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文：鸡鸣狗盗，诱生错觉
战国时秦昭王邀齐国孟尝君田文来秦国，后听信谗言将其拘囚，准备杀害。《史记?孟尝君列传》和《资治通鉴?周纪三》记载了田文门客为使主人解脱厄难而采用的鸡鸣狗盗之策，这两条计策可以说已是人所周知。为求昭王的一位爱妃帮忙相助，田文一行需要把已送给昭王的白狐裘从藏库中盗出，再次使用这一礼物，为此使用了狗盗之策。狗盗计的要害是借狗隐身，同时又借吠淆乱作盗声音，以迷惑守仓之人。
田文一行逃至函谷关时正是半夜时分，关吏不闻鸡鸣不开门，门客于是采用了鸡鸣之计。鸡鸣计是利用了群鸡随唱的动物本性，巧仿鸡声，以虚假的鸡鸣倡引真鸡鸣叫，造成“群鸡报晓”的气氛，促使关吏提前开关放行。
狗盗鸡鸣计的实施都是以夜色作掩护的。狗盗计的特点在于隐真；鸡鸣计的特点在于造假。通过隐真和造假，施计人要向不同对象制造视觉和听觉上的错觉，使对方依据错觉对事情的真相做出错误的判断，以利自己行事。鸡鸣计的更为复杂之处在于，施计人以假鸣既造成关吏的错觉，又向关上群鸡造成错觉，并以关上群鸡的错觉加重关吏的错觉，以此引起关吏的时间错觉。
人们关于某一事物的思想和判断，终归是以相应的视觉、听觉等感觉为基础而形成的，从感觉到思想判断的形成，中间有许多复杂环节为诱导受计人对事物做出错误判断，人们常常在感觉之后的中间环节上做文章，这属于一种高智谋的活动。鸡鸣狗盗的实施人没有进行高智谋活动的能力，为营救主人，转而在受计人的感觉获得之前做文章，诱导对方形成错误的感觉，同样达到了使受计人形成错误判断的目的。因为他们从事的主要是高智谋之外的技能性活动，因而常被人们看作雕虫小技而予蔑视，但事实上，这类技能性计谋活动有着高智谋活动难以代替的优点，常能实现后者不能实现的目标。对这类技能性活动的看轻和蔑视，是民族传统文化中“唯理性”片面思想观念的一次无意识泄漏和暴露。
鸡鸣狗盗属于技能性的活动，它向人们展现的是计谋活动的另一个特殊领域。
田单：活用《孙子》，五计败燕(1)
燕国大将乐毅率大军连下齐国七十余城，并将齐人最后掌握的即墨(今山东平度县西南)等两城包围，连年采取怀柔示恩的政策，必欲将齐国最后的堡垒攻夺。《史记?田单列传》、《资治通鉴?周纪四?赧王中》记载了齐将田单在即墨城以少胜多、击败燕军的诸多奇计：第一，反间燕人，诱敌易帅。乘燕国新王方立之时，田单使人去燕国宣扬说：乐毅“以伐齐为名，实欲连兵西南而王齐”,燕王信以为然，使骑劫去前线代乐毅为帅。第二，寻奉“神师”，诈言神助。田单让城中人吃饭前在庭院中祭祀祖先，许多飞鸟下来啄食，燕人觉得惊异，田单让人乘机宣扬说：“天神下来帮助我们。”不久又找来一名士卒，将其装扮成“神师”，每次发令，总要秉告这位“神师”，以示得到神灵许可。第三，诱敌施暴，借敌激士。田单使人宣扬说：“齐人最怕燕军将俘虏施以劓刑。”燕军听到后，果然滥施劓刑。不久，田单又派人出城散布说：“即墨人最怕燕军挖掘城外祖坟，凌辱祖先。”燕军听说，遂即在城外掘墓焚尸。城中人先是非常惊恐，大家相戒坚守，生怕被俘；继而非常愤怒，情愿与燕军决一死战。第四，伏精示弱，假降诈敌。田单让城中精锐士卒隐藏起来，令老弱妇女登城防守，同时又派人与燕军商议投降之事。他收取民间金银，让城中富豪暗中带去“贿赂”燕国将领说：“你们受降入城后，请不要掳掠我的家族妻妾。”燕军将士大喜，只道即墨是掌中之物，坐等齐人来降。第五，饰牛缚刃，火牛陷阵。田单收集城中千余头牛，给披上红绸衣服，画上五彩龙纹，将利刃缚于牛角，又把浸蘸了油脂的芦苇捆于牛尾，晚上烧着一端，从早已凿开的城墙洞穴中驱赶出去，五千名精壮士兵紧随其后。牛尾受烧，扑燕营横冲乱撞，燕兵于火光中被龙纹之兽角杀无数，惊骇溃逃，不及逃跑的被五千齐兵砍杀。田单乘此一胜，收取失陷的七十余城。田单困守即墨之初，齐军在兵力和士气两个方面都大大弱于燕军，为了反败为胜，齐军必须在这两个方面扭转不利的局面，这一扭转既包括对自己士气和战斗力的提高，也包括对敌人士气和战斗力的降低。在齐燕两军对峙的战场，田单连出奇计，以多种手段运用和发挥了《孙子兵法》中包含的理论原则，在这“提高”和“降低”上做透了文章。
兵法云：“锐卒勿攻。”(《孙子兵法?军争篇》)田单开始对锐气正盛的燕军，并不贸然相攻，以求侥幸，根据“上兵伐谋”(《谋攻篇》)的原则，他用谋略计策来不断扭转敌我力量的强弱对比。首先，燕将乐毅善于用兵，对即墨防守威胁极大，是敌国的得力之将，然而，“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用间篇》)田单采取“亲而离之”(《计篇》)的计策，散布谣言，“因其乡人而用之。”(《用间篇》)诱使燕王以骑劫代替乐毅。“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者，则军士惑矣。不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则军士疑矣。三军既惑且疑，则诸侯之难至矣，是谓乱军引胜。”(《谋攻篇》)骑劫远不如乐毅通晓前线军队的事务和权变，田单的反间目的，正是要让这样的人物参与军政、指挥军队，造成燕军迷惑而疑惘的形势，使其失去取胜的机会。
敌军前线易帅后，并未立即出现可以击败的征兆，齐国军队自然有许多迫在眉睫的工作。“孙子日：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形篇》)按此原则，田单首先着力保证自已不被敌人战胜，然后等待战胜敌人的机会，这是他以下运用各种计策的基本考虑顺序。
齐人连失七十余城，惊败之余，众心难一，且即墨城中为新近聚合之军，田单乃众人新举之将，统率军队极难做到号令严明。然而，兵法要求“善用兵者，携手若使一人”(《九地篇》)，为了达到使军队“齐勇若一”(《九地篇》)的指挥效果，田单采用了寻奉“神师”的第二计，他冒称自己的各种防守措施得到了神灵的赞同，假借迷信观念统一人心。这种“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九地篇》)的方式是当时社会环境的产物，在这次齐燕决战中确也起到了鼓舞齐人、迷惑燕兵的双向作用。
田单：活用《孙子》，五计败燕(2)
田单的第三计包含了由防御向准备进攻的转变。他引诱燕军施暴刑于俘虏，促使即墨守军加强戒备；不久，又引诱燕军在城外掘墓焚尸，更使守军怒气难按。“杀敌者，怒也。”(《作战篇》)守军怒气勃勃，摩拳请战，誓杀仇敌，表明齐军士气已迅速提高。此计的实施有两点高明之处，一是田单把自己想要敌人干的事情从反面传给敌人，使敌人自以为得计，其奥妙在于：“能使敌人自至者，利之也。”(《虚实篇》)他把暴行说成是对燕军有利之事，使燕军中计而不知，也属一种“利而诱之”(《计篇》)的策略。高明之处的第二点是田单把自己的诱敌之言通过各种诡诈渠道传达给对方，使敌人防不胜防，每每上当。真是“微哉微哉！无所不用间也。”(《用间篇》)当即墨之人同仇敌忾、争相请战时，田单进一步考虑如何能使自己的命令丝毫不打折扣地得到贯彻执行。“令素行者，与众相得也。”(《行军篇》)兵法认为命令经常能被执行的，是与民众相处融洽的将领。史载，田单为此常手持筑墙夹板和挖壕之具，与民众一起修筑工事，他把自己的妻妾编入军队中，尽取家中食物犒赏士兵。“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地形篇》)田单把士卒与自己的家室妻妾一般看待，极大地提高了他在士卒中的威信及其指挥效果。
为了有效地组织反攻，田单对燕军采取“卑而骄之”(《计篇》)的方针，施出假降诈敌的第四计。他在城中伏有精兵，但他“用而示之不用”(《计篇》)，派人出城商定投降之事。尤其高明的是，他派人出城“贿赂”燕将，求其入城后保护家小，把城中人的“胆怯”之情巧妙地透露给燕军，示卑骄敌，麻痹对手。“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军争篇》)田单在战场上组织反攻之前，用示弱假降之计彻底剥夺了燕军将士的战争意识，齐军“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计篇》)的取胜条件已经成熟。
即墨城中止有精兵五千，反攻兵力严重不足，田单借助畜力作补充，用了火牛陷阵之计。齐人点火于牛尾，一是为了驱牛杀敌，二是为了引火于敌，火攻燕军。《孙子兵法》讲了“火攻五法”，并认为“以火佐攻者明”(《火攻篇》)，齐军在反攻中火助声威，果然收到了明显的效果。田单在此计的实施中注意到了以下三点，一是根据“夜战多火鼓”(《军争篇》)的要求，时间选择在夜晚；二是凿开城墙几十处，驱牛“由不虞之道”(《九地篇》)，使燕军不及拒防；三是火攻中根据“极其火力，可从而从之”(《火攻篇》)的要求，派精兵随从火牛之后进攻，扩大战果。田单组织的这场短促的战争反攻完成得非常成功，真正做到了“始如处女，敌人开户；后如脱兔，敌不及拒”(《九地篇》)。
开始强大的燕军最后成了战争的失败者，燕军的失败自有其政治的和社会的原因。从兵法理论的角度看，燕军在整个战争过程中有如下诸多失误：第一，轻信齐人的离间之言，前线易帅，使不晓军政的人指挥军队，中了田单的第一计，失于兵法上所谓的“害军三患”(见《谋攻篇》)。第二，兵法要求在军队中“禁祥去疑”(《九地篇》)，查禁迷信，消除谣言和疑惑，燕军却听任即墨城中所谓“天神相助”的迷信和谣言流传，未能消除田单第二计在本军中的恶劣影响。第三，兵法要求在两军之战中“致人而不致于人”(《虚实篇》)，用兵忌讳被对方所调动，燕军却在城外轻信言传，滥施暴行，被齐人牵着鼻子行动，使田单的第三计得逞。第四，兵法明白地告诉燕将：“无约而请和者，谋也。”(《行军篇》)即墨人在并未受到困屈的情况下前来请降，燕人一点也没想到这已是田单的第四条计谋。“无虑而易敌者，必擒于人。”(《行军篇》)燕人在两军相争的战场毫无谋虑却轻视敌手，失败已不可避免。第五，田单驱牛出城时，兵法最后一次提醒卧眠于床的燕人：“兽骇者，覆也。”(《行军篇》)野兽惊骇呼叫，是敌军在大举来袭。可惜燕人已被解除了战争意识，根本没有想到这一严肃的提醒，使田单的第五计收到了“攻其所不戒”(《九地篇》)的效果。
田单：活用《孙子》，五计败燕(3)
田单以五条计策彻底扭转了齐燕两国军事力量的对比，夺取了战争的胜利，这五条计策突出地体现了如下一些兵法原则：第一，“兵以诈立”(《军争篇》)的原则。战争计谋的实质是对敌人的欺骗。胜燕五计充分体现着诡诈多变的计谋特点，其中有假情报、假信息、假恐惧，又有假神师、假投降、假贿赂、假龙兽等等。在这里，仅有目的是真的，一切可以为假。离开了“假”，就不会有田单的胜燕五计。
第二，“先胜而后求战”的原则。战争自然有胜有败，决定战争胜败的一条重要规律是：“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形篇》)取胜的军队，总是先创造取胜的条件，然后才同敌人决战；相反，失败的军队总是先贸然开战，然后企求侥幸取胜。田单指挥齐军战燕，严格遵循了“先胜而后求战”的原则。从齐人驱牛开始起，两军战场交锋只用了很短的时间，而田单把大量的精力和时间用之于战前对取胜条件的创造。前四计已经创就了齐军取胜的各种条件，造成了一种必胜的态势，有了这种态势，才任势求战，并迅速取胜，达到“势如弓广弩，节如发机”(《势篇》)的理想效果。因为，“任势者，其战人也，如转木石。”(《势篇》)“若决水于千仞之溪”(《形篇》)，所向披靡。这就是田单取胜的奥秘。
第三，“奇正相生”“因敌制胜”的原则。战争理论反映着战争中各种因素相互作用和变化发展的一般规律，而战争实际则包含着任何战争理论都无法容纳的具体要素和特殊情况，人们在战争中接触到的都是战争实际，如何在自己遇到的战争实际中运用战争理论？选择战争理论的哪一条兵法原理？怎样按照兵法原理的要求组织战争实际中相对应的要素，并推动它们相互作用？这是任何一位通晓战争理论的将军在战争实际中会首先碰到并须认真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兵法理论无法回答，但为了引导人们一条正确的思路，《孙子兵法》提出了解决这类实际问题的一条“因敌制胜”的基本原则。它以水随地形而成流为例，指出：“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虚实篇》)这里的要害是要人们不拘常规，依据实情，出奇制胜，兵法为此而强调说：“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势篇》)考察田单的整个战争部署，尤其是最后的战争反攻，无不体现着依据战争实情而奇正相合的策略。在一切战争中，“因敌制胜”的原则不会过时，各次战争的实情不会重复，因而奇正相合的战争策略也就会“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势篇》)。就会变化无穷，千姿百态。
我们自然不能确认五计败燕的田单一定研习和通晓先他百余年出现的《孙子兵法》，然而我们可以认为，齐人田单一定受到产生于故土的上述兵法思想的影响。田单败燕表明着《孙子兵法》在自己故土的辉煌胜利。
田单：能败强燕，难下小狄
《战国策?齐六》、《资治通鉴?周纪四》和《说苑?指武》载，田单任齐相时准备攻狄，他为此去见名士鲁仲连，鲁仲连对他说：“将军想攻狄，那是攻不下的。”田单生气地说：“我曾经率领即墨小城中的败亡之卒，攻破强大的燕军而恢复了齐国，怎么能连狄城也攻不下呢？”于是未向鲁仲连打招呼就上车离去了。田单率大军攻狄，三月都未能攻下，伤亡很多。这时田单又去拜见鲁仲连，请教道：“先生曾说我不能攻下狄城，究竟有什么原因呢？”鲁仲连回答说：“将军那时在即墨，坐下就织蒉编筐，站起则持锹筑墙，鼓动士卒说：‘已经没有退路啦！今日之事，不胜则亡！’那时候将军无贪生之心，士卒有必死的气概，听到鼓动，人人莫不挥泪奋臂欲战，因此能够打败燕国。现在将军有掖邑(今山东掖县)租赋之奉，又有淄上游观之乐，腰间束着黄金，驰骋于淄、渑两河之间，有生存的快乐而没有必死的决心，因此不能取胜。”第二天田单在狄城下鼓励士卒，他率先站在矢石所至的阵地上，亲自击鼓，狄城终于被攻下。田单是战国时有名的军事战将，他曾以即墨城中的弱兵，打败了强大的燕军，震撼了列国。然而，如此优秀的战将，在任相之后却数月攻不下小小的狄城，这种看似奇怪的现象，局外人鲁仲连早有预察，并向他本人道出了其中的原因，事后的军事实践也证实了鲁仲连分析的正确性。事情的全过程给予我们不少的启发：
第一，军事争战，乃至于干任何事情，都首先需要一种争胜的决心，一种舍生忘死的气概。自然，有了这种决心和气概，未必事情一定成功；但没有这个决心，事情必定不会成功。一定的决心和气概是事情成功的首要条件。
第二，人们通过艰难的奋斗去追求优裕的生活条件，然而，优裕的生活条件到手后，它往往成了人们继续奋斗的包袱，生活条件越是优裕，奋斗的包袱可能越是沉重。人们只有看轻这种条件，有敢于割舍和抛弃的勇气，才不会使自己陷于背上包袱去奋斗的困难境地。
第三，恶劣的环境和生活条件总是人们在本性上希望摆脱的，这一摆脱的行为过程恰好构成了人生的奋斗，因而，恶劣的生活条件往往就是人生奋斗的外部动力。对于有能力创造自我新生的有为之士而言，恶劣的环境终究能够摆脱，因而，恶劣的环境对他们必定是暂短的历程，从而对他们是极为珍贵的生命体验，恶劣环境给予他们奋斗的刺激和人生的教诲会使他们受益终生。由于恶劣的环境一经摆脱后很难重来，因而一切有为之士应该倍加珍惜自己苦难的历程和苦难的岁月。
智慧大师老子告诉人们：“故抗兵相加，哀者胜矣！”(《老子?六十九章》)这一“哀兵必胜”的规律决定了田单攻燕和田单攻狄必有不同的结果。从更一般的意义上讲，它指出了人生奋斗和一切社会活动中主观勇气的重要，揭示了恶劣环境对人生奋斗的积极作用。
齐襄王：明嘉大臣，掠收民心
齐将田单于公元前279年以奇计收复了被燕国占领的七十余城，恢复了齐国，立襄王法章为君，被封为安平君，任相国。《战国策?齐六》和《资治通鉴．周纪四》记载了齐襄王为与田单争夺民心而嘉奖田单的事情。襄王和田单有一次同过淄水，有一位老人涉渡淄水后身体寒冷，不能行走，坐于沙中，田单见之，急让随从寻衣送之，因急难寻到，田单乃脱下自己所穿的裘衣相送。襄王见到后非常反感，对身边人讲：“田单惠施百姓，一定是想夺取我的国政吧？不及早收拾他，恐怕要来不及了。”他征求身边之人贯珠者的意见，贯珠者建议他说：“大王不如为此嘉奖田单，使田单的施民成为您自己的恩惠。”于是齐王公开下令道：“我做君主的担心民众受饿，田单就设法保证他们有饭吃；我担心民众受寒，田单就脱下裘衣送给他们；我担心民众劳苦，而田单也为此担心，他很了解我的心意；是我很称心的相国。”并赐给田单牛酒之赏，表彰其行为。按照贯珠者的安排，过了几天，齐王在朝中会见群臣时，召田单至前致谢，问候他的劳苦，下令寻求缺衣少食的人，让给他们供给衣食。不久，齐王派人到街头巷里打探民众的反映，听到许多男人窃窃私语说：“人说田单爱百姓，唉！那是君王教他施惠的。”
齐王看见相国田单解衣送人，心中老大不高兴，作为君王，他认为相国在自己当面私惠于人，是向百姓衬托了自己的无情，掠走了百姓本来对于自己的爱戴，甚至认为是相国在收买民心，欲图国政。一切正常的当政者都希望辖下的民众能感受到自己的恩惠，他们对民心的归属极为敏感。田单疏忽了这一点，无意间触撞了君主的忌讳之处，受到了猜忌。
为了争夺被田单掠走的民心，襄王采纳了贯珠者的建议，他利用自己的君主地位，对田单的施民行为大张旗鼓地表彰，甚至提出一些更为优厚的惠民措施安排田单去做，他把上述表彰和安排有意公开，使人们传扬出去，实际上是有意显示自己对民众的恩惠之心，使百姓感受到王恩浩荡的滋润，也借以向人们表白，田单不过是君王恩惠的传送者，他所送来的恩惠，其实是君王赐予的恩惠。而当某些地方受不到恩惠时，民众必然认为是田单传送不及所致。齐王采取这种办法，不但彻底取消了田单惠收民心的可能，而且使田单必然承担偶尔惠民不及的责任。
齐王心恶田单之时，对田单有两种对待办法，一是处置他，二是嘉奖他。第一种君臣残杀的办法不仅会削弱楚国的力量，示弱于天下，而且会彻底地失去民心。齐王采取第二种办法，收到了意外的效果。应该说，齐王对田单的嘉奖完全是在私欲支配下的一种权术行为，这里是虚假的惠民，别有用心的嘉奖，缺少的是诚实和谐的人格形象。事实上，一副狭小的胸怀中毕竟难以长存恢弘的君子气度，古人云：“务伪不久，盖虚不长。”(《管子?小称篇》)任何虚假的面孔因为和本我人格相违背，终究会暴露出来，留给人的只是虚伪的印象。如果襄王具有真正的爱民之心，又具有博大的胸襟，那他必会有对田单由衷的嘉奖，必会有一个诚实和谐的人格形象，人们无疑也会赞许他驾驭下属的高明的施政艺术。
齐君臣：口诺实辞，口是行非
列国复杂的矛盾纠葛常使某些国家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战国中后期秦国在西部崛起，与关外数国的矛盾异常突出。齐国居处东土，与秦国没有接壤，两国的矛盾稍微缓和些，但这种局面却常常使齐国处于两种势力争夺的两难境地。齐国曾经用口是行非的策略手段谋求对这种困难处境的摆脱。《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和《资治通鉴?周纪四?赧王中》记载，秦昭襄王见七国国君都称王号，不足以显示自己的尊贵，于是准备称帝。他为了拉拢齐国，使齐王与自己分担各国的责难，乃让齐湣王也同时称帝。齐湣王受到秦王推举，很是为难。如果接受帝号，势必得罪关外五国；如果推辞帝号，则又拂逆了秦王之意。后来，齐王采纳了苏代之计，采取“受之而勿称”，接受帝号但不使用的办法，一时应付了秦王，又未得罪五国诸侯。
与此相同的另一件事是，《列国志》根据《史记?楚世家》所载楚怀王合纵六国军队伐秦时“齐独后”的事实，生动地描述了齐国当时对出兵讨伐一事的计策谋划：“伐则结秦之仇，不伐则触五国之怒。莫如发兵而缓其行。发兵则不与五国为异同，行缓则可观望为进退。”(第九十一回)按照这一筹划，孟尝君田文率兵参战，但他一出齐郊，就突然称病治疗，一路耽搁不行，直到五国军队在函谷关之外被秦军打败逃归，齐军尚未进入秦国疆界。
齐国在上述两难的场合都是采取了口头应诺但不真正实施的策略手法，在两种势力的尖锐对立中，一种势力首先拉齐国入围，齐国口头上答应了其相约之事，因而取得了该势力的欢心；但另一方面，齐国在实际行动上找他事作借口，并不真的履行诺言，因而也不得罪另一相对立的势力。齐国用这种口是行非的计策来应付两难的处境。
应该说，口是行非的计策使施计人一时摆脱了眼前的困难处境，为其观察事态的发展，选择稳妥的立场和方针提供了较充足的时机。然而，它也给施计人从长远上带来了消极的作用：首先，它是一种伤害施计人信用的手段。尽管施计人在做出违背自己承诺的行动时，会找其他事情作借口，巧妙地搪塞别人，但个中隐秘终究会被他所搪塞的人所看清。如果多次使用此计，其心迹必然大白于天下，会造成世人对其歪曲型人格的塑定。其次，两种势力的对立和争夺，不会与施计人绝对无关。施计人对两种势力一味取中立和观望的态度，似乎避免了矛盾，实际上并未能彻底解脱于矛盾之外，两种势力争斗的长远后果必然直接影响到施计人本身。口是行非，企图超脱于矛盾之外，反映了施计人对自己长远利害的短视，从事情发展的全过程看，实是一种坐待焚身的拙策。比如，在秦国吞噬关外诸国的关头，齐国只有支持五国的生存，才能保证自己的生存。齐国的执政者看不见这一长远利害，居处于战争的背后坐观列国争斗，没有给五国以坚决的支援，遏制秦国的兼并，及等秦国灭亡了五国，齐国也就自然成了秦国的囊中之物，被迫吞下了亡国的苦果。
骊姬：谗杀太子，佯做好人(1)
春秋前期，晋献公娶骊戎女骊姬为夫人，骊姬为了使自己所生的儿子奚齐继承君位，多次诬陷太子申生，《国语?晋语一、晋语二》、《左传?僖公四年》和《史记?晋世家》记载了骊姬谗杀太子申生的几个计策。第一，找借口支走太子。骊姬首先贿赂献公宠臣优施、梁五等人，让他们在献公之前大造舆论说：“曲沃(今山西闻喜县东北)是晋君宗庙所在地，必须让太子居守。”晋献公听了他们的话，遂让申生离开国都绛城(今山西翼城东南)，去了曲沃。
第二，激将献公，离间申生。申生去曲沃不久，骊姬有次哭着告诉献公，说申生在曲沃收买民心，准备夺取国政。献公略有所信，问道：“那该怎么办呢？”骊姬故意劝献公道：“您可借口年老，交出国政。申生得到国政，说不定会赦免您。”献公听罢坚决表示说：“绝不能给他国政！我以武威扬名诸侯，现在没有死就丢了国政，算什么武！自己的儿子都胜不了，算什么威！我一定要想办法收拾他。”晋献公自此对申生暗伏杀机。
第三，置毒栽赃陷申生。又过了一些时候，骊姬以献公的名义转告申生说：“君父昨晚梦见了齐姜，你可在曲沃立即献祭。”齐姜是申生早已去世的生母，申生闻命，即在曲沃祭食，其后按规矩将祭祀的酒肉送于献公，献公正好出猎未归，骊姬将毒药置于酒肉中，献公回来后，厨师立即献上酒肉让献公食用，骊姬从旁制止道：“酒肉从外面来，请先试验一下。”将酒洒于地上，地皮马上隆起小泡；用肉喂狗，狗立即死亡；让小臣食用，小臣当即毙命。骊姬佯装大惊，哭倒于地。献公见太子要给自己下毒手，亦怒不可遏，派人执杀了申生少傅杜原款，最后申生被逼自杀。
骊姬对申生的陷害是一步一步完成的。她首先找借口支走申生，隔绝了献公与申生的直接联系，切断了他们父子间频繁的沟通渠道，为后面的用计和陷害准备了基本的条件。骊姬支走申生，是贿赂其他朝臣，指使别人给献公提议的，她自己未曾出面，从而掩饰了她对太子的险恶心机。
骊姬第二步编造了申生欲谋反夺位的事情，这与许多妃子诬陷太子的方法无出二辙。骊姬之计的特别机巧之处，是她在编造了此事后，假意劝献公交君位给申生，让献公以此换取申生的赦免。骊姬这一提议暗含的前提是：申生夺位绝不宽容献公。她故意把献公父子的关系视作水火难容，并用激将法刺激献公，诱使献公自己做出杀害申生的准备，而她本人则在表面上充当了一个爱护献公，又不愿伤害申生的贤妃角色。
献公此时虽恨申生，但申生谋反的证据不足，献公并无立即惩治申生的意思。骊姬于是有意设定机会，实施置毒栽赃计，把图谋鸩君的罪名强加给申生，终于促使献公对申生下手惩治。在此计的实施中，骊姬只向献公伪造和显示申生害君的证据，并不提议什么，她佯作失惊大哭，以受害的弱者自居，又借此刺激献公。在欺骗献公的同时，对自己的诡计作了巧妙的掩饰，使献公受骗而不自知。
除上述三计之外，《列国志》还描述了骊姬为陷害申生所采用的“蜜蜂计”。说的是骊姬以激将法挑动献公，见献公对申生尤不深恨，于是向献公提议让申生回都城暂住几天，说是要向申生示之以德，融洽她和申生的关系，献公立刻同意了。申生来宫中和骊姬吃过几顿饭后，骊姬晚上向献公泣告说，申生午饭饮酒时曾调戏她。见献公不大相信，骊姬遂安排说：“君若不信，妾试与太子同游于囿，君从台上观之，必有睹焉。”(第二十七回)次日，骊姬约申生同游囿园，她先将蜂蜜涂于头发上，游园时招惹得蜂蝶绕头纷飞，落于发鬓之上，于是她请申生替她驱赶蜂蝶。申生挥袖子为骊姬驱赶蜂蝶，献公从远处高台上望见，以为申生果真调戏骊姬，心中大怒，当即欲诛杀申生，骊姬反而跪下求情说：“宫中暖昧之事，外人未知，姑忍之。”申生还曲沃不久，骊姬即导演了置毒栽赃计，终使献公杀掉了申生。
骊姬：谗杀太子，佯做好人(2)
骊姬的蜜蜂计是对申生设下的陷阱。她在诬蔑申生调戏她后，一方面安排献公暗中观察申生与她独处时的情景，另一方面又假借驱蜂之名让申生对她以袖拂发，由于拂发的动作与一种调戏动作相似，而暗中观察的献公又只见动作不知其情，于是在骊姬事先谗言的误导下做出了错误的判断，申生在无所知觉中坠入了骊姬奸计之中。在蜜蜂计的实施中，骊姬事先涂蜂蜜于发鬓，她将蜜蜂喜蜜的生性巧妙地利用于计策之中，为诱使申生做出拂发动作埋下了奸诈的伏笔。献公欲杀申生，她以“暖昧之事”为借口替申生求情，这一求情之辞益发肯定了她对申生的诬陷，使献公对申生的憎恨蓄之更深。骊姬把献公对申生的蓄恨刺激到一触即发的程度后，佯求和事，以好人自居，尔后设阴计点燃献公蓄怒的导火索。
狐突：仇视惠公，幻见申生(1)
晋献公的太子申生于公元前656年被骊姬谗言陷害逼死，成为春秋前期晋国的一大冤案。公元前650年，执掌国政的晋惠公夷吾为收买民心，准备改葬太子申生，晋国老大夫狐突随行至申生生前所居之邑曲沃新城(今山西闻喜东北)。狐突是晋臣狐偃之父，公子重耳(即后来的晋文公)的外祖父。《左传?僖公十年》和《史记?晋世家》载，狐突在新城参加改葬时，恍惚间遇见太子申生，申生让狐突为他御车，在车上他告诉狐突说：“夷吾办事无礼，我已求得天帝的同意，准备把晋国交给秦国，秦国将会祭祀我。”狐突乃对申生回答说：“臣听说，神灵不享受别族的祭品，百姓不祭祀别族的神灵。如果晋国不存在，您的祭祀会断绝的。何况百姓有什么罪过，为什么要以灭国作为处罚呢？处罚不当而又祭祀断绝，都是不合适的，您还是考虑一下。”太子申生说：“好。那我将重新请求。过七天，在新城西边，将有巫者在那里附现我。”狐突答应到时候去见巫者，申生突然不见了。到了约定的日子，狐突去见巫者，这位巫人告诉狐突说：“我请求惩罚有罪的人，天帝允许了，这人将会在韩地受困。”狐突遇见申生完全属于一种幻觉。幻觉是在没有外物刺激的情况下由人体自身生成的一种虚假的感知，亦即人们常说的“白日梦”。精神分析学说认为，人的精神活动主要分为意识和潜意识两大类，后者代表着人的本能欲求，平常受到意识的潜抑，而当意识因某种原因变得松弛时，潜意识就会以做梦、幻觉、笔口之误等形式表现自己。因而，幻觉在本质上代表着人的某种深藏不露的期盼和欲求。
在晋献公晚年的朝政纷争中，狐突更倾向于支持申生，申生被害后，由于重耳素有贤名以及与重耳的亲缘关系，狐突转而支持重耳，他的两个儿子狐毛、狐偃一起随重耳出外流亡，这是狐突支持重耳的最明显的证据。惠公夷吾回国执政，不合狐突的本意，加上惠公一上台就杀了里克等倾向重耳的大臣，使狐突对惠公政权更产生了一种内心的对抗和憎恶，但这种情绪因受到传统的君臣观念的抑制而难以表现。在改葬故太子的活动中，悲愤情绪的强烈刺激和长时间的精神紧张使狐突的意识松弛，潜意识的暗流遂在某种场景的诱导下冲过意识的堤防，以幻觉的形式表现了出来。
狐突通过遇见申生的幻觉，表达了他复杂的深层心理愿望：其一，幻觉掩饰了申生的死情，把狐突带入一种君臣重逢的愉快情景中，实现了他让申生存活人世的愿望。其二，狐突在幻觉中借申生之口，表达了他准备以晋畀秦、灭掉晋国的心理，这一要求因为已经得到了天帝的同意，成了无法避免之势，从而报了申生的冤仇，也伸张了他们对惠公政权的报复心。其三，狐突以百姓无罪的理由说服申生放弃灭晋请求，表达了他厚民爱国的思想意识，同时也满足了他在关键时候挺身而出、为民请命的心理愿望。总之，狐突的幻觉体现了他怀念申生和反对惠公政权的意念，表露了他既仇恨晋国当权者、又同情晋国民众的复杂心理。
巫者附现申生的情景，既可能是幻觉的延伸部分，也可能属于幻觉过后的真实情景。如果属于后一种可能，那我们在难以知道申生、狐突与城西巫者往日关系的情况下，只能将其揣测为《左传》作者的想像性描述。如果是属于前一种可能，那则表明了狐突对上述心理矛盾的妥协态度。他既爱恋祖国、同情百姓，同时又憎恨晋国当权者，在这两种心理欲求的作用下，最后的决定是在保存国体的前提下给当权的晋惠公以惩罚。这一决定仍然是以申生的请求表现出来，并且也得到了天帝的同意。
公元前645年，即狐突幻觉之后第五年，秦晋发生韩原之战，晋惠公被秦军俘虏，受到了一次严重的惩罚，巫者之言得到了证实。事实上，抛却先验的认识方法，我们不难确定，所谓巫者之言的“预言性”记载，肯定掺杂了《左传》作者对后来真实事件的照应性的记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