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惆怅】作者：易中天

Neptune

曾头市晁盖中了毒箭，神医安道全也回天无力，终于命丧黄泉。弥留之际，原本“已自言语不得”的晁盖忽然醒了过来，“转头看着宋江”，谆谆嘱咐道：“贤弟保重。若哪个捉得射死我的，便教他做梁山泊主！”这便是晁盖的“临终嘱咐”，也是晁盖的惟一遗言。

　　晁盖这遗言好没道理。




　　晁盖这“梁山泊主”是怎么当上的？不是世袭的，不是选举的，也不是指定的，而是林冲火并了王伦，众人拥戴的。说白了，他这“第一把交椅”，是林冲从王伦手里夺了来推让给他的。他现在坐不了啦，理应还给林冲和众人，由林冲和众人再作商量，岂可视为己有，私相授受？林冲火并王伦时曾骂王伦说：“这梁山泊便是你的？”当然不是。于是王伦便只好掉脑袋，而晁盖也才得以当寨主。那么，梁山泊不是王伦的，便是晁盖的么？显然也不是。梁山泊根本就不属于哪一个人。既不是他王伦的，也不是你晁盖的。王伦活着尚且不能独霸，你晁盖人都快死了，岂能再管谁当家谁做主？

　　晁盖这遗言也好生蹊跷。

　　照理说，晁盖升天，宋江升职，是顺理成章的事。宋江原本就是“二把手”，一人之下众人之上，地位威望均无人可比。所以晁盖一死，吴用、林冲等人便不管什么遗嘱不遗嘱，全都跑来找宋江，“请哥哥为山寨之主”。他们的理由有两条。一是“四海之内，皆闻哥哥大名”；二是“若哥哥不坐时，谁人敢当此位”。其实，还应该加上一条，那就是自从宋江上山以来，梁山的事务，实际上一直是宋江在主持，晁盖不过只是名义上的寨主。因此，晁盖死后，由宋江继位，不但天经地义，而且大得人心。

　　然而晁盖却偏偏不想让宋江当寨主。如果他想让宋江当寨主，根本就不必立什么遗嘱，这寨主之位，自然就是宋江的；而以宋江武艺之稀松平常和根本不可能直接上阵交手厮杀，又岂能捉得史文恭？显然，晁盖这一遗言，已经几乎是公开暗示不肯让位于宋江了。

　　这就奇怪。因为晁盖一向视宋江为“生死之交”，而且宋江上山之初，晁盖就打算要让位的。晁盖说：“当初若不是贤弟担那血海般干系，救得我等七人性命上山，如何有今日之众？你正是山寨之恩主。你不坐，谁坐？”以晁盖之为人实在和仗义，说这话不大可能是虚情假意。只是因为宋江的坚持不就，这才形成梁山领导核心晁盖第一宋江第二的基本格局。何况宋江不肯坐第一把交椅的理由，是晁盖年长。宋江说：“论年齿，兄长也大十岁，宋江若坐了，岂不自羞？”现在这个问题没有了，正该那“山寨之恩主”来坐主位，怎么会半路里杀出个“临终嘱咐”来呢？

　　这不能简单地解释为晁盖自私，一心只顾报那“一箭之仇”，把个人的恩怨看得比山寨的成败兴衰何去何从还重。作为梁山领袖，晁盖其实一直在思考后一个问题，而且越想，就越是对宋江不放心。因为他越来越意识到，宋江在梁山上的人缘威望早已远远超过了他，而宋江对梁山前途的看法和自己又并不一样。

　　晁盖其实是一个没有多少势力、能力，也没有多少心眼的人。他在江湖上声望远不如宋江，哥们也没有宋江那么多。晁盖去世时，梁山头领凡八十九人，属于“晁盖圈子”的不足十人，也就是最初跟随他上山的几个再加上林冲。至于杜迁、宋万、朱贵，人微言轻，无足轻重，本人的心态也是无可无不可，顶多只能算作中间力量。其余先后上山的，便基本上是“宋江团队”：　破清风寨后，花荣、秦明、燕顺、王英一拨九个；劫法场后，戴宗、李逵、张顺、李俊一拨十一个。这些都是宋江的“心腹弟兄”。以后三打祝家庄，大破连环马，三山聚义打青州，一拨一拨的人马上山，不是宋江的门徒（如孔明、孔亮），便是宋江的故交（如武松、柴进），不是为宋江所收（如呼延灼），便是专奔宋江而来（如段景住）。这些人上山后，自然多半只认得宋江，不大认得晁盖。比如鲁智深在少华山上要拉史进等人上梁山，便说“俺们如今不在二龙山了，投托梁山泊宋公明大寨入伙”；被华州贺太守捉住，也说“我死倒不打紧，洒家的哥哥宋公明得知，下山来时，你这颗驴头趁早儿都砍了送去”。在他们嘴里眼里，梁山泊早就是“宋公明哥哥”的了，没晁盖什么事。

Neptune

宋江不但人多，而且关系铁，过得硬。花荣、李逵，是能和宋江一起去死的；武松、鲁智深、史进、燕青，还有那个“拼命三郎”石秀，都是些“水里火里不回头”而且“该出手时就出手”的汉子。这些人在梁山上，敢说敢骂，敢作敢为，说一不二，举足轻重。正是靠着他们的拥护，宋江上山不久，就成了事实上的梁山之主。

　　相反，晁盖的圈子既小，又很松散。公孙胜是个“闲散的人”，不去管他；白胜无足轻


重，也不去管他。吴用是晁盖的老弟兄，又是和晁盖一起上山的，却在宋江上山之后很快倒向了宋江。每次晁盖和宋江发生分歧，吴用都站在宋江一边，帮宋江说话。刘唐也是晁盖旧部，和晁盖一起出生入死，按说应该坚决执行“天王遗嘱”的，然而却在关键时刻“丧失立场”，成了“保宋派”，还要提供“理论根据”，道是“我们起初七个上山，那时便有让哥哥（指宋江）为尊之意”。似乎只有宋江当寨主，才真正是天王遗志，让捉得史文恭者为首，反倒违背了晁盖意愿。林冲的态度也很暧昧。晁盖在位时，他倒是愿意帮晁盖做些事情（比如攻打曾头市，便是林冲相随），但晁盖死后，领头请宋江就寨主之位的，却也是林冲。可以肯定，如果宋江和晁盖发生冲突，林冲多半会守中立。算来算去，和晁盖最铁的，也就是阮家三雄。可惜他们人太少，又常年在山下水寨，成不了什么气候。如此看来，晁盖其实很孤立。

　　晁盖是什么时候感到这种孤立的？不大清楚。但曾头市事件肯定是一个总爆发。梁山泊要打曾头市，起因在于一匹“照夜玉狮子马”。这匹马是段景住盗来献给宋江的。晁盖是山寨之主，段景住要以此马作为晋身之阶，上山入伙，理应献给晁盖才是，怎么却要“献与宋公明哥哥”呢？任晁盖再大度，心里也不能不起疑。事实上，这种事情出得多了。早在宋江将上山未上山时，就有欧鹏等四筹好汉前来相见，道是“只闻山东及时雨宋公明大名，想杀也不能够见面”。这话当着晁盖的面就这么说。好在大家“义气深重”，又都是来救宋江的，也就不会介意。可是，后面上山的人，也都说是冲着宋江来的。李逵、武松、鲁智深等人就更是喊得厉害，口口声声“江湖上只闻及时雨大名”，这就不能不让晁盖有了想法。我相信，晁盖即便再愚钝，也不会感觉不到，梁山好汉们对他的态度是客气多于敬重，对宋江却是实实在在的又敬又爱。

　　与此同时，晁盖也一定感觉到宋江是在一步一步有意无意地架空他。自宋江上山，梁山泊的大半个家，便都是宋江当了。但有疑问，都是宋江拿主意；但有征战，也都是宋江领兵下山。每到这时，众头领的态度，不是一片响应：“哥哥所言极是”；便是一片踊跃：“愿随哥哥前往”。晁盖有什么决定，总是被委婉地驳回；想要领兵下山，也总被客气地劝阻。“哥哥是山寨之主，不可轻动”，宋江总是这么说。结果，宋江的功劳越来越大，人马越来越多，威望也越来越高。这就不能不让晁盖心里有点那个。再说，晁盖也弄不明白，他这个“山寨之主”，究竟是统帅全局的领袖，还是摆看的花瓶？究竟要什么样的事，才该他出面、出手、做主，才不是“轻动”？晁盖心里，真是想不明白，好没意思。所以这一回，晁盖决计不听宋江那一套，死活要带兵下山去。不但“宋江苦谏不听”，而且“晁盖忿怒”。这“忿怒”二字值得玩味。忿怒什么呢？显然不仅仅是因为曾头市。

　　想当时晁盖一定有一种紧迫感。他对宋江说：“你且休阻我，遮莫怎地要去走一遭！”同时晁盖一定也有一种孤独感。以往宋江下山时，只要说一声：“小可情愿请几位弟兄同走一遭”，厅上厅下便会一齐都道：“愿效犬马之劳，跟随同去”。就连打一个小小的芒砀山，吴用和公孙胜都要左右辅佐。这一回，却似乎没什么人自告奋勇，得晁盖自己点将。吴用和公孙胜都留下陪伴宋江。打先锋和当军师，全靠“梁山初结义”时的弟兄林冲一人。这就几乎注定了晁盖要失败。而紧迫、孤独导致的狂躁、冒进，则是晁盖失败的直接原因。

Neptune

晁盖战死疆场，自然不失英雄本色，但也同时说明他确实不具备领袖资质，甚至缺少大将风度。凡为人主、为将帅者，必须能忍人所不能忍，为人所不能为。像晁盖这样沉不住气，怎么行呢？

　　其实，晁盖不如宋江之处甚多。他既无远虑，亦无近谋，而且往往意气用事。比如杨雄、石秀两个来投奔梁山，晁盖却要砍他们的脑袋，原因只在于“这厮两个，把梁山泊好汉的


名目去偷鸡吃，因此连累我等受辱”。结果遭到众人反对，人情也让宋江做了。这岂非考虑欠妥？再说了，既然已经答应他两个入伙，就该唯才是举，好生安顿，晁盖却叫他们坐在杨林之下。想那杨林不过地煞星之十五，杨雄、石秀却在天罡星之列，武艺本事相去何远？可知晁盖实在没有识人之力用人之量，也实在不够资格当领袖。

　　难怪晁盖这领袖当得有点窝囊了。最窝囊的是，他明明看出了宋江有投降的意思，自己也很不赞成投降，却又无可奈何。因为投降对不对、好不好先不说，好歹也是一个纲领一条路线，晁盖却什么纲领路线都没有。他的上山，原本就稀里糊涂；上山以后，又得过且过。依照他的想法，既不必像李逵嚷嚷的那样，“杀去东京，夺了鸟位”（他自知无此能耐），也不要像宋江琢磨的那样，招安投降，谋个一官半职（他明白那并非出路），最好就这么混着，当一天强盗打一天劫。只要弟兄们日日在一处厮混，有肉吃，有酒喝，就不赖。当然，晁盖并不蠢。他也心知肚明，清楚这终非长久之计，可惜又拿不出更好的办法，只好过一天算一天，或者寄希望于来人。在他看来，有本事捉得史文恭者，一定有勇有谋。有勇，就不会投降；有谋，就能找到出路。

　　这当然是个办法，可惜行不通。因为那捉得史文恭者，如果是山寨中人，岂肯颠覆宋江的领袖地位；如果是山寨外人，又怎么颠覆得了？显然，不管是谁捉得史文恭，也仍得让宋江去坐那头把交椅。所以，晁盖的如意算盘，几乎注定要落空。

Neptune

宋江想没想过要当皇帝呢？不好说。

　　李逵是主张宋江当皇帝的。这话李逵公开说过多次，而且几乎是一有机会就要说。比如，晁天王曾头市中箭，一命呜呼。宋江因为有天王遗命在先，死活不肯就寨主位。于是林冲等人只好请宋江“以大局为重”，权作首领，以免群龙无首。然而李逵却叫道：“哥哥休说做梁山泊主，便做了大宋皇帝，却不好！”结果被宋江一声断喝：“这黑厮又来胡说！再休


如此乱言，先割了你这厮舌头！”李逵这话说得着三不着两。林冲等人请宋江到聚义厅议事，原本是要讨论寨主问题。或者说，是要让宋江出来主持工作，怎么扯到当不当皇帝上去了？即便要当皇帝，也得先当了寨主再说。但李逵是个急性子，巴不得一步到位，也有点看不惯宋江的扭扭捏捏，所以就不管合适不合适，只管喊将出来。

　　宋江其实也是有过这个念头的。宋江江州遇难，危在旦夕，众兄弟下梁山，劫法场，破无为军，杀黄文柄，救得宋江性命，一同上山聚义。喘息未定，宋江便迫不及待地说起“耗国因家木，刀兵点水工”的段子，还要一句一句地解释，得意之情，溢于言表。李逵是个直人，一听这话，便跳起来叫好：“好哥哥，正应着天上的言语。虽然吃了他些苦，黄文柄那贼也吃我割得快活。放着我们有许多军马，便造反，怕怎地？晁盖哥哥便做大宋皇帝，宋江哥哥便做小宋皇帝，吴先生做个丞相，公孙道士便做个国师，我们都做个将军，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在那里快活，却不好？不强似这个鸟水泊里？”这话虽然立即被戴宗喝断，不过宋江的心思，却也被李逵有意无意地捅了出来。

　　那么，宋江有没有这个条件呢？应该说，多少有一点。

　　宋江的军事力量到底有多大，不好说。不过，直到投降之前，官兵和梁山交锋，没胜过一回。即便是高俅、童贯带了兵来，也不中。可见如果要和宋徽宗那昏君逐鹿中原，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宋江自己，应该说也是具有领袖资质的。他文不如萧让，武不及林冲，谋不如吴用，勇不及刘唐，这些人却心甘情愿地团结在他周围，唯其马首是瞻，可见宋江确实具有个人魅力。所以，如果宋江果真决定要“杀去东京，夺了鸟位”，众弟兄一定是一片响应：“愿随哥哥前往”。想想看吧，宋江要投降，弟兄们尽管心里一百个不愿意，也还是跟着走了。要他们跟宋江去打江山，岂有不肯之理？

　　然而宋江却不肯，因为宋江是“孝义黑三郎”。

　　宋江的“孝”是有名的。因为“孝”，他一而再、再而三地不肯上山落草，以免“教人骂作不忠不孝”。宋江的“义”也是有名的。因为“义”，他不顾朝廷王法，放走“劫匪”晁盖等人。正是“孝义”二字，使宋江在江湖上赢得了好名声；但也正是这两个字，使宋江在听了“耗国因家木，刀兵点水工”的段子后，虽不免有些飘飘然，却仍不敢有非分之想。

　　什么是“孝”？“孝”的本质就是“恭敬顺从”，因此又叫“孝敬”、“孝顺”。不过，孝敬也好，孝顺也好，都和“造反”格格不入。所以，孔子说，一个人，如果为人孝悌，却又犯上作乱，那可是从来没听说过。

　　那么，什么是“义”呢？义，有侠义、情义、正义、忠义。宋江救晁盖，讲的是情义；投降朝廷，讲的却是忠义。而且，在宋江心目中，忠义显然是第一位的。所以，晁盖一死，宋江还只是“代理寨主”，便立马将“聚义厅”改为“忠义堂”。甚至可以说，在宋江看来，忠就是义，义就是忠。搭救晁盖，是忠于友谊；投降朝廷，则是忠于国家。这样的人，要他在王法之外做点小动作，是可能的；要他“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则是不可能的。

　　事实上，历史上那些靠暴力夺取政权的，都不是什么讲忠孝仁义的人。刘邦置生父和亲子的死活于不顾，有什么“孝”？朱元璋初登大位，便大开杀戒，屠戮功臣，又有什么“义”？正如林语堂先生在《中国人》（又译《吾土与吾民》）一书中所说，建立新王朝“需要爱好战争和混乱的天才——对费厄泼赖，对学问及儒家伦理都嗤之以鼻，直到自己稳稳地坐在龙位之上，再将儒家的君主主义捡起来，这可是个极有用的东西”。宋江还只是个“草头王”，就把这东西当宝贝，行吗？

Neptune

所以，孝子也好，义士也好，都当不了造反皇帝。做得成的，都只有把“忠孝节义”四个字束之高阁，至少暂时束之高阁。宋江撇不开这四个字，就不可能“杀去东京，夺了鸟位”。既不肯当皇帝，也不肯当强盗，便只好选择当“回头浪子”，招安投降。

Neptune

嘉靖四十三年（公元1564年）十一月，是“一代名奸”严嵩伤心难过的日子。就在这个月，他的儿子严世蕃被人告发，以“通倭谋反”的罪名逮捕下狱。这个罪名如果成立，等待他的，将是身败名裂、家破人亡。

　　严嵩是有明一代的异数，一个“不可多得”的奸臣。明代的奸臣不多。《新唐书》作《奸臣传》，上下两卷，另有《叛臣传》上下两卷，《逆臣传》上中下三卷。《宋史》作《奸


臣传》，多达四卷，另有《叛臣传》上中下三卷，《佞幸传》一卷。《明史》的《奸臣传》却只有一卷。当然，这并不等于说，大明的奸臣就一定比大唐或大宋少，因为《明史》还有《佞幸传》和《阉党传》。入此二传的，在一般人看来，也是奸臣。比如武宗（正德）朝的焦芳，身为阁臣，却与宦官刘瑾狼狈为奸，沆瀣一气，怎么不是奸臣？然而入《阉党传》。又比如成祖（永乐）朝的纪纲，专一刺探官民隐私，打小报告陷害他人，“被残杀者不可胜数”，又怎么不是奸臣？然而入《佞幸传》。《明史》认为，不能把小人都名之为“奸”。只有那些“窃弄威柄，构结祸乱，动摇宗祏，屠害忠良，心迹俱恶，终身阴贼”的，才是奸臣。像焦芳和纪纲那样的，便只好算作“阉党”和“佞幸”。

　　这也并非没有道理。正如宠臣不等于权臣，小人也不等于奸人。小人，是从来就有的（世所恒有）。奸臣就比较罕见。“一代名奸”更是“珍稀动物”。审诸唐宋元明四代，堪称“名奸”的，唐代只有一个李林甫。宋代多一点，蔡京、秦桧、贾似道。元代六大奸臣一个都不知名，明代的“名奸”恐怕就是严嵩。不信随便找个人问问，问他明代最坏的人都有谁，答案多半不是魏忠贤，就是这位严阁老（当时称内阁大学士为阁老），要不就是两个人都榜上有名。要知道，在中国的戏曲舞台上，严嵩从来就是大白脸。

　　当然，舞台上的事并不一定靠得住，曹操的大白脸就很冤枉。曹操不是奸臣。即便站在汉帝国的立场上看，也不是。在那个东汉王朝气数已尽，中央政权王纲解钮，群雄并起逐鹿中原的时代，如果不是曹操顶住，真不知几人称王几人称帝，那位末代皇帝也未必能有更好的下场。所以曹操不是奸臣，至多是奸雄，甚至是英雄。

　　严嵩却不冤，也没人替他翻案。据《明史·奸臣传》云，严嵩其实并没有什么执政能力（无他才略），却很懂得怎样做一个奸臣（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他踏入官场以后，实际上只做了四件事情：　一是媚主，二是整人，三是弄权，四是索贿。早在他“入阁拜相”之前，就公然向宗室藩王索取贿赂。成为“当朝宰相”后，更是结党营私，卖官鬻爵，敲诈勒索，贪得无厌。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八月，严嵩家产被抄，共抄得黄金三万多两，白银二百万两，相当于当时全国一年的财政总收入，此外还有田地上百万亩，房屋六千多间，以及无数的珍稀古玩、名人字画。严嵩出身原本贫寒，这些财产是从哪里来的？当然是他窃权二十年，父子二人搜刮来的。所以张居正说，严嵩当国，其实是“商贾在位”。

　　被严嵩整垮整死的人也很是不少，《明史·奸臣传》列了一个长长的名单，其中最有名的是沈炼和杨继盛。这两个人，都是因为弹劾严嵩而被害死的。沈炼上书时，官职是锦衣卫经历。经历是个管文书档案的“七品芝麻官”，锦衣卫则是明代著名的特务组织，相当于宪兵队。沈炼虽然在特务机关工作，却很正派，《明史》说他“为人刚直，疾恶如仇”。沈炼的长官锦衣卫帅陆炳和严嵩父子关系很好，对沈炼也不错（善遇之），常常带他到严世蕃家去喝酒。然而沈炼却不吃这一套。他痛恨严嵩父子为非作歹祸国殃民，“时时扼腕”，终至忍无可忍，在嘉靖三十年（公元1551年）上书弹劾，痛斥严嵩“贪婪之性疾入膏肓，愚鄙之心顽于铁石”，欺上瞒下，以权谋私，排挤忠良（忠谋则多方沮之），任用奸佞（谀谄则曲意引之），以至于“人皆伺严氏之爱恶，而不知朝廷之恩威”。这当然是捅了马蜂窝。于是严嵩勾结死党，捏造了一个“图谋不轨”的罪名将沈炼杀害。

Neptune

可惜沈炼杀不完。一个沈炼倒下了，又一个沈炼站起来。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杨继盛再次上书弹劾严嵩。杨继盛的官职是兵部员外郎，和沈炼一样，也是一个“七品芝麻官”。而且，杨继盛的攻势比沈炼还猛。沈炼的奏疏，列举了严嵩十大罪状。杨继盛则指出，严嵩不但有“十罪”，还有“五奸”。这“五奸”是：　由于严嵩的奸诈狡猾蒙蔽圣听，以至于“陛下之左右皆贼嵩之间谍”，“陛下之喉舌皆贼嵩之鹰犬”，“陛下之爪牙皆贼嵩之瓜葛”，“陛下之耳目皆贼嵩之奴隶”，“陛下之臣工皆贼嵩之心腹”。这当然又捅了


马蜂窝。于是严嵩在杨继盛的奏章里找了个岔子，怂恿嘉靖下令将其逮捕。不过嘉靖皇帝虽然将杨继盛下狱问罪，却并没有要杀他的意思。严嵩就又搞鬼，在另一件死刑案的上报文件中塞进杨继盛的名字，将其谋杀。

　　严嵩，是不是大奸臣？

　　不过严嵩的有名，除“罪大恶极”外，还因为他这个奸臣当得有点“不合时宜”。《明史》所列奸臣，其时代不是在开国之初（如胡惟庸、陈瑛），就是在亡国之际（如周延儒、温体仁、马士英），唯独严嵩不三不四，是在嘉靖一朝。嘉靖朝是个什么概念呢？明代十七朝十六帝享国276年，嘉靖是第十一位皇帝，登基的时候（1522年）上距开国154年，下距亡国122年，正好在王朝的中间偏后一段。开国之初出现奸臣是不奇怪的，因为那时制度还是草创，时局也不稳定。亡国之际出现奸臣也不奇怪，因为那时气数已尽，弊端丛生。然而嘉靖一朝，即便从他老人家“驾崩”那年算起，距离亡国也还有78年。照理说，这可应该是“天下无事，安享太平”的时代，怎么会冷不丁地冒出个大奸臣来呢？

　　何况明代的朝臣当中也不该出奸臣。事实上，有明一代的特点，是皇帝多混账而朝臣无大恶。明代的皇帝，和历朝历代相比是最差劲的。太祖洪武皇帝朱元璋，心狠手辣，杀人如麻，和他一起打江山的功臣几乎被他赶尽杀绝。成祖永乐皇帝朱棣，残忍暴戾，也是草菅人命，杀人如麻，还动不动下令将人犯“拖出去着狗子吃了”，或者下令将女犯轮奸，简直就是心理变态。仁宗洪熙皇帝朱高炽，宣宗宣德皇帝朱瞻基，这两个算是不错，因此有所谓“仁宣之治”。可惜仁宗在位只有一年，宣宗在位也只有十年，况且宣宗还因为喜欢斗蟋蟀而被称为“促织天子”。接下来，英宗朱祁镇（他有两个年号，正统和天顺），就开始出问题了。最大的问题还不是做了俘虏，搞了复辟，杀了忠臣，而是开了宦官专政的先例，为大明王朝留下无穷后患。英宗的儿子——宪宗成化皇帝朱见深也很够呛。此公宠信太监，迷恋佛道，热衷于房中术，朝政颇为秽乱，《正说明朝十六帝》一书总结为三句话：　一个贵妃（万娘娘）、两个宦官（汪直、梁芳）、三桩弊政（西厂、皇庄、传奉官）。不过，宪宗的儿子——孝宗弘治皇帝朱佑樘，却是难得的明君，被认为可以和汉文帝、宋仁宗相提并论。可惜天不佑大明。这个最温良恭俭让的皇帝却有一个最任性顽皮的儿子。他这个儿子——武宗正德皇帝朱厚照，堪称“亘古第一顽主”。而且，正是因为他的荒唐胡闹，害得孝宗这一系断子绝孙，世宗嘉靖皇帝朱厚熜和奸臣严嵩才得以粉墨登场。

　　以后便是一代不如一代。穆宗隆庆皇帝朱载垕，惟一的爱好是女人，最大的优点是无能。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酒色财气，醉生梦死，最擅长的是耍赖和罢朝。光宗泰昌皇帝朱常洛，在位只有一个月，惹出的案子倒有三个：　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此即所谓“明末三案”。熹宗天启皇帝朱由校，其实是个文盲。他在位七年，玩了七年积木，斗了七年蟋蟀，朝政全部交给另一个文盲——太监魏忠贤。等到他的弟弟——崇祯皇帝朱由检来收拾局面时，局面其实已不可收拾，只好亡国。当然，亡国也不能都怪前人，崇祯自己也有责任。崇祯的勤政自律固然超过前人，他的刚愎自用、嫉贤妒能、苛刻猜忌怕也史无前例。这里且不说他。

Neptune

明代皇帝如此差劲，国祚为何还能延续如此之久呢？这是因为，自隋唐而宋元，经过七百多年探索，文官制度已经完善，官僚政治已经成熟，帝国的政权其实是由士大夫阶层来支持的。这些人耕读为本，诗书传家，满脑子“忠君报国”，一肚皮“修齐治平”。一旦进入官场，大都能各安其位，各司其职，尽心尽责，因此国家机器甚至在君主缺位的情况下也能运转自如。也因此，尽管皇帝多混账，然而朝臣无大恶。正如《明史·奸臣传》所说，明代作恶多端的主要是太监（有明一代，巨奸大恶，多出于寺人内竖），奸臣的出现竟成为异数


（求之外廷诸臣，盖亦鲜矣），唯独嘉靖一朝是个例外（惟世宗朝，阉宦敛迹，而严嵩父子济恶，贪得无厌）。

　　于是就有了一个问题：　为什么唯独嘉靖一朝阉宦敛迹而奸臣崛起？或者说，为什么阉宦敛迹以后奸臣就要崛起？这当然与嘉靖其人有关。那么，嘉靖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皇帝？

　　依我看，是个混蛋。

Neptune

嘉靖是明代一个绕不过去的皇帝，在位时间很长，45年，仅次于他的孙子万历（神宗朱翊钧），在中国历史上排名也很前。历代皇帝在位的年头，康熙最长，61年；乾隆次之，60年；第三汉武帝，54年；第四明万历，48年；嘉靖排在第五名。

　　不过，嘉靖在位时间虽长，政绩却乏善可陈。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二月，时任户部云南司主事的海瑞，向嘉靖皇帝呈上了轰动朝野的《直言天下第一事疏》。户部主事官


价正六品，相当于现在的司局级干部，在当时则是一个不大不小、不上不下的职位。明代官制，户部有尚书一人，正二品，相当于部长。侍郎二人，正三品，相当于副部长。这三个，都叫“堂官”，由皇帝直接领导。部以下，设司（户部有十三个司）。司的官员，有郎中（正五品）、员外郎（从五品）和主事（正六品），都叫“司官”。再下面，则有一大群八品、九品的办事员，比如照磨、检校之类，是为“吏员”。部里的工作，大事有堂官做主，小事有吏员张罗，司官的任务并不重。何况自明孝宗弘治（嘉靖的伯父）以来，治理司务的只有郎中一人，员外郎和主事只在授官之日出席而已，实际上是闲差。然而海瑞虽然级别不高，责任不重，事情不多，却“位卑未敢忘忧国”，对国家的命运前途充满担忧。他在户部无所事事，就琢磨朝政。这一琢磨不要紧，海瑞发现，嘉靖一朝的政治，竟然可以概括为十六个字：“吏贪官横，民不聊生，水旱无时，盗贼滋炽”，堪称一塌糊涂。而且天下的臣民，对嘉靖皇帝也极其不满（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甚至用他的年号来挖苦他，说什么“嘉靖嘉靖，家家皆净”，堪称民怨沸腾。

　　那么，事情为什么会弄到这个地步呢？究其所以，就因为嘉靖这个皇帝不好。怎么个不好？昏聩多疑（心惑）、刚愎残忍（苛断）、自私虚荣（情偏）。随便举个例：　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老头子病重，太医徐伟奉旨前往诊治。当时嘉靖坐在小床上，龙袍垂地，徐伟迟疑不敢前进。嘉靖问他为什么不走过来。徐伟说，皇上的龙袍在地上，臣不敢进。诊视完毕，嘉靖就下了一道手诏给内阁，表扬徐伟。嘉靖说，徐伟的话，最能体现他对君父的忠爱之情。因为他说的是“皇上的龙袍在地上”，而不是“皇上的龙袍在地下”。这又有什么区别呢？嘉靖说，区别很大——地上，人也；地下，鬼也。徐伟听到传达，当时就吓出一身冷汗。地上地下，这在一般人那里是没有什么区别的。我们平时说话，也是地上地下不分，哪有那么多讲究？按照嘉靖的逻辑，臣下一言不慎，岂不是就要招来灭顶之灾？

　　嘉靖要求臣下极其苛刻，对待自己却极其放纵。他这个皇帝，在位四十五年，倒有半数以上年头是不上朝的。他从嘉靖十八年（公元1439年）起就不视朝，从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起就不进宫。干什么呢？躲在西苑，修斋建醮，整天和道士鬼混。而且，他听信道士的鬼话，也不和皇后、太子见面，因为据说他们父子二人命相相克。所以海瑞认为，嘉靖不但从政治的角度看不是好皇帝，从伦理的角度看也不是好父亲、好丈夫。如果拿君臣、父子、夫妇这“三纲”来衡量一下，就会发现原本应该成为全体臣民道德楷模的皇上，居然一纲都谈不上：　任意怀疑、谩骂、屠杀臣僚，是不君（以猜疑诽谤戮辱臣下，人以为薄于君臣）；对亲生儿子毫无教诲养育，连面都不见，是不父（二王不相见，人以为薄于父子）；与皇后分居，躲在西苑炼丹，是不夫（乐西苑而不返，人以为薄于夫妇）。这样一个人，能把国家治理好，那才是咄咄怪事！

　　实际上嘉靖也无心治国。他最关心的只有两件事情，或者说两个问题。一是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活够岁数，二是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玩够女人。只要能够实现这两个目标，即便把整个帝国都押上去，他也在所不惜。

　　道士们据说就能够帮助嘉靖实现自己的“理想”。因为道教主张的，正是长生不老，甚至肉体飞升，而且“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更加妙不可言的是，道教“养身之道”的有机组成部分和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便正是所谓“房中术”。按照嘉靖宠信的道士邵元节、陶仲文等人的理论，养生是不必节欲的。相反，如果掌握了房中秘术，多次与童贞处女性交，还能起到采阴补阳、延年益寿的作用。这实在是太对嘉靖的胃口了。对于他来说，长寿固然是重要的，但如果必须禁欲，活那么长又有什么意思？现在好了。纵欲和养生竟可以并行不悖相得益彰，这真让皇帝陛下心花怒放。

Neptune

然而这种以少女身体为炼丹鼎炉的“采阴补阳”，对于女性而言无异于身心摧残。何况宫女们还要黎明即起，在日出时分采集甘露供嘉靖饮用；还要向嘉靖提供初潮的经血，供他炼丹。这种由少女经血、中草药和矿物质炼成的“红铅丸”，其实是一种壮阳药，内中含有从人尿（当然是童男童女的尿液）中提取的性激素。嘉靖服用以后，便要在这些少女身上发泄兽欲。这实在让人忍无可忍，终于在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发生了“壬寅宫变”。十月二十日晚上，以杨金英、邢翠莲为首，十余名宫女决定谋杀嘉靖，而且差一点就用黄绫


布把他在床上活活勒死。我们知道，谋反，是要灭九族的。弑君，也是要判剐刑的。所以，许多公卿将相即便大权在握，也不敢轻易动此念头，何况手无寸铁的弱女子？不难想象，如果不是嘉靖太过荒淫暴戾，她们断然不会铤而走险。

　　谋杀皇帝的宫女都被凌迟处死，嘉靖却也有了一个借口，从此不回大内。皇上不住在宫里，自然也不上朝。于是，他便在西苑永寿宫安营扎寨，修斋建醮，做起道士来。

　　修斋建醮也叫斋醮。什么是斋醮呢？就是建立道坛，斋戒沐浴，向神仙祈福。这时，必须向皇天上帝呈奉奏章祝词。这个奏章祝词通常用硃笔写在青藤纸上，叫“青词”，也叫“绿章”。这事道士是干不来的，得靠词臣。最好的词臣自然是内阁大学士。我们知道，明清两代是没有宰相的。皇帝一人身兼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直接领导六部。这当然忙不过来，得有人协理。协理的部门就叫“内阁”，其实是秘书处；协理的人就叫“大学士”，其实是高级秘书。不过，久而久之，六部离皇帝越来越远，内阁离皇帝越来越近。但有大事，皇帝往往向内阁垂询，交六部执行，大学士就从制度上的秘书变成了实际上的丞相，因此也可以打一个引号，称为“宰相”。

　　内阁大学士既然原本是秘书，主要工作是替皇帝披阅奏章起草文件，文字功夫是没有问题的。他们既然能够替皇帝草拟诏书，自然也能够替皇帝撰写青词。于是，以嘉靖的人生目标为中心，道士和阁臣开始分工合作。道士炮制春药，阁臣炮制青词；道士煽风点火，阁臣舞文弄墨。如此这般，嘉靖一朝的政治岂能不乌烟瘴气？

　　然而内阁大学士们心甘情愿。这些家伙比谁都清楚：　要想青云直上，就得讨好皇帝；要想荣华富贵，也得讨好皇帝；要想永保平安，还得讨好皇帝。皇上既然就好这一口，咱们又有的是时间精力聪明才智，何不奉献一点？所以，嘉靖一朝的阁臣，不少都是写青词的好手，甚至除了撰写青词，其实不会别的。比如袁炜、李春芳，后来还被称作“青词宰相”。总之，在嘉靖治下，要想出将入相、位极人臣，就必须是青词写手。

　　严嵩当然也不例外。

　　严嵩的青词也是写得极好的，曾经一度无人能够望其项背。青词并不好写。那是一种赋体的文章，要求能够以极其华丽的文字表达出皇帝对上天神灵的敬意和诚心。嘉靖求仙心切，性子又急，所以青词总是供不应求，常常能把那些阁臣憋死。然而严嵩却有求必应，得心应手。这并不奇怪。严嵩原本就是颇负盛名的诗人，文学修养很高，自然长袖善舞。严嵩又尽心，使出浑身解数，殚精竭虑，揣摩铺张。结果一来二去，竟然只有严嵩一个人写的青词能让嘉靖满意（醮祀青词，非嵩无当帝意者）。

　　于是严嵩“入阁拜相”，在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八月（也就是“壬寅宫变”前两个月）拜武英殿大学士，入直文渊阁，成了“宰相”。这时严嵩已经六十多岁，却“精爽溢发，不异少壮”。入阁以后的严嵩当然还要撰写青词，但更重要的还是“揣摩圣意”。嘉靖虽然是个混蛋，却不是昏君；虽然躲在西苑，却没有大权旁落；虽然整天求仙问药，却一刻也没有放松对朝廷的控制。许多重大政治问题，嘉靖都是自己已有成见才去咨询阁臣的。因此，阁臣的本事，就在于能够摸清嘉靖的心思，说出皇帝想说的话，甚至皇帝想说而不方便说的话。严嵩正好就有这样的本事。他和他的儿子严世蕃，差不多每次都能把嘉靖的心思猜个八九不离十，所奏自然“甚合朕意”。这在嘉靖看来，是严嵩父子忠心耿耿，勤于王事；在别人看来，则认为皇上对严嵩言听计从。至于严嵩，当然不会说穿其中的秘密。他们父子正好趁机欺上瞒下，以售其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