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文侯：示人和好，双辞韩赵
战国时的韩、赵、魏是晋国分化的三个国家。《战国策?魏一》、《韩非子?说林下》和《资治通鉴?周纪一》记载，有一段时间，韩、赵两国结怨欲战，韩君派人向魏国请求援兵，魏文侯回绝说：“我与赵君是兄弟，不敢借兵给贵国。”不久，赵君也派人向魏国请援，魏文侯回绝说：“我与韩君是兄弟，不敢借兵给贵国。”韩、赵两国从魏国没有借到兵，对魏国很是憎恨。后来，两国知道魏文侯是想以此使他们讲和，都很感激，于是两国尊服魏国。魏文侯欲阻止韩、赵两国交战，但又不愿以武力去干涉制止，于是在双方请援时采取了中立的立场，他在拒绝请援时将受攻击的另一方称为兄弟，故意表现出与其更为友好的口吻，既未使请援方受到过分刺激，又使他们难于轻易向另一方进攻。
魏文侯拒绝了一国的请援，又显示了与另一结怨国相友好的姿态，必然引起该国的憎恨，这是魏文侯能够预料得到的。然而，在某种交往中，魏文侯并不想得到对方一时的欢心，韩、赵同是自晋分化出来的新诸侯国，国力相当，在战国数雄中不算强大，双方相互攻击，必然两败俱伤，会伤害他们长远的生存利益，对这一点他们迟早会看清楚的。以某种方式阻止他们相互攻击，虽然会使他们一时憎恨，但等他们看清长远的利益后，是必然会得到他们感激的。尤其是，魏文侯在拒绝请援的方式上是给了两个仇怨之国同样的拒辞，当相互结怨的韩、赵两国知道了对方向魏国请援而被拒绝的情况后，他们又必然会为此高兴，这不仅会抵销他们对魏文侯眼下的憎恨，而且还会增加他们日后对魏文侯的感激。魏文侯双辞韩赵的请援，正是想收到这样的良好效果。
在与相仇怨的两方私下接触中，不是顺着一方说另一方的坏话，而是逆一方的心愿说另一方的好话，固然不能讨人欢心，得罪了两方，但却显示了不好是非、盼人和睦及忠厚处世的君子胸襟。世界上没有永恒不变的仇怨，当对立双方的仇怨冲淡或解除后，留给他们的就仅剩下了一个诚实厚道和可亲可信的形象。相反，如果在与相互仇怨的一方接触中，一味投其所好，说另一方的坏话，虽然一时讨得人的欢心，但却容易给人留下待人狡诈、喜弄是非的不诚信印象，人们在愉悦之后会怀疑他是否在别人面前也说了自己的坏话，是否也算计了自己，因而并不能对其建立起应有的信赖。魏文侯在与韩、赵各方的接触中谈论与另一方的兄弟关系，正是显示了自己不喜是非、消弭仇怨、为人和好的淳厚品格，双方虽然恨他，但却在内心信赖他。当韩赵两方看清了自己的长远利益而消减了相互的仇怨时，对魏文侯的憎恨转而变为感激，他们最终尊服自己所感激的信赖者，当是合乎情理的。
魏文侯：巧诈拙诚，价值何取(1)
智谋之士和信义之士往往代表着两种不同的形象，哪种形象更易得到人们的信任呢？《韩非子?说林上》、《说苑?贵德》和《淮南子?人间训》多处列举了“乐羊以有功见疑，秦西巴以有罪益信”的两则事情，对智谋之士的“巧诈”和信义之士的“拙诚”作了一番比较。乐羊任魏将去攻打中山，他的儿子在中山国为仕，中山国君杀烹了他的儿子并将肉羹送给乐羊，乐羊为表示必取中山的决心，食掉了这杯肉羹。魏文侯对堵师赞说：“乐羊因为我的缘故而食子之肉。”堵师赞回答说：“亲儿子的肉他都吃，那还有谁他不会吃呢？”乐羊攻下中山回国后，魏文侯奖赏了他的功劳，但怀疑他的忠心。与此对照的另一事是：鲁国的孟孙打猎，抓到一只小鹿，派秦西巴把它装车押送回去，小鹿的母亲一路跟着啼叫，秦西巴心中不忍，放归了小鹿。孟孙回家后向秦西巴索要小鹿，秦西巴回答说：“我当时心中不忍，把小鹿还给了它的母亲。”孟孙很生气，把秦西巴撵走了。过了数月，孟孙又召回秦西巴做自己儿子的师傅。御人问孟孙为什么要重用一个受到惩处的人，孟孙回答说：“他这个人不忍心残害小鹿，还会忍心残害我的儿子吗？”根据上述两则事情的比较，典籍的作者得出了“巧诈不如拙诚”的结论。
乐羊在军中食子示志，最终攻取了中山，反映出了他的“巧诈”之智，而秦西巴怜而释鹿，反映出了他所具有的一种“不忍人之心”(孟子语)。按照儒家所倡导的仁义观念，秦西巴比乐羊更符合于臣子的标准，因为以他所具有的“恻隐之心”(同情怜悯之心)，必然不会产生对君主的残害行为，必然会尽心维护君主的地位而不会有非分的篡逆念头。乐羊恰恰相反，他虽然立了大功，但立功的过程正好表明他缺乏那种“不忍人之心”。许多典籍选取这两件事情作比较，并引申出某种结论，确实反映出了历史上特定文化背景下社会所具有的某种价值审判，意在启发人们按此标准为自己的人生做出恰当的人格定向，可谓用心良苦。
然而，上述两事有一种性质上的不可比较性。乐羊的巧诈对象是敌国，而秦西巴的诚信所施，并不是孟孙的敌人。秦西巴可以对小鹿怜而释之，这并不会妨碍什么，但乐羊如果对中山之敌怜而释之，就不会有什么军功，就是对魏国的犯罪。人们可以要求某人对狩猎之物施以怜悯，以相互表白自己原本具有的恻隐之心，取得社会的赞许和认可；但任何君主都不会要求、也不希望自己的将军在战场上对敌人给以仁慈和怜悯，这一道理是根源于现实的功利观。
魏文侯绝不会反对乐羊在战场上以巧诈之智而立功，绝不希望乐羊在军中见亡子而饮泣丧志，但当乐羊食羹示志，以巧诈之智立功后，他转而又怀疑乐羊对君主的忠诚之心。魏文侯对乐羊的矛盾心理，是传统的伦理道德观、价值观与现实社会的功利观之间巨大矛盾的反映，表现着传统文化对于社会现实的背离。观念的要求和现实的要求从不同方面牵动着人们，使君主在看人用人上产生相互矛盾的心理，也使平常人常常在立功和立德的选择之间无所适从。现实要求人们立功社会，但立功的过程往往必须剔除无原则的仁慈，使用某种巧诈之智，而这很可能难以立德，为人猜忌；传统观念要求人们讲究仁慈，以诚信待人，杜绝巧诈，但这一要求又使人们难以立功。观念和现实的不同要求使用人的人和被用的人同时陷入了不易解脱的困惑中。
社会的发展总是要求观念向现实相趋合而不是相反，把握住了这一点，就是把握住了解脱上述困惑的根本方向。人们应该面对现实，经常地在观念领域除旧布新，而不应该让传统观念凝固了自己的思想，束缚住了树功于社会的心理和行为。众典籍的作者将上述有关乐羊和秦西巴两个性质不同的事情作比较，虽然机灵地揭示了人们在巧诈之智和拙诚之忠两者之间进行价值选择的矛盾困惑，但他们没有发现造成这一困惑的根本原因，没有从促进社会发展的角度考虑问题，得出了“巧诈不如拙诚的结论”，这一结论诱使君主着眼于一己私利来看待臣民和处理问题，引导臣民明哲保身地进行行为选择和人格塑造，会使人们常常放弃应该担负的社会责任。
魏文侯：巧诈拙诚，价值何取(2)
其实，“巧诈”和“拙诚”并非互不相容的两种人格属性，它们可以统一于同一个人身上；人们也不能脱离具体对象和条件来谈论二者的孰优孰劣。抛开两个特意选定的事例，它们的关系就能看得比较全面了。翟璜：贤君臣直，智救同僚
《吕氏春秋?不苟论?自知》、《新序?杂事》、《资治通鉴?周纪一》讲述了战国初翟璜巧谏魏文侯，免除任座之罪的策略方式。魏文侯与几位士大夫宴饮，席间他问大家：“我是一个什么样的君主？”大家赞仁称智，都说的是赞扬之语。轮到任座发言，任座说：“您是一位不贤明的君主。攻取了中山不封给弟，却封给儿子，以此知道你不贤明。”文侯不高兴，怒形于色，准备处罚任座，任座吓得快步跑了出去。接下来轮到翟璜发言，翟璜说：“您是贤明的君主。我听说过，贤明的君主，他的臣子说话就直率。刚才任座的话很直率，‘因此可知您很贤明。”文侯听了很高兴，急忙将任座从门口请过来，拜为上卿。魏文侯让大家评论他，看来是更喜欢听到赞扬的话，任座的批评之言惹怒魏文侯之后，翟璜既想肯定任座的意见，又想不再惹恼君主，还想让君主高兴地赦免任座，于是就在君臣关系上巧设玄机，把君主的贤明和臣子说话的直率作为一般的规律而联系在了一起，提出了只有君主贤明，臣子才说话直率的认识前提。以此为前提，他以任座说话直率来反证魏文侯的贤明，自然使魏文侯乐于接受。
巧妙之处在于，魏文侯的贤明在这里是通过任座说话的直率得到证明的。乐于接受贤明之誉的魏文侯，自然对证明了他本人贤明的直率之言和直率之人憎恶不起来了，甚而会变得喜爱其言其人。同时，翟璜在这里仅仅说到任座之言直率，并未涉及直率之言的内容，也未对其言进行评判，他仅仅做到使魏文侯喜欢其言就止住了，对其直率之言的评判和采纳留给了魏文侯本人。既然魏文侯已喜欢其言，那他必定会认真考虑、慎重对待，甚或可以采纳其意，改正过失。聪明的翟璜不强求君意，给了君主较大的活动空间和稳便的下台阶梯。
西门豹：两度治邺，善贬恶褒
西门豹是战国时魏文侯时的邺(今河北临漳西南)令，曾因破除当地“河伯娶妇”(事见《史记?滑稽列传》)的迷信而闻于世。《韩非子?外储说左下》中记述，西门豹为邺令时清廉正直，丝毫不谋私利，但却十分怠慢君主身边的人，这些人因此便勾结起来中伤他。一年后他向君主汇报治理邺政的情况，君主没收了他的官印，把他罢免了。西门豹请求说：“我过去不知道治理邺政的办法，现在知道了，我希望能再次治理邺县，如不能称君之意，情愿受到腰斩的惩罚。”魏文侯不忍拒绝，就同意他再去治邺。西门豹这次加重向百姓搜刮钱财，并尽力讨好君主身边的人。过了一年，他又向君主去汇报情况，魏文侯亲自迎接他，向他致礼问候。西门豹回答说：“上一年我为君主本人治理邺县，君主却夺走了我的官印；这一年我为君主身边的人治理邺县，君主却向我致礼。我不能治理邺县了。”于是就将官印还给了文侯。文侯不肯接受，说：“我过去不了解您，现在了解了，希望您为我勉力治邺。”西门豹最终没有接受。关于“河伯娶妇”的事情大概世人皆晓，人们衷心佩服西门豹担任邺令时表现出来的胆识智慧和敢于为民做主的清正风格。然而，在社会政治风气已现衰败的国度，必然会滋生一批朝中贪官，这些贪官寄生于国家政治腐败的赘瘤之上，他们和民众的利益处于对立状态。西门豹正是在这种对立状态中做出过两次痛苦的选择。
西门豹第一年为邺令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与民为善的方针，他破除陋习，廉洁治政，希望达到政治的清明和健康，但这一选择却无意间使他走到了朝中贪官难于容忍的地步。由于贪官们所处的特殊地位，西门豹受到他们蓄意的暗箭中伤，一年后竟被君主罢免，良好的治政意愿遂成泡影。
西门豹不甘心于被罢免的命运，他在请求到的第二次治邺机会中故意选择了另一条讨好贪官的方针，一年中他搜刮民财，贿赂权贵。他自然明白这是一种损害民众利益、腐化国家政治的丑恶行为，但届满时却出乎意外地得到了君主的赞赏。他比较了两次治邺的方针及其结果，感到腐败政治下做官的困难，向君主表明心迹后坚决地辞去了邺令之职。
西门豹本想清正为官，他在邺令之位上也曾为优化社会政治风气做出过应有的努力，然而，朝中贪官作为国家政治机体的寄生物，本质上不允许机体自身任何健康的努力。西门豹作为国家中下层的地方官，他无力清除国政腐败的赘瘤，自然会被朝中贪官中伤排挤，落下一个痛苦的结局。而当他二次选择了讨好贪官的治邺方针时，他则被腐败势力所吸纳，虽然稳固了自己的官位，但却忍受不了自我良心的谴责，这种谴责也是一个痛苦的过程。
在一种腐败的政治机体中，一个本质上愿意清正廉洁的官员注定要蒙受某种痛苦。如果他对腐败的机体无能为力，那么他对腐败势力就有或者对抗、或者妥协的两条选择，这样，他如不蒙受被腐败势力所排挤的痛苦结局，就要蒙受良心谴责的痛苦过程。只有那些卑劣营私和自甘堕落的官员才毋须承受这种痛苦，因为社会已代替他们承受了痛苦，他们在社会的痛苦之上寄生求乐。
西门豹辞绝官印，实际上含有对魏文侯不小的怨愤和敬告，他为魏文侯对自己两度处置不公而不平。当他全力为国的时候，这位君主罢免他，使他难以理解；当他全力营私的时候，这位君主赞赏他，更使他感到震惊，他深切感受到了在这位君主手下干事的困难，以辞职来表示自己内心的抗议。当然，历史上的魏文侯毕竟是一位很有作为的君主，我们不敢断定他在对待西门豹时确实变得如此糊涂，但这类君主在历史上不乏其人，西门豹两度治邺的经历因而具有历史的普遍性和典型性。
吴起：为卒吮脓，视兵如子
吴起是战国初期一位善于治军的将领。《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史记?吴起列传》、《说苑?复恩》和《资治通鉴?周纪一》记载，吴起为魏国大将时，一次行军之前士卒中有人长了毒疮，吴起亲口为该卒吸脓，这位士卒的母亲看见后哭泣不止，旁边的人都劝她说：“你的儿子是一个普通士卒，吴将军这样对待你的儿子，你还哭什么？”士卒的母亲回答说：“吴将军过去用口吸过这孩子父亲的疮口，他父亲在泾水之战(公元前409年的攻秦之战)中勇猛冲杀，死于战场；现在吴将军又为我儿子吸脓，我不知道这儿子会死在哪里，所以为他哭泣。”将军为士卒吸脓除疮，这恐怕是中外治军史上少有的现象。吴起的这一行为不仅仅是要医除一位士卒身上的脓疮，好使他能上战场，而是要以浓厚的情感恩化士卒，激发他在战场上的拼杀精神。同时，吴起的这一行为还显示出了与士卒完全平等的态度，对所有士卒都有一种极大的鼓舞作用。
《孙子兵法》云：“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地形篇》)吴起的吮脓行为，正是体现了率兵将领给予士卒的深厚的亲情与关爱，它对士卒的作战精神的激励效果，从士卒母亲的角度上被充分地反映了出来，给人们以真实的感觉和极为深刻的印象。
士卒父亲所以在泾水之战中舍生忘死、奋勇拼杀，是因为他受了吴起的吸脓之恩，他是把战场上的勇猛冲杀作为对将军之恩的报答。当吴起现在为他的儿子除疮吸脓时，母亲既知道将军的这种恩义会换取儿子在战场上舍生忘死的献身报效，又知道她本人无力劝阻儿子这种奋不顾身的报效行为，只好在一边独自哭泣。将军的除疮吸脓像魔术一样，其魔力使士卒在战场上拼命杀敌而死而无悔，竟然没有办法抗拒这种魔力。
吸脓是一种忍受肮脏的行为，一般为人们不可想像，吴起作为国家将领，能够口忍一个下层士兵身上的污秽之物，这是常人难以办到的，这也正是他能够征服士兵感情的魔术魅力之所在。当然，吸脓并非科学的除疮之方，它自然为现代将领所不取，但这一行为所体现的将军对士兵感情的施予和征服却是其他方法所难以企及的。这一事情告诉人们：人际间存在着不能否认的感情交流，这种双向的感情交流大体具有如下的等值关系：
人的社会价值×施予对方的感情＝对方的社会价值×愿意回报的感情
应该说明的是：第一，等式中包含的四项因素都是靠各方的主观感受确定的；第二，对人的社会价值的确定，一般离不开对其身份、地位及资历等要素的考虑；第三，当愿意回报的感情因主客观条件限制而不能实现，或不能完全实现的时候，接受感情的一方就感到欠了对方的人情债，但“还债”的意愿总归存在。
感情交流的等式能告诉人们许多，诸如地位居高的领导人如果施予民众应有的感情，往往能得到加倍的偿还；人们要提高自己感情付出的分量，一个重要方法是加大它的系数，等等、等等。
公叔：提婚测心，旁加干扰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和《资治通鉴?周纪一》记载了战国初魏相公叔陷害吴起、逼吴起离开魏国的计策。公叔为相时，娶君主魏武侯的女儿为妻。为逼走吴起，他按照定下的计策前去对魏武侯说：“吴起是一个很有才能的人，但咱们的国家小，又与强秦相邻，恐怕吴起不会安心留在咱们国家，说不定他哪一天会离去的！”魏武侯觉得言之有理，就问：“怎么才能知道他的去留意向呢？”公叔建议说：“您可以提出要嫁给他公主，以此来测试他的去留意向。如果吴起安心留魏，那他必定答应娶公主为妻；如果他心不在魏，想去其他国家，那他必定会辞掉这门亲事。”魏武侯决定采纳公叔的建议，准备找机会向吴起提这门婚事。公叔向魏武侯提议之后，又按照计策邀请吴起来家中做客，他特意安排让妻子当着吴起的面鄙薄、蔑视自己。吴起看到公主凭君主女儿的身份，对相国竞这样傲慢，心中很为伤感。不久魏武侯向吴起提出要把另一位女儿嫁给他，吴起找借口推辞了。魏武侯据此认定吴起没有久留魏国之意，对他便不再信任了，吴起害怕受到处罚，就逃离魏国，去了楚国。于是，相国公叔达到了逼走吴起的目的。
魏相公叔向魏武侯提议测试卫人吴起的去留之心，他让魏武侯嫁公主给吴起，要凭吴起是否答应该亲事来断定其去留心意。本来，聘娶公主和留仕魏国两事并无必然联系，以前者来测定后者有可能失之差错，但在家族统治的社会，以此法来参考了解一个人的去留意向也未尝不可。
然而，公叔在吴起接受这一不甚规则的心理测试之前，却有意向被测试者实施心理干扰，他故意安排夫人在吴起面前鄙薄、蔑视自己，使吴起感到公主傲慢浅薄，不可为妻，诱使吴起拒绝公主之亲，从而使魏武侯对吴起的心理测验得出了极不合实际的结论。一方面安排魏武侯测试吴起，另一方面又暗中诱导吴起，干扰魏武侯的测试，这就是公叔陷害吴起的奥秘所在。
公叔对吴起的心理诱导，是通过他们夫妻二人双簧式的表演行为暗示给吴起的。无论这一行为对君主的测试活动有多大的干扰，都难以追究他的欺君之罪和陷人之恶，因为他从未告诉吴起该怎样对待公主之亲，后来的结果是被测试人吴起自己的选择。公叔在欺骗君主和陷害他人的同时，把自己严密地保护了起来。
公叔为保住相位、逼走吴起，他可以选择吴起德和才的任意一个方面进行攻击陷害。然而，吴起的才能世人公认，难以动摇，公叔因而只能在吴起的忠顺、德行方面作陷害的文章。才高者陷之于德，这符合事情的逻辑。公叔的略为高明之处仅在于，一是他未简单地在道德操守方面诬陷吴起，而是着意向君王显示吴起难为魏用的不忠顺心迹；二是他想法把关于吴起心迹的结论留给君主自己得出，避免了君主和受害人对他的疑忌。
公叔陷吴起之事留给人们另外的启示是：才高者被人陷害攻击的薄弱处常常是德行、忠顺等方面。社会的现实固然是良鸟择木而栖，但才高的“良鸟”择木而去，往往是被不良的环境和无端的猜忌逼走的。
公叔痤：看重卫鞅，病榻荐才(1)
公叔痤是魏国之相，他手下的中庶子(相国的侍从之臣)卫鞅很有才能，公叔痤欲将卫鞅推荐给魏惠王，但未及推荐他就病卧床榻了。《史记?商君列传》、《资治通鉴?周纪二》以及《战国策?魏一》、《吕氏春秋?仲冬季?长见》记载，公叔痤病重时，魏惠王前去看望，他问公叔痤说：“万一相国一病不起，我将把国政托付给谁呢？”公叔痤回答说：“我的中庶子卫鞅，年纪虽轻，却有奇才，希望大王把国事全托于他。”见惠王默然无言，公叔痤遣退侍臣，单独对惠王说：“大王倘不任用卫鞅，就一定要杀掉他，不要让他出境，为别国所用。”惠王许诺离去。公叔痤又召来卫鞅，抱歉地说道：“今天大王询问国相的继任人，我推荐了你，看大王的神色并不同意。我先君而后臣，当时对大王说如果不能用你，就应把你杀掉，大王答应了我。你应该赶快离开，免遭擒杀。”卫鞅回答说：“大王既然不能采纳您的意见任用我，又怎么能采纳您的意见杀掉我呢？”于是没有离开。惠王离开公叔痤病榻后对身边人说：“公叔痤的病情很重，他竟然要我把国政交给卫鞅，后又劝我杀掉卫鞅，真是太糊涂啦！”果然没有考虑公叔痤的意见。公叔痤死后，卫鞅听说秦孝公下令招贤，于是西入咸阳，被秦国任用，封于商地，是为商鞅。公叔痤临终前向魏惠王提出了两项建议，一是任用卫鞅，二是说不用卫鞅则杀掉他。两项建议反映了公叔痤对卫鞅的高度器重，虽有残害人才之嫌，但也表明了公叔痤对国家的一片苦衷，是这位相国对国事高度负责的体现，可惜魏惠王不能认真对待这些建议，把两项并无矛盾的建议当成了相国临终前的糊涂之言，失掉了列国第一流的人才。
魏惠王不愿采纳公叔痤两项建议中的任何一项，主要在于他对卫鞅才能的低估。惠王并没有亲自接触和了解卫鞅，由于卫鞅过于年轻，惠王不屑于接触和了解他。公叔痤虽然在建议中明白地指出了卫鞅的年龄之轻，意在提醒惠王勿因年轻而轻其才，但惠王大概不相信一个青年会有如公叔痤所评价的治国高才，也许在他的观念中，治国雄才只存在于古代圣贤中，存在于诸侯大夫中，或者存在于需要自己苦苦求索才能发现的幽远之地，并且需要重金才能聘到。总之，惠王不相信自己眼皮之下一个嘴上无毛的小小的中庶子会有什么能耐。在社会生活中，易于到手的东西、眼前常见的东西，由于在获得上不费力气，人们往往会低估了它的价值；同时，地位较高的人往往看重地位，会失之于以地位论人才，青年英才卫鞅就在惠王的眼前，尽管他被老臣郑重推荐，但惠王根本不屑对他进行一番接触和考察，这无非还是上述两种原因的作用。
公叔痤没有想到惠王会把他的临终善言当成一片昏乱的胡话，他以为惠王必能采纳自己的某一项建议，对惠王察言观色，觉得第二项建议被采纳的可能性要大得多，但这项建议不仅是要残害人才，而且是在伤害曾经跟随和尽忠了自己的侍臣，一种惜才之心和怜悯之心的作用，促使他把该项建议又告诉卫鞅。既要惠王杀掉卫鞅，又要卫鞅知杀速逃，实在是一种矛盾的行为，这一矛盾反映了公叔痤在忠君和慈臣的矛盾要求中寻求解脱的复杂心理，他用“先君而后臣”的说法为这种解脱找到了一种最能拿得出手的托辞，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当时思维的清晰。
卫鞅在魏国地位低下，他的命运乃至性命均被别人所掌握。公叔痤告诉了自己对惠王的两项建议，催他速逃时，他立即做出了三项连锁判断：其一，惠王拒绝公叔痤的第一项建议，不准备任用自己，表明他并不相信自己的才能；其二，惠王不相信自己的才能，他就不会顾虑自己被别国所任用，因而就绝不会采纳公叔痤的第二条建议杀害自己；其三，惠王不会采纳公叔痤的第二条建议但却对其点头应诺，无非是把公叔痤的建议当成了昏乱之言，惠王点头应诺仅仅是对老臣临终前的应付，目的是要避免对老臣心理的刺激，绝不会认真对待其言。做出了这番分析判断后，卫鞅若无其事地在魏国度过了一段平安的日子。事实上，无论是任用卫鞅还是杀掉卫鞅，都是以承认他的才能为基础，没有这个基础，不识其才，两者都无从谈起。卫鞅的分析足显其才思的高超和敏捷。
公叔痤：看重卫鞅，病榻荐才(2)
围绕魏国选相之事，公叔痤、惠王和卫鞅三人，每一位都对其他两人提出过建议、形成过看法或做出过判断，公叔痤能看准卫鞅却把握不准惠王，其认识有对有错；惠王既看不准卫鞅，又误断了公叔痤的临终善言；其认识全错；卫鞅认定惠王不能看中自己，同时断定了公叔痤对自己安全担忧的多余，事实证明其认识全部正确。这些情况集中而典型地体现了三人的才智水平，表明高超的才智包含于一个人的内在素质中，常常能通过该人对复杂事情的准确判断表现出来，它与一个人地位的高低和年龄的大小均无必然的联系。徐子：坐保成业，“百战百胜”(1)
公元（）前342年，魏惠王派大将庞涓率大军攻韩，迎战救韩的齐国，任太子申为上将军。《战国策?宋卫》和《史记?魏世家》载，太子申路过宋国之地外黄(今河南民权县西北)，当地一位名叫徐子的人口称有“百战百胜之术”向太子呈献，太子申召其来见，他对太子说：“您身为太子，亲自领兵攻打齐国，即使战胜了齐国，那您的富贵也不过是做个魏王，但若不能战胜齐国，那您和您的后代就再不会拥有魏国了，这就是我的百战百胜之术。”太子申一听此言，立即表示要撤军回国，徐子对他说：“太子虽想回师，但手下想借此战邀功取利的人太多，他们热衷于出战，回师肯定是办不到的。”太子申提出回师，他的驾车人说：“为将者出征而还，与战败没有两样！不如一直向前。”太子不得已，率军与齐人作战，结果战死于马陵，未能生还魏国。太子是国君的当然继承人，太子申即使不随军出征，立此战功，也能稳稳地得到魏国的王位，但他率军出征，就有胜负两种可能，如果作战取胜，立下赫赫战功，那也无非是做个魏王，个人不会得到有高于此的地位；而如果作战失败，那就会轻则受贬，重则亡身，就会失去应有的地位。正是这样的道理，徐子轻易地说服了太子申，他要让太子申放弃出征，在国中坐待王位，这就是他的所谓百战百胜之术。
《史记?楚世家》和《战国策?齐二》载，楚国令尹昭阳君在攻破魏国襄陵(今河南睢县)后移兵伐齐，陈轸为齐王去游说劝阻昭阳君，他向昭阳君讲了一个“画蛇添足”的例子后接着说：“您现在已经身为令尹，这是国家最高的官位。您伐魏立功后又移兵攻齐，攻齐若胜，官爵上难以复加，但若攻齐不胜，不仅性命和爵位无法保持，而且会受到楚国人的咒骂，这就等于画蛇添足了。您还不如领兵离开，给齐国留下恩惠，这才是保守成业的持满之术。”
陈轸在这里的所谓“持满之术”和徐子的“百战百胜之术”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它是要求已经处在最高地位的、或者职位上再难以复加的人物放弃一切求功冒险的行为，谨防其失，以此保守已经到手的成业。
历史上的人们看待一定职位的官员，总是持有“无过便是功”的观念，对于一切“有功”的官员，自然难以降低他们的职位，因而历史上的官员一般总是在能上不能下的升迁中漫度他们的从政生涯。应该说，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上述所谓百战百胜之术确实可算太子申、昭阳君这些人物保持功名、稳中求升的策略，然而，这种策略是放弃国家事业而专门营私的策略，是使采纳者变成一名尸位素餐、无所作为之人的庸人策略。给昭阳君献来此策的陈轸，是为齐王办事的说客，足见这种策略可能正是敌对国家所采用的诡计。
太子申采纳了徐子的百战百胜之术，准备班师回国，但是已经欲罢不能了，因为徐子所献的策略仅仅适用于地位难以复加的人物，太子申无升级封爵的诱惑，愿意放弃立功冒险的行为，但他身边的人物正对这次出征寄托着立功封爵的希望，他们不愿意放弃这一立功受爵的机会，终于推动太子申走到了他不愿去的地方。
太子申在徐子的唆使下，意欲放弃出征求功的机会，回国保位，其实，他的太子之位本来就处在了难以保守的危险境地，当时各诸侯国的惯例总是国君出征、太子守国，如《国语?晋语一》和《左传?闵公二年》载，晋献公当年派太子申生率兵伐赤狄，许多大臣就反对说：“太子，君之贰也”，即认为太子是国君的副职或国家的储君，主张遵守“君行则守”的古之旧制，让太子在家守国。晋献公则回答：“我有几个儿子，还不知道要立谁为继承人呢！”坚持让申生率军出征，申生本人为此猜测说：“我恐怕要被废掉了吧？”申生后来果然被逼杀。列国时太子出征而国君守国的事例并不多，而仅有的几次多是太子地位动摇的迹象。太子申被魏惠王任将命征，其中一定包含着父王对他的另一种难以明言的用心。因而，徐子的建议即便被采纳实施，太子申也未必能够“百战百胜”地坐待为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