。


　　3，朱元璋

　　毛泽东对朱元璋卓越的军事才能给予过很高的评价，曾说“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

　　李世民创造了许多以弱胜强的经典战例，最符合毛泽东的军事思维，而朱元璋之所以能紧随李世民之后排名第二，是因为他宏观的军事分析和运筹能力深得毛泽东的赞许。要明白这一点，只要看看朱元璋与陈友谅的战事便可豁然开朗。朱元璋在北定中原之前，在江南主要面对两股势力，一是陈友谅，一是张士诚。本来张士诚尤为逼近朱元璋的地盘，所以有人建议他先打张士诚。但朱元璋经过分析对比，却先置张士诚于不顾，而首先解决陈友谅。其理由是陈友谅素性骄傲，而张士诚器量狭小，两相比较，“志骄则好生事，器小则无远图，故先攻友谅”。果然，朱元璋与陈友谅在鄱阳湖决战时，张士诚徘徊观望，“卒不能出姑苏一步以为之援”。陈友谅既灭，张士诚顿成累卵，不久便为朱元璋所败。朱元璋后来回忆说，如果先打张士诚，“浙西负固坚守，友谅必空国而来，吾腹背受敌矣”。这就是两种不同的战略安排所带来的截然不同的效果。在北定中原的过程中，朱元璋又采取先山东、次河洛、后秦陇的作战方针，如愿以偿地达到了他的战略目的。

　　在中国现代战争史上，毛泽东指挥的诸多战事，在新的思维制高点上吸纳并综合了李世民“以弱胜强”、朱元璋“次第经略”的思想，形成“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战略原则。人类的智慧和想象力是在继承中逐步提升的。朱元璋的成功经验，让毛泽东领略到在不同战略阶段分清主次、逐步拓展的极端重要性，其“不要四面出击”、“不打无把握之仗”等思想，均有深厚的历史渊源。

　　朱元璋与刘邦、成吉思汗等“大老粗”心雄万夫，胆气超群，在乱世中敢于出头，勇于任事，不像知识分子那样做事瞻前顾后，放不开手脚。但是，单凭这一点也并不足以成大事。朱元璋得刘邦之心法，善于将知识分子的谋略、智慧为其所用。刘伯温、宋濂、朱升、章溢、叶琛等一批饱学之士聚集在他的周围以备顾问，使之左右逢源，如虎添翼。文武雄才极一时之盛，共襄盛举，方才成就了朱元璋奄有宇内的梦想。

　　1953年2月，毛泽东与陈毅同游南京紫金山，共发思古之幽情。陈毅兴致勃勃地讲了当地关于朱元璋的一些传说故事，毛泽东接着说：“朱洪武是个放牛娃出身，人倒也不蠢。他有个谋士叫朱升，很有见识。朱洪武听了朱升的话‘广积粮、高筑墙、缓称王’，最后取得了民心，得了天下。”这里所谓的“高筑墙”，大概是指加固加高城墙，以增强防卫能力的措施。朱棣等承其遗志，更将长城的土墙加固成砖墙，并增设了许多烽火台。众所周知，在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提出过“深挖洞、广集粮、不称霸”以及“备战、备荒、为人民”两个基本口号，显然是从朱元璋的策略中发展而来的。朱元璋打天下时十分注重知识分子的作用，毛泽东更是这样。他在延安时期撰写的《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等重要文章，其着眼点也是文武两手并用。
　　
　　毛泽东对朱元璋怀有一种特别的感情，对如何评价这位历史人物也有自己的定见。1948年11月，明史专家吴晗辗转来到河北省平山县的西柏坡，将他在当年8月份写完准备再版的《朱元璋传》的修改稿送请毛泽东阅正。正在指挥解放战争的毛泽东挤出时间仔细阅读了书稿，还约请吴晗深谈了两次。隔了几天，毛泽东在退还《朱元璋传》原稿时，还特地给吴晗写了信。信中说：“两次晤谈，甚快。大著阅毕，兹奉还。此书用功甚勤，掘发甚广，给我启发不少，深为感谢。有些不成熟的意见，仅供参考，业已面告。此外尚有一点，即在方法问题上，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倘若先生于这方面加力用一番工夫，将来成就不可限量。”

　　此信对吴晗苦心为朱元璋立传称道有加，但又指出吴晗“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从中不难看出，毛泽东和吴晗在对朱元璋的评价问题上存在一定差异。在毛泽东眼中，唯物史观亦可称作“奴隶史观”，是底层人民在创造历史，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都程度不同地推动了历史的进步。朱元璋作为农民起义的首领，亦当作如是观。而吴晗的《朱元璋传》却以朱元璋影射蒋介石，显然没有贯彻唯物史观的阶级观点。

　　附注：毛泽东谈朱元璋

　　毛泽东在参观古观象台后，沿着城墙走了百余米。毛泽东一边笑，一边走。他与警卫员聊起朱元璋当皇帝的故事来。毛泽东说，朱元璋是安徽凤阳人，明朝的开国皇帝。由于他出身贫穷，为了谋求生机，出家为僧。朱家生了8个孩子，只活下6个，4男2女，朱元璋排行最小，小名叫重八。这一年遇上百余年罕见的干旱和瘟灾，他的父母和兄长都被夺去了生命。当时年仅17岁的朱元璋埋葬了双亲，便开始了他的游荡生涯。

　　他为生活所迫，在安徽和河南之间往返了七八次，接触了社会，又经游历，充实了自己的历史生涯。当时河南南阳和安徽淮南，是白莲教内两大教派活动的中心，出游期间他不可能不接触白莲教。出游返乡后，他加入了郭子兴的红巾军，初为步卒，由于他作战勇敢，才智过人，很快被郭子兴收为心腹。郭子兴死后，朱元璋就把这支义军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了。当时他采纳了朱升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建立了自己的势力，在群雄中已无敌手，自己称了王。

　　朱元璋“缓称王”的做法，既避免了成为众矢之的，又赢得了天下归心，表现了他卓越的谋略和胆识才气。

　　朱元璋在平定江南的关键之敌陈友谅的鄱阳湖之战中，充分发挥了他高超的军事指挥才能。当时，陈友谅拥兵60余万，楼船数百舨，他采取主动出兵、企图一举消灭朱元璋的策略。朱元璋仅20万人，又都是小船，朱元璋亲临前线，亲自督战，他临危不惧，终于取得胜利。鄱阳湖之战，是中国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典范。朱元璋在13年的统一战争中，屡败强敌，消灭割据势力，出军北上，建都南京。在执政的30年中，表现了他光辉的一生，真不愧为一代英豪。

　　他是个放牛娃，开创了近300年的大明王朝，上无惯例。他没有什么文化，完全靠他的聪明才智，是他个人努力奋斗的结果。可以说他是中国历代皇帝中成功的一个典范。他有成功的一面，也有失败的一面。接着，毛泽东又分析了朱元璋不足的地方。毛泽东对朱元璋做过精心的研究。他稍停了一下，继续对警卫员说：“我们后人要很好地研究明朝近300年的历史，很好地学习他成功的经验，吸取他失败的教训。要研究中国悠久的历史，要好好学习历史啊!”
　　　

　　4，朱温

　　毛泽东曾经评价他说：“朱温处四战之地，与曹操略同，而狡猾过之。”

　 朱温（852－912），唐朝宋州砀（音当）山（今安徽砀山）人，唐大中六年（公元852年）十月二十一日出生于砀山午沟里。最初曾参加黄巢起义军，后来降唐，被唐僖宗赐名全忠，在称帝建立后梁时，又改名为晃，取如日之光的意思，庙号太祖。

　　朱温幼时，随母在萧县刘崇家当佣工。后参加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军，随军入长安。唐中和二年(882)正月，黄巢以朱温为同州(今陕西大荔)防御使。同年九月朱温叛变，降于唐河中节度使(今山西永济西)王重荣，僖宗任命朱温为金吾卫大将军，充河中行营副招讨使，赐名全忠。次年，改宣武军节度使(今河南开封)，加东北面都招讨使。四年，全忠与李克用等联兵镇压黄巢起义军。以后十余年间，同年，宰相崔胤召全忠入关，杀死劫迁昭宗的宦官，送昭宗出城。昭宗还长安后，全忠尽诛宦官，废神策军，从此昭宗为全忠全权控制，成为傀儡。天佑元年(904)﹐全忠迫昭宗迁都洛阳﹐随即遣人杀之，立其子(哀帝)。后又贬杀宰相独孤损等朝官三十余人。四年﹐朱全忠废李代唐称帝，改名晃，是为后梁太祖。都开封(后曾一度迁都洛阳)，国号梁，史称后梁。改元开平。也由此掀开了五代十国的篇章。

　　总结朱温一生，在治理国家方面还是做了一些事情的，这应该肯定。但朱温的滥杀无辜，荒淫无耻也是历史上极为突出的，为历代人所不齿。称帝后，对外作战时，朱温也实施了一套安邦定国的措施，以期江山永固。他转变了只重军事的做法，认识到民众和土地对稳固政权的重要性。因此，他尽最大努力去恢复生产，奖励农耕，采取了一些与民休息的宽容政策，中原的经济得到一些恢复。同时，为保证地方行政的顺利，朱温又下令给各地将领，不论其军阶多高，部队多少，在行政事务方面一律居地方官之下，听从地方官吏管束、安排。

　　这样就从根本上保证了地方治安的稳定，使军队的作用发挥在保民上，而不是割据一地扰民乱国。朱温又吸取唐末地方将领无法节制终成大祸的教训，对手下大将严加防范，一旦有骄横的人出现，立即除掉，或杀或囚，以绝后患。但朱温却没有自己约束自己这种多疑和嗜杀的品性，相反，嗜杀自始至终还表现为滥杀无辜。朱温对部下、战俘、士人均滥杀成性。战争时期为整肃军纪，利于调遣，从严治军是应该的，但朱温却严得残酷，杀得残忍。五代时期的法律严酷得令人发指，在中国法制史上五代就是以法律严酷而出名的。为保证战斗力，对待士兵极为严厉，每次作战时，如果将领战死疆场，所属士兵也必须与将领与阵地共存亡，如果生还就全部杀掉，名为“跋队斩”。

　　所以，将官一死，兵士也就纷纷逃亡，不敢归队。朱温又让人在士兵的脸上刺字，如果思念家乡逃走，或者战役结束后私自逃命，一旦被关津渡口抓获送回，必死无疑。无独有偶，现代史上的直系军阀吴佩孚也是在种方法的基础上加以改造，以这种野蛮的方式提高战斗力。只不过吴佩孚的“效率”更高，让督战队手持大刀到前线执行任务，一遇退缩者，就地砍头。吴佩孚就这样在军阀混战中扩张自己的势力，但最终败在了勇猛无敌的叶挺手下，虽然枪毙许多连营长也无济于事。


　　5，宋江

　　毛泽东在今天的中国，绝成不了国家领袖。农民子弟，没有关系，数学题都不会算，英语又讲得很烂，连个大本的文凭都混不上的。这样超凡脱俗的大才子，不会怕穷，我想老人家根本不会为了钱去学他妈的什么数学英语，委屈自己，让老子心烦。虽然文章书法很棒，但是那些国家民族的文章古董谁会去看？这样不但成不了国家领袖，生活恐怕都要成问题。

　　中国传统所谓的"真本事"，毛泽东施耐庵那样的本事，书本、老师是教不出来的。《庄子》里讲一个做车轮做得特别好的老木匠，告诉徒弟说，我可以教你怎么刨、怎么削，怎么弯，但是刨、削、弯到什么程度，这个感觉，我教不了你。

　　真才、庸才的区别，也就在这个"感觉"上，这个道理在自然科学领域、搞技术的，哪怕是炒个菜，都是一样的。用我们河南话说，就是某某很"透"，很"灵"，某某这个人"不透"，憨头，老杆，生瓜蛋。

　　太平盛世，有秩序，秩序梳理了社会，确定了等级的同时，却把才子们压抑了，才子们很郁闷。所谓"消磨百代英雄气，殿体诗书八股文"。过去现在有什么两样？

　　《水浒》里这个郁闷的味道很浓，英雄好汉都是"空怀壮志"，"报国无门"。所以施耐庵就做梦一样地想出梁山水泊，过过干瘾。

　 想象着造反，乱起来先。一乱起来，仗怎么打，后勤怎么办，根据地怎么维持，怎么通过李师师跟皇帝接头，生死存亡，全靠真本事了。这个时候什么博士文凭硕士文凭研究员专家教授学者统统扯淡，滚一边凉快去，谁有真本事谁就是老大，谁就说了算，谁就能号召人民。

　　可是总不能一直乱下去，乱久了，国家还要太平，秩序还得建立，庸才小人接着当道，才子们也继续郁闷，还是"空怀壮志"，"报国无门"。所以历史看着是一年一年向前走，其实从来就没变，所谓"如如不动"。

　　李逵不懂，要打倒汴梁去，公明哥哥做皇帝。宋江却懂。宋江知道即便打到东京推翻了大宋，一旦太平，还是现在这个德行。还瞎折腾个啥？投降了拉倒。

　　后来朝廷禁《水浒》，就是因为社会上宋江少，李逵多，只想着乱才爽，乱完了怎么样是不想的。要是都是宋江那样的明白人，朝廷会把《水浒》当普及课本，按着小孩子的头去读的。

　　宋江死心塌地的要投降，弟兄们烦透了，拗不过他，也投降了。后来受了一肚子鸟气，死的死散的散，结果凄惨，但是还念宋江的好，没人说他的坏话。为什么？因为宋江同志从来就没有私心。

　　毛泽东虽然批宋江，毛泽东理解宋江。宋江看到了"客观规律＂，＂天道不可违＂，老天爷是没法子违抗的，低头吧。毛泽东就批这。

　　"与天斗，其乐无穷！"我认为这是毛泽东最伟大的一句话。"客观规律"人能不能试试改变呢？人能不能说了算呢？不试试怎么知道？试试看！其乐无穷。毛泽东认为宋江缺乏这个气魄。

　　毛泽东一辈子见不得低眉顺目，见不得窝囊，哪怕压迫者是老天爷。谁他妈的压迫咱，老子就敢造反！非得打一打才成。打不过也不算投降。理论依据是什么？儒家的"知其不可而为之"，佛家的"境随心转"就是。 　　

KK07

今天是27号哦·~~~

KK07

此帖子挺有意思的~

清风拂暑

呵呵　又学到以前不知道的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