狐突：仇视惠公，幻见申生(2)
幻觉代表着人的一种潜意识活动，这种精神现象由于没有意识的参与，因而不受现实境况的制约，它完全是个人欲念的表达，使个人欲念在表达中达到满足；另一方面，幻觉对个人欲念的表达又要披上一些貌似真实的伪装，它要假借过去的一些真实体验以及一些深入人心的道德规范来粉饰自己，以便不至于使过于唐突的欲念惊醒休眠着的意识，能悄悄通过意识的警戒，成功地表达自己。这是幻觉自我制作的机巧。狐突在幻觉中为申生御车，这一情景是有来历的。公元前660年，晋国讨伐赤狄的别种东山皋落氏(在今山西垣曲县西北五十里，今为皋落堡)时，狐突曾为申生御车(事见《左传?闵公二年》)。幻觉中狐突又重现了往日一种愉快的经历，同时幻觉也借此披上了一层真实的外装。狐突见申生的幻觉，是他的一种深层心理及其人格特征的表露，同时也是他某种强烈的政治欲念的表达。惠公执政时，狐突曾告老还家，人们也许以为他变成了一位超脱政治的贤达之士，但幻觉明确透露了他对惠公政权的反对态度，只是当时人们不能全都知晓他的幻觉，也无从对其进行科学的分析，因而得不出关于其政治态度的明确结论罢了。《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和《史记?晋世家》载，公元前637年狐突拒绝执行惠公之子晋怀公让他手书召回狐毛、狐偃二子的命令，狐突支持现政权反对派重耳的政治立场至此才暴露无遗，终被怀公杀害。这一结局可以说是狐突长期以来内心坚持某种政治立场的必然性遭遇，同时也证明了潜意识活动对某人深藏不露的政治态度无意表露中的准确。
狐偃：巧释“土”意，激励人心
《国语?晋语四》、《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和《史记?晋世家》多处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晋文公重耳在回国执政前，与狐偃等一行数人流亡列国，受尽困窘。有一次，他们路过卫国的巨鹿(今河南濮阳东北)，因饥饿难忍，向田间农夫乞讨求食，农夫有心奚落，送给他们土块。重耳大怒，准备用鞭子抽打农夫，狐偃急忙劝阻说：“土，是立国的基本。这是上天假手赐给我们的。”于是他们向这位农夫拜首道谢，收下土块，车载而去。狐偃在君臣一行饿乏无力、又遭侮厚的情况下，机智地转换角度，以天赐土地之语解释农夫的授土行为，消除了君臣一行的愤恨情绪，极大地激励了君臣们对未来前途的信心。
狐偃此策得以形成并能产生效果的关键，在于他对“土”的巧妙解释。“土”是一个多义字，它既可指土壤、泥土，又可指国土、领土。如古人说：“有人此(“乃”之意)有土。”(《礼记?大学》)《国语?晋一》有言：“今晋国之方，偏侯也，其土又小，大国在侧。”此外，“土”至少还有第三种字义，即指土地之神。如《公羊传?僖公三十一年》中言：“诸侯祭土。”“土”字由原始第一义所衍生的如上后两义，构成狐偃转义释“土”的基础。
农夫送来土块，重耳见状发怒时，狐偃脑中瞬时完成了两个转换：其一是把土块转换成了“土”字，转形为字；其二是把“土”字的第一义转换成了第二和第三义。前一种转换是合理的抽象，为后一转换准备了前提；后一转换则是巧妙的释字，完成了前一转换的目的。两种转换在表面上毫无夸张，非常得体，没有高超的思维力、机敏的头脑和一定的学识，是无法做到的。
在狐偃进行两个转换前，人们看到的，是农夫送来的田间土块，一切有形有象；狐偃在两个转换之后，得到了一种无形的抽象意义，两者在人的感知中差别很大。狐偃要用后者解释前者，那么，他在必须承认人的感知之差别的前提下，如何把两者在观念上统一起来呢？在古人的观念中，上天的意志总是假手别物来显示，狐偃在此找到了统一二者的通道。他把后面的抽象意义说成是上天的意志，而把人们所感知的土形人象说成是上天显示意志的只具象征意义的假借物。这一解释是在古人的常识水平上，把有形之物和转换了的无形之义极巧妙地统一了起来，又天衣无缝地掩盖了两个转换过程中的人为造作。
至此，乞食得土成了大家亲眼看到的意义非常的事情；重耳饥饿求食，上天赐给了他国土。于是大家十分愉快，高高兴兴地向上天假手之人“再拜稽首”，将那块具有象征意义的神圣之物载入车中，以昂扬的信心去流亡，去奔走前程。
计谋一般是以一定的人物为对象，它是以巧妙的手段制服敌人或说服对方，以达到自己的目的。狐偃的这一计策不是以特定人物为对象，而是以他们君臣头脑中愤怒、沮丧的情绪为对象，目的在于消除悲观，树立信心，这是此计的一个独具特色之处。
介子推：辞禄焚躯，节标寒食(1)
晋文公重耳公元前636年回国执政，此前在外流亡十九年，随行的臣子中有一个名叫介子推的人物。《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庄子?盗跖》、《吕氏春秋?季冬纪?介立》、《韩非子?用人》、《史记。晋世家》、《说苑?复恩》、《新序?节士》多处记载了关于介子推的一段事迹。重耳流亡卫国时，断了食粮，向农夫求食时，农夫送土块相戏，终未得到饭食，重耳饥饿难忍。这时，介子推从旁割了自己的股肉，以肉汤进献，一时解了重耳饥饿。重耳吃罢，知是介子推的股肉，心中感激不已。后来，重耳在秦国的扶持下返国执政，奖赏随从流亡的臣子，介子推见众大臣居功争赏，心中鄙之，不愿与其同列为伍，于是回家奉侍老母，自守清贫。他不去申报功劳，晋文公忙于国事，一时忘却，因而也未奖赏介子推。母亲劝他去申功请赏，至少让晋文公知道奖赏的失漏，介子推坚不答应，最后与母亲一同奔绵山隐居。
介子推的一位知情人为他深感惋惜，于是写下几句文字贴于宫门：“有龙矫矫，顷失其所。五蛇从之，周遍天下。龙饥无食，一蛇割股。龙返其渊，安其壤土。四蛇入穴，皆有处所。一蛇无穴，号于中野(荒野)。”此处以从龙之蛇比喻随君流亡的众臣，既点明了介子推的割股之功，又指出了对众臣奖赏的不公正，为介子推鸣冤。晋文公看后大惊，明白了自己奖赏的疏漏，立即派人往召介子推，知其入绵山隐居，遂带人入山寻找，介子推也许有意躲避不出，君臣终未相遇。晋文公思忖，如果焚山烧林，介子推必然携母出山避火，于是纵火烧山，但介子推仍然不肯出来，被烧死于林中枯柳之下，《庄子?盗跖》说是“报木而燔(焚烧)死”。《淮南子?说山训》中言：“介子歌龙蛇而文君垂泣。”晋文公见到介子推骸骨，伤感不已，命就地安葬，立祠祀之，并封绵山之田为其祠田，改绵山为介山，以志纪念。后世在此立县，命之为介休县，意寓介子推休息于此。
晋文公焚山烧林正是农历清明前的一两天，事后为悼念介子推，文公禁止此日生火煮食，只吃冷食，称之为“禁火”或“禁烟”。《后汉书?周举传》中说：“太原一郡，旧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龙忌之禁，至其亡月，咸言神灵不乐举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辄一月寒食，莫敢烟爨。”后来沿袭成俗，以冬至后百零五天，即清明前一二日为寒食节，节时禁火寒食，家家插柳于门，以招子推之魂，次日方生新火。
介子推在君主饥饿无奈的流亡途中割股啖君，表现了一种少有的忠诚。此行为不仅解了君主腹中之饥，而且显示了他以君为重、看轻自我，危难时能够以身献君，敢于赴汤蹈火、杀身成仁的忠勇气概。尤其是，重耳当时处在身无地位的贫贱困境中，尚无看得见的复国希望，介子推割股以充其饥，丝毫不包含对尊贵者的承仰，它既出自介子推对一位贵公子沦落困境的同情，也是介子推自认他给君主能够做到的一点奉献。随从重耳流亡的有许多臣子，只有介子推才能做到如此忠勇，在这方面，他是随从臣子中最突出的一位。介子推本人对此可能深信不疑，他认为其他臣子做不到这一点，于是才当仁不让地独自割股啖君。
重耳后来返国为君，十九年流亡之苦出乎意外地得到了报偿，群臣们争功请赏，好不热闹。然而介子推却辞朝归家，后来又入山为隐，即使在晋文公焚山相逼时，宁可焚烧身躯也不愿出见文公一面，做出了一系列让人们难以理解的行为。其实，介子推辞禄焚躯的行为有他的深层心理。
首先，介子推看大了他割股啖君对于重耳的作用。介子推始终认为君主危难时他能做到的事情其他臣子难以做到，他是随亡群臣中突出的一位。晋文公赏功时，他大概料想群臣会推举自己为首功，但群臣各自请赏，并无推举之意，于是心中生出对群臣的鄙薄，这种鄙薄是自他当年独自割股时就有的，那时仅仅鄙薄他们难立大功，而此时的鄙薄变成了对功小争赏者的厌恶。他辞朝归家，不甘与所恶者同列为伍，实是要以自己的辞赏反衬同僚争赏行为的龌龊，借以羞辱同僚，或者想以辞归引起人们对他的注意，让人们重忆和估价他当年割股的功劳，与同僚之功分个高下。
介子推：辞禄焚躯，节标寒食(2)
晋文公曾向人明告他论功行赏的原则说：“夫导我以仁义，防我以德惠，此受上赏。辅我以行，卒以成立，此受次赏。矢石之难，汗马之劳，此复受次赏。若以力事我而无补吾缺者，此复受次赏。”(《史记?晋世家》，并参见《说苑?复恩》)如果介子推割股啖君确为上等之功，那他归家辞赏，以此羞辱同僚或无论怎样，都未尝不可，但按晋文公的论功原则，介子推显然不在上功之列，他的行为自然也没有引起君臣们的注意。晋文公绝没有想到还有一个不来申功请赏的流亡之臣，一时疏忽，奖赏中不幸地忘掉了介子推。介子推没有得到君主的奖赏，心理上感到了极大的不公平，群臣请赏争功而不推举自己，人心为己，尚情有可原；啖食股肉的君主竟然自己忘掉了此事，这使他产生了一种无名的怨恨。介子推当年割股啖君，仅仅是出于对重耳的同情和自己臣子的本分，丝毫没有以此得到奖赏，换取富贵的意念，这时，他决定接受现实，恪守当初义节，彻底放弃应得的奖赏，过自己已经习惯了的清贫生活。他的母亲让他向文公告知奖赏的疏漏，他回答说：“言语是用来表达思想和装饰行为的，我已决定隐居，何必要前去表功。”然而，介子推认为晋文公一得国为君就忘掉苦难时的功臣，这种怨恨终难释怀，他料到晋文公迟早会想起这件往事而弥补奖赏的疏漏。介子推要的是君臣间的深情义交，要的是如同往昔的节义和事情的公道，并不稀罕君主的后赏余惠，为了表明他对负义之人的不合作态度，为了给君主将来的内疚之心加上一道深重的痕迹，逼他进行严厉的自责自省,介子推决定携老母遁迹山林，终生不出，好让晋文公后补的奖赏难以实施，让他一辈子背上沉重的人情债。
晋文公不久带人上绵山寻找介子推，介子推不是不知，而是不愿出来，也不能出来。如果介子推此时与文公相遇，晋文公必定会想法留住他，强予他奖赏，甚至有可能给他超过其他臣子的最高奖赏，但这不是介子推的稀罕之物，也不是他隐身山林的追求之处。他这时若出山被迫接受了君主的赏赐，不仅难给负义之君以刺激，反倒背上君主的情债，违背了自己的初衷，同时还会有以逃隐要挟赏赐的嫌疑，难在同僚面前抬头，既销掩了当年割股啖君的功劳，又必遭君主日后的中心嫉恨。得到自己并不稀罕的东西，而失去自己珍贵的节义操守，这是介子推此时出山难以避免的结局，由于这些原因，介子推因而绝不出山面君。
晋文公纵火烧林，逼介子推出山就范，他急于卸下自己的人情债，对臣子采取了最严厉的逼迫手段。这表明介子推隐居山林的行为已使君主内心难以安宁，他刺激君主的目的已初步达到。然而，介子推此时也面临着更为严峻的考验：保身躯还是保节义，二者只可取一。像当年割股啖君时一样，介子推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后者，他重节义而轻躯体，为了贞守节义，他不向痛苦低头，不向权势低头，不向死亡低头，心甘情愿地焚身于绵山之上。唐时胡曾先生为介子推作诗云：
羁绁从游十九年，天涯奔走备颠连。
食君刳股心何赤？辞禄焚躯志甚坚！
绵上烟高标气节，介山祠壮表忠贤。
……
晋文公本想强予介子推以重赏，但弄巧成拙，奖赏非但没有施出，反而烧死了应该受奖的功臣，本已内疚的心上刻上了一道血痕。看到介子推的骸骨时，他有无限的伤感，也留下了终生的自恨。他为介子推立祠封田，又以“禁火”作悼纪念，以此聊补对这位流亡之臣的歉意。
无论介子推在割股啖君和辞禄焚躯时有多么复杂的思想活动轨迹，但人们所看到的，是一个在君主贫困时舍身报效，在君主富贵时辞禄远逃、却富爱贫、轻利重义的人物形象，这一形象和那些嫌贫爱富、重利轻义的势利之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人们喜爱这一形象，同时也喜爱那种为逃避利禄，在权势和压力面前宁死不屈的高洁品行，于是，人们对这一人物形象产生了世代不竭的崇敬和悼念，这种崇敬和悼念，包含了人们对世间贫困赤情的企求，寄托了人们对利禄和权势的蔑视，曲折地反映了人们对一种世俗心态的厌恶。
介子推：辞禄焚躯，节标寒食(3)
季节关系加上人们复杂的社会心理原因，寒食成了我国古代的一个传统节日，唐时尤甚。宋人邵雍曾言：“人间佳节唯寒食。”许多骚人墨客逢节挥毫，寄寓心意，留下了不朽的篇章。唐人韩翃作《寒食》诗云：
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
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
孟云卿作《寒食》诗云：
二月江南花满枝，他乡寒食远堪悲。
贫居往往无烟火，不独明朝为子推。
张友正《寒食日献郡守》云：
入门堪笑复堪怜，三径苔荒一钓船。
惭愧四邻教断火，不知厨里久无烟。
诗人杜甫有《小寒食舟中作》，韦应物有《寒食寄京师诸弟》，韩偓有《寒食夜》，张说有《奉和寒食作应制》。宋人王禹偁被贬商州(今陕西商县)时作《寒食》，诗中有：“今年寒食在商山，山里风光亦可怜”，“郊原晓绿初经雨，巷陌春阴乍禁咽。”他在《清明》之诗中仍念及“昨日邻家乞新火”的寒食情景，清人李渔作《清明前一日》，诗前四句云：
正当离乱世，莫说艳阳天。
地冷易寒食，烽多难禁烟。
我们至此可以窥见，寒食是我国古代一个重要的传统节日,它代表着一种浓厚的民族文化现象。《周礼?司烜氏》有“仲春以木铎修火禁于国中”，禁火许为周时旧制，但介子推辞禄焚躯为“禁火”增添了新的文化意义，它使寒食节得到了广大民众的认可，并且历代沿袭或俗。因为介子推身上体现的节义品行始终和贫苦联系而与富贵无缘，它表达出了古人的某种气节，因而传统文化创制了、并且长久地接纳了与此相关的节日，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共同寄托某种企盼的时令机会。上述许多诗作自然各人意境不同，且与介子推事迹已无多大的直接关系，但它们其实都没有离开人生及其贫富、交情的话题，它们是在人生“寒食”的话题上表达心境和阐发寓意的，这是寒食时节本族各代诗人“集体无意识”的作用结果。
阳处父：假意决战，诳敌退军
《左传?僖公三十三年》和《说苑?权谋》记载了公元前627年的一件事情。晋国的阳处父率军攻打蔡国，楚国大将子上率兵救之，两军隔汦水(即今沙河)相持。阳处父后来因晋军粮草将尽，意欲退兵，但他既怕退兵时楚军乘机进攻，又怕退兵后给人落下临阵退却的笑柄，于是想出一计，他派人前去对子上说：“你若想和我决战，我就退后一舍，让你渡河列阵，咱们早晚决战；你若不想渡河，那就让我一舍之地，使我渡河列阵。不然这样相持下，劳师费财，对谁也没有好处。”子上欲渡河列阵，随行的孙伯说：“晋人不讲信用，如果乘我半渡而击之，那就吃亏了，不如让他们渡河列阵。”于是子上让楚军后退了一舍，等待晋军渡河。但阳楚父等楚军一退，故意宣扬说：“楚军不敢与晋军决战，已逃跑了。”乃率军退归。他知道楚太子商臣与子上结怨，退军后让人给商臣说：“子上受了晋国贿赂，所以退兵。”商臣将此事告于楚成王，成王杀掉了子上。在这里，阳处父迫于战争形势意欲退归，他故意给楚将子上提供了或者渡河决战，或者退后待战的两种选择。如果楚军选择了前一方式，渡河与晋军决战，那阳处父很可能采取半渡而击的方法，轻易地击败楚军，取胜回国。楚军为了避免这一结果，做出了后一种选择，这也是阳处父事先预计到的，于是他乘楚军退后待战之时，假造一个楚军惧战逃跑的舆论，乘机率军退归，既避免了撤退时为敌所乘的后果，又取得了一个战胜的名声，没有伤害自己的士气。
楚军中计后撤，阳处父犹不罢休，他又制造一个子上受贿退军的谣言，利用楚国内部的矛盾纠纷离间子上，转借楚君之刀杀害了子上。阳处父这次始终未与楚军交战，但他连施两计，放出暗箭，竟致死了楚军之将，达到了两军交战根本实现不了的目标。
事实上，楚军与晋军夹河相持，楚军近予本土，军资取给方便，在战略上稍占优势，这次只要咬住晋军不放，坚壁持久，利用晋军远离本土的弱点消耗对方，必有坐收战果的一天。可惜他们看不清自己一方的优势所在，为敌人的假言迷惑和调动，丧失了优势，又为敌方的谣言中伤制造了借口。
三国时的司马懿与远来伐魏的诸葛亮在五丈原(今陕西岐山县南斜谷口西侧)夹壑相持，他咬住蜀兵，坚壁相持百余日，终于轻而易举地等到了战争的胜利。他是一位远比楚国子上高明的将领。
《孙子兵法》提出了察敌之法中云：“辞强而进驱者，退也。”(《行军篇》)这是一条正确判断敌情的有用参考。
阳处父：虚设诱饵，空言诱囚
为了囚禁某人，乃虚设一饵，以空言相骗，诱使其自投罗网，这是人们常常采取的虚饵之计。史籍记载了春秋时这一计策的两次使用。《左传?僖公三十三年》载，公元前627年，秦国盂明视等三帅率兵越晋伐郑，返国时在觳地被晋军伏兵擒获。晋襄公在继母文嬴的劝说下放走了三帅，不久又后悔了，遂派阳处父去追捕。阳处父急急迫到黄河东岸，见秦国三帅刚刚坐船渡河，阳处父知一时寻不到船只，于是心生一计，他故意解下自己所乘的左骖之马，假托是晋襄公要送给孟明视的礼物，让三帅上岸接受。孟明视有心提防，他立于船头拜谢，并不上岸受礼，阳处父的虚饵计遂落空。
《史记?伍子胥列传》、《左传?昭公二十年》载，楚平王为杀害太子建而拘捕了太傅伍奢，他怕杀掉伍奢后其子伍尚和伍子胥日后复仇，乃派人到伍奢之家对二子说：“你们来，就免你父亲之死。”长子伍尚为免父之死，随使者去了郢都，被平王囚禁，父子二人一同被杀。次子伍子胥不信其言，后逃至吴国。
以上阳处父对于孟明视、楚平王对于伍尚兄弟采用的都是虚饵之计。此计的实质在于对所要拘捕的对象以利诱之。利诱的特点是虚设一饵，以空言相骗，使诱捕对象误人可控制的范围内。阳处父虚饵计的更为高明之处，一是他随机应变，指定所乘的左骖之马为引诱之物，使“虚饵”具有了可借托的实物，使所诱对象更易受骗；二是他将所借托的诱饵假以晋君赠送之名，使对方难以推辞，投网就范。阳处父对孟明视指马言赠，且假以君命，这与晋襄公释放孟明视的前命相符合，因而也掩饰了自己引诱对方入彀的图谋，对盂明视具有极大的欺骗性。
虚饵计乃是以空言诱人，它不需“本钱”，简便易行，因而常被用作诱捕某人的手段。然而，此计由于如下两个特点，也常常会在机智的诱捕对象面前失效和落空：第一，设饵之利对诱捕对象常是一种无故之利，这一“利”必使他产生疑问，使他怀疑这一画饼之利实为别人虚设的诱饵，从而拒绝投入罗网。比如伍子胥在楚平王的虚饵前，可以首先确定：释放父亲伍奢，从情理上并不需要二子前往；二子前往不能成为释放父亲的理由，据此他就可以满有把握地认定，这一释父之“利”是没有根据的，因而是不可能存在的，于是他就会识破虚饵。盂明视在阳处父赠马之时，必然也会感到作为一名战俘所得到的过分的、因而不合情理的爱宠，以无故之宠识其虚饵之诈。第二，诱捕对象的“获利”只有在接近许诺人之后才能获得。对诱捕对象而言，这种获利可能是暂时的、微小的，而接近许诺人的冒险却对自己是致命的、根本性的，诱饵之利总是小于冒险的损失。当人们稍微怀疑一种无故之利时，即使不能确定其必为虚饵之诈，也宁可舍弃其利，而不愿冒险地投入罗网。这也就是孟明视和伍子胥能分别逃脱阳处父、楚平王虚饵之计的原因，也是上述虚饵之计能留给人们的一点教益。
臾骈：辞强约战，料敌退兵
《左传?文公十二年》载，秦国在公元前615年冬出兵进攻晋国，晋国赵盾率大军拒秦军于河曲(今山西芮城县西风陵渡一带黄河拐弯之处)。晋国谋士臾骈认为，秦军远来，不能持久，建议晋军深垒固守，以待敌变。赵盾采纳了他的建议，严令军士坚守。秦军几次挑战，并且采取诱敌之计，均未得到决战机会。一天晚上，秦国派使者前去告诉晋军说：“我们两国军队尚未痛快地交锋，明天就请决战吧！”臾骈见秦使说话时眼珠转动，声音反常，等其离去后对赵盾说：“秦军要打算逃走了，请赶快安排追击。”后来证明臾骈的预见果然十分正确。在这里，臾骈把秦军口气刚硬的请战之辞放在特定的环境中去考察，先辨其真假，然后从反面识破了秦军的诈情。
辨析秦军的请战之辞，臾骈以以下基本情况为根据：秦军远来进攻，几次求战不得，兵锋已老，加之后勤供应的压力，已无力取得大胜，他们在与晋军难于继续相持的情况下，只有退归一条选择。但秦军要退归，最可担心的是一直在蓄锐等待的晋军乘退追袭。秦军为了保证自己撤退顺利，必然要想法稳住晋军。据此，他们的约战之辞极可能是撤归之前放出的“烟幕”，他们要引诱晋军忙于备战，自己则乘机撤归。臾骈还细心观察，认为秦国使者“目动而言肆”的外部表情，即潜意识支配着的“身体语言”已证实了自己对秦军约战之辞辨析的正确性。根据上述情况，臾骈满有把握地肯定：秦军要动身溜走，时间是在他们引诱晋军备战的当天晚上。如能截击，必获大胜。
臾骈在战场上辨析敌辞，从反面识破敌之诈情的这类事情，被后来的军事理论家孙武概括进著名的察敌三十几法之中，表述为：“辞强而进驱者，退也。”(《孙子兵法?行军篇》)敌人措辞强硬，示以驰驱进逼之姿态，那是在准备撤退。这一察敌之法指出了战场上的一种复杂情况，提醒人们要根据战场上的实际情况，善于从反面识辨敌人的诈情。
魏寿余：家小“被捕”，“逃脱”诈降
寿余是晋国的大臣，其封地在魏(今山西芮城北)，与秦国隔河相望。《左传?文公十三年》、《史记?秦本纪、晋世家》记载，晋国为了招回已降秦国的本国谋臣士会，乃使魏寿余假装以魏邑叛晋投秦，晋人故意捉拿了他的妻子儿女，让寿余只身逃脱，寿余逃至秦国，提出愿将魏邑献秦，得到了秦康公的信任，寿余于是暗中联络士会，最终逃归晋国。寿余要入秦劝回士会，但秦人不会轻易相信和接纳他，于是寿余实施了这一诈降之计。诈降计是向敌人佯示自己立场的转变，利用敌人对自己的相信而打入敌人内部或接近敌人，借机暗中行事。此计的困难之处在于如何骗取敌人的相信，而取得敌人信任的要害还是在于向敌人显示自已立场的转变。
诈降计一般是用苦肉计的方式或携家小逃敌的方式骗取敌人的信任。苦肉计是以本国的惩罚来显示自己的受抛弃地位，向敌人表明自己立场转变的原因，把自己的投降放在能使敌人接受的情理之中；携家小逃敌是以自己对本国义无反顾的诀绝态度显示自已对敌国的信赖。诈降计如果没有其中某一方式的配合，就有明显的诳骗之嫌，会难以取得敌人的信任，使计策落空。
寿余的诈降看来是选择了携家小逃敌的第二种方式。然而，寿余入秦劝说士会后还要返回晋国，若带家小去秦，必会给完成任务后离秦返回造成麻烦。考虑到这些方面，寿余在实施计策时，故意安排让晋国抓捕了自己的家小。这一“抓捕”既把家小留在了本国，避免了后面返国时的麻烦，又借此向外界造成了声势，同时向秦国显示了自己与晋诀绝的初衷和晋国对自己“迫害”的实情。寿余在这里是把携家小逃敌作为一种没有实现的初衷显示出来，把苦肉计中的受迫害通过家小被“抓捕”显示出来，他没有付出任何代价，却同时从两种方式上向秦国证明了自己投降的真实性，这是他实施诈降计的最为高明之处。
三国时代，吴国大将黄盖为火烧赤壁而诈降曹操(见《三国志?周瑜传》、《资治通鉴?汉纪五十七》)，小说家罗贯中据此演绎出黄盖以苦肉计诈降曹操的故事(见《三国演义》第四十六、四十七回)，这都是与寿余诈降计实质相同的事情。
赵盾：设计诈降，智骗秦人
《左传》记载了公元前614年晋人“使魏寿余伪以魏叛者以诱士会，执其帑(即孥，指妻儿)于晋，使夜逸(即逃跑)”的事情；《史记》两处记载了晋执政赵盾等人“佯令魏寿余反晋降秦”的诈降计。《列国志》第四十八回据史载生动地描述了晋人实施这一诈降计的具体过程。赵盾欲招回降秦的晋人士会，决定以诈降计让寿余打入秦国，暗中行事。计谋商定后，赵盾这天奏知晋灵公说：“秦人屡次侵晋，宜令河东诸邑宰，各组成团练甲伍，结寨于黄河岸口，轮番戍守。”赵盾还提议如戍守失利，就削夺邑宰的封地，并提出让魏邑首先带头戍守。灵公同意了赵盾的御秦办法，即召来魏邑之宰寿余，交代他组织团练，准备戍边。寿余对灵公说：“臣从未知军旅之事。况河上(指黄河之界)绵延百余里，处处可济，暴露军士，守之无益。”赵盾在旁大怒道：“小臣何敢挠吾大计？限汝三日内，取军籍呈报！若再抗违，当正军法！’’寿余含怒回家，他向家人说明难以遵命戍守的情况，吩咐人收拾车马，准备投奔秦国。当天晚上，他闷闷不乐，索酒痛饮，因为饭食不干净，借故将厨师鞭打百余，扬言欲杀之。厨师瞅机会逃掉，至赵盾之府告发了寿余欲叛晋投秦之事，赵盾遂派韩厥率兵去抓捕寿余全家，韩厥故意放走寿余，将其妻子儿女全部擒获，关进狱中。寿余则连夜逃至秦国，向秦康公诉说了赵盾对他的迫害，秦康公遂将寿余留在了秦国。
寿余诈降计的实施，是晋人欺骗秦人的一出双簧剧。在剧目中，寿余扮演受逼迫含怨难申的叛逃者，赵盾、韩厥，乃至灵公则充当迫害和抓捕叛逃者的角色。双方按预定的计划配合默契，把剧目表演给他们以外的人们看，并想借观看者传达给秦国，向秦国送去寿余立场已经转变，与晋国互相憎恶的信息。
晋人的这一双簧剧有两个特别的地方：第一，只有在寿余开始了叛逃行为，并且这一行动被赵盾获悉后，晋国才能去抓捕寿余，但按剧目要求，寿余的叛逃必须是背着赵盾秘密进行，使赵盾难以知道。根据这一矛盾的要求，剧目中特意安排了寿余酒后鞭打厨师，厨师含怒向赵盾告发寿余叛逃之密的情节。厨师看来是一个不知剧情的人物，为了让他解决剧目中的一个难题，寿余巧妙地利用其求生欲望和报复心理，刺激他告密于赵盾，这样就使剧目的表演合乎情理。告密情节的安排是把旁观者引入剧中，诱迫他完成剧中角色难以安排的情节，给“观众”增强剧目的真实感。鞭打厨师是双簧计中的计中之计，它使该双簧计体现出了极深的韬略。
第二，韩厥带兵去抓捕准备叛逃的寿余全家，如果这里真的将其全家抓获，后面的诈降就难以实施；但如果漏掉寿余之外的人物，就会给诈降计的完满实施带来麻烦，因而剧目安排韩厥只抓获寿余的妻子儿女，而有意放走寿余本人。剧目的困难不在于达到这一抓捕结果，而在于这一抓捕结果的实现要表演得合乎情理、天衣无缝，不把任何疵漏留给“观众”。通过这一高难度的双簧表演，晋人要抓捕扣留寿余的家小，以此作为对寿余的“迫害”，且免除后面用计的麻烦，同时又放走寿余本人，让这一“受害者”赴秦国用计。捕家小而放其本人，是该计具有难点的一个高明之处。
《列国志》据有关史载而演绎出的这一晋人诈秦的双簧计，含有对《三国演义》中“周瑜罚黄盖”一事的借鉴和发挥。