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齐君：尊亲弱国，尚功权移
周武王灭商后封姜太公望于齐，封周公旦于鲁。《吕氏春秋?仲冬季?长见》记载，太公望和周公旦两人非常要好，他们走在一起，就谈论如何治国的问题，太公望说，我的治国办法是“尊贤上(尚)功”。周公旦说，我的治国办法是“亲亲上恩”。太公望说：“按你的治国办法，鲁国自此就要削弱了。”周公旦说：“鲁国虽然会削弱，但往后拥有齐国的一定不会是姜氏。”果然，齐国以后日益强大，一度称霸春秋，二十四世后田氏代姜执政。而鲁国日益削弱，仅到了能够保持生存的地步，三十四世后灭亡。在这里，两位圣贤各向好友道出了自己治国的奥秘，作为一种私下交流，他们又各向好友指出了对方治国办法的消极后果，给人们留下了深长的体味。
两位圣君治国的办法都集中在用人问题上，这是他们共同的奥秘，足见用人一事在国家治理上的极端重要性。但两位圣君具体的用人方针又有所不同：周公旦在鲁国的用人方针是近亲者，尚恩人；太公望在齐国的用人方针是尊贤人，尚功臣。“亲亲尚恩”的方针保证了鲁国政权会掌握在那些亲近有恩的、鲁君信得过的人手中。然而，这一方针局限了用人的范围，放弃了大视野中的人才选拔，那些亲近有恩的人，未必是富有才能的人，当一批少才寡能的人物执掌了国家政权后，必然迟滞国家的发展，使国势日益削弱。而“尊贤尚功”的方针则把用人的着眼点放在贤能和功绩方面，它保证了国家执政者有较高的能力水平，从而保证了国家的发展强大。但这一方针一味看重人的才能功绩，有可能忽视所用之人的政治立场，因而难以防止异己分子窃取权位。
两位圣君相互指出了对方用人方针必然导致的消极后果，也许他们都没有认真地对待这一点，许多年之后，由于两国各自用人弊端的长期积累，鲁国衰弱得仅能保持自立，最终被楚国所灭，而齐国在国势强大的同时发生了“田氏代姜”的事件。历史事实证实了两位圣君的先见之明，也证明了两种用人方针各自的优劣点。
应该说，周公旦提出的“亲亲尚恩”原则，完全是以“天下为私”为用人的着眼点的，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思考治国问题，自然是宁要属于我的弱小，不要属于他人的强大。对于受封的国家，宁可牺牲其强大，也要保证对自我的所有，这是鲁国圣君合乎情理的选择。然而，在“天下为公”的社会中，这种“亲亲尚恩”的原则就几乎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因为公天下对于人们无亲疏之别，如果以执政者个人的亲疏决定用人的取舍，则又不是真正的天下为公。周公旦用人原则的现代意义，在于它提出了一条“德”的标准，和太公望用人上的“才”的标准相对应，构成选人用人上的两条重要原则。
两位圣君治国的奥秘和各自的失误告诉人们，在选人用人上一味地强调德，则会使庸才执政，削弱国家；如果一味地强调才，则可能使国政失手他人。这一道理深刻地启示人们用人上应该防止的两种偏颇态度，揭示出了治国理政的真正奥秘。
曹刿：看重锐气，知己知彼
齐桓公争得君位后，派人向鲁国索要齐国“囚犯”管夷吾，得到后即任为相国。鲁庄公受齐国愚弄，准备兴师伐齐，齐桓公派大将先行伐鲁，两军于公元前684年战于鲁地长勺(今山东莱芜东北)。《左传?庄公十年》记载了鲁人曹刿协助鲁庄公指挥战斗并取得胜利的谋略活动：两军相对，鲁庄公准备鸣鼓进军，曹刿认为还不到时候，加以制止，等齐军鸣了三通鼓之后，曹刿才让庄公鸣鼓。鲁军冲锋进军，齐军大败而逃。庄公准备下令追击，曹刿说：“先别着急。”他下车察看齐军的车辙，又登车凭轼远望，然后对鲁庄公说：“可以追赶了。”鲁军于是开始追击。鲁军取胜后，曹刿向鲁庄公解释取胜的原因说：“作战靠的是勇气，一鼓气方盛，再鼓则气衰，三鼓则气竭。齐军三鼓气竭时，我们正一鼓气盛，所以能战胜他们。”曹刿又向庄公解释所以要察看后再追击的原因：“大国多诈难测，恐怕有埋伏，以诈败引诱我军，我见他们后退的车辙杂乱，又望见他们旌旗倒下，知道他们是真的败退，所以才让您下令追击。”
长勺之战体现了鲁人在军事活动中对士兵锐气的重视，反映了他们利用进攻的时间差创造双方士气差的谋略思想；同时体现了他们谨防敌诈、慎重追击的用兵等谋略。近二百年之后，孙武对长勺之战中体现的类似的军事谋略做出了深刻的概括：
第一，孙武在《孙子兵法?军争篇》中提出：“是故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故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此治气者也。”(《军争篇》)后人梅尧臣注释云：“朝，言其始也；昼，言其中也；暮，言其终也。”张预注释云：“善用兵者，当其锐盛则坚守以避之，待其惰归则出兵以击之。”(《二十二子》)这正是对长勺之战鲁人用兵思想的总结。
第二，根据鲁人对逃跑之敌的顾虑和慎重追击的思想，孙武提出“无邀正正之旗”和“佯北勿从”(《军争篇》)的原则，即认为不应迎击旗帜整齐的敌人；对伪装败退的敌人不要追击。
第三，根据鲁人曹刿对齐人败退真情做出判断的经验，孙武提出了“旌旗动者，乱也”(《行军篇》)的察敌之法，杜牧曾直接用长勺之战中的有关情节释注此句之意。
第四，《国语?鲁语上》和《左传?庄公十年》载，长勺之战前曹刿问鲁庄公凭什么同齐军作战，庄公回答说他对身边的人常施恩惠，又说他对神祭祀很讲信用。曹刿告诉他：这些都是靠不住的，不能作为取胜的根据。当鲁庄公说到他对政事尽量以情处置时，曹刿认为这才是可以与齐国作战的根据。孙武将这类思想也做了概括，提出：用兵作战“不可取于鬼神”“必取于人”(《用间篇》)和“上下同欲者胜”(《谋攻篇》)的军事思想。
第五，鲁军作战和追击的胜利，在于其能对齐鲁双方的基本情况和战场形势有相当的把握。孙武提出：“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敌之不可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击，胜之半也。”(《地形篇》)即是说，在作战中仅能知道敌与我一方面的情况，都不会有必胜的把握。战争的规律是：“知己知彼，胜乃不殆。”(《地形篇》)
隰朋：蚁穴探水，巧用物性
据《韩非子?说林上》载，隰朋随齐桓公、管仲率兵北伐孤竹(今河北卢龙南)，春往冬返，回国时大军行至山中，一时寻不到水源，大家非常着急。隰朋对大家说：“蚂蚁冬天居于山之阳面，夏天居于山之阴面，因为蚂蚁近水而居，顺着蚁穴挖下去，必能得到水。”兵士们找蚁穴挖掘，果然得到了水源。在大军断了水源的严重关头，隰朋巧妙地借用蚂蚁的生存本性来探掘水源，将动物的自然之性利用于人的特定目的，表现了他高超的智慧和天才。隰朋蚁穴探水的运用是基于以下三个相互联系的认识：
第一，动物和人性状不同，但却有着基本相同的生存基础或生存条件，从这方面来说，人也是动物。凡适于动物居处的地方，一般也适于人的居处。水是动物不可缺少的生存要素，在一个区域内，没有水，就没有动物的居处；而如果有居处的动物，那此地就必有水源。隰朋在齐国兵士到处寻找水源的时候，一定看到了路上爬行的蚂蚁，蚂蚁行走速度极慢，路上的蚂蚁不会是外地的路过之蚁，必是本地的居处之蚁。在有动物居处的区域，人们如果断了水源，那问题不在于没有水源，而在于有水源但人们没有找到它。
第二，有些动物某方面的生存本能优于人类。人原本属于动物，但人把自己从动物界中“提升出来”后，活动区域扩展，生存条件大为改观，生存上对一定地域某些特殊条件的依赖必然减弱，当人类有条件把自己的精力散到社会生活、精神生活上，把维持生存的那部分精力主要用之于对自然条件的综合利用和加工改造上时，过去纯粹依赖自然而生存时期所具有的某些有限的生存本能反而会逐渐下降。而有些动物，甚至许多非高级的动物，由于它们的生存始终没有摆脱对自然条件的绝对依赖，反而在长期的生存活动中逐代积累和提高了它们在某方面适应自然条件的生存本能，这表现在它们对生存要素的感官探测可能更为准确，对自然条件的直观反应可能更为敏感等。在这里，越是非高等的动物，生存上越是对自然条件依赖直接的动物，很可能其某种生存本能越高。基于这些认识，隰朋认定蚂蚁具有比人探测水源的更高的直觉本能。
第三，动物的一切活动结果能够被人所利用。尽管有些动物的某种生存本能优于人类，但动物的任何活动都属于自然界本身，人类有能力认识自然之性，并有能力对自然条件进行综合利用，对动物凭优长的生存本能而做出的活动结果，人们当然能够以智攫取。某些生存本能的有限和退化，是人类之所短，但能攫取他物之优，巧夺天工，为己所用，却是人之所长。人们在生活实践中不仅要一般地承认其他某些动物本能活动上的优长和自我能力的许多不足，而且要具体地认识和发现哪些动物的所优所长，要认清自我能力的不足之处，这样才有可能做到避短就长，充分发挥出自已固有的“人性”。隰朋蚁穴探水的机智，不在于他要学得蚂蚁般优长的探水本能，而在于他能将蚂蚁的本能性活动结果加以利用，他在“人”的位置上避短扬长，从而显示了人之能力的高强。
和隰朋蚁穴探水相联系，《韩非子》还讲了齐国军队自孤竹返回时途中迷路，管仲提出老马识途，遂信马由缰，大军随老马找到行军之道的事情。随马找道和蚁穴探水一样，也是以承认动物的某些本能优长为前提，同时又将其优长处加以巧妙利用，弥补人之能力的不足，从而显示了人的智慧优长。
逢丑父：舍生赴死，李代桃僵(1)
公元前589年，晋国与齐国发生了靡笄山(今山东济南市东北)之战。《左传?成公二年》和《史记?齐太公世家、晋世家》记载了齐将逢丑父在危急关头为营救齐君而采用的李代桃僵之计。晋国元帅谷匹克率军攻齐，齐顷公亲自率军拒敌，他以逢丑父为车右(位于驾车人右边的武士称车右)。双方在靡笄山激战后齐军大败，齐顷公急绕华不注山而逃，但被晋军包围。晋将韩厥遥见齐君金舆车乘，率本部兵马驱车来捉，偏偏这时齐顷公的骖马(三匹马中位于两旁的马)被树木绊住，不能行走。眼看齐顷公要束手待缚，这时，逢丑父急中生智，他换穿了齐顷公的锦袍绣甲，坐于金舆中的尊者之位，却让齐顷公换上自己的戎士服饰，坐于车右位置。韩厥追到跟前后，把身穿锦袍绣甲的逢丑父认作了齐顷公，手揽绊马之索，要将齐君带到晋军大营。逢丑父诈称口渴难言，取瓢对身右的顷公说：“丑父可去为我取水。”顷公下车，去附近华泉打来一瓢水。逢丑父接水一看，嫌其混浊，让去另寻清水，齐顷公借机绕过山脚逃遁，后被败散的齐将乘乱载归。
逢丑父被韩厥当作齐顷公带至晋军大营，晋帅郤克曾出使齐国，认识顷公，见了逢丑父，情知上当。逢丑父告诉晋国将帅说：“我是车右将军逢丑父，刚才往华泉取水的那位就是我的君主，他早已回到齐营了。”郤克勃然大怒，喝令将逢丑父斩首，逢丑父申辩说：“臣子代替君主赴难，至今还没有这样的人，我首先这样做了，反要被杀害，以后谁还敢这样忠于君主呢？”郤克闻言，对身边人说：“代君赴难的臣子，杀了不吉利。我赦免了他，用来勉励尽忠国君的人吧。”于是放掉了逢丑父。
在国君就要被俘的时候，逢丑父情知反抗、逃跑均无济于事，于是采用变换服饰、李代桃僵的计策解君之难。李代桃僵是广为流传的所谓三十六计之一，古乐府《鸡鸣》上有：“桃生露井上，李树生桃旁。虫来啮桃根，李树代桃僵。树木身相代，兄弟还相忘。”李代桃僵是在灾祸面前为保他人而代其赴难的策略，此计的要害是找“替身”代为受祸，施计的困难处在于要把替身装扮到足令对手信为真身的程度。逢丑父利用韩厥不认识顷公的特殊情况，施计时仅仅换穿锦袍绣甲，以服饰和座位误导韩厥，也就足能令其信假为真了。逢丑父危急时不仅有代君赴难的忠诚，而且有难中见易、化难为易的智略。
逢丑父作替身代国君赴难，把晋人的注意力吸引到自己身上来了，然而国君就在身旁，仍是晋军的掌中之物，为了创造机会使国君脱逃，他借口渴打水的名义支走了顷公。逢丑父和顷公这时实是以打水为题为晋人表演了一出“双簧剧”，他们心照不宣，密切配合，让晋人信打水为真，终使这位假冒的车右逢丑父以堂而皇之的理由在韩厥眼皮下溜走，至此，逢丑父李代桃僵的救君之计才得以彻底完成。
逢丑父是准备代君受死的，但他受死前情愿寻求一次自生的机会。晋帅郤克明白了他代君赴死的真相后，要追究的是他对晋军的欺诈之罪。逢丑父在临诛前的申辩中却转换角度，强调自己的代君赴死之忠，他所强调的方面完全符合于当时君臣关系的普遍原则。这一申辩使自己行为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郤克如果杀掉他，必然在晋国群臣中造成忠君者不得好死的恶劣影响。郤克为了免除这一不良影响，勉励晋国群臣的忠君之心，合乎情理地赦免了逢丑父。
逢丑父李代桃僵之计的整个实施过程表现出了三个特点：一是他利用所骗对手的特殊情况和人们往往以服饰定身份的心理定势，将装扮替身的困难步骤就简处理，在较短的时间里即作好了施计的准备。二是替身和真身是相互顶替的，当逢丑父假扮顷公的同时，齐顷公扮成了逢丑父。后一替换使顷公真身在对手面前有了堂堂正正的角色，避免了藏匿的麻烦，也为后面的双簧表演准备了条件。三是逢丑父在施计之后据礼申辩，机智地谋求到了脱身。他既要以李树代桃之僵，使桃树英华如旧，又要最终避免李树的受害僵死，使其有惊无险。
逢丑父：舍生赴死，李代桃僵(2)
李代桃僵是在某种灾祸不可避免的前提条件下采取的一种策略。这种策略承认灾祸的不可消除性，它只是想法置换灾祸的受害者，这种置换会使灾祸的程度或性质发生重大变化。比如，齐国一名武士被俘与国君被俘，对齐国的灾祸具有完全不同的程度和性质，对晋国的胜利也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逢丑父的计策正是首先改变齐国受灾祸的性质，降低晋国取胜的意义，然后据礼巧辩，说服晋帅放掉他这一对两国利害无谓的被俘者。齐景公：将相治国，佞臣乐身
齐景公是春秋后期的齐国君主，他的大臣中有相国晏婴、司马穰苴以及梁邱据等人。《晏子春秋?内篇杂上》和《说苑?正谏》记载了齐景公在一天晚上前往大臣家寻求共饮之乐的事情。齐景公夜间饮酒，想移到晏婴家同饮，晏婴听到君主到来的通报，急忙穿礼服立于门口问道：“诸侯有什么事情吗？国家有什么变故吗？君主为何夜间驾临？”景公说：“我想与先生共享美酒之味和金石之声。”晏婴回答说：“设席陈器、与君共乐的事有专人，我不敢参与。”齐景公于是又移往司马穰苴之家，穰苴听说国君驾到，立即披甲戴盔，手拿长戟站在门口问道：“诸侯有战事吗？大臣有叛乱吗？君主为何夜间驾临？”景公说：“我想与将军共享美酒之味和金石之声。”穰苴回答说：“设席陈器、陪君享乐的有专人，我不敢参与。”齐景公接着又移往梁邱据之家，梁邱据听说国君驾到，左手拿瑟，右手擎竽，唱着歌迎上前来，陪君主饮酒。齐景公说：“今晚上饮酒，我真感到快乐啊！”他对人说：“没有晏婴和穰苴两个人，我怎么能治理国家呢？没有梁邱据这位臣子，我怎么能身心快乐呢？”
齐景公夜间饮酒寻乐，想找一个陪饮之人，他先后到相国晏婴和司马穰苴之家，两位官员见君主晚间驾到，以为有重要国事，以礼节相迎，职业性地询问君主驾临的原因，当他们知道君主为饮酒之乐而来时，以为是自己的分外之事，均予婉辞。而梁邱据一定是熟悉景公的秉性爱好，他听说国君驾到，并不打问原因，随和地搬出乐器前来相陪，使君主得到了一夜快乐。
晏婴和穰苴是齐景公两个得力的文武之臣，一个是誉称天下的国相，一个是列国闻名的将领，他们是齐国当时立国的柱石。景公饮酒行乐时，首先想到的是他们，可见景公对他们的心之所系和平素的爱戴。然而，景公在饮酒寻乐上所求于他们的，他们均未给予，反倒是无所树功的梁邱据满足了景公的饮乐要求，这样，梁邱据也就在景公眼中成了与晏婴、穰苴相并列的、不能离开的第三个人物。
晏婴和穰苴不是不能饮酒纵乐，而是他们看重功业，以治国征战为己任，不屑于充当设席陈器之人，也许他们还受到传统文化中某些因素的影响，不愿意做出夜间陪饮的这种不合臣礼的事情，因而对君主的所求婉言辞谢。景公对两位爱臣的拒饮并无强求，他有许多臣子，两位爱臣不愿做的事情，自然会有人愿做，众多的臣子中，自然会有人愿意靠近君主，以能接近君主、为君陪乐为荣幸。景公在两受拒绝后移驾另就，终于遇上了梁邱据这样的臣子。
齐景公既要治国，又要乐身。作为君主，他不愿放弃其中的任何一个，与此相应，他的身边就必有不同的两批大臣，一批是治国之臣，一批是乐身之臣。齐景公坦诚地向人们表白了这一心底，从而向人们透露了历史上许多君主治国用人的一条秘密。
《吕氏春秋?先识览?知接》、《韩非子?十过》、《韩非子?难一》、《史记?齐太公世家》和《说苑?权谋》记载，春秋前期，齐国名相管仲临终前，特意交代齐桓公为国家计，以后要远离易牙、竖刁和开方三位嬖臣，但齐桓公将三人驱逐后，“食不甘，宫不治，苛病起，朝不肃”，最后不得已将三人重新请回。易牙主管君主的烹调，竖刁是自做了宫刑的僮仆，开方是桓公的近侍，他们都是君主的乐身之臣，尽管管仲向桓公明告了任用三人会对国政产生的祸害，但齐桓公还是离不开他们，因为他们能使齐桓公得到个人享受的满足，办到治国之臣难以办到的事情。
齐桓公离不开易牙等人，楚文王生前离不开申侯伯，齐景公离不开粱邱据，表明君主离不开乐身之臣在历史上不是个别的情况。
晏婴：止刑数罪，实谏景公
《晏子春秋?内篇谏上》、《晏子春秋?外篇》和《说苑?正谏》数处讲述了晏婴巧谏齐景公的许多内容大体相同的事情，反映的是晏婴救无辜者免于死亡的计策。齐景公将自己最为心爱的一匹马交给一位圉人(养马之人)饲养，不料马得疾病死去，齐景公大怒，让人用刀支解圉人。支解人拿刀要动手前，晏婴向旁边的齐景公问道：“尧舜(传说中的两位明君)当年支解人，是从身体哪个地方下手呢？”景公闻言一惊，让停止支解，将圉人交给狱吏去处理。晏婴又对景公说：“狱吏不会知道圉人的罪状，我先列举出来，然后将圉人交给狱吏。”景公点头同意。晏婴于是对圉人说：“你有三条死罪：你把君主的马养死了，这是第一条死罪；你养死的是君主最心爱的马，这是第二条死罪；你使我们的君主因为一匹马要杀掉一个人，老百姓听到必怨恨君主，诸侯听到必轻视我国。你养死了马，却使百姓积怨，邻国侵凌，这是你的第三条死罪。现在要把你交给狱吏处理。”景公听到这话急忙说：“放掉算啦！免得伤害我的仁德。”晏婴欲救圉人，第一步先把圉人从齐景公的支解之刑下解脱出来。在支解人行将动手的紧急情况下，他不和齐景公讨论是否应该支解圉人的问题，而是佯顺景公之意，赞同支解，但却提出一个尧舜解人从何下手的问题，让景公难以作答。尧舜以仁德治民，从无支解之刑。晏婴的问题不是要作难景公，而正是要让景公做出这样的思考，启发景公的仁德之风，让他悟出自我行为的荒唐。
圉人免除了支解之刑，但并没有解脱于景公的处罚，晏婴于是采取了第二步解救之法。他仍然顺着景公的治罪之意，列举了圉人的三条罪状，前两条作为点缀，轻轻带过，实际是重复了圉人的行为过失，后一条超出圉人的行为本身，故意列举圉入受刑后的不良后果。事实上，圉人受刑的后果，无论多么恶劣，都是不能让圉人本人来负责的，其责任只能属于主刑人，这是一切头脑清楚的人都可以划清的是非界限。晏婴故意把主刑人应承担的行为恶果算在受刑人的身上，列为圉人的一大罪状，实是针对齐景公的策略，既严厉地指出了景公滥用刑罚会导致的恶劣后果，批评了他的行为，同时又为景公改错自省留下了极大的面子，避免了君臣关系的对立。
晏婴：吴宫斗智，拒认“天子”
晏婴是齐国的名相，他曾受命出使楚国，舌战楚士，并机智地对付了楚王有意安排的侮厚性场面，维护了齐国的尊严和他个人的人格。《晏子春秋?内篇杂下》和《说苑?奉使》记述了晏婴出使吴国时智斗吴王的一段事迹。晏婴出使吴国，吴王夫差听说晏婴是北方善于辞辩、熟悉礼仪的人，就对掌管朝觐的官员作了一番安排。第二天，晏婴求见，那位官员对晏婴喊道：“天子请见！”晏婴恭敬地等待而不言语。官员一直喊了三遍，晏婴徐徐问道：“我奉君命来到吴王之宫，但却糊里糊涂地进入了天子的朝廷，请问吴王在哪里呢？”吴王听说此言，只好让人传令：“夫差请见晏婴。”遂以拜见诸侯的礼节进见吴王。
殷周两朝的帝王认为自己受命于天而君临天下，故自称为“天子”，《礼记?曲礼下》中说：“君天下曰天子。”可见，“天子”一词有特定的指意。列国时周王仍为天下共主，因而“天子”是各诸侯国对周王的特定称谓，这一称谓体现着周王与诸侯国的君臣名分关系。南方吴、楚等国的君主在春秋时虽然僭号称王，但北方诸侯并不承认对于他们的臣属关系。因而从不认他们为天子。吴王夫差在召见齐使晏婴时故意让人连喊“天子请见”，就是想在晏婴面前争取一个天子的名分，迫使晏婴承认，从而体现出齐国对吴的臣属关系。由此可见，晏婴能否挫败吴王夫差的诡计，折杀其狂妄之气，不仅是对他识别力和应变力的考验，而且关乎着他在与吴交往中能否为国家争取到一个平等的地位。
晏婴肯定听到了吴国朝觐官的喊话内容，他内心感到诧异和惊怒，也立刻意识到了吴王夫差意欲进行侮辱性挑衅的图谋，他装作与己无关的样子静待不言，及等官员催喊数遍后，他才作了拒绝进见的回答。
晏婴把天子和吴王作了严格的区分，以此作为回答的前提。他在回答中一是明确表示自己是奉君命来见吴王的，暗示他没有进见“天子”的使命；二是他把吴人“天子请见”的错喊故意歪曲成是自己误入了天子之廷，并且自贬之为“糊里糊涂”的行为，这既表明了天子和吴王二者间的绝难混淆，又暗衬了混淆二者的糊涂，他借用表面上的自贬之辞，客气而又严厉地指责了吴王自称天子的荒唐愚妄行为。在作了两步回敬之后，晏婴仍然回到了自己的出使目的上，向吴国朝觐官询问吴王何在，这一提问是向自称天子的吴王暗示，他妄自尊大实是丢了自己的身份，是对吴王的嘲讽奚落，同时又表明了发问者本人不见吴王不甘休的出使责任感。吴王被晏婴机智的回答所折服，再也难以狂妄自大，于是改而发出“夫差请见”的传令，晏婴又一次赢得了外交斗智的胜利。
晏婴在受到吴王挑衅的外交场合，他处变不惊，从容镇定，表现了一位外交家丰富的临场经验，他以婉转的口气，貌似客气地指责和嘲讽了狂妄的挑衅者，益发显示了一位出色外交家的智慧。
晏婴：民众参政，贵在独立
晏婴是齐国的名相。《晏子春秋?内篇问下》和《韩非子?内储说上》记载，晏婴出访鲁国时，鲁哀公问他：“俗话说：‘遇事没有三人合计就会迷惑。’现在我和全国人谋划事情，鲁国却仍然免不了混乱，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晏婴回答说：“您使合于己意者得到尊荣富贵，臣下皆知迎合君意，与君心化而为一，没有第二者参与虑事，哪里还能得到三人合计呢？”鲁哀公遇事决策前和很多人相谋划，表现出了一种难能可贵的尚众意识，但决策的结果并不如预期的那样理想，他带着迷惑不解的难题请教晏婴。晏婴告诉他，鲁君的权力作用已把君主本人的意志转化成了臣民的意志，臣民的意志与君主的意志合而为一，虽然君主让臣民参与了决策，但实际上参与决策谋划的还是一个人。
晏婴对鲁国情况的分析是否合于历史的真实，我们在此尚难断定，但他的分析指出了民众决策必须具备的一个重要前提，即参与决策的民众必须具有自己独立的意志。如果没有这个前提，参与决策的人们总是迎合君主的意志行事，那么民众决策就徒有虚名。
西周末年的思想家史伯曾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的思想，认为不同的东西相掺和，才能促进新东西的产生和发展，而同一的东西相添加，对事物的发展并不具有什么意义。晏婴是完全赞同史伯上述观点的，他曾以调味和奏乐作比喻，说明不同东西相掺和的意义，以此提醒执政者要注意不同意见间的相互补充(见《左传?昭公二十年》)，这是古代政治理论中一个极为深刻的思想。
晏婴对鲁哀公的回答是对上述思想的具体运用。对于鲁国政治的混乱，晏婴认为不在于君主采取的民众决策行为，而在于这种行为仅仅流于了形式。只有使民众以独立的意志参与政治，提出与君主不同的意见和观点，使各种意见得到相互补充和吸收，才有可能形成一个合理的决策方案，而这才是真正的民众决策。
晏婴的分析提醒人们，一个决策是否属于民众的决策，不能看民众是否参与了决策的谋划和投票，而是要看参与谋划和投票的民众是否真正具有独立的意志。民众决策之所以优越些，就是因为其中包含有不同意见的争鸣和比较。
越石父：受屈知己，怒绝晏婴
越石父是春秋时中牟之地的贤人，一度卖身为奴。《晏子春秋?内篇杂上》、《吕氏春秋?先识览?观世》、《史记?管晏列传》和《新序?节士》载，越石父一次反穿皮衣，背着草在路边休息，被晏婴看到了。晏婴问过他几句话，知是一位君子，遂解下左骖之马将其赎出，同车载归，到了馆舍，没有告别就进去了。越石父很生气，要求与晏婴断绝关系。晏婴派人对越石父说：“我以前并不认识你，你为奴多年，我看见后就把你赎出来，我对你还不可以吗？为什么这么快就要和我绝交呢？”越石父回答说：“我听说，士人在不知己的人面前蒙受委屈，在知己的人面前扬眉吐气，所以君子不因为自己对人有功就轻薄人。我曾做了别人三年奴仆，那些人不是我的知己，现在你赎出了我，我把你当成了知己。开始乘车时，你没有推让我，我以为是你一时疏忽，现在你又不告别而进入馆舍。你不能对我以礼相待，我还不如去做别人的奴仆。”晏婴于是出见说：“当时我只看到了您的外表，现在我看到了您的心志。”遂将越石父待为上客。晏婴以自己的骖马赎出了为人奴仆的越石父，以为自己对其有恩，于是在不经意间省免去了一些必要的交结礼节。越石父本是去随晏婴做门客，但他从晏婴无意间的怠慢中，感到晏婴并没有给予自己人格上的平等，于是生气地提出了辞绝晏婴的要求，认为当一个不受尊重的门客，还不如再去为奴。
越石父为人奴仆时，受着非人的待遇，也许他并没有对主人产生怒气，因为他明白主仆关系的含义，奴仆的地位使他不能奢望得到主人的礼遇和尊重。萍水相逢的晏婴使他获得了人身自由，他感激晏婴，并且引以为知己。希望得到知己者应有的礼遇和尊重，对任何人都不是过分的要求，但越石父却意外地从晏婴那里没有得到这些。
人们对不同的关系有着不同的感情要求，其中关系越是密切，感情的要求程度就越高。人们在生疏的、或者相敌对的关系中，其感情可能会有很大的忍耐性，可以承受住相当的委屈、打击和伤害；但在亲近的关系中，在知己者面前，其感情的承受力却极为脆弱，经不起稍多的委屈和伤害。越石父在原来的主人面前能经受住为人奴仆的痛苦而稍无怨恨，却受不了晏婴的一点怠慢，就是因为他感到患难逢知己，对晏婴有着高得多的感情要求。
一个人帮助了别人，并不应居功自矜，因此而轻薄别人，如果他与受助人有着长期的交往关系，就应该彻底放弃助人后的恩德意识，不以恩德伤礼遇，始终给对方以人格的尊重。因为当别人真诚地接受了自己的帮助时，他已觉得双方的相互关系深化了一步，对自己的感情要求程度有了提高。晏婴对待越石父，开始时犯了一个错误，等他知道了越石父的心志后，一改前非，待其为上宾，才真正赢得了越石父的爱戴。众典籍为此感叹议论说：“俗人之有功则德，德则骄。今晏子功免人于厄矣，而反屈下之，其去俗亦远矣，此全功之道也。”这里把居功自傲的人比作俗人，认为晏婴后来礼遇越石父的方法，才是收到了完整的功效。
越石父原是一位地位低下的人，当他和相国晏婴交往时，最希望得到的是双方人格上的平等，由于和晏婴地位差别上的悬殊，他在这一方面也就愈加敏感，在晏婴乘车和人馆时礼节疏忽的地方，他却产生了强烈的感受，这是社会地位的差别给人际交往带来的必然隔阂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