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史】

共相语

  东汉王朝的衰落
一、东汉后期宦官的擅权
　　东汉的历史，从汉光武帝建武元年（公元25年）刘秀称帝算起，到汉献帝延康元年（公元220年）曹丕代汉截止，总共196年。实际上，从汉灵帝中平六年（公元189年）董卓率军进入洛阳开始，东汉皇帝便陷于军阀的挟制之中，全国一统的局面也随着瓦解，所以我们说东汉王朝的寿命实际只有165年。
　　在封建时代，无论哪一个王朝，由于剥削阶级的贪婪性和腐朽性，统治集团内部总是矛盾百出，顾此失彼。秦统一中国以后，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废除分封制，建立郡县制。秦始皇认为这样，就可以把皇位传至子孙万代。因之骄纵淫侈之心大炽，对人民的役使和榨取无所不用其极，诸如造宫室、修坟墓、求仙药、盛巡游，闹得民不聊生，海内愁怨。很快就招致了陈胜领导的农民大起义，秦王朝便短命夭折了。刘邦及其子孙吸取了秦速亡的教训，在地方上不断分封同姓王；在朝廷内部经常将政柄交给母后和外戚，结果，外戚王莽篡夺了政权。刘秀统一中国以后，吸收了王莽篡位的教训，采取了一些加强皇帝专制的措施。可是，东汉的皇帝只有刘秀和明、章二帝能够做到政由已出；其余各帝由于宫廷生活过于荒淫腐化等原因，差不多都短命而亡，继位的皇帝年纪都很幼小，因此政权便落在母后及其父兄（即外戚）手里。等到皇帝长大以后，想要收回政权，只有和自己身边的宦官商量，于是皇帝在宦官的协助下，打倒了外戚。宦官因为扫倒外戚有功，并且又能包围和愚弄皇帝，所以实权便落在宦宫手里，不久，这个皇帝又短命死了。于是再来一套外戚专权以至宦官擅势的过程。东汉中后期一百余年的历史，可以说是外戚和宦官争夺统治权的历史。从外戚和宦宫斗争的事实看，宦官越来越占上风。东汉时宦宫曾经六次打倒外戚（和帝时，郑众捕杀窦氏；安帝时，李闰等谋害邓氏；顺帝时，孙程等捕杀阎氏；桓帝时，单超等诛杀梁氏，灵帝时，曹节等诛杀窦氏；少帝时，张让等诛杀何氏）。宦官为什么这样嚣张？这是因为：
　　（1）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皇帝既和外戚有矛盾，又害怕同姓诸王和大臣篡夺政权，同时也不愿让他们同士人过多地接近，所以容易信任宦官，因宦宫大都出身子门第低的家庭；本人又是刑余之人，没有声望和什么社会地位，使皇帝感到他们没有篡夺政权的危险，所以对宦官的猜疑最轻。
　　（2）宦官常在皇帝身边，他们对皇帝察言观色，包围之、愚弄之、迷惑之，使皇帝容易把他们当作最可信任的人。
　　（3）宦官多自幼生长宫禁，对宫中朝中之事颇为熟悉。特别是在宫中，他们的势力盘根错节、耳目众多，外戚、大臣同太后有什么预谋，往往被他们事先侦知，因而能随机应变，先发制人。
　　（4）由于东汉统治者强化君主专制，内侍一般由宦官担当。而且还不断增加宦官的人数、扩大其职权。当皇帝年幼或腐化无能、执掌不起政柄时，宦官便乘机盗窃权柄。
　　（5）外戚虽然同宦官有矛盾，但东汉母后临朝者多，不能不让宦者传达政令，因之宦官“手握王爵，口含天宪”；井能利用皇帝同太后的矛盾，从中窃取权力。
　　基于以上各种原因，宦宫势力逐渐膨胀，形成了“群辈相党”的政治集团，特别是诛除外戚梁冀以后，“权势专归宦官”。单超等五个宦宫因诛梁冀有功，同日被封为侯。当时人称之为“五侯”，并用“回天”、“雨坠”等字眼形容宦官势力的强大和猖狂。五侯的“兄弟姻戚，皆宰州临郡，辜较百姓，与盗贼无异”。宦官侯览，“前后掠夺人宅三百八十一所，田百一十八顷，起立第宅十有六区，皆有高楼池苑，堂阁相望，饰以绮画丹漆之属。制度重深，僭类宫省”。宦宫苏康和管霸“用事于内，遂固天下良田美业，山林湖泽，民庶穷困，州郡累气”。永康元年（公元167年），桓帝死，灵帝立，外戚大将军窦武与官僚士大夫领袖人物陈蕃欲尽诛宦宫当权者，但事机不密，反而被宦官所杀。这时灵帝才十三岁，完全是宦宫曹节、王甫、张让、赵忠等手中的傀儡。灵帝甚至说：“张常侍是我公，赵常侍是我母”。范晔在《后汉书》卷78《宦者列传》中叙述宦宫的权势与为虐情况时说：
　　举动回山海，呼吸变霜露，阿旨曲求，则光宠三族，直情件意，则参夷五宗，汉之纲纪大乱矣。……子弟支附，过半于州郡……皆剥割萌黎，竞恣奢欲，构害明贤，专树党类……同敝相济，故其徒有繁，败国蠹政之事，不可单书。所以海内嗟毒，志士穷栖。
　　由上可知东汉后期宦官之害政祸民已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  

二、士人阶层的壮大及其与宦官的斗争
　　东汉后期宦官的害政祸民，不仅激化了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并且也严重堵塞了士人阶层的仕进之路，因而引起了他们的抗争。
　　中国历史发展到春秋战国时代，“士”这一阶层已经壮大起来，他们凭借其文化知识积极参预政治，到处游说。各国诸侯对之多加宾礼，或予以重用。有些士人出将入相，纵横捭合，诸子百家，变法争鸣。所谓“得士者强，失士者亡”，充分说明了士人在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的地位。多数士人为了找到一个可以建功立业的机会，经常“朝秦暮楚”，只顾个人功名利禄，谈不上忠于哪个政权。秦统一以后，早已成为显学的儒家虽然具有广泛的社会力量，但秦王朝所重用的只是狱吏，对儒家不但不重用，而且还用“焚书坑儒”的办法加以打击。秦王朝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统一思想，加强君主专制。但实际上却削弱了支持自己的社会基础，扩大了对立面。所以当陈胜领导农民进行反秦斗争时，有的儒生也跟着造反。西汉政权建立以后，吸收了秦王朝这个教训，对儒生有一定程度的重视。到汉武帝时，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正式确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但西汉时期，只是加强了儒生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并没有成功地给他们灌输忠于刘氏的思想。到王莽把持政权时，给王莽歌功颂德，甚至劝王莽做皇帝的儒生也不少，致使王莽轻而易举地篡夺了政权。刘秀及明、章二帝吸取了这个经验教训，特别注意表彰士节，对不肯在王莽驾下做官和隐居山野的士人加以表扬和优待，或者给以高官厚禄。这样做，是为了让士人知道要想做官和求得名誉，不一定专门去投靠权贵，只要一个人的行为清白，照样可以出人头地。所谓“逃名而名我随，避名而名我追”，就是指此而言。这对已往士风的矫正，无疑起很大的作用。
　　东汉统治者除了积极表彰士节以外，还大力提倡学习儒家经典，给士人开辟广阔的利禄之途，从而扩大忠于王朝的依靠力量。刘秀时已经恢复太学。明帝崇尚儒学，命令皇太子及王侯大臣子弟都读经书，连卫士都要读《孝经》。其他如掌朝政多年的和帝邓后、顺帝梁后，也有类似的劝学措施。在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下，太学迅速扩充，太学生多至三万余人，那时攻读儒家经典更成为士人做宫发迹的敲门砖。读儒家的书，自然要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到东汉后期，忠、孝、节、义等封建道德更进一步浸透于士人的头脑。
　　东汉时期，由于太学弟子员日益增多，公私讲学之风大开，以及进入太学、郡国学能够得到免除摇役等特权，因而使属于中小地主阶层的士人队伍日益扩大，他们的经济力量和社会政治地位也与日俱增。例如陈寔和郭泰原来都出身寒素，后来都享有很高的名望，当郭泰从京师洛阳返回故里时，“衣冠诸儒送至河上，车数千辆。”陈寔老死于家，“海内赴者三万余人，制衰麻者以百数。”说明到东汉后期，士人阶层已不只是达官贵人的攀附者，而俨然成为一支具有广泛社会基础的政治力量了。
　　如上所述，士人力量壮大之时，恰好也是宦宫权势猖獗之日。顺帝初年，李固已反映“中常侍在日月之侧，声势振天下，子弟禄位，曾无限极……谄伪之徒，望风进举”。桓帝时，宦官势盛，“州郡牧守承顺风旨，辟召选举，释贤举愚。”这样，士人的仕进便受到阻塞。再者，由于宦官专权等因素所引起的政治腐化，使农民起义事件层出不穷。因此，士人为了挽救垂危的东汉政权和保护自身的利益，便不能不与宦官进行斗争。
　　在士人和宦官两个敌对力量中，前一集团除了一般地主阶级出身的士人和太学生以外，还包括许多中央和地方大小官吏。因为这些官吏原来也是士人，彼此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东汉所崇尚的名节中，其中最重要的是忠和义。那时的忠义行为已不只是忠于皇帝，因为在阶级社会里，士人求得仕进，殊非容易，所以士人对选用自己的官吏，常怀知遇之感，因而有报恩和尽忠的道德上的义务。例如名士荀爽被司空袁逢举为有道，他虽然并未应召，但袁逢死后，荀爽仍为他服丧三年。而州郡长官察举孝廉，也多取年少能够报恩的人。至于僚属与长官的关系，自然更是如此。这样，便增添了士人与官僚在政治上结合的因素。太学生与朝中大官往来，既然是为了求仕，而大官亦愿诸生为他效力，乐于和太学生交结，如外戚窦武把两宫赏赐全部分赐给太学生。当时太学生标榜的士人领袖，最高的是“三君”，即以大官僚窦武、陈蕃、刘淑当之。说明有些官僚已经和士人结合起来了，在东汉尚名节和激浊扬清的风气影响下，太学生、名士和有声望的官吏的言论，常常能够影响和指导各地士人的行动，使他们向往并参加这一结合，形成了广阔的士大夫集团，而与宦官相敌对，于是招致了所谓“党锢之祸”。
　　所谓“党锢”，就是操纵政柄的宦官把对他们进行抗争的士大夫指为党人而剥夺其政治权利。在东汉中后期，外戚与宦官轮流把持政权，可是士人反对外戚的时候少，而对宦官则无时不反对，这是因为东汉的外戚多出身于高级世族，他们与士人有政治、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联系。宦官多出身于非读书仕宦的家庭，与士人一向缺乏联系；在外戚里面还有一些比较谨饬的。而宦官有势者则多肆无忌惮。众所周知，梁冀是外戚中最坏的，在他被杀以前，士人对外戚、宦官均有斗争，梁冀被杀以后，权力专归宦官，士人一直与宦官进行斗争。士大夫和太学生不仅在舆论上抨击宦官，许多做地方宫的士人还用实际行动惩治作恶多端的宦官及其党羽。由于昏庸的皇帝经常袒护宦官，所以许多士人遭到打击报复，但他们仍不畏缩，为了激励士气，他们把孚众望的官僚士大夫加上各种名号，有“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等名目。桓帝永康元年（公元167年）十二月，灵帝立，窦太后临朝，窦太后父窦武与陈蕃共同辅政，于是重新起用遭受禁锢的李膺、杜密等，共同筹谋诛除宦官，但措置不力，遭到失败。宦官杀死窦武、陈蕃，还制造了一个“钩党”之狱，捕杀李膺、范滂等一百多人，并把“天下豪杰及儒学有行义者”都指为党人，“有怨隙者，因相陷害，睚眦之忿，滥入党中。州郡承旨，或有未尝交关，亦罹祸毒，其死、徒、废、禁者又六、七百人”。
　　在党锢之祸中，被宦官杀害的正是作风比较耿直的士人。实际上，他们还是比较忠于汉朝皇帝的。士大夫看到他们的同伴不断惨遭杀戮之后，对东汉的腐朽统治逐渐产生厌恶，甚至不复希望其继续存在。例如当时名士郭泰即说：“人之云亡，邦国殄瘁，汉室灭矣，但未知瞻鸟爰止，于谁之屋耳”。从此，名士桥玄公开宣讲：“天下将乱”、“汉家将亡”。士人或转而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或“阴交结豪杰”，准备到天下大乱时，建立一番改朝换代的事业；有的士人更劝说有实力的将领发动兵变，以取代汉室。只是由于土人阶级立场的限制，他们不可能直接以武装行动推倒东汉王朝，只有当农民革命发生及统治阶级内部斗争使皇帝不能行使权力时，他们才出来从事武装角逐，以重新建立地主阶级政权。
三、黄巾大起义与东汉王朝的崩溃
　　东汉时代，压在农民群众头上、进行残酷剥削的是皇帝、宦官、外戚、官吏、豪族等，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自然是最大的吸血鬼。汉桓帝的妻妾多到五六千人，其他在宫中服役的更兼倍于此。灵帝的贪婪更胜过桓帝。他把原有的卖宫制度扩大执行，每品宫都有定价。如果买官的人，当时拿不出钱来，还可赊欠一下，到任后再加倍缴纳。当时地方官吏贪污成风，“官非其人，政以贿成”。各种类型的地主包括贵族、世家大族、地方豪强、富商等，无不广占田地，役使农民，敲诈勒索，奢侈逾制。由于地主阶级进行竭泽而渔的剥夺，广大人民群众纷纷破产逃亡，饥寒交迫，求生无路，只有起来进行反压迫斗争。从汉安帝时起，农民起义即不断发生，而且规模越来越大，次数越来越多，终于在中平元年（公元184年）酝酿成张角领导的黄巾大起义。愤怒的起义群众到处烧官府，杀官吏，镇压豪强恶霸，攻打地主庄园。东汉统治者惊惶万状，急忙颁布大赦令，赦免了原来因反对宦官而被禁锢的士人、官吏，以团结统治阶级内部力量，共同对付农民起义军。同时任命皇后兄何进为大将军，布置京师洛阳的防务，并派遣皇甫嵩、朱儁、卢植等率领军队镇压活动在今河南、河北等地的黄巾起义军。这时，各地的豪强大族也利用他们的人力、财力招兵买马，组织私人武装，修建坞壁营堑，以与农民起义军相敌对。皇甫嵩等官僚对于改善政治虽然束手无策，可是对于镇压农民起义仍然富有军事伎俩。起义军面对着强大的阶级敌人，作战虽极英勇，但缺乏军事经验，只有半年多的时间，张角直接领导的黄巾军便被镇压下去了。
　　农民起义的暴风骤雨，并不能使封建统治者有所收敛，他们反而变本加厉地向人民搜刮。《后汉书》卷31《贾琮传》言：“时黄巾新破，兵凶之后，郡县重敛，因缘生奸。”《后汉书》卷71《皇甫嵩传》也言：“嵩既破黄巾，威震天下，而朝政日乱，海内虚困。”中平二年（185年），灵帝为了修宫室和铸铜人，增收天下田赋，每亩多出十钱。并令太原、河东、陇西诸郡输送材木、文石。运抵京师后，宦宫验收时，百般挑剔，折钱贱买，十才酬一。而调发不已，来回折腾。结果，材木搁得腐朽了，可是宫室连年修不成。刺史、太守也趁机打劫，增派私调，百姓承受不了，怨声载道。灵帝规定凡是新任和调职的郡守等官都要先到西园缴纳助军修宫钱，然后才准到任。有些比较清廉的官，宁愿不去上任，也不肯出钱。可是朝廷不答应。硬逼着去上任。当时有位新任命为矩鹿太守的名士司马直，“以有清名，减责三百万”。司马直忿慨地说：“为民父母，而反割剥百姓，以称时求，吾不忍也”。终于“吞药自杀”。汉灵帝原是河间国的解渎亭侯，因桓帝无子，被迎入为帝。他生母董太后是有名的敛财婆，灵帝更采取各种办法搜刮民脂民膏。除了吞占郡国贡物和增加田赋及铸钱、经商、卖官以外，还“造万金堂于西园，引司农金钱、缯帛，仞积堂中……又于河间买田宅，起第观”。他把许多私财存放在宦官家中；设置西园八校尉，以小黄门蹇硕为统帅，于是宦官的气焰更加嚣张。统治者倒行逆施，所招致的后果只能是农民的不断反抗。《后汉书》卷71《皇甫篙朱朱儁传》言：
　　自黄巾贼后，复有黑山、黄龙、白波、左校、郭大贤、于氏根、青牛角、张白骑、刘石、左髭丈八、平汉、大计、司隶、掾哉、雷公、浮云、飞燕、白雀、杨凤、于毒、五鹿、李大目、白绕、眭固、苦唒之徒，并起山谷间，不可胜数。其大声者称雷公，骑白马者为张白骑，轻便者言飞燕，多髭者号于氐根，大眼者为大目，如此称号，各有所因。大者二三万，小者六七千。
　　另外，青、徐、并、幽各州也都有黄巾余部崛起，而涼州北宫伯玉、李文侯、边章、韩遂等领导的反抗斗争历时最久，使东汉政府疲于应付。这样，东汉政府便不能不加强各州刺史的职权，使其兼管军政财赋。有的地方更设置州牧，使朝廷重臣出任其职，以便让他们更有力地联络地主武装，随时镇压农民起义。这样也增加了地方的独立性，形成了内轻外重的局面。
中平六年（公元189年）汉灵帝死，长子刘辩继立为帝，其生母何太后临朝听政，于是外戚同宦官的斗争又重新激烈起来。太后兄大将军何进为了一举杀尽宦官，召并州牧董卓带兵入京，董卓还没有赶到，何进已为宦官所诱杀，官僚世族袁绍等又大杀宦宫。持续百年的外戚同宦官的斗争至此最终结束。但身拥强兵、骄纵跋扈的董卓也已到京，从此，皇帝被挟制于强臣之手，东汉王朝也就名存实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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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相语

军阀混战局面的展开


一、董卓专政及其暴行
　　董卓，陇西郡临洮县（今甘肃岷县）人，父曾为颍川郡轮氏县尉。卓少时尝游羌中，与诸豪帅相结，诸豪帅赠他杂畜千余头。卓有膂力，能左右驰射，“以健侠知名”，先为凉州兵马掾。东汉后期，羌人屡次起兵反汉，董卓以六郡良家子为羽林郎，参加了镇压羌人的战争，积功做到并州刺史、河东太守。中平元年（184年），黄巾起义发生，汉政府任命董卓为东中郎将，代替卢植与张角作战，兵败免官。当年冬，凉州又发生了北宫伯玉、李文侯、边章、韩遂为首的羌汉各族的反汉朝斗争。董卓又被起用，派往凉州作战的高级将领除董卓外还有皇甫嵩、张温等。董卓率领的军队多是籍隶关西的汉族和羌胡人，关西各族人民屡遭战乱，习性尚武，妇女亦多能挟弓而斗，因此卓军具有较强的战斗力。董卓看到汉政府腐朽无能，逐渐骄傲放纵，不服从上级指挥。当时孙坚劝张温、皇甫郦劝皇甫嵩以军法斩卓，两人都不放听从，张温还说如杀卓，则“西行无依”。汉政府也已看到董卓跋扈难制，曾试图解除他的兵柄，调他回朝为少府。他以所部羌胡不让他离开为借口，上书拒命，汉朝也无可奈何。中平六年（189年），汉朝调董卓为并州牧，今他把部队交皇甫嵩带领，他又不应命。当何进召他将兵诣京协助诛除宦官时，郑泰认为“董卓强忍寡义，志欲无厌，若借之朝政，授以大事，将恣凶欲，必危朝廷”。可是昏懦的何进不能采纳。等何进与宦官张让等相继被杀后，董卓也已引军赶到。引狼入室的错误已经铸成了。
　　董卓到京后，凭仗武力，专擅朝政，他废掉少帝刘辩而立陈留王刘协（即汉朝最后一个皇帝——汉献帝）。不久卓又杀何太后。刘辩是灵帝长子，何皇后生；刘协是灵帝次子，王美人生。王美人与何皇后均有宠于灵帝，何皇后忌妒王美人，王美人生刘协后，即被何皇后酖杀。刘协由灵帝生母董太后抚养长大。灵帝死，何太后与董太后争权，何太后逼死董太后。灵帝在世时已看出刘辩懦弱，欲立刘协为太子，但碍于皇后及何进，犹豫未决。灵帝死后，何进辅政，帝位自然是刘辩的了。董卓到京后，曾同少帝刘辩谈话，那时刘辩已十四岁，对朝中事说不清楚，陈留王刘协虽只九岁，讲话却有条理，董卓认为刘协比少帝刘辩聪明；卓又说抚养刘协的董太后与他同族。于是有废立之意。实际上，董太后是冀州人，董卓是凉州人，无缘同族。董卓骨子里也和历史上其他权臣一样，不过欲借废立以增加自己的威权。董卓要独揽大权，自然不愿让原来的皇帝与太后仍旧在位，因为原来在位或当权者是不甘心作傀儡的，他虽手中无权，但仍可利用其原来的地位与威望伺机发动政变。如果另立一个皇帝，这个皇帝便比较容易接受当傀儡的处境，对于权臣的危害总是小一点。从史书的记载看，刘协也确实比刘辩聪明，这一点虽然给董卓废立提供了借口，但董卓废帝弑后的行为也给敌对者以重要口实。卓这样作，只表明其愚蠢与蛮干而已。
　　如前所述，士大夫阶层发展到东汉时，力量已很雄厚。宦官纵然能嚣张一时，但缺乏雄厚的社会基础，往往皇帝一死，宦官便失去势头。在战争年代，士人尤其为割据的军阀所倚重。董卓虽然是一个粗暴的武夫，但他还是知道撇开士大夫是难以维持统治的，所以在他掌权之始，也曾征用才学与名望俱高、屡遭阉党陷害的蔡邕。蔡邕到京以后，“甚见敬重，举高第，补侍御史，又转侍书御史，迁尚书，三日之间，周历三台”。董卓征另一处士荀爽，“自被征命及登台司，凡九十三日”。卓重用名士尚书周毖、城门校尉伍琼、尚书郑泰、长史何颙等，“沙汰秽恶，显拔幽滞，……又以尚书韩馥为冀州牧，侍御史刘岱为兗州刺史，颍川张咨为南阳太守。卓所亲爱，并不处显职，但将校而已。”
　　虽然如此，士大夫还是不肯真诚与卓合作，袁绍、袁术、曹操等都从洛阳逃出，积极从事反卓活动。从董卓方面来说，他之重用士人，也只是一时权宜之计，他的残暴面目很快就显露出来了。《三国志》卷6《董卓传》载：
　　卓既率精兵来，适值帝室大乱，得专废立，据有武库甲兵，国家珍宝，威震天下。卓性残忍不仁，遂以严刑胁众，睚眦之隙必报，人不自保。尝遣军到阳城，时适二月社，民各在其社下，悉就断其男子头，驾其车牛，载其妇女财物，以所断头系车辕轴，连轸而还洛，云攻贼大获，称万岁。入开阳城门，焚烧其头，以妇女与甲兵为婢妾。至于奸乱宫人公主。其凶逆如此。
　　《后汉书》卷72《董卓传》亦言：
　　是时，洛中贵戚室第相望，金帛财产，家家殷积。卓纵放兵士，突其庐舍，淫略妇女，剽虏资物，谓之“搜牢”。人情崩恐，不保朝夕。及何后葬，开文陵（灵帝陵），卓悉取藏中珍物，又奸乱公主，妻略宫人。
　　以上所述董卓的罪恶，虽或有过分之处，但从董卓本人及其部将之残暴放纵而言，基本上还是符合实际情况的。这种罪行不仅引起了贵族官吏的反对，也招致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厌恶。其必然失败，中智以上皆能看出。这样，卓在引用士人方面之矫情措施，亦失去其意义，卓之凶暴适足为自己掘坟墓而已。
二、关东军阀起兵讨伐董卓
　　在何进已被宦官杀害而董卓尚未到来之前的短暂时间里，朝中较有实力的是袁绍。袁绍字本初，汝南汝阳（今河南商水西南）人，出身于“四世五公”的大官僚家庭，袁氏门生故吏遍于天下。袁绍本人“能折节下士，士多附之”。灵帝建立西园八校尉时，绍为中军校尉。何进欲诛宦官，任命袁绍为司隶校尉，假节，专命击断。绍叔父袁隗时为太傅，与何进参录尚书事，绍从弟袁术为虎贲中郎将，统率一部分禁卫军。何进被张让等诱入宫中杀死以后，何进部曲将吴匡与袁绍、袁术等“勒兵捕诸宦官，无少长皆杀之，凡二千余人”。张让等困迫，将少帝与陈留王等数十人步行出洛阳北门，夜至小平津（今河南巩县西北），朝中大臣唯尚书卢植、河南中部掾闵贡随帝。至黄河岸边，闵贡厉声叱责张让等，让等惶怖，投河而死。闵贡等扶帝与陈留王南行还宫。这时董卓的军队已经到达，卓与公卿迎帝于北芒阪下。董卓凭借其强大武力，高踞于群臣之上。当董卓欲废少帝时，袁绍首先反对。卓因刚刚到京，“见绍大家，故不敢害”。绍亦畏卓，私自逃奔冀州。卓先曾下令缉拿袁绍，后来怕绍在东方联合其他地方势力反对自己，所以任命绍为勃海太守。并用仍在京的袁术为后将军，前典军校尉曹操为骁骑校尉。袁术、曹操也不愿与卓合作，术出奔南阳，操出奔陈留。
　　献帝初平元年（190年）初，关东州郡纷纷起兵讨伐董卓，推勃海太守袁绍为盟主。绍自号车骑将军，与河内太守王匡屯于河内（郡城在今河南武陟县西南）。冀州牧韩馥留邺（今河北临漳县西），供应军粮。豫州刺史孔伷屯颍川（郡城在今河南禹县）。兖州刺史刘岱、陈留太守张邈、邈弟广陵太守张超、东郡太守桥瑁、山阳太守袁遗、济北相鲍信及曹操均屯酸枣（今河南延津县北十五里）。后将军袁术屯鲁阳（令河南鲁山）。他们的军队，多者数万，少者数千人。
　　在关东州郡起兵以前，灵帝中平五年（188年）二月，黄巾军余部郭太等已在西河白波谷（今山西襄汾县永固镇）重新起义。中平六年（189年）十月，白波起义军挺进到河东（今山西西南隅之地，郡城在今夏县北），队伍扩大到十余万人。董卓令其女婿中郎将牛辅率军前往镇压，不能取胜。关东联军兴起以后，卓见联军声势很大，又怕白波军渡河南下截断其往关西老巢的退路，拟把汉献帝从洛阳迁到长安。但公卿大臣多持反对意见，卓既怨自己封拜的东方州郡官吏背叛自己，又因大臣反对迁都，十分恼怒，乃杀原来替袁绍等人说话的伍琼、周毖，并免去杨彪、黄琬的三公职位，还征召屯兵扶风的左将军皇甫嵩回朝，以防他配合东方联军夹击自己。京兆尹盖勋与皇甫嵩长史梁衍劝嵩起兵讨卓，篙因兵力不足，不肯听从，还是应征回朝了。
　　皇甫篙回朝以后，洛阳以西再无能够反抗董卓的人。初平元年（190年）二月，董卓强令献帝及群臣西行，洛阳城内外人民数百万口被迫西迁，路上被卓军车骑践踏，加以饥病交迫，死亡相继，积尸满路。董卓自己留镇洛阳毕圭苑内，纵火焚烧洛阳二百里内的宫庙、宫府、居家。又令吕布发掘诸帝及公卿陵墓，取其珍宝。还遣将四出虏掠。使东汉近二百年来在洛阳的建筑文物毁灭略尽。这许多文物皆劳动人民血汗造成，董卓的罪恶固在不赦，但东汉王朝长期以来的腐朽统治实是招致董卓为虐的根源，所以我们说历史上的罪人并非只董卓一人。从董卓的所作所为可以看出他并无真正统治天下的能力，只能猖狂一时，为新的朝代开拓道路而已。
　　董卓的罪恶既如洪水滔天，至于起兵讨伐董卓的诸将又是怎样呢？
　　袁绍等人虽然打着勤王招牌，但从他们的阵营来判断，其中多数将领没有战斗经验和韬略。在太平时日，他们靠交游士林和养名钓誉，以捞取功名宫位。但在战争年代，他们便缺乏决敌致胜的真实本领。他们外慕勤王戡乱的美名，内实胆怯畏敌，诚如史书所描述：陈留太守张邈是个“东平长者，坐不窥堂”；豫州刺史孔伷只会“清谈高论，嘘枯吹生”；冀州牧韩馥本系恇怯庸才：青州刺史焦和则是“入见其人，清谈干云，出观其政，赏罚淆乱”。在起兵讨卓的十余人中，累世公卿的袁家就有三人，其中山阳太守袁遗是袁绍的堂弟，他喜欢读书，学问渊博，但无军旅之才；后将军袁术最狂妄骄奢，虽天才干，可野心顶大；袁绍在当时最有声望，为豪杰所归向，但身为盟主，既不能部署诸将，给董卓以有效的打击；他自己也未曾接一仗，发一矢，只图谋占领地盘，扩充实力。诸人对董卓打仗，虽畏缩不前，可是自相兼并，却越来越卖劲。曹操后来曾经作诗形容这时的情况说：“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力使人争，嗣还自相戕！”当时同卓军作战比较积极主动的有两个人，即曹操和孙坚。
　　曹操看到诸将不敢与董卓争锋的畏惧心理，乃慷慨激昂地向他们说：“举义兵以诛暴乱，大众已合，诸君何疑？向使董卓闻山东兵起，倚王室之重，据二周之险，东向以临天下：虽以无道行之，犹足为患。今焚烧宫室，劫迁天子，海内震动，不知所归，此天亡之时也。一战而天下定矣，不可失也”。曹操虽言之谆谆，但诸将既害怕董卓兵强，又想保存实力，不肯听从。曹操只好独自引兵西进，打算占据军事要地成皋。诸将对他进军，不肯支援，只有张邈遣将卫兹带领一支部队随操。
　　曹操进到荥阳（在今河南荥阳县东北）西南的汴水，遭遇卓将徐荣，双方交战，曹操部队多是招募的新兵，人数既少，又缺乏训练，自然不是久经战阵的凉州军的对手，所以吃了败仗，士兵伤亡甚多，操本人也被流矢射中，所乘马受伤，幸亏堂弟曹洪把自己的马给操骑了，才得于夜色朦胧中逃回酸枣。
　　曹操虽然战败，但整天的坚强战斗，也使徐荣存有戒心，以为酸枣联军不易攻克，便引兵退走了。
　　曹操退到酸枣以后，关东诸军共十余万，天天置酒高会，不图进取，曹操责备他们，并再次献策说：“诸君听吾计，使勃海引河内之众临孟津，酸枣诸将守成皋（今河南荥阳记水镇），据敖仓（今河南荥阳县北），塞�ㄔ�（今河南巩县西南）、大谷（今河南登封县城东南），全制其险，使袁将军率南阳之军军丹、析，入武关（今陕西丹凤县东南），以震三辅：皆高垒深壁，勿与战，益为疑兵，示天下形势，以顺诛逆，可立定也。今兵以义动，持疑而不进，失天下望，窃为诸君耻之！”由此可知，曹操也看到了董卓兵强，但人心不附的两种情势，故主张采取稳扎稳打，以待其变的策略，说明曹操能够随宜制变，并非一味冒进。可是依然得不到袁绍等人的采纳。曹操只好自己去扬州募兵，扬州刺史陈温、丹阳太守周听给操四千余人，回来经过龙亢（今安徽怀远县西）时，土卒叛逃很多，只剩下千余人，屯于河内。（《资治通鉴》卷59献帝初平元年胡注：“从袁绍也”）。
　　孙坚原为长沙太守，因他起自武官，素被荆州刺史王叡所轻视。及州郡起兵讨伐董卓，王叡、孙坚亦皆起兵，坚遂杀叡。进兵到南阳，有部队数万人。南阳太守张咨不肯以粮供军，坚诱而斩之。坚虽勇悍善战，但因自己出身地方豪强，名望不高，还是到鲁阳（今河南鲁山县）投靠了袁术，术遂有南阳。术表坚行破虏将军，领豫州刺史。坚以鲁阳为据点，进兵讨卓。献帝初平元年（190年）冬，坚与宫属会饮于鲁阳城东，卓军步骑数万，猝然来临，坚视若无睹，照常行酒欢笑，但令部队整顿行列，不得妄动。后敌骑越来越多，坚始罢坐，导引部队入城。卓将见坚兵整齐，不攻而退。坚乃谓部属曰：“向坚所以不即起者，恐兵相蹈藉，诸君不得入耳”。此后，坚与卓军战于梁县（今河南临汝西）及其东之阳人聚，先败后胜，杀卓都尉叶雄。孙坚的英勇战斗，使袁术心怀忌妒，怕孙坚力量壮大之后，难以驾驭，因而停止调运军粮。孙坚立即驰往见术，曰：“坚所以出身不顾，上为国家讨贼，下慰将军家门之私仇（袁绍、袁术起兵后，卓杀袁家之留在洛阳者）。坚与卓非有骨肉之怨也，而将军受潜润之言，还相嫌疑！”术无言可答，只好调发军粮。
　　董卓惮坚猛壮，欲笼络之，派人说坚，欲与和亲，令坚疏其子弟堪任刺吏、郡守者，许表用之。坚曰：“卓逆天无道，荡覆王室，今不夷汝三族，悬示四海，则吾死不瞑目，岂将与乃和亲邪！”于是进兵向洛阳，连败卓及其将吕布等。至洛后，扫除汉宗庙，得传国玺于城南甄官署井中。复分兵击卓于新安、渑池间。卓谓其部下曰：“关东军数败矣，皆畏孤，无能为也。惟孙坚小戆，颇能用人，当语诸将，使知忌之……坚……固自为可（胡注：言其才可用也），但无故从诸袁儿，终亦死耳！”卓令其将董越屯渑池（河南今县），段煨屯华阴（陕西今县），牛辅屯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其余诸将亦分守诸要县，卓自引军回长安。
　　孙坚在洛阳重新把东汉各帝陵墓修理一番，然后退回鲁阳。
　　董卓西去后，关东联军解除了西顾之忧，可是他们之间的兼并战争也激烈展开了。
三、李傕、郭汜之乱
　　董卓西归以前，他已自为太师，官位居诸王之上。他到长安，公卿迎拜，卓不还礼。卓所乘车装饰极为华丽，同于天子御驾。卓如此骄奢僭拟，适足说明他没有安定天下的大志。关东诸将的互讧，也助长了他的嚣张气焰。卓以弟旻为左将军，封鄠侯；兄子璜为侍中、中军校尉，分别统率军队，卓之宗族亲戚，盘居要津，卓侍妾怀抱中子亦封侯，未及笄的孙女，则封邑君。卓府第在长安城东坚固营垒中，尚书以下官员处理政务都要到卓府请示。卓在郿县修建了与长安城等高的坞，号称“万岁坞”，多积粮谷于内，够三十年食，卓自言“事成，雄据天下；不成，守此足以毕老”。
　　董卓残忍嗜杀的习性，至此也充分暴露出来，大臣讲话稍不合意，即遭诛戮。被俘虏的关东士兵和被捕获的关西人民更遭到惨不忍睹的拆磨与屠戮。因之众叛亲离，人心惶惶。当时朝中大臣受卓倚重的是王允，他是太原郡祁县人，“少好大节”，素有名誉。卓入京时，允为河南尹，卓以允为守尚书令，初平元年（190年），进允为司徒，仍领尚书事。献帝西迁后，卓留镇洛阳期间，朝政全由王允主持。允对卓佯为尊重，得其信任，献帝及大臣也靠王允佑护，得以粗安。
　　初平三年（192年），王允与司隶校尉黄琬、尚书仆射士孙瑞等密谋诛卓。卓亲信部将吕布，五原郡九原县人，初为并州刺史丁原手下亲信将领。灵帝死，何进召董卓、丁原进京，卓到京，欲专兵柄，诱布杀丁原而并其众。布善骑射，膂力过人，号称飞将，卓对布颇宠信，两人誓为父子。卓自知怨己者众，常令布卫护左右。卓性暴急寡虑，念不思难，吕布因一细事惹卓恼怒，卓立即以手戟掷布，布眼明身捷，躲闪过去，向卓请罪，卓怒始息。自此，布稍衔恨。后布与卓侍婢私通，恐被发觉，心不自安。布与王允同为并州人，允早已着意笼络布。及布将卓掷戟事吐露给允，允知离间卓、布的时机已至，当即劝布除卓，为朝廷建立奇功。布以与卓有父子关系为虑，允日：“君自姓吕，本非骨肉，今忧死不暇，何谓父子？掷戟之时，岂有父子情邪？”布遂许诺。
　　初乎三年（192年）夏四月丁已，献帝有疾初愈，群臣朝贺未央殿，董卓乘车入朝，途中步骑夹道，戒备森严。吕布使同郡骑都尉李肃率亲信勇士十余人，伪著卫士服，待卓于北掖门内。卓入门，李肃即挺戟刺卓，卓内披甲，未得刺入，伤臂，坠车，卓大呼：“吕布何在？”布曰：“有诏讨贼臣！”卓大骂：“庸狗，敢如是邪！”布以矛刺卓，令兵斩卓首。布从怀中取出诏书以今吏士曰：“诏讨卓耳，余皆不问”。于是吏士皆称万岁。百姓歌舞载道，长安士女市酒肉以相庆贺，填塞街市。王允使皇甫嵩往郿坞攻卓弟旻，杀卓母妻宗族。“坞中有金二三万斤，银八九万斤，锦绮、奇玩堆积如山”。
　　但是，当此政局发生重大变化的关键时刻，身系朝延安危的王允，却缺乏应变能力。他原先惧伯董卓，故屈身降志，委曲承奉，杀卓之后，以为再无患难，就居功骄傲，同朝臣接触，常乏和悦颜色，因之群僚对之不甚亲附。王允对吕布也瞧不起，只以剑客待之。吕布自恃功大，嫌允轻己，于是两人不和。王允的杀蔡邕，即措施失当的事例之一。蔡邕闻卓被杀，只在王允坐前“有叹惜之音”，王允即视之为卓党，而收付廷尉狱，蔡邕承认罪过，“愿黥首刖足，继成汉史”。士大夫及太尉马日碑多矜救之，允均不从。终使邕死于狱中。邕虽受卓亲用，却也谈不上卓党，卓所重用的还是王允自己。蔡邕的被杀，颇使卓部属将吏恐惧。王允之更大错误是低估了卓所属涼州将士的实力，没有及时颁下赦诏和做出适当安置。当时“悉诛凉州人”的传言已经广泛流传。诸将校以为“蔡伯喈但以董公亲厚尚从坐，今既不赦我曹，而使解兵，今日解兵，明日当复为鱼肉矣”。于是他们拥兵自守。原先卓女婿牛辅领重兵屯驻陕县（今河南三门峡市），曾派校尉李傕、郭汜、张济等率步骑数万往中牟击朱儁。当吕布遣李肃持诏书来诛牛辅时，李傕等尚未归还，牛辅只以见兵就打败了李肃，说明凉州诸将兵力甚强。牛辅虽然打了胜仗，但仍极胆怯，因营中偶然发生惊扰，便恐惧出奔，致在途中为部下所杀。这又说明辅等涼州将帅实无作为。假如王允措置得当，尚可免除或减轻祸殃。牛辅死后，李傕等始回陕县。他们甚怀恐惧，不知所措，乃派人到长安请求大赦。王允此时仍不应允。傕等益恐，想各自解散，回归乡里。这时讨虏校尉贾诩向傕等献计曰：“诸君若弃军单行，则一亭长能束君矣，不如相率而西，以攻长安，为董公报仇。事济，奉国家以正天下；若其不合，走未晚也”。贾诩，武威郡姑臧县人，在军中素以多谋著称，他的倡议，立即得到傕等同意。他们乃相与结盟，率军数千，晨夜西行，边走边收兵，临近长安时，已有兵十余万，并与卓故部曲将樊稠、李蒙等合围长安城。长安城墙高厚，本来不易攻下，可是吕布军中的叟兵（蜀地的少数民族军队）发生叛变，导引傕等入城，吕布战败，出奔关东。傕等纵兵大掠，吏民死者数万人。
　　早些时候，王允以同郡宋翼为左冯翊（官名，辖今陕西省中部西安市以东之地，故亦作地名用），王宏为右扶风（辖今陕西省中部西安市以西之地）。李傕等欲杀王允，恐二郡反抗，乃以朝命调二人回朝。王宏遣使谓宋翼曰：“李傕、郭汜以我二人在外，故未危王公。今日就征，明日俱族。计将安出？”翼曰：“虽祸福难量，然王命，所不得避也”。翼既不从，宏不能独留，遂俱就征。果然，二人刚一回朝，傕等便把他们和王允一齐杀害了。
　　傕等既掌朝政，欲封贾诩为尚书仆射，诩日，“尚书仆射，言之师长，天下所望，诩名不素重，非所以服人也”。于是以诩为尚书。贾诩这次给李傕等出了败坏朝廷的主意，其罪过诚然不小；但从当时李傕等凉州将领兵力之强盛及王允之无应变能力来看，即无贾诩的建议，亦难以扭转局势。后来贾诩在傕等与献帝、大臣之间，也还起了一些从中调解的作用。陈寿在《贾诩传》称“诩为尚书，典选举，多所匡济，傕等亲而惮之”。后来李傕与郭汜讧斗时，贾诩对被他们劫持的献帝和大臣也曾加以佑护，使傕等的为恶与破坏程度有所减轻。所以从贾诩在这一阶段的表现来看，还是好坏皆有的。
　　傕等既专朝政，首先给自己加官封爵，傕为车骑将军，领司隶校尉；郭汜为后将军；樊稠为右将军；张济为镇东将军，皆封侯。傕、记、稠在长安坐镇，张济出屯弘农（今河南灵宝县）。
　　先前，董卓回到关中时，约韩遂、马腾共同对付山东，遂、腾率众自陇右到长安。遇上董卓被杀，李傕等以韩遂为镇西将军，遣还金城；马腾为征西将军，屯驻郿县。兴平元年（194年）二月，腾私有求于傕，未得如愿，怒而欲攻傕，韩遂闻之，率众来助腾。谏议大夫种邵、侍中马宇、左中郎将刘范谋使腾袭长安，以诛傕等。邵等谋泄，出奔槐里（今陕西兴平县）。傕使樊稠、郭汜及兄子利击腾、遂，战于长乎观下，遂、腾败，走还凉州。种邵等皆被攻杀。
　　樊稠、李利追马腾、韩遂至陈仓（今陕西宝鸡市东），遂谓稠：“本所争者非私怨，王家事耳。与足下州里人（二人皆凉州人），欲相与善语而别”。于是二人接马交臂而语，良久始罢。李利回去告诉李傕说：“韩、樊交马语，不知所道，意爱甚密”。于是傕猜疑稠，又因稠“勇而得众”，更使傕忌。但在表面上，仍令郭汜及稠开府，与三公合为六府，皆典选举。傕等竞用自己的人，如违其意旨，便忿恚发怒，主管官吏只好按照排队次序录用，先从傕起，汜、稠次之。至于三公所举，则不得用。傕等争权不和，长安城中盗贼横行，白日虏掠，傕等分城而守，仍不能禁。有时傕等子弟还带头“侵暴百姓”。“是时谷一斛五十万，豆麦二十万，人相食啖，白骨委积，臭秽满路”。
　　李傕数设酒请郭汜，有时还留汜住宿，汇妻恐汜爱傕婢妾，思离间之。一次，傕送食给汜，汜妻掺黑豆豉于食内，称食内有毒，因对汜说：“一栖不两雄，我固疑将军信李公也”。于是汜治兵攻傕，战斗不休。二人争迎献帝至其营，傕抢先得帝，其兵入殿中掠宫人、御物。傕徙御府金帛置其营，放火烧宫殿、官府、民房。郭汜则劫留公卿大臣。大司农朱傕愤懑发病死，太尉杨彪几乎被汜手刃。傕召羌胡数千人，先以御物、缯綵与之，许以宫人、妇女，欲令攻汜。汜阴与傕党中郎将张苞等谋攻傕。汜将兵夜攻傕，矢射到献帝簾帷中，穿傕左耳。傕又徙帝幸其北坞，唯伏皇后、宋贵人跟随。傕自为大司马，与郭汜相攻数月，死者万数。
　　张济闻知，自陕来和解，济欲迁帝幸弘农，帝亦思旧京，因遣使诣傕求东归，往返十次，始获允准。李傕出屯曹阳（今河南灵宝县东北），以张济为骠骑将军，复还屯陕（今河南三门峡市）。迁郭汜车骑将军，杨定（故董卓部曲将）后将军，杨奉（原傕将，本白波帅，叛傕）为兴义将军，故牛辅部曲将董承安集将军。汜等并侍送帝。汜复欲胁帝幸郿，杨定、杨奉、董承不听。汜恐惧，乃弃军还就李傕。车驾进至华阴，宁辑将军段煨供具服御及公卿以下资储，请帝幸其营。杨定与段煨有隙，诬煨欲反，进攻煨营，十余日不下，煨供御膳，禀赡百官，终无二意。
　　李傕、郭汜悔今天子东归，闻杨定攻段煨，共来救之，因欲劫帝西去。杨定为汜所遮击，亡奔荆州。张济与杨奉、董承不和，又同傕、汜共追乘舆，战于弘农东涧，承、奉军败，百官士卒死者不可胜数，于是弃妇女、辎重、御物、符策、典籍，略无所遗。射声校尉沮儁被创坠马，骂傕被杀。献帝露次曹阳。承、奉乃谲傕等与连和，而密遣使至河东，招故白波帅李乐、韩暹、胡才及南匈奴右贤玉去卑，皆率其众数千骑来，与承、奉共击傕等，大破之。乘舆乃得进。董承、李乐护卫车驾，胡才、杨奉、韩暹、去卑为后拒。傕等复来战，奉等大败，死者甚于东涧。奉等且战且走，始得至陕，乃结营自守。
　　时残破之余，虎贲、羽林不满百人，傕、汜兵绕营叫呼，吏士失色，皆有离心。董承、杨奉等乃潜议过何，使李乐于夜先渡，潜具船，举火为应。献帝步行出营，岸高十余丈，不得下，乃以绢为辇，使人居前负帝，余皆匍匐而下，或从上自投，死亡伤残，不复相知。人争攀船，董承、李乐以戈击之，不少手指坠入船中。随帝渡过河者，唯皇后、宋贵人、杨彪以下数十人，宫女皆为傕兵所掠，衣服尽失，发亦被截，冻死者不可胜数。献帝到大阳（今山西平陆东北十五里），幸李乐营。河内太守张杨使数千人负米来贡饷。献帝乘牛车到安邑，河东太守王邑奉献绵帛，悉赋公卿以下，封王邑为列侯，拜胡才征东将军，张杨安国将军。派人至弘农与李傕、郭汜、张济等和，傕等乃放归公卿百官及宫人妇女。   

共相语

   官渡之战与曹操统一北方


一、曹操的兴起
　　（1）出身和初仕
　　曹操，字孟德，豫州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州市谯城区）人，生于汉桓帝永寿元年（公元155年）。他祖父曹腾是一个很有权势的大宦官，曾做过中常侍、大长秋，封费亭侯。腾在宫中服事达三十余年，前后经安、顺、冲、质、桓五帝。如前所述，东汉后期，中央政权的实际掌握者，很多时候都是宦官。曹腾的政治作风与一般宦官不同，他对官僚士大夫竭力拉拢。当时名士如虞放、边韶、延固，张温、张奂、堂谿典等都由于他的提携而致位公卿。因此，士大夫对他颇有好感，例如当种暠做到司徒后，对曹腾十分感激，他说：“今身为公，乃曹常侍力焉”。腾养子嵩由于腾的庇荫，历任司隶校尉、大司农、大鸿胪等高级官吏。灵帝中平四年（187年），篙以亿元巨款买得三公之首的太尉。曹氏一门做高官，享厚禄的颇不乏人。所以曹操是出身于有人、有钱、有势的大官僚家庭。
　　但曹嵩究竟是从那家过继来的呢？有的书说曹嵩是夏侯氏之子、夏侯惇的叔父。陈寿在《三国志》卷9《诸夏侯曹传》中评说：“夏侯、曹氏世为婚姻……故惇、渊、仁、洪、休、尚、真等并以亲旧肺腑，贵重于时。”有人以同姓不婚为理由，断定嵩非出自夏侯氏。但从操对夏侯氏的重用情况看，操与夏侯氏决非一般婚媾关系。夏侯氏既非操之母家，又非妻族，却得操格外重用，待遇很特殊。清代学者潘眉说：“《陈志》于《帝纪》云：‘莫能审其主出本末’，于《列传》则以诸夏侯、曹为一卷，显以夏侯氏为宗室矣。”其言颇能抓住问题的契机。《资治通鉴》胡三省注更明言：“曹氏，夏侯氏之出也。”
　　曹操是曹嵩的长子，幼机警，有权术，喜任侠，行为放荡，然而极为好学，博览群书，特别嗜好兵法。曹操的文学武略，从小便打下了扎实的工夫。
　　东汉时代，一般士人要想进入政界，除了依靠父祖庇荫外，本人也要“交游士林”，以便互相赏识和援引。东汉宦官虽很跋扈，但宦官一般出身于非读书仕宦的家庭，没有雄厚的社会基础，往往本人一死或失势，其子孙亲党也跟着垮台。曹腾子孙与此不同，不仅其子曹篙一直在朝中作高官，其孙曹操也从幼就和官僚士大夫有密切的交往。
　　许多学者认为曹操由于是宦官之后，少时为士大夫所不齿，这是与事实不符的。操少时，官僚名士如桥玄、何颙、张邈、蔡邕等都和他关系密切。出身于四世五公宏庭的袁绍是一个不轻易接待宾客、非海内知名不得相见的高贵公子，曹操少时也与他交往。可见曹操少时并没有受到土大夫的排斥。反之，曹燥少时的表现已经受到一些官僚名士的重视。如太尉桥玄曾对曹操说：“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名士何颙见到曹操，叹曰：“汉家将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
　　当时一般公卿子弟做官非常容易，曹操二十岁，即被举为孝廉，做侍卫皇帝的郎。接着又被任命为洛阳北部尉。那时东汉王朝腐败已极，到处豪强横行，欺压贫民，目无法纪。曹操年轻气锐，颇思有所改革，为百姓除残害，为自己树名誉。他一到洛阳北部尉衙门，便修缮四门，造五色棒，在每门左右各悬十余枚，有犯法者，不避豪强，都用棒打杀。一次，灵帝最宠爱的宦官蹇硕的叔父于夜间行走，也被用棒打杀。因此，豪强有所畏惧，不敢轻易犯法。而豪强及其幕后支持者都把曹操看做眼中钉，必欲拔去之而后快。但由于曹操也有靠山，他们无可奈何，只好改变手法，在灵帝面前夸奖曹操甚有吏能，于是外调为顿丘（令河南清丰县西南）令，这时他二十二岁，不久，曹操又回朝为议郎。
　　曹操在议郎任内，曾因从妹夫宋奇被诛事，一度免官。由于曹操能明古学，不久复职。议郎不担任实际政务，专门给皇帝提供意见，论列是非。当时朝政昏浊，奸邪充塞，皇帝为宦官、贵戚所包围愚弄，不知下情。灵帝建宁元年（公元168年），皇后父大将军窦武、太傅、名士陈蕃谋杀宦宫，结果反被宦官所杀。曹操特为窦武、陈蕃上书申诉，指言“奸邪盈朝，善人壅塞”。灵帝不能采纳。
　　光和五年（公元182年），灵帝下沼令三公举奏州郡官吏无治绩而为民蠹害者。三公倾邪，贪恋禄位，不敢得罪宦官，反而乘机受取贿赂，只把边远小郡一些清贫守法的地方官纠举塞责。曹操对此甚为忿恨，上书斥贡三公所举，专回避贵戚。灵帝稍有感悟，责让三府，把蒙冤被诬的地方宫拜为议郎。此后政教日乱，豪猾益炽，多所陷害。操知不可匡救，遂不复献言。
　　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春，黄巾起义发生，曹操被任命为骑都尉，在镇压颖川黄巾军的战争中，做了皇甫嵩、朱儁的帮凶。被提升为济南国相，国有十几个县，长吏多阿附贵戚，赃污狼藉。以前国相不敢检举，曹操到任后，奏免了其中八县长吏。于是豪强震怖，窜入他郡。另外，操在济南还禁断淫祀，堵塞浪费，济南国在曹操治理下，政治有了一定程度的清明。
　　曹操在济南为宫时间较久，后来被征入朝。当时宦官当权，贵戚横恣，曹操不能违道取容，屡屡干忤，也恐招致家祸，于是只做了议郎闲宫。朝廷曾发表曹操任东郡太守，操不赴任，称疾返乡里，在谯县城外建筑住室，春夏读书，秋冬射猎，以自娱乐，养名待时。
　　曹操这时在政界已有相当声望，他虽屏居乡里，当冀州刺史王芬等图谋废灵帝，另立合肥侯时，曾征求操的意见，操以为废立大事，不能轻率行动，严词加以反对。芬等终以事泄被杀。
　　综观以上事实，可知在东汉地主统治集团中，曹操还是一个有作为、企图改善吏治的人，就是对刘氏皇室，他也想维护匡救，只是东汉王朝已经从根腐烂，无可救药了。　　
　　（2）占领兖州
　　献帝初平二年（公元191年），当酸枣等地的讨卓联军已经离散的时候，曹操还带着千余人的部队在河内寄居，没有固定地盘。这时，黑山（今河南浚县西北太行山区）起义军于毒、白绕、眭固等部十余万人攻入东郡，东郡太守王肱不能抵挡，曹操乃引兵进入东郡，在濮阳打败了白绕农民军，袁绍因表操为东郡太守，操以东武阳为郡城（今山东莘县南）。
　　献帝初平三年（公元192年）春，于毒等农民军趁曹操引军去顿丘的时候，进攻东武阳。曹操闻知，并不回军援救东武阳，而西入山攻农民军本屯，操手下诸将认为应先还救东武阳，操曰：“使贼闻我西而还，武阳自解也；不还，我能败其本屯，虏不能拔武阳必矣。”于是继续西行。
　　果然，农民军听说本屯被攻，立即舍弃东武阳而归，途中遭到曹操阻击而致大败。曹操又在内黄（今河南内黄西北）打败了於夫罗的军队，于是东郡得以确保。
　　当年夏，青州黄巾号称百万，进入兖州，杀死刺史刘岱。济北相鲍信等迎接曹操领兖州牧。操进兵击黄巾军于寿张（今山东东乎南）东，黄巾军奋勇抵抗，操初战失败，鲍信战死。后操屡设诡计，黄巾军受挫撤退，操追至济北（今山东长清县），黄巾军被迫投降。《三国志》卷1《武帝纪》载：操“受降卒三十余万，男女百余万口，收其精锐者，号为青州兵”。以上几句记述，常为史家所引用，故应予以探讨。据《后汉书》卷74 《袁绍传》载，建安元年（公元196年）袁绍给献帝上书有云：“黄巾十万，焚烧青、兖”，袁绍这里所说的黄巾显然即指以上自青入兖的黄巾，然而人数之差距却为十万比百万，究竟哪个说法接近事实呢？我以为“青州黄巾众百万”的数字是太夸大了，由于史料出自官方，对交战双方人数，常把多者说得过多，少者说得过少。如《武帝纪》注引《魏书》就把同青州军作战的操军说得过少，说操只“将步骑千余人”；还说其中旧兵少，新兵不习练；又说黄巾兵皆精悍，如此说来，青州黄巾人数既居于几百倍的压倒优势，且兵又皆精悍，操纵善于用兵，宁能“数开示降路，遂设奇伏，昼夜会战，战辄禽获”。据《三国志》卷11 《国渊传》所说“破贼文书旧以一为十”的惯例，以上“黄巾众百万”的数字至少有十倍的夸大。仅从《武帝纪》就不难看到一些令人不敢置信的数字，如载同时俱起兵讨伐董卓的袁术及其他三个州六个郡长官，“众各数万”。在当时人民死伤离散的战乱情况下，六个郡国的兵力竟各达数万之多，是不合情实的。又如“诸书皆云操在宫渡战役坑杀袁绍士众八万或七万”。裴松之以为“非其实录”。我们看书，应具体观察各种情况，不可根据片言只句，盲目相信书中数字。我以为青州黄巾军的人数应以袁绍所说“十万”为近是。至于操从青州黄巾中所挑选出来的所谓“精锐”者，在操军中究起多大作用？我以为也不能估计过高。当兴平元年（公元194年），吕布与操战于濮阳时，布“先以骑犯青州兵，青州兵奔”，致使操军阵乱，操本人几被活捉，说明青州兵是操军中的薄弱环节。据《三国志》卷17《于禁传》记述：当操军在宛受到降而复叛的张绣的突然袭击而致溃败时，青州兵乘乱劫人，被于禁加以制止。当官渡战役时，于禁只带领二千人“守延津以拒绍”。于禁为操手下五良将之一，所将士卒犹如此之少，青州兵自然不会更多，假若青州兵多于于禁所部，当青州兵在宛劫人时，于禁就不能那样轻而易举地“讨之，数之以罪”了。当然，曹操吸收一些青州黄巾加入其军队，无疑会使其军事力量有所增强，但并不能改变曹操军事集团为地主武装的事实。根据史书记载，操在起兵初期，除了其同族兄弟曹洪、曹仁、曹邵等领有家兵以外，其他地主武装，如谯县的许褚、中牟的任峻、钜野的李典、任城的吕虏等，都率领宗族、部曲数千或数百家参加。所以说曹操的军队还是以地主武装为骨干的。
　　操本人饶有雄图，他并不以占有兖州为满足。兖州为四战之地，各军阀对之亦虎视眈眈，所以一这串的战争随之而来。初平四年（公元193年），南阳方面的军阀袁术引兵进入州界，被操击败，逃奔扬州。
　　操父嵩于中平五年（公元188年）罢太尉官后，曾回谯县，因躲避兵乱，移居徐州琅琊郡。初平四年（公元193年），嵩又移家往兖州出发，嵩财物装满百余辆车，一路浩浩荡荡，行到泰山郡时，遭到徐州牧陶谦属下将士抢劫，篙及少子德遇害。于是操以报父仇为名，大兴挞伐之师，接连攻下徐州十几个县城。陶谦退保郯县城（今山东郯城），操攻之不克，转而攻屠取虑（今江苏睢宁县西南）、睢陵（今江苏睢宁县）、夏丘（今安徽泗县）等县，“凡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自是五县城堡，无复行迹。初三辅遭李傕乱，百姓流依谦者皆歼”。
　　兴平元年（公元194年）二月，陶谦告急于青州刺史田楷，楷与平原相刘备来救，曹操军食亦尽，乃引兵还。同年夏，操留荀彧、程显守鄄城，自己再次率军攻徐州，一直攻到东海郡，依旧大杀，所过残破。当操疯狂杀人之际，兗州发生了兵变，操部将陈宫与陈留太守张邈合谋，迎接屯兵河内的吕布入兖州，操闻，仓皇奔回。
　　这时兖州郡县多响应吕布，只有鄄城（今山东鄄城北）、范（今山东梁山西北）、东阿（今山东阳谷东北五十里阿城镇）三个县城由于荀彧、程显、夏侯惇、枣祇等竭力保守，未曾沦陷，使操归来尚有立足之地。操一见程显，就拉着他的手说：“微子之力，吾无所归矣。”
　　吕布攻鄄城不能下，屯于濮阳（令河南濮阳南），操曰：“布一旦得一州，不能据东平，断亢父（今山东济宁市南）、泰山之道（此谓阻操由徐州还兖州之道），乘险要我，而乃屯濮阳，吾知其无能为也”。遂进兵与布战。
　　这次操与布争夺兗州的战争是颇为激烈的：曹操首先于夜间袭破吕布屯于濮阳西的部队，尚未退还，吕布亲自率军前来搏战，自日出战到日落，始各引退。
　　操又进军濮阳，濮阳大姓田氏为反间，操得入城，特烧毁东门，以示必死，而无反意。但在诚中战斗，操被布击败，布骑兵遇操而不识，问：“曹操何在？”操指另一骑马奔逃的人说：“乘黄马走者是也”。于是布骑舍操而追骑黄马者，操乃得逃脱。这时东门的火还在燃烧，操突火而出，左手掌被烧。操回营，忍着伤痛，亲自劳问军土，以安人心。然后传令赶制攻具，复进兵与布战。双方相持百余日，蝗虫起，百姓大饥，布粮食亦尽，各自退军。操还鄄城。布到乘氏（今山东巨野西），为县中大姓李进所破，东屯山阳（今山东金乡）。
　　这时袁绍使人说操携家居邺，其用意显然是让操去依靠他。操失兗州，军食乏，心中也有投绍之意。程昱劝阻说：“兗州虽残，尚有三城，能战之士，不下万人，以将军之神武，与文若、显等，收而用之，霸王大业可成也。愿将军更虑之！”操乃止。
　　战争和屠杀，带来了人为的饥荒，这时谷一斛至五十余万钱，人相食。曹操为了节省军粮，只好遣退新募的吏兵。
　　兴平二年（公元195年）春，曹操打败吕布于定陶。夏，布又从东缗（今山东金乡东北二十里）与陈宫将万人来战，时操兵多出收麦，营内留兵不足千人，营西有大堤，堤南树木幽深，操设伏于内，及布军至，先以少量士卒诱之使进，然后伏兵齐发，布军大败，布乘黑夜遁逃。操复攻拔定陶，分兵平诸县。这时，徐州牧陶谦已死，刘备代领徐州，布乃往投备。于是曹操收复了兖州全部县城。　　
　　（3）迎献帝都许
　　兴平二年（公元195年），河东与河内一带将领杨奉、董承、韩暹、李乐、胡才、张杨等迎接献帝东归，经过艰苦奔波，始到达河东。这时袁绍手下谋臣沮授向绍建议派兵迎接献帝到邺，然后挟天子讨不从命。但遭到淳于琼等人的反对，他们以为当今群雄并峙，各欲为帝，加迎得天子，每事都要表请，如听天子，则不得自行其秦；不从，则为抗拒圣旨，诸多不便。袁绍本人既早已不忠于献帝，又自恃宗族强大，有帝号自为之意，故不出兵迎接献帝。
　　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正月，献帝在韩暹、董承卫护下，回到洛阳。曹操当时驻兵于许，有意迎帝，部属或以山东未平，韩暹、杨奉兵力尚强，未可猝制。苟或进言：“诚因此时，奉主上以从民望，大顺也；秉至公以服雄杰，大略也：扶弘义以致英俊，大德也。天下虽有逆节，必不能为累，明矣。韩暹、杨奉其敢为害！若不时定，四方生心，后虽虑之，无及”。程昱、丁冲亦劝操迎帝。于是操遣曹洪将兵西迎天子，董承等据险拒之，洪兵不得进。后韩暹矜功骄纵，专乱政事。董承又潜自招操，操乃将兵至洛，韩暹遁走。操自领司隶校尉、录尚书事。操以洛阳残破，且自己一时尚无力控制邻近诸军事势力，乃移驾幸许。从此，曹操尽收豫州之地，挟天子以令诸侯，造成政治上的极大优势，关中诸将望风服从，袁绍未能迎接献帝，后悔也来不及了。
　　曹操迁帝都许后，改兴平三年为建安元年（196年）。这时全国各地的割据者有：
　　曹操据兖、豫二州
　　袁绍据冀、青、并三州
　　公孙瓒据幽州
　　吕布据徐州
　　袁术据淮南
　　孙策据江东
　　张绣据南阳
　　刘表据荆州
　　刘焉据益州
　　张鲁据汉中
　　韩遂、马腾据涼州
　　公孙度据辽东
　　各军阀为了争夺土地、人民，连年攻战不休，经济文化素称发达的黄河流域生产遭受严重破坏，人民大量死亡，造成“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的凄惨景象。董卓徒献帝部长安时，以步骑驱使洛阳数百万人民西行，人民饥饿困顿，积尸满路。卓还放火焚烧洛阳周围二百里以内的大小建筑物，略无孑遗。李催等破朱�τ谥心玻�“因掠陈留、颖川诸县，杀略男女，所过无复遗类”。献帝初入关时，“三辅户口尚数十万，自傕、汜相攻，天子东归后，长安城空四十余日，强者四散，羸者相食，二三年间，关中无复人迹”。徐州原来“百姓殷富，谷食甚丰，流民多归之”。不久，曹操攻徐州，“所过多所残戮”。袁绍与公孙瓒所置青州刺史田楷“连战二年，粮食并尽，士卒疲困，互掠百姓，野无青草”。袁术初到南阳，“户口尚数十百万，而不修法度，以钞略为资，奢欲无厌，百姓患之”。术后至淮南，“荒侈滋甚，后宫数百，皆服绮縠，余粱肉，而士卒冻馁，江淮间空尽，人民相食”。没有被杀被吃被饿死的人民便大量逃亡，劳动人手离开土地，更使生产荒废，饥馑频仍。
　　战乱和灾荒，不只给人民带来了浩劫，就是军阀也自受其殃，连军粮都供应不上。在这种情况下，各军阀要想保证军粮供应，只有把人们重新安排在农业生产上。初平三年（公元192年），曹操初得兗州时，毛玠就向曹操提出“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织以蓄军资”的两项建议，为操所赞同。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打败了汝南、颖川黄中何仪、刘辟、黄邵、何曼等众各数万的农民军，获得了大量劳动力和耕牛、农具，并进据许县。随后枣祗、韩浩向操建议兴办屯田，操本人亦早有“急农”与“屯田”的意望，乃募民屯田许下，得谷百万斛。于是扩大推行范围，为操扫灭群雄，提供了重要的经济基础。关于屯田的详细情况，将在后面介绍。　　
　　（4）进攻南阳
　　南阳先为袁术所占有。袁术是司空袁逢的儿子，袁绍的同父异母弟。术少时是一个骄奢任性、喜爱飞鹰走狗的浪荡公子，因为家门显赫、他稍一改变行操，便被举为孝廉，任郎中，累迁至虎贲中郎将。董卓入京，想取得袁家的支持，任术为后将军。术不肯与卓合作，奔往南阳郡鲁阳县。那时，孙坚已杀南阳太守张咨，引兵归附袁术，术得以占有南阳。南阳是刘秀发迹之地，达官贵人历代多有，境内户口百余万，财富充溢。可是袁术骄纵奢淫，贪取无厌，弄得百姓穷困，怨声载道。袁术内不能任贤，外不能辟土。他和袁绍虽是一家兄弟，仍互相猜忌，袁绍欲立刘虞为帝，以便从中操纵政柄。袁术更目无汉室，连汉帝的招牌都不屑要，只图自己很快当上皇帝。当袁绍派人把欲立刘虞为帝的意图告诉术时，术表示反对，于是兄弟不和。术结好绍的仇敌公孙瓒；绍则联合术的劲敌刘表。当时官僚豪族多归附绍，而术门前颇为冷落，术怒言，“群竖不吾从而从吾家奴乎？”术在与公孙瓒书中骂“绍非袁氏子”。术的生母是袁逢的嫡室，绍是袁逢的侍婢所生，而过继于伯父袁成。所以术瞧不起绍。绍少时行止比术检点，也较得人心，可能和他们在袁府的身份不无关系。古人说：“生而富者骄，生而贵者做，生富贵而能不骄做者，未之有也”。袁术就是典型的骄做公子。初平四年（公元193年）初，术为刘表所逼，退出南阳，东入陈留，被曹操打败，率领余部奔往九江（郡治寿春，今安徽寿县），杀扬州刺史陈温，据有淮南。
　　建安二年（公元197年）初，曹操引军进攻屯兵在南阳的张绣，打算除掉这个不甚强大、但却逼近许都的后顾之忧。张绣是张济的族子，建安元年（公元196年），张济因饥饿由弘农进入荆州，攻穰县（今河南邓县），为流矢射死，绣代领其众，与刘表合，屯于宛（今河南南阳市）。当曹操初到宛时，张绣本已举军投降，但由于燥纳张济之妻，张绣既怀恨，又趁操贪色无备之际，掩袭操营。操一子一侄被杀，亲信骁将典韦战死，操本人亦中流矢。但绣军力毕竟单薄，在追击中，未能取胜，绣还保穰，继续与刘表联合。
　　同年冬，曹操复进军攻张绣，攻克二县而还。
　　建安三年（公元198年）三月，曹操又准备出兵攻绣，谋臣荀攸劝阻说：“绣与刘表相恃为强，然绣以游军仰食于表，表不能供也。势必离。不如缓军以待之，可诱而致也；若急之，其势必相救。”操不从，进兵围绣于穰。刘表果来救。军不利。
　　不久，操闻袁绍将袭许，乃撤围而还，张绣率军来追。这时刘表援救张绣的军队亦已到达安众（今南阳市西南），截性操军还路，操腹背受敌。但操却说：“吾策之，到安众，破绣必矣。”及到安众，于夜间凿险为地道，先过辎重，伪装逃走，而以奇兵设伏于旁。天明，绣以为操已遁走，率领全部兵力来追，操乃纵奇兵步骑夹击，大破绣军。
　　操还许，苟或问：“前以策贼必破，何也？”操曰：“虏遏吾归师，而与吾死地战，吾是以知胜矣”。
　　可是，曹操也有百虑之一失。张绣战败之后，又听取贾诩的计策，收集败卒再来追操。操果疏于防范，以精兵前行，弱兵在后，张绣取得了胜利。　　
　　（5）占领徐州
　　灵帝中平五年（公元188年），青、徐黄巾军复起，汉朝以陶谦为徐州刺史。谦，字恭祖，丹杨人，父曾为余姚县长，谦少好学，仕于州郡，举茂才，除卢县（今山东长清县南五十里）令。寻迁幽州刺史、参车骑将军张温军事。初平二年（191年），为徐州刺史，破走黄中军。及李傕等挟制献帝，谦屡遣使至长安，迁徐州牧，加安东将军，封溧阳侯。当献帝兴平元年（公元194年）谦道曹操痛击时，平原相刘备前来救助。谦死，徐州官吏遵谦遗嘱，拥立刘备为徐州牧。建安元年（公元196年），刘备遭到淮南军阀袁术的攻击，两军相持不下，寄居在徐州的吕布，乘机袭得州城下邳（今江苏邳县东）。备在徐州无处安身，至许投靠了曹操。程显向操建议：“观刘备有雄才，而甚得众心，终不为人下，不如早图之。”操曰：“方今收英雄时也，杀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曹操这时处在强敌环伺之中，比刘备更具有危险性的人还有。曹操不杀刘备，一是显示自己宽容，有利于广泛招徕人才；二是想暂时利用刘备对付其他敌人。于是操表备为镇东将军，封宜城亭侯。并增其兵，给其粮，令东屯沛，收散兵以图吕布。
　　建安三年（公元198年），昌布又与袁术连合，遣其将高顺、张辽击刘备，曹操遣夏侯惇往救备，为顺等所败。顺等遂破柿，虏备妻子，各单身走。操欲自往击布，诸将以为张绣、刘表在后，如东击布，后方堪虑。苟攸曰：“表、绣新破，势不敢动，布骁猛，又恃袁术，若纵横淮泗间，豪杰必应之。今乘其初叛，众心未一，往可破也。”操称善，乃引乒往击布。这时泰山屯帅臧霸、孙观、吴敦、尹礼、昌豨等皆附布。操与刘备遇于梁（今河南商丘市），进至彭城（今徐州市）。
　　陈宫劝吕布击操，以收以逸待劳之效。布不从，欲待操军横渡泗水时，蹙之于河。但操军战斗力甚强，布连战皆败，操攻克彭城之后，仍滥杀人民，进行屠城。吕布最后退守下邳，操引沂、泗二水灌城。布部将多叛，布亦被迫出降，操缢杀之。
　　布将张辽率其众降操，拜中郎将。臧霸亡匿，操得而赦之，使招吴敦、尹礼、孙观等，皆以为守相。这样，曹操在徐州的统治大致稳定了。
　　淮南的袁术，已于建安二年（公元197年）称帝，他只知骄奢淫佚，后宫妻妾数百，皆著罗纨，食粱肉。对百姓则一味榨取，毫木体恤。等到百姓的脂膏被吮食尽了，他也“资实空尽，不能自立”，被迫离开淮南，企图北上，把皇帝的桂冠送给袁绍，途经下邳时，遭到曹操的邀击，不能前进，又折回寿春（今安徽寿县），呕血而死。


二、官渡之战
　　在曹操迎接汉献帝到许以前，曹操和袁绍分别在黄河南北发展自己的势力，双方还一直保持着友好的关系。但随着双方势力的扩张，利害冲突也跟踪而来。曹操打着“天子”招牌，操纵封赏大极，自为大将军，以袁绍为太尉。袁绍素来骄贵，声望和地位一向在曹操之上，这时，绍耻班在曹操下，怒曰：“曹操当死数矣，我辄救存之，今乃背恩，挟天子以令我乎！”不肯接受太尉官职。由于袁绍势力很大，曹操不得不把大将军让给他，而自为司空、行车骑将军。
　　建安三年（公元198年）十二月曹操擒杀吕布，取得徐州，。次年三月，袁绍削灭公孙瓒，兼并幽州，于是袁、曹两大势力之间的对立显得更加突出，便不能不以战争相见了。
　　就地广、兵多、粮足各方面而论，袁绍都胜过曹操。曹操所占领的兖、豫、徐三州，都是残破之余。袁绍所统辖的冀、青、幽、并四州，则受战争破坏较少，比较富实。再就四周形势来说，袁绍所控制的地区，西界黄河，东临大海，北面的乌桓素受袁绍笼络。曹操则南有刘表，东南有孙策。关中将帅韩遂、马腾等都拥强兵，徘徊观望于袁曹二者之间。
　　客观形势是利于袁绍而不利于曹操的。
　　建安四年（公元199年）三月，袁绍灭公孙瓒之后，挑选步兵十万，骑兵一万，准备进攻许都。当时谋臣沮授向袁绍建议利用优越的人力，物力与地理形势，对曹操进行持久战以消耗其军事实力。“进屯黎阳，渐营河南”，从正面稳扎稳打；同时“分遣骑兵，抄其边境，令彼不得安，我取其逸。”这样就可十全必克，而不必决胜负于一役。可是袁绍不能用。
　　曹操针对当时情况，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进取河内，河内地区北靠太行山，南临黄河，占有了它，不仅可以阻挡袁绍在并州东南地区的军队东下，而且可以有效地阻止袁绍大军从东沿河西上。建安四年（公元199年）八月，曹操派遣原泰山将帅臧霸等带领精兵回到青州，利用他们在当地原有的影响进行活动，以牵制袁绍在青州方面的军队，使之不能西上增援。十一月，曹操又舍弃杀子之仇，把正在被袁绍招诱的张绣争取过来。这时，关中诸将见袁曹将要战争，皆中立观望，曹操使卫觊前往关中协助司隶校尉钟安抚韩遂、马腾等，使其不致为息。并开始派遣谒者仆射到关中监盐官，以市盐钱购买耕牛，供回到生产线上的农民使用，这对于安定关中社会秩序也起了一定的作用。这样，曹操就把一些不利因素转变为有利因素。后来曹操从关中获得一千余匹军马，弥补了一部分骑兵不足的缺陷。张绣在与袁绍作战中，亦“力战有功”。
　　曹操在做了以上部署以后，于建安四年（公元199年）年底，亲自率领大军进驻重要战略要地——官渡（今河南中牟北）。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对曹操不利的事，就是刘备在徐州的叛变。刘备自投归曹操后，操给他一个豫州牧的名义，一同驻在许都。这时，淮南军阀袁术由于屡吃败仗，力穷势窘，打算经过徐州北上投奔袁绍，曹操派刘备前往截击，袁术被阻南归，刘备占据徐州叛操，并与袁绍联合。曹操派将前往击备，未能取胜。操留下部分兵力把守官渡，自己率领精锐骑兵前往击备。诸将恐袁绍乘机进攻，操曰：“刘备，人杰也，今不击，必为后患。袁绍虽有大志，而见事迟，必不动也。”遂东行，很快就击溃了刘备的军队，迫使刘备连妻子都扔掉，仓皇北上投奔袁绍。刘备手下亲信大将关羽，也被操俘获。操再回到官渡，前后还不到一个月的工夫。
　　曹操东征刘备，给袁绍造成的可乘之机，在袁绍集团中，并不是没有人看到。袁绍的谋臣田丰就曾经劝他抓住这个战机，袭取许都，但绍却以幼子患病的理由不肯出击，田丰急得用手杖击地说：“遭难遇之机，而以婴儿之病失其会，惜哉！”
　　袁绍在曹操进攻刘备时，不采取积极的行动，但当曹操打垮了刘备，回军官渡后，他却召集部属商议出兵的问题。田丰重申沮授前议，说：“操善用兵，变化无方，众虽少，未可轻也，不如以久持之。将军据山河之固，拥四州之众，外结英雄，内修农战，然后简其精锐，分为奇兵，乘虚迭出，以扰河南，救右则击其左，救左则击其右，使敌疲于奔命，民不得安业；我未劳而彼已困，不及二年，可坐克也。今释庙胜之策，而决成败于一战，若不如志，悔无及也。”袁绍对田丰的意见，不但不听，反而认为“沮众”，把他囚禁起来。沮授原来在袁绍幕府中是内为谋主，外监诸将的首要人物，这次也因谏阻出兵，违背了袁绍的意旨，郭图等人又乘机进谗，说沮授权势太大，继续重用下去，会无法控制，引起了袁绍对沮授的怀疑，终于把沮授统率的军队分为三部分，让他和郭图、淳于琼各统一军，这就大大削减了沮授的职权。
　　袁绍集团就在这种意见不一，矛盾重重的情况下，出动大军南下进攻曹操了。
　　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正月，袁绍首先向各州郡发布了一篇讨伐曹操的檄文。二月，袁绍亲自率领大军由邺城南下，进驻黎阳。
　　袁绍向曹操进攻的第一步棋，就是派遣骁将颜良渡过黄河进攻白马（今河南滑县东），以便为主力渡河打下前进基地。曹操是要救援白马的，但所使用的战略，并不是派军直奔白马，而是声东击西，分散袁军兵力。曹操首先引兵到延津，装出要渡河抄袭袁军后路的样子。袁绍忙分兵西上进行邀击，曹操则率领轻骑迅速驰往白马。在曹军离自马只有十几里的时候，颜良才发觉，仓猝应战。曹操令张辽、关羽为先锋，关羽望见颜良麾盖，迅速冲进敌阵，刺死颜良，袁军失去主将，登时溃散，于是曹军胜利解救了白马之围。
　　曹操深知白马孤城在袁绍优势兵力的压迫下，终究不能坚守，乃向官渡进行战略转移，令白马居民和辎重一齐跟随军队沿黄河南岸向西撤退。
　　袁绍凭仗兵多势众，率领大军继续推进，沮授再次向袁绍进谏，劝他不可轻率冒进。袁绍不但不听，还把沮授仅余的部分军队交由郭图带领。
　　袁军先头部队在离延津不远的地方，赶上了曹军。这时，曹操令部队停止后撤，在南山下扎好营垒，派人登高燎望。瞭望者报告袁军大约有五、六百骑来到。接着又报敌骑续有增加，步兵多得不可胜数。操吩咐不要再报告了，他要骑兵解鞍放马，休息待命。这时，从白马撤出的辎重还在路上，诸将担心敌骑掳掠，建议连人马带辎重一齐进入营垒。荀攸认为现在正是利用辎重引诱敌人的时候，怎能移进营内呢！胸有成竹的曹操对荀攸的意见，点头表示赞同，脸上不禁发出会心的微笑。
　　袁绍骑将文丑和刘备带领五、六千骑先后到来，诸将催请曹操赶紧上马迎战。操不动，过了一会儿，袁军骑兵到来，见路上有那样多的辎重，分外眼红，争先恐后地去抢劫，因而队伍大乱，操乘隙下今冲击，这时操身边骑兵不满六百人，但他们是以逸击劳，故能一举击杀文丑。文丑和颜良都是袁军名将，经过两次战役便被斩杀，大大提高了曹军的士气。
　　曹操在初战胜利之后，仍旧按照原定计划，退到官渡，集中兵力，筑垒固守。这样，既免遭敌人包抄，又缩短了军粮供应线。也使得袁军远离后方，给自己以更多伺隙出击的机会。
　　袁绍尽管两次受挫，但凭仗其兵多势众，仍旧推进至阳武（今河南原阳东南）。八月，袁军进临官渡，于是关系袁曹成败的宫渡之战进入了决战阶段。然而，从史料上看，这个阶段的战争情况是含糊不清的，如《三国志》卷1《武帝纪》载：
　　八月，绍连营稍前，依沙塠为屯，东西数十里。公亦分营与相当，合战不利。时公兵不满万，伤者十二三。绍复进临官渡，起上山地道。公亦于内作之，以相应。绍射营中，失如雨下，行者皆蒙楯，众大惧。时公粮少，与荀彧书，议欲还许。彧以为：“绍悉众聚官渡，欲与公决胜败。公以至弱当至强，若不能制，必为所乘，是天下之大机也。且绍，布衣之雄耳，能聚人而不能用。夫以公之神武明哲，而辅以大顺，何向而不济！”公从之。
　　所谓“合战不利”，虽然不能说是打了败仗，至少也是受到挫折。史书上关于官渡战役的描述，多来自曹魏官方，讳败夸胜，自为情所难免。从以上叙述可知，两军相持，曹守袁攻，曹军虽然焚过袁军的运粮车，但曹军乏食的情况仍较袁军严重。操非暗于军事者，犹欲知难而退，退保许都，从知曹军缺粮情况实为严重。而曹操集团在军事上亦必有隐讳败绩之事，惜后人已无从知晓当时真相了。
　　在袁曹两军半年多的敌对中，袁绍未能取胜，曹操更陷于窘境，百姓困于役赋，反抗事件不断发生。汝南郡是袁绍的老家，袁氏门生故吏遍布境内，他们大都拥有武装，乘机起兵反操，遥为袁绍声援，刘备也一再领兵到汝南，骚扰曹操后方。袁绍还多次派出小股军队抄掠曹军的粮食供应线。这些都给曹操造成了很大的困难，迫使曹操一度考虑退守许都。经过荀或谏阻，操始决定在官渡与袁绍周旋到底。他派遣曹仁带兵到汝南把刘备赶走，镇压了地方反抗势力，稳定了后方。
　　曹操除了采取严密措施，以足够的武装卫护粮食运输外，也十分注意用劫粮的办法制服袁军。恰好这时侦察到袁绍部将韩猛押运粮车数千辆来到官渡北面几十里的故市（今河南延津）。操知韩猛有勇无谋，乃派得力将领徐晃、史涣前往截击，把韩猛押送的粮谷全部烧掉。十月，袁绍大将谆于琼等率兵万余，押送大队粮车，停在离袁绍大营北面四十里的乌巢（今河南延津东南）。沮授为了确保这支运粮部队的安全，向绍建议派一支军队协助守卫，以防曹操再次抄袭。可是，袁绍认为没有必要。
　　这时，谋士许攸向绍献策：曹操兵少，其主力部队都集中在这里，许都防务必然空虚。可遣精骑前往偷袭，操失许都，进退狼狈，必然不能再战。绍不从，一定要先攻下操营。恰好这时许攸家人在邺犯法，被留守审配收洽，攸既因此怀恨，又嫌绍无能，乃转而投奔曹操。据《三国志》卷1《武帝纪》注引《曹瞒传》曰：
　　公闻攸来，跣出迎之，抚掌笑曰：“子远，卿来，吾事济矣！”既入坐，谓公曰：“袁氏军盛，何以待之？今有几粮乎？”公曰：“尚可支一岁。”攸曰：“无是，更言之！”又曰：“可支半岁。”攸曰：“足下不欲破袁氏邪？何言之不实也！”公曰：“向言戏之耳。其实可一月，为之奈何？”攸曰：“公孤军独守，外无救援而粮谷已尽，此危急之日也。今袁氏辎重有万余乘，在故市、乌巢，屯军无严备；今以轻兵袭之，不意而至，燔其积聚，不过三日，袁氏自败也。”
　　以上即许攸给曹操献的乌巢劫粮之计，操与亲信商议，诸谋士对许攸的话来信半疑，只有荀攸、贾诩劝操采纳。于是操断然采取行动，留下曹洪和荀攸守住大营，亲自率领步骑五千，趁矇胧的月色，从小道直趋乌巢。操军打着袁军旗帜，每个士兵带上一捆干柴。嘴啣枚，马缚口，路上遇人盘问，答以袁公怕曹操抄袭我军后路，特地前往加强戒备。这样，顺利地到达了乌巢。曹军在袁军屯地周围点燃干柴，大火顿时燃烧起来。袁军从梦中惊醒，只见大火熊熊，喊杀之严，震耳欲聋，于是惊惶失措，乱作一团。至拂晓，淳于琼等见曹军兵少，又产生轻敌情绪，出营迎战，操不待其摆好阵势，即挥军急击，琼等抵挡不住，退回营中。
　　袁绍听说操往袭乌巢，并不赶紧派兵救援，还对其子谭说：“即使曹操攻破淳于琼等，我攻下其大营，他就无处措身了”。于是命高览、张郃等加紧攻营。张郃建言：“曹操兵精，往必破琼等；琼等破，则将军事去矣，宜急引兵救之。”可是袁绍只遣少量骑兵往救琼，而以全力进攻曹营。曹营坚固，屹立不动。
　　当操正激励士卒攻打淳于琼等的时候，传来了袁绍援军将到的消息，有人劝操分兵拒敌。操以为兵分势弱，后顶不住援军，前攻不下敌营，必致两头败衄，于是令士卒拼命进攻琼等，一举破之，除杀琼等外，还烧掉袁军全部存粮。及袁绍援军到来，乌巢已经失守，援军也就不战而溃了。
　　乌巢粮谷被烧的消息传到宫渡，袁军登时土崩瓦解，张郃、高览烧毁攻具，率部降操，其他将士，也不再听从袁绍指挥，纷纷逃命。袁绍、袁谭父子率领仅存的八百骑兵渡过黄河，逃回冀州。袁军的辎重、图书、珍宝都成了曹操的战利品，来不及逃跑的袁军多向操投降。
　　经过这次战役，袁绍的主力部队基本被消灭，曹操的军事力量大大增强，为日后统一北方奠定了牢靠的军事基础。
  

三、曹操统一北方
　　（1）进取冀、青、幽、并四州
　　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十月，曹操在官渡大败袁绍后，冀州城邑，多降于操。但曹军也已人困马乏，特别是军粮短缺，使操无力再行北进。直到次年三月，操军仍缺粮，不能不就食于东乎郡的安民（亭名，在今山东东平西南）。
　　由于刘备仍在汝南，所以曹操打败袁绍后，亲自率军击备，备不战而奔荆州。刘表令备屯驻新野，以防曹操。
　　袁绍归邺后，收集散卒，平定诸叛郡县。原先，绍爱少子尚貌美，欲以为后，乃令长子谭出任青州刺史。沮授当时进谏说：“谭长子，当为嗣，而斥使居外，祸必始于此矣。”绍不听，曰：“吾欲令诸子各据一州，以视其能”。又以中子熙为幽州刺史；外甥高于为并州刺史。袁谭与袁尚之间的矛盾，便由此形成。绍部下要员亦跟着分为两派：审配、逢纪为尚派；辛评、郭图为谭派。建安七年（公元202年）五月，绍死，尚继立，谭不服，自号车骑将军，屯兵黎阳。
　　尚、谭互讧，给操以吞并河北的良机。九月，操进军攻谭，谭、尚在曹军的重大压力下，惧而合力拒操，谭、尚数败。建安八年（公元203年）二月，操攻黎阳，谭、尚败走。郭嘉向操建议：“谭、尚各有党与，急之则相保，缓之则争心生。不如南向荆州若征刘表者，以待其变；变成而后击之，可一举定也。”操以为善，遂引军还许。
　　不出郭嘉所料，操退军后，谭、尚就厮杀起来，谭为尚所败，退保平原，尚围城急攻，谭竟遣辛毗求救于操，辛毗劝操乘机略定冀州。操称善，许助谭。十月，操引兵至黎阳，尚闻操军北上，乃释平原还邺。尚部将吕旷、吕翔叛尚归操。谭阴刻将军印给旷、翔。
　　操知谭怀诈，为子整聘谭女以笼络之。操因军粮不足，引军暂还。
　　建安九年（公元204年）正月，操引淇水人白沟，以通粮道。二月，尚又进兵攻谭，留审配、苏由守邺。操乘尚东去，再来攻邺，先为土山、地道攻城，至五月，毁土山、地道，而绕城凿长堑，周回四十里。起初挖的甚浅，审配从城上望见，笑其无用。至夜，操急掘之，广深各二丈，引漳水以灌城，城中饿死者过半。
　　袁尚闻邺城危急，率兵万人还救。操诸将以为尚来保卫老巢，人自为战，有必死之心，不如避之。操以为尚从大道来，当避之；若循西山来，则有依险自全之心，而无轻生必死之意，可一战而禽。尚果循西山来，被操战败。尚奔中山（今河北定州市）。八月，邺城被操攻占。
　　邺为冀州州城，冀州在操所辖各州中，户口与财赋都居首位，操对之极为重视，自领冀州牧，经常驻邱。
　　操围攻邺城时，袁谭亦乘机略取冀州数郡，并攻袁尚于中山，尚败走，到幽州依袁熙。操责谭负约，与之绝婚，然后进讨。十二月，操入平原，略定诸县。建安十年（公元205年）正月。操击杀谭于南皮。于是冀、青二州郡县皆为操有。
　　袁熙为其将焦触等所攻，与袁尚俱奔辽西乌桓。焦触自号幽州刺史，带领诸郡守、县令降操，操皆封为列侯。
　　并州刺史高干于邺城陷落时，曾向操投降，后叛，发兵守壶关口（今长治市东南）。建安十一年（公元206年）春，操攻破壶关。高干自往匈奴求救，单于不受，干南奔荆州，行至上洛（陕西商县），为都尉王琰捕斩。至此，袁绍原来占有的冀、育、幽、并四州均为操平定。　　
   （2）北征乌桓
　　汉末军阀混战之际，居住在幽州之辽东、辽西、右北平、上谷各郡的乌桓强盛起来，掠有汉民十余万户，袁绍立其酋帅为单于，以家人子为己女妻之。辽西乌桓蹋顿尤为强盛，曾助袁绍灭公孙瓒。后袁尚兄弟前往归附，蹋顿欲助尚收复故地，屡入塞为寇。操将击之，凿平虏渠（由今河北省饶阳县至沧州市）、泉州渠（在今天津市宝坻、武清二县境）以通海。
　　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春，曹操准备击乌桓，诸将皆曰：“袁尚亡虏耳，夷狄贪而无亲，岂能为尚用？今深入征之，刘备必说刘表以袭许，万一为变，事不可悔。”郭嘉曰：“公虽威震天下，胡恃其远，必不设备，因其无备，猝然击之，可破灭也。且袁绍有思于民夷，而尚兄弟生存，今四州之民，徒以成附，德施未加，舍而南征，尚因乌桓之资，招其死主之臣，胡人一动，民夷俱应，以生蹋顿之心，成觊觎之计，恐青、冀非己之有也。表坐谈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备，重任之则恐不能制，轻汪之则备不为用，虽虚国远征，公无忧矣。”操从嘉议，率军北征，行抵易县，郭嘉献计：“兵贵神速，今千里袭人，辎重多，难以趋利，且彼闻之，必为备。不如留辎重，轻兵兼道，掩其不意。”操复从之。
　　七月，操军至无终（今天津市蓟县），时正当夏季多雨季节，滨海低洼，泞滞不通，乌桓遮守径要，军不得进。操患之，问路于右北乎郡人田畴，畴曰：“此道夏秋每常有水，浅不通车马，深不载舟船，为难久矣。旧北乎郡治在平冈，道出卢龙，达于柳城；自建武以来，陷坏断绝，垂二百载，而尚有微迳可从。今虏将以大军当由无终，不得进而退，懈弛无备。若嘿回军，从卢龙口（今河北平泉县南柳河口处），越白檀（今河北承德市西南古北口东北一百四十里滦河之滨）之险，出空虚之地，路近而便，掩其不备，蹋顿可不战而禽也。”操称善，乃引军还，而署大木表于水侧路旁曰：“方今夏暑，道路不通，且俟秋冬，乃复进军。”乌桓候骑见之，以为大军已退，故乌恒不复设备。
　　操今畴将其众为向导，上徐无山（在今河北玉田东北二十里），堑山堙谷，五百余里，经白檀，历平冈（今内蒙喀喇沁左翼），涉鲜卑庭，东指柳城（令辽宁兴城北），未到二百里，乌桓始觉之。尚、熙与蹋顿及辽西单于楼班、右北平单于能臣抵之等率数万骑迎战。八月，操登白狼山（在平冈东），猝与乌桓遭遇，乌桓军容甚盛，操辎重在后，被甲者少，左右皆惧，操登高望见敌阵不整，乃纵兵击之，使张辽为先锋，乌桓大溃，斩蹋顿。胡汉降者二十余万口。
　　袁尚、袁熙奔辽东太守公孙康。有人劝操继续追击。操曰：“吾方使康斩送尚、熙首，不烦兵矣。”九月，操引兵自柳城还，公孙康果派人送尚、熙首来。众问操：“公还而康斩尚、熙何也？”操答：“彼素畏尚等，吾急之则并力，缓之则自相国，其势然也。”
　　到这时，中国北方，除辽东的公孙康和关西的马腾、韩遂尚仅是名义上的服从外，其他州郡都直接隶属于曹操的管辖之下了。  

共相语

  孙策、孙权兄弟和刘备的兴起与赤壁之战


一、孙坚、孙策的相继兴起与被人刺杀
　　孙坚，字文台，吴郡富春（今浙江富阳）人，祖先世代在本郡为吏。坚年十六，随父乘船去钱塘，遇海贼掠夺了商人财物，正在岸上分赃。船人畏惧，不敢前进。孙坚操刀上岸，用手东西指挥，佯做部分兵士以围剿贼的模样，海贼望见，以为是官兵来捕，赶紧舍弃财物，往海岸奔逃。孙坚追上前去，砍杀一人，提其首而归。孙坚这种果敢机智的行为很快便被传播开来，名扬一方。
　　汉灵帝熹平元年（公元172年），会稽郡发生了道教徒许生的起义，许生自称阳明皇帝，邻近各县农民踊跃参加，共达万人。那时孙坚任吴郡司马，他召募精勇壮丁千余人，与州郡官兵联合，镇压了许生的起义。孙坚以后相继为盐渎、盱眙、下邳三县县丞。
　　灵布中平元年（184年），黄巾起义发生，汉朝派遣左中郎将皇甫嵩、右中郎将朱儁率军镇压，朱儁以孙坚为佐军司马。孙坚原有乡里少年数百人，又募得商旅及淮、泗精兵千余人，跟随朱儁征战，积功至别部司马。
　　黄中起义发生不久，边章、韩遂在凉州起兵，中郎将董卓征讨无功。中平三年（公元186年），汉朝又派司空张温前往镇压，张温令孙坚参军事。至长安后，温以诏书召董卓，卓逾期始至，温责让卓，卓应对不顺。孙坚劝温以卓应召稽留、轻上无礼为借口诛之，温不听。边章、韩遂闻大兵至，不战而退。温亦班师。孙坚在朝中任议郎。那时长沙郡又发生了区星的起义，朝廷以孙坚为长沙太守。孙坚因镇压区星和其他农民起义有功，被封为乌程侯。
　　前已叙及，在关东诸将讨伐董卓的战争中，孙坚表现积极，战果较好。他当时依附于袁术。献帝初平二年（公元191年），术使坚往荆州击刘表，表遣将黄祖拒战，两军战于樊城与邓县间，坚连战皆捷，长驱直耄�渡过汉水，包围襄阳。坚虽善斗，但防身不周，一次单骑轻出，被黄祖部下军士暗箭射杀。时年三十七�?
　　从孙坚的事迹来看，他是一个骁勇善战的人，他的军队战斗力所以很强，乃因他善于抚恤士卒。《三国志》卷46《孙坚传》裴注引《江表传》言：
　　坚历佐三县，所在有称。吏民亲附。乡里知旧，好事少年，往来者常数百人，坚接抚待养，有若子弟。
　　同传裴注引《山阳公载记》述董卓之语：
　　关东军数败矣。皆畏孤，无能为也。唯孙坚小憨，颇能用人，当语诸将，使知忌之……但杀二袁、刘表、孙坚，天下自服从孤耳。
　　由上可知，孙坚除了善于接待吏兵以外，还能用人。唯他出身于地方豪族，论社会地位和声望，远远比不上世家豪族，所以他仍投靠了大世族袁术。在讨伐董卓的战争中，孙坚表现颇为积极。然而他也并非真正忠于汉室。他初至荆州，因刺史王叡轻己而杀之；因南阳太守张咨不肯供给军粮，亦诱而斩之。这种因私嫌擅杀朝廷命官的行径，还是越轨与非法的。袁术对孙坚心存疑忌，不敢放手使用。据《三国志》卷50《妃嫔传》载：
　　孙破虏吴夫人，吴主权母也。本吴人，徙钱唐，早失父母，与弟景居。孙坚闻其才貌，欲娶之。吴氏亲戚嫌坚轻狡，将拒焉。坚甚以惭恨。夫人谓亲戚曰：“何爱一女，以取祸乎？如有不遇，命也。”于是遂许为婚。
　　由上所述，孙坚之娶吴氏，颇有逼婚性质，“吴氏亲戚嫌坚轻狡”，“轻狡”，即欠稳重与躁急横暴之意。孙坚所以享年不永，遭人暗算，即吃了他这种性格的亏。如果说孙坚是一位能征善战的军事家，那是当之无愧的，但他似乎不是深沉有大略的政坛能手。
　　孙策是孙坚长子，字伯符。因坚经常征战在外，所以把家属留在寿春，坚死时，策年十七，已经交结知名之上，在江淮间著有声誉。
　　兴平元年（公元194年），孙策往见袁术，术甚奇之，但不肯还其父兵，时术用策舅吴景为丹杨太守，术令策去丹杨募兵。策募得数百人，遭到泾县大帅祖郎的袭击，几乎丧命。策又往见术，术还其父兵千余人，并表策为怀义校尉。术初许策为九江太守，但结果用了别人。后遣策攻庐江太守陆康，对策言：“今若得康，庐江真卿有也”。可是策攻克庐江后，术又用其故吏刘勋为太守，策更失望。
　　这时扬州所管辖的地区，除长江以北的九江和庐江两郡外，尚有江南的丹杨、吴、会稽、豫章四郡。汉朝任命的扬州刺史刘繇系竞州刺史刘岱之弟，兄弟皆当时名士。扬州州城本来在寿春，后寿春被袁术占据，刘繇就把丹杨郡郡城曲阿（今江苏丹阳县）作为州城，刘繇把袁术所用的丹阳太守吴景赶到江北，派遣樊能、于麋屯横江津（今安徽和县东南），张英屯当利口（今和县东），以拒吴景等。景等攻樊能等，年余不克。兴平二年（公元195年），孙策请求袁术允准，前往援助吴景。策原只有兵千余，骑数十匹，宾客愿从者数百人。及到历阳（今安徽和县）众骤增至五、六千人。于是渡江攻刘繇牛渚营，获得了许多粮谷和战具。这时投靠刘繇的原彭城相薛礼屯据秣陵城，原下邳相笮融屯据秣陵城南。孙策把他们击破以后，进击刘繇于曲阿，繇弃军遁逃。
　　策进入曲阿后，劳赐将士，告谕诸县：“其刘繇、笮融等部曲来降者，一无所问，乐从军者，一身行，复除门户，不乐者勿强。”于是，旬日之间，四面云集，得见兵二万余人，马千余匹。策治军严整，兵士遵守约束，鸡犬菜蔬，一无所犯。史称策“美姿颜，能笑语，性阔达听受，善于用人”。是以将士用命，战无不克，威震江东。
　　刘繇、笮融被孙策战败后，均泝江奔豫章郡。笮融用诡诈手段，杀害豫章太守朱皓。刘繇自彭泽（今江西湖口县）进军讨融，融败走入山，为山民所杀。汉朝以名士华歆为豫章太守。
　　袁术在淮南，毫无建树，只残酷压榨人民，破坏生产。在军事上，他屡遭败北，仍不顾别人谏阻，硬要做皇帝，以前他听说孙坚在洛阳得到汉朝的传国玺，便用拘留坚妻的办法，迫使孙坚将玺交出。后来孙策听说袁术将称帝，曾投书责让，术不听。于是双方断绝了关系。
　　就在袁术称帝的建安二年（公元197年），孙策部将朱治驱走吴郡太守许贡，许贡投奔吴郡豪帅严白虎。严白虎有众万余，处处屯聚。孙策手下诸将主张先击被严白虎等。策曰：“虎等群盗，非有大志，此成禽耳。”策遂引兵东渡钱塘江，进击会稽太守王朗。朗功曹虞翻劝朗曰：“策善用兵，不如避之”。朗不听，打了两次败仗，还是向策投降了。
　　孙策自为会稽太守，复命虞翻任功曹，待以交友之礼。建安三年（公元198年），曹操表策为讨逆将军，封吴侯。以弟女配策小弟匡，又为子彰娶策从兄贲女。操征王朗还朝，以为谏议大夫，参司空军事。
　　袁术遣使贲印缓给丹杨宗帅祖郎等，使激动山越，共图孙策。刘繇奔往豫章。太史慈遁于芜湖山中，自称丹阳太守，进住泾县，大为山越所附。孙策平定丹杨东部以后，又西讨祖郎于陵阳（今安徽石埭东北），禽之，策谓祖郎曰：“尔昔袭孤，斫孤马鞍，今创军立事，除弃宿恨，惟取能用，与天下通耳，非但汝，汝勿恐怖。”即以郎为门下贼曹。又禽太史慈于勇里（在今安徽泾县），策捉慈手曰：“宁识神亭时邪？若卿尔时得我云何？”慈曰：“未可量也”。策大笑曰：“今日之事，当与卿共之。闻卿有烈义，天下智士也，但所托未得其人耳。孤是卿知已，勿忧不如意也。”即署慈为门下督。当策引军还时，太史慈与祖郎都在前导引，军人以为荣。
　　这时刘繇已在豫章病故，留下部曲万余人。孙策命太史慈前往安抚，谓慈曰：“吾先君兵数千人，尽在公路（袁术字公路）许，吾志在立事，安得不屈意于公路而求之乎！其后不遵臣节，谏之不从，……不得不离……今……卿往宣孤意于其部曲，部曲乐来者与俱来，不乐来者且安慰之……卿须几兵？多少随意。”慈曰：“慈有不赦之罪，将军量同桓、文，当尽死以报德。今……兵不宜多，将数十人足矣。”左右皆曰：“慈必北去不还”。策曰：“子义（太史慈字子义）舍我，当复从谁！”饯送昌门，把腕别曰：“何时能还？”答曰：“不过六十日”。慈行，议者犹言遣之非计。策曰：“太史子义虽气勇有胆烈，然非纵横之人，其心秉道义，重然诺，一以意许知己，死亡不相负。诸君勿忧也。”太史慈果如期而返。
　　策不仅对武将如此信任，对年高望重的文臣也照样体贴，不加猜忌。策略定江东以后，对流寓江东的彭城人张昭颇为信重。“命昭为长史，抚军中郎将，升堂拜母，如比肩之旧，文武之事，一以委昭”。因张昭颇有声望，北方士大夫在写给张昭的信中，把策创业功绩，多加到张昭身上。张昭觉得很过意不去，因之进退不安。策知之，欢笑曰：“昔管仲相齐，一则仲父，二则仲父，而桓公为霸者宗，今子布贤，我能用之，其功名独不在我乎？”
　　建安四年（公元199年）冬，策攻庐江太守刘勋，袭得皖城，获袁术、刘勋妻子及部曲三万余人。勋逃走，投归曹操。策收得勋兵二千余人，船千艘。遂进击刘表江夏太守黄祖，祖败走，获其妻子及船舰六千艘。祖士卒被杀及溺死者数万人。
　　策接着又向豫章进军，太守华歆不战而降。由于歆年高望重，策不以战胜者自居，身自拜欲，礼为上宾。
　　策从豫章郡分出庐陵郡，以从兄孙贲为豫章太守，贲弟辅为庐陵太守。
　　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夏，策西击黄祖。广陵太守陈登招诱严白 虎余党，图袭吴郡。策既败黄祖，将还击登，军到丹徒，因待运粮，暂时停住。策性好猎，数出驱驰，所乘马精骏，从骑追随不及。猝遇前吴郡太守许贡客三人，射策中颊，及随骑至，刺杀贡客。策因伤重，数日死，时年二十六。  
  
二、孙权继业与孙氏政权的巩固
　　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孙策临死时，令长弟孙权作自己的继承人，嘱托张昭等曰：“中国方乱，夫以吴、越之众，三江之固，足以观成败，公等善相吾弟。”呼权，佩以印缓，谓曰：“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阵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
　　这时，东吴的情况是怎样的呢？当时虽已有会稽、吴、丹杨、豫章、庐陵五郡及江北庐江郡一部分，可是山区居民还多受强宗豪帅的控制，不接受孙氏政权的征调，而土著豪杰及因逃避兵祸而渡江南下的士大夫也都在观望形势，以自己的安危利害决定动向。他们和孙氏政权并没有建立牢固的君臣关系。正因为这样，孙策刚死，原为孙策所表用的庐江太守李术就“不肯事权，而多纳其亡叛”。既多有“亡叛”，说明当时逃离孙氏政权的民丁并不在少数。本来已经和周瑜过江准备投靠孙策的鲁肃，这时也有北还的意图。甚至连孙权的从兄孙辅也“恐权不能保守江东”，背地里“遣人书呼曹公”。孙权另一从兄孙暠更野心勃勃，想趁机夺取会稽，率赖会稽郡吏民保城固守，使孙暠未能得逞。凡此，都说明怎样安定人心和巩固政权是孙权的首要任务。好在这时孙权年已十九岁，他虽不及孙策那样英武善战，但也已有一定的军事和行政经验。当建安元年孙策刚平定江东各郡时，权年十五，已经做过羡阳县县长，继为行奉义校尉，跟随孙策征战，表现了一定的才能和识见。张昭、周瑜等认为孙权“可与共成大业，故委心而服事焉”。孙权统事以后，首先要做的就是以下各事：
　　（1）招延人才，团结部属
　　除了重用原来孙策时的文武要员张昭、张纮、周瑜、吕范、董袭、程普、朱治、太史慈等外，还“招延俊秀，聘求名土”。渡江南下的士人如鲁肃、诸葛瑾、步骘、严峻等都受到亲待，给以重任。武将如从荆州投奔过来的甘宁，经过周瑜、吕蒙推荐，权甚为器重，侍之如同旧臣。对年轻能干的吴人陆逊，也招致到幕府任职，“以兄策女配逊，数访世务”。经过亲自考察和谈话，孙权还赏识了吴县县丞广陵人吕岱，逐步予以重用。这样，六、七年间，做到了“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从而使孙氏在江东的统治稳定下来。　　
　　（2）镇抚山越，讨不从命
　　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很早就有百越与汉族人民共同居住。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修筑了从咸阳直接通往会稽的驰道，并谪发内地罪人至江南，加强了南北联系和民族融合。汉武帝几次将东瓯、东越的人民迁徒到江淮之间。随着秦汉四百年中央集权的加强和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汉越人民之间的民族界限也越来越淡薄。许多沿江和平原地区的人民已基本消除了民族隔阂。孙氏在江东建立政权后，为了与强大的曹操等势力抗争，更加紧对广大山区汉越人民的镇抚。当孙策进入曲阿，驱逐刘繇时，已有军队数万人。他对周瑜说：“吾以此众取吴会，平山越已足，卿还镇丹杨”。说明孙策要彻底平定吴、会二郡，就必须令二郡山区越民纳入其统治之下。孙策死时，因“恐邻县山民或有奸变”，吴郡各县县长甚至不敢离开县城给孙策送葬。因此，孙权统事之初，就“分部诸将，镇抚山越”。建安八年（公元203年），孙权“使吕范平鄱阳，程普讨乐安，太史慈领海昏，韩当、周泰、吕蒙等为剧县（山越反抗剧烈之县）今长”，分别镇压山越。另外，会稽南部都尉贺齐也平定了建安（今福建建瓯）、汉兴（今福建浦城）、南平（今福建南平市）的反抗，禽获山中名帅洪明等五人，料出兵万人。以后仍不断对山越用兵，虽不能根本解决问题，但毕竟从山民中榨取了一定数量的兵员和物资，从而增强了孙氏政权的力量。
　　除了山越以外，孙权也镇压了其他的反抗势力。如上述庐江太守李术，原为孙策所表用，孙策死后，术“不肯事权，而多纳其亡叛”，权命术送回叛者，术回答说：“有德见归，无德见叛，不应复还。”权进军攻术于皖城，袅术首，徙其部属三万余人。又建安九年（公元204年），权弟丹杨太守孙翊为郡都督妫览、郡丞戴员杀死，妫览欲逼取翊妻徐氏。徐氏与翊亲信旧将孙高、傅婴共设谋杀览、员。权闻讯，从椒丘（今江西南昌市）赶到丹杨，族诛览、员余党。　　
　　（3）三征江夏，斩杀黄祖
　　荆州居吴上游，孙吴早就图谋攻取荆州。江夏守将黄祖曾射杀孙坚，更成为被孙氏讨伐的借口。建安八年（公元203年），孙权又攻黄祖，正胜利进军之际，“而山寇复动”，因之孙权不得不回军镇压山越。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权再次“西征黄祖，虏其人民而还”。次年春，权第三次出击黄祖。祖水军横置两蒙冲，挟守沔口（即夏口），蒙冲上有千人，以弩交射，飞矢雨下。权前锋董袭、凌统各率敢死土百人，人被两销，乘大船，突入蒙冲内。董袭用刀切断两泄，蒙冲乃漂流。权军遂得前进，吕蒙在前亲枭黄祖手下水军都督陈就之首。于是将士乘胜，水陆并进，遂屠其城，祖逃走，被追及斩首，虏获男女数万口。
　　经过以上各种措施，孙权在江东的统治得到了巩固。

  
三、刘备的兴起
　　刘备，字玄德，涿郡涿县（今河北涿州市）人，是汉景帝子中山靖王刘胜的后裔。祖父刘雄做过东郡范令，父刘弘去世很早。备生于汉桓帝延熹四年（公元161年）。少时家贫，与母以贩鞋织席为业。十五岁，母令外出求学，与公孙瓒一同师事大儒卢植。瓒年长，备以兄事之。备不喜欢在古书上多下工夫，好交结，周围团聚了不少年青人。黄巾起义发生后，备亦参加了镇压活动。他虽是汉朝宗室，但那时刘氏宗姓已没有多少号召力。备早年所以能招聚一些队伍，是由于得到大商人张世平、苏双的资助。备因镇压黄巾有功，做过下密县丞、高唐县尉。后被农民军击败，投奔公孙瓒。
   献布初平二年（公元191年），做到平原相。兴平元年（公元194年），徐州牧陶谦受到曹操攻击时，备应邀前往救助，被陶谦表为豫州刺史。谦死，备受徐州官吏的拥护，一跃而为徐州牧，并被曹操表为镇东将军、宜城亭侯。建安元年（公元196年），刘备被吕布袭破，走归曹操。操给以豫州牧的头衔，进封左将军。建安四年（公元199年），备乘曹操派他到徐州阻击袁术之际，背叛曹操，战败后，北归袁绍，绍败，又到荆州依刘表。
　　刘备早期所以屡遭挫折，同他出身贫寒，缺乏凭借，固然很有关系，但这样的出身，对他的作风也带来了有益的影响。刘备少时与母从事贩鞋织席等手工劳动，后来他有了一定的官爵地位后，仍没有完全脱离劳动。例如他在许跟随曹操时，曾和佣人一道种菜；到荆州以后，也亲手结毦。正因为这样，刘备和一般中下层人士有所接近，他年轻时就“善下人，喜怒不形于色，好交结豪侠，年少争附之”。史书上说他：“士之下者，必与同席而坐，同簋而食，无所简择，众多归焉”。
   虽然如此，有的社会上层豪强还是瞧不起他。当他已经做到平原相时，士绅刘平还认为在他手下为民，是很大的耻辱，因而派遣刺客去杀害他。刘备不知这人是刺客，仍殷勤招待。致使刺客深受感动，不仅不忍下手，还把真情吐露给他。这种化敌为友的事实，不能不说是刘备平日热诚待人的结果。
   备在开始招聚队伍之先，已与关羽、张飞结成亲密同伴，三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备每逢有公私聚会时，羽、飞二人经常“侍立终日，随从周旋，不避艰险”。后来关羽被曹操俘获以后，虽然受到操的优厚待遇，仍旧不忘故主，终于辞操奔备。赵云原来隶属于公孙瓒，一见刘备，即受到亲切接待，因之成为备日后经得起考验的亲信将领。当备在徐州受到吕布袭击后，饥饿困顿，大商人兼州吏麋竺“于是进妹于先主为夫人，奴客二千，金银货币以助军资”。刘备赖此得以重整军队。后来麋竺虽被曹操封为赢郡太守，仍旧去官随备周旋。
   备不但能得到部属的倾心拥戴，当时其他人对他的才略与作风，亦多所称许。比如徐州牧陶谦临死时，让刘备代领徐州，他对部下说：“非刘备不能安此州也”。谦死，州中官吏迎接备去到任，备谦让不敢当。“有隽才、轻天下士”的广陵太守陈登，认为备“雄姿杰出，有王霸之略”，因而表示愿为备“合步骑十万”，建“匡主济民”之业。另一“名重天下”的孔融也对备说：“今日之事，百姓与能，天与不取，悔不可追”。事后，袁绍也说：“刘玄德弘雅有信义，今徐州乐戴之，诚副所望也”。曹操曾当面对刘备说：“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操部下谋臣程昱说：“刘备有雄才，而甚得众心”。《傅子》说：“刘备宽仁有度，能得人死力”。
   所以我们说：在军阀混战的第一阶段，刘备已显示出有较好的作风与魄力。只因史简有缺，我们无由知道他所以受人称述的许多具体事迹。但相信话出有因的。
四、三顾草庐
　　当曹操与袁绍在官渡作战时，刘备被袁绍派往汝南（袁绍的本郡）一带活动，以扰乱曹操的后方。建安六年（公元201年），曹操打败袁绍后，亲自率军进击刘备，备逃到荆州，刘表令备屯驻新野，看守荆州的北门，以防曹操。从这时起，备在荆州居住达十年之久。
　　荆州靠近中原，情况比较安定，北方士大夫到这里避难的很多。刘表是一个徒有虚名而缺乏实际才干的人，他既不能利用曹操同袁氏交兵的机会袭取许都，又不能收用荆州土著及侨居的许多人才。所以当刘备来到荆州后，“荆州豪杰归先主者日益多”。刘备本人深切认识到自己所以屡遭挫败，主要是由于没有优秀的参谋人员，所以对访求人才，十分注意。当时襄阳有一个名士司马徽，擅长识别人才，人称“水镜”。备找他访问天下大计。司马徽自称“儒生俗士，不识时务”。而在备面前夸奖号称“卧龙”和“凤雏”的两个年轻俊杰。备问是谁？他说就是诸葛亮和庞统。另外。已经归附刘备的徐庶也向备称述诸葛亮好比是潜伏在人世间的龙。两人不约而同的介绍，自然引起了刘备的深切关注，他立即对徐庶说：“君与俱来”。徐庶说：“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徐庶自从跟随刘备以后，极为备所器重，他这样称赞诸葛亮的才能和风格，怎能不引起刘备对诸葛亮的倾慕和向往呢！于是刘备郑重而谦逊地前往隆中求见诸葛亮，第一次没有见到，第二次又落了空，到第三次才获得了亮的接见。
　　相见之后，刘备说：“汉室倾颓，奸臣窃命，主上蒙尘。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义于天下，而智术浅短，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然志犹未已，君谓计将安出？”诸葛亮在答语中，先用曹操打败袁绍的事例，说明只要措置得当，弱者也可以变强。然后指出现在曹操强大，一时难同他死打硬拼。江东的孙权亦无隙可击，只能利用孙权，共同对付曹操。接着，亮又言荆州刘表、益州刘璋都是凡庸之辈，难以守住基业。他们下边的智能之士，都想另择明君。诸葛亮肯定了刘备具有“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及“思贤如渴”等优点。同时提出了今日之计，应先取荆、益，再图曹氏的战略部署。刘备听了，连声称善。于是二人情好日密。可是关羽、张飞不相信这个初出茅庐的年青人会有多么大的本领，刘备对他们解释说：“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愿诸君勿复言。”关羽、张飞毕竟对刘备是极信服的，见刘备说出这种话，自然也就不再提出异议了。
　　以上“三顾草庐”的故事，一千多年来，一直被人们传诵着。一提到这事，人们就极推崇诸葛亮的才智和预见；对于刘备的屈身下士虽然也普加赞扬，但认识程度尚嫌不足。实际上，像刘备这样虚怀求贤、屈身访贤、慧眼识贤、诚心用贤、临终托贤的一系列行为见识在中国古代封建帝王中是极其难得的，古代的人也已经认识到：才智之士几乎到处都有，可是能够识贤用贤的君主却累世难见，像刘备这样对待诸葛亮的事，确实应当给以高度的评价。
五、赤壁之战
　　荆州牧刘表，山阳郡高平县（今山东鱼台县）人，是东汉末年士大夫中著名人物之一。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荆州刺史王叡为孙坚所杀，刘表代为荆州刺史，屯驻襄阳。荆州辖区“南接五岭，北据汉川，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由于荆州所受战争破坏较少，关西和中原人民到这里来避难的很多。刘表在荆州，经济和军事力量都比较雄厚。襄阳处于中原与南方交通要道，荆州又居长江中游，往北可以进取中原，西可略定巴蜀，往东又对吴居于顺流而下的地理优势，正是用武之地。可是刘表是典型的清议派人物，当时人郭嘉已经说他不过是一个“坐谈客’。他只求“保境自守”，“观天下变”。
   在这种消极为单纯防御政策指导下，刘表失去了许多主动出去以壮大自己的大好时机。曹操曾说：“我攻吕布，表不为寇；官渡之役，不救袁绍，此自守之贼”。特别是当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曹操远去进攻乌桓的时候，他又不能听从刘备的建议，袭取许都，眼巴巴地把儿个进取的机会都丢失了。刘表的消极观望态度，只有等待敌人发展得更加强大时来收拾自己。如前所述，荆州早已为邻近军阀所觊觎。东吴孙氏政权三世以来，一直对荆州用兵，而且在军事上常居优势；甚至连寄居荆州的刘备在谋臣诸葛亮的倡议下，也图伺机攫取荆州；特别是北方的强大势力曹操已在邺凿成玄武湖，积极训练水军，显然，曹操下一个攻击目标，就是指向荆州了。
　　刘表不仅坐失战机，而且也不能较好地处置其身后之计。他有二子，按照惯例，长子刘琦是当然的继承人，可是刘表却听信继室蔡氏的话，让少子刘琮做自己的继承人，而把刘琦外放到江夏郡做太守。刘表的部下也分成了两派：蔡氏及其弟蔡瑁等属于刘琮一派，因为他们能包围刘表，所以占绝对的优势。刘备则暗中与刘琦相结。由此可知，荆州已成各军阀觊觎的中心、矛盾的焦点。荆州究将属谁，已是必定要以战争来见分晓了。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七月，炎热的夏季刚一过去，曹操便亲自率领大军从邺城南下往攻荆州。曹操这次出动的军队大约有十五六万人，刘表的军队总共不到十万人。操军多为身经百战的劲旅，荆州军在“不习军事”的刘表的统率下，一向缺乏军事训练和实战经验。所以操军占绝对的优势。曹操采取了快速进攻的方针，大军经叶县（今河南叶县）、宛城，直趋樊城、襄阳，以掩敌不备，力求一举击溃荆州军的主力，或用强大兵势逼使敌人投降。
　　操军出发后不久，刘表便病死了，部下拥立刘琮为荆州牧。刘表病重时，长子刘琦自江夏前来省视，被琮党遏于户外，不令他与刘表见面。表死后，刘琦打算趁奔丧的机会发兵进攻刘琮，但这时曹操大军已经压境了。
　　早在官渡之战时，刘表部下大员韩嵩、刘先、蒯越等就曾劝表归附曹操，刘表没有同意。这时，在曹操大军压境的情况下，蒯越、傅巽与侨居荆州的大族王粲等人更竭力怂恿刘琮向操投降。理由是：操打着天子的旗号前来，如果抗拒，有违臣子之道，于理不顺：且以荆楚一州之地抗拒强大的操军，亦无侥幸取胜的可能；如果利用刘备去抵抗曹操，也是力量悬殊，没有胜利的希望。即使刘备能击退了曹操，他也不会甘居人下，与其受制于刘备，不如早早迎降曹操。于是刘琮决定迎操，操在到达新野时，接受了刘琮的投降。
　　这时，刘备正屯驻樊城，他连操军已经南下的消息都不知道，更不用说刘琮要投降了。直到曹操到达宛城时，他才了解情况，只得匆忙往江陵退却。刘备除令关羽率领一支水军乘船数百艘沿汉水南下外，其余主力部队则由自己和诸葛亮、张飞、赵云等率领从陆路撤退。刘琮部下及荆州人跟随刘备南逃的很多，走到当阳（今湖北当阳东）时，队伍扩大到十余万人，辎重也有数千辆，因此行动很慢，一天只能行十几里。有人劝告刘备撇下大众，迅速去保据江陵。备答：“要成就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弃去！”
　　江陵有很多粮食和军用物资，曹操恐怕被刘备占有，于是留下辎重，轻装疾进。到襄阳时，闻备已过，就亲率精骑五千，一日一夜奔驰三百余里，终于在长坂（今湖北当阳东北）追及。备仓皇间抛弃妻子，只与诸葛亮、张飞、赵云等数十骑脱身逃走。如果不是张飞在后拆断一座渡桥，险些被操军捉获。备等与从水道南下的关羽的船只会合，渡过汉水，遇江夏太守刘琦，与他一同到夏口（今武汉市南）。这时刘备的军队只有关羽水军及刘琦江夏军，总共也不到两万人，自然无法抵御操军，情势显然是危急万分。
　　恰好这时，孙权已经先派鲁肃来和刘备联系。孙权听说刘表病死，也图染指荆州，故派鲁肃以吊丧为名，来荆州伺察动静。鲁肃行至夏口，闻操军已进攻荆州，便晨夜兼行，及至南郡界，又闻刘琮降操及备南逃的消息，便从捷路迎备，双方遇于当阳长阪坡。肃劝备进驻樊口（今湖北鄂州市西五里），与权并力抗操，这自然是备所迫切需要的。所以备派诸葛亮与鲁肃一同去见孙权。
　　这时，孙权正驻军柴桑（今江西九江市西南），密切注视局势的发展。诸葛亮到后，见权尚在犹豫观望，就对他说：“曹操已破荆州，威震四海，英雄无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将军量力而处之，若能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衡，不如早与之绝；若不能当，何不案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将军外托服从之名，而内怀犹豫之计，事急而不断，祸至无日矣！”孙权反问道：“苟如君言，刘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横，齐之壮士耳，犹守义不辱，况刘豫州王室之胄，英才盖世，众士慕仰，若水之归海，若事之不济，此乃天也，安能复为之下乎！”年方二十七岁，血气正盛的孙权，被诸葛亮这样一激，不禁勃然大怒，曰：“吾不能举全吴之地，十万之众，受制于人。吾计决矣！非刘豫州莫可以当曹操者，然豫州新败之后，安能抗此难乎？”诸葛亮怕孙权事后畏缩动摇，又详尽地给他分析了敌我情况，指出：“豫州军虽败于长阪，今战士还者及关羽水军精甲万人，刘琦合江夏战士亦不下万人，曹操之众，远来疲弊，闻追豫州，轻骑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此所谓‘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将军’。且北方之人，不习水战，又荆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势耳，非心服也。今将军诚能命猛将统兵数万，与豫州协规同力，破操军必矣。操军破，必北还，如此则剂、吴之势强，鼎足之形成矣。成败之机，在于今日。”权听毕，大悦。可是，就在此时，权接到了曹操一封书信，说：“近者奉辞伐罪，旋麾南指，刘琮束手。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显然，曹操做出这种咄咄逼人的架势，是企图迫使孙权投降，不战而取江东。
　　孙权把这封信交给群臣讨论。张昭、秦松诸人慑于操的强大兵威，主张迎操。他们除了重弹曹操代表汉朝，拒之不顺等老调以外，还强调操新得荆州水军及“长江之险已与我共之”等理由。鲁肃听了，很不以为然，散会之后，他私下对孙权说：“向察众人之议，专欲误将军，不足与图大事。今肃可迎操耳，如将军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肃迎操，澡当以肃还付乡党，品其名位，犹不失下曹从事，乘犊车，从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将军迎操，欲安所归？愿早定大计，莫用众人之议也。”孙权很赞赏鲁肃的意见。当时周瑜因事到鄱阳（今江西波阳东北），鲁肃劝权召回周瑜，共商大计。周瑜回来后，力主抗操，他说：
　　操虽托名汉相，其实汉贼也。将军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据江东，地方数千里，兵精足用，英雄乐业，尚当横行天下，为汉家除残去秽。况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请为将军筹之：今使北土已安，操无内优，能旷日持久，来争疆场，又能与我校胜负于船楫间乎？今北土既未平安，加马超、韩遂尚在关西，为操后患。且舍鞍马，仗舟揖，与吴、越争衡，本非中国所长。又今盛寒，马无藁草。驱中国士众远涉江湖之间，不习水土，必生病。此数四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将军禽操，宜在今日。瑜请得精兵五万人，进驻夏口，保为将军破之。
　　孙权听了周瑜详尽的分析，抗操决心更加坚定。他说：“老贼欲废汉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吕布、刘表与孤耳，今数雄已灭，唯孤尚存，孤与老贼势不两立。君言当击，甚合我意，此天以君授孤也。”
　　由于五万兵一时难凑足，孙权只令周瑜、程普、鲁肃等率领水军三万，溯江而上，与刘备共同迎击操军。孙刘联军与曹军遭遇于赤壁（今湖北蒲圻西一百二十里，在长江南岸）。这时操军已流行疾疫，初次战斗，操军就受了挫折，退到长江北岸的乌林（在今湖北洪湖县东北的邹林矶）。
　　这时，曹操已经发现了自己的军队不习水战的严重弱点，把所有船舰都用绳索连上，让它们首尾相接，以防止风浪的颠簸和敌军偷袭。但这样做，却大大削弱了水军作战的机动性。吴将黄盖看到这种情况，建议用火攻战术。周瑜采纳了这个意见。命黄盖为先锋，黄盖向操送了诈降书，言孙权“用江东六郡山越之人，以当中国百万之众，众寡不敌，海内所共见也。东方将吏，无有愚智，皆知其不可，惟周瑜、鲁肃偏怀浅戆，意未解耳。今日归命，是其实计。瑜所督领，白易催破，交锋之日，盖为前部，当因事变化，效命在近”。黄盖挑选蒙冲斗舰十艘，内装于获枯柴，灌以油膏，覆上帐幕，竖起旌旗，趁正刮着东南风的大好时机，身率战舰在前，顺风举帆，向操军开去，其他战船亦鱼贯而进。
　　曹操对黄盖虽非完全相信，但丝毫未曾料及吴军会采用火攻，因之无任何预防措施。所以当黄盖的舰只已经接近，吴兵高喊投降的时候，操军官兵还伸颈观望，并指着来舰传述黄盖来降的消息。黄盖到距操军只有二里多远的时候，命各舰一齐点火，猛烈的东南风助长了火势，奔驶着的船舰顷刻间就把火烧到操军船舰上，甚至蔓延到岸上的营寨。一时烟焰滚滚，冲天盖野，整个操军驻地被吞没在火海之中。操军大乱，人马被烧坏和溺死的甚众。周瑜、刘备水陆并进，擂鼓之声，震天动地。曹操慌忙破坏掉一些船舰物资，引军从陆路华容道（今湖北监利县境）向江陵撤退。时寒风凛冽，道路泥泞，操命病卒负草填路，骑兵才得过去，病卒为人马所践踏，死伤狼藉。操军在退却中因饥饿和疠疫，死亡大半。
　　曹操经此重大败衄，恐本土发生变故，不敢再在荆州停留，留下亲信大将曹仁守江陵，乐进守襄阳，自己引军北还。
　　周瑜进攻江陵，费了一年多的工夫才将城拿下，迫使操军退守襄、樊。在此期间，刘备除以少数兵力协助周瑜攻江陵外，主力部队南下攻占了荆州长江以南的四个郡，即：武陵（郡城在今湖南常德市）、长沙、桂阳（郡城在湖南郴县）、零陵（湖南今县）。
　　赤壁之战是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在这次战役中，三国的曹、孙、刘三家都参加战斗。大战以前的形势是，曹操以强大的兵势，不战而使刘琮投降，企图顺江东下，一举而并江东。但他对孙权的实力估计过低，对孙、刘联盟给自身带来的危害认识不足，因而产生了骄傲轻敌的情绪。在孙、刘方面，军事力量虽远不及操，但双方有远见卓识的决策人物，如诸葛亮、鲁肃、周瑜，都力主抗操。在强敌面前，周瑜、黄盖等人也能知己知彼，以己之长，制敌之短，充分发挥了南军擅长水战的优点，利用曹操骄傲轻敌的情绪，采用诈降、火攻，一举袭破操军。在曹操方面，赤壁战前，“军众已有疾疫”，战争开始，遭到火攻，兼以饥疫，死者大半，军遂败退。由此可见，操军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还是先已遇疫，假若不是土卒有疾，水军纵然败退，还有十余万精锐步骑，犹足以顶挡孙、刘联军的攻势。关于疫病流行对士兵战斗力的损耗，必须给以足够的重视。比如，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操率领大军南下攻濡须坞，军中发生了大疫，连司马朗在前线给士兵送医药，亦遇疫而卒，致使操不得不引军北还；又如嘉平五年（公元253年），吴大将军诸葛恪率大军包围合肥新城，因士卒疲病，死者大半，恪亦被迫退军。由此可知，遭遇疾疫，往往是战争失利的原因之一。操于赤壁战后之次年下令说：“白顷以来，军数征行，或遇疫气，吏士死亡不归，家室怨旷”。操与孙权书亦言：“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裴松之在《三国志》卷10《贾诩传》注以为：“赤壁之战，盖有运数，实由疾疫大兴，以损淩厉之锋，凯风自南，用成焚如之势，天实为之，岂人事哉！”松之所说“有运数”和“天实为之”，实际只能指偶然事故。假若操不轻敌冒进，在得到襄、樊和江陵之后，就巩固既得成果，然后俟机进取，则赤壁之败，就不是不可避免的了。所以我们说：赤壁之战，操所以败北，既有人为因素，也有偶然情况，二者相较，人事的因素，仍然是主要的。



   

共相语

   三国分立局面的确立


一、曹操平定关陇
　　赤壁战后，曹操看到孙权和刘备手下都有些出类拔萃的文武人才，他们如果继续合作下去，吞并南方殊非易事，故北归以后，分别写信给孙权、刘备，试图拆散其联盟；并密遣蒋干以私人名义往说周瑜，劝瑜背离孙权，归附自己。这两事均未取得成功。与此同时，曹操对因作战或遇疫死亡的吏士家室进行抚恤。还在谯“作轻舟，治水军”，并以合肥作为对吴战争的军事重镇，重新部署扬州郡县长吏，开芍陂（今安徽寿县南，周百二十余里）屯田，以储军粮。
　　赤壁战前，操所以不能从容在荆州作好战斗准备，以致匆匆东下，迅道败北，诚如周瑜所分析：“马超、韩遂尚在关西，为操后患”。这是操战败的原因之一。所以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春，操即着手解决关西问题，以解除西顾之忧。
　　关西的武装力量，最强的是马超和韩遂。马超是马腾的长子，操在进攻荆州之前，已将马腾征召入朝，任为卫尉。腾留在关西的军队由马超统率。关西地区除了马超和韩遂以外，还有不少武装力量，其将帅虽无大作为，但人马尚称精悍，且陇右地形险塞，疆域辽阔，平定亦非易事。操西征的借口是讨伐汉中的张鲁。三月，操先令司隶校尉钟繇进兵关中，然后使征西护军夏侯渊出河东，与繇会师。
　　关陇诸将知道操进军矛头是指向他们，于是马超、韩遂、侯选、程银、杨秋、李堪、张横、梁兴、成宜、马玩等十部一齐反叛，共十万人，屯据潼关。操遣安西将军曹仁督诸将拒之。诫以关西兵精悍，且坚壁自守，不与交锋。至秋七月，操留长子丕守邺，自率大军西征，议者多言：“关西兵习长矛，非精选前锋，不可当也”。操曰：“战在我，非在贼也。贼虽习长矛，将使不得以刺，诸君但观之。”
　　八月，操至潼关（今陕西省潼关县东南），与超等夹关对峙。操故意做出将与超等全力拼搏的模样，而潜遣徐晃、朱灵以步骑四千人，从河东渡过蒲坂津（今山西永济县西黄河渡口）到河西扎营。闰八月，操大军自潼关北渡黄河，兵士先渡，操自与虎士百余人留南岸断后。马超将步骑万余人来攻，矢下如雨，操犹坐胡床不动。许褚扶操上船，船工中流矢死，许褚左手举马鞍蔽操，右手刺船。校尉丁斐为转移敌兵攻击目标，乃放牛马以饵敌，敌乱取牛马，操始得渡。操自蒲坂再波河到河西，沿河向南筑了一条甬道，绕到潼关背后。超等后方受到威胁，退守渭口（今陕西华阴县东北）。
　　操又多设疑兵以迷惑敌人，暗地在渭水上架一浮桥，渡兵扎营于南岸，而设伏于营旁。超等夜袭营，被伏兵击破。超等见渭水南岸已被操兵突入，遣使请和，表示愿割河以西之地，操不许。九月，操军全部渡过渭水，超等数挑战，又不许。超等又请割地，并送任子。操用贾诩策，伪许之，而施离间之计。
　　韩遂请与操阵前叙谈，操与遂父同岁孝廉，又与遂少共交游，于是二人交马而语，不谈军事，只叙京都旧故，拊手欢笑。是时超，遂军各族士兵观看操者，前后重沓。操笑谓之曰：“汝欲观曹公邪？亦犹人也，非有四目两口，但多智耳！”
　　超等见遂、操谈话时间很长，状甚亲切，会毕，超等问遂谈话内容，遂曰：“无所言也。”超、遂本来就多摩擦，这时超对遂更疑团重重。他日，操与遂书，多加点窜，好像是遂自己改过的，超等看见，更加狐疑，因此对抗操便谈不上精诚合作、同仇敌忾了。
　　操作了以上动作之后，乃与超等约期会战。操先以轻兵挑战，等敌人力量消耗殆尽时，乃纵虎骑夹击，超等大败，临阵斩成宜、李堪等。遂、超奔凉州，杨秋奔安定（郡治临泾县，故城在今甘肃镇原县东南）。
　　操既得胜，诸将问操：“初贼守潼关，渭北道缺，不从河东击冯翊，而反守潼关，引日而后北渡，何也？”操曰：“贼守潼关，若吾入河东，贼必引守诸津、则西河未可渡，吾故盛兵向潼关；贼悉众南守，西河之备虚，故二将得擅取西河；然后引军北渡，贼不能与吾争西河者，以二将之军也。连车树栅，为甬道而南，既为不可胜，且以示弱。渡渭为坚垒，虏至不出，所以骄之也：故敌不为营垒而求割地。吾顺言许之，所以从其意，使自安而不为备，因畜士卒之力，一旦击之，所谓疾雷不及掩耳。兵之变化，固非一道也。”
　　战争开始时，操闻关西每一支敌军开到，都面露喜色。敌破之后，诸将问其故。操答曰：“关中长远，若贼各依险阻，征之，不一二年不可定也。今皆来集，其众虽多，莫相归服，军无适主，一举可灭，为功差易，吾是以喜。”由此可知，关西之兵虽号称精强，但团结不牢固，指挥不统一，是其致败弱点。
　　冬十月，操又自长安讨杨秋，围安定，秋不战而降，操使秋留守原地，官爵如故。
　　这时，冀州河间郡（治乐成，在今河北献县东南）民田银、苏伯趁曹操西征之际，聚众起义，被曹丕自邺遣将镇压下去。这次起义规模虽不大，但发生在曹魏统治中心地区，所以曹操便不能不自安定撤兵东归，而留下其亲信将领夏侯渊屯驻长安。
　　操东归前，参凉州军事杨阜对操曰：“马超有英布之勇，甚得羌胡心；若大军还，不设备，陇上诸郡非国家之有也。”后马超果率羌胡击陇上诸郡县，郡县皆应之，唯为凉州刺史及汉阳郡太守治所的冀县城（在今甘肃甘谷县东南）固守。马超率诸戎渠帅万余人攻城，自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正月至八月，救兵不至，州遣别驾阎温循水潜出求救，为超所杀，刺史韦康为人素仁，不愿看到士民伤亡过多，欲与超措和。参凉州军事杨阜、赵昂等苦口谏阻，康不听，终于开城门迎超。超既入，背约杀韦康及太守。杨阜等州吏及士大夫内有报超之志，时阜姑子抚夷将军姜叙屯历城（今甘肃礼县东南），杨阜借口丧妻请假得出，遂直奔叙家，见叙及姑，号陶大哭。叙曰：“何以如是”。阜即告以马超杀害刺史韦康事，而请叙与已并力讨超。叙未及答，叙母即慷慨谓叙曰：“韦使君遇难，实一州之耻，亦汝之负，汝无顾我，但当速发，我决不以余年累汝也”。于是叙与阜定计，使人至冀，结赵昂、梁宽、赵衢等为内应。九月，阜、叙进兵入卤城，马超闻知，大怒，赵衢因谲说超，使自出击叙、阜。超出而赵衢、梁宽等闭冀城门，尽杀超妻子。超进退失据，乃袭破历城，执叙母。叙母骂超，被杀。阜与超战，身被五创，昆弟宗族死者七人。超败奔汉中，投张鲁。

二、别具特色的汉中张鲁政权
　　张鲁，字公祺，沛国丰县（今江苏丰县）人。祖父张陵，在汉顺帝时（公元126—公元144年），学道于鹤鸣山（今四川大邑县北），造作道书，入道者出米五斗，因被称为“五斗米道”。陵死，子衢、孙鲁相继传其道。黄巾起义发生，张鲁和另一五斗米道首领张修在巴郡率领道徒响应。汉灵帝中平五年（公元188年），刘焉为益州牧，张鲁母由于传道，常往来焉家。初平二年（公元191年），刘焉以张鲁为督义司马，张修为别部司马，使二人率部往攻汉中，张鲁得汉中后，断绝通往关中的谷道，杀汉使者，并袭杀张修，并其部伍。兴平元年（公元194年），刘焉死，张鲁脱离刘璋，自树一帜，并进而夺取巴郡。
　　张鲁在汉中建立的政权，有许多特殊之处：
　　第一，它是政教合一的政权。五斗米道的教义是有鬼论者。认为人无时不受鬼的监督，鬼能根据人的行为而降灾或赐福。鲁自号“师君”，入道的一般徒众称“鬼卒”。部门首脑和带领徒众者称“祭酒”。其中统率徒众多者称“治头大祭酒”。负责某部门事务者有“都讲祭酒”、“奸令祭酒”等。除祭酒外，不另设其他官员。无论本地和外来者都需人道，不准有例外。
　　第二，和黄巾起义者信奉的太平道类似，五斗米道对道徒也提倡诚信，反对欺诈虚妄。废除一切严刑酷法，务行宽惠。主张先教后刑，有小过者，先自己反省；服罪后罚修路百步的劳役。犯重法者，先原宥三次，然后行刑。春夏禁止杀人，秋冬始能处决犯人。
　　第三，祭酒辖区在交通路衢修筑义舍，备有义米义肉，行人可以量腹取用。
　　第四，禁止造酒、喝酒。市肆百物都保持平常价格，没有暴涨暴跌现象。
　　由上可知，五斗米道的一些政治、经济措施，如简化行政机构、废除残酷刑法、主张先教后刑、设置义舍义米、平抑物价等，都有一定程度的积极意义。这在古代通过农民起义而建立的政权中也是少见的。张鲁在汉中统治的结果是：“民夷便乐之”、“竞共事之”、“关西民从子午谷奔之者数万家”。这里的人民过着比较安定和睦的生活。所以张鲁能够“雄据巴、汉垂三十年”。因此，我们认为张鲁在汉中的政权乃是农民起义胜利的结果，不能视之为一般封建割据政权。应当给以足够的重视和评价。
　　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秋七月，曹操东征孙权，无功而还。这时刘备已经从刘璋手中夺取益州。刘备和孙权都是曹操难以制服的劲敌，邻近益州的张鲁则是军事力量薄弱的一环。曹操如不进取汉中，张鲁势必被刘备吞并。因此，曹操杀伏皇后、并迫使献帝立自己的女儿曹节为皇后之后，于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三月亲自引军西征张鲁。四月，从陈仓（今陕西宝鸡市东）出散关（宝鸡市西南五十二里），至河池（今甘肃徽县西北十五里）。氏王窦茂众万人，恃险不服。五月，操攻屠之。秋，操军至汉中西部的重要关头——阳平关，张鲁欲降，其弟卫不肯，率众数万拒守，拦山腰筑了一道长十余里的城墙。操攻阳平山上诸屯，山峻难登，士卒伤亡甚多，军粮将尽。操无计可施，乃使夏侯惇、许褚呼唤山上进攻部队退却。但却发生了一偶然事件，使敌人不攻自破。
　　事情是发生在这天黑夜，操先行部队因迷路，误入张卫别营，营内军士见操军突然到来，惊惶失措，四处奔逃。操文臣辛毗、刘晔首先看到这种情况，告知夏侯停等速去占领营地。夏侯惇还不相信，直到他亲自向前看了，才向曹操报告。操喜出望外，指挥诸军一齐出击，张卫等当夜逃遁。
　　张鲁闻阳乎失陷，恐惧欲降，功曹阎圃曰：“今以迫往，功必轻；不如依杜濩（賨人渠帅），赴朴胡（板楯蛮渠帅），与相拒，然后委质，功必多。”鲁乃经南山（今陕西勉县南四川南江县北）逃入巴中（今四川南江县南）。鲁部属欲尽烧所有宝货仓库、鲁曰：“本欲归命国家，而意未得达，今之走，避锐锋，非有恶意。宝货仓库，国家之有”。遂封藏而去。
　　操入南郑，见仓库完好，意甚嘉之，又知鲁本有降意，乃遣人前往抚慰劝喻。鲁即率家属出降。操拜鲁为镇南将军，封阆中侯，邑万户。鲁五子及阎圃等皆封侯。
　　操有汉中，对益州构成重大威胁，故当鲁逃入巴中时，备即派军迎接，虽未迎得鲁，但得占有巴中。操将张郃前来争夺，为张飞所拒，双方相持五十余日，飞率精卒万余人，从他道邀郃交战，山道狭窄，前后不得相救，飞遂破郃，郃弃马缘山，独与麾下十余人从间道退还南郑。
　　汉中是益州咽喉，被操占领后，成为刘备家门之祸，所以备势必来争。但备新得益州，一时尚无力来夺取汉中；操因山路险远，粮运困难，取得汉中，尚且非易，更无力再图益州。于是操留夏侯渊、张郃、郭淮等镇守汉中，自己引军北归。
  
三、刘备取益州、汉中
　　赤壁战后，刘备占有长江以南的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四郡，原庐江营帅雷绪率领部曲数万口归备，荆州原有吏士归备的也不少。刘备为了安抚荆州人和堵塞孙权欲独吞荆州的意图，特表刘琦为荆州刺史。不久，琦病死，群下推备为荆州牧，治公安（今湖北公安县油江口）。孙权这时占有江夏和南郡，权见备已有相当实力，既想拉拢备继续对抗曹操；也怕备势力增长，对自己构成威胁。由于前一因素更为紧要，所以权对备继续采取笼络手段，嫁妹于备。备往京（今江苏镇江市）见权，周瑜、吕范主张拘留刘备，鲁肃则持不同态度，他对权说：“曹操威力实重，初临荆州，恩信未洽，宜以借备，使抚安之，多操之敌，而自为树党，计之上也”。孙权权衡利害，认为鲁肃的主张比较稳妥，所以同刘备继续保持盟好关系。周瑜这时镇守江陵，他到京见权，建议进取益州。孙权答应了他。可是他在回江陵的路上就病死了。权令鲁肃接替周瑜的职任。肃劝权把江陵借给刘备，与之共拒曹操。权从之。于是以鲁肃为汉昌太守，屯驻陆口（今湖北蒲圻县陆溪口）。
　　当时吴人流传着刘备向孙权借荆州的说法。实际上，荆州的江南四郡是刘备自己取得的，江夏郡原为刘琦所有，战后被吴占领，所以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7曾论述借荆州之非。我认为南郡郡城江陵主要是周瑜从曹仁手中夺取的，如果说刘备向孙权借了江陵或南郡，还大致说得过去，如果说江南四郡都是借的，就缺乏理由了。一般人都说由于赤壁之战，形成了曹孙刘三分鼎立之局，这话并不中肯。因为那时刘备所占有的地区，不仅很小，而且人口寡少，经济落后，并且处于曹、孙及刘璋等强大势力的夹缝中，很难长久支撑下去。所以谋士庞统曾对刘备说：“荆州荒残，人物弹尽，东有孙权，北有曹氏，鼎足之计，难以得志。”诸葛亮后来谈到这时的情况也说：“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操之强，东惮孙权之逼，近则惧孙夫人生变于肘腋之下。当斯之时，进退狼跋”。可见当时刘备的处境是极为困难的。假若他不向西发展，取得“天府之土”的益州，实难维持住独立的局面。所以我们说赤壁战后的刘备也尚未得到安全保障。
　　当然，事业的成败盛衰不只在于力量的强弱，人谋和偶然性也常起作用。恰好就在这时，给刘备提供了西取益州的机遇。益州牧刘璋是一个懦弱无能的人，在他统治之下的益州，不但存在着土著将领与外来将领的矛盾，而且刘璋部下一些才智之士也感到没有出路，渴望另外找一个英明的君主，以保障自己的利益和前途。正如诸葛亮在隆中对刘备所说：“益州……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当刘漳听说刘琮向曹操投降的消息时，非常害怕，派出州中大员张松向操致敬，并观望动静。张松自负其才辩，也想从曹操那里捞到好处。可是这时曹操已到达江陵，把刘备打得七零八落，狼狈逃窜。操不免胜利冲昏头脑，根本不把刘漳放在眼里，对张松更不屑给个脸色。因此张松怀恨在心，回去劝刘璋勿再与操来往，另外走与刘备联合的路。刘璋听从了张松的话，又派出谋士法正到荆州结好刘备。刘备巴不得有这样好的机会，他对法正“厚以恩意接纳，尽其殷勤之欢”。法正回去在刘璋面前极力称述刘备的好处，背地又给张松述说“备有雄略”，于是二人进一步密谋迎接刘备，以为州主。
　　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刘璋闻曹操要遣将征张鲁，甚怀恐惧。张松趁机向璋建议迎接刘备入蜀，使讨张鲁。于是刘璋再次派遣法正将兵四千，往迎刘备。法正至荆州，向刘备献策进取刘璋。备谋臣庞统亦劝备趁机取蜀，否则，刘璋亦终为他人所并。刘备遂留下诸葛亮、关羽守荆州，以赵云领留营司马，自与庞统将步卒约二万余人，随同法正西上。刘备到江州（今重庆市）后，由垫江水（今涪江）乘船至涪（今四川绵阳市）。刘璋亲自率军来迎。法正、庞统向备建计于会所袭璋，刘备认为初入益州，恩信未著，不可如此仓猝。刘璋增备兵，使击张鲁，又今督白水军（即白水关守军，白水关在今四川昭化西北一百二十里）。这时刘备的军队增至三万余人，车甲器械资货俱备。可是刘备到达葭萌（今四川昭化县南）以后，即停留不进，唯“厚树恩德，以收众心”。
　　建安十七年（公元212年），曹操东击孙权，权求救于备。备向璋求增方兵及资粮。璋但许兵四千，其余皆减半。备即以此为反璋口实，他激怒军士说：“吾为益州征强敌，师徒劳瘁，而积财吝赏，何以使士大夫死战乎？”这时张松兄广汉太守张肃，恐松谋被璋发觉，祸连及己，因向璋告发。于是璋收斩松，敕关戍诸将勿复与刘备关通文书。备大怒，召璋白水军督杨怀、高沛，责以无礼，斩之，并其兵，进据涪城。南向成都。璋遣诸将拒战，或败或降。只是在雒城（今四川广汉市），备遇到坚强抵抗，费了一年的工夫，损失了庞统，才把雒城攻克。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备进至成都城下。这时，诸葛亮、张飞、赵云也自荆州分路引军来会。不久，马超脱离张鲁来降，与备等共围成都。刘璋见大势已去，乃出城投降，备遂得益州。刘备获得了形势险固、物产富饶的益州，便可以进攻退守，应付裕如。所以我们说：刘备取得益州，是三国分立局面确立之始。
　　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十月，法正向刘备献策说：“曹操一举而降张鲁，定汉中（时在建安二十年）。不因此势，以攻巴、蜀，而留夏侯渊、张郃屯守，身遽北还，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将内有忧逼故耳。今策渊、郃才略，不胜国之将帅，举众住讨，必可克之，克之之日，广农积谷，观衅伺隙，上可以倾覆寇敌，尊奖王室；中可以蚕食雍、凉；下可以固守要害，为持久之计。此盖天以与我，时不可失也。”备善之，乃率诸将进兵汉中，法正亦从行。
　　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年）四月，刘备进屯阳平关（今陕西勉县西北），与夏侯渊、张郃相拒。直至次年正月，备自阳平南渡沔水，缘山稍前，于定军山（勉县东南）作营。夏侯渊引军来争，法正建言可击，备使黄忠乘高鼓噪攻之，大破渊军，斩渊。三月，曹操自长安由斜谷道来至汉中，备敛众拒险，终不交锋。操军逃亡者多，操以汉中险远，粮运艰难，终于五月引诸军退还长安。刘备遂有汉中。
　　刘备先已遣宜都太守孟达从秭归往北攻占房陵（郡城在今湖北房县），得汉中后，又遣养子刘封自汉中乘汉水下统达军，与达会攻上庸（郡城在今湖北竹山县西南）。上庸太守申耽举郡降。备以耽领上庸太守，以耽弟仪为西城太守。
　　七月，刘备自称汉中王，立子禅为王太子。备留汉中太守魏延镇汉川，自己率军还成都。
　　这时是刘备势力发展的高峰期。汉中的取得，证明刘备有抵御曹操南下，而保卫自己三分基业的能力。刘备所以能从屡遭挫败中脱颖而出，与强魏劲吴鼎峙而立，不能不说是他善于访才用人的结果。除了三顾草庐，重用诸葛亮的事，为众所熟知以外，刘备其他用人的事例也值得一提。例如绰号“凤雏”的庞统，原来没有得到刘备的赏识，后经鲁肃和诸葛亮推荐，刘备把他叫来谈话，发现他确有见识，于是提拔他为“治中从事，亲待亚于诸葛亮，遂与亮并为军师中郎将。”庞统在攻取益州中，出谋划策，立下了卓著功劳。可惜他在率众攻打滩城时，中箭身亡，刘备极为“痛惜，言则流涕。”
　　法正在攻降刘璋和夺取汉中中，更立有大功。刘备得益州后，“以正为蜀郡太守，扬武将军，外统都镀，内为谋主”。正死后，备“为之流涕者累日”。陈寿在《三国志》卷37《庞统法正传》评语中，把庞统比作苟或，法正比作程显、郭嘉，就充分说明了二人在为刘备建立三分基业中所起的作用。
　　在随从刘备入蜀后的各次战役中，得到刘备赏识与提拔的武将有黄忠、魏延等。黄忠常先登陷阵，“勇毅冠三军”。在汉中攻夏侯渊时，“渊众甚精，忠推锋必进，……一战斩渊，渊军大败”。刘备为汉中王时，拔忠为后将军，与关羽等齐位。魏延亦屡立战功。当刘备要挑选一员重将镇守汉川时，众人以为必定会选上张飞，飞亦以为非己莫属，可是到宣布时，却是魏延，于是“一军尽惊”。刘备所以不用张飞，是因他早已洞悉张飞的弱点，即非常敬慕名流士大夫，可是不体贴吏卒。刘备常告诫张飞说：“卿刑杀既过差，又日鞭挞健儿，而令在左右，此取祸之道也。”后来张飞果然为其帐下将张达、范强所杀。说明刘备有知人料事之明。至于魏延，史称其“善养士卒，勇猛过人”，以后成为蜀汉著名宿将。但魏延也有严重缺点，即“性矜高，当时皆避下之”。当然，刘备在时，魏延资历尚浅，骄气尚未暴露出来，刘备当时不可能对他看得十分透彻，并且，一个人也不可能全无缺点，舍短用长，历来是善用人者的一致做法。

四、孙权袭取荆州
　　前已多次提及，孙氏政权自始即以夺取荆州为国策。赤壁战后，荆州为曹、孙、刘三家分据。在荆州问题上，怎样对付刘备，成为孙吴内部有争议的问题。周瑜、鲁肃二人私人关系至好，但周瑜主张吞并刘备，鲁肃则建议联备拒操。孙权自己以为“曹操在北，当广揽英雄；又恐备难卒制”，故采纳鲁肃的意见，继续与刘备保持同盟关系。不久，领南郡太守、屯据江陵的周瑜听说益州牧刘璋受到张鲁的侵犯，向权建议西进取蜀，然后再并张鲁，留下孙权堂兄孙瑜镇守巴蜀及汉中，他本人再回荆州夺取襄阳以图中原。孙权同意了周瑜这个计划。但因周瑜得病身亡，这个取蜀计划也就跟着夭折了。实际上，即使周瑜不死，也是难以实现其雄图壮志的。刘备所以能进入益州，系有张松、法正作内应，刘璋开门引纳，即使如此，刘备还是费了三年工夫才把益州拿下。周瑜怎能以一支孤军进入益州呢？且当周瑜建策取荆之时，刘备尚在荆州，假如刘备一有变化，周瑜便将前后受敌，实属冒险之举。周瑜病逝之后，东吴也就不再提取蜀之事了。
　　周瑜死后，其职任由鲁肃代替。肃初驻江陵，他是一贯坚持联备拒操的，所以很快就劝权将江陵借给刘备，以共同对付曹操。孙权从之，令肃下屯陆口。鲁肃和孙权这样作对不对呢？我看，这样做至少有三条好处：第一，为吴解除了西顾之忧，孙权得以专力加强东方防务。及建安十七年（公元212年），孙权听说曹操将东来，便采纳了吕蒙的意见，“夹濡须水立坞”。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正月，曹操进军濡须口，号称步骑四十万，攻破孙权江西营，获其都督公孙阳，权率众七万御之，相守月余”，操始撤军。曹操把这样大的压力加到孙权身上，若非孙刘和好，西线无虞，孙权还是难以应付的。第二，孙刘联盟的另一大好处，是孙权可以腾出手来加强他在岑南的统治，使雄长交州的士燮兄弟俯首帖耳，向权纳贡称臣。第三，孙刘联盟，使孙权能加强对山越的控制，这事容后再行叙述。
　　当然，孙刘联盟不仅对孙权有利，对刘备更有显而易见的好处，即使其在荆州能够站稳脚根，并得伺机进入益州。在这殷时期内，刘备的力量究属有限，并不能危及吴的安全。从整个全局来看，吴的安全还是得到了加强而非削弱。
　　情况总是变化着的，政策也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等刘备取得益州以后，孙刘双方在荆州问题上的矛盾，便无法调和了。过去孙权还以为刘备的势力不大，乐得与他和好，以共同防御曹操。这时刘备已得益州，吴国西面又有了一个强有力的霸主，孙权自然不会放心。加之，吴国君臣对荆、益二州�骊於家押芫茫�而现在荆州多一半落于刘备之手，又使吴人很眼红。所以当刘备攻降刘璋的下一年，孙权就向刘备提出索还荆州的要求。刘备不答应，于是孙权便派吕蒙袭取长沙、栓阳、零陵三郡。刘备闻知，从蜀引乓下公安，命关羽争三郡。吴蜀大战眼看就要爆发，这时曹操将进攻张鲁，刘备恐操侵入益州，乃与吴讲和，平分荆州，以湘水为界：江夏、长沙、桂阳属权；南郡、零陵、武陵属备。时为建安二十年。
　　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鲁肃死，孙权以虎威将军吕蒙兼汉昌太守，代鲁肃镇守陆口。
　　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刘备称汉中王后，拜关羽为前将军，假节钺。七月，关羽使南郡太守虞芳守江陵，将军士仁守公安。自己率军往樊城攻曹仁。仁使左将军于禁、立义将军庞德等屯于樊城北。八月，连降大雨，汉水暴涨，平地水深数丈，于禁等七军皆遭水淹。于禁与诸将登高避水，羽乘大船往攻之，禁等穷迫降羽，独庞德力战，为羽所得，不降被杀。羽又急攻樊城，立围数重，外内断绝。羽又遣别将围魏将吕常于襄阳。魏荆州刺史胡脩、南乡太守傅方皆降于羽。十月，陆浑（今河南嵩县北）民孙狼等反操，南附关羽。自许以南，不断有人响应关羽，羽威震华夏。曹操与群臣商议徙出许都，以避关羽兵锋。丞相军司马司马懿、西曹属蒋济向操献策说：“于禁等为水所没，非战功之失，于国家大计未足有损。刘备、孙权外亲内疏，关羽得志，权必不愿也。可遣人劝权蹑羽后，许割江南以封权，则樊围自解”。操听从了他们的意见。
　　吕蒙既代鲁肃屯陆口，他以关羽素骁雄，有兼并之心，且居国上流，终难长久保持和局，密言于权说：“今令征虏（权堂弟皎时为在虏将军）守南郡，潘璋住白帝，蒋钦将游兵万人循江上下，应敌所在，蒙为国家前据襄阳，如此，何忧于操，何赖于羽！且羽君臣矜其诈力，所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今羽所以未便东向者，以至尊圣明，蒙等尚存也。令不于强壮时图之，一旦僵仆，欲复陈力，其可得邪！”权曰：“今欲先取徐州，然后取羽，何如？”蒙曰：“徐州地势陆通，骁骑所骋，至尊今日取徐州，操后旬必来争，虽以七八万人守之，犹当怀忧。不如取羽，全据长江，形势益张，易为守也”。权颇以吕蒙的意见为然。从我们今日的眼光观之，到此时，吕蒙、孙权等人为了其本国的利益，而图谋袭夺荆州，实无可厚非。
　　吕蒙看到关羽攻樊而多留兵，知道是羽怕自己袭击其后的缘故。蒙紊多病，为众所知，这时蒙以回建业治病为幌子，以诱使羽多撤兵赴襄、樊，然后派军偷袭江陵城。于是蒙诈称病重，孙权露檄召蒙还。吕蒙乘船到达芜湖时，定威校尉陆逊献策曰：“关羽矜其骄气，陵轹于人，始有大功，意骄志逸，但务北进，未嫌于我；兼以闻病，必益不备，今出彼不意，自可禽制，下见至尊，宜好为计”。陆逊的话纵然正合蒙意，但事关重大，蒙未敢对逊吐露真情，只说了几句“羽素勇猛……未易图也”的话，就搪塞过去丁。蒙到建业，权问：“谁可代卿者？”蒙对曰：“陆逊意思深长，才堪负重，观其规虑，终可大任，而未有远名，非羽所忌，无复是过也。”于是权今陆逊代蒙。逊至陆口，写信与关羽，称颂羽赫赫战功，而深自贬抑，表示愿依托与和好。骄傲而喜人逢迎的关羽果然飘飘然信以为真，于是又从江陵调走了一部分兵力往援。
　　《三国志》卷36《关羽传》言：“先是，权遣使为子索羽女，羽骂辱其使，不许婚，权大怒。”《三国志》卷54《吕蒙传》载：“魏使于禁救樊，羽尽禽禁等人马数万，托以粮乏，擅取湘关米。权闻之，遂行。”实际上，这类事都是孙权寻找或制造的借口，即无其事，权还是会袭羽的。权对荆州觊觎已久，亦料到袭羽成功以后，可能会招致与刘备的大规模战争，所以在袭羽前就秘密给曹操上书，“请以讨羽自效，乞不宣漏，令羽有备。”操得书，以问群臣，群臣咸言宜密之。董昭曰：“军事尚权，宜应权以密，而内露之。羽若还自护，围则速解，便获其利。可使两贼相斗，坐待其敝。秘而不露，使权得志，非计之上。又，围中将吏不知有救，计粮怖惧，傥有他意，为难不小。露之为便。且羽为人强梁，自恃二城守固，必不速退。”操以董昭之言为善，“即敕救将徐晃以权书射著围里及羽屯中，围里闻之，志气百倍；羽果犹豫”。至羽闻江陵失守的消息，始仓促南还。
　　吕蒙之袭得江陵城，是经过精心策划的。他到寻阳，尽伏其精兵于船仓内，使船人著白衣作商贾人服，摇橹划船，昼夜潜行，羽所置江边屯候，尽收缚之，故羽不闻知。江陵守将麋芳、公安守将士仁素皆嫌羽轻己，羽之出军，芳、仁供给军资，不悉相及，羽言：“还，当治之。”故芳、仁皆惧。于是吕蒙向芳、仁诱降，二人次第归附。吕蒙进入江陵以后，对羽及将士家皆加抚慰，约令军中：“不得干历民家，有所求取”。蒙麾下一兵士，是蒙同郡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铠，官铠虽是公物，蒙仍以犯法论处，垂涕斩之。于是军中震栗，路不拾遗。蒙更普施恩惠，使亲近存问耆老，问其所需，疾病者给医药，饥寒者赐衣服。
　　关羽部下吏士“咸知家门无恙，见待过于平时”。故皆无斗心。蒙兵不血刃，即得了荆州。
　　关羽这时众叛亲离，自知孤穷，先走当阳，又保麦城（今湖北当阳东南五十里）。孙权使人诱羽，羽伪降，立幡旗为象人于城上，因遁走，兵皆解散，才十余骑。孙权使朱然、潘璋断羽退路。潘璋司马马忠获羽及其子平、都督赵累等于章乡（今当阳东北），即斩之。
　　当关羽始南还时，曹仁与诸将议。诸将认为羽已孤危，可追而获之。赵俨倡议勿追，宜纵羽使与孙权厮杀。曹仁从俨议。不久，得曹操敕令，果不令追羽。
　　孙权取得荆州之后，以吕蒙为南郡太守，封孱陵侯，赐钱一亿，黄金五百斤。以陆逊为宜都太守。陆逊到宜都以后，击破蜀将不降及大姓拥兵者，前后斩获招纳凡数万计。孙权以逊为右护军，镇西将军，进封娄侯。
　　吕蒙大功完成以后，未及受封而旧病复发。孙权时在公安，迎蒙至内殿，招募有能治愈蒙病者，赐千金。权时刻想知蒙病情，恐惊动蒙，乃穿壁看视，见蒙病稍佳，则喜形于色，为下赦令，群臣皆贺。后病转重，竟死于内殿，时年四十二（建安二十四年）。权哀痛特甚。  

共相语

  对曹操行事的剖析和评议


一、关于曹操与汉室的关系
　　司马光言东汉“自孝和以降，贵戚擅权，劈幸用事，赏罚无章，贿赂公行，贤愚浑淆，是非颠倒……重以恒灵之昏虐，保养奸回，过于骨肉；殄灭忠良，甚于寇雠；积多士之愤，蓄四海之怒。”东汉王朝已经失去士心民意，到了朽木难雕的地步，任何贤人智士都无法使之重新振作起来。诚加王船山在《读通鉴论》中所说：“祸始于桓、灵，毒溃于献帝，日甚月滋，求如先汉之末，王莽篡而人心思汉，不可复得矣”。所以当汉献帝被董卓挟持时，各州郡长官虽曾一度起兵声讨董卓，但都不肯积极西进，反而互相吞噬。其中声望最大的，野心也最大，例如袁绍、袁术兄弟的表现，正如臧洪所说：“诸袁事汉，四世五公，可谓受恩。今王室衰弱，无扶翼之心，欲因际会，希冀非望。”袁术既一味妄图为帝，袁绍也不肯迎接献帝到邺。当献帝从关中逃回洛阳时，“宫室烧尽，百官披荆棘，……群僚饥乏……或饥死墙壁间，或为兵士所杀。”情况如是之狼狈，可是，州郡各拥强兵，不但不去救驾，甚至连粮食都不肯送。曹操是在这种情况之下迎接献帝到许的。操迎献帝的目的，当然也只是为了“挟天子以令诸侯”，而非真正忠于汉宝。当时也没有哪一个军阀忠于汉室。早在汉灵帝中平六年（公元189年）董卓入洛时，东汉已名存实亡。献帝自始即是一个傀儡，当时“尺土一民，皆非汉有”。操乃取天下于群雄之手。操既有大功，他的政治地位及权力之与日俱增，也是势所必至。操虽不向献帝让权，但至死也未代汉称帝，这样，实未可以白脸的奸臣目之。操之所以被后世封建史家目为奸臣，只是因他搞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把戏。这个把戏对操有利有弊，利是：（1）操迎献帝到许后，打着天子的旗帜，轻而易举地尽收豫州之地，并使关中诸将望风服从；（2）“操托名汉相，动以朝廷为辞”，名正而言顺，刘琮降操及张昭、秦松劝孙权迎操，也以此为遮羞布。弊是：（1）操百战艰苦，他扫灭北方群雄后，上有汉天子，尊之则不甘心，代之又受篡夺之名；（2）操集团内部亦出现拥汉派（如荀彧、吉本等），使操不能专心对付吴、蜀。从时间阶段看，在统一北方的过程中，挟天子利多于弊；及大局基本稳定后，则弊多干利。到操当权的后期，操本人也以此为虑，他外对吴、蜀敌国的垢骂，内对拥汉派的诽谤，于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十二月公开发表了一篇《让县自明本志令》。令中再三解释自己并无代汉之意，但又明言：“然欲孤便尔委捐所典兵众，以还执事，归就武平侯国，实不可也。何者，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既为子孙计，又己败则国家倾危，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此所不得为也。”曹操这段话，有合乎情理之处，假若操果真功成身退，是很难作一个保全天年的富家翁的。因为当权的天子会猜忌他，旧日的政敌也未必饶恕他。正因为这样，所以不少读者便认为以上的话是操由衷之言，我以为一个真正忠于朝廷的大臣是不会过多地考虑自身和子孙的安危的。操以上讲法，说穿了，也只是向群臣暗示他不会放弃军政大权。永远不弃权，就意味着身后让儿子继承自己的权势，并解决代汉问题。操令中所谓为“万安”之计，即指有进无退。令文所以闪烁其辞，正是英雄欺人之语，读者如不仔细推敲，是容易被蒙蔽过去的。操的真正用意是：“我功盖天下，能代汉而不代，只留给后人收拾。这样，我也对得住汉室了。假若别人不谅解，让他们议论吧！”然而，操这种暗示还是有其政治目的的，就是让臣下舍旧从新，为建立新的魏王朝立功勋。
　　从汉献帝本人来说，他九岁被董卓拥立为帝，到被操挟持时也才十六岁。他到许后，生活得到安定，但操对他监视更加严密，更不能自由行使权力。他不甘心作傀儡，曾指使董承、王服、种辑等密谋诛操，事未发即泄，承等被夷三族。从当时天子独尊的情况观之，固未可厚非，曹操先后杀了董贵人、伏皇后、数皇子及汉百宫，也是属于统治阶级内部斗争性质。在尺土一民，皆非汉有的情况下，操不肯向献帝让权，而造成今其嗣子取代汉室的事实，实在也算不上什么篡夺，对操的评价，主要还是应当从其政经措施和历史作用来衡量。

  二、从《求才三令》谈到曹操的用人
　　与曹操《自明本志今》相辅而行的还有操的《求才三令》。第一次《唯才是举》命令颁布的时间，比《自明本志令》还早十个月左右。《三国志》卷1《武帝纪》载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春操下今曰：
　　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易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贤也，曾不出阎巷，岂幸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膝、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
　　第二次《求才令》颁布于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曹操平定关中、杀伏皇后之后一两个月：
　　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邪？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由此观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有司明恩此义，则士无遗滞，官无废业矣。
　　第三次《求才令》颁布于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八月。那时三国分立的形势已确立，曹操已于前一年由魏公进爵为魏王。令文曰：
　　昔伊挚、傅说出于贱人，管仲，桓公贼也，皆用之以兴。萧何、曹参，县吏也，韩信、陈平负侮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声著千载。吴起贪将，杀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归，然在魏，秦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汗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疑。
　　以上三个《求才今》所以颁布的目的究竟是为了什么？历来说法不一。一些人认为曹操所以下此三令，乃是为了打击自东汉以来专门拿封建道德相标榜的名士世族，所以用人只重才而不重德。我们且列举一些史料看看曹操用人是否就不注重个人的道德呢？据《后汉书》卷81《独行传》：
　　王烈……以义行称……曹操闻烈高名，遣征不至。
　　《三国志》卷16《郑恽传》：
　　郑恽……高祖父众，众父兴，皆为名儒……太祖闻其笃行，召为掾。
　　可见曹操用人不但重视德行，就是对于一般舆论也相当重视；而且曹操用人还有重德胜于重才的事例。如《三国志》卷12《崔琰传》：
　　琰尝荐巨鹿杨训，虽才好不足，而清贞守道，太祖即礼辟之。
　　就是曹操给群下的教令中，也有更多强调德行的，如操为丞相后，曾给典管选举的东曹掾崔琰下教说：
　　君有伯夷之风，史鱼之直，贪夫慕名而清，壮士尚称而厉，斯可以率时者已。
　　可证曹操用人决不是只重才不重德，不能因有《求才三令》就片面地认为操代表寒门地主打击世族地主。实际上，作为名士世族的表率人物荀彧，也是“取士不以一揆，戯志才、郭嘉等有负俗之讥，杜畿、简傲少文，皆以智策举之。”操在《庚申令》中说：“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可见曹操认为重德与重才须因时而异。当打天下时，为了减轻反对力量，壮大自己阵营，对于才智之士，需要努力罗致，所谓“文武并用，英雄毕力”。曹操之所以能获得世族地主与庶族地主的共同支持，而扫灭群雄，其原因亦即在此。
　　我们如果要真正了解《求才三令》的用意，不能只从文句中去找，更需结合操的政治要求来探索。操的用人大致可分两个阶段，当创业之时，操为了扩充自己的力量，不能不想尽各种办法，通过各种渠道与手段，以招致各种类型的人才，故其用人有高出其他群雄之处。现举出下面事例：
　　（1）在某种情况下，能舍弃旧怨。例如操到南阳讨张绣，绣降而复叛，杀操一子一侄。但当绣再次投降时，操仍弃仇录用。又如官渡战前，陈琳为袁绍作檄辱骂操为“赘阉遗丑”。当时出身于阉宦之家，最为人所不齿，亦系操所最忌讳者。可是当袁氏败，操获琳，仍“爱其才而不咎”。
　　（2）在某种情况下，能用忠于故君、孝顺父母及对人崇尚信义之士。操南征荆州，刘琮迎降，琮将文聘耻于不能为故君刘表保全州境，不肯出降，直到操军渡过汉水，聘始往降，仍啼嘘流涕。操为之怆然，曰：“卿真忠臣也”。厚礼待之，授聘兵。操为兗州牧时，张邈叛操，劫持操部下毕谌之母弟妻子。操今谌去，谌顿首，示无二心。可是谌出，即叛操而去。后操虏谌，众人皆为谌惧。操曰：“夫人孝于其亲，岂不亦忠于君乎？吾所求也”。仍以谌为鲁相。又如操在兗州，部将徐翕、毛晖叛操。及兗州定，翕、晖匿于臧霸所，操令刘备告霸斩送二人首。霸曰：“霸所以能自立者，以不为此也。霸受公生全之恩，不敢违命，然王霸之君，可以义告，愿将军为之辞”。备以霸言白操，操叹息，谓霸曰：“此古人之事，而君能行之，孤之愿也。”乃皆以翕、晖为郡守。
　　（3）不隐瞒臣僚的密谋奇策，在一定情况下不轻易杀害不易驾驭的雄才。赵翼在其所著《廿二史劄记》卷7《三国之主用人各不同》言：“荀彧、程昱为操划策，人所不知，操一一表明之，绝不攘为己有，此固已足令人心死；刘备为吕布所袭，奔于操。程昱以备有雄才，劝操图之，操曰：‘今收英雄时，杀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也。’”
　　（4）较能放手起用降将及出身低微的人。史言操“知人善察，难眩以伪，拔于禁、乐进于行阵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内，皆佐命立功，列为名将；其余拔出细微，登为牧守者，不可胜数。是以创造大业，文武并施”。操部下的文臣武将，有不少是投降过来的。他们原来所投非主，操能重用之，他们自然感恩戴德，乐于为操效命。
　　（5）较能体谅部属的错误。操于官渡大败袁绍后，“收绍书中，得许下及军中人书，皆焚之，曰：‘当绍之强，孤犹不能自保，而况众人乎？’”操这种做法，显然是效法刘秀“令反侧子自安”的故智。因为任何仁君贤主不可能让所有部属在任何情况下都忠于自己。其中不少人是以安危祸福决定自己的动向的。只要在上者有作为，大多数人是愿意接受领导和做好工作的。然而非明智之主是不能做到这点的。这是操用人的可贵之处。
　　（6）较能鼓励臣下提反面意见。建安十一年（206年），操下令日：“治世御众……诫在面从，……吾充重任，每惧失中……自今以后，诸掾属别驾，常以月旦，各言其失”。操将北征三郡乌桓时，诸将皆言：“今深入征之，刘备必说刘表以袭许，万一为变，事不可悔”。及操胜利归来，对以上谏阻自己的诸将，不但不如训斥，反而给以厚赏，对他们说：“孤前行乘危以徼幸，虽得之，天所佐也。放不可以为常。诸君之谏，万安之计，是以相赏，后勿难言之”。操这样做，为的是让臣下知道，只要肯进谏，不管对不对，都应受到称许，以此鼓励臣下敢提反面意见。
　　（7）比较长于因才授职。战乱之初，各军阀多得不到充足的粮食。操用枣祇、韩浩等议，兴办屯田，军粮供应，得以部分解决。这事后面再说。在挑选州郡长官方面，操所任人，亦多称职。例如钟繇在关西，梁习在并州，苏则在金城，刘馥在扬州，杜畿在河东，郑浑在冯翊，均卓有建树。至于在军事方面，操之选将用人，尤为高明，留至下面谈做为军事家的曹操时，再行论及。
　　以上事例，说明曹操在收揽和使用人才方面，比较有度量和见识，证明他的成功并非侥幸。但是以上各种用人情况基本发生在操起兵讨伐董卓至平定关中这一段时间内。从此以后，三国分立的局面确定下来，操再往外扩张，已不大可能。于是他便把注意力转移到内部，为建魏代汉做准备工作。与此相适应，操在用人和驾驭臣僚方面也采取了一些剪除异己的措施，前一阶段是操艰苦创业的时期，故他能做到“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等到后一阶段三分局面确定之后，操便有计划地铲除其统治集团内部的可疑人物，操之杀荀彧、崔琰、杨修等人，就是以上做法的具体体现。前已论及，操之《自明本志令》是向臣僚暗示其不得不代汉的信息，以令臣僚起而采取某些倡议行动。操的《求才三令》，自然也不可能不为此政治目的服务。第二次《求才令》中之所谓“进取”，不能只看做是要为操开疆辟土。事实上，操在西方，自动放弃了汉中；在东方对吴作战，操也未动用过大规模的兵力去争城夺地。所以他所说的“进取”，到了后一阶段，也包含了代汉为魏的内容。操在第三次《求才令》中所说的“负侮辱之名、有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无非是号召臣僚勿以舍弃衰汉为不忠不义及取讥惹辱之事。为此政治目的，操到后一阶段，不仅不“唯才是举”，而是要杀其臣僚中之有大才、大名望、大影响的人，上举杀荀彧、崔琰、杨修，亦有这方面的目的。荀彧才高望重，推荐的贤才、大臣多了，操把他视为心腹之患，不能不悄悄地把他置之于死地。崔琰、毛玠对操选拔人才的贡献也很大，而且他们用人主张德才兼备，不尚虚名，提倡廉节，都与操用人标准相近似。可是操为魏王以后，就以“莫须有”的罪名逼崔琰自杀了，把毛玠免了。杨修，是一个“颇有才策”、“为太祖所器重”的人。他曾为操“总知内外，事皆称意”。可是这样一个才能之士，到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即下第三次《求才令》那年，也做了操的刀下之鬼。以上一些事实充分说明了在前一个阶段，曹操“奉天子以号令天下，方招怀英雄，以明大信”。故虽枭雄如刘备而不如害。至后一阶段，操为其嗣子代汉做准备，需芟除异己，所以连杨修这样才华外露的文人也被杀害了。

  三、对曹操的评价
　　（1）曹操统一北方的积极作用。  
　　前已叙及，东汉王朝后期，由于政治黑暗，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人民无法生活，终于爆发了轰轰烈烈的黄巾大起义。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农民起义不可能取得最终的胜利，继之而来的是东汉王朝的解体和军阀混战。在混战中，不仅董卓、李傕等凉州军阀到处屠杀人民，抢劫财物，就是打着勤王旗号的东方将领也“纵兵钞掠”。因而普遍出现了“民人相食，州里萧条”的荒凉景象。这种情况的造成，除了应当归罪于东汉王朝的反动统治外，镇压农民起义和破坏社会生产的军阀，自然也是不可饶恕的罪首。但相对的说，各军阀之间，毕竟还是有所差别的。拿曹操来说，他虽然镇压过农民起义和滥杀过无辜人民，但从他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的表现来看，他比被他消灭的那些军阀还是胜过一筹的。比如他推行屯田，兴修水利，实行盐铁官卖制度，对社会经济的恢复和经济的整顿起了积极作用。这些都将在谈论经济时再介绍。
　　曹操一开始走上仕途就试图用比较严格的法律改变当时权豪横行的情况。但由于祸害根子在中央，操无法施展自己的意图。到他自己掌握政权以后，才得全面推行抑制豪强的法治政策。他说：“夫刑，百姓之命也”；“拨乱之政，以刑为先”。他起用王修、司马芝、杨沛、吕虔、满宠、贾逵等地方官吏，抑制不法豪强。如果把袁绍和曹操在冀州先后推行的治术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两种不同的情况：“汉末政失于宽，绍以宽济宽，故不摄”。在袁绍的宽纵政策下，“使豪强擅恣、亲戚兼并，下民贫弱，代出租赋，衒鬻家财，不足应命”。这样，自然不能使“百姓亲附，甲兵强盛”。所以袁绍虽地较大、兵较多、粮较足，终为操所败。操得冀州后，立即“重豪强兼并之法”，因而收到了比较能使“百姓喜悦”的效果。我们只要翻看一下《三国志•魏志》，就可以看出在操统治下，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治面貌和社会风气都与以前有所不同。朝中既少有倾轧营私的大臣；地方上恣意妄为而不受惩罚的官吏和豪强也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司马光说操“化乱为治”，并非无据。而且操用人不重虚誉，他选用的官员要“明达法理”，能行法治。操还提倡廉洁，他用崔琰、毛玠掌管选举，“其所举用，皆清正之士，虽于时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终莫得进。务以俭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节自励，虽贵宠之臣，舆服不敢过度”。于是社会风气有所好转。
　　与推行法治政策相辅而行的是操力图集权于己，不容许臣下有结党行为。他下令说：“今清时，但当尽忠于国，效力王事，虽私结好于他人，用千匹绢，万石谷，犹无所益”。操为了监视群臣，设置“校事”。这件事受到大臣反对，认为“非居上信下之旨”。操对此加以解释说：“要能刺举而办众事，使贤人君子为之，则不能也”。所谓“贤人君子”，主要指世家大臣，他们累世为官，枝连叶附，名望和势力很大。操对之一方面不能不加以笼络，使之居上位而不予实权；一方面也利用出身微贱的校事来检查他们的行动。至于这样做有无必要呢？我们可以用日后孙权的话来回答。孙权说：“长文（陈群字）之徒，昔所以能守善者，以操笮其头，畏操成严，故竭心尽意，不敢为非”。孙权也仿效操设校事一职，可知在当时情况下，设置监视大臣行动的校事，以防汉末和袁绍集团内大臣结党拉派的重演，还是不无道理的。从曹魏政权的内部结构看，世家大臣最多，潜在的危险也较重。曹操为自身及子孙计，设置校事以伺察大臣，虽有些苛刻和搞权术，但不这样，是难以制服他们的。史称：“曹公性严，掾属公事，往往加杖”。操还令诸将家属居邺，以防其叛己外逃，都是操与属下存在着隔阂与矛盾的反映。
　　总起来看，黄河流域在曹操统治下，政治有一定程度的清明，经济逐步恢复，阶级压迫稍有减轻，社会风气有所好转。所以我们说操之统一北方及其相应采取的一些措施还是具有积极作用的。　　
　　（2）曹操是一位卓越的军事家。
　　首先，操善于驭将；如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曹操东击孙权，退军时，留下张辽、乐进、李典三将及护军薛悌镇守合肥。次年，操于出军西击张鲁前，派人给薛悌送去教令，封面写明：“贼至乃发”。不久，孙权亲自率领大军十万来攻合肥，薛悌等开函看教，乃是：“若孙权至者，张、李将军出战，乐将军守，护军勿得与战”。这时合肥守军总共才七千余人。敌众我寡，如果分兵出战，是否上策，诸将疑惑。张辽曰：“公远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击之，折其盛势，以安众心，然后可守也。成败之机，在此一战，诸君何疑！”李典闻言，当即表示赞同。于是辽、典当夜招募敢从之士八百人，杀牛犒飨。次日天亮，辽被甲持戟，先登陷阵，杀数十人，斩二将，大呼己名，直冲至孙权麾下。权见辽来势凶猛，大为惊恐，其左右亦不知所措，只好走登高冢，以长戟自守。辽呼权下战，权不敢动，望见辽所将兵少，聚众围辽数重。辽一再突围，权人马皆披靡，无敢当者，自早战至日中，吴人夺气。辽等乃还修守备，众心遂安。权军经此一战，锐气顿失，守合肥十余日，即撤军退。大众既去，权和数将尚留逍遥津北。张辽从高望见，即率步骑前来捉权，极将甘宁、吕蒙、凌统等竭死格斗，权始乘骏马逃去，几被活捉。史家对操教令，颇为赞扬，胡三省认为操以“辽、典勇锐，使之战；乐进持重，使之守。”孙盛认为操之本意是勇怯调配，“参以同异”。我以为：张辽作战固极勇锐，乐进也以“骁果”显名，常先登陷阵，“奋强突围，无坚不陷”。如果把乐进说成是“怯”者或仅能“持重”的人，恐怕是不妥的。操的本意，料知孙权来时必自恃人马众多，合肥守兵寡少，必然骄忽轻敌。正可乘此给以迅雷不及掩耳的突然袭击。即如张辽所说“及其未合，折其盛气”，如此而已。盖兵贵神速，掩其不备，操之知将料敌，固极高明。
　　由于孙权经常进兵侵犯合肥，所以曹魏一些靠近合肥的州刺史也带兵屯戍于此。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操令屯戍在合肥的兗州刺史裴潜等作好行军准备。因这时合肥方面并无军事气氛，故裴潜等动作不速。扬州刺史温恢暗自对裴潜说：“此必襄阳之急，欲赴之也。所以不为急会者，不欲惊动远众。一二日必有密书促卿进道，张辽等又将被召。辽等速知王意，后召先至，卿受其责矣！”于是裴潜赶紧作好快速行军准备。果然不久接到快速进军的命令。接着张辽等也收到诏书。说明操对诸将约束甚严，不容有忽慢诏令和动作迟缓的事。
　　由上可知，操善于用将，对之要求也很严格，但能得到他们的拥护。甚至连孙权都说操之“御将，自古少有”。证明操是善于御将的。
　　曹操还富有韬略、足智多谋，在战略、战术方面，常能应付裕如。操在战斗时，常能根据敌我情况，临机决策，变化多端。如前所述。操在对于毒农民军、吕布、张绣、袁绍、马超、韩遂等一系列战争中，常用声东击西、避实就虚、埋伏、包抄、突袭、离间、劫粮、攻彼救此、弃物诱敌等方法，谲敌致胜，转弱为强。在战略方面，操能集中部属智慧，择善而从，少有失误。例如当操与吕布争夺兗州，相持不下时，徐州牧陶谦病死，操欲乘机袭取徐州，然后再击吕布。荀彧劝阻之。操乃改变主意，以全力击败吕布，平定了兗州。接着徐州也归附了。建安六年（公元201年），即官渡战后下一年，操因粮少，不足略定河北，欲因绍新破，以其间击刘表。荀彧说：“今绍败，其众离心，宜乘其困，遂定之；而背兖、豫，远师江、汉，若绍收其余烬，承虚以出人后，则公事去矣”。操从之，终究平定了冀州。
　　由上可知，荀彧在战略决策方面屡次纠正操的疑误想法，因而对操的成败存亡起了很关键的作用。其他谋臣如荀攸、郭嘉等亦有同样功勋，为操所称誉。足证操对战略部署极为重视，事先都与群僚仔细商讨。他能采纳别人的正确策略，说明他的判断力是很强的。
　　当操与袁绍起兵讨伐董卓时，绍问操：“若事不辑，则方面何所可据？”操曰：“足下意以为何如？”绍曰：“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操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操又对别人说：“汤、武之王，岂同土哉？若以险固为资，则不能应机而变化也”。操之所以能克敌致胜，主要原因之一是如同他自己所说的“任天下之智力”，即充分发挥臣下的智慧和将士的战斗积极性。所谓使“贤人不爱其谋，群士不遗其力”。
　　无论曹操在战略、战术上做得怎样出色，如果其军队没有较强的战斗力还是不行的。吕布的军队号称勇悍；袁绍的军队人数最多，经过多次较量之后，都为操所败，说明操军的战斗力是很强的。操军战斗力之所以强，乃由于操一贯采取精兵、简政、重视粮食生产及运输等措施。操曾说：“孤所以能常以少兵胜敌者，常念增战士，忽余事，是以往者有鼓吹而使步行，为战士爱马也；不乐多署吏，为战士爱粮也”。操自言当官渡会战时，袁绍有铠甲一万领，他只有二十领；袁绍有马铠三百具，他连十具都不到。操军人数虽少，装备虽差，但操治军带兵，比较重视纪律，赏罚比较严明，结果打败了袁军。一次在行军途中，操传令不得让马践踏麦地。如有违犯，一律斩首。于是士兵皆下马步行，惟恐踏坏了麦子。可是操自己所骑的马却因吃惊而踏了麦田。于是操即拔剑割下自己一撮头发，做为处罚，这虽只是做做样子，但也可说明操在军中持法是比较认真的。操起兵初期，打过不少败仗，但军队始终没有溃散，就是因操治军严整，而且在政治、经济各方面也能较好地配合和支持军事。所以终能转危为安、变弱为强。其他军阀如袁绍则“御军宽缓，法令不立”；吕布则“勇而无计”、“轻狡反复”；刘表则“不习军事”、只“保境自守”；袁术则“奢淫放肆”、“无纤介之善”。所以操终能将他们各个击破。
　　由此，我们说曹操可以称得上古代卓越的军事家。　　
　　（3）曹操的为人和作风。
　　操在中国历史上是为人熟知的人物之一，人们对他的看法纷纭错杂，毁誉不一。毁者把他说成白脸的奸臣、专门玩弄权术、“宁我负人，勿人负我”的极端利己者：誉者则目之为命世英雄、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有关史书记载，既善恶错出，真假难辨。我们如果片面地依据某些记述，断章取义，纵然再多发表评论文章，亦无济于事。评论历史人物，应当从有关的可靠记述中归纳出居于主流的东西（如德、才、功、过、善、恶、作用、影响等），从而得出确切的结论。不仅要把这一人物与他同时的人相比较，也要放在历史的长河中与同一类型的人相比较，这样便不难估计其在各方面的价值，以确定其历史作用。比如曹操的忠与奸的问题，我们在前面已经做过分析，曹魏政权是曹操在农民起义的影响下，自己苦心经营出来的。当时尺土一民，皆非汉有，汉朝还有什么可供曹操篡夺呢？曹操确实是玩弄了一套“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把戏，但这样做，还是为汉朝延长了二十余年的名义上的国柞。假若操是奸臣的话，那末，二袁、刘表、刘备、孙权……谁是忠臣呢？如果找不出一个能维护汉政权的忠臣来，还能说操是奸臣吗？
　　至于曹操对人是否奸诈？专门倾人利己呢？传说中曹操所说“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话是否真实呢？据《三国志》卷1《武帝纪》注引《魏书》：
　　太祖以卓终必覆败，遂不就拜，逃归乡里，从数骑过故人成皋吕伯奢，伯奢不在，其子与宾客共劫太祖，取马及物，太祖字刃击杀数人。
　　《武帝纪》注又引《世语》：
　　太祖过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备宾主礼。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图己，手剑夜杀八人而去。
　　《武帝纪》注又引孙盛《杂记》：
　　太祖闻其食器声，以为图己，遂夜杀之。既而凄怆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遂行。
　　根据《魏书》的说法，操杀人系于被劫之后，这种杀人，不能说是负人，而只是惩罚歹徒的行为。《杂记》所说操夜杀人，乃是怕别人杀害自己，所以先下手为强，这还可以说是“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行为。但操过后，还是很快就感到悽怆伤怀，说明这次杀人是属于误会，并非操本性即安于做负人之事。而且，“宁我负人，毋人负我”之语，只见于此书，其他二书均未道及。可知这话是不可靠的。从当时实际情况论，操恐惧出奔，方逃命之不暇，安能轻易做杀人惹祸之事。他当时如畏人图己，就应趁人无备时逃走，何必杀人以增罪累而稽行期？以上三书所记大相径庭，陈寿既不采用，裴注虽引出，但未置评，仅备遗闻。所以我们不宜视之为真实材料，与其在这个问题上多做纠缠，远不如从操许多比较确凿的行事中寻找答案。比如：陈宫，原来是拥戴操为兖州牧的有功大员，操“待之如赤子”。但后来陈宫趁操东征徐州牧陶谦之际，叛操而迎吕布为兖州牧，使操几遭灭顶之灾。后来陈宫与吕布一起被操禽获，“宫请就刑，操为之泣涕”，颇有故人依恋之情。宫死后，“操召养其母终其身，嫁其女，抚视其家，皆厚于初”。又如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蒯越病死前，托操照料其家，操报书曰：“死者反生，生者不愧，孤少所举，行之多矣，魂而有灵，亦将闻孤此言也”。可见操对死者的嘱托，并无背负之事。王粲的儿子因参与魏讽谋反，为曹丕所诛，操闻叹息曰：“孤若在，不使仲宣无后。”操以金璧从南匈奴赎回蔡文姬之事更为人所熟知。操还自言：“前后行意，于心未曾有所负”，可知他是怕负人的，似不可能说出“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话。吕思勉谓：“操之待人，大致尚偏于厚”。这种讲法，是符合事实的。那些述说操诈骗倾人的传闻、轶事，多非历史的真实。但这种讲法从何而来呢？首先，操用兵善“因事设奇，谲敌制胜”，吕布与操作战时，曾告诫部属：“曹操多谲”。因此，有人就把操用兵时的“多谲”，扩大到其为人和作风上；其次，陈寿说操“少机警，有权术”。“挟天子以令诸侯”，就是他在政治上搞的权术，赵翼言操用人系以权术相驭。操在用人上，确实有用权术的地方，但说他用人全靠权术，就以偏概全了。封建政治首脑有几个不用权术的？有几个没有滥杀过人？袁绍早就让操杀杨彪、孔融、梁绍。就以孔融为例，他何尝不随意杀人！当他任北海相时，仅因“租赋少稽”，就一朝杀五部督邮。孔融既不能自力保境，又不肯同邻近州郡合作，因此，左承祖劝他“自托强国”，仅因这个建议，就被孔融杀害。至于历代开国帝王，因铲除异己，而滥杀错杀的更史不绝书，如果只责操谲诈负人，是不公允的。
　　操的污点，首先是他参与镇压黄巾起义，关于此事，前面已多处提及，不再详述。其次是他有过屠杀徐州人民的罪行，此事前面也说过。关于操攻徐州牧陶谦的原因，各书说法不一。即使操父真为陶谦所杀，操也不该大量屠杀无辜人民。陈寿于《三国志》中叙述曹操之事，从不做过分的贬抑，对操攻徐州的暴行，所述亦较他书为简，然亦不能不承认：“所过多所残戮”。操还曾有“围而后降者不赦”的法令，操及其手下诸将常有“屠城”之事，这是不应宽恕的。其他如当操攻围吕布于下邳时，关羽屡向操求取布将秦宜禄之妻杜氏，操“疑其有色，先遣迎看，因自留之”。在此事稍前，操在宛收降张绣时，亦曾纳张绣的从叔母，以致引起张绣的叛变。诸如此类的事，在当时虽算不上什么很坏，但总是欠缺的。陈寿在评论曹操时，极称赞其谋略、权变、法术和用人、创业的功绩，从无一语赞及他的品德。陈寿论到刘备时，认为备“机权于略，不逮魏武”。可是极力称颂刘备的“弘毅宽厚，知人待士”。说明陈寿是善于抓住曹、刘在德才上各自特色的。
许多同志认为曹操是我国古代卓越的军事家，我很同意。有些同志还认为曹操是我国古代卓越的政治家，我觉得有点偏高。因为曹操有过滥杀无辜人民的暴行。一个卓越的政治家应当不这样。另外，在个人品德作风上，曹操也有些欠缺，不足为后世法。既然称作历史上的政治家，就应当对后世能起榜样作用，曹操在这方面还不够规格。   

共相语

刘备托孤与诸葛亮的治蜀和北伐


一、夷陵之战与刘备托孤
　　建安二十五年（220年）十月，曹丕废汉献帝为山阳公，自立为帝（史称魏文帝），时蜀中“或传闻汉帝见害”，于是群臣劝汉中王刘备称尊号，备谦让未敢当，诸葛亮进言说：
　　昔吴汉、耿弇等初劝世祖即帝位，世祖辞让，前后数四，耿纯进言曰：“天下英雄喁喁冀有所望。如不从议者，士大夫各归求主，无为从公也”。世祖感纯言深至，遂然诺之。今曹氏篡汉，天下无主。大王刘氏苗族，绍世而起，今即帝位，乃其宜也。士大夫随大王久勤苦者，亦欲望尺寸之功，如纯言耳。
　　由上可知，刘备之建立蜀汉政权，也是其群臣的共同愿望与利益。于是刘备便作了皇帝，国号仍为“汉”，史称“蜀汉”，年号为章武（时为221年）。
　　史言刘备“忿孙权之袭关羽，将东征”。按刘备既以汉王朝的继承者自居，照理说他即位后应立即进兵讨伐篡汉的头号敌人曹丕，可是刘备却硬是要伐吴，“群臣多谏，一不从”。连刘备的亲信将领赵云都说：“国贼是曹氏，非孙权也，且先灭魏，则吴自服，……不应置魏，先与吴战”。可是刘备不肯听从。他这样作，既轻重倒置，也违背了联吴攻魏的既定方针。
　　孙权闻备将来伐，遣使求和，备不许。吴南郡太守诸葛瑾给备来笺说：“陛下以关羽之亲，何如先帝？荆州大小，熟与海内？俱应仇疾，谁当先后？若审此数，易于反掌”。来自吴人的议论，只能引起刘备的更大反感，而不会有何效果。
　　从刘备的态度看，好像是把替关羽复仇做为首要之务，实际也并非如此，从史书上看，刘备所最得力和喜爱的要员，首先是法正和庞统。他们死后，刘备都难过得流涕数日。《三国演义》说刘备闻关羽死讯，痛不欲生。正史并无此记述，只言备“忿孙权之袭关羽，将东征”。刘备之所以这样做，主要原因不是“忿”，而是“骄”。他一贯对吴估计不足，所以当他令关羽进攻襄、樊时，对吴戒备不周。根据避强攻弱的道理，他要攻吴而不听群臣谏阻。愿意跟随刘备伐吴的主要将领只有张飞。那时张飞镇守巴西，他本准备从阆中率兵万人与刘备会江州（今重庆市）。但飞在临行前，被其帐下将张达、范强刺杀。赵云因谏阻征吴，刘备未令他同行，而留他督江州。从刘备此次出征带领的文武官员看，其中既无卓越谋臣，也无知名宿将。只有一个黄权，原为刘璋部将，曾劝璋勿迎备入蜀；又不肯在刘璋降备之前投降。因此备对权甚为叹赏。后黄权向备献策进取汉中，取得了胜利。这次权向备献言：“吴人悍战，又水军顺流，进易退难，臣请为先驱以尝寇，陛下宜为后镇”。备不从，只遣权督江北军，以防魏师。这样，权虽出征，亦未得发挥多大作用。这是为什么？只因一个“骄”字占领了刘备的脑海，他认为自己伐魏，虽不能克，但对付吴还是满可以的。
　　且看孙权是怎样处置这次战争呢？前己叙及，孙权在偷袭荆州之前，已遣使向曹操上书，请以讨羽自效。曹操对此，采取了两面派手法，一方面答应给孙权保密；一方面将权书用箭射给关羽屯中，令吴、蜀互斗，而己乘其敝。可是曹操也未料到关羽失败得那样快。孙权获胜以后，为了怕刘备前来报复，仍旧继续向操讨好。刘备将率军东下时，孙权除向备求和外，还向曹丕称臣求降。以使自已不陷于两面作战的困境。在选择抵御刘备的将帅时，孙权也恰恰做到好处，陆逊在袭击关羽前，也曾向吕蒙献策袭羽，蒙虽未敢向逊透漏袭羽谋划，但背地向孙权称赞逊才堪大任。蒙死后，陆逊成为东吴首要将领。当此关键时刻，权任命陆逊为大都督，另外，派出的将领有朱然、潘璋、宋谦、韩当、徐盛、鲜于丹、孙桓等。孙桓是年轻的宗室，其他人都是富有战斗经验的宿将。至于调动的军队也达五万之众，从数量上看，尚较备军稍多。
　　蜀汉章武二年（222年）二月，刘备率诸将自长江南岸缘山截岭，到达夷道县的猇亭（令湖北宜都县西北长江北岸）。吴将皆欲迎击，陆逊曰：“备举军东下，锐气始盛，且乘高守险，难可猝攻，攻之纵下，犹难尽克，若有不利，损我大势，非小故也。今但且奖厉将士，广施方略，以观其变。若此间是平原旷野，当恐有颠沛交驰之忧，今缘山行军，势不得展，自当疲于木石之间，徐制其弊耳。”诸将不解逊意，以为畏敌，皆怀忿恨。
　　刘备不仅沿路联结少数民族，并且还派侍中马良顺着从佷山通往武陵的路拿金锦赐给五谿诸蛮夷首领，授以官爵，今其反吴。
　　刘备以冯习为大督，张南为前部督，从巫峡至夷陵界，连营数十屯。自正月与吴军相距，至六月，尚未进行决战。这时，备先遣八千兵埋伏山谷中，然后派吴班率数千人在平地立营，向吴军挑战，吴将皆欲出击，陆逊阻拦说：“此必有谲，且观之”。备计不得逞，只好召回伏兵。逊对诸将说：“所以不听诸君击班者，揣之必有巧故也”。
　　经过几个月的观察，陆逊给孙权上疏说：“夷陵要害，国之关限，虽为易得，亦复易失，失之非徒损一郡之地，荆州可忧。今日争之，当令必谐。备干天常，不守窟穴，而敢自送。臣虽不材，凭奉成灵，以顺讨逆，破坏在近。寻备前后行军，多败少成，推此论之，不足为戚。臣初嫌之水陆俱进，令反舍船就步，处处结营，察其布置，必无他变。伏愿至尊高枕，不以为念也”。
　　这时，曹丕听说刘备树栅连营七百余里，对群臣说：“备不晓兵，岂有七百里营可以拒敌者乎！”刘备这样把兵力分散在大江之滨的崎岖山岭间，既不能集中力量打击敌人，又难以互相救援，只有等着挨打了。
　　闰六月，陆逊终于下令要向汉军进行反击了。诸将并曰：“攻备当在初，今乃令人五六百里，相守经七八月，诸要害皆已固守，击之必无利矣”。逊曰：“备是猾虏，更尝事多，其军始集，思虑精专，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计不复生。掎角此寇，正在今日。”逊先派出一部分兵力，攻备一个营，结果不利。诸将皆曰：“空杀兵耳！”逊曰：“吾已晓破之之术。”于是令兵土各持一把茅草，分别从水陆向敌营进行火攻。倾刻间，火光四起，汉军大坏。吴军同时冲杀，斩张南、冯习及胡王沙摩柯等首，破汉军四十余营。备升马鞍山，陈兵自绕。逊督诸军四面蹙之，汉军土崩瓦解，死者万数。备乘夜遁逃。驿人将败兵所弃皑甲烧之于道，始得稍阻追兵。备得逃还白帝城。汉军舟船器械，水步军资，一时略尽。尸骸塞江而下。刘备还不服输，叹息说：“吾乃为逊所折辱，岂非天邪！”可见他原来多么轻视吴人了。
　　战争开始时，吴安东中郎将孙桓被备军围攻于夷道（今湖北宜都西北），桓向逊求救，逊不遣兵。诸将曰：“孙安东公族，见围已困，奈何不救？”逊曰：“安东得士众心，城牢粮足，无可忧也。待吾计展，不救安东，安东自解”。及逊破备，蜀军奔溃。桓后对逊说：“前实怨不见救，今日始知调度自有方耳”。
　　当逊刚被任命为大都督时，诸将或孙策时旧将，或公室贵戚，各自矜恃，不相听从。逊按剑曰：“刘备天下知名，曹操所惮，今在境界，此强对也。仆虽书生，受命主上，国家所以屈诸君使相承望者，以仆有尺寸可称，能忍辱负重故也。各在其事，岂复得辞！军令有常，不可犯矣。”及破备之后，计多出逊，诸将乃服。权闻之，问逊：“君何以初不启诸将违节度者邪？”逊答：“受恩深重，任过其才。又此诸将，或任腹心，或堪爪牙，或是功臣。皆国家所当与共克定大事者。臣虽驽懦，窃慕相如、寇恂相下之义，以济国事”。权大笑，称善。加拜逊辅国将军，领荆州牧，改封江陵侯。
　　刘备败退以后，在江北的黄权，因还道断绝，率军降魏。执法官要按军法诛权妻子，备曰：“我负黄权，权不负我也”。对权妻子仍同往常一样。权降魏后，受到曹丕善待，有人向曹丕和黄权报告蜀已诛权妻子。权对丕曰：“臣与刘、葛推诚相信，明臣本志。疑惑未实，请须后问”。不久得到确实消息，果如权所科。
　　刘备回到永安后，由于疲困、惭恚各种情绪的浸袭，身患重病，没有再回成都，把丞相诸葛亮从成都召来，嘱托后事。据《三国志》卷35《诸葛亮传》载：
　　章武三年（223年）春，先主于永安病笃，召亮于成都，嘱以后事，谓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先主又为诏敕后主曰：“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
　　《先主传》裴注引《诸葛亮集》：
　　先主临终时，呼鲁王与语：“吾亡之后，汝兄弟父事丞相，令卿与丞相共事而已”。
　　以上记述即历史上有名的刘备托孤。刘备对诸葛亮的寥寥数语，表达了他对亮的倚重和信任。一个饱经世态的国君，面对着自己明智不足的嗣子，并不是教给他用各种极术，保住皇位，而只嘱咐他像儿子对父亲那样听从老丞相的指引，以免不辨忠奸，危及大业。假若儿子不能继承堂构，与其把国事弄坏、社稷丧掉，还不如把皇位让给“功德盖世”的老丞相好呢！这种语言应是出自刘备的内心深处，不仅表达了备的意向和情款，而且也是可以令人理解的最好的处置办法。而诸葛亮在答话中所表现的忠贞无二、以死相报的口吻，同他以后不畏艰险、鞠躬尽瘁的伐魏事迹，前后掩映，令人感觉到他们君臣真是如同乳水交融、珠联璧合。非此君不能得此臣，非此臣不能答此君。这样的“君臣际会”，怎能不得到人们的同情与赞扬呢？无怪乎陈寿说这是“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也”；《资治通鉴》的注者胡三省也认为：“自古托孤之主，无如昭烈（刘备）之明白洞达者”。赵翼亦盛赞刘备托孤之语云：“千载之下，犹见其肝膈本怀，岂非真性情之流露”。在这种罕见的君臣关系中，人们对诸葛亮的歌颂已达到极高的程度，可是对刘备的托孤，人们还缺乏足够的重视与评价。甚至还有个别人认为刘备托孤之语只是一种权术，这种看法未免流于狭隘和猜度了。
　　刘备在军事上，诚然不具有第一流的韬略，他之所以能有三分基业和长期受到人们喜爱，还是因他善于用人和俱有较佳的作风。“三顾草庐”和“永安托孤”，就是以上两个优点加在一起的表现。刘备的用人待士，前面已提到一些事实。总起来看，刘备的用人有以下的长处与特点：
　　刘备比较能知人，善于发现人才。例如庞统、邓芝、马忠等都因与备谈话而受到赏识。备与马忠仅谈过一次话，就给尚书令刘巴说：“虽亡黄权，复得狐笃，此为世不乏贤也”。“世不乏贤”这句话，看来简单，但非善于知人者是不能道出的。那些庸碌或多疑的君主就经常感叹无才可用，或用而疑之。刘备临死时，告诫诸葛亮说：“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可是亮不以为然，后来亮初次伐魏，即用马谡为先锋，结果招致了街亭之败。说明刘备在知人方面，确实有高明之处。
　　刘备不只善于发现部属的才能，对于人的品性也有很强的辨别能力。例如当备被曹操击溃于当阳时，有人言赵云已北去投降曹操，备立即以手戟之曰：“子龙不弃我走也”。不久，赵云果然抱着备幼子阿斗（即后主刘禅）回来了。又如刘备领益州牧后，有人诬告李恢谋反，刘备立即“明其不然”。后备更提升恢为庲降都督。李恢在南中终于立下了很大功勋。
　　刘备对部属往往能体贴照顾，全其孝道。例如当备投靠公孙瓒时，渔阳郡人田豫“时年少，自托于备，备甚奇之”。后备为豫州刺史，田豫因母老，求归故里，备涕位与别，曰：“恨不与君共成大事也”。又如刘备在新野时，得徐庶而器之。徐庶后跟随刘备南逃，为曹操所追破，庶母被俘，庶因此向备请求到曹操那边去，刘备体谅其母子深情，还是忍痛割爱，令庶归北。
　　刘备用人注重德才兼备。备进取刘璋时，梓潼县令王连守城不降，备“义之，不强偪也”。及刘璋投降，备对王连甚为重用。备对忠孝卓著而早死的将领霍峻甚为悼惜，曾“亲率群僚临会吊祭，因留宿墓上，当时荣之。”
　　刘备同其部属的关系，比曹操、孙权更加诚恳和互谅。刘备个人的作风也较检点。赵翼言：“亮第一流人，二国俱不能得，备独能得之，亦可见以诚待人之效矣。”刘备在对待部属、百姓上，未见有屠城与灭人三族之事。至于曹操、孙权乃至司马懿均不能免此。如前所述，在赤壁战前，曹操已据有中夏，孙权亦有江东，而刘备则“众寡无立锥之地”。假若不是刘备在用人与作风方面有较好的表现，恐怕是不能成就其三分基业的。故我们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刘备是以用人和作风定三分的。
　　刘备在历代帝王中，俱有显著的特色。他之所以为后人熟知并有较佳印象，并非由于偶然因素。他的军事才略虽不突出，但在用人待士方面，在历代帝王中是罕见的，对后世亦俱有广泛而有益的影响。

二、诸葛亮治蜀
　　刘备在时，常外出征战，诸葛亮镇守成都，代行政事。备死后，刘禅继立，更“事无巨细，亮皆专之”。诸葛亮死后，蒋琬、费祎相继执政，“咸承诸葛之成规，因循而不革”。因此，蜀汉的政治，实以诸葛亮的措施为依归。我们现把诸葛亮治蜀的政策与措施叙述于下：
　　益州在刘焉刘璋父子统治时期，不但外来地主与土著地主之间的矛盾未能得到解决；就是刘璋本人和他的高级官员之间也存在着矛盾。刘璋既没有充分的力量节制骄恣的诸将，也没有能力选拔或重用优秀人才。因此他手下有才干的官员如张松、法正等便策划迎接刘备入蜀。这种情况，正如诸葛亮在隆中对时所说：“益州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刘备既利用刘璋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夺取了益州，他对于刘璋的旧部，便不能不有一个较好的安排。《三国志》卷32《先主传》称：
　　董和、黄权、李严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吴懿、费观等又璋之婚亲也，彭羕又璋之所排摈也，刘巴者宿昔之所忌恨也，皆处之显任，尽其器能。有志之士，无不竞劝。
　　这样，益州地主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缓和了，刘备的统治得到了巩固。诸葛亮执政后，对益州土著地主更注意笼络和摆用。如《三国志》卷42《杜微传》言：
　　建兴二年（224年），丞相亮领益州牧，选迎皆妙简旧德，以秦宓为别驾，五梁为功曹，微为主簿。
　　这三个人是书生儒士，其中秦宓比较有才学口辩。杜微则是一个老而且聋的人，刘备定蜀以后，他闭门不出。等到诸葛亮执政，则非把他罗致来不可。因他耳聋，两次给他做书面谈话；因他年老多病，不能做官，仍给他加上谏议大夫的名义。这是为什么？无非是以他做一个样子，以表示向益州地主开放政权罢了。
　　《华阳国志》卷9《李寿志》言“豫州入蜀，荆楚人贵”，诚然是事实。但蜀汉既在益州建国，诸葛亮便不能不从土著地主中选拔一些人才。如《三国志》卷41《杨洪传》：
　　始洪为李严功曹，严未至犍为，而洪已为蜀郡。洪迎门下书佐何祗，有才策功干，举郡吏，数年，为广汉太守。时洪亦尚在蜀郡。是以西土咸服诸葛亮能尽时人之器用也。
　　我们如果把《蜀志》各传翻看一下，即可看出益州土著地主如张裔、杨洪、马忠、王平、句扶、张翼、张嶷、李恢等都做到重要的职位，只是比丞相、大将军低些罢了。蜀汉以益州一隅之地，而能与曹魏相抗衡，其统治集团内部矛盾较少，当为重要原因之一。
　　诸葛亮的用人，还是以其本人及蜀汉政权为中心，而不容许部下有结党成派之事。土著地主在本地总是容易养成党派势力，因此，诸葛亮对土著地主虽注意擢用，但对他本人的继承者始终只从外来地主中培养。不仅籍隶荆楚的蒋琬、费禕因他的授意而相继辅政，就是降将涼州人姜维，也因为受到他的培植而成为蜀汉政权的最后支撑者。这虽因他们有相当的才干，同时也因他们是外来人，在益州没有什么亲党关系的缘故。不过，诸葛亮对益州土著地主的团结和重用，还是超过了以前的统治者。从两汉以来，在政治上一直受着歧视的益州人，对于诸葛亮之向他们开放政权，是乐于拥护的。诸葛亮连年北伐，向益州征兵要粮，未见有土著地主的反对，在军事前线，还得到他们的积极参加，这是与诸葛亮笼络土著地主、缓和客主矛盾政策的成功分不开的。
　　刘璋时代，对益州地方豪强无法控制，只得纵容。诸葛亮辅政，则厉行法治，他说：
　　刘璋暗弱，自焉以来，有累世之思，文法羁摩，互相承奉，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宠之以位，位极则残；顺之以恩，恩竭则慢，所以致弊，实由于此。今吾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荣恩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要，于斯而著。
　　　　诸葛亮对待豪强的政策，主要是赏罚分明，用罚以限制他们的为恶，用赏来给他们开辟政治上的出路。只要他们肯忠实地为蜀汉政权服务，便可以获得官爵禄位。因此诸葛亮的法治政策，不但收到了限制豪强的效果，也取得了利用豪强的成绩。同时也使蜀汉在政治上呈现了某种程度的清明。陈寿称亮之治蜀：
　　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也。
　　其他人也有类似的说法，实际上都未免形容过甚。因为在地主阶级统治的封建时代，要想把政治搞得这样公平合理，是不可能的事，如法正随意杀人，李严所在营私，诸葛亮都曾加以纵容。不过，诸葛亮对于官吏豪强的控制总是比较严格，为政也比较公平一些，这对人民来说，自然是有好处的。
　　另外，诸葛亮所施行的裁减官职、简化机构的措施，对于减轻人民的负担来说，也有些好处。
　　诸葛亮治蜀是刑法和德化并用。他能够以身作则。他的品质作风同他的能力一样受到人们的尊重和景仰。第一，亮工作勤谨，如《亮传》注引《魏氏春秋》说：“诸葛公夙兴夜寐，罚二十以上，皆亲览焉”。又《三国志》卷45《杨戏传》注引《襄阳记》载亮主簿杨颙称亮“自校簿书，流汗终日”。诸葛亮处理政务这样勤谨细致，一则可以使部属不易作弊和玩忽职守；二则可以了解下情，及时而较好地处理政务。第二，持身廉洁，如《亮传》言：“亮自表后主曰……‘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及卒，如其所言”。第三，作风公正，《三国志》卷43《张裔传》：“裔常称曰：‘公赏不遗远，罚不阿近，爵不可以无功取，刑不可以贵势免，此贤愚之所以佥忘其身者也。’”又《亮传》注引《亮集》：“亮与兄谨书日：‘乔（瑾次子，出继于亮）本当还成都，今诸将子弟，皆得传运，思惟宜同荣辱，今使乔督五六百兵，与诸子弟传于谷中’”。第四，不受谄谀，如《三国志》卷40《李严传》注引《亮集》：
　　严与亮书，劝亮宜受九锡，进爵称王。亮答书曰：“吾与足下相知久矣，可不复相解！……吾本东方下士，误用于先帝，位极人臣，禄赐百亿，今讨贼未效，知已未答，而方宠秦晋，坐自贵大，非其义也”。
　　第五，虚心纳谏，如《三国志》卷39《董和传》载：
　　亮后为丞相，教与群下曰：“夫参署者，集众思，广忠益也。若远小嫌，难相违复，旷阙损矣。违复而得中，犹弃弊�岸�获珠玉。然人心苦不能尽，惟徐元直处兹不惑。又董幼宰参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来相启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有忠于国，则亮可少过矣”。又曰：“昔初交州平，屡闻得失，后交元直，勤见啓诲。前参事于幼宰，每言则尽，后从事于伟度，数有谏止；虽姿性鄙暗，不能悉纳，然与此四子终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于直言也”。
　　诸葛亮诸如以上的品质作风，无疑在政治上产生了极其良好的作用和影响。
　　蜀汉的政治，在诸葛亮的统治下，不但较刘璋时代大有起色，就是与同时的魏、吴两国相比较，也要好一些。正因为如此，所以吴臣张温使蜀回去以后，曾赞美蜀政，以致引起了孙权的忌恨。当时魏国有才智的大臣刘晔、贾诩也说诸葛亮善治国。陈寿在《亮传》反复称颂诸葛亮治蜀的政绩，说得好似尽善尽妥，而陈寿对魏、吴两国的统治者则未有若此称述。诸葛亮死后，蜀汉的人民思念他，几十年不曾稍减，陈寿、袁准都说如西周人民之思念召公，可见诸葛亮之受人歌颂，在当时已经达到如是高度，若不是亮的政治措施能够符合人们的某些愿望和利益，岂能如此？至于诸葛亮在经济方面，也有很多重要成绩，此将在论述蜀国经济时再谈。
　　总之，诸葛亮德才兼备，其治蜀政绩是历史上罕见的。他的为政行事，固然也是代表地主阶级的利益，但对蜀国人民也有一定程度的益处，有些地方还可供后世借鉴。所以我们说：诸葛亮确实是我国古代一位卓越的政治家。

  三、联吴与南征
　　夷陵之战的结果，基本上确定了吴、蜀二国的边界，从此以后，两国再未动干戈。蜀在三国中，领土和人民最为小弱。魏是诸葛亮声讨的对象，自然不能与之妥协，吴虽已与蜀恢复交往关系，但一直不同魏断绝来往。就蜀中情况而论，刘备伐吴失败，丧失了许多军队，丢掉了大批军用物资，而且内部也不稳定。汉嘉太守黄元素为诸葛亮所不善，当亮东行省视刘备之疾时，黄元即举郡反叛，虽很快被讨平，但刘备死后，南中诸郡又皆反叛。诸葛亮为了让民休息，医治战败创伤，暂时撇开南中问题，首先从整顿内政和改善对吴关系着手。
　　诸葛亮是始终主张联吴的。他知道以弱小的蜀与强大的魏为敌，非先联吴不可。把吴国联络好以后，它纵然不能协同攻魏，蜀亦可无东顾之忧，而得全力对魏；魏则不能不以相当大的一部分兵力防吴。因此，诸葛亮于辅政之初，即派邓芝使吴，重申旧好。孙权这时还没有与魏断绝来往，迟迟不肯接见邓芝。邓芝给孙权上表说：“臣今来，亦欲为吴，非但为蜀也”。孙权才接见了他，谈话中仍以蜀弱魏强为虑。邓芝向孙权解释说：
　　吴蜀二国，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诸葛亮亦一时之杰也。蜀有重险之固，吴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长，共为唇齿，进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也。大王今若委质于魏，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下求太子之内侍。若不从命，则奉辞伐叛，蜀必顺流，见可而进。如此，江南之地，非复大王之有也。
　　孙权觉得邓芝的话确有道理，于是便与魏断绝关系，与蜀连和。从此蜀吴盟好，不但诸葛亮伐魏之师得以大举，就是终蜀之世，两国和好关系亦始终维持，说明诸葛亮的外交政策确实是正确的了。
　　蜀汉南部的益州（郡城在今云南晋宁县东）、永昌（郡城在今云南保山市）、牂柯（郡城在今贵州福泉县）、越巂（郡城在今四川西昌市东南）四郡，自秦代以来，就是少数民族与汉族杂居之地。这里的人民因为不能忍受当地官府的榨取，经常进行反抗。当地的豪强和少数民族上层人物则趁机进行叛乱活动。刘备在时，益州大姓雍闿已经开始反蜀活动，杀益州太守正昂，继位太守张裔也被缚送到吴。雍闿接受孙权永昌太守的封号，并派郡人孟获煽动各族上层分子反蜀。牂柯太守朱褒、越巂叟帅高定一齐响应。诸葛亮因为蜀汉被吴击败不久，元气损失非常大；且刘备刚死，蜀人有些不安的情绪，故未便用兵镇压，一方面派人到吴与孙权重新建立起盟好关系；一方面务农殖谷，闭关息民。等到后主刘禅建兴三年（225年）三月，诸葛亮亲自率兵南征，参军马谡送之数十里，亮对谡日：“虽共谋之历年，今可更惠良规”。于是马谡提出以下的建议：
　　南中恃其险远，不服久矣；虽今日破之，明日复反耳。今公方倾国北伐，以事强贼，彼知官势内虚，其叛亦速。若殄尽遗类，以除后患，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仓卒也。夫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愿公服其心而已。
　　马谡这种“攻心”的策略，正与诸葛亮平素对付少数民族的政策相合。远在隆中对策时，他即主张“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即对少数民族只采用温和的怀柔政策，而不专凭武力的强压。所以诸葛亮采纳了马谡的建议。这次南征，除杀掉高定、朱褒（雍闿先已被高定部曲所杀）等几个首先反抗的首领以外，对其他的少数民族与汉族上层分子，可以降服的则尽量收用，以便通过他们来统治南中人民。“七禽孟获”就是其中一个显著的例子。据《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
　　亮在南中，所在战捷。闻孟获者，为夷汉并所服，募生致之。既得，使观于营阵之间，问曰：“此军何如”？获对曰：“向者不知虚实，故败；今蒙赐观看营阵，若只如此，即定易胜耳”。亮笑，纵使更战。七纵七禽，而亮犹遣获，获止不去，曰：“公天成也，南人不复反矣。”
　　诸葛亮对孟获所以这样不惮烦地屡禽屡纵，并非仅仅为了让孟获一个人心服口服，而是体现了他对待少数民族的政策。我们知道蜀汉的领土比起诸葛亮正要讨伐的曹魏来，要小得多。而在这块小小的领土中，南中又要占去一半，在这半壁疆土中，有丰富的金、银、丹、漆、耕牛、战马，还有性情质朴而强悍善战的各族人民，都是增加蜀汉人力物力的重要因素。诸葛亮如果不能好好地掌握这些条件，是很难与魏国抗衡的。然而诸葛亮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些条件呢？专门使用武力的政策是不能奏效的。因为诸葛亮既不能用武力驱使南中各族为他效命于北伐战场，更不能分出较多的兵力留戍南中，最好还是通过南中的上层分子来调动南中人民来为蜀汉政权效劳。这就是诸葛亮对孟获所以要七禽七纵的原因，也是诸葛亮对少数民族一向主张“和”、“抚”的真正动机。
　　有人怀疑这“七禽七纵”的事是否符合历史的真实，这事不见于陈寿《三国志》，可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采用了它。我认为不管诸葛亮禽过孟获几次，但他平素对少数民族主张“和”、“抚”政策，这次又采取了马谡以“攻心为上”的建议，而且，事实上，孟获后来也做了蜀汉中枢政权的“御史中丞”，从这一系列事实来看，这件七禽七纵的事还是与诸葛亮的一贯政策不相矛盾的，这种传说总是事出有因的。如果说一定没有这种事，也是缺乏根据的。
　　《汉晋春秋》又言诸葛亮收降孟获以后，“遂至滇池，南中皆平”。《三国志》卷39《马良传》注引《襄阳记》说：
　　赦孟明以服南方，故终亮之世，南方不敢复反。
　　在这里，我们需要知道的，即所谓“终亮之世，南方不敢复反”，并不是事实。据《三国志•蜀志》以下各传记载可以看出反叛之事还是不少的。《李恢传》：
　　后军还，南夷复叛，杀害守将。恢身往擈讨，�烤《窭唷�
　　《吕凯传》：
　　亮至南，……以凯为云南太守，封阳迁亭侯。会为叛夷所害。
　　《张嶷传》：
　　越巂郡自丞相亮讨高定之后，叟夷数反。
　　《马忠传》：
　　建兴十一年，南夷豪帅刘胄反，扰乱诸郡。征庲降都督张翼还，以忠代翼。忠遂斩胄，平南土。
　　可见在从建兴三年（225年）诸葛亮南征到建兴十二年（234年）诸葛亮死的九年中，南中各族仍屡有反抗事件，不过规模较小，影响不大罢了。
　　《三国志》卷35《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记述诸葛亮对南中的处理办法说：
　　南中平，皆即其渠帅而用之。或以谏亮，亮日：“若留外人，则当留兵，兵留则无所食，一不易也；加夷新伤破，父兄死丧，留外人而无兵者，必成祸患，二不易也；又夷累有废杀之罪，自嫌衅重，若留外人，终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运粮，而纲纪粗定，夷汉粗安故耳”。
　　以上“不留外人，不留兵”的记载是否可靠呢？根据《华阳国志》卷4《南中志》与《三国志》卷43《李吕马张传》的记载，诸葛亮于征服四郡以后，改益州郡为建宁郡，从建宁、越巂两郡分出云南郡，从建宁、牂柯两郡分出兴古郡，以原庲降都督建宁人李恢为建宁太守，仍兼庲降都督；以原永昌郡吏永昌人吕凯为云南太守；以原永昌府丞永昌人王伉为永昌太守；以原越巂太守巴西人袭禄为越巂太守；以门下督巴西人马忠为牂柯太守。六郡的太守，唯兴古郡不可考。从上面五个太守看，他们都参加过这次战争。如果说一点兵都不留，恐怕是不确切的，不过上面五个太守除马忠外，原来都在南中，并且有三个是南中人。这样，诸葛亮留下的兵自然是为数很少的。至于太守以下，则“皆即其渠帅而用之”，并不打乱各族的原状，不剥夺豪帅大姓的特权，以争取“夷汉粗安”，这就是诸葛亮“和”、“抚”政策的具体内容。所以《汉晋春秋》这段记载还是大致可信的。
　　我们把诸葛亮对待南中少数民族的政策归纳于下：
　　（1）采取令各族自治的政策。除了各郡长官由蜀汉政府委任以外，其他仍“皆即其渠帅而用之”，并不变动各族原有的组织，以争取豪帅大姓的合作，通过他们统治各族人民。
　　（2）各族中的豪帅，可以使用的便以官爵笼络，如孟获官至御史中丞，爨习官至领军，孟琰宫至辅汉将军。至于其中不易制服的豪帅大姓，则把他们迁至成都，以便就近管束，减轻南中的反抗力量。
　　（3）取各族中的强壮者为兵。如《华阳国志》卷4《南中志》载：“移南中劲卒青羌万余家于蜀，为五部，所当无前，号为飞军”。蜀将王平北伐时带领的“五部”，当即系由他们所组成的队伍。又孟琰亦曾参加北伐。这些少数民族质朴而勇悍善战，诸葛亮的军队作战能力很强，此为原因之一。
　　（4）在经济上，向各族征取贡赋，以弥补蜀汉物资的不足。如《诸葛亮传》载：“军资所出，国以富饶”。《三国志》卷43《李恢传》载：“南土平定，……赋出叟、濮耕牛、战马、金、银、犀、革，充继军资，于是费用不乏”。
　　由上可知，诸葛亮对南方各族使用与榨取的程度是很重的，当后来魏将邓艾的军队深入蜀境时，刘禅曾考虑退保南中，主张向魏投降的谁周给刘禅上疏中就说到这种情况：
　　南方远夷之地，平常无所供为，犹数反叛。自丞相亮南征，兵势逼之，穷乃幸从。是后供出宫赋，取以给兵，以为愁怨，此患国之人也。今以穷迫，欲往依恃，恐必复反叛。
　　不过，在此还须指出二点：
　　（1）诸葛亮的为政，陈寿称：“科教严明，赏罚必信，至于吏不容奸，强不侵弱”。这种情况是对蜀汉治理国家的概括，当然也适用于南中各族。即在亮的统治下，他们被榨取的程度虽然并不轻，但官吏从中作弊的情况会较少一些，因此还是能够得到一点好处。蜀汉在南中任职的官吏如李恢、张翼、马忠、张嶷等都是声望较高的军政要员，他们在诸葛亮严格的法令、军纪监督下，可能有较好的表现，如马忠、张嶷死后，南中人民还为他们“立庙”，说明对之尚有好感，他们可能不是贪污的官吏。
　　（2）诸葛亮对南中人民，一方面固然榨取他们，另一方面也给他们带来较先进的生产技术，以加速当地的生产。虽然亮的主观意图，是为了增加政府的收入，但落后地区的开发，对各族人民还是有利的。
　　由于以上两个理由，可知南中人民在诸葛亮的统治之下，所受政府的榨取数额可能比以前还多，但吏治较上轨道、生产有所提高，人民的负担就可能比以前轻些。
四、诸葛亮北伐
　　诸葛亮把蜀汉内部事务都做了安排以后，于蜀汉后主建兴五年（227年）率领诸军北驻汉中，企图完成他统一中国的事业。就在临行前，他给后主上了一个疏，即著名的《出师表》。据《三国志》卷39《董允传》言亮所以上此表，乃怕后主“朱紫难别”，故谆谆嘱咐，提醒庸碌的后主务必要“亲贤臣，远小人”。由于诸葛亮选用僚属首先注重品格和作风，所以他培养的接班人蒋琬、费祎、董允等皆公忠守正之士，直到蒋、费等人相继凋谢以后，后主所宠爱的宦人黄皓始干扰政事。由是观之，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苦口婆心地告诫后主亲贤远佞，广开言路，确实并非过虑，而是针对后主不辨忠奸的致命弱点而发的，也是他解除后顾之扰以专心北伐而采取的重要措施。就当时形势而论，蜀汉既未能保有荆、益，以便从两路进军，对魏采取钳形的攻势，敌国又无变可乘。特别是魏、蜀两国的实力相差很大，蜀无论在领土、物产、兵力各方面，都不能和魏相比。所以诸葛亮伐魏的战争，是在极不利的条件下进行的。
　　综计诸葛亮自建兴六年（228年）春初次北伐，到建兴十二年（234年）秋病死于魏境，六七年之间，共与魏作战七次：
　　第一次：建兴六年（228年）春，诸葛亮扬声由斜谷道攻取郿县，使镇东将军赵云、扬武将军邓芝率一支人马为疑军，据箕谷（箕山之谷，在令太白岭之西坡）；诸葛亮亲自率领大军攻祁山（今甘肃西和县北七里）。那时魏国人们只知道蜀有刘备，刘备死后，一直寂然无闻，所以对于蜀军进攻并无防备，猝然听说亮军将至，极为恐惧，加上诸葛亮的军队戎阵整齐，号今明肃，所以天水（郡城冀，令甘肃甘谷南）、安定（郡城临泾，今甘肃镇原南五十里）、南安（郡城�鄣溃�今甘肃陇西东南）三郡一齐叛魏应亮，关中为之震动。于是魏明帝遣大将军曹真都督关右诸军，屯驻郿县，另外派出步骑五万，由右将军张郃率领西上，拒亮先锋。魏明帝还亲自到长安坐镇。
　　诸葛亮这次出军，形势是较好的。当时别人都说应用旧将魏延、吴懿等为先锋，可是诸葛亮却不顾众人的意见，令他素所赏识的马谡为先锋。谡率领诸军与魏将张郃战于街亭（在今甘肃秦安东北），谡违亮节度，又不听副将王平劝告，所采取的措施都迂阔而烦扰。他不肯守城，远离水源，把部队带到南山上，欲凭高作战，致使汲道被张郃断绝，士卒饥渴困顿，以至溃败。诸葛亮进无所据，只好拔西县（令甘肃西和县）千余家，回到汉中。
　　赵云、邓芝的部队亦因兵弱敌强，失利于箕谷，“然敛众固守，不至大败”。退军时，云亲自断后，兵将未有离失，军资什物，亦无若何损失。当街亨战败时，诸军星散，唯王平“所领千人，鸣鼓自持，张郃疑其伏兵，不往逼也”。于是王平徐徐收合诸剩余兵将而还。诸葛亮“既诛马谡及将军张休、李盛，夺将军黄袭等兵，平特见崇显，加拜参军，统五部（由南中少数民族组成的劲旅），兼当营事。进位讨寇将军，封亭侯。”诸葛亮这次出军如说有收获，即徒西县人户千余家，并赏识了王平，收降了魏天水郡参军姜维。马谡虽饶有才华、口辩，又与亮关系亲近，但亮为了严肃军纪，还是挥淚斩了马谡。亮还引咎自责，给后主上疏说：“臣……不能训章明法，临事而惧，至有街亭违命之阙，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无方。臣
　　明不知人，恤事多�悖�《春秋》责帅，臣职是当。请自贬三等，以督厥咎”。于是以亮为右将军，行丞相事，所总统如前。
　　第二次：建兴六年（228年）秋，魏大司马、扬州牧曹休被吴大都督陆逊大破于石亭（今安徽潜山县东北）。至冬，诸葛亮复出军攻魏。据《三国志》卷35《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言：亮闻孙权破曹休，魏兵东下，关中虚弱，亮于是又给后主上了一个表——即所谓《后出师表》。《资治通鉴》亦和《汉晋春秋》一样，抄录了《后表》全文。按《后表》是否为诸葛亮自作，历来颇多争论。我以为《后表》决非亮自作。第一，表中所言“丧赵云”等一系列事实与史实不符；第二，《后表》文辞浅陋，信心丧失，与亮气吞中原的素志迥不相合；第三，《后表》写作目的不明确，表中所言议者反对北伐，实无其事；第四，《后表》并非张俨所伪造，因俨对亮之将才估价极高，对亮之北伐亦抱乐观态度，此与《后表》之悲观失望口吻全不相合；第五，《后表》的作伪者乃是亮之胞侄、吴大将军诸葛恪，恪锐意北伐，吴人激烈反对，恪有造此表的必要，只要详察恪之谕众论文和当时吴政情，即可窥知《后表》系恪假造。
　　十二月，诸葛亮引兵出散关（今陕西宝鸡市西南），围陈仓（今宝鸡市东）。原来曹真已料到“亮惩于祁山，后出必由陈仓，乃使将军郝昭、王生守陈仓，治其城”。所以这次诸葛亮到来，陈仓魏军已有准备。亮先使郝昭乡人靳详于城外劝昭投降，昭坚辞拒绝。亮自以有众数万，而昭兵才千余人，又料魏援军未必能很快到达，乃进兵攻昭，起云梯冲车以临城。昭于是以火箭逆射其梯，梯燃，梯上人全烧死；昭又以绳连石磨压亮冲车，冲车折。乃更为井阑百尺以射城中，并以土丸填壍（同堑，绕城水沟），欲直攀城，昭又于内筑重墙。亮又为地突（地道），欲踊出于城里，昭又于内穿地横截之，昼夜相攻拒二十余日。”
　　曹真遣将军费曜等来救，魏明帝又驿马召张郃自方城（今河南方城县）西上击亮。帝自到河南城（在洛阳西），置酒送郃，问郃：“迟将军到，亮得无已得陈仓乎？”郃知亮深入无谷，屈指计曰：“比臣到，亮已走矣”。于是郃日夜赶路，未至，亮已因粮尽退军。魏将王双率骑追亮，为亮所杀。
　　第三次：建兴七年（229）春，诸葛亮遣陈式攻武都（郡治下辨，今甘肃成县西北）、阴乎（郡治阴平县，今甘肃文县）。魏雍州刺史郭淮率众欲击式。亮自出，至建成（令甘肃西和县西）。郭淮退走，亮遂得二郡。后主复策拜亮为丞相。亮为巩固汉中防务，于本年底徙府营于南山下原上，筑汉城于沔阳（在今陕西勉县），筑乐城于城固（今陕西城固县）。
　　第四次：建兴八年（230年）秋七月，魏明帝从大司马曹真议，分兵三路大举伐蜀：司马懿由西城（陕西安康县西北）；张郃由子午谷（子午道南口曰午谷，在洋县东百六十里之子午河口。北口日子谷，在长安南百里，子午谷长六百六十里）；曹真由斜谷，共攻汉中。诸葛亮闻魏军将至，率领诸军于城固赤阪（今洋县东二十里龙亭山南）待之，会天大雨三十余日，栈道断绝。九月，魏明帝诏曹真等班师。
　　第五次：建兴八年（230年），诸葛亮使魏延、吴懿西入羌中（今甘肃省临夏自治州等地），大破魏后将军费曜、雍州刺史郭淮于阳谿（在今甘肃武山县西南）。延因功迁前军师、征西大将军，懿迁左将军、高阳乡侯。
　　第六次：建兴九年（231年）二月，诸葛亮率诸军再次进围祁山，用新造成之木牛运粮，并特今李严以中督护兼署丞相府事，在汉中专管督运军粮。这时魏大司马曹真已有疾，魏明帝特召镇守宛城的大将军司马懿入朝，告以“西方有事，非君莫可付者”。乃使懿西屯长安，都督雍梁二州诸军事，统车骑将军张郃、后将军货曜、征蜀护军戴陵、雍州刺史郭淮等讨亮。张郃劝懿分军屯雍（今陕西凤翔县）、壅（今陕西眉县）为后镇。懿曰：“料前军能独当之者，将军言是也，若不能当而分为前后，此楚之三军所以为黥布禽也”。于是遂向祁山进兵。诸葛亮闻懿等将至，分兵留攻祁山，自逆懿于上邦。郭淮、费曜等迎击亮，为亮所破。亮因大芟其麦，进而与懿遇于上邦东。懿敛军依险，亮不得战：乃引军南还。懿等尾随亮，至西城，懿仍登山掘营自守，不与亮战。将军贾栩、魏平数请战，懿不允，诸将因曰：“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五月，懿使张郃攻蜀无当监王平于祁山之南屯，自按中道向亮。亮使魏延、高翔、吴班迎战，大破魏军，“获甲首三千级、玄鎧五千领、角弩三千一百张”。司马懿回营固守。祁山方面，因王平坚守南屯，张郃进攻不克，及闻懿军失利，郃亦退军。
　　六月，亮粮尽退军，懿使张郃追亮。郃曰：“军法……归军勿追”，懿不听，郃不得已，遂进。追至木门（今甘肃西和县东南），与亮交战，“蜀人乘高布伏，弓弩乱发，飞矢中郃右膝而卒”。
　　第七次：诸葛亮鉴于每次出军，都因粮尽退还，所以自建兴九年（231年）再出祁山之后，即劝农讲武，作木牛、流马，运米集斜谷口，治斜谷邸阁；息民休士，三年而后用之。至建兴十二年（234年）二月，亮调动所能征发的军队，出斜谷北伐，并遣使至吴约孙权同时出兵击魏。
　　诸葛亮到达郿县后，屯于渭水之南。司马懿也引军渡渭，背水为垒以拒亮。懿谓诸将曰：“亮若出武功，依山而东，诚为可忧；若西上五丈原（在武功西十里），诸将无事矣。”亮果屯于五丈原。郭淮以为亮必争北原，宜先据之，议者多谓不然，淮曰：“若亮跨渭登原，连兵北山，隔断陇道，摇荡民夷，此非国之利也”。懿乃使淮屯北原。淮到，堑垒未成，蜀兵大至，淮以居高临下的优势，驱走之。司马懿这次对亮仍采取避不交锋以待其粮尽自退的办法，亮亦不能不做长久屯驻之计，于是分兵屯田，其兵耕种于渭滨居民之间，而各安生业，互不干扰。
　　司马懿与亮相守百余日，亮屡挑战，懿不出。亮乃遗懿巾帼妇人之服，懿怒，上表请战，魏明帝使卫尉辛毗杖节为军师以制止之。蜀护军姜维谓亮：“辛佐治杖节而到，敌不复出矣”。亮曰：“彼本无战情，所以固请战者，以示武于其众耳。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岂千里而请战邪！”
　　至八月，亮卒于军中，丞相长史杨仪按照亮临终前退军节度，整军上道。百姓奔告司马懿，懿引军追。姜维令杨仪反旗鸣鼓，苦将还击者，懿遂退，不敢逼。于是蜀军结阵而去，入斜谷然后发丧。于是百姓为之谚曰：“死诸葛走生仲达（司马懿字仲达）”。懿闻之，笑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故也”。懿巡视亮之营壘处所，叹曰：“天下奇才也！”追至赤岸（今陕西褒城北），不及而还。
　　在以上七次战争中，除第四次为守禦外，其余六次均为诸葛亮主动出击，俗谓亮“六出祁山”，实际亮出祁山只有二次，即第一及第六次。
　　因为亮北伐没有成功，人们便提出了他是否长于将略的问题。对此我们不在这里仔细讨论，但确知，诸葛亮在军事上是颇具特色的：
　　（1）军纪严明。《亮传》载：
　　亮身率诸军攻祁山，戎阵整齐，赏罚肃而号令明……分兵屯田，为久住之基，耕者杂于渭滨居民之间，而百姓安堵，军无私焉。
　　《亮传》注引《袁子》也说亮：
　　其兵出入如宾，行不寇，芻荛者不猎，如在国中。
　　诸葛亮的军队纪律很好，不随意杀人，不像曹操及其手下诸将常有屠城和滥杀的事。
　　（2）训练有素。诸葛亮对于兵士的训练极为重视，他对此亦极擅长。陈寿称他“治戎为长”；袁准说他的军队“止如山，进退如风”。说明其军队是训练有素的。
　　（3）精制兵器。诸葛亮对兵器的制造极为讲求。陈寿在《亮传》称“亮性长于巧思，损益连弩，木牛流马，皆出其意”。《宋书》卷86《殷孝祖传》载：“御杖先有诸葛亮筩袖铠帽，二十五石石弩射之不能入”。《亮传》注引《魏氏春秋》言：“损益连弩，谓之元戎，以铁为矢，矢长八寸，一弩十矢具发。”这种武器在当时也算是先进的。故《亮传》注引《蜀记》载晋初镇南将军刘弘之言日：“神弩之功，一何微妙！”诸葛亮的军队战斗力所以很强，擅长用箭，当为其原因之一。
　　（4）讲求阵法。陈寿称亮“推演兵法，作八阵图，咸得其要”；晋将刘弘也说：“推子八阵，不下孙吴”。亮自己亦言：“八阵既成，自令行师，庶不覆败矣。”及蜀亡，晋武帝还今陈勰“受诸葛亮围阵用兵倚伏之法”。袁准称亮之行军，“所至营垒、井灶、圊溷、藩篱、障塞，皆应绳墨，一月之行，去之如始至”。及亮身死军退之后，司马懿巡视了他的营垒驻所，叹赏为“天下奇才”。说明亮对与军事有关的各种事物多有自己独特的创造。
　　从诸葛亮军队的战斗力来看，他虽然处在兵少将寡和运粮困难的不利条件下，仍屡次对魏采取主动的攻击，使身拥强兵并富有军事韬略的司马懿任其“自来自去”，甚至受到“巾帼妇人之服”的污辱，还被时人讥之为“畏蜀如虎”、“死诸葛走生仲达”。就此而论，谓亮不长于将略，恐难令人心折。至于曹操，当诸葛出佐刘备时，操已称霸中原，而刘备尚无尺寸之土。而后备竟能据有蜀汉之地。就此观之，操之军事能力未必胜过诸葛亮，且军事不能离开政治、经济、外交及个人品质作风等因素。如果言诸葛将略非长，恐非确论。   

共相语

   曹魏的屯田


一、募民屯田的举办
　　关于曹魏屯田的兴办，本书第三章已经提及，这里再进一步探讨如下：
　　曹魏屯田，颇为史家重视，唯其中一些问题，迄未取得一致意见，因之在叙述时，便不能不按照自己认为稳妥的想法陈说。屯田制度固完善于曹魏，其渊源尚可追溯到汉代以前。我先民自古即注重农事，操国柄者皆知战胜或御敌，都离不开军粮供应。故晁错《论贵粟疏》引神农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亡粟，弗能守也”。“神农”虽非真有其人，但假托者至少亦为战国时人，则可相信。秦孝公时，商鞅“以三晋地狭人贫，秦地广人寡，故草不尽垦，地利不尽出，于是诱三晋之人，利其田宅，复三代，无知兵事，而务本于内，而使秦人应敌于外”。像商鞅这样给移民以国有土地而今其耕作，再以所产粮谷供应军食的策略，已与曹魏募民屯田有类似的目的与情况。《竹书纪年》载：“魏襄王十七年（前302年）邯郸命吏大夫奴迁于九原（今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以西）；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斥逐匈奴后，在今年蒙古自治区河套一带置四十四个县城。以上两种措施显系移民垦殖，以供军食而固边防。《汉书》卷**上《主父偃传》载主父偃对汉武帝言：“朔方地肥饶，外阻河，蒙恬筑城以逐匈奴，内省转输戍漕，广中国，灭胡之本也。”其中“内省转输戍漕”语，无论对秦对汉都同样适用，如果说秦始皇置县移民，原无就地产粮供军以省从内地运粮的用意，未免低估古人。可以相信屯田从战国时已见端倪，至秦而完成。
　　晁错在其著名的《守边备塞疏》，即吸收了前代移民实边的经验而发扬完善之。其要点为使移民有配偶、室屋、土地、田器；还建立伍、里、连、邑组织，于农暇进行军事教习，并修筑防御工事。疏中所言安置内地移民诸措施，如“审其土地之宜”；“居则习民于射法，出则教民于应敌”；“使远方无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系虏之患”。都与曹魏屯田相类似。其渊源关系不言而喻。汉武帝时，随着反击匈奴战争的胜利和西域的开通，汉在河西、新秦中等地屡兴屯田。东汉初年，陇西太守马援在苑川（今甘肃榆中县大营川地区）兴办之屯田，将收获物与田户中分，为屯田收租开一新法，而为曹魏所沿用。汉献帝初平四年（193年），徐州牧陶谦表陈登为典农校尉，“登乃巡土田之宜，尽凿溉之利，秔稻丰积”。陈登屯田时间较曹操在许屯田早三年。
　　所有以上事实，表明屯田之制，并非曹操独创，而是商鞅变法以来长期积累演进的结果。至于曹魏屯田规模与作用之大，则为前代与后世所不及。
　　曹魏屯田的兴办，陈寿在《三国志》卷1《武帝纪》只有极简短的叙述：
　　是岁（建安元年），用枣祗、韩浩等议，始兴屯田。
　　裴注于此下引《魏书》言：
　　自遭荒乱，率乏粮谷。诸军并起，无终岁之计。饥则寇略，饱则弃余，瓦解流离，无故自破者，不可胜数。袁绍之在河北，军人仰食桑椹。袁术在江淮，取给蒲赢。民人相食，州里萧条。公曰：“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是岁，乃募民屯田许下，得谷百万斛。于是州郡例置田官。
　　《资治通鉴》卷62建安元年载：
　　中平以来，天下乱离，民弃农业，诸军并起，率乏粮谷……羽林监枣祗请建置屯田，曹操从之，以祗为屯田都尉，以骑都尉任峻为典农中郎将，募民屯田许下，得谷百万斛。于是州郡例置田官……军国之饶，起于祗而成于峻。
　　从以上三处已载看：裴注引《魏书》把屯田的创办，归功于曹操本人，未提谁曾向操建议屯田之事。《通鉴》则引用了《魏书》对当时诸军普遍缺粮的叙述，可是只字未提操本人原来对兴办屯田有何想法，同《武帝纪》一样突出枣祗的屯田建议，而只言操从之。我以为《魏书》所引操鉴于“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日定西域”而积极主张屯田之语，必有所本。从《曹操集》看，操素有“三年耕为九年畜”和“为战士爱粮”的农战思想；他自幼熟读兵书，对足食强兵之道，早有借鉴：且生死攸关的军食需要也必定使操产生兴办屯田的意图。操起兵后，屡遭败衂，兵少粮单，时而因粮尽退军，时而不得不吃人肉脯，直到建安元年在往迎献帝途中，仍不得不令士兵食干椹充饥。因此，操本人不能不产生修农畜粮的强烈要求。故当操破汝颖黄中时，得到许多耕牛农具，恰恰正是屯田所需，因之在操召集的“大议损益”会议上，枣祗首先提出兴办屯田，正与操意同，于是屯田遂得以创办。我们知道，一个军政领导者在有所作为时，往往先召开会议，广泛听取群下意见，然后决定取舍。假若先抛出自己的主张，然后交群下讨论，就会挫伤群下主动思维的积极性，也不利于观察群下的识见和才能。我们讲兴办屯田时，既肯定枣祗的首倡之功，同时也要肯定曹操善于借鉴先代良式和择善而从的识见。
　　枣祗不仅是曹魏屯田的最早倡议者，也是兴办屯田的领导者，建安元年枣祗在许创办屯田成功，始广泛推行于各地。因枣祗对屯田事业贡献很大，他死后，曹操曾下令嘉奖说：
　　故陈留太守枣祗，天性忠能，始共举义兵，周旋征伐。后袁绍在冀州，亦贪祗，欲得之，祗深依附于孤。使领东阿令。吕布之乱，兗州皆叛，惟范、东阿完在，由祗以兵据城之力也。后大军粮乏，得东阿以继，祗之功也。及破黄巾，定许，得贼资业，当兴立屯田，时议者皆言当计牛输谷，佃科以定。施行后，祗白以为僦牛输谷，大收不增谷，有水旱灾除，大不便。反复来说，孤优以为当如故，大收不可复改易。祗犹执之，孤不知所从，使与荀令君议之。时故军祭酒侯声云：“科取宫牛，为官田计。如祗议，于官便，于客不便。”声怀此云云，以疑令君。祗犹自信，据计划还白，执分田之术。孤乃然之，使为屯田都尉，施设田业。其时岁则大收，后遂因此大田，丰足军用。摧灭群逆，克定天下，以隆王室。祗兴其功，不幸早没，追赠以郡，犹未副之。今重思之，祗宜受封，稽留至今，孤之过也。祗子处中，宜加封爵，以祀祗为不朽之事。
　　此令是有关屯田的第一手资料，在兴办屯田的具体措施上，枣祗力排众议，确立了最能“丰足军用”的“分田之术”。由于枣祗功效卓著，故祗死后，操特地下令表扬，充分显示了枣祗在曹魏屯田中的突出作用。
　　在执行屯田任务中，任峻和国渊的贡献也很大。枣祗兴办屯田成功后，曹操以任峻为典农中郎将，主管屯田事。《三国志》卷16《任峻传》言“军国之饶，起于枣祗而成于峻”。
　　国渊原为曹操司空掾属，继枣祗、任峻之后，典掌屯田事，“渊屡陈损益，相土处民，计民置吏，明功课之法，五年中，仓廩丰实，百姓竞劝乐业”。由此看来，操为司空时，总管屯田事业的乃是国渊，而非以往人们所说的大司农。
　　对曹操屯田有贡献的人，还应提到袁涣。《三国志》卷11《袁涣传》言：
　　是时，新募民，开屯田，民不乐，多逃亡，涣白太祖曰：“夫民安土重迁，不可卒变，易以顺行，难以逆动，宜顺其意，乐之者乃取，不欲者勿强”。太祖从之，百姓大悦。
　　由上可知，刚召募人民屯田时，人民习惯于自耕自食的生产模式，一旦被强迫放置在国有土地上耕作，既疑虑谷物成熟后自己能否得到实惠，也厌恶军事编制的严格束缚，因此便擅自逃亡。不屑说，典农官对待逃亡者的办法是追捕和惩罚。这样更加重了屯民的畏惧，甚至出现怠工情绪。袁涣向曹操建议变强迫为自由应募，既可使人民自觉自愿地参加屯田，也迫使典农官不敢过分虐待屯田民，从而有利于生产和积聚粮谷。袁涣的建议，得到了曹操的听从，从而得到了百姓的欢迎。当然，所谓“顺行民意”，也只能有限度地作到，但总会有所改善。所以说，曹魏屯田所以能成功，不仅归功于倡议者和执行者，也应当赞扬使屯田得以顺利进行的袁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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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魏的屯田
    二、民屯的组织
　　曹魏屯田原来并无所谓民屯与军屯之别，近代史家为了叙述和研究的方便，始加以区分。实则，二者很难截然辨别，因二者有同有异，同处在于均为供应军粮而兴办，且均采取军事编制，有战争时参加民屯的劳力亦需执干戈以对敌；异处在于军士以战守攻取为主，屯田民则主要从事农垦生产，二者在编制与待遇上亦有区别。论创办先后，民屯在先，兹先谈民屯，据《后汉书•百官志》注引《魏志》曰：
　　曹公置典农中郎将，秩二千石；典农都尉，秩六百石或四百石；典农校尉，秩比二千石。所主如中郎，部分别而少为校尉丞。
　　典农系统与一般郡县行政系统有不同的组织与编制。典农中郎将和典农校尉相当于郡国守相级地方官。大的郡国设典农中郎将，小郡设典农校尉。典农都尉也叫“屯田都尉”或。‘绥集都尉”。顾名思义，绥集都尉设置在边疆多事之地。如《三国志》卷16《仓慈传》言：“建安中，太祖开募屯田于淮南，以慈为绥集都尉”。因淮南界吴，故置绥集都尉，亦寓有安抚屯田农民之意。典农都尉和绥集都尉相当于县令长。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和加强对屯田民的管制，屯田官带有军衔。典农都尉下面的生产单位是屯，屯置司马一人，主管屯内生产事务。《晋书》卷16《食货志》载晋武帝咸宁元年（275年）诏令说：
　　出战入耕，虽自古之常，然事力未息，未尝不以战士为念也。今以邺奚官奴婢著新城，代田兵种稻。奴婢各五十人为一屯，屯置司马，使皆如屯田法。
　　以上引文说明：（1）新城屯田原由“出战入耕”的战士担任种稻，自邺奚官奴婢来后，即改为民屯，所以按屯田法处理。（2）当时魏有二个新城，一为合肥新城，一为在今河南伊川县西南的新城。后者接近洛阳，当即武帝诏书中所说的新城。晋统治者把奴婢安置在这里，免除其奴婢身分，使之积极从事生产。（3）管理民屯的基层生产单位是屯，屯的长吏是司马，屯司马也叫“农司马”或“典农司马”。（4）“奴婢各五十人为一屯”句，一般均解释为一屯奴婢人数为五十人，我以为应当是有男奴女婢各五十人。因屯民通常均以家为单位，故以奴婢各五十人配成五十对为一屯，这样，从一屯的总人数看，尚少于带有家属的屯田民。若男奴、女婢各五十人自行屯田，则不能繁殖后代，且易招致逃亡事件。故不论从文意与人事关系看，均应释为奴婢各五十人，配成五十对，进行屯垦。以上诏今虽系入晋以后所颁布，但所言屯田法，当系曹魏旧制。
　　由于古代史家对类似屯田这样的经济制度重视不够，所以有关屯田史料极少。唯从《三国志》卷28《邓艾传》中尚可窥知一些民屯官吏的名称。邓艾原籍义阳郡棘阳县（在今河南南阳市与新野县之间），少丧父。曹操破荆州，被徙往汝南郡，为典农部民，养犊，年十一，又随母至颖川郡，后在典农都尉属下作学士，以口吃，不得作于佐（主要属吏），为稻田守丛草吏。但，口吃的缺陷，毕竟掩盖不了邓艾的杰出才干。后来他还是作了典农功曹，功曹是襄城（从颍川郡分出的郡）典农中郎将属下主要官吏，典掌用人和刑赏，因之也被称为典农纲纪。邓艾还作过上计吏，上计吏每年年终代表典农中郎将去中央报告政绩，因此，邓艾有机会见到太尉司马懿。司马懿对他很赏识，辟之为椽。不久又升尚书郎。那时朝廷欲广田畜谷，故使邓艾“行陈、项以东至寿春”。艾遂倡议在淮南大规模进行屯田。
　　在这里，不能不谈一谈民屯系统的典农官归朝廷那个部门管辖的问题，传统的说法是归大司农领导，这是不符合实际的。东汉以降，君主专制体制日益强化，三公与诸卿的实权已被内朝的尚书台所夺，特别是曹操掌权时期，所谓公卿若非曹操亲信，更无权势可言。当时大司农的官职还是有的，建安十八年（213年），操进位为魏公后，进其三女为贵人，献帝“使使持节行太常大司农安阳亭侯王邑”往邺纳聘，像王邑这样的大司农自然不可能过问屯田之事。根据操褒奖枣祗令和任峻、国渊等传所显示，兴办屯田，乃由操亲自主持。当枣祗提出对屯田民采用分成制的剥削方式时，操本人亦拿不定主意，使枣祗与守尚书令荀彧“议之”。说明尚书令兼管屯田事务。前已叙及，当操兴办屯田后，前有枣祗、任峻，后有国渊。任峻是第一个典农中郎将，主管许下屯田事务，史言“军国之饶，起于枣祗，而成于峻，于是州郡例置田官。”大约在建安十一年（206年）左右，国渊以司空、丞相掾主持屯田事，五年中，仓廩丰实。建安十六年（211年），操西征关中，改任国渊为“居府长史，统留事。”事实说明在曹操时代，屯田事务主要由各郡国典农官主持，遇有重要事项，例如对屯田地点的选择及处理屯田农民的逃亡等，则由屯田官直接向操请示办理。至于曹操领导下的司空、丞相府和魏国建立后的尚书台，都对屯田官起领导作用。以上邓艾以尚书郎在淮南大规模地兴办军士屯田就足以说明问题。其他如尚书“（何）晏等专政，共分割洛阳、野王典农部桑田数百顷”；司马炎为晋王时，“尚书令裴秀占官稻田”等事，都说明尚书台主管屯田事务，故尚书台官长能利用职权侵占典农部田，即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者也。
　　曹丕代汉以后，随着军屯的普遍建立，设置了“专掌军国支计”的度支尚书。如《晋书》卷37《安平献王孚传》：
　　初，魏文帝置度支尚书，专掌军国支计。朝议以征讨未息，动须节量……及明帝嗣位……转为度支尚书。孚以为禽敌制胜，宜有备预。每诸葛亮入寇关中，边兵不能制敌，中军奔赴，辄不及事机，宜预选步骑二万，以为二部，为讨贼之备。又以关中连遭贼寇，谷帛不足，遣冀州农丁五千屯于上邽，秋冬习战阵，春夏修田桑。由是关中军国有余，待敌有备矣。
　　由此可见度支尚书的职掌是筹划军粮，足食济军。从这事例，更能说明为了供应军粮而兴办的屯田事业，归尚书台领导，自然是顺理成章的。
　　吴、蜀二国虽然没有设置度支官，但吴国的节度官，则相当于度支尚书。《三国志》卷**《诸葛恪传》言孙权令诸葛恪“守节度，节度掌军粮谷，文书繁猥，非其好也”。后来代替诸葛恪为左节度的顾谭则“每省簿书，未尝下筹，徒屈指心计，尽发疑谬”。可见节度官是执掌军粮的算计、支付等所有军粮供应事务的。《三国志》卷39《吕乂传》言吕乂“徒为汉中太守，兼领督农，供继军粮。”《三国志》卷44《蒋琬传》载有“督农杨敏”，说明蜀汉亦有掌供应军粮的专官。
　　屯田上的直接生产者多原为流民、降众、贫户及无法进行安全耕种者。当他们成为典农部民以后，身份变成依附性甚强的“屯田客”。“客”，名义上是由招募而来，所谓“募民”、“募良民”、“募百姓”、“募贫民”。但，实际多出于强制，而非自愿。后来曹操听从袁涣宜顺民怠，不欲者勿强的建议，才改变了已往强迫农民屯田的态度。唯就实际情况而论，曹魏统治者之募民屯田，不可能作到真正顺从民意，只是程度上的改善而已。比如《三国志》卷25《辛毗传》载曹丕欲徙冀州士家十万实河南。辛毗认为“今徙，既失民心，又无以食也”。曹丕“遂徙其半”。又如《晋书》卷26《食货志》言太和五年（231年）司马懿“表徒冀州农夫五千人佃上邦”，当也系强制迁徙之例。
　　前已叙及，典农官是独立于郡县之外的专为供应军粮而设的机构，为了维护典农工作的独立性，典农官与郡县官不同城治事。如《三国志》卷9《曹爽传》注引《魏略》言：“洛阳典农治在城外”；《水经注》卷7《济水一》亦言：“今荥阳东二十里有故陇城，即此是也，世谓之都尉城，盖荣阳典农都尉治”。正因为典农的治所及辖区与郡县隔离，所以日后典农辖地可改为郡县。典农与郡县虽不在一地，但彼此邻接，所以有时在争夺劳动力等重要问题上，仍难以避免纠纷和摩擦。例如《三国志》卷15《贾逵传》载：
　　逵领弘农太守，……其后发兵，逵疑屯田都尉藏亡民。都尉自以不属郡，言语不顺。逵怒，收之，数以罪，挝折脚，坐免。
　　曹魏统治者为了防止典农官和郡县官互相扯皮，有时也以太守兼领典农。例如曹丕即位后，赵俨“拜驸马都尉，领河东太守、典农中郎将”：孟康“正始中，出为弘农，领典农校尉”；傅玄在司马昭当权时，“再迁弘农太守，领典农校尉，所居称职”。在曹操时期，未见有人兼摄太守与典农官，曹魏后期兼领太守与典农之事虽然也是个别情况，但说明民屯已逐渐走向衰落。
　　曹魏前期，典农官虽独立于郡县官之外，但在政治待遇上还是有所不及，其明显差异即典农官没有贡举权。曹丕时经过颖川典农中郎将裴潜“奏通贡举，比之郡国，由是农官进仕路泰”。前已叙及原为典农属吏的邓艾因上计而得到太尉司马懿的赏识和提拔；另外，少时与邓艾同为典农属吏的石苞也同样得到司马师的提拔，二人均致位将相。由于典农官源源不绝地供应军粮，而且屯田民又能耕能战，所以担任典农官者多能成名立业。曹操和司马懿是民屯和军屯的主要兴办者，曹操所以能够统一北方，司马氏所以能兼并蜀、吴，其主要原因之一，即在于他们兴办屯田的成功。

共相语

  
曹魏的屯田
三、屯田民的赋役负担
　　关于曹魏统治者向屯田民征收租税办法，史无正面叙述，只能就有关记载粗略述说。《三国志》卷16《任峻传》注引《魏武故事》说：
　　及破黄巾，定许，得贼资业，当兴立屯田，时议者皆言当计牛输谷，佃科以定。施行后，祗白以为僦牛输谷，大收不增谷，有水旱灾除，大不便。反复来说，孤犹以为当如故，大收不可复改易。祗犹执之，孤不知所从，使与荀令君议之。时故军祭酒侯声云：“科取官牛，为官田计。如祗议，于官便，于客不便”。声怀此云云，以疑令君。祗犹自信，据计划还白，执分田之术，孤乃然之，使为屯田都尉，施设田业。其时岁则大收，后遂因此大田，丰足军用。
　　以上记述，充分表明了耕牛在屯田生产中的重要作用。当时多数人主张根据租用官牛头数，确定政府征收谷物的固定数额。枣祗力排众议，认为僦牛输谷办法，不利于政府积聚军粮。因而他坚执分田之术，但分田之术究竟是怎样的呢？据《晋书》卷109《慕容皝载记》言：
　　以牧牛给贫家，田于苑中，公收其八，二分入私。有牛而无地者，亦田苑中，公收其七，三分入私。皝记室参军封裕谏曰：“魏晋虽道消之世，犹削百姓不至于七八，持官牛者，官得六分、百姓得四分；私牛而官田者，与官中分，百姓安之，人皆悦乐。
　　由上可知，枣祗所说“分田之术”，即官府向屯田民授给一定数量的土地，所获谷物按规定比例分成，用官牛者，官六私四；不用官牛者，官私对分。这种分成制的租率，系沿用两汉以来地主豪家向农民出租土地的分成比例。即《汉书》卷99《王莽传》所说：“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税一，实什税五”。颜师占于此下注云：“谓贫民无田，而取富人田耕种，共分其收也”。枣祗所执行的分田之术，也不过由官府代替富人向贫民榨取十分之五的租税而已。东汉初，马援在苑川（今甘肃兰州市榆中东南）屯田，也采取与田户中分制，说明对分收获的农产品并非枣祗独创，乃系沿袭两汉惯例。曹魏统治者采用这种剥削方法可使丰年多取，灾年少免，从而能够收到积谷供军的效果。在常有战争时期，农民参加屯田，主要是求得能够安定生产的环境，以延续自身及家人的生命，因此纵然仅能享受自己劳动果实的一半，也只有硬着头皮，擦着浑身的汗水，聊以卒岁了。
　　曹魏并非在任何时间场合对屯田农民都用如此分成租率，据《晋书》卷26《食货志》载东晋初年后军将军应詹给晋元帝上表说：
　　军兴以来……下及工商流寓僮仆不亲农桑而游食者，以十万计……宜简流人，兴复农官，功劳报赏，皆如魏氏故事，一年中与百姓，二年分税，三年计赋税以使之。公私兼济，仓盈庾溢，可计日而待也。
　　所谓“一年中与百姓”，即农民开始从事屯田生产时期，统治者为了达到“仓盈庚溢”的目的，要让农民活下去，保持农民的劳动能力，所以只好暂时免收赋悦，实际也无多余的收获物可以榨取。所谓“二年分税”，是说到了第二年，生产条件虽有所改善，但农民仍缺食短衣，只能收部分租税。所谓“三年计赋税以使之”，指到了第三个年头，农民生活及生产条件基本有保障了，于是便征收全税，同时还给农民加上一定的劳役。如魏高贵乡公曹髦正元二年（255年），魏与蜀军战于洮西，魏军中除正规军外，还有屯田民及少数民族加入战斗，结果，魏军吃了败仗，伤亡惨重，曹髦下诏说：
　　其令所在郡典农及安抚夷二护军各部大吏，慰恤其门户，
　　无差赋役一年；其力战死事者，皆如旧科，勿有所漏。以上除了说明屯田客遇有紧急情况需参加对敌战斗，还说明屯田农户平时有差役负担。据《三国志》卷12《司马芝传》载大司农司马芝向明帝奏言：
　　武皇帝特开屯田之官，专以农桑为业。建安中，天下仓库充实，百姓殷足。自黄初以来，听诸典农治生，各为部下之计，诚非国家大体所宜也……夫农民之事田，自正月耕种，耘锄条桑，耕熯种麦，获刈筑场，十月乃毕。治廩系桥，运输租赋，除道理梁，墐涂室屋，以是终岁，无日不为农事也。今诸典农各言：“留者为行者宗（疑为“事”之误，观上面有农民之“事田”二字可知）田计，课其力，势不得不尔。不有所废，则当素有余力”。臣愚以为不宜复以商事杂乱，专以农桑为务，于国计为便。
　　由上可知，在曹操时，屯田民“专以农桑为业”，并未规定有力役、兵役负担。可是到了曹丕、曹叡时，诸典农官令部下经商求富，致使农业劳动力减少，影响到生产。为此，司马芝上奏：“不宜复以商事杂乱，专以农桑为务”。这个建议得到了曹叡的同意。当然，积弊已深的经商风气，并非一纸诏书所能矫枉。
　　从司马芝所言屯田民终岁种田服役的忙迫情况看，他们确实是够辛苦的。但他们所从事的各种杂役都与农事有关，还说不上是额外的劳动负担。至于经商治生则是屯田民非生产性的额外负担。但并非政府规定的劳役。另外，《晋书》卷2《文帝纪》言司马昭于“正始初，为洛阳典农中郎将，值魏明奢侈之后，帝蠲除苛碎，不夺农时，百姓大悦”。有些同志认为在此之前既有苛碎杂役，则不能说没有摇役负担，我以为：所谓“苛”，是额外加派的税役；所谓“碎”、“杂”，乃零星摊派，诸如此类的苛捐杂税，在封建时代，无时不有，只要不是经常性的，就以不视为正式负担为妥。假若一律都以“有”字概括之，那也就没有区别了。曹魏兴办屯田的目的是解决军食，为了多积粮谷而减轻屯田民的经常性的力役、兵役负担，总是有利的。
　　至于屯田民有无兵役负担，前已言及，兴办屯田的前提条件之一，即必需保障安全生产，因之在农闲时对屯田民进行军事训练，以便必要时能够自卫。当三国分争时，若指望屯田民完全脱离武装行动，也是不现实的。例如当建安二十三年（218年）春正月汉太医今吉本等反操，攻许，烧丞相长史王必营。当此危急时刻，王必调动颖川典农部民参加平叛，乃是必然的事，谈不上是真正的兵役负担。至于魏与蜀、吴缘边有屯田民的地区发生战争时，偶尔令屯田民参加战斗，亦属难以避免之事。所以这类令屯田民暂时参加战争的事例，不宜视之为有兵役负担。
　　至于官府给屯田民租用的土地数额及办法，史书未有叙及，因为当时政府掌握的无主荒地颇多，问题不是无地给农民耕种，而是农民不能种，不敢种，因之土地分配事项未成为当时主要讨论课题。毫无疑问，授田之事还是有些记述，例如在授田之前，典农官必需“相土处民”，令民先“择居美田”。曹操在建安七年（202年）发布的《军谯令》提到：“将士绝无后者，求其亲戚（指家属）以后之，授土田，官给耕牛”；北魏李彪建议仿照曹魏旧例施行屯田时，曾提到“一夫之田”；《晋书》卷47《傅玄传》载傅玄给晋武帝上疏说：
　　近魏初课田，不务多其顷亩，但务修其功力，故白田收至十余斛，水田收数十斛。自顷以来，日增田顷亩之课，而田兵益甚，功不能修理，至亩数斛以还，或不足以偿种。非与曩时异天地、横遇灾害也。其病正在于务多顷亩而功不修耳。
　　由上可知，曹操开办屯田之初，乃量民力授田，后来统治者为了多收租谷，逐渐给屯田民增加耕种亩数。结果，广种反而落得薄收。傅玄的疏上于泰始四年（268年），当时民屯已两次宣布废止。傅玄所谈者为田兵屯田，但民屯之演变，亦必与此相似，是可想而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