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第11节：宗教战争(5)
行的，而是眼前这个国家的国情。这是他为了反击把罗马法作为政治理论中一切智慧来源的迷信的言论。
博丹指明了国家掌权者的权限的内容，主要包括立法权以及对外宣战、媾和及缔约权、任免权、最高裁判权、赦免权、要求服从权、铸币
及选定度量衡权、征税权和带兵权等等。
尽管博丹的理想政体为君主制而非民主制，但他仍然坚持法制原则，认为君主应依法行事。博丹所保留的对君主的制约只有一个，那就是
三级会议。它定期开会，负责投票决定是否征收新税。三级会议代表三个阶层——僧侣、贵族和平民，开会表决时，每个阶层内部磋商后作为
一个整体参加投票。自亨利四世统治下君主制兴旺之后，他们只开过一次会，直到1789年，他们不自觉地担负起摧毁君主制的任务。
但是博丹的学说表明在那个时代，法国人已经开始深入思考国家的意义和政府的功能，亨利四世进一步凝结人心的举措使这个国家的凝聚
力日益增强。不过如果说亨利四世是用宽容整合了法兰西的话，那么他的一位强有力的继承者则用铁拳又敲打了一遍，有趣的是这位继承者并
非国王。
“我的第一个目的是使国王崇高”，“我的第二个目标是使王国荣耀”。
这是一个叫黎世留的人在《政治遗嘱》中所说的话，就是这个人成为法国最伟大、最具谋略也最无情的政治家——红衣主教黎世留。
1610年亨利四世被刺死后，继位的路易十三年仅9岁，国家大权落到母后美第奇家的玛丽手中。
亨利四世的死使法国重新陷入分崩离析的境地,亨利和苏利好不容易积累的一些盈余很快就被用得差不多了。此时多种根深蒂固的矛盾开始
显露：贵族对抗君主政体，中产阶级对抗贵族阶级，天主教徒对抗新教徒，教士对抗国家，年轻的君主对抗母亲，以及法国和国外势力的冲突。
在此错综复杂的环境下，有谁可以站出来，安抚黎民、维护安定、打败封建势力、拯救法国的崩溃、提高法国的国力且睥睨欧洲？
黎世留的父亲是亨利四世时皇家大教堂的主持人。他具有世袭的权利，黎世留22岁时，获得主教头衔。按照主教任用的制度，他的年龄还
差两岁，但是黎世留自有妙计，他匆匆赶到罗马，谎报岁数，并在教皇面前发表了一篇声情并茂的拉丁文演说，教皇遂赐予职位。事后，黎世
留坦承谎言，并要求赦免，教皇无奈，答应了他的请求，并批示说：“该年轻人日后必将成为一大无赖。”
据说早在1610年，这位主教大人就为自己在政坛的言行立下了规范，这就是所谓的《自用宫廷行止守则及警言》，其中说道：“要让君王关注
自己，必须在君王路经之处侍立，但次数不可过多，以免讨嫌；看准风向，不要在君王生气时跟他说话；言语和文字都要十分谨慎，不到万不
得已之时，不要乱发言论，也不要落笔成文，因为有些事一旦出口或落笔，就将无法挽回。”
有人说此文乃是伪造，但说实话，黎世留的所为与这些规则颇为契合。也正是凭着这种小心谨慎，黎世留慢慢走上了法国历史舞台。
1624年，红衣主教黎世留担任了路易十三的首相。贵族出身的黎世留虽然身体病弱，但此时的他终于显露出了性情刚烈的一面，他的铁手
腕让世人为之一惊。在18年之中，他是法国的实际统治者。
黎世留是国家至上主义者，他提出了“国家主义”的理论来支持自己的政策，“为促进国家的福祉，用任何手段均是合法的；国家利益取
代了中世纪的世界道德观，均势则取代对大一统王国的向往，并假定一国在追求本身的私利之际，无形中对其余各国的安全与进步也会有所贡
献”。这一观点后来为欧洲各国所奉行，黎世留也被称为“现代国家制度之父”。
黎世留上台后即着手对付胡格诺教徒的叛乱。当时，胡格诺派和天主教的对立情绪仍很严重，在天主教控制的地区，天主教徒禁止胡格诺
第一部分 第12节：宗教战争(6)
教徒举行礼拜，摧毁他们的教会，有时杀死胡格诺教徒，而在胡格诺教徒控制区，他们对天主教徒的打击不逊于对手所为。当路易十三访问坡
城时，他发现自己居然找不到一所天主教堂作礼拜。
黎世留虽是红衣大主教，却认为宗教绝不能与国家大事有丝毫牵扯，他主张限制教皇权力，将教会有关俗务置于国家控制之下，因此在天
主教与胡格诺派之间采取不偏不倚的态度。
但此时的胡格诺教徒凭借军事上的实力，不服国王的管辖，将拉罗舍尔城视为一个享有完全主权的城市，甚至与法国为敌的任何船只都可
以驶入港内。黎世留采取坚决手段，1627年，黎世留随同国王向胡格诺教的要塞拉罗舍尔进攻。
进攻开始不利，随行的国王感到厌烦，先行返回了巴黎，在经过13个月的饥饿和疾病交迫之后，拉罗舍尔在绝望中陷落。黎世留一马当先
进入城内，他身后的士兵把面包分给饥饿的老百姓。
此时，半个法国要求彻底铲除胡格诺派，但黎世留的政策却极为宽大，甚至出乎胡格诺派的意外，他不仅没有进行大屠杀，反而准予胡格
诺士兵回家，保证所有胡格诺教徒的生命财产安全，在退还侵占天主教的财物后，由国家补贴20万给那些无家可归的胡格诺牧师。
1629年黎世留颁布了《恩典敕令》，剥夺了《南特敕令》给胡格诺派的一切军事和政治特权，根除了他们在法国建立的“国中之国”，使
法国进一步得到统一，而且在敕令中明确规定胡格诺派依然享有完全的信仰自由，并将全国的陆海军的各种职位都开放给各教人士。
黎世留的政策使整个欧洲都大为惊异，而天主教和胡格诺派的对立也因此不断得到缓解，后来，甚至出现了天主教徒崇拜胡格诺派将领的
情形，黎世留说：“从那时，我在任命胡格诺派教徒以各种要职时，宗教的争端从未成为一种障碍。”
这也许是黎世留最大的几件功勋之一，他既通过解除兵权消除了胡格诺派的军事基础，又用信仰自由和人身安全使胡格诺派失去了政治对立的
基础，从而解决了王室与胡格诺派之间长期的对立，法国一大隐患渐渐消失，而且胡格诺派在工商业的特长为法国带来了一定程度的繁荣。
对另一不稳定因素——封建贵族，黎世留远不如对待胡格诺派那么宽容。此时的贵族仍
然窥视着中央政权，有些势力大的贵族拥兵自重，建立城堡，甚至自行制定法律，强收过路费，成为法国最大的隐患。黎世留认为要想结束这
种局面，只有实行中央集权，由国王总揽大权。在今天看来，这种绝对君主制是落后的，但在那个时代，这是从贵族分裂走向统一的必经之路。
1626年黎世留颁布敕令，命令销毁大贵族的所有城堡，禁止贵族决斗。一些贵族嘲笑他的政策，有人专门跑到他家窗前决斗，而黎世留直
接将两人送上了绞刑架。贵族们怀恨在心，拉拢皇太后，试图打击黎世留。但他们在宫廷斗争中败于黎世留之手。
贵族们一看形势不好，干脆起兵叛乱，结果被黎世留大军击败。黎世留将其领袖和数十名贵族以叛国罪判处死刑。很多人说路易十三和黎
世留冷酷无情，黎世留的回答是：“惩罚一个穷凶极恶几与其爵位相等的大官，实在是伸张法治最好的办法。”
法国的封建主义和宗教纷争，促使黎世留加强国家政权建设，强化中央集权。他把自16世纪以来向地方临时性派遣的钦差大臣变为定制，
称为总督。总督由国王直接任免，通常出身低贱，但权力在地方长官之上，监督地方的行政、司法、财政和军事工作，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管
辖。为便于对地方的控制，黎世留还在全国各地建立驿站。
在思想文化方面，他开始建立出版检查制度，1630年还创立了法国历史上最早的报刊《法兰西报》，作为集权政治的舆论工具。在黎世留
第一部分 第13节：宗教战争(7)
执政时期，中央集权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发展和巩固。
在他的铁腕政策下，贵族力量受到极大的打击，在他的时代，贵族们畏惧他的铁腕，虽然心中恨他，却也拿他没办法，而整个法兰西向着
统一国家更深地迈进了一步。他以独裁和君主专制制度为代价推进法国的统一和富强。
黎世留继续推行重商主义经济政策，扶植工商业、扩大海外贸易和进行殖民活动。为提高法国的国际地位，黎世留对海军建设甚为重视。
1626年以后，黎世留下令扩建海军，他自任“航海和商业总监”。经过10年努力，法国的大西洋舰队已配备了38艘军舰，其中12艘吨位已
达500吨以上，地中海舰队也拥有25艘舰艇。法国海军已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海上力量。他还积极扩充陆军，1626年法国还只有12000人的陆军
，到1635年陆军人数已达13万，成为欧洲屈指可数的强大武装。
凭借军事力量和自己的狡诈头脑，黎世留开始参与欧洲争霸，在他执政期间，法国在自己的周边扩大了疆土。在外交战线上他最大的成就
，就是从仰西班牙鼻息的状态下摆脱出来，破除了哈布斯堡王朝的包围。
黎世留取得的功勋令路易十三说：“你一天做的事比其他人一个星期做得还多。”他的西班牙劲敌奥利瓦雷称他是“基督教世界数千年来
最能干的首相”，英国一位政治家说他是“当代最能干的政治家，置之其他时代可能也是如此”。
不过，黎世留只注重国家的富强，却无视百姓疾苦，他执政期间各种捐税成倍增长，一些农民因无法生存而自尽，据说巴黎有四分之一的居民
以乞食为生。而黎世留曾直言不讳地说：“如果人民太舒适了，就不可能安守本分，……应当把他们当作骡子，加以重负，安逸会把他们宠坏。”
黎世留的重压统治，激起了各地持续不断的起义，1639年在诺曼底爆发了“赤脚汉”起义，参加起义的农民多达数万人。但在黎世留的镇
压下，这些起义都先后失败了。
1642年12月4日，这位权势熏天，不受人民爱戴，却依然令人敬畏的红衣大主教，以死亡结束了属于他的时代。在临终前，听他告解的神父
问他是否已饶恕了自己的敌人，黎世留的回答是：我一生中从未曾有过敌人，除非是国家公敌。
在他死后5个月，路易十三也去世了。在此期间，他曾开玩笑似地问自己4岁的儿子：“你叫什么名字？”
孩子回答说：“路易十四。”
路易十三说：“我的孩子，时候还没到呢。”
第一部分 第14节：路易十四(1)
路易十四
对于法国来说，路易十四不止是国王，而且是一个时代。法国伟大的启蒙作家伏尔泰曾以此为名写下整整50万字的名著《路易十四时代》。在这一个时代里，“太阳王”的光辉笼罩着全欧洲。而法国也因为路易十四的专制统治而更加强大。
1.朕即国家！
路易十四的童年是在战乱和不幸中度过的。他5岁丧父，由他的母亲——摄政女王带大。不久，他的母亲任用红衣主教马扎然为首相，马扎然费心尽力，但百姓的生活仍然困苦，来自贵族阶层的力量仍很强大，他们又开始对王室指手画脚，甚至利用老百姓的盲从和尚武精神，开始了一场“投石党运动”，在巴黎街头大打街垒战。巴黎成了一个武士营。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马扎然的贪婪可能也是一个原因，他挪用军事预算，出售官职，据说他搜刮的民脂民膏高达2亿法郎。
马扎然和王后带领年轻的王子们两度逃出法国，而议会通过法令没收王室财产，路易十四跟随母亲度过了一段艰难岁月，王后不得不典当珠宝来购买衣物，晚上以稻草为枕，路易十四体会到了什么叫作穷困。
不过，路易十四也两次回到巴黎，这中间很大程度得益于贵族们的内讧和人民间歇式的激情，每次乱局都会演变成暴动，肆意杀戮，经济活动混乱，食物供给中断，激情过后的人们这才想起秩序的好处。于是敦请王室回归。
这一系列的变故，特别是这段逃难的经历让他刻骨铭心，路易十四难以相信群众，也不再喜欢巴黎。路易十四清楚地感受到：祖父亨利四世建立起来的这个国家仍然貌合神离。这些使他的心灵一再强调集权的重要性。
1651年9月7日，一位英国人依夫林在巴黎寓所，看到这位年方13岁的君主在盛大的成年礼行列中通过，他说：“一个年轻的阿波罗，在整个游行中，他不断挥帽答谢挤满在窗口中的女士与欢呼‘国王万岁’的群众。”
1652年10月21日，路易十四第二次返回巴黎，再次得到民众的欢呼。路易十四从此开始了自己的君主之路。
君主制就意味着中央集权。自从15世纪起，法国的国王和大臣们就努力控制贵族，并全力理财，以保持独立。有了独立的财政，才能保证对司法、财税和造币的垄断。这一切的主要途径是扩大官僚队伍，强化官僚机器。而官僚队伍的扩大主要靠买官制度，大批资产阶级分子通过购买官职，成为“穿袍贵族”后，进入各级权力中枢，执掌要害，从而使各级官僚机构不断发展，日益完善。
在法国建立起这套制度的筹划者就是黎世留，黎世留虽然不招人喜欢，但这套制度还是有它的作用的。
法国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确立于16世纪，17世纪开始巩固，直到18世纪，在长达两个半世纪中历经了动摇、巩固、发展、鼎盛和衰落的全部历史过程。
1661年，老谋深算的首相马扎然去世。马扎然对路易十四的最后建议是应当自兼首相，不要把任何重大决策交手下去做。路易十四坦诚地说：“如果他再活得长些，我将不知如何处置他了。”他下令把马扎然的全部财富没收，一方面使自己成为最有钱的君主，另一方面也大快民心。
首相死后，各部门主管来询问路易十四，以后他们将向谁听取指示，路易十四回答说：“向我。”从那天起，一直到1715年9月1日，他统治整个法国。法国人民喜极而泣，因为50年来，他们终于迎来了一个大权在握的君主。
法国人民在经历了黎世留的独裁，投石党人的混乱，马扎然的搜刮之后，深深懂得集中的王权对于秩序与安全的重要性，因为那至少不会回到人为的对立与厮杀中去。他们对这位年轻的君王甚至抱有一种宗教虔敬般的景仰，对他的气派与权威感到一种集体的骄傲。
路易十四相信他是上帝指定来统治法国，并拥有绝对权力的人，他甚至引述《圣经》证明他的想法，而当时的许多人也乐意从宗教书籍中找出证据支持君权神授的看法。
在路易十四的回忆录中，他说：“上帝任命国王为大众福利的惟一守护者”，因而他们是“上帝在尘世的代理人”，为有效地行使这项天赋的功能，他们需要无限的权威，因此，他们须有“完全的自由处置所有的财产，不论属于教士或平民的”。他完全相信“朕即国家”这一点，虽然他并没有真正说过。
路易十四要塑造一个真正一统的法兰西，他希望整个法兰西只听到他，太阳般的路易王的声音，他希望他的命令没有任何人敢违背。在马扎然死去的当天，他召集群臣，发表了一份著名的宣言：“大法官先生，朕请求并命令你，除了应朕谕令之外，不得在任何律令上盖章”，“国务秘书先生们，朕命令你们，如果没有朕之谕令，你们不得签署任何东西，哪怕是一本护照也不行！”
1665年，巴黎高等法院召集会议，准备讨论国王的一项敕令。按照传统，高等法院有权通过这种方式制约国王的权力。此时，身着猎装、
高统靴，手执马鞭的路易十四突然进入巴黎议会厅，对议员说：“你们的集会所带来的不幸结果是众所周知的，我命令你们解散这次集合讨论
第一部分 第15节：路易十四(2)
诏令的会议。主席先生，我禁止你召集此种会议，并禁止你们任何一人提出此项要求。”
2.“要让乡亲们的每个礼拜日锅里都有一只鸡。”
重商主义既是资本主义发展早期的一种经济理论，也是封建社会后期封建国家用以促进经济发展的一种经济政策。
1615年孟奇里梯安，这个在法国第一个系统地提出重商主义理论的人，向国王亨利四世奉献了一篇有名的文章——《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
治经济学》。
孟奇里梯安认为，商业是国家活动的基础，国家应该保护商人的利益，商业，尤其对外贸易是财富的源泉，因此，应保护关税，以保护本
国工业。他反对外国商人插手法国商业，主张国家应当保护法国商人的海外利益，应当增强法国的海上力量，发展殖民地。重商主义理论在黎
世留和柯尔伯时又有所发展，到了18世纪以后，重农主义和自由主义理论的兴起，才逐渐取代了重商主义。
法国封建专制君权对重商主义一直比较关注，并长期推行。15世纪下半叶，路易十一已开始推行一些具有重商主义性质的政策，到了亨利
四世、黎世留执政时期，重商主义政策日益发展完善。但是，将重商主义发挥到极致的是一个叫吉恩·柯尔伯的人。
柯尔伯是法国兰斯一家布商的儿子，中产阶级的出身和经济知识的教养，使他讲求规律与效率。据说马扎然死前曾向国王说：“陛下，我对您
亏欠不少，但将柯尔伯留下足以补偿一切。”
柯尔伯是路易十四重用的宠臣，他大力推行重商主义政策，其主要内容可概括为三方面：
一是保护和扶植国内手工业。通过给工场主发放贷款，封赐特权，颁发补助金，由国家出资兴建皇家和私人手工工场，招徕国外能工巧匠
提高技术，发展手工业生产。他先后颁发有关手工业生产的法令达190项。
他要求一个秩序井然的环境，在1669年的一项法令中规定了纺、织、染等行业的标准工序，甚至规定了各种布料的长度、宽度和厚度，他
下令不合格产品要公开展示，而伪劣产品制造者要戴枷游街。他要求所有男性都得工作，他把孤儿院的孤儿送入工厂做工，乞丐也是一样，他
得意洋洋地向路易十四报告说，现在连小孩都知道在商会中赚钱了。
而路易十四对那些工厂主大加赞赏，他视察工厂，允许在精美产品上镌上王室徽章，他提高商人待遇，甚至给予一些大商人贵族头衔。在
种种政策刺激下，法国的工业发展迅速，其中一些工厂的管理已达到资本主义的阶段，一些产品可以销往世界各地。
二是实施保护关税政策。柯尔伯发现虽然国家已经在政治上统一，但是各封建领地却设置重重关卡，以保护自己的工业，从奥尔良运到南
特的货物需要在28个关口付税，这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于是他建立了包括法兰西岛、诺曼底、皮卡尔迪、香槟、勃艮第等14个省的关税同盟
，在同盟内部，撤销关卡，实行商品流通自由。
1664年，当他得知一些进口商品销量大增时，他提高了对这些货物的进口税，当他发现这仍然没法控制销量，他干脆禁止这些商品的进口。他对基本原料出口加重税，却对奢侈消费品降税。
三是发展商业，尤其保护法国对外贸易，支持建立对外贸易公司，先后组建西印度公司、东印度公司、北非公司等，发展对外殖民贸易，
并通过外交途径与土耳其、丹麦、瑞典、英国等国签订商约，保护法国商人利益。同时发展海上运输业，使法国商船总吨位从1664年的12.5万
吨～15万吨，增加到1688年的22万吨。
封建国家的重商主义政策客观上保护了新兴的资本主义经济，促进了资本原始积累。路易十四统治前期，法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很快
的发展，出现了空前的繁荣。
路易十四早期听取财政大臣柯尔伯的建议，遣散了不打仗的部队，进行了财政改革，逐步偿还了国债，他在不到15年的时间里，把“达依
第一部分 第16节：路易十四(3)
税”减少了400万，其他税收也减少了一半，偿还了债款。而这些竟没有增加人民的负担。法国的农民们至今还在传诵他的话“要让乡亲们的每
个礼拜日锅里都有一只鸡”。
平实的话语，为路易十四赢得了更多农民的尊敬。人民对他的敬仰也来自于他的勤政。路易十四可以被视为君主勤政的典范，他的勤勉程
度堪称法国历代君主之首。而在当时，法国人都知道这位国王的勤奋，他每天工作8个小时，每周6天，从不间断。他在位54年，躬亲政事决不
松懈。
1686年，他做完一次肛瘘切除手术，当晚就主持参政院会议，其间，汗流如注。第二天他仍坚持会见外国使节，病痛使他脸都扭曲了，但他一
直坚持到仪式结束。当然，他参加会议决非摆设，他参与会议均经过详细准备，不经过与大臣的认真商讨绝不因一时冲动作决定。他还经常突
然走进大臣办公室，看看他们工作的情况。
荷兰大使曾写道：“真是令人难以相信，这位年轻的君王以何等迅速、清楚、决断与智
慧来办理公事，他以极愉快的态度对待人，以极大耐心听取意见，仅这一点就足以赢得人们的好感。”
同时，路易十四还表现出一种亲民的姿态，他说：“我赐予臣民不分贵贱，都有在任何时候亲自或书面向我进言的自由。”虽然很少有人
这么做，但他的态度博得了人民的极大好感。
当然这只是一方面，路易十四还是一位好大喜功的君主，他非常喜欢展现帝国的辉煌与荣耀，而展现的方式是大兴土木和高贵堂皇的奢侈
生活，当然还有最能展现国王伟大之处的战争。他认为国家应有一个权威中心，而这个中心应该被装饰得无比辉煌，以配得上他的勋业。
他是一个大手笔的演员，他一生都在演绎一种王者风范，他起床和就寝都是一项复杂的仪式，通常有数十人到上百人在场，大贵族充当贴
身男仆。就餐更是一项“国家级”礼仪，全国各地的仰慕者获准观摩他的用餐过程。在他接见外国使臣的时候，他的衣服上以金线织成花边，
镶嵌钻石，一件衣服价值1250万里弗尔。他慷慨地赐予他的无数情妇以大量珍贵珠宝和财富。
路易十四推行对外战争的最大目标是将法国北部的西属尼德兰和东南方的弗朗什—孔泰纳入法国版图，这位太阳王亲临战场，随行有众多
的贵妇和一个用中国丝绸做成的豪华帐篷。但这引起了欧洲列强的集体恐惧，他们联合起来反对。不过，欧洲列强仍不敢放手一搏，因为此时
法国的力量已经到了一个谁也不敢轻易与之作战的阶段，于是各国又回到了谈判桌，而路易十四也得到了他梦寐以求的大片领土。
在他攫取的土地中有一个岛叫科西嘉，路易十四并不知道就是这个岛上诞生的一个孩子日后会成为他的子孙乃至整个欧洲最大的敌人，那
个孩子叫拿破仑。
此后，路易十四又数次进行大规模战争，这些战争大多得不偿失，这一切的重担都将压在老百姓身上，1694年，一位主教报告说，在其教
区每年有400人饿死。
3.我将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托付于你们，这就是我的名声。
“我将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托付于你们，这就是我的名声。”
这是路易十四对他的艺术科学院的讲话，凸显他对艺术力量的推崇。而法国艺术存在的载体就是巴黎和凡尔赛宫，这也是波旁王朝自身的
光环所在。连他的宠臣柯尔伯也说：“陛下知道，在没有显赫战争行动时，没有什么比建筑更能体现国王的伟大了。”
路易十四要把巴黎建成自古罗马以来最伟大帝国的首都。一切都按罗马帝国的样子在复制：街道、码头、商场、喷泉……城市在复制中建
造着。
巴黎，迅速成为欧洲的中心。这座城市，连同它所代表的生活方式一起，成为欧洲国家上流社会的楷模。奥地利、普鲁士都决心以此为榜
第一部分 第17节：路易十四(4)
样重塑首都。最著名的效仿者当属俄国沙皇彼得大帝，为了彻底学习并且超越巴黎，他干脆重新兴建了一个新首都圣彼得堡。
时光流逝，我们现在看到的巴黎，经过19世纪的一次改造，已经不是路易十四时代的巴黎。只有巴黎西南郊的一座宫殿——凡尔赛宫，成为
人们遐想那段历史的最佳标本。
1661年，路易十四因为讨厌卢浮宫的阴沟发臭，担心巴黎再闹事，又不满圣日耳曼宫的狭小，下令建造凡尔赛宫。
1685年，有3.6万人、6000匹马为凡尔赛宫工程工作，有时还日夜轮作。到1690年，凡尔赛宫的建筑物、家具、装饰、庭园和水渠，总共加
起来，花费2亿法郎。这里的面积如此巨大，据说路易十四需要坐马车才能在一天之内匆匆游览一遍其大体面目。
路易十四花了数十年时间建起来这座富丽堂皇的王宫，并将它作为一个硕大舞台，进行自己的政治表演和法国的文化表演。
从规模到设计，作为古典主义艺术最大作品的凡尔赛宫处处体现着王权的至尊。
这里的确像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剧场，在凡尔赛宫的大厅里、花园中，就如同在公共的舞台上，每天都在上演着关于王权的精彩剧目。路易
十四是当然的主角。
在这里，贵族们的心思沉迷在盛大的舞会上，心计用在向国王争宠的生涯中。渐渐地，他们的脸上已经不再有违逆和反抗的表情，他们在
国王的视线里勾心斗角，在强大的王权面前偃旗息鼓。
凡尔赛宫内的镜厅，长75米、宽10米，它有17个大窗户，窗户的对面就是举世闻名的357面大镜子。当时这些镜子天天映射着路易十四时代
的盛世浮华。
这些镜子里有过盛大的宫殿舞会，有过各行各业的艺人的精彩表演，有过种种娱乐节目，锦标赛、打猎、网球、游泳、划船、晚宴、舞会
、舞蹈、芭蕾、歌剧等。
还有比这更富丽堂皇的情景吗？
当乐器与歌舞相得益彰，当火炬与星光照耀着舞台，凡尔赛宫简直成了人间天堂，357面大镜子里，1000支烛光照耀下，盛装的男女，优雅
地翩翩起舞。
这就是凡尔塞宫，这就是巴黎。
凡尔赛宫同时也成为一个向世界展示法国文化和艺术的大展台。
直到今天，走进凡尔赛宫的镜厅，仍然会被扑面而来的奢华所震慑。
到此参观过的其他君主对凡尔赛宫的玻璃、挂毯、大理石花边等等一切无不惊诧不已，回国后纷纷刻意效仿。是的，即便不能像彼得大帝
一样建一座城市，至少可以模仿一座宫殿；即便不能建一座同样的宫殿，至少可以效仿法国人的艺术品位。法国艺术由此风靡欧洲。
1662年，杜伊勒里大广场，一场盛大的芭蕾舞会正在举行，这是路易十四为了庆祝他的儿子多芬出生而举办的。
路易十四，这个法国最著名的君王，具有俊美的相貌，虽然只有5.5英尺高，但看起来要更高些，他身材强健优雅，不仅是一个高明的骑士
，更是一个舞蹈爱好者。他认为舞蹈是“锻炼身体最好与最重要的训练”。
1651年，15岁的路易十四参加宫廷芭蕾《卡珊德拉》的演出，扮演“太阳神”阿波罗。1653年他在《夜之芭蕾》中又扮演了“太阳王”的
角色，从此便以太阳王自居，人们都称他为太阳王。太阳，正是路易十四赋予自己的标识——他认为自己如同太阳一样，世间惟一，光芒四射。
为了提高芭蕾的表演技术水平，路易十四于1661年下诏创办了“皇家舞蹈学院”，任命宫廷舞蹈家皮埃尔·博尚为首任院长。博尚和13位舞蹈
大师一起，对流行于欧洲各个宫廷的舞蹈及民间舞蹈进行了搜集和整理，并且建立了芭蕾教学体系，据说流传至今的芭蕾舞中许多动作的规格
、名称和术语，如双腿“外开”、脚的5种位置等，就是那时候制定的。
当然，路易十四不仅是对舞蹈这一项感兴趣，他也喜欢戏剧。1660年，他赐予莫里哀“
第一部分 第18节：路易十四(5)
王室侍从”头衔，使他得以出入宫廷。莫里哀以及他的剧团首次成功的剧目是《可笑的女才子》，讽刺了17世纪法国沙龙那些贵夫人的矫揉造
作，比如她们说“把我的和风拿来”，其实是说“拿扇子来”，“服装的较低部分”就是“裤子”。
路易十四把这出戏召入宫中看了3遍，还赏了剧团3000里弗尔，而对于一出《想像中的绿帽》，路易看了9次。这些戏如此犀利地揶揄贵族
阶层，在当时是件大事。一位贵妇人在看戏的时候站起来大叫：“有种！有种！莫里哀，这是好喜剧。”
要创作这样的剧作，当然会得罪人，有许多人在路易十四面前说莫里哀的不是，但路易十四始终支持莫里哀，1664年，路易十四任命莫里
哀为宫廷娱宾总管。这一年，莫里哀完成了他最伟大的作品《伪君子》。
这一作品还没上演就遭到宗教势力的抗议，一位主教向路易十四指责莫里哀是“一个人，或者不如说是恶魔化身的人，历来最不虔诚、最
放荡的人”，要求严惩莫里哀。路易十四面对汹汹反对之潮，不敢同意公演，但同时斥责了那个主教的请求，并为莫里哀的剧团提供保护，还
把莫里哀的年薪提到6000里弗尔。这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了路易十四的立场。
过了几年，路易十四口头同意演出此剧，随后外出指挥作战。但是在他离开巴黎的那段时间，《伪君子》被巴黎总主教下令禁演、禁读、
禁听，违者开除教籍。莫里哀声明，如不让演，他就退休。路易十四回巴黎后马上安抚暴跳如雷的剧作家，解除了禁演令。从1669年2月5日开
始，此剧连演28场，为抢购入场券，许多观众几乎窒息而死。这是莫里哀戏剧生涯最辉煌的一幕，在所有法国古典剧中，它上演次数最多。
在莫里哀曲终人散之后，教会不允许他下葬于教地，路易十四依然维护这位剧作家，向主教下了道密令，允他归葬于圣约瑟墓园。从某种
程度说，正是路易十四时代成就了这位戏剧大师，无法想像没有路易十四的宽容，莫里哀能否得到如此生荣死哀？法国戏剧乃至文化能否如此
丰盈？
当然，路易十四的爱好十分广泛，他曾不遗余力地推动建筑、绘画等等艺术形式的发展。1655年，绘画雕刻学院荣获路易十四的特许状，
成为第一所用来训练艺术家的学院。
1664年，柯尔伯在路易十四的支持下，重组绘画雕刻学院为皇家艺术学院。1671年，他又成立了皇家建筑学院，激发艺术家从事建筑与装
饰来体现国王认定的优美格调。他还在罗马成立法国皇家学院，在巴黎荣获罗马奖的学生由法国政府送到意大利留学5年，他们学习古典与文艺
复兴时代的各种艺术，并赋予这些艺术华丽的法国风格，产生了一系列让世人赞叹的艺术作品。正如后世有人认为，“法国艺术并不如某些人
所怨尤的，带有罗马风格，反之，罗马的艺术附属于路易十四”。
路易十四是慷慨的艺术赞助者，他的画廊中的画从200幅增加到2500幅，多数是委托法国艺术家所作，他每年花在法国艺术品上的金钱达80万里
弗尔。在他表彰艺术家，和向画家伦勃朗和建筑师芒萨尔赐爵时，有人对此不满，路易十四说：“我在15分钟内可以策封20个公爵或贵族，但
要数百年才能造就一个芒萨尔。”
路易十四还大量购买意大利古典和文艺复兴时期作品，以至教皇下令禁止艺术品外销，
惟恐意大利成为艺术荒漠。
各地效法巴黎，贵族学习国王，整个社会风气都在尊崇艺术，各个城市纷纷开设艺术学校，建筑师、画家、作家、舞蹈家、陶艺师在拼命
表现法国的梦想和国王的荣耀。
路易十四时期的艺术成就十分广泛，使得前朝和以后的朝代都相形见绌。而产生这种情形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政府的大力赞助。这种艺术
赞助和国家化的结果推进了整个法国艺术的水准，而且当时的艺术中总是有着太阳王的骄傲和格调，无论是在宫廷、教堂中，还是在雕塑、绘
第一部分 第19节：路易十四(6)
画、陶器上。
正是通过路易十四时代的一批杰出艺术家，如舞蹈家博尚、音乐家吕利、剧作家莫里哀等人的努力，形成了法国艺术的古典主义审美情趣。
伏尔泰评价说：“路易十四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艺术赞助者。”他“对艺术的奖励，要比所有其他的君王们来得大”。
一直对路易十四没有好感的圣西门公爵也不得不承认，路易十四的风范开始在宫廷中流行，由宫廷传到全法国，由法国传到全欧洲。
文化之都巴黎，一个聚焦全球目光的世界舞台，就在这一时期诞生了。
而此时“太阳王”的光芒的确笼罩了整个欧洲。处在历史上最强盛时期的法国，在文化和政治上取得了双重的霸权。在路易十四带领法国
取得如此成就的时候，俄罗斯的彼得大帝刚刚开始他的改革，英国仍处于内乱和光荣革命，而德意志依然小国林立，日后那个庞然大物美利坚
合众国那时还是欧洲列强的殖民地。在那个时代，欧洲最耀眼的就是“太阳王”的光辉。
而凡尔赛宫的象征意义在于，它承载着路易十四时代的双重辉煌：一方面，这里是法国绝对君主专制的中心；另一方面，这里是欧洲文化
艺术的中心。
令人回味无穷的是，这双重辉煌也是大革命以及大革命思想的根源，正是路易十四在政治上的专制，为大革命埋下了种子，而他成就了一
个引领欧洲思潮的文化大国，为大革命思想的诞生和传播提供了广泛的社会基础。
不过在17世纪末的时候，“太阳王”的光辉已经有点黯淡了。1707年，沃邦侯爵在一本《谈十一税》书中描述了当时法国的穷困：“几乎
十分之一的人成了乞丐……若再无补救之法，人们将陷于万劫不复之地”，“这阶层(下层阶级)的人们因战争的需要和尽量节省，如今已生活
于衣衫褴褛和破旧草屋之中，任其田地荒芜”。他建议改革税收制度，予民休息。
而路易十四说这位老军人是梦想家，说他的计划在战争的危机中会颠覆王国的经济，并让人们耻笑这本书。很快，沃邦侯爵去世。农工商
都处于困难之中，里昂大多数商业都倒闭了，而税收和战争仍在继续，凡尔赛的奢侈也依然如故。
而法国为它的奢侈生活和对外战争付出的代价是1715年的25亿里弗尔巨债，而当时每年的税收不过1.45亿里弗尔，政府支出需1.4亿里弗尔。
一些巴黎穷人用宗教文体写了控诉文：“我们在凡尔赛的父，人们不再尊您的名为圣，您的国不再伟大，您的旨意不再行于地上和海上。”
这段话可以视为路易十四时代的辉煌的终结，而法国此后的动荡乃至席卷整个欧洲的革命都肇基于此。
应该说是君主专制制度使路易十四成就了“太阳王”的荣光，它对于国家统一、推进发展方面有它的突出作用，但这也是一把双刃剑，随
着时间的推移，专制王权开始滑向历史的对立面，强大的权力集于一人之手却没有有效的约束机制，当路易十四兢兢业业谋发展的时候，对这
个民族自然是件好事，但当他把大量的资源用于营造所谓“光荣”的时候，这个民族就要为此付出惨重代价，这也是一个专制者在顺境时经常
会做的事情。
后来，19世纪法国著名政治家和历史学家基佐说：“17世纪的法国政府居欧洲文明之先，到18世纪，它消失了。在这一事实中，我们发现
了绝对权力无可挽救的弱点和分毫不爽的后果。……没有一个绝对专制的政权受到过它的时代和国民如此充分的赞许，对国家和整个欧洲做出
过更实在的功绩。然而就因为这个政府只信奉绝对权力的惟一原则，就建立在这个惟一基础之上，那么它的衰落接踵而来也是理所当然的。路
易十四统治下的法国没有一种机制能保证国家抵制不合法理的行动，或能保证政府不受时间无情的摆布。路易十四统治末期，走向衰老的不只是他本人，而是绝对权力的整个系统。到1712年，纯君主制已经像君主本人一样筋疲力竭，而危害更加严重。”
1715年9月1日，路易十四逝世。死前他对群臣说:“我深信，你们仍将记得我。”他对5岁的孙子路易十五说：“孩子，你将成为伟大的国王，不要模仿我对于建筑和战争曾有的嗜好，相反，你要尝试与邻邦和睦相处。……努力带给百姓舒适，这是我很遗憾地未能倚重到的。”
他的葬礼没有得到人民的眼泪。杜克洛说：“许多人当灵柩经过时，甚至认为不值得去侮辱一番。”人们认为是路易十四对权势与荣耀的喜好，导致法国濒于毁灭。后来歌德写道：“路易十四是自然造就的帝王的完美样本，但是这样做，却使他自身耗竭，且毁掉了模子。”
拿破仑说：“路易十四是个伟大的国王，是他造就了法国成为国际中第一流的地位，法国自查理曼大帝以来，又有谁能在各个方面与他相比呢？”而阿克顿勋爵的评价是：“他是现代国王中，至今为止最有能力的人。”是的，这位毁誉参半的国王一手创造了法兰西的伟大，带给法国统一的国家和在西方世界不容置疑的文化主导地位，当然他为了造就这一切选择了一条最浪费的道路，奢侈、挥霍、压榨人民。正如后人所说：“至今仍处于他光辉荣耀下的法国，已经学会去宽恕他为造就法国的伟大而几乎毁灭了它的事实。”
第二部分 第20节：启蒙运动(1)
启蒙运动
1680年12月26日，一颗彗星划过了巴黎的夜空。对现代天文学一无所知的巴黎人惶恐不安，以为大祸即将来临，认为这是“千祸之兆”。
巴黎人不知道彗星产生的原因，但是他们的预感并没有错，盛极一时的路易十四时代由此开始走向衰败。而另外一个新的时代已经站到历史的门口。这就是启蒙时代。
17世纪～18世纪的欧洲，处于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时期。随着西欧各国资
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同腐朽的封建制度的矛盾日益尖锐，一批先进的思想家勇敢地高举理性的旗帜，批判封建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抨击中世纪的神学教条，清扫封建社会的传统和愚昧，幻想建立一个合乎理性的社会和国家。
同时，随着近代科学技术和理论的发展，特别是英国科学家牛顿万有引力的发现，使人们认识到，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方法同样可以应用到对人类社会的历史和现状的研究中来。启蒙运动涉及宗教、哲学、政治、经济、科学、史学、文学、美术等各个方面。
1.他拓展了人类精神，他使人类懂得，精神应该是自由的。
在路易十四时代，法国为世界贡献了一位著名的哲学家——笛卡尔(1596年～1650年)。笛卡尔给人类留下这样一句名言：“我思故我在。”作为唯心主义哲学的代表，他对欧洲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笛卡尔出身于贵族家庭，但他以志愿兵的身份参加过欧洲30年战争。他主要的著作有《方法论》、《形而上学的沉思》、《哲学原理》等。
他提倡用“理性”的尺度衡量以往的一切知识。“我思故我在”的呐喊，是对基督教和经院哲学的蔑视和反抗，是对自由的一种呐喊。
笛卡尔告诉人们，要知道上帝、世界以及一切存在是谁，必须知道我是谁。我的确定性先于上帝，也先于一切存在的确定性。
康德非常赞赏这种思维方式，将其称作“理性的解放”。理性的解放是人类丢弃一切依托，凭借自己的力量立足于天地之间的尝试。
而福柯则把笛卡尔的这一尝试看作是启蒙。他认为，“什么是启蒙”就是近代哲学基本的问题。康德指出，“启蒙就是人类摆脱自己招致的稚嫩”。所谓“稚嫩”并不是指人没有理性，而是指不经外人指导便不能独立运用自己的理性。这种稚嫩是理性长期受到束缚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